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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赖文.老年人犯罪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程东宁.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网开一面[J].人民法院报,2003(4)
费平金进.当前老年人犯罪增长应以重视[J].
易明刚.老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研究[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报,2002,3,1(57-58)
吴宗宪.老年男性的犯罪心理[J].政法论坛,1992(3)
陈丽平.关爱老人就是关爱自己[N].法制日报,2003(5)
郭金亮丁桂枝.论我国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J].求索,2003(4)
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1989
侯玉波.人格与社会心理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2000,9,5(719-724)
赵俊康.中国大陆农村老年保障问题[J].
陈永革李缨.老年人犯罪的英法问题刍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报,2003,12(12)
【摘 要】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不管是对于监狱还是罪犯来说都是一项“厚积薄发”的工作，现阶段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正处于一个积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监狱只有在观念上解决一个“浅”字，态度上纠正一个“偏”字，实践中克服一个“盲”字，效果上防止一个“虚”字，力量上解决一个“弱”字，才能最终实现心理矫治工作“滴水穿石”的功能，促进罪犯重塑健康人格，最终成为社会守法公民。
【关键词】监狱 罪犯心理 矫治工作 突出问题
1981年全国第八次劳改工作会议提出对罪犯心理进行研究的要求，1985年开始在监狱运用心理测量表来测量和研究罪犯，正式拉开了中国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实践的序幕。1991年黑龙江省率先开始了罪犯心理矫治试点工作，此后，辽宁、山东、上海等省市也先后开展试点工作，一些成功矫治罪犯的案例证明，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在矫正与教育改造罪犯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其帮助罪犯消除违法犯罪心理、养成健康人格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收到了其他改造方法无法达到的效果。但是由于受各监狱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罪犯心理矫治效果的差强人意，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在部分监狱一直处于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状况，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思想认识不够统一，理解把握不甚到位；研讨多、实践少；学习多、应用少；喊得多、做得少；虚功多、实工少”等现象，有的监狱甚至还存在“只听楼梯声不见下人来”的情况。笔者作为一名战斗在监狱基层一线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人员，深感当前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遂就此抛砖引玉，谈点个人浅见，以资同仁斫正。
一、思想观念上应解决一个“浅”字。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是适应全国监狱系统罪犯劳动逐步由室外向室内、由分散向集中、由农业向加工转移，有心理问题的罪犯呈增多趋势的新时期监狱工作的新特点，突出教育改造质量，深入坚持依法治监、科学管教罪犯所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其反映了新形势下监狱工作的客观规律，顺应了监狱工作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笔者有幸参加了司法部在扬州大学医学院开设的第一批全国监狱系统心理咨询师培训班，通过历时半年的学习和7年的心理矫治工作经历，深知此项工作立意高远、深思熟虑，对监狱和社会的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监狱警察甚至参与过心理咨询师培训的警察对此项工作的认识缺乏应有的深度，一知半解、人云亦云、上云亦云，推崇“心理矫治万能论”有之，片面夸大罪犯心理矫治效果；鄙于不屑者的有之，认为只不过是解决女警安置，迎合上级机关的“花架子”；缺乏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正确认识，简单、片面、盲从。由于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缺乏有深度的理解和掌握，故而此项工作在有些监狱开展的也是装装门面、勉强应付，而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概括起来可以用“起步晚迈步急”来形容。从1981年提出开展罪犯心理研究至今，短短的30年时间，全国监狱系统经历了体制改革、布局调整等翻天覆地的变化，犯情狱情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更加复杂和多变，“稚嫩”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注定要经历“好事多磨”的过程。存在不足与问题并不足为怪。关键是要认真的加以解决。特别是针对警察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认识浅薄的问题必须从警察的心理健康教育入手。这不仅仅是有效缓解目前警察心理压力过大、心理调适方式欠缺的需要；还可以让全体监狱人民警察从心理健康教育中感受到心理矫治工作的魅力，让其将自己所学应用到矫治罪犯的实际工作中，形成监狱心理矫治工作“助人自助”的新格局。笔者通过学习之后发现对自己的心理成很有好处，在日常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时，我经常与罪犯分享这些心理成长故事，形成与罪犯的共鸣，促进了矫治效果；在警察中普及心理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让警察深刻体会到警察心理健康与罪犯心理健康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双赢”关系，这样可以有效深化警察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深刻领会其是区别于传统手段的第四种教育改造罪犯的有效方法，并可以有效促进监狱整体工作的提升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工作态度上应纠正一个“偏”字。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开展的好坏关键在警察的工作态度上，如果全体监狱警察都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思想高度统一、工作态度明确，重视有加则会自觉行动。只有这样，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才有原动力，才能有坚实的警察基础和工作基础。当前，警察中还明显存在工作态度上的误区和偏颇。有的警察认为搞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是监狱领导和业务科室的事情，与基层警察关系不大，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的警察认为罪犯心理矫治目标过高，可望而不可及，纸上谈兵，落实不了；有的认为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不过是迎合上级领导“口味”，体现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的演示手段，“中看不中用”。诸如这些工作态度上的偏颇认识直接影响到警察投身心理矫治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难以把这一科学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转变成警察的自觉行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上面喊破嗓子，下面不甩膀子”的状况。“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你事业的高度和人生的高度，”态度上的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行动上的步调一致。一定要教育引导警察特别是基层一线警察，克服障碍，跳出误区，提高工作责任心，提升工作执行力，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配合业务科室和心理矫治工作人员，做好罪犯的日常心理辅导工作和信息反馈工作，身体力行投身于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中。
三、实践过程中要克服一个“盲”字。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密规划、精心准备才能卓有成效。但由于其“起步晚迈步急”的原因，现在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仍缺乏指导性的意见和形成共识的普遍经验，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从1981年开始至今短短的30年时间，理论研究还很欠缺，实践操作还存在很多弊端，专业技术培训粗糙，专业技术人才奇缺。虽然司法部印发的《关于加强监狱心理矫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监狱心理矫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提出了主要内容、要求和保障措施，但仍旧还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对监狱一线的心理矫治工作缺乏可操作性的措施和意见。监狱应大胆探索，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之路。“存在即合理”，“适合自己才是
最好的”，目前有的监狱形成了“监区、科室、监狱”三级罪犯心理矫治网络，实行心理咨询师派驻工作制度，每个监区都有1至2名固定的专业心理咨询师，罪犯可以预约谈话。监区在基层具体负责罪犯的心理辅导工作和信息反馈工作，科室进行专业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和对监区的业务指导，监狱负责总体工作督导和对疑难杂症的集体攻坚，三级机构环环相扣、丝丝相连，每月召集一次心理咨询师业务讨论会，每季召集一次疑难杂症攻坚会，每年一次总结研讨大会。但由于受现实监狱工作环境影响和专业理论水平的限制，其组织架构上的优势还是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工作效果上要防止一个“虚”字。
在罪犯中开展心理矫治工作，其目的在于强化对罪犯的服刑指导、关注罪犯心理健康、培养罪犯健康人格，提高罪犯服刑素质进而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促进监狱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不是为了图形式、搞花架子，应付上级领导检查.因此，监狱必须讲求工作实效，确保矫治质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存在很多“务虚”的情况。一是下的功夫“虚”，嘴上汇报一套套，计划总结一本本，应付上级检查的本本齐全，实践操作的案例很少；二是上级检查“虚”，现在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还没有一套统一规范的检查评比衡量标准，仍旧停留在“指标数”考核的水准上，即每年从数量上完成多少名罪犯心理矫治即可；三是上报材料“虚”，统计上报材料掺假、浮夸应该不是个别现象。这些“虚头吧脑”的做法对罪犯心理矫治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监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认真对待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心理评估、心理干预、个体矫治、团体咨询只要适合罪犯心理矫治的，有利于监狱安全稳定的都要>:请记住我站域名/
关键词：犯罪心理测试；伦理；途径
犯罪心理测试是在一定的社会人际关系中进行的一种社会心理测试。因此，在实测过程中，除了心理科学的考虑外，主试必须考虑到足够的伦理学问题。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犯罪心理测试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活动，把特殊的人（如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可疑人员）作为测试对象，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相对特殊的伦理关系[1]。广义的伦理贯穿犯罪心理测试的整个过程，包括测试前的准备活动、具体的测试过程以及测试结果使用等方面。
一、犯罪心理测试中的伦理问题及原因分析
广义伦理准则并不是本学科所特有的，而是所有科学研究主试需要遵循的学术伦理和道德，譬如不篡改数据、维持数据的真实可信等[2]。而笔者所讨论的主要是狭义的伦理，即在犯罪心理测试进行过程中，主试与测试对象互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总体上讲，国内学术界已经意识到犯罪心理测试过程中伦理规则的重要性，但受制于多种因素，伦理原则落实起来仍有较多不足。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测试过程中一些主试并没有将伦理问题上升到足够的重视高度；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伦理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不同犯罪心理测试主试可能对同一伦理规则有不同的理解。而在制度顶层设计方面，国内机构并没有普遍制定或公布正式的行为规范，指出哪些专业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不被认可。认识分歧、制度缺乏是目前国内犯罪心理测试工作忽视伦理问题的两个重要原因，而前者尤为突出。统一的伦理规范有助于建立有效的伦理审查机制，也有利于其发挥作用。例如，犯罪心理测试中一般要征求测试对象参与测试的意愿，这个原则没有很大的争议。即便是对所谓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不道德甚至非法的手段强迫其接受测试也是不被法律许可的。自愿的前提是参与者必须知情，了解测试目的和过程，这要求主试必须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然而，现实测试中存在两种例外情形。首先，某些测试采取隐秘的方式，并不告知参与者，比如主试隐瞒身份参与某种测试，采取观察或者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倘若告知测试对象，那么很有可能测试无法进行。这是犯罪心理测试中科学要求与伦理要求的冲突。因而要求主试在具体的测试中合理权衡，在与测试对象互动中互相妥协，在没有严重影响测试对象的权利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隐瞒测试过程，或者测试后给予参与者一定的说明或补偿。可见，伦理规则并非绝对化、统一化的，而是要求主试有高超的智慧和良好的道德，将科学要求和伦理要求在测试实践中统一起来。此外，主试需要区分欺骗和必要的技巧。在犯罪心理测试中，如果直接介绍测试的计划是“了解你嫌疑程度有多大”，这样，测试对象就会倾向于调整他们的回答和行为，以显得不存在犯罪嫌疑。采用一定的技巧，不代表就是恶意的欺骗，但同时能测试回答的效度和信度，不失为一项合理的选择。其次，有案例显示，即使测试对象知情，但仍有可能不同意参与测试。笔者认为，原则上主试需要尊重测试对象的选择，不得强迫他们参与测试。但是，考虑到“自愿”作为测试对象的一项权利，基于权利的可让渡性，主试可以采用其他合理手段使测试对象同意参与，比如给予物质补偿或者心理抚慰。同样的道理，心理测试不能对测试对象有害。尽管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该伦理，但是完全遵守这条规则是相当困难的。测试的目的是通过选取样本，采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样本资料，从中发现、证伪或验证某种现象。测试设计不当、提问有失礼貌都有可能伤害测试对象。除了这种可能的显性伤害外，“测试”本身作为一种生活介入因素，即可能对测试对象产生隐性不良影响。在测试实践中，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限制，主试不可能预料所有后果，但伦理规则还是要求主试永远提高警觉，不断自问是否会对测试对象造成伤害。在伤害不可避免时，亦要权衡测试活动的重要性及相对的危害性[3]。
二、提高犯罪心理测试主试伦理水平的途径
根据以人为本的伦理学学说，犯罪心理测试中的伦理可以分为两部分加以论述：其一是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所必须遵循的实事求是、严谨审慎的一般伦理原则；其二是作为以人为测试对象的犯罪心理测试主试所必须遵守的特殊道德原则。提高犯罪心理测试主试伦理意识水平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应用制度化设计，明确犯罪心理测试主试的一般伦理范畴
通过加强行业管理顶层设计，努力做到在犯罪心理测试活动中，主试自始至终都应该奉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审慎的工作作风。大多数主试都能够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测试中采取诚实客观的态度，力图报告事实。然而，由于受到测试仪器、测试方法或者主试自身的期待心理，有的人可能无意地歪曲了事实。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歪曲其实是可以通过科学家严格谨慎的测试态度来消除的。在测试过程中必须力求精细、严格，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得出结论时务必仔细核对、小心谨慎，容不得半点大意。唯有如此，心理测试才能真正客观、准确。
（二）重视针对被试的伦理原则的落实
犯罪心理测试以人的生理心理为测试对象，以人为被试，为犯罪心理测试带来诸多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涉及被试人员的犯罪心理测试必须遵循以下伦理原则。
1.切实保障被试的知情同意权
切实保障被试的知情同意权这一原则要求被试有权利了解测试目的和内容，并仅在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参与测试。主试在测试进行之前必须如实告知被试测试的目的、程序以及测试所具有的特点，包括那些可能导致有害影响的部分。即使这种告知可能影响被试乐意参与测试的程度，主试也要如实履行这项义务。
2.保障被试在测试中途有退出的自由
保障被试退出的自由这一原则要求主试必须尊重被试的自由选择，允许被试在任何时候放弃或退出测试，被试应当被告知自己有权利随时选择放弃测试。
3.保护被试免遭伤害
保护被试免遭伤害这一原则要求主试在测试进行时和测试完成后，都必须确保被试不会因为测试而产生任何不良反应。在测试过程中，主试必须对被试的状态保持密切注意。因为即使是最缜密、危险程度最小的测试计划都可能产生未曾预料的后果，所以主试应当随时准备向被试提供帮助和建议。
4.保密原则
所谓保密原则就是指在未经被试许可的条件下，主试不应泄露被试在测试中的任何表现，尤其是被试的个人信息。保密原则看上去简单易行，但实际执行时却有可能遇到道德的两难境地。比如，在测试中发现某个被试患有明显的抑郁症却从未得到治疗，主试究竟应该遵守保密原则而忽视被试可能遭受的潜在伤害，还是应该打破保密原则将情况告知专业临床心理专家以促进被试心理安全？在这种两难境地下，主试必须进行衡量：到底哪个道德准则更为重要？如果主试坚持对该被试进行治疗，他可能会怀疑主试侵犯了他的隐私，因而会产生持久的愤怒和不信任；如果主试选择遵循保密准则，那么该被试就会处于严重的抑郁状态而不接受任何治疗。如此看来，保护被试免遭伤害比坚守保密原则更加重要。因此，犯罪心理测试的伦理规范必须建立在实效的基础上，即主试必须首先做到最好地保护被试，然后才考虑如何完成一项有意义且有效的测试。这就是科学测试有效性与道德伦理的统一。
总之，我们务必要重视对犯罪心理测试主试行为进行伦理心理学解剖分析，加强犯罪心理测试主试个体道德规范，对犯罪心理测试主试道德培育的建言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本文是一次从现代伦理学视角探讨犯罪心理测试职业伦理的尝试。
[1] 谈际尊. “科学伦理”研究范式的转换[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7， 02.
[2] 尚东涛. 技术伦理的效应限度因试解[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 05.
一、过失犯罪的概念
过失犯罪是与故意犯罪相对应的一种犯罪类型。两者区别的关键，即在于行为人对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之心理态度的不同。因而界定过失犯罪的概念，首先就必须对犯罪过失和犯罪故意的区别进行分析。
就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标准而言，国外刑法理论界曾经有过认识说、希望说、动机说、盖然性说和容忍说诸种见解[①].但由于无认识说将过于自信过失纳之于故意的范围之内，希望说将间接故意拒之于故意的范围之外，盖然性说中的危害结果发生可能性大小的难以判定性，因而这几种学说目前已为多数学者所不采；惟有主张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相结合的动机说和容忍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目前中国刑法和刑法理论主张容忍说。在具体区分过失与故意的界限时，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应分别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在认识因素上，故意是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过失是应认识而未认识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或者虽已经认识而同时又否定了这种认识；在意志因素上，故意是行为人对发生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意志态度，过失是行为人根本不希望自己行为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态度。但是，目前也有学者认为，区分过失和故意，无须究明行为人对发生的危害结果的意志态度问题，仅从认识因素上就足以将过失和故意区分开来了。故意是行为人对事实的存在或发生有认识，而过失是行为人对事实的存在或发生无认识[②].
我们认为，从理论上看，该观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过失和故意应受责难的根据，也可能将过失和故意区分开来，但从充分说明过失和故意的区别和应受责难的程度上看，仅从认识程度上考虑恐怕还不够彻底。因为，向来考察一个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根据须从人的知、情、意方面来说明。就行为人实施了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而言，明知该行为会造成危害结果还要实施，就表明行为人具有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的意志；虽然应认识该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未认识，仍实施了该行为，就表明行为人假如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话，就不会实施该行为，因而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根本不希望、排斥的态度（当然，过失中的意志态度并不在于说明过失应受责难的根据，而在于说明何以过失应较故意受更轻的责难）。只有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才足以说明过失和故意应受责难的根据和程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在心理层面上，区分过失和故意时应同时考虑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并认为过失在认识特征上表现为不注意[③]，在意志特征上表现为不希望、排斥危害结果发生的意志态度，只是该意志须借助于不注意来把握；故意在认识特征上表现为有认识，在意志特征上表现为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其次，要在心理层面完整地揭示过失的含义，还必须对过失和无罪过心理的区别进行分析。两者都是对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不注意，都是根本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后者中的行为人是根本不具有注意的能力，因此，无论从伦理、道义还是法律上都不能责难行为人。而前者中行为人则具有注意的能力而竟然不注意，因此，要对其进行责难，就具有了伦理和道义上的合理根据。
这样，对过失的心理层面上的含义，就可以说明为是一种虽非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具有注意能力而不注意的心理态度。只是，要对行为人的过失心理进行法律上的责难，还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根据，即行为人可期待地[④]违反了注意的义务。因此，犯罪过失的概念可以界定为“虽非故意，但有注意义务也有注意能力而可期待地不注意的心理态度”。相应地，过失犯罪的概念就可表述为“虽非故意，但有注意义务也有注意能力而可期待地不注意，致使自己的行为造成刑法规定的危害结果而构成的犯罪。”
二、过失犯罪的构成
认定犯罪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格或者标准。就中国刑法认定犯罪构成的规格而言，尽管目前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修改或者完善，但通说认为目前中国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说大体上是科学的，是适合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犯罪的需要的。我们也持这种见解。因此，我们认为，构成过失犯罪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第一，犯罪主体要件，即已满16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在少数过失犯罪中，单位也可以成为其主体。第二，犯罪主观方面要件，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是出于过失的心理。第三，犯罪客观方面要件，即行为人实施了违背刑事义务的行为，并造成了刑法所禁止发生的危害结果。第四，犯罪客体要件，即过失行为因造成了某种严重的危害结果而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对于过失犯罪的主体要件和客体要件，在过失犯罪理论中并没有予以特别研讨的必要，因此，下面仅对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略作探讨。
（一）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
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当然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通常把人对事物的心理态度从认识和意志两个方面来把握。就过失而言，其在认识层面上，表现为行为人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在行为时不注意；在意志层面上，由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造成之危害结果的不注意，因此好象也谈不到意志态度的问题，但从与故意的意志态度相区分的角度上看，就能够得出在过失犯罪中行为人于行为时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根本不希望发生的结论。只是这种意志态度，仅仅能够说明何以过失犯罪行为人应受到比故意犯罪行为人轻得多的惩罚，并不能够说明过失犯罪行为人应受惩罚的根据。因此，为了能够说明过失犯罪人应受惩罚的合理根据，就必须也只能关注其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的不注意。对行为人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追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种：一是行为人没有注意能力。因此，无论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不能将发生的危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二是行为人本来是具有注意能力的，只是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注意能力。因此，一般来说，由于行为人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注意能力（或者预见能力，或者避免能力），致使发生了危害结果，就值得责难了。但这只能说对行为人的责难具有了事实的、伦理或道义上的根据，还不能肯定就必须对行为人进行责难。要对实施某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进行责难，还必须肯定行为人本来担负着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如果法律并未要求行为人必须履行某种注意义务，那么行为人没有充分发挥自己本来具有的注意能力时，就不能让行为人受到法律的责难。这样看来，一般情况下，只要肯定行为人负有某种注意义务，本来具有履行义务的注意能力而由于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注意能力，就可以将其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不过，应当注意的是，目前在不少国家，都主张用期待可能性来解决罪过的构成问题。因为，虽然行为人对发生的危害结果具有故意和过失，但是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存在着一些因素，致使在客观上法律不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的行为时，也阻却故意或过失。中国虽然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期待可能性问题，理论上在以前也很少探讨，但目前已有学者主张中国应参考、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决诸如故意和过失等问题。我们认为，尽管目前在中国刑法上对期待可能性问题没有涉及，但在现实中也客观上存在着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决的问题，如有些防卫人在惊恐、紧张状态之下实施反击行为，造成了过当的结果的情况即是，如果坚持通行的具有注意能力的人违反了注意义务即构成过失的观点，防卫人就可能要承担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这样显然对防卫人过于苛刻。因此，我们也主张，在过失的构成中，容进期待可能性的要素。这样，就应当将过失作为“本来具有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的人可期待地违反了注意义务”来把握。1499，806
（二）过失犯罪的客观要件
将过失犯罪的客观要件理解为行为人违反刑事义务，实施了某种行为，造成刑法禁止发生的危害结果，应当说是理论上的通行见解。这样，实施了违反刑事义务的行为、发生了危害结果、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是过失犯罪客观要件中的构成要素。对于后两者，可与以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故意犯罪作同样的把握。因此，这里值得研究的是违反刑事义务的行为特性。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从过失行为的客观性上看，行为人违反的刑事义务，无外乎是法律要求其履行的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那么，该义务和注意义务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从严格维持过失犯罪理论上的构成要件来说，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是法律要求于行为人在客观上必须保持某种不作为或实施某种作为的义务，注意义务是法律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义务。因此，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但即使如此，两者也不是毫无关系的，而是应该也能够统一于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之中。即两者分别从客观行为方式和主观心理态度上来说明行为人担负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因此，我们主张，从方便实务中过失犯罪认定的程序上讲，应当将注意义务作涵盖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的义务来把握，即注意义务包括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基于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而考虑究竟采取何种措施（作为或不作为）才能够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和基于该种考虑而在客观上采取措施（作为和不作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
第二，过失行为是否必须是具有某种危险性的行为？从危害结果已经发生的角度看，过失行为当然应当是具有某种发生危害结果危险性的行为。但就行为本身而言，有时候对某种行为是否具有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性并非能够很容易地判定，尚须结合行为实施当时的时间、地点、天气等诸多因素进行衡量。但也可以说这些因素同时也是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的要素，因此，在实务中，并没有特别判定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的必要。
第三，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的认定。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当然是指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通常并不难认定。但在下面两种情况的过失犯罪中，其实行行为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应当注意：一是行为人具备从事某种危险性行为的资格或能力而从事该种危险行为，如拿到汽车驾驶执照的人从事驾驶汽车这种带有危险性的行为即是。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具有过失仅限于行为人违反了应当谨慎从事危险性行为的义务，如汽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交通运输管理的法规或习惯、常理而安全行车的义务。因此，该种情况中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就是违反了有关安全从事危险行为的义务的行为。二是行为人本来不具备某种资格或特殊技能，而竟然从事了需要具备该种资格或特殊技能才可从事的带有危险性的行为，并由此造成了危害结果。对此，学者们通常认为应对行为人以过失犯罪处罚[⑤].在该种情况中，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并不是行为人违反了安全从事危险行为的义务的行为，而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等禁止不具有特定资格或技能而从事需要该种资格或技能才可从事某种危险行为的义务的行为。如不具有驾驶员资格的人竟然从事了驾驶汽车的行为即是。
三、注意能力的概念与判定标准
（一）注意能力的概念
什么是注意能力？中国有学者认为，注意能力是指个体对特定客体引起、保持和集中注意的一种个体能力，它是在个体生理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和实践活动的熏陶和锻炼而形成的[⑥].但是，这种仅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表述尽管对研究注意能力问题有一定的意义，但过于抽象，缺乏对注意能力内在涵义的揭示，无法对犯罪过失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内容作出明确的说明，因此仅为个别学者的观点。目前在中国刑法理论界，学者们界定注意能力时，往往侧重于揭示其内在涵义，但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一种观点认为，注意能力就是认识能力[⑦].甚至有学者认为注意能力、认识能力、注意可能性和认识可能性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只是称谓不同而已[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论述到，无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都离不开注意能力。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中，行为人具有注意能力但根本没有发挥这种注意能力，以至于对危害结果没有预见。在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中，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似乎与注意能力无关，但实际上行为人并没有确切地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内在机制，以至于轻率地作出危害结果不会发生的错误判断，这里存在一个注意能力没有正确、充分地得以发挥的问题[⑨].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完全在主观范畴内来理解注意能力的内涵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注意能力不同于认识能力，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刑法学上“注意”一词的涵义，不仅包括内部的注意，即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一定对象，而且包括外部的注意，即在内部的注意的基础上为一定行动，以避免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结果发生。因此，刑法学上注意能力的概念，其内涵不仅应包括内部的注意能力，即认识、预见危害社会结果可能发生的能力，而且还应包括外部的注意能力，即在认识、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以避免结果发生的能力。刑法学上的注意能力，就是这种认识能力和避免能力的统一[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实际上对注意能力内涵的理解已超出了它应存在的主观范畴的范围。
对于第一种观点，如果从把注意能力纯粹当作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来看待的话，这种观点界定注意能力的思路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但是有学者认为这种界定有些失之过窄，而且这种观点把认识能力与注意能力等而为一同时贯彻到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中，没有区分出疏忽大意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与过于自信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的内在差异，因而不够妥当[11].我们认为，从单纯能够成立犯罪过失的角度来看，对于疏忽大意过失行为人而言，只要其具有对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认识能力就已足矣；而对于过于自信过失行为人而言，虽然其曾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他没有充分发挥本来具有的能够认识到其赖以轻信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有利条件实际上并不足以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进而行为人实际上还存在着这样的能力，即能够认识到究竟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这也是成立过于自信过失对认识能力的要求。对于这种认识能力，第一种观点并没有明确地揭示出来，因此前述学者指责其界定的注意能力失之过窄，并非没有道理。但对于这种观点把认识能力与注意能力等而为一同时贯彻到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中，没有区分出疏忽大意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与过于自信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的内在差异的批评，我们认为并不见得妥当。因为第一种观点虽然没有完全揭示出疏忽大意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与过于自信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的内在差异，但不能说其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差异，这一点从前面对观点的介绍就可以看得出来。再者，如果把注意能力纯粹当作主观上的范畴看待的话，这种能力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进而对究竟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之能力，在此一点上，将注意能力等同于认识能力是完全可以的。
对于第二种观点，其界定的注意能力实际上已超出了犯罪主观方面的范围，该观点主张注意能力不仅是主观上认识、预见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而且也是行为人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在认识、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如果把注意能力纯粹当作犯罪主观方面的范畴，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观点当然存在着将注意能力的范围界定得过宽的不妥，但是全面地衡量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说其虽未明确但却实际上已经不再象第一种观点那样仅仅局限于认识、预见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的能力上，而是进而把行为人具有的认识究竟采取怎样的措施方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也一并涵括于注意能力之中。自此方面而言，我们认为，该种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将注意能力完全当作主观的范畴来看待，还是象第二种观点一样将其作超出主观方面范围的范畴来看待？如果是前者，当然就能够符合从主观方面探讨犯罪过失构成的目的，这同时也是绝大多数学者的见解；但是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过失犯罪，在客观上毕竟还存在着必须解决行为人实际上是否具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的问题，仅仅为了犯罪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区分的严格性，就把同属于行为人自身所具有的紧密相连的两种能力硬生生地分开，这样做合适吗？这样做有利于过失犯罪的认定吗？有没有把问题复杂化而不利于实践操作的倾向？如果是后者，当然存在着一种注意能力是主观特征，另一种注意能力却具有行为特征的不够妥当的问题[12]，但是它却使两种本来就具有不可分割关系的注意能力得以妥当的配合，便利司法实践中对过失犯罪的认定（对于这一问题，由于涉及到是否也要把注意义务视为主观的范畴的辨析，故留待后面探讨。）。总之，两者各有所长，各有其短。但从研究注意能力的终极目的考虑，我们认为，不妨取后者而舍前者，即应将注意能力表述为：行为人所具有的认识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能力，认识自己究竟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和基于上述认识而采取措施，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
（二）注意能力的判定标准
在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判定注意能力的标准，是完全采用主观说的标准的[13].中国大陆刑法理论在判断行为人有无注意能力的标准上，则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从目前的状况看，在如何判断注意能力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客观说。认为判断行为人能不能预见，应以一般人的一般水平来衡量。一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预见这个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行为人也就应当预见，如果一般人在当时不能预见，被告也就不应预见。至于一般人的水平，则由审判人员依自己的社会经验来判断。该说在中国大陆目前仍有个别学者主张，但对一般意义上的客观说已经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张该说的学者认为，应当对客观说具体表述为：特定一类人在这种场合下能够预见，行为人属于这种特定人员，因此应当预见。并认为客观标准的类型划分主要是依据职业，如汽车司机类，危险品保管类等，没有工作属类的则根据其年龄状况、文化知识水平、社会角色、生活经验等因素予以划定，如家庭妇女类、待业青年类等[14].
第二种观点是主观说。认为判断能否预见，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要考虑到行为人的年龄、知识、智力发育、工作经验以及所担负的职务、技术熟练程度等因素，又要考虑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将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地加以考虑，进行科学分析，作出符合行为人实际情况的判断[15].
第三种观点是折衷说。认为原则上可以采取主观说，因为，能不能预见，属于人的认识因素，而各个人的认识是不能脱离开各个人的具体情况的，所以不能提出过高的他无能力达到的标准来要求他，这样做比较切合实际。但又认为，强调主观标准，并不是否定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还要适当考虑客观标准。因此，这种观点实际上说，在判断行为人能否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时，应以主观标准为主，结合考虑客观标准[16].
我们认为，自近代以来，刑法一直倡导的是罪责自负、主客观相一致兼顾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理念。而客观说的主张则与此格格不入。它以社会一般人的注意能力来取代行为人个人的注意能力，其造成的结果：一是行为人刚好具有一般人的注意能力。在此情况下，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其过失责任，与上述理念都是一致的。二是行为人本不具有一般人所具有的注意能力却被推定具有了一般人所具有的注意能力，而被以过失追究了刑事责任，显然与主客观相一致的理念相背离，是一种客观归罪，而且也使刑法失去了保障人权的机能；三是行为人本来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注意能力却被推定为象一般人一样不具有注意能力，而逃脱了刑事责任的追究，放纵了犯罪，也使刑法失去了保护社会的机能。因此，客观说应当被彻底否定。而主观说则刚好克服了客观说的不足，与刑法的上述理念完全吻合，因此，应当得到坚持。只是，主观说毕竟关注的是行为人个人的情况，判断的标准不具有类型性，在司法实务中单纯实行主观说来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能力，得出的结论恐怕还不够可靠。而折衷说坚持以主观说为根基，同时将以客观说得出的结论与以主观说得出的结论进行相互的反复比较、印证，就为主观说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提供了保障。因此可以说，折衷说完全克服了客观说和主观说的不足，而兼具了两者的长处，应当是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能力的正确见解。
为了彻底理清判定注意能力的标准问题，还应当说明一个问题，即判定业务注意能力和普通注意能力的标准是否应有所不同？虽然业务上的过失犯罪违反的多是明文规定的注意义务，但也有违反业务活动中的习惯或常理上所要求的注意义务情况的存在。因此，对上述问题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对于违反明文规定的业务上的注意义务的情况，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过失犯罪，通常只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应知事实上有明文规定的注意义务存在，就可以判定行为人具有业务上的注意能力。这种推定机能是很强的。但不能因为业务上的注意义务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及容易认定，对判定业务上的注意能力具有很强的推定机能，就认为判定业务上注意能力的的标准是客观标准。事实上，从坚持刑法的罪责自负、主客观相一致兼顾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机能的理念考虑，仍然应该坚持在判定业务的注意能力上采用折衷说的标准，只不过，在这里不需要撇开业务上的注意义务而专门对行为人的注意能力进行判定而已。第二，对于违反业务习惯或常理上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的情况，由于是否有该种注意义务的存在，本身还需要通过对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能力的考察来确定[17]（当然，如果认定行为人不具有注意能力，就可排除其构成过失的可能，因此，不需要再判断其是否具有注意义务。），因此，无法直接通过行为人对该种义务存在情况的认知来判定行为人的注意能力。这样，此种情况下，解决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的关键，就是判定其是否具有注意能力，而对行为人注意能力的判定，仍然是折衷说的标准。总之，我们认为，判定业务注意能力的标准和判定普通注意能力的标准，应是同一标准。
四、注意义务的概念、内容与判定标准
（一）注意义务的概念
论文关键词 犯罪人 犯罪心理 女性犯罪 女性犯罪心理
一、犯罪心理概述
（一）犯罪
尽管不同国家、同学者对犯罪概念的界定有一些不同之处，但笔者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犯罪的概念都应该是由这个国家的法律所决定并且由刑法加以明确的。我国《刑法》第13条从犯罪的阶级实质和法律特征的有机结合上，科学地界定了犯罪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法惩罚性的实质性内涵，是关于犯罪的一种科学定义。“犯罪”亦是犯罪心理学中的一种核心概念。缘于犯罪心理学关于犯罪人及其犯罪心理、犯罪行为等概念都必须以犯罪概念为理论基础，对犯罪概念的正确把握决定了学科的严谨性以及学科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我们所说的犯罪的外延大于刑法学概念中犯罪的外延。它是以犯罪发生前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的，它应该是指所有严重危害社会的应受制裁的行为。
（二）犯罪人
对犯罪人的认识是从对犯罪概念的理解中得来的，两者具有实质上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犯罪人”就是指实施了具有违法性、社会危害性，依照刑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并被法院定罪判刑的人。犯罪人作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是犯罪现象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基础。对犯罪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每个犯罪人产生具体犯罪行为的心理机制，对分析整个犯罪心理的结构特征，具有长远的意义。不同的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具有不同的犯罪心理。正像理性选择论者所说，犯罪人是有理性的，在许多情况下，犯罪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犯罪是犯罪人在权衡犯罪的风险与回报、犯罪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和决定的结果。因此，犯罪人在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占主导地位基础上实施的犯罪，必然要对作案对象进行精心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有一定规律的。
（三）犯罪心理
不同的犯罪人具有不同的犯罪心理，犯罪人的犯罪心理是犯罪心理学首要的研究对象。在犯罪心理学中，犯罪心理是指影响和支配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的总和。这些心理因素包括犯罪认知、情感、动机、不良的个性倾向性和个体心理特征以及犯罪时的心理状态等。犯罪心理是犯罪人大脑的活动，它具有内隐性，在没有以语言和动作表现出来之前，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犯罪人的犯罪心理，离不开犯罪行为。因此，通过分析犯罪心理的表现形式，可以正确的揭示犯罪心理的实质。犯罪心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个体在不良的客观环境影响下，在一定的生理素质基础上，依靠心理的内化而形成，是个体在一定时空内整个个格的大暴露，是各种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等大交汇、大融合的产物。因此，本文也主要以女性犯罪人为视角阐述不同环境、不同因素作用下的女性犯罪人及其犯罪心理。
第一，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形势波动、利益冲突、贫富不均、不良交往等。在社会动乱的状态下，必然强化那些对社会怀有敌意人的反社会意识，实施各种具有反社会性、报复性的犯罪行为。这样以来就会打破原有的社会格局，在新的格局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社会失范、心理失衡、利益冲撞。因此，必然催生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其中，个人利益至上观，就会滋生拜金主义和攀比意识，为了追求无止境的金钱而背离社会道德准则。这种主观性和利己性的私利，成为犯罪心理的动力因素和指向目标。在贫富不均的状态下，会使一些人心理失衡，人在心理失衡时，其心理活动往往是焦虑、紧张、不安、攀比甚至嫉妒等，在这种心理失衡过度与复归的过程中，往往会使一些人产生复仇心理。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不良的人际交往，学习和模仿消极的行为模式，甚至包括学习一些犯罪行为方式，以便使犯罪得以“传宗接代”。同时，不良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化个体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
第二，自然因素与犯罪心理。所谓自然因素，指能够诱发、触引或促成犯罪心理形成和犯罪行为发生的各种自然环境和条件。包括地理条件、气候和自然灾害等。当然，单纯的自然因素并不能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和犯罪行为的发生，只有与原有的心理品质和社会因素相结合才能对犯罪心理的形成具有实际意义。不同的地域环境可以为某些具有不良欲望的人提供需要的对象和机会，同时，也为犯罪人实施犯罪和逃匿提供了方便条件，增强了犯罪人的侥幸心理。研究表明，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其犯罪总量和犯罪率比农村同等数量的人口基数要高出很多。不同的社区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也具有不同的相关性。这是因为，不同的社区环境，适合犯罪的条件、犯罪的种类以及犯罪率的高低有很大差异。
二、女性犯罪及其心理
（一）女性犯罪概述
女性犯罪，从字面上来说，即是女性犯罪主体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女性对社会事务的普遍参与，为女性犯罪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女性犯罪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正如美国犯罪学家路易斯·谢莉所指出的：“女性犯罪是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和卷入社会活动的晴雨表。妇女的犯罪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参与犯罪活动的增多与他们的社会作用扩大直接相关。”女性犯罪与其心理生理的矛盾、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与为独立的经济地位的矛盾、依附心理同自我保护能力差的矛盾、生理周期特定心理与其意志脆弱的矛盾存在正相关性。女性犯罪在认识、情感、意志、个性等方面都表现出与社会需要相悖的心理特征。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也为满足妇女的正当权益提供了最大可能和空间。机会多了，诱惑也多了，处在社会环境中的女性，面对众多的机会和诱惑，就会出现道德观念、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冲突，有些女性自然而然就成了犯罪者。
（二）女性犯罪的心理特征
第一，认识肤浅、片面，法律知识匮乏、利己主义的人生观。长期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形成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也使整个女性群体表现出自卑的特性。绝大多数的女性犯罪人脑海里没有一个清醒的用以约束自己行为的法律概念，不知晓最起码的法律常识，更谈不上对法律权威和严肃性的理解。她们评价事物的标准只能是以自己的低级需要和直接经验为准，而不是以传统道德和新型法律，这就使得她们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所诱惑。习惯用直线的思维剪裁多变的社会现实，对社会上的是非、善恶、真假等并存的情形，不能完全的辨别，有时甚至会混淆和颠倒。她们生活的核心是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享乐观，追求颓废没落的生活，同时缺乏良性的道德观念，真伪、善恶倒错，甚至以耻为荣。正如有些卖所讲的“假名假性假地址，骗人骗物骗感情，没有钱什么都不行”。当女性犯罪主体把享乐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思想支柱时，她们就会把金钱视为世界上唯一的神，不择手段的攫取金钱便成了她们唯一的人生追求。在她们看来，世界上的万物都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甚至包括她们自己。除去金钱的损失，她们甚至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痛苦。这种个人利欲恶性膨胀，得不到应有的遏制，经不住客观刺激的诱惑，就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犯罪行为。
第二，情绪特征上的两极性、不稳定性。由于女性受传统文化及生理特点的影响，人格相对情绪化，感情上具有易感性、丰富性、细腻性、不稳定性等特征。由于缺乏道德意识及正确的人生观来控制自己，从而表现的情绪变化无常、波动较大。当理智和情感发生矛盾时，理智不能控制情感，从而使行为完全被感情所左右。有时为了一点利益或是为报答男性对她的帮助，可以“慷慨地”失身，轻易地被唆使去犯罪。一般女性犯罪主体情绪上的多感易变，在杀人女犯中则变现出相对立的特征。女性杀人犯往往情感深沉专一，一旦感情受到压抑或挫折，很容易使她们发生心理上的变异，其深沉、专一的情感结合性格上的内向、孤僻，在长期的忍耐、期望的过程中，会发生质的变化，即演变成典型的由爱到恨。这时，一旦遇到外界的适当刺激，就会出现暴发性情感，支撑着她们去杀人。
三、女性犯罪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未独立的经济地位的矛盾
女性的自尊心和爱美心较强的特点使其较重视打扮享乐，重视物质需要的倾向。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欲望也随之强烈，又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家庭收入的局限，没有自主独立的经济来源，需要得不到满足，内心严重失衡，一些女性经不起诱惑，对物质追求超出了家庭及个人经济所允许的范围，就容易导致各种贪财动机的犯罪发生，典型的如盗窃，诈骗等。
（二）女性生理周期的特定心理与其脆弱意志的冲突
女性在周期由于生理的变化，易导致心理刺激敏感、冲动型强、心情易变、难以抑制怨恨、嫉妒、绝望等消极情绪。女性在绝经期，由于大脑皮层功能和内分泌的变化，其心理变得易焦虑、烦躁、心境变化大，情绪变化大，攻击性增强。日本学者广濑胜世认为，杀人和放火犯罪与月经有密切关系。杀人犯罪、放火犯罪以及盗窃犯罪，有很多都发生在月经前到月经之间。这期间，女性易敏感、易激怒、攻击性强，易于实施各种犯罪行为。根据对日本女性服役者精神医院方面的调查，从月经将来之际到月经开始时实施犯罪的频度，杀人占39.4%，放火占12.6%。同时，女性的意志水平较男性差，其自制力、坚韧性都较脆弱，因此，女性在特定的生理周期中显露出异常的情绪化从而缺少理智，易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三）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时间和程度因素的变化与传统社会观之间的矛盾
摘 要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内处遇方式,在我国正逐步兴起,并积累了一定经验。犯罪学、刑罚学、心理学、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国外先进做法为社区矫正配套性措施的设计和运用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拟构建一套由五项配套性措施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形成的矫正措施体系。
关键词 犯罪 社区矫正 措施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机关和团体监督并帮助其矫正犯罪心理和恶习,改善更生、重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的五类犯罪人。社区的广泛自由度与监狱的紧闭环境相比,有利于罪犯加强与亲属、社会的联系,能够起到良好的教育改善效果。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全新的社会内处遇框架也为具体矫正措施的设计和应用提供了宽阔的空间。
社区矫正配套性措施的设计应围绕以下原则进行:1.减少刑罚、重视对罪犯的教育;2.实行罪犯分类管理;3.运用现代科学成果综合矫正;4.增加罪犯回归社会的可能性。综合犯罪学、刑罚学、心理学、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对犯罪防控的理论贡献,借鉴国外通行做法,我设计的社区矫正配套性措施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一、分类处遇制度
将罪犯按照犯罪性质、情节、人身危险性、环境条件等考量因素分为不同类别和等级,以合理配备矫正资源。对高危险性的罪犯实行高频处遇和实时监控,其行动空间狭窄,并接受全方位的行为矫正治疗。通过分类对每一个罪犯设计符合自身情况的矫正计划,既能够实现分级危险控制,又有利于罪犯正当利益的保护,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良策。分类处遇制度灵活机动,根据罪犯的奖惩表现,各人的处遇等级可升可降。
二、心理矫正制度
犯罪心理的生成是罪犯实施行为的内心惹起因素。定期由心理医生或心理学专业志愿者对罪犯进行心理治疗,能够改变其犯罪心理结构,消除某些变态心理、社会适应障碍、品行障碍及其他心理问题,使其恢复心理健康人格。具体来说,可以开展罪犯心理测试与诊断、再犯罪心理预测、矫正质量评估、心理关怀等诊治活动,逐步减轻罪犯内心与社会的心理对立。此外,对信教的罪犯可以组织修行,请宗教人士以说教的方式对其施以感化。
三、行为矫正制度
对罪犯的行为矫正借助公益劳动、技能学习、思想通联三项活动完成。根据罪犯的特长、爱好、甚至犯罪原因,就近安排罪犯从事固定时限的公益劳动,能够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强化心理矫正效果;为罪犯提供就业咨询和技能学习的机会,则有助于他们提高职业技能,在回归社会后能自食其力;每月学习政策法规,提交思想汇报,与矫正工作人员接触、交流思想,有利于监督人员掌握罪犯思想动态,为其定制或调整矫正计划。这三项活动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社区矫正惩戒、教育、服务的功能,增加了社会对矫正对象的容纳性。
四、量化测评制度
通过建立科学的量化评分标准和测评内容,对罪犯在社区的实际表现情况实行加减分值记录,督促罪犯自律和加强改造,并将测评结果作为罪犯行为评价、分类转化、给予奖惩的客观依据。如,对矫正期间有重大发明、发现的罪犯加3-5分,在期刊上发表文章、论文者加1分,社区劳动旷工者减2分。每月根据测评成绩施以奖惩措施,以此引导罪犯积极表现,自觉纠正不端行为。
五、点名考勤制度
社会矫正的罪犯与监狱在押人员相比拥有更多的自由,为了预防危险,必须加强对罪犯的行动控制,实行每日点名和考勤制度,对其心理施加严密的监督压力。罪犯每日早中晚三次在固定地点集合由社区督察点名,行动不便或其他特殊情况者可实行电话点名或由督察步巡喊话点名。此外,督察对罪犯个人的请销假、社区劳动到位情况、矫正活动出勤情况予以详细记录,作为量化测评管理的考察内容。
社区矫正的配套性措施之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为开放型改造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体系。
分类处遇制度是实施所有配套性措施的基础和首要,矫正机关通过罪犯分类,拟定个人矫正计划和处遇等级,有针对性地施行心理矫正措施和行为矫正措施,并以罪犯的配合程度、矫正效果为依据对其现实表现进行量化测评,最后将测评结果反馈至分类基础再作新的分类调整,制定新的心理、行为矫正措施,如此循环往复以至矫正目的的达成。这一过程中以点名考勤制度作为危险防控的措施,切实保障社会矫正机制的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格刑法; 犯罪人格 ;缺陷人格; 人格; 危险
人格心理学中的人格概念
目前在心理学界对人格的探索已相当深入和广泛，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一个为所有心理学工作者共同接受的人格定义，但从众多的人格定义中可以看出共同的倾向：第一，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价值观、气质和体质等各方面整合的心理组织，人格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二，研究者认为人格是内部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人格表现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及倾向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即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具有连贯性或者说是风格或性质的相似性。正是这一稳定性使得可以通过个体的人格预测人的思想和行为。第三，黄希庭认为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个体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和行为倾向各方面综合作用形成独一无二整体的心身组织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这并不排除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共同性。正是人格的稳定性使得人格得以测量，正是人格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预测性使得有了人格测量的必要。目前，人格心理学已经发展一套完备的方法对人格进行测量。刑法中人格测量与评估恰恰是为了对犯罪人的再次犯罪可能性进行预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对社会造成再次危害。
刑法中的人格概念
刑法中的人格和人身危险性的关系。“人身危险性”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然而严格按照司法程序明确将人身危险性判断运用到定罪、量刑、行刑的过程中却不多见。目前，在司法过程中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往往依赖经验判断，经验判断与规范刑法学的要求不相符，所以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瓶颈就是如何科学评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人身危险性的理论难于付诸实践，于是有学者提出将人格概念纳入刑法视野②。人身危险性这一提法始于刑事人类学派，最早主张定罪量刑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的学者是龙勃罗梭，龙勃罗梭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危险性这个概念，但他认为由生物学因素导致的生理上的异常进而产生的犯罪倾向是人的危险性所在。相反，加罗法洛认为犯罪人以道德情感缺乏为主要标志的心理异常是构成其危险性的主要原因。危险状态一词最早是由加罗法洛在《危险状态的标准》一书中提出的，将其定义为“某些人变化无常的、内心所固有的犯罪倾向”③。菲利则认为犯罪人的生理因素、自然因素及社会因素三方面的综合作用构成主体的“危险性”④。李斯特作为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强调社会的危险性还强调个人的危险性⑤。作为李斯特的学生牧野英一认为犯罪行为是“恶性的征表”，应当重视犯罪主体的心理状态⑥。曾经人身危险性的理论被法西斯恶意利用致使侵犯人权，最终使人身危险性理论一度成了禁忌性的话题，引起了学者的批判和反思。而后，作为激进的社会防卫论代表人物格拉马蒂卡提出社会防卫更重要、更本质的目的是改善的人，主张用“性”概念来代替“犯罪”概念，摒弃犯罪和刑罚⑦。新社会防卫论的代表人物安赛尔对人身危险性理论重新审视并提出在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时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不仅要考虑客观的犯罪行为，还要根据与人格相关的主要因素。安赛尔认为行刑过程是为了让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人格调查是必不可少的，人格调查不仅调查犯罪行为外部的诸特征和有关前科资料，而且还应该组织专家对被告人的生物学体质、心理学反应、生育遗传史及社会等问题展开调查⑧。总之，安赛尔对“人身危险性”没有完全否定，他认为人身危险性与道义责任论二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在“行为人格”上统一，两者都是人格的表现，与行为紧密相连，二者可以共同作为刑罚的依据，安赛尔发展了人身危险性理论。随着刑法观不断演进，出现了以团藤重光为代表的人格行为论者，他认为行为是人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基于行为人的主体性态度所实施的。团藤重光强调责任的基础不仅仅是具体行动，而且是行为者内在的人格，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人格责任论的观点⑨。在团藤重光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大塚仁采纳了人格责任论，并受人格责任论的启发，将这一理论发展深化构建了人格刑法学。作为一种新的刑法学说，其中的人格责任是人格刑法学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石⑩。通过对行为人刑法到人格刑法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发现人身危险性这一概念和人格的关系密切，由最初的危险状态、危险性到个人的危险性、恶性逐步演化为性、主观危险性，最后提出人格的概念。由此可见，刑法中人格的概念是在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使用人格概念来诠释人身危险性既有理论基础又切实可行。刑法中人格的内涵。刑法学界人格一词的涵义是建立在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当前关于人身危险性有代表性的表述主要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对社会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就是人身危险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的统一构成一个人的人身危险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身危险性指的是犯罪人存在的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即再犯罪的可能性。刑法中人格的内涵与人身危险性的涵义一脉相承，故刑法中的人格内涵不同于心理学中关于人格的内涵，心理学中的人格比刑法中的人格外延广泛。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中最具整合性的领域，它关注整体的人，主要从三个层面来研究人：“第一，人类本性的层面；第二，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层面；第三，个人唯一性的层面。”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不是刑法所关注的，刑法所关注的只是犯罪人群的人格特征。心理学研究的第三个层面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而刑法作为部门法，其重要的特征就是权威性、高度统一性、普遍适用性，所以刑法中的人格不关注个体的唯一性、独特性。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二个层面着重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和异同点及某一群体成员的共同人格特征和不同群体成员间的差异性，这一层面的研究能够满足刑法的需要。根据人格刑法观，在定罪量刑阶段就要考虑犯罪人的人格，在行为人做出刑法所规定的行为后综合行为人的人格做出行为人是否是犯罪人的判定活动。因此，刑法中的人格强调的是有社会危险性、倾向于再犯的一种人格类型。早期在系统的介绍人格刑法的过程中将这种人格类型界定为犯罪人格。
犯罪人格概念的提出与争论
犯罪人格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心和争议的话题，争论的焦点包括有无“犯罪人格”和“犯罪人格”的本质特征。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犯罪人格确实存在的。张文、孙昌军、顾婷、李玫瑾等分别为犯罪人格下了定义，对上述几个定义进行分析发现性是犯罪人格的典型特征，即使在没有出现一词的定义中也均强调行为人对社会的规则和法律的无视与反抗。顾婷和李玫瑾二人在对犯罪人格定义的过程中着重强调犯罪人格的形成过程，认为犯罪人格是社会化作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化失败的结果。不同意“犯罪人格”存在说的研究者事实上是不同意“犯罪人格”这一提法，并非真正反对这一群体人格特征的存在。反对者更多地从刑法学这一规范学科的特点出发认为犯罪人格这一用词容易造成歧义，对于一个没有犯罪的人用犯罪人格来形容其自身的心理特征会产生标签效应，有侵犯人权之嫌。梅传强用“缺陷人格”代替“犯罪人格”，缺陷人格这一称谓同样强调社会化的作用，是行为人社会化失败的结果。然而，缺陷人格这一提法忽略了性这一本质的特征，在健康心理学的视角下谈缺陷人格更贴切。李玫瑾认为“犯罪人格即人在后天早年的社会化缺陷下造成的个人长期与违法生存方式相伴，或因违法犯罪而长期与监所为伍，在一种近犯罪化而非正常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较稳定的犯罪倾向和犯罪个性特征”，这一定义尤其强调犯罪人格的动态形成过程，主要从家庭抚养状况、早年经历、生活方式、违法犯罪史等方面来定义犯罪人格的，是动态性犯罪人格的定义。人格的形成与个体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在对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评估时需要考虑犯罪人动态成长过程、重大生活事件等，因此，本文沿用动态的犯罪人格的定义。
刑法中关于人格的界定
沿用动态性犯罪人格的定义同样存在局限性，犯罪人格的群体范围变得狭小了，仍有一些具有特质且再犯可能性高的人群被忽略了，如人格障碍者—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在犯罪心理学中将其称为人格。人格不同于犯罪人格之处在于人格对他人或社会的扰乱或破坏行为是没有理由的，是从小就显现的，不是因为后天的家庭变故或生活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他们情感淡漠，不具有被情感牵制或被感化的现象，类似于龙勃罗梭提出的“天生犯罪人”。在犯罪人群中也不缺乏一些有健全的家庭和生活环境的人，他们缺乏是非观念、自我为中心，缺乏生存能力，好逸恶劳，他们同样为了自己的需要不择手段，无视社会的法律，从而做出各种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将这种人格称为缺陷人格。缺陷人格和犯罪人格的共同点是均是后天社会化失败的结果。李玫瑾将这三种人格统称为危险人格，有先天禀赋为主的危险人格，即人格，还有后天养成为主的危险人格，包括犯罪人格和缺陷人格。研究表明：“这三种类型的犯罪人占总犯罪人群的少数，再犯率高，是重点防控的对象。”因此，刑法定罪量刑中人格评估的对象应该是危险人格，而不仅仅是犯罪人格。余论在系统介绍人格刑法的过程中，研究者认为：“犯罪危险性人格就是一些有可能导致犯罪的人格障碍。”因此在对犯罪危险性人格测量的过程中运用了人格障碍的量表作为量化工具。事实上，人格障碍和犯罪危险性人格是不对等的，分别来自不同学科的两个术语—人格障碍属于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从社会适应、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及统计学的角度下的定义。犯罪危险人格是犯罪心理学的术语，更多从个体能否遵守社会规范或法律制度的视角来谈的。另外，人格障碍的内涵不能揭示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本质—性，因为不是所有的人格障碍都是的。只有人格障碍最突出的特征是性，所以是犯罪心理学研究者关注最多的，而其他类型的人格障碍与犯罪没有必然的联系。进一步说，如果人格障碍者所表现出的人格特征能够代表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本质特征，那么人格刑法中的“人格”测量与评估将不再是一个瓶颈，更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争论和分歧。目前关于人格障碍的测试方法，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已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系统的测试方法。明确了人格刑法中的人格应界定为危险人格后，需要严格按照量表编制的程序和方法完成危险人格的静态的标准化的量表编制。静态化的量表可以对目标群体中的成员重复使用或对某一群体成员同时测量，可以极大程度地简化司法人员的工作量，减少司法人员的主观性。然而，使用静态的标准化的量表也会忽略犯罪人的大量的个性化的信息，甚至是很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在使用静态危险人格测量工具的同时还需要辅以个性化的调查问卷包括年龄、性别、犯罪史、结婚状态、居住状况、家庭关系等，将静态量表和动态因素协调统一起来实现对危险人格的精确评估。
作者:张丽欣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注释】
①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②翟中东：《刑法中的人格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③［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④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⑤翁腾环：《世界刑法保安处分比较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2~49页。
⑥⑧⑨宋伟卫：“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人身危险性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3页，第323页，第382页。
⑦鲜铁可：“格拉马蒂卡及其《社会防卫原理》”，《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第106~112页。
⑩［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改革与法制建设》，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540页。陈兴良：《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郭永玉：《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胡东平：“人格导入定罪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5页。北京大学法学院编：《刑事法治的理念建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518页。
张文，刘艳红，甘怡群：《人格刑法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第156页。
孙昌军，凌辉：“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第5~9页。
顾婷，孙永新，汪明亮：“犯罪人格略论”，《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74~78页。
一、引言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1
1、犯罪性质以盗窃犯罪最为突出1
2、犯罪形式群体犯罪居多2
3、作案手段残忍，犯罪心理扭曲2
4、犯罪年龄逐渐趋向低龄化2
5、犯罪身份以辍学少年人数居多2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心理因素分析2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特点3
1、犯罪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3
2、暴力犯罪比例很大3
3、违法犯罪者的文化素质低下3
4、有组织犯罪较多，3
5、流动人口作案较多3
6、前科罪犯比例大4
7、无业人员比例大4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成因分析4
1、不良动机的影响4
2、自身素质低，抵御能力差4
3、各种文化糟粕的影响4
4、婚姻、家庭因素的影响5
5、学校教育的片面5
6、各种社会因素和舆论的影响5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分析5
1、好奇心理的驱使5
2、盲从意识的作祟6
3、爱慕虚荣的攀比6
5、蓄意报复的躁动6
6、寻求刺激的诱惑6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及对策7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家庭预防7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学校预防8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预防8
摘要：我们知道，在法律上，犯罪是这样一个过程：行为人产生犯罪意识，把犯罪意识付诸行动，并被法律认为犯罪。我简要地把它概括成三个基本点、两个环节，即人形成犯罪意识并实施犯罪，这里包含了形成犯罪意识和实施环境两个环节。所以，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指的就是犯罪意识。人的犯罪意识的形成是复杂的，犯罪意识反映了社会客观环境对人的主观世界的影响，是人凭借自身条件对社会客观环境所形成的认识。
随着当今社会高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网络与通讯等传媒的空前发展，使得青少年一方面以敏感的心灵感受着时代的快速变化，见多识广，早知、早熟、思维变得相当活跃。而在另一方面，青少年地犯罪现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无论从犯罪动机、犯罪形式、犯罪的手段等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青少年本应是天真、烂漫、无邪的，但令我们心酸的是，当今许多青少年却因为各种各样的罪名锒铛入狱或成为少年犯，接受训导，过早地结束了美好的青少年时光，他们的犯罪形式和罪行的严重程度，给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敲响了警钟。
针对当今社会上典型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研究与分析青少年的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犯罪形式、犯罪手段等。在对这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现代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和心理因素，以期能更好地预防现代青少年的犯罪。为从根本上解决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提供相应的方法、途径和措施。
为了预防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和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我国特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本途径，一方面是要针对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及思想品德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还要在教育中讲究方式、方法和策略，把青少年的思想引导到健康向上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还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以进一步净化社会风气，创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彻底根除滋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土壤。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犯罪心理分析犯罪预防犯罪特点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和面临的社会大问题。“违法犯罪青年是指那些沾染上坏习惯，有流氓、偷窃、打群架、赌博等行为，违法乱纪或者犯罪的青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实行了综合治理，曾经一度控制了青少年违法犯罪迅猛增长的势头。但是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至今在许多地方仍然很突出，并
且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14至18周岁年龄段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偏高；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偏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21世纪的主人。青少年的成长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团结、繁荣和昌盛。青少年的犯罪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一直是困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维护社会安定，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课题之一。分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特点，如何从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上寻觅预防其违法犯罪的对策，越来越显得紧迫和重要，对我们法学专业提出了一项非常严峻的研究内容论文。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
在当今物欲横流、网络遍及城乡的年代，各种垃圾网络也是无孔不入的出现，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一些正规的商业网站存在或提供链接的毒害青少年心灵的垃圾内容，同时最容易诱发犯罪的暴力游戏得盛行，在虚拟游戏中使得他们对于实际的犯罪后果淡化，对自身的约束力大大降低。根据近年来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现状研究分析，违法犯罪现状分类如下：
1、犯罪性质以盗窃犯罪最为突出
首先由于大多数青少年贪图吃、喝、玩、乐等物质享受，但又想不劳而获，就从小偷、小摸逐步走向盗窃犯罪的深渊；
其次是强取豪夺、寻衅滋事等犯罪人数众多；
再者，就是模仿电影电视中或暴力游戏中的主人翁做案手法，呈“英雄”，无所顾忌，以致犯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罪行。
2、犯罪形式群体犯罪居多
有些青少年尤其是农村里的孩子由于经济或教育水平等原因而过早辍学，他们无所事事，流浪街头。因此便三、五成群自发聚集在一起吸烟、酗酒滋事、交流作案经验。有的甚至模仿影视片中的黑社会组织，成立帮派或团伙。
3、作案手段残忍，犯罪心理扭曲
有的青少年犯罪手段已经达到智能化、成熟化、专业化。首先作案前进行周密策划，准备作案工具，多次踩点，选择时机；其次作案时分工明确，注意配合；再者有某些青少年已会运用反侦察手段；最后有的一人就犯有数种罪名，而且情节都较为严重。据说某市一名少年犯杀人案，该少年竟然看着手表杀人，计算杀一个人需多长时间。可见现代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手段是何等残忍，心理是何等扭曲。
4、犯罪年龄逐渐趋向低龄化
据统计，在受到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当中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数逐渐增多，而因不满16岁不予刑事处罚和不满14岁不负刑事责任的人数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有些甚至从10—13岁就开始走上违法犯罪的生涯。
5、犯罪身份以辍学少年人居多
近年来，十五六岁少年轻易犯重罪的事件频频发生。根据来自中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内，青少年违法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占到了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心理因素分析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安定、团结的主要因素。青少年由于没有太多经历的社会经验，思想没成熟，性格没定型，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理所当然的成为各种犯罪团伙拉拢的主要对象。为此国家制定和修改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修改，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重视程度。认真研究和分析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总结归纳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特点，解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成因，才能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发生，促进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进步。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名目繁多的趋势，但这并非无迹可寻，根据大量的资料统计分析，其犯罪特点可大致归纳如下：
1、犯罪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
青少年由于自身因素的关系，年龄较小、自律能力差，极易冲动，违法犯罪经常表现为抢劫、故意杀人、盗窃、绑架等，很少为过失犯罪，犯罪不计后果，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极大。
2、暴力犯罪比例很大
“暴力犯罪是以给被害人造成肉体上的损害为主要手段或以人的生命、健康为直接侵害对象的各种犯罪。”据统计，青少年涉及的故意杀人、抢劫案件分别各占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总数的20％以上，1999年重大杀人、抢劫案件占总案数的70％。
3、违法犯罪者的文化素质低下
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罪犯当中，有很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部分只接受过中低等学校或社会教育，许多犯人在小学期间就已辍学，有的甚至没上过学，初中以下文盲、半文盲占90％以上。据统计，某市“审理的53名少年被告人中，小学（含小学和文盲）以下文化程度的为39人，占总数的73.5%，其余均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4、有组织犯罪较多，
青少年罪犯虽年轻力壮具有体力优势，但由于他们的思想不太成熟，缺乏作案经验，对犯罪心理压力过大，且大都实施暴力犯罪，担心被害人反抗，总感觉单人作案势单力薄，因此他们经常纠集几人共同作案，形成犯罪团伙甚至犯罪集团。
5、流动人口作案较多
当今社会产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再加上现今我国对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许多暂住、录用外来人员不予申报，给一些犯罪分子制造了可乘之机，而且作案后逃之夭夭、不留任何踪迹，同时给侦破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助长了流窜分子大肆进行作案的嚣张气焰。
6、前科罪犯比例大
据统计，“1999年在所有的青少年犯罪的案件中，有前科、累犯分别占22％和79％。”再犯比例过高，一方面说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恶习根深蒂固，虽经劳动改造仍不思悔改，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们在特殊案件的预防上存在严重不足。
7、无业人员比例大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机械化、智能化和自动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大量剩余，许多单位都实行裁员政策，许多青少年失业或根本没有职业。这样就形成大量的“闲散”青少年。这些无所事事的青少年游民自然成了罪犯拉拢的主要对象。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成因分析
鉴于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的增多的现象，给我们法学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因此认真研究分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成因，对于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对青少年违法犯罪成因分析归纳如下：
1、不良动机的影响
凡违背禁止性规范的动机均为不良动机，它可以诱发很多犯罪，成为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内在动力。例如，经不住金钱诱惑的拜金主义会产生贪污、贿赂等犯罪；不劳而获、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可以诱惑青少年去盗窃、抢劫；复仇的报复心理可以导致杀害、伤害别人；赌博、吸毒不良习气等均可以引发大量刑事案件的发生。
2、自身素质低，抵御能力差
由于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学文化的关键时期，加上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分辨事非能力较差，其涉世未深的无知性、盲目性就很难应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不良影响，经不起诱惑，很容易被别人拉拢、利用，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义气用事，不计后果等，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各种文化糟粕的影响
一些“黄色”书刊和不良“网络游戏”的毒害，一些新闻媒体播放的暴力等影视制品和暴力游戏的影响，都导致一些青少年效仿而犯罪。
4、婚姻、家庭因素的影响
一些青少年因恋爱、婚姻的不成功，造成与恋人或夫妻反目为仇，进行暴力、凶杀等报复。有一些因父母感情不好或离异造成性格孤癖、内向、不好交往、憎恨男性或女性等不正常心态导致犯罪，还有的因父母溺爱，不良影响（如赌博、吸毒等）而失足犯罪。
5、学校教育的片面
当前，有些学校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下，而忽略了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和法制教育不够，导致许多青少年学生缺乏正确的理想信念，不知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缺乏普通的法律常识，头脑中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不懂法、不知法，也就谈不上遵纪守法，这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6、各种社会因素和舆论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容易产生高消费意识的盲目膨胀，追求物质金钱的欲望及腐朽思想严重侵蚀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一时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重新抬头，另外经济收入的差距加大，造成了青少年心理上的不平衡，诱发青少年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使得一些青少年为获不义之财疯狂作案。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分析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跨世纪的接班人。青少年的犯罪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王极盛曾在北京做过一项调查，在调查中发现32％的中小学生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因此分析研究青少年的犯罪心理，从心理上消除犯罪因素显得异常重要。只有充分了解犯罪的心理，清楚了犯罪的起因，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
现把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原因归纳如下：
1、好奇心理的驱使
青少年对外界事物充满了好奇，这是他们的天性。本应成为求知欲望的资本，促使成才的心理保障，但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浅，辨别是非的能力差，有时对好坏良莠缺乏全面正确的判断，在缺乏良性诱导的情况下，
就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随心所欲，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2、盲从意识的作祟
在一些团伙共同犯罪案件中，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根本没有完全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知道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而只是盲目跟随其他成员做事，人云亦云，并没有明确的犯罪动机。
3、爱慕虚荣的攀比
近年来，由于惨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使得一些青少年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慕虚荣的种子。讲排场、讲穿戴、讲吃喝，好逸恶劳，梦想一夜暴富，不劳而获，这些都极大地助长了贪污受贿的心理，一旦瞅准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侵犯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4、逆反心理的促使
从生理角度讲，青少年时期是逆反心理最强烈的时期。对一些家长的“棍棒之下出孝子”的腐朽思想和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歧视差等生的做法，许多青少年都“不堪忍受”，有的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严重时甚至会采取暴力手段进行反抗。
5、蓄意报复的躁动
蓄意报复是青少年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主要动机之一。由于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心理状态不稳定，控制力不强，容易冲动，当遇到别人的挑衅时，往往表现得格外烦躁，缺乏理性思考。对于挑衅和伤害总想着要“讨个说法”的心理，决不肯轻易放过别人，总想着只有一报还一报，心理才平衡，才“不吃亏”，这些造成了青少年违法犯罪频率的提高。
6、寻求刺激的诱惑
现代的青少年，生活的主旋律基本上都是家庭、学校和食堂三点一线。一方面由于极少接触外界的生活，使得他们的心理及其空虚，总想这点刺激来增加自己生活的乐趣；令一方面由于一些腐朽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腐蚀和诱导，一部分青少年对物质和精神生活有着畸形的追求，喜欢寻求一些所谓的刺激，甚至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范畴。极大的诱发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因素。
从上述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来看，社会、家庭、学校等各方面不良因素的影响都在他们心灵中有着不同程度的折射和反映。因此，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本，一方面是要针对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及思想品德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还要在教育中讲究方式、方法和策略，把青少年的思想引导到健康向上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还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以进一步净化社会风气，创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彻底根除滋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土壤。
综上所述，以上认真分析和考虑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特点、成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只有正确了解和掌握了青少年们的犯罪因素，才能针对具体的每一位青少年施行合适的方法来预防他们的犯罪，从违法犯罪的根源入手，努力把违法犯罪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及对策
近几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十分突出，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对如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家、学者以及热心于预防青少年工作的人员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办法，但仍不能有效地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率的逐步上升。“预防未成年犯罪应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心理娇治和预防犯罪的对策的研究”。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对于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在分析和研究了它的特点、成因和心理原因之后，我们知道并不是单方面就可以满足要求的，它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共同作用。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家庭预防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计划生育政策的充分落实，现代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家庭日趋瓦解，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逐步取代了存在几千年的“四世同堂”的传统大家庭。传统家庭中的诸多功能正在逐渐丧失，广大青少年对家庭的依赖和保护作用开始减弱，家庭教育职能逐渐弱化。正是由于家庭教育职能的逐渐弱化，引起了青少年违法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家庭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少年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的早期启蒙作用、长期感染作用、环境熏陶作用都是学校和社会教育无法比拟和难以取代的，甚至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
作为父母要努力为孩子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并非简单的物质基础方面，更重要的是道德素质的教育和影响。使孩子们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接受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父母来说，生育子女是一种本能，而教育子女，进而把子女培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才是父母之爱的升华。培养、教育子女是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养不教，是父母的失职；教子不善，则是父母的罪恶。作为父母应该努力从思想上教育
孩子，使他们远离罪恶，千万不要把孩子当作宝贝一样，对孩子过分的溺爱，以免将来铸成难以挽回的过错。
因此，家庭预防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应该担当和强化对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的预防责任。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学校预防
我国很早就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具体落实情况有许多并不尽人意。但事实上，学校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上负有最为重大的责任。如今在学校管理中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要在教育导向上进行预防。尽快贯彻和落实素质教育，使其更好的和后面更高阶段的教育目标进行衔接。真正改变应试教育的误导模式，努力使教师、家长和学生，接受所谓的素质教育，不要使素质教育形同虚设。
其次要切实改变不良的教育方式。作为教师要对学生充满爱心，尊重学生的人格，改变通过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而降低教育的效果。教师应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重视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避免学生因处于诱发环境中而酿成的违法犯罪行为。
最后要加强学校管理，营造良好的校园治安环境。对于升学率较差的学校和贫穷地区的学校，由于资金缺乏，使得教师难以安心从教，导致学校管理松松垮垮、毫无生气。这时要特别注意避免校外恶势力趁机渗入校园，彻底根除恶势力滋生的土壤，防止诱发青少年学生的偏差行为，为广大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预防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这些变化给青少年带来的不利影响。
首先人、财、物的大量流动造成大范围的社会供求失衡。我们要采取措施，防止大量青少年劳动力盲目无序的流动，避免青少年因陷入生计困境而滋长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其次社会文化的污浊和网络媒体的误导造成青少年道德滑坡。因此，我们要行动起来，尽量使青少年远离不良影视和网络文化的影响，尽量减少对青少年传递的错误信息，防止引起社会化的偏向，使他们的保持自己的行为准则，减少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最后社会“控制体系（约束力）”的虚弱加重加快社会环境的恶化。我们要加强社会控制体系，壮大社会对青少年的约束力，预防青少年自发发展现象的蔓延，尽量减少青少年涉足对他们不宜领域的机会，使青少年主动远离违法犯罪。
近几年来，有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和实施，使我们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做到了有法可依。
总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工作，只有在党政组织领导下，实行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充分利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文化等手段，不断改善社会风气，消除各种消极影响，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目的。
注释：
郝欣、吴翠珍、杨欣、魏尚洲著,《青年犯罪心理活动规律及心理诊断研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第1页；
倪泽仁著，《暴力犯罪刑法适用指导》中国检察出版社，第2页；
杜衍庆著，《对农村青少年城市化犯罪现象的调查分析》，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第3页；
郭卜乐著，《未成年人犯罪》，中国心理热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一章第五条。
参考文献：
1、傅孙满著，《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及对策思考》，中国监狱信息网，2004-11-17；
2、廖纪源著，《青少年犯罪心理学分析》，法律图书馆，2004-6-7；
3、赵廷鹏著，《该“救救孩子”了》，中国青年报，2004-6-7；
4、张爱梅著，《青少年犯罪心理与教育初探》，中国监狱信息网，2005-2-21；
5、于伟、韩丽颖著，《非公有制经济对青年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与应对策略》，2004-8-23；
6、郝欣、吴翠珍、杨欣、魏尚洲著，《青年犯罪心理活动规律及心理诊断研究》，2005-11-16；
7、吴长开著，《论青年心理发展的动力系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8、罗大华等著，《青少年犯罪心理分析》，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9、罗大华、石起才著，《青少年犯罪心理学》，江西省心理学会法制专业委员会，1984年版；
10、《犯罪心理学》编写组，《犯罪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论文关键词 童年期创伤 依恋类型 人格障碍 犯罪
一、童年期虐待与犯罪心理形成的相关性分析
童年期虐待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情感虐待：人对于儿童自身及社会适应力的打击，使儿童的情感或行为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严重负面损伤。事实上，情感虐待与心理虐待有一定的差异。情感虐待是指对儿童长期、持续、反复和不适当的情感反应。
2.情感忽视：指没有给予儿童应有的爱，忽略对儿童心理、精神、感情的关心和交流，缺少对儿童情感需求的满足。
早期的心理问题并非必然引起后来犯罪，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早期的恋母情结或者其它方面的焦虑会在心理上“固着”。罗伯特·哈勒提出理论认为“连环杀手的受害者使杀手想起早年在生活中羞辱过他们的人”。荷兰精神病马腾斯写到“许多心理病态者和健康人一样爱他们的配偶、孩子、父母和宠物，但与健康人不同的是，他们难以对其他人产生爱和信任。他们又非常希望得到爱和关心，但他们这种渴望常常得不到满足，多数心理病态者缺乏社会网络或缺乏与他人亲密的私人关系。”童年期的创伤也属于创伤后应激障（PTSD），PTSD是个体经历了创伤性事件，这种事件确实危及生命或造成严重伤害，或使自己或他人的身心健康存在危险。包括战争、躯体或待、绑架、被扣为人质、严重车祸、地震、龙卷风、沦为战争难民、关入集中营、患有致命性疾病，等等。创伤之后个体对这个世界产生悲观的想法，而童年期创伤易让孩子认为自己所受的创伤是应该的，孩子就会把虐待等归为自己的错而不是施虐者，从而认可这种行为是正常的。个体对创伤的反应有强烈的紧张、无助甚至惊恐，最终出现在创伤性事件之前所没有的持续性的焦虑和警觉状态，形成了对世界悲观消极的看法。
二、留守儿童与犯罪
据报道“2008年7月来自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调研组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据该院未成年人犯罪信息采集系统的资料显示，2002年至2007年，该院共受理1000多件未成年犯罪案件，涉及2000多未成年人。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在这些案件中，涉及留守儿童的案件比例很高，而其中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的更是占了大多数。且”留守儿童走向犯罪，家庭教育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长时间见不到父母，这样的家庭结构，无疑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的根源就会趁机滋生。”
儿童情绪忽略是童年创伤的一种，有报道情绪忽略对儿童身心的影响不亚于儿童躯体或待，儿童早期与父母分离是常见的一种情绪忽略，特别是在留守儿童中比较普遍，留守儿童成年后可能出现人格问题。儿童早期与父母分离常产生分离性焦虑，客体关系理论家认为儿童早期经常处于焦虑状态可能导致焦虑泛化，影响到其成年后的人格的形成。
三、亲子依恋与犯罪者的人格障碍的关系
婴儿依赖类型有以下几种：
1.安全型：这类儿童跟母亲在一起时，能在陌生的环境中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玩耍，对陌生人的反应也比较积极；当母亲离开时，表现出明显的苦恼和不安；当母亲回来时，立即寻求与母亲的亲密接触，继而能平静地离开，只要母亲在视野内，就能安心地游戏。
婴儿每次一开始哭泣母亲立即喂奶，或是每次婴儿表现出向照料者索取食物或关注的时候都立即满足孩子，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易形成依赖性人格障碍，依赖形人格障碍的人在长大后会表现出无主见，难以独立生活，他们自己的人生与他人（一般是父母）紧紧相依，他们对自己的价值评价也依赖他人，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个人趣味、人生观，因为他们怕由于自己与别人的观点差异被抛弃所有宁愿顺从别人，这种人格障碍患者害怕被别人抛弃，当亲密关系终结时，感到异乎寻常地绝望。
2.回避型：这类儿童对母亲在场或不在场影响不大，母亲离开时，并无忧虑表现；母亲回来了，往往不予理睬，虽然有时也会欢迎，但是短暂。这种儿童实际上并未形成对母亲的依恋。这类儿童成人后易形成逃避型人格，其最大特点是行为退缩、心理自卑，面对挑战多采取回避态度或无能应付。
这个类型的孩子长大后易形成回避型人格障碍。鲍尔比观察到，“被分离的婴儿会以极端的方式（如哭喊、紧抓不放、疯狂地寻找）力图抵抗与父母的分离或靠近不见了的父母。”当时的精神分析家认为婴儿的这些表达是婴儿不成熟的防御机制的表现，它们被调动起来，以抑制情感痛苦。
3.反抗型：这类儿童当母亲要离开时表现出惊恐不安，大哭大叫；一见到母亲回来就寻求与母亲的接触，但当母亲去迎接他（她），如抱起时，却又挣扎反抗着要离开，还有点发怒的样子，孩子对母亲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即使在母亲身旁，也不感到安全，不能放心大胆地去玩耍。
4.混乱型：对母亲离开后再回来表现出混乱的反应，分不清是婴儿对母亲的态度究竟是怎样.。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由难以与人建立友好的交往关系，因为他们担心。
许多专家都指出：婴儿与父母和照顾者之间健康的关系，是孩子一生中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对权威的尊重与同情心的流露。而许多犯罪人员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往往是糟糕的，他们一般孤独、没有朋友，也就没有交流的对象，独自面对一些可能是一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早期的依恋关系中又没有形成安全的模式就容易出现用不当的方式（如暴力等）处理问题。成人在自己的成年关系中是否有安全感，可能部分地反映着他/她在早年儿童期中的依恋体验。犯罪人员尤其是暴力犯罪人员往往缺乏安全感，他们不断寻求安全感但却又无法信任别人。
四、因童年期非正常发展模式产生人格障碍最终引发犯罪的讨论
1.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个体的突出点是行为具有悖德离社会规范的倾向，且在损害社会和他人之后没有愧疚之心，不能从挫折与惩罚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的报复社会。
一般来说家庭破裂、儿童被父母抛弃和受到忽视、从小缺乏父母亲在生活上和情感上的照顾爱护是反社会型人格形成的主要因素。父母的行为或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缺乏一致性。父母对赏罚没有一定的标准，使得孩子在奖励惩罚中习得的行为无规范，这样的儿童发展不了一致的自我同一性。这些都是由于家庭成员对于自己的行为无原则、、缺乏一致等恶劣榜样造成的。反社会人格者内心没有限制，可以说他们没有了“超我”，在这里是指我们内心所内化的父母与社会给我们设定的规则。反社会人格障碍很难与他人共情，他们不太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别人的痛苦，而在依恋关系中照料着如未能很好地通过抚摸、安慰、陪伴等方式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关怀的话，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便不能体会到他人的情绪情感，爱与痛，由于不能体会他人的痛苦，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在对他人施暴等犯罪过程中就没有节制，他们理解不了受害者的痛苦所以无限放宽了施虐的暴力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往往做出的犯罪行为都是令人发指的并且社会危害性极大。例如2009年6月5日的公交车自焚事件中的纵火者就是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他只关注自己的行为和感受，并没有一丝丝考虑到其他无辜的乘客。
2.冲动控制障碍型人格障碍的主要犯罪类型：
（1）偷窃癖：偷窃癖一般是从童年或少年期就开始发生，每次行窃后心理上都会感到与满足。强迫性的偷窃行为是为重拾童年时的失落感，是缘于幼年爱的缺失。所以这样的行为象征性的满足潜意识的冲动、希望、或冲突，而这些冲动或希望，可能是关于性或者被虐待的事件，有人认为与强迫症类似。“偷窃癖”外在表现是偷，但根源却是焦虑、抑郁等，这多与患者犯罪人员儿时的成长经历有关。儿童时期，缺乏关爱的一些孩子可能通过恶作剧、偷东西等破坏行为以引起父母关注，从而获取情感上的需要，偷窃的行为让他们享受到紧张刺激的，而当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被人发现或让他遭受惩罚时，心理上获得一种受人关注的满足，弥补其情感上的缺乏，更让他们无法自拔。儿时的恶作剧在犯罪者年幼的时候起到了作用，便使这种行为得到强化并习得这种模式，在长大后变成为一种固定的、无来由的癖好。
（2）纵火癖：纵火癖的人往往缺乏社交技巧，由于他们不能在正常的人际生活中处理好问题从而造成心里上的紧张压抑，从而只能将问题搁置而心里的紧张和压抑又渴望得到解决和释放，纵火癖则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发泄、释放这种紧张感。
（3）谎言癖：“即使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他仍然会说谎，或者在熟人之间他会有意的编造一些幻想性的故事，一种很神奇的经历来让对方相信。当看到对方相信自己的谎言的时候他会内心感到很高兴，沾沾自喜。那么最突出的表现为他是以欺骗行为，以行为的以欺骗来达到一种内心的满足，也是一种很奇怪的很怪癖的人格障碍内心。而且由于他的表演性很好，所以在一般人际关系当中，他往往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严重的话他会发展成为一种诈骗犯或者故意捏造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