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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任务、目标
在确定任务之前,教师应先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帮助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教育观、教学观,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教育教学技能,根据学前教育专业实训课程的要求和特点,学生应该掌握课堂观察、教案设计、课堂教学技能和独立处理课堂教学事件的基本能力。然后布置一定的任务并说明任务的要求,使学生明确任务的内容(本次设计哪一领域的活动),并向学生讲清楚本次教学活动的具体目标、要求,以及该教学活动设计的原则、方法及注意事项(如设计的活动方案教学环节完整、教学方法、手段灵活多样等)。有了明确的任务要求和目标才能有力地“引导”学生“行动”。
(二)观摩示范
在确定了实训任务之后,教师首先要给学生提供生动、形象和规范的教学录像或教师现场示范。在观摩教学录像的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提示与指导,如在本案例中教师设计了哪些教学环节,运用了哪些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师和幼儿的互动情况等。教学示范可以是优秀的典型,也可以利用反面教材,但以正面示范为主。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培养学生勤于观察、善于观察的能力,以及吸收、消化他人的教学经验的能力。
(三)分析讨论
在观摩教学录像或教师的现场示范后,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分析示范教学的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并就“假使我来教,该如何组织”展开讨论。通过相互交流、沟通,集思广益,酝酿在这一教学活动中设计组织的最佳方案,为下一步编写教案做准备。
(四)编写活动方案
当确定设计该领域的教学活动之后,学生要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教学条件进行教学设计,选择合适的教学媒体,编写详细的活动方案。方案中应说明该教学活动设计的构想,还要注明教师的教学行为、时间分配及可能出现的幼儿学习行为及对策。学生在编写完教学活动方案后,应根据教学要求制作教具,准备实施教学。
(五)角色扮演与微格实践
角色扮演是实训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是学生组织幼儿园活动的具体教学实践过程。即学生自己扮演教师,小组其他成员扮演幼儿,进行幼儿园模拟课堂的教学活动。学生在组织活动之前,首先要对本次活动作简短说明,明确教学目标,阐明自己的教学设计意图,作为全班学生和教师评价的依据。讲课时间视教学内容和不同年龄班而定,一般10~20分钟,整个教学过程将由摄录系统全部记录下来。
(六)评价反馈
评价反馈是角色体验教学中最重要的一步。教学活动结束后,必须及时重放教学实况录像或进行视频点播,教师和学生共同观看,对该学生的教学活动进行评价。首先由试讲人进行自我分析,检查实践过程能否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否掌握该教学活动的设计方法,指出有待改进的地方,也就是“自我反馈”。然后指导教师和小组成员对其教学过程进行集体评议,找出不足之处,教师还可以对其要改进的问题进行示范,或再次观摩示范录像带(片),以便学生进一步改进、提高。
(七)修改方案,再次实践
评价反馈结束后,学生要修改、完善教案,再次进行教学实践、评价。当该教学活动基本完善后,可以到幼儿园进行“真正”的教学实践,然后对存在的问题再次进行修改、完善。
二、结语
论文摘要:目前的语文教育备受关注与指责,批评的焦点大多集中在语言的运用上。笔者认为,语言教学应该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其他科目凭借言语形式传递信息,而语文教材里的言语形式就是教学的内容。只有加强语言教学才能真正实现大纲所规定的“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在基础教育的各学科中,从来没有哪一科像语文这样饱受非议,也从来没有哪一科像语文这样被寄予如厚望。虽然经历了如此长久的实践、摸索和改革,可是,语文教学还是不尽如人意,甚至饱受批评。指责与批评从小学一直延续到大学,其中,最为人不满的就是学生的写作。谋篇布局尚且不论,最令人伤心、失望的竟然是词语的表达,许多大学生不能准确流利地使用汉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说实话,这实在是语文教育的耻辱。语文教学大纲明确规定,语文教学的目标集中起来就是“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才是语文学科的实质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然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语文课要教什么却是个往往被人忽视而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首先是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在眼下,许多地方、许多老师在新课程的旗帜下抡开大斧锐意改革,在教学形式上花样翻新、自以为是。这和新课改的大环境有关,在地方上,从上至下课改成果成了教育系统,甚至是行政系统的卓越政绩与荣光。人们所关心的是取得的成果,造成的影响。对行政者来说,有了成果和影响就是实际的工作取得了成绩,并不关心这个成果是什么,以及这个成果对语文教育是否起到了积极作用。新课改注重更加关注学生个体,具体表现为对学生个性的尊重,注重学生个体的情感和价值观的形成。这是教师对新观念的普遍态度,并没有具体到某一学科的实际教学。于是,在新课改这面大旗下,大家进行了一系列名目繁多的课程改革,改革的过程中融进去了新的观念,但遗憾的是,这些变化更多地体现在教学形式上的变化,以至于有哗众取宠、作秀的嫌疑。在作秀的过程中,教师更多关注情感、价值观、合作、交流等等外在的东西,却丢掉了许多传统语文中的内在的本质的东西,这是得不偿失的。形式与内容从来都是有机的统一,相互依存才会有意义。形式的改进必然是为了更好地传授内容,是为内容服务的。教学内容制约决定着教学的形式。忽视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变化,必将导致两条腿发生倾斜,不能使语文教育健康地走下去。
其次,在语文教学的内容上大多数老师是迷茫的。更多的人教了多年的语文却从来没有想过语文课到底要教的是什么,习惯的做法往往是按照教参按部就班的讲来,按照试卷兢兢业业的讲来,那么,语文课到底要教什么?对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议颇多,也被寄予了太多的期望。有的认为要教文学常识,有的认为要教思想内容,还有的认为要培养学生的情感。语文教材涉及的内容广泛,但我们必须注意,语文课就是语文课,尽管课文涉及科学、历史、地理,但语文课并不是科学和历史。教材是教学用的材料,并不等同于教学内容。尽管其他学科也是用汉语言编写的教材,但其他学科学的是语言所承载的具体内容,而对于语文来讲,语言所承载的诸如科学、历史、文学内容倒在其次,语言本身才是语文学科设计的初衷。“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依靠的是对这些语言文学的鉴赏和学习。而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了。
二、为何要加强语言教学
首先,语言教学的内涵是什么?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言与言语做了区分。语言是社会成员在实践活动中约定俗成共同使用的交际和交流的工具,由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组成,并受表达习惯的限制和约束。而言语则指具体的语言使用,是个人运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前者即为“言语行为”,后者则为“言语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科教材都是言语作品。语言与言语二者相互依存。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具体的言语作品来把握和理解祖国的语言文字。本文并无意仔细区分语言和言语,所以为方便起见,笼统的称之为语言教学。
其次,语文教育的目的决定了教学的重点在于言语形式。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区别就在于,其他学科可以“得意而忘形”,学习言语所承载的知识,但语文的言语内容倒在其次,编写者的目的还是意欲通过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言语作品来让学生懂得如何理解和使用语言。言语的内容不能脱离言语形式,二者是统一的,言语内容是人们的认识和情感,是抽象的,需要依靠言语形式而存在。言语形式是具体的,可以直接诉诸于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内容借助形式表达言语者的情感和意愿。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所谓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必然基于确切地把握具体独特的言语形式,而正确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就是根据情境和需要尽可能完美地组织言语形式的能力。”所以,“语文之外的其他学科所教所学的是教材的言语内容,而语文学科则以教材的言语形式为教学内容。”
再次,语文课被负载了过多的内容,甚至于“喧宾夺主”。语言教学本是语文教育的重点,就像历史课要让学生们了解历史,数学课让学生们学会数学一样,语文课需要让学生们学会理解和运用祖国的汉语言文字。但随着新课改的进行,语文课被教师充分运用,教学内容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语文教学内容越是丰富,对言语形式也就距离越遥远。吕叔湘先生一再呼吁语文教学要轻装前进,这是颇有远虑的。
三、加强语言教学的意义
语言学习都有一个由放任到约束的过程,就像小孩子牙牙学语,第一步是学着说,第二步才是家长不断地约束和规范。语文教学也同样如此,小学阶段的学生要鼓励他们学习语言,写作文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在初中开始约束和规范了。加强语言教学有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祖国的语言文字,并借此领略祖国文化的魅力。
加强语言教学,让学生更多地注意到语言的正确使用和生动使用,才能更加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最终实现理解和使用汉语言的目的。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本文所说的语言教学,不仅包括文本的言语,还包括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语言、文化、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史,语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该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都可以从语言中找出痕迹。它是历史的体现者。语言教学必须结合文化。该论点早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就由西方语言学界提出,到了八十年代,我国语言学家对这个问题也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笔者认为,就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而言,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化因素,二是文化知识。前者为语言教学的内容,后者为文化教学的内容。所谓文化因素,是从共时的角度出发,指出那些跟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在传授语言知识和训练语言技能时,只有把语言的文化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生成与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其中,是否应该有专门的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课程,文化与语言教学的比重应该是怎么样,以及第二语言教学如何才能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和目的,这些都是始终非常热门的话题。但总体而言,第二语言教学离不开跨文化交际,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这是达成的一个核心主旨。如何来认识这两者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进行认识: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何谓语言,何谓文化,这似乎是学习语言的人都应该能够了解和意识到的问题,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相应的文化作为其存在的依托和条件。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史,语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该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都可以从语言中找出痕迹。它是历史的体现者。
我们的母语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互为衬托的,他们的关系以及习得第一语言时,文化的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在学习第二语言之前,语言学习者所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其母语习得的影响,是难以被主体所察觉的。我们常常都知道语言与文化是有联系的,但它们的联系的特点体现在哪里,也是很难意识到的。直到我们在尝试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不自觉的便受到了文化的冲突,在每一次的错误与究其原因之后,学习者以及教学者也都会意识到文化与语言的微妙而重要的关系,同样也是在这样的时候,才让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所意识到的,只有在充分了解语言背景后的文化,我们才能真正的运用好第二语言。也只有了解文化,才能在目的语的环境下,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二、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信息的编码、译码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当一种文化信息必须被另一种文化加以解释时,跨文化交际就发生了。
第二语言教师除了要教给学生完整的第二语言发音、词汇、语法等,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良好的运用第二语言进行沟通的能力。第二语言教师实际上也是扮演着沟通中外交际的“桥梁”这样的角色,他们在教学工作中应该不断的进行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化工作。教师需要在教第二语言本身的同时,要融汇该语言的背景文化知识,以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有效地灌输,给学生以正确的途径培养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在使用第二语言时必须注意语言规则,从语音、词汇,语法等诸方面都要尽量符合第二语言,否则只能是“洋泾兵”似的第二语言。这是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语用正确与否,别的人一听就可以做出判断;另一方面,交际规则的转化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交际规则的正确而又得体的转化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第二语言说的不好,该语言为母语的人们还容易接受,因为他知道,对你来说做到语音词汇语法完全正确又地道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说的第二语言既正确又流利,却违背了该语言文化的交际规则,该语言为母语的人们就会产生本能的方案,这就产生了文化误解或者也叫做文化冲突。
由于在不够了解第二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使用语言的习惯,那么即使在第二语言语言本身水平较高的基础上,造成各种各样的沟通障碍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笔者所遇到的一位美国大学生,已学习汉语三年,基本的语法学习已经差不多,并且词汇量也算可以,但当来到中国后,每天与笔者白天见面,晚上也会联系,但到第二天清早,他就会问“你今天怎么样?”这样的问题,前两次笔者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不知道该学生是想问什么,以为是有口误或者有别的想了解的。直到后面才知道,学生只是认为这是一种打招呼、表示关心的方式。无疑,这在中国人看来,其实是非常奇怪的问法。笔者后来有了解到,有很多别的美国人也会有同样的用法。他们有一部分人是觉得也许这跟“How do you do”所表达的是相同的。那么这也是跨文化交际的问题。因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并不了解中国人在一些场合正常的对朋友表示关心或者打招呼的用法,他们则会以英语的思维方式创造性的,或者通过非专业官方途径的模仿,来进行试探性对话。这是跨文化沟通失败的表现之一。而笔者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是由于教师的教学没有涉及这一块,让学习者有一部分的语言空白区。
三、跨文化交际教育进入第二语言课堂教学
笔者认为,在第二语言教学的时候,文化的介绍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第二语言文化的介绍或者教育职能是为辅的,我们教授第二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目的并不在于让学生真正实在的掌握文化内容,而在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将其所学的文化知识感知在语言交流与表达上,内化于其对第二语言的更深层理解,以助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能熟练地并且不产生文化冲突的进行顺畅交流。
首先,何谓“跨文化意识”,这是Hanvey提出的概念,值得是理解和成人人类具有各自创造其独特文化的基本能力,社会不同,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各异。他认为,获取跨文化意识并非易事,关键在于能否做到尊重第二语言者的文化和乐于深入该文化。能否做到尊重、参与、移情饼愿意做出必要的自我改变,是获取跨文化意识成败的关键。不了解第二语言文化,不愿意提高跨文化意识,要想学好第二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帮助学生不断提高跨文化意识,是语言教师的重要任务。
笔者认为,跨文化交际教育应该是贯穿在整个教学的,而并非独立出来的一块。比如,我们在教授英美国家学生词汇的时候,应该在有文化差异的词汇之处进行比较和阐释,如果教师不在课堂说清楚,学生则会在课后进行自己的错误试探练习,笔者认为这一类的错误是可以规避的。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龙”在中华语境中是一种图腾形象。在我国古代传说中,龙是能行云降雨的神奇动物。在封建时代,龙作为皇帝的象征。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在汉语中,“龙”总是机箱的意思,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等。而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是一直巨大的蜥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麟,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通常代表罪恶、邪恶,令人感到恐怖,所以很早就被用来作为战争的旗帜。实际上,词汇与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不同民族由于生存境遇的不同对词汇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就语言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不密切,语法次之,而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在从事跨文化交际中不仅要注意词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需要随时随地注意词的内涵意义。这一部分是教师可以在普通的课上讲解的一部分文化内容,我们可以简单提到文化的这个特点,让学生知道它们明晰的区别就可以,点到即止。
笔者有去旁听过独立出来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课,主要是讲一些简单的古代名句,然后穿插着介绍一些中国文化知识,教学对象为中文学习四年左右水平的美国大学生和研究生。老师的备课和讲解都是可圈可点的,这也是一类选修课,但其实两周之后,学生人数锐减,他们最开始听课大部分是由于好奇,但两周之后都认为对他们学习中文没有太大帮助,并且古代文化以及古文的这一部分内容他们也觉得非常乏味和难记,即使在课堂上当堂记住了,课后也不会再用到,很快就忘记了。笔者认为这类课堂只能是针对对中国文化非常有兴趣的学生,以及专业学生,对于大部分学习汉语的学习者来说,这类课堂是不需要的,而且讲授这类知识容易造成学生的混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而在当代,很多惯用语或者俗语或者古文,当用的时候,会让普通的中国青年觉得非常奇怪。此外,这本来就是作为很多中国人都不能用得很好的一部分文化知识。因此,笔者认为,专门的文化课是不需要的,作为对外汉语教师,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将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语言教学联系起来,进行深刻而不刻板的教学。这主要是需要教师的专业语文知识素养以及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跨文化交际因素是内嵌于对外汉语教学之中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着对外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句子的内在结构与构成原则。因此,既作为语言文化知识外部体现的、又作为掌握这些知识前提的跨文化能力,就是他们所应具备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能力。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培养学生树立起文化习惯的意识,站在目的语国家人们文化背景的角度去进行语言学习和交际,积极利用母语文化的正迁移作用,克服其负迁移作用。对外汉语应该自始至终把文化知识的教育贯穿于整个语言教学的过程之中。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密切相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必须重视跨文化的语言交流,将文化因素渗透到语言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去。
参考文献
[1]刘,《对外汉语教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2]周小兵,《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中山大学学报
[3]杜道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文化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主题词:语文 教学语言 策略
马卡连柯说过:“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就可能相差二十倍”。 这充分说明教学语言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武器。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不少教师语文专业知识扎实,可在实际语文教学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不为学生所认同,原因之一就是老师的教学语言缺乏“引导”性。因此,教师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合作者、组织者、引导者,其课堂教学语言自然应该以“引导”学生,有效提高他们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目的,重在学法指导。本文着重就小学语文老师语言的“引导”性进行阐述。
一、开课导入语言,简练生动新颖
生动的课堂,离不开好的开题。有句话说得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形式新颖的开题语言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平铺直叙、平淡刻板、照本宣科的语言,只能使学生失去兴趣,影响教学效果。小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还在发展之中,他们还没有一定的自制能力,如果一节课的导入语不能激起他们的兴趣,这一堂课他们将不会投入很多的注意力。实践证明,生动有趣、富有艺术性的导入,能把学生带入优美的情景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强烈的学习兴趣。这样,学生能自觉、轻松、愉快的去学习新知识,获得新感受。
教师在课题的引入时,一定要精心组织语言,巧妙地引入。可以是一个谜语,一首儿歌,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可以是悬念,是思考,是猜想,可以是……小学生的好奇心特别强,一些有趣的贴近生活的话题对他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是引入新课的有效途径。如在教学《匆匆》这一课时,可以这样引:叫同学们计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度过了多少个日子,从而导入课题;有的可以利用学生喜欢听故事的形式来引入,如《七颗钻石》一课的导入新课,可以讲故事设计开题。这样,不同教材就选择不同的导入新课方式,学生由不愿学到自愿学,由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学,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总之,教师要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开场白,一下子抓住学生的心,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
二、解惑释疑语言,启发诱导明了
学生在语文学习中难免不遇到很多难题,尤其是在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中,更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经常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学生的困难,往往就是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因此,教师即可抓住时机,运用教学语言巧妙地点拨学生,教给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他们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这种课堂讲授语言主要是对所讲知识的解释、分析和阐发,主要以简明、准确、条理清晰为要。在传统教学中,课堂讲授语言是很重要的,在所有教学语言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表达方式。
三、处理争论问题时,语言要画龙点睛
语文课堂上,学生们由于思考问题方式、阅历的不同,彼此的见解自然会不一样,与教材知识发生碰撞,擦出思维的火花,并由此而产生争论,这是好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老师不能简单地说,谁的观点对,谁的说法错。要用画龙点睛的语言,让双方争论的问题找到一个合理共振点,让学生豁然开朗,如梦方醒。
如在《路旁的橡树》一文的学习中,学生们就为了到底该不该留橡树而发生争论。有的同学认为橡树挡住公路的修建,该砍;有的学生则认为橡树长那么大,多不容易啊!该保护。不同观点的学生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不可开交。这时,老师便引导性的语言,引导学生:“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筑路工人怎么做的?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学生便自然引入到后面的学习中去了,自己寻找答案。
四、处理价值取向偏离时,语言干错果断、旗帜鲜明
语文教学中,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体现。为了在课堂上体现学生的多元感悟,许多课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教师想方设法引出学生各种不同的答案,不管学生的答案与文本追求的价值观是否一致,只要与众不同,教师就给予表扬,甚至称之为“有创意”,结果引起学生误解。于是学生绞尽脑汁说出一些“标新立异”的答案,以博得老师的赞赏。
新课程追求学生的个性化阅读,对改变唯一答案的弊端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应该明确,这里追求的并不是违背文本和社会价值观的个性阅读。对于学生独特体验的尊重、理解应该以不违背文本和社会的主导价值为前提,应该合情合理。我们要尊重学生,但绝对不能丢弃正确的价值引导而是非不分。当学生的个性化理解与文本和社会价值观发生矛盾冲突时,作为教师应及时发挥“矫正”作用,这时候的教学语言应该是干脆果断,旗帜鲜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含糊,使学生获得“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否则,会误导学生一生。
五、总结性的教学语言,要具有启发性和拓展性
但是如果因此就说语文教学完全用不着学习语言学知识,那肯定这种认识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首先上述说的学习语文和掌握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不需要掌握该种语言的语言学知识体系,实际上只是不需要掌握这种语言的某些知识,而不是全部不需要掌握,例如语言理论知识和语言本体知识可以不要求全面掌握。但是这种掌握和学会某种语言过程的现象本身,也是语言学知识的一部分,或者说也是语言学的“另一些”知识。无论是掌握某种语言,尤其是掌握母语时,以直觉习惯和模仿强化为主要途径的语言获得过程,还是学会某种语言,特别是学会外语时,死记硬背和听说读写等练习为主要手段的语言学习过程,这些本来就都是语言学研究的内容,甚至也是涉及到重大语言学理论问题的内容。只不过对于这些就是语言学的知识这一点,对于掌握和学习某种语言的人来说,或者是无从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
其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上面说的掌握语言或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不需要语言学的知识,实际上也最多理解为不一定需要语言学的理论知识和本体知识罢了。但是这方面的知识,对于教语文的的老师来说还是有很大的用处,或者说不要认为在语文的教学中就一定用不着语言学的理论知识和本体知识。很多教语文的老师在当初学语文时都应该有切身的体会,无论学习哪种语言,多少了解些本语言学的知识 ,或多或少都对学习和掌握这种语言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的语种的理论知识和本体知识在学习和掌握中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汉字的读音方面,就要求知道拼音的拼读规则,有音的轻重之分、读音的变化和音变现象等;词语方面需要知道有同音词和多义词,有反义词和同义词,有合成词和单纯词等等;语法方面也需要知道不同的词组和词类,有不同的结构和关系,有特定的结构搭配和结构的变换,不同时期出现的流行词汇等;更不用说不同地方的方言的比较,不同时期的语言比较,不同语种的语言比较等等语言学的知识,对于学习某一种或多种语言的人来说,那肯定是有益而无害的。甚至即使像语言获得、语言能力与大脑构造、语言的历史演变等这样的理论知识,对于从事教语文的老师来说,要想成为高水平的语文教师,还应懂得一些为好,有助于教好语文课。
从上述讨论看,结合语文教学,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语文教学并不需要或并不可能把语言学研究的一切东西都一字不落地照搬过来,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语文教学跟语言学研究等同起来;但是语文教学与语言研究又有很多联系,不但语文的教与学的过程本身就是语言学研究的知识,而且语言学研究的其他成果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应用于语文教学。
论文摘要: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教育由于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本质特征不明确,对产学研合作教育认识不到位,一直阻力重重,动力不足,在浅层次徘徊。应通过加强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管理者的培训,加强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教育教学改革及监督、指导、考核,并给予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教育一定的政策支持等措施,推动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不断深入。
论文关键词: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产学研
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谁能率先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已成为竞争的关键。以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重点,利用学校和社会两种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培养适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产学研合作教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高职教育模式。自1985年我国一些院校学习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经验,采用“一年三学期,工学交替”的模式进行产学研合作教育试验之后,许多院校便开始探索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教育。在二十多年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探索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欠发达地区的问题尤其多。
一、高校产学研合作动力与障碍因素分析
1.动力
根据吕海萍(2004年)对浙江省11个地市不同行业、不同院校的问卷调查结果得知:产学研合作的动力因素主要有发展需要、生存压力、已有合作关系、培养人才、提高知名度、政府政策等因素。
其中,企业的调查结果为:“发展需要”高居动力因素之首,占93.1%,说明浙江省企业界对市场导向和科技进步的重视。28.5%的企业选择“科技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表明科技发展已成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动力。基于“人才培养”的因素占28.5%,说明企业通过和学研单位合作创新,培养了技术人员,提高了企业的技术能力。“提高知名度”的因素占7.7%,说明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动机相当务实。“政府政策”的因素仅占6.2%,说明政策激励对企业产学研合作的作用不大。调研结果还显示:许多企业不清楚政府是否有相关的激励政策,但希望政府有更多的激励政策出台。这说明政府在产学研合作的有限作为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高校的调查结果为:“发展需要”占100%,“培养人才”占62.5%,“生存压力”占38.1%,“已有合作关系”占42.9%,“提高知名度”占28.6%,“政府政策”占4.8%。[1]与企业相比,高校“发展需要”的动机更强,说明与产业界的密切合作对于高校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培养人才是促使高校与企业合作的主要动力,因为与企业的合作提供了师生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另外,已有合作关系对企业、高校都是合作的动力因素之一。许多企业与研究单位的项目合作开发(包括委托开发)是建立在企业对研究单位技术咨询、技术交流以及研究单位对企业了解的基础上的。只有在项目合作成功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2.障碍因素分析
由调研知,产学研合作的障碍因素可分为利益因素、技术因素、组织管理因素、人际因素和其他因素。从排序看,企业认为前三位障碍因素是:技术不成熟、决策管理协调不够、权益分配不当。其中高校提供的技术不成熟是最主要的,比重高达68.5%,这说明企业界认为大学的科技成果工艺性差、转化为量产困难,对学研单位的技术转让、开发持谨慎态度。
高校认为前三位障碍因素是:权益分配不当、技术不够成熟、决策管理不协调。其中权益分配不当高达73.7%,远高于企业的15.4%。调查结果表明,当前的技术市场处于企业需求方市场,一般说来,企业方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处于有利地位,且掌握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的主动权。
由以上分析可知,企业和高校在发展需要和生存压力下,都存在着较强的产学研合作的动力,但企业因高校提供的技术不够成熟,高校普遍感到与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处于不利地位,不利因素的长期存在势必增加产学研合作的障碍。要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深入开展,有必要增强产学研相结合的激励力。促进产学研相结合的关键不仅要激发各方的合作动力,还要减少各方合作的障碍或阻力,且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是大有作为的。
二、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观念和认识上的问题
目前,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多为普通中专升格或普通专科转制而来,多年的普通教育办学中形成的传统学校教育模式是一种近乎完全的校内教育模式,教育过程中与社会接触不多,涉及到的问题仅限于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加之,他们对地方性企业能否成为产学研合作的良好伙伴一直持怀疑态度。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教师一方面抱怨获国家级、省级课题立项的少,一方面又不主动到当地企业寻求科研课题和研究经费。
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的领导中多数欠缺科学管理的理论素养,欠缺对产学研合作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而且由于受相关政策、制度等约束,基本没有主动探索与当地行业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动力。
对于欠发达地区企业,尽管在产学研合作中能取得良好效果,而且最终受益的也是企业和整个社会,但就结合的过程来看,由于产学研合作还只是初期,企业几乎得不到近期利益和直接利益;相反,学生、教师到生产现场实习或参加劳动还会一定程度影响企业生产的安排和进度,降低即日生产产量和直接经济效益。
另外,我国欠发达地区多数企业仍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质量并不高,企业领导素质参差不齐,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没有建立起来,也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因此,共同培养高科技人才和共同开展科技开发的动力因素也基本不存在。
2.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本质特征认识不明确
要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首先要抓住它的本质特征,那就是造就具有实践经验、上手能力的人才,既在学校课堂学习理论,又在产业现场适量参加工作实践,产业单位和学校合作对学生在两种教育环境中进行协调培养。为了有效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要抓住合作教育的本质特征,形式和做法可以多种多样。
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尽管地处欠发达地区,但由于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本质特征把握不准,并没有将当地的企业作为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伙伴。在一些学校管理者看来,只有和国内,甚至国际上最先进、最知名的企业去开展合作,才是真正的产学研合作。结果,他们在寻找产学研合作伙伴过程中总是遭遇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产学研合作迟迟无法开展实质性的工作,更谈不上深入发展,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总是难以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
这种尴尬也同样体现在欠发达地区高职教师实践动手能力培养上。选派教师到发达地区有产学研合作经验的企业去进行培训自然更好,但找到合适的企业培训教师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这种培训多成本相对较高。
3.产学研合作教育一直在浅层次徘徊不前
产学研合作教育从低到高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专业教师和学生走出学校,到企业参观访问,建立双方合作关系,但这是浅层次的合作;二是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企业优先选用毕业生,解决学生就业难题,使学校招生、培养、就业形成良性循环,这是较深层次的合作;三是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过程,学生在企业进行专业实训,学校可以发挥专业教师和学生理论技术的特长,为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参与企业的产品设计、技术攻关。同时学校也可作为企业工人技术培训的基地,以减轻企业负担和解决企业教师不足的难题。这些都能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推动企业、学校的长期发展,同时也使得学校科研有课题、有人才、有资金,为促进学校科研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这是深层次的合作。
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由于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本质特征不明确,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认识不到位以及办学经费短缺等原因,产学研合作教育的阻力重重,一直在浅层次上徘徊不前。
高职院校虽也和不同地区的不同企业保持着校企合作关系,但那种合作关系多是不具有多大约束力的表面合作关系,企业接受高职院校的学生实习多是看上学生群体的廉价劳动力,很少有专门为接纳学生实习而特别进行规划、设计或者调整生产计划的,更别说专门为他们安排指导老师;学生进入企业实习,也纯粹只能体验企业生活环境,很少能在实习中将已学理论知识加以运用,并指导自己的实习实践。还有大部分学生找的实习企业与他们在校所学专业不对口,实习期间老师根本无法针对实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指导,企业也基本不为学校解决学生就业难题,更别说促进学校的招生、培养、就业形成良性循环。
三、突破瓶颈,推动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入
地方性高职院校从一诞生便被赋予了服务地方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地方性高职院校也只有把服务地方经济的文章做好做实,才可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欠发达地区尤其不例外。因此,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必须设法克服产学研合作教育中自身存在的问题,才可能推动其产学研合作的不断深入,最终实现其对地方经济建设的引领作用,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1.加强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中层以上管理者的培训
据笔者调查,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中层以上管理者中对产学研合作教育有过细致研究又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管理理论培训的人不多。他们大多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本质特征不明确,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认识不到位,又缺乏探索合作教育的动力,目前正在开展的所谓产学研合作教育也只是人云亦云。其实他们中多数都没有必须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研究的思想,有些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规划有自身特色的产学研合作教育。因此,首先要对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中层以上的管理者进行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培训。
要请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理论专家对高职院校的管理者进行相关方面的理论培训,使他们对如何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形成以下共识:第一,产学研合作是实现高职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科技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大有前途的办学新路,完全符合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总要求。第二,产学研合作是行之有效的完成办学任务的根本措施。它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拓展科研领域,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有利于学科建设,按照社会需要和发展趋势调整学科和专业;有利于推动学校的各项改革。第三,产学研合作是克服当前办学经费困难的途径之一。我国企业界目前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高校通过产学研结合的路子,主动加强对企业的服务与合作,增进了解,优势互补,取得支持,可为解决面临的经费困难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第四,产学研合作是世界地方性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3]地方性高职院校的产学研合作教育必须立足当地行业企业,对当地的行业企业、经济建设起到应有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使他们了解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基本操作程序、本质特征等。
还要请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成功实践者给高职院校的管理者传授具体成功经验以及要注意的相关问题等。要使所有欠发达地区高职教育者树立起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教育理念,并自觉地将这一理念贯彻到高职教育教学各环节之中,推动产学研合作教育的进一步深化。
只有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的管理者从观念上重视产学研合作教育,并将产学研合作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欠发达地区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才可能进一步深入。
2.加强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教育教学改革及监控指导
在产学研合作教育尚处于浅层次的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力量不强,技术研究成果基本没有,与企业联姻资本不足,走产学研合作之路宜通过各种途径,把产学研结合的思想贯彻到教育教学各环节中去,即推动产学研合作教育教学改革,体现高职教学的地方特色。
首先,高职院校的专业与课程设置要与当地经济和产业结构相符合,瞄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把高职专业教学融入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去,以适应当地行业、企业对人才的特殊要求。
其次,高职院校的专业教学除以生产步骤为序安排教学内容、组织教学过程外,还应充分体现当地相应专业技术的应用特征,以保持校内专业教学、实训与当地企业实际工作的一致性,以适应当地行业、企业对人才的特殊要求。
再次,教师应在深入当地企业调研、熟悉企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仿真教学、项目教学、案例教学、角色模拟等多种教学方式和方法,特别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虚拟企业、车间、工艺,再现工作情境,使学生产生仿佛身处工作现场的感觉,重视实践教学。
还有,在高职课堂教学中,要立足本专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前沿,及时把最新的技术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也要紧密联系本地区企业技术革新与改造的实际,联系技术研究及其成果开展教学,让学生在课堂上就接受到技术研究的最新信息,受到有地方特色的最新成果的熏陶,提高课堂教学的科研品位。
主管地方性高职院校的上级部门不但要采取措施推动各高职院校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教学改革,更要对这种改革加强监控和指导,使这种改革能快速推进,落到实处。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也只有打破封闭式的校内课堂教学模式,改变校内课堂教学与生产脱节、理论与实际脱节、师生与社会脱节的现象,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才可能在校内课堂教学贯彻产学研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条件走出校门与当地企业联姻,建立有地方特色的稳固的校企双赢合作关系,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才可能越走越宽广。
3.强化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考核
考核是对过去工作的了解、总结和再思考,它通过肯定、奖励先进及督促、警醒后进等方式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对欠发达地区高职管理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培训,使他们对产学研相结合有了较全面、综合的了解,又推动他们开展了结合自己所在地区特色的产学研教育教学改革后,主管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的部门还有必要不定期地对产学研相结合的情况进行考核,及时了解各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的开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产学研结合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而又找不出原因的院校要督促其加快步伐,对拒绝探索产学研结合的院校要给予一定的惩罚制裁,并追究相关院领导的责任。
4.给予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一定的政策支持
(一)文化理解力《培养标准》中(2)对文化理解力的阐释为:候选人(candidates)理解目标语文化观、文化实践与文化产物(1)之间的关系。同时,能够将外语学习目标中的文化知识框架整合到教学之中。文化理解力内涵具体包括:第一,候选人应获得从目标语文化实践和文化产物中所反映出的文化观知识。文化观是通过对文化知识和文本的学习、电影以及其它媒介、直接体验目标语文化而直接获得。这些知识和体验使候选人能够识别文化原型,并将文化知识与体验融合到教学之中;第二,呈现对文化观、文化实践以及文化产物之间关系的理解力。文化观、文化实践和文化产物是外语学习目标语中文化知识框架的三个构成因素。文化知识的范围包括日常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地理、历史、宗教和政治体制、文学、艺术、媒体以及各种文化产物。候选人具备对目标语以及自身母语文化差异和共性的理解力,并能在教学中恰当地使用地道的文化素材;第三,鉴于没有任何人能够掌握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关于文化的概念,候选人能够对动态的文化进行了解并提出假说。候选人追求新的文化观,并通过分析新的文化信息拓展和完善自身的文化知识。新的文化信息来自文献和社会制度框架等;第四,候选人能够识别文化原型以及它们对学生文化概念的影响,并认同将文化看作是一个动态体系的重要性。在教学中帮助学生进行文化比较,包括:识别、分析、评价与目标语文化产物和实践相关的主题、观点和文化观。候选人能将目标语文化观、文化产物和文化实践信息呈现给听众;第五,候选人不仅将文化观、文化实践和文化产物作为自身的文化习得,还应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分析和理解文化,并将文化教学融入课程教学以及评价内容之中。
(二)文学修养《培养标准》中(2)对文学修养的阐释为,候选人识别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的价值与作用,并使用它们阐释和呈现目标语文化观。文学修养的内涵具体包括:第一,候选人广泛地理解和欣赏目标语传统。候选人能够识别主要文学作品作者、思想家、艺术家以及各种文化形象、文化角色和文化参照物。文学作品包括儿童文学和各种成人当代文学。候选人熟悉并能够在不同话语中诠释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这些作品和文本通常代表了目标语文化的传统和时代的变化;第二,分析、诠释和整合性阅读。使用文学传统知识诠释文化的时代变化。候选人能够将目标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与其它文学传统相比较。另一方面,候选人能够选择和调整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资源以鼓励学生参与为提高自身目标语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的活动之中。候选人通过独立和持续的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阅读提高自身的语言水平和拓展文化知识。
(三)文化教学评价《培养标准》中(5)对文化教学评价的阐释为,候选人认定评价是持续的过程。同时,他们具备通过实施有效措施,根据学生年龄和语言水平,采用多种方法给予学生恰当评价的能力。文化教学评价的内涵具体包括:第一,尽管一般性测试可以达到评价的目的,但是外语交际和文化能力的评价需要独立的过程和评估。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种方式均可使用。候选人应该理解正确评价学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同时有意识地识别和使用上述两种评价方式。候选人还应该熟悉并正确陈述各种语言教学的能力标准指南,例如:《全美外语教学协会K-12学习者能力标准指南》(ACT-FLPerformanceGuidelinesforK-12Learners1998)、《全美外语教学协会能力标准指南———口语》(ACT-FLProficiencyGuidelines-Speaking1999)、《全美外语教学协会能力标准指南———写作》(ACTFLProfi-ciencyGuidelines-Writing2001);第二,候选人能评价学生习得的目标语文化观、文化实践、文化产物以及与自身文化的比较。寻求机会评价学生如何在课堂之外的文化语境中正确地使用语言。候选人也能将评价方式融入到常规课堂教学,并理解形成性评价常常包括在学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多个领域。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培养的启示
美国的《培养标准》从文化理解力、文学修养、文化教学以及文化教学评估四个方面对于职前外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给出了较为完整的内容阐述和衡量标准。职前外语教师文化素养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过程,即,基于文化知识的了解和积累的基础上,注重培养候选人文化分析能力、鉴别能力、比较能力和实践能力等,继而将这些能力与教学整合用以指导文化教学,并掌握多样的方法对学生的文化知识和能力实施恰当的评价。《培养标准》对美国职前高质量外语教师的语言文化素养培养提供了基于标准的指导。同时,对我国高等教育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也给予了一定的启示。在针对四川省中小学优秀英语教师跨文化意识现状的一项调查中[3],笔者发现目前在职的中小学英语教师的语言文化素养现状不容乐观,存在如文化知识不足、缺乏系统性等问题;英语教学中对文化教学有所认识,但是尚未有系统的教学理论来指导具体教学实践;英语教师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环境和有效渠道。上述问题除了可以通过教师自身加强学习和参与职业发展培训得以逐步解决外,职前英语教师的语言文化素养培养则是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的突破口。第一,制定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师培养标准细则,明确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培养的标准和内容。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言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英语教学应有利于学生理解外国文化,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理解,进而拓展文化视野,形成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初步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4]英语教师作为英语教学的实施者,在英语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关注语言和语用中的文化因素、了解文化差异、形成正确的文化观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刘润清教授认为,外语教师培训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教什么”和“如何教”。“教什么”是对外语本身的培训;“如何教”涉及外语教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5]《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培养目标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
《大纲》将英语专业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三种类型。英语专业技能类课程和英语专业知识类课程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其它相关专业知识类课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怎么教”的问题,但并未给出细化的分类指导。2011年出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虽然对于“如何教”,在教育类课程上给予了指导,但是并未有针对不同的学科教师教育课程的细化标准。显然,结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制定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师培养标准细则,明确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培养的标准和内容,对于职前英语教师培养的教学实行更细化的分类指导,将有利于我国职前英语教师的培养在今后能有全面和更健康的发展。第二,逐步培养职前英语教师的思辨能力。2001年Anderson和Krathwohl对美国教育心理学家Bloom早期思辨能力的分类进行了修正和升级,形成了由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组成的改良版思辨能力类级模型。[7]根据此分类,笔者认为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中思辨能力的培养即是在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文化理解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培养其能用正确的价值观和立场来评价、分析和比较文化,批判地认识和接受各种文化观,从而能够客观地看待文化并接受文化本来的样子,继而尊重和欣赏多元文化,在保持自身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例如:大量文学作品、文化读本的阅读与赏析、结合各门课程中所出现的文化现象,组织课堂讨论以及增加文化时事评论等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提高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敏感度、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从而使学生逐步形成文化意识等。第三,拓展文化视野、增加文化体验。语言是社会文化现象,社会又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因此文化也是动态系统。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除了依托文化知识类课程之外,应该将文化教学拓展到其它课程的教学之中。例如,结合课程中出现的文化点,通过英文报刊和杂志的拓展阅读来增加对文化现象的了解。同时,突破文化教育和体验主要限于文本与教学之中的现状,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交流类讲座,邀请外教或有海外留学或教学经历的英语教师分享英语文化和经历等;同时,积极开发与英语国家高校校际间交流合作项目,包括文化交流、海外教学实习项目等,增加职前英语教师对目标语文化的切身体验和教学实践经验。
三、结语
师本教研理念应当贯彻于教师教学研究活动的所有方面,比如备课、课堂磨课等。个性化备课,则是实现师本教研的主要途径。
语文个性化备课是与传统模式化备课相对立的一种备课方式。和传统的备课相比,它有以下特点:1.从备课主体上看,它提倡教师以个体的方式进行备课。不像传统的备课那样,过分强调集体的参与。2.从备课内容上看,它强调教师用“心灵”去备课。突出教师用个人的理解和感悟对教材内容的整合、加工和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当把自己的感悟加进去,而不是像传统备课那样“抓纲靠本”。3.从备课的服务对象看,它强调教师备课备“心”,教学设计处处要有学生,备课过程时时要考虑学生个性差异。4.从备课形式上看,它强调分散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备课过程贯穿于平时教学活动、阅读活动、教研活动甚至日常生活实践中。备课形式多样化,可以使用PPT,可以是教案,也可以是资料包,可以使旧案新备,也可以是微课制作。
一、聚备和散备
备课过程是教师综合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教材教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学生实际进行再创造的过程,要设计出带有个人独创性的教学方案,需要搜集、整理、加工大量信息。知识和信息的积累是创造的基础,是激活创造性的前提。为了便于获取与加工信息,我是采用“聚”和“散”两种方法备课的。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主张将一个单元或者一周的备课集中到一周去备。这可以称为“聚备法”。此法的好处颇多:(1)可集中使用教学参考书资料,省去重复翻阅的时间;(2)可为教师调整教学设计提供余地;(3)便于教师对各种信息系统整理和加工。
“散备”也就是“灵感”备课,指在日常教学教研中,注意积累资料,随时充实和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在教育理论、专业知识的学习中,教师时常会产生一些感想,出现某种“灵感”,教师要随时注意整理纪录这些感想和“灵感”,使之服务于教学。如《曹刿论战》中“齐师败绩”一句里的“败绩”,课本上注为“大败”,有同学问“绩”作何解释,当时我并未拿定主意。后来在教《出师表》时,讲到“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中“异同”是偏义复词时,忽然想到“齐师败绩”中的“败绩”是否也是偏义复词呢?此处“败”为“失败”,“绩”有“成功”的意思,后者意思已消失。经过查阅资料,我终于确证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二、自备与共备
自备法指的是教师备课时独立钻研教材,创造性地设计教学。创造性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对旧观念的突破。教师在备课时要勇于提出新观点、新设计、新构想,这样才能在课堂上教出新意,教出自己的个性,教得轻松自如。如古典诗歌中的绝句和律诗有什么区别?有关资料讲得十分繁琐。我在备课中思考能否讲得更“活”一些:“绝”在古代汉语里有“断”的意思,绝句和律诗都是偶数句用韵,平仄规则也一致,只是绝句是4句,律诗是8句。将律诗拦腰砍断,每部分不正是一首绝句吗?这样讲既形象又生动,学生印象深,后来的课堂教学证明了这一点。
共备法,是指与同学科、同教组的教师一起钻研教学难点、疑点、交流备课心得。在备课中,我的许多创造性的火花都是在与同仁的思维碰撞中迸发的。《故乡》备课时,有的同事提出:课文把杨二嫂描写为外形体态像圆规,仅仅是体态像圆规吗?我由此反思到,她的思想意识里也有个圆规,她把值钱的东西都努力划进个人主义圆圈里。可以说,没有同事提出的问题,就不可能有对文章内容的深入理解。
三、内备和外备
内备法指的是钻研教材、教参、大纲、设计教法等等。钻研教材要注意系统、深入、细致,教师在备课时了解的东西应当几倍甚至几十倍于课堂上要讲的东西,这样设计教学内容是才能有充分选择的余地。
当然,备课除了备教材、教参、教具等之外,还应当备教材、教参以外的东西。只埋头于教参和教材的教师,将会使自己的教学远离时代,远离现实生活。首先要重视不同学科的横向联系。语文教师备课时了解一些相关的历史、地理、哲学知识,甚至理化、数学知识都是极为必要的。教材上说汉语“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指哪八个朝代?不了解点历史知识不行。我在翻阅数学教育杂志时,发现数学十分重视转化思想方法的训练,如化代数问题为几何问题,化函数问题为几何问题等,这使我联想到学生的作文构思过程也存在一种转化思想,如化实为虚、化贬为褒等等,我据此指导学生作文,效果颇佳。其次,要重视教材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教师要善于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感悟融入到备课中。
四、实备和虚备
课前钻研教材、教参、大纲、了解学生,准备教具,这些可称之为“实备”。要使教学更具有创造性,在实备之外,还要“虚备”。虚备就是在备课中对学生在课堂上可能出现的种种表现进行预测,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预测的内容主要包括:(1)预测教学难点;(2)预测学生的学习效果;(3)预测学生个性心理差异;(4)预测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为了准确预测课堂出现的情况,教师应当了解预测学方面的知识。一些常用的预测方法如类推预测法、趋势外推法要熟练掌握并服务于备课实践。
五、近备和远备
近备法,就是课前备课,也就是课前头一天修改教案或者上讲台前最后熟悉一下教案。这个是教师比较熟悉的。
远备法,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教师对下周要上课使用的教案,提前一周备好。为什么要提前一周?因为备课不只是备一堂课,而是要对一个单元的教学内容进行整体设计,从单元整体上去把握教材。第二层含义是指,用“一生来备一堂课”。 在《给老师的建议》一书中,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提到:有位已经有三十年教龄的历史老师上完公开课后,受到同事追捧。有教师问:“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备这节课?”执教老师回答说:“对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并且,总的来说,对每一堂课,我都是用终生的时间来备的。”用“一生来备课”,我的理解是:我们备课过程中,要调动一生的生活经历和做人经验。这样,在课堂上,才能让教学内容和生活联系起来,将生活的活水导入到课堂中,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六、前备和后备
上述两个理由实际上亦不能令人信服。第一个理由由来已久,几乎已成不刊之论。因为无论从经验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外语学习的确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从经验上看确有许多个案说明,学外语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多少都碰到过两种或多种语言“打架”的情形,更不要说处于认知发展期的学前儿童了。另外,外语学得好的人当中,少数人的崇洋思想与奴化作风似乎的确也多一些;事实上,不少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与留学生教育方针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点。从理论上看也是如此,母语对外语教学确有负迁移的干扰作用,反过来说,过早学会的外语也可能对儿童母语能力的发展不利。如果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学龄前儿童不学外语,似乎可以保护本民族语言的纯洁,使儿童幼小的心灵免受外语及随之而来的外国文化的影响,以利更好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我们并不否认上述观点的实在性与实用性。尽管它只是反映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但它毕竟是一种历史的沉淀,其中的合理内核仍不失为现实的借鉴。研究和处理任何问题,采取一揽子的否定或肯定,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今天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视野来讨论学前儿童外语教育的问题,强调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与合作,也不应对过去传统意见视而不见。应当看到,时下掀起的新的一轮学习外语热,也不乏功利与实用的目的。不少家长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将来出国、移民或归化;有的高收费学校以保证考上大学或出国留学为诱饵来招睐生源。凡此种种,或多或少都污染着我们提倡学前儿童学外语的初衷。
我们提倡学前儿童学外语的目的,不是要加速把中国人变成外国人,尽管我国人口过剩,有条件和机会移居国外也并非坏事。但绝大多数人学习外语,立足点仍在本国,这种情形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无法改变的。我们不能跨越历史的阶段去奢谈什么“世界公民”,用人本主义的教育方针来对抗以国为本的历史现实。我们反对“闭关自守”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国际无数事实业已证明,普遍文化与全球战略决不会防碍任何人去获得其本民族文化的利益,正好比热爱世界和平与热爱祖国并行不悖一样。学前儿童学习外语,通过两种语言或多种语言的比较,能更好地提高本族语言和鉴赏本族文化的能力,并用获得的外语知识和外国文化来促进自身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这是囿于母语学习的人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也反对“数典忘祖”的国家虚无主义。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未消亡之前,爱国是人们不可抗逆的现实。爱国与民族感情又是相通的,不受国籍形式的制约,一个人即使在异国他乡,拿的是“绿卡”或外国护照,也应以拥有一颗“中国心”而感到自豪。特别是对出生在国内,并在国内习得母语、沐浴过祖国母亲恩泽的人来说,都不应当数典忘祖。学前儿童学习外语,将来走向世界,都有可能碰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因为早期外语教育而出现更多的“假洋鬼子”来自伤国力与尊严。因此,在给学前儿童教外语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教中国人学外语,而不是从语言着手把中国人变成外国人。当然,爱国与否跟学外语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只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提醒一下。
反对学前儿童学外语的第二个理由,是认为外语只能习得,不能通过正规的学习来获得。诚然,习得(acquisition)比学习(Learninig)来得轻松容易。习得本是一种非正式的学习,多是指儿童在母语环境中:耳濡目染地、自然而然地、高高兴兴地、不知不觉地学会本族语的基础,主要是习得音位、语调、日常交际用的词汇与话语结构。虽然其它方面的语言能力儿童是很难习得的,但他们习得的言语会终生难忘,对其以后语言能力的全面发展大有好处。
“儿童早期言语的特征是,有规律地(即受规则支配)偏离所学习的成人语言的规范”。这里所讲的“规则”,就是乔姆斯基所说的儿童习得母语时所自觉使用的“天赋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acquisitiondevice),即通过普遍观察得到的人脑中遗传下来的“生成语法”(ge-nerativegrammar)。尽管这种机制或语法的神经生理基础至今尚未完全探明,但儿童心理语言学家对多种语言习得过程的实验研究,业已证明人类语言中这种普遍语法的存在,而且已成功地应用到人工智能方面,例如伍兹(willamA·woods)的“扩充转移网络”(ATN)。语言习得理论认为,儿童从父母和周围的人那里听到的数量有限的话语发展到能理解并说出数量无限的新话语,这是后天学习激发先天遗传机制的结果。由此我们进一步想到,近来的许多研究表明,精神方面的特殊的后天获得的能力跟生理方面的能力一样,也可以沉积为遗传基因的属性并使之普遍化,看来这也是符合人类进化的辩证法的。正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共性,“理性主义者”的乔姆斯基才从行为心理学的结构主义转到认知心理学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从而使语言习得的理论更加完善。同时,遗传基因的个体差异,也给因势利导的“因材施教”教育原则提供了生理基础。
语言习得理论并不是乔姆斯基的“专利”。语言之可以自然习得,这种现象从语言产生的同时就已经出现了。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它无疑得益于前人的研究,因此它应当包孕传统语文学(philology)、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贡献。例如,在习得过程中,除了强调对内在机能的激发以及自然环境(natualmilieu)中的直觉感知以外,也应当重视比较语言学的母语对外语的正负迁移作用(如对学前儿童不宜同时使用两种语言说话),特别是要重视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提倡的通过重复积累经验与通过模仿形成习惯的学习方法,更要重视功能学派的交际法与情景法,等等。总之,语言习得的内涵与外延很广,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以新替旧,以一概全。认识偏颇与缺乏全局和发展的眼光,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其实质是为我主义或唯心主义,而其根源则是对人生短暂现象的功利主义反应。
从发展的眼光看,语言习得的对象还不止是语言的离散性和规则性,更重要的是语义在语用中的模糊性与个人运用语言的特殊社会心理特征。这是深不可测的底层,反映了语言的本质。例如黑色幽默,言不为心声、文不如其人、话中有话、口头禅以及行话、黑话与悖论,等等,光从结构上进行形式分析,恐怕难以领悟其中奥妙。
从目前人工语言对自然语言的仿真遇到挫折和失败的情形来看,上述种种“言外之意”看来也只能通过习得逐渐获得理解。音、形、义的统一体可望由人和机器的学习得以被译,而音、形、义的非统一体则要依靠习得才能弄懂;因为前者是有序的系统,而后者是无序的或有序与无序交叉的系统。有序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出因果关系,无序中的因果关系就好似隔雾观花。当然,正如丹麦历史语言学家维尔纳(KarlVener)在100多前所说的“没有一个例外无规律”,语义的非规则构成或语义的异化,也是可以找到它的原因的。如果不是这样,语言思维与交际功能就不可思议。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纳入语义解释学的范围,语义解释学应当成为现代语言科学的前沿阵地。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攻克几个堡垒,无疑会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给语言习得理论输送新的血液。
学前儿童的语言习得是整个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主要是指习得母语抑或第二语言的言语,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语言习得有一个临界期或“敏感期”。这两个术语的意思都是模糊的,有的说是0岁到6岁(且不说0岁是从受精卵形成之时算起还是从出生之时算起),有的说是2—8岁,有的说是1.5—13岁,有的说不超过16岁。我们认为,如果说有临界期,还是以不超过13岁为宜。不过从实践经验上讲,临界期内的损失是可以在临界期外得到弥补的。例如我的一位同事蔡先生,他是朝鲜族人,解放初期念高中以前他从未接触过汉语(外语)即使上高中除了语文课也很少听说汉语,只是在大学才开始真正进入汉语的“海洋”,而此后他的汉语水平跟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毫无二致。不仅如此,他的日语和英语都是在临界期以后自学得来的,而且日语口语堪称一流。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太太40多岁,来广州之前根本不会说汉语,但3—5年之后却跟我们说得一样好。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前大多数学校是从高中为起点教外语,现在很多外语人才就是这样过来的。顺便讲一下以前的“洋泾滨”英语(pidginEnglish),据说也是过了临界期的成年人在跟外商打交道时逼出来的,居然也能够跟外国人沟通,其中不乏有人还逐渐过渡到了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显然是说明,正常的人都有机会自小习得自己的母语,从中获得的普遍语法或天生的信息装置可以应用到对其他语言的学习中去。当然,这样学习语言比起习得来说时间要长,困难要多,学习者需要有生存的压力或顽强的意志,而这两条往往是一般人所缺乏的。正因为这样,根据“付出少收益大”的优化原理,我们提倡儿童在语言临界期内尽可能早一点学习外语。
不少心理语言学家业已证明,儿童大脑的成长率与第一语言的发展率在10岁以后明显衰减,一直衰减到语言习得的“敏感语句”(sensitivephrase)不再出现;而且他们精确区分语音的能力,甚至包括外语语音的再生能力,比10岁以上的儿童要强得多。实验还证明,“儿童对语言的辨别与认知能力和对语音与语调的顿悟能力,在6岁以后已经开始急剧恶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神经语言学家用“大脑半球切除术”的实验方式证明,有一些10岁以下的儿童由于脑瘤而将大脑左半球的皮层切除,但并不影响他们的语言能力;而若将成年人的大脑左半球切除,则将完全丧失语言能力。这表明儿童的大脑左右半球都具有语言能力,因此,大量的方面来说,大脑对语言信息的存储与处理能力,应当可以说大人不如小孩。
学前儿童在习得母语的同时,如果还能习得一门或几门其他的语言,这当然是理想不过的事情,在少数双语地区或家庭中,我国的一些孩子的确会说两种语言,但可惜的是大都不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语种,诸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等,这些语言对我们来说还不是第二语言,而是缺乏使用环境与使用机会的外语。英语是我国目前的第一外语,从对外开放的趋势来看,有可能逐步成为我们的第二语言;事实上,对少数个人或集体来说,英语已是他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工具。因此,我们也可以称它为目标语(targetlanguage),即同时兼有外语和第二语言的性质。乔姆斯基认为,习得母语的敏捷性可以转移到习得第二语言中来,变成儿童的“第二天性”(secondnature)。因此,我们这里不再讨论作为第二语言的外语习得问题。
我们刻意要讨论的是,学前儿童是否通过学习的途径即用正规的教育方法掌握外语的基础(basics)。答案是肯定的。德国奥琴(Aachen)师范学院英语系的施密特·尚贝恩(Schmidschonbein)在本世纪80年代就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证明可以借鉴习得的经验创造一个教学环境,使学前儿童自然而然地学得(pickup)英语。当然,在这种人造的教学环境中,需要教师所操的外语比较地道,与孩子们相处的气氛要轻松愉快和富有情感,形成一个单一的语言“浴室”(uninlinguallanguagebath),尽可能让他们接受某种偶发性的学习(incidentallearning)。同时,要寓教于乐,各种游戏要能引人入胜,如使用木偶或布娃娃等模特儿作为沟通对象,激发孩子用外语进行口头交际的欲望,造成一种近乎自然语境的氛围。要让孩子多次重复其所学到或听到的词汇与话语,但这种复现又不能象教育少年或成年人学外语那样显山露水,而要设法让他们不知不觉。此外,在教学时不宜“一锅煮”,每一个班级应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宜8—12人,以保证每个孩子的注意力不分散,便于教师及时给予正面前引导与强化。
对实验的测评结果显示:实验班儿童的外语学习成绩与他们的智力不相关;与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与是否学过外语也不相关;也未出现人们担心的所谓“平衡效应”(balanceeffect),说明学龄前儿童学习外语并不妨碍其母语的正常发展。只是女孩的外语学习成绩要比男孩好,说明性别对学前儿童学习外语还是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