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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直补粮食安全农民增收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是近年来我国最为重要的政府支农政策之一，尽管粮食直补政策是一种世界性的通行做法，也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在实践中加以优化完善。为此，本文就粮食直补政策相关研究中提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进行归纳总结，以期对当前粮食直补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必要的启示和借鉴。
一、粮食直补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粮食直补主要有按农业计税面积、计税常产、粮食实际种植面积、出售商品粮的数量等不同的补贴机制，但为了节省对种粮农户进行甄别的高额成本，实践中以按计税面积或计税常产发放补贴居多(张照断、陈金强，2007)。粮食直补政策实施以来，遇到了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其中，前四个方面表现在政策的预期效果层面，后四个方面表现在政策执行层面。
(1)直补政策难以刺激种粮面积持续增加和粮食持续增产。在政策出台初期，直补政策的信号效应较为明显。但由于普惠制补贴方式缺乏边际激励效应，直补政策无法持续促使农民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从近期的调查来看，农民种粮总土地面积不断减少，农民弃荒现象严重，粮食直补资金在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的作用微不足道(李喜同，2009)。甚至部分农民群众把补贴款简单理解为党和政府的关心款，与粮食种植没多少关系(陈正华，2009)。
(2)直补政策无法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有26,800万农户，种粮面积细碎化，而美国只有200万农户，撒胡椒面式的直接补贴只占农民种粮收入的很小比例，对确保农民种粮收入的稳定作用不明显(，2008)。因此，尽管粮食直补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种粮收入主要来源于市场，因而难以完全解决市场稳定和农民收入稳定的问题(赵晓峰，2008)。
(3)直补政策资金难以弥补种粮成本的持续上升。从发展趋势看，在石油、煤炭、土地、水资源、劳动力等价格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将不是一种短期现象，而是近一个阶段农业发展的常态，但直补资金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的幅度，不足以有效应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
(4)直补政策引发土地纠纷和制约土地流转。直补带来利益关系调整，以往强迫农民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不到位的，农民要求纠正或提高补偿标准；许多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纷纷弃城返乡，他们有的索要原有承包地，有的将原转包给种粮大户的耕地转交自己的亲属耕种，担心自己失去土地，从而引发新一轮土地承包纠纷(张明梅，2004)。同时，也使种粮大户的规模变小，影响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也进一步强化了小农生产方式。
(5)直补对象难以准确核实。以实际种植面积作为补贴依据，补贴面积难于核实。农户分散经营，农民种植的自由性很大，每年、每季的粮食种植品种、面积都会有很大变动，很难准确掌握各农户的实际种粮面积(付勇等，2009)。并容易引发虚报亩数等现象，甚至许多已经租赁、征用、非法转手的非农土地也在堂而皇之地领取直补资金，形成资金流失和腐败(于代松，2004)
(6)直补范围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尽管以计税面积和计税常产为补贴依据简化了补贴程序，但却是变“粮补”为“地补”，由此引发的问题包括：粮田撂荒、双季改单季等都能照样领取粮食补贴，违背直补初衷(陈正华，2009；刘俊，2009)；存在土地承包关系的情况下，直补资金往往由原土地承包人获得，流转后实际种粮人没有享受到政府的相关粮食补贴；以计税面积或常产为补贴标准忽视了“黑地”问题，农民长期耕种的“黑地”不能领到补贴款，尽管2005年财政部出台政策将“黑地”纳入粮食直补范围，但至今仍有一部分“黑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娜，2008)。
(7)直补政策落实成本高。由于我国农民众多且分散，农民土地、人口、粮食产量、价格等统计资料不健全，对农民的补贴难以测算和监测，粮食直补行政操作成本较高(，2008)。一方面，相较于户均很低的直补资金，进行丈量土地、核实补贴的操作成本很高。另一方面，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利益分配、权力集中而产生的寻租、腐败的成本，各种补贴的跑冒滴漏现象相当严重(卢锋，2008)。
(8)直补资金在主销区和主产区不匹配。粮食直补是为了激励农民种粮，尤其是主产区的农民做种粮。但由于主销区政府财力充足，给予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往往要比主产区高出数倍，而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接补贴资金规模仍然很小。这既违背了产业发展比较优势原则，也增大了国家粮食安全成本，损害了主产区农民的利益(王海全、龚晓，2006；王健、陆文聪，2007)。
二、优化粮食直补政策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提到的各种问题，诸多学者提出了粮食直补政策的优化建议，具体包括八个方面。其中前五条涉及粮食直补政策实施机制的完善，后三条则主张改进政府支农方式。
(1)粮食直补依据商品粮数量进行。补贴依据改为以农民交售的商品粮数量进行，可以激励种粮农民多产粮，避免中间环节从中弄虚作假来冒领国家的补贴，也可以使粮食直补资金补贴给那些在真正种粮的农民，而不是那些虽承包了责任田的农民，但实际不种田已外出打工或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蒋和平、辛岭。2009；袁隆平，2009)。但这存在的潜在问题是农民的口粮没有得到补贴(刘俊，2009)。
(2)粮食直补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具体方式包括：改革并不断完善粮食风险基金配套政策，在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来源制度设计上应该给予主产区更多的倾斜扶持政策。国家增加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并逐步提高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中国家匹配的比重(王海全、龚晓，2006)：建立产销区之间的粮食直补资金转移机制，销区直补资金向产区转移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及产区与销区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可尝试把我国的粮食直补资金从现行的粮食风险基金中分离出来，建立单独的粮食直补基金或粮食安全基金，吸纳销区向中央财政缴纳的直补资金，然后由中央财政转移到产区财政，最终直补到产区农民手中(朱金鹤、傅展，2006)。
(3)粮食直补向种粮大户倾斜。种粮大户对粮价上涨、农业补贴反应敏感，可以采取类似累进税制的补贴方式，制定相应的累进补贴标准(马彦丽、杨云，2005；杨建利，邢娇阳，2009)；直补政策对种粮大户的需求给与合理的考虑，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推广应用给与适当的补贴，如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种粮大户按实际面积给与一定的补贴，对农民使用先进的生产耕种方式给与补贴(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将现行粮食政策由“普惠制”转变为面向粮食种植大户的“专惠制”，即以粮食种植大户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签约的粮食销售量为依据，核定粮食补贴标准，并同时对种粮农户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护(张建杰，2008)。
(4)粮食直补以土地经营契约作为补贴依据。全国政协委员吴正德提出，分离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将经营契约作为获得补贴的唯一凭据。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粮补”变“地补”，使种粮者能真正得到补贴(王瑜，2009)。
(5)构建粮食直补资金科学化、制度化的动态变动机制。建立直补总额同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互动增长的长效机制，补贴要有一个合理比例，而不应根据粮食丰欠或粮价的高低频繁变动(王玉红，2006)；建立直补水平同农资价格协调联动机制，把成本上升作为一个常规变量纳入补贴政策的目标之中，使补贴数量增长与成本变化联动起来，在国内粮食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基本上能够弥补生产成本的上涨，以确保种粮始终保持稳定的收益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8)。
(6)以集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代粮食直补。直补和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同的政策支农形式，改变政策支农形式，将支农资金更多地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集中资金办大事。针对目前土地抛荒和土地流转规模开始萎缩这两个现象，将增量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用于促进细碎农地整理和中低产粮田改造，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鼓励农地流转和种粮农民的专业合作，推动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蒋和平、吴桢培，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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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公共投资主导的德国智库，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智库的优势在于其政府直接资助的公共智库比重高、影响力强，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机制好，激励性强，政策研究方式的转变也适应了形势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学术型智库成主力
学术型智库是德国数量最多的智库类型，占德国智库的75%。其组织形式又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由政府直接建立但在公共部门指导原则之内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国际关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二是非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最有代表性的是莱布尼茨研究所。这些政策研究机构群更强调自身超党派、超政治立场的性质。三是附属于大学的政策研究中心。这类智库在组织方面虽隶属各大学，但其主要运行经费则部分来自政府，部分来自私人基金会。如著名的慕尼黑大学应用政策研究中心就受到欧盟以及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资助。
代言型智库在德国不如在奉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英美国家盛行，其规模也远没有那么大。较常见的是那些依附于各行业协会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德国贸易联合会、雇主联合会、纳税人联合会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特殊利益团体，都设有政策研究组织。近年来，德国一些大的利益集团对代言型智库的兴趣和资金投入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在德国，各主要政党都有支持各自政策主张的政治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基金会有6个。这些基金会虽然在政治上支持各自的党派，但并没有组织隶属关系，不像一般代言型智库那样对背后的利益集团具有那么强大的依附力。
公共资金保障智库公益性
德国社会高度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特殊利益划清界限，因此受政府财政资金资助的智库比例非常高。据统计，德国有75%以上的智库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德国联邦和州政府，一般对各州学术型智库的资助按照1∶1的比例均摊。
德国政治基金会的资金同样绝大部分来自德国联邦和州的公共预算。根据阿登纳基金会公布的2010年度预算，公共财政资金占全部资金总量的96.8%，仅有0.5%的资金来自私人捐助。2008年到2010年，每年平均有4亿多欧元注入6大政治基金会。这些资金主要以三种形式划拨给各基金会：行政资金，用于维持基金会各机构的正常运转，约占年资金总额的30%;项目资金，如国际合作、政策研究、人才培养、留学生资助等项目资金，约占年预算总额的近70%;特别资金，主要用于分担各基金会政治教育工作的费用。这种以公共财政资金对智库进行直接支持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智库免受利益集团的过多干预，更容易从全局角度开展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研究。
适应社会政治变迁的新趋势
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德国智库本身的构造、角色以及对公众和决策过程的影响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趋势一：以项目资金主导智库发展。近年来，德国政府对智库的资助开始逐渐由过去以行政资金为主向以项目资金为主的方向转变。尤其是几大政治基金会的资金构成，主要以项目资金为主。德国学术型智库目前平均只有45%的资金属于项目资金，但项目资金正逐渐成为主导智库发展运行的关键。这一方面有助于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真正用于有用的政策研究;另一方面也便于跟踪资金使用情况，以及立法和审计部门对成果的问责。
趋势二：成果面向公众开放，将大众作为目标群体影响政策制定。近年来，不少智库意识到，人民与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纽带正在因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科技力量的发展而弱化。因此，智库通过内部研究影响少数政治精英进而影响决策结果的可能性已是今非昔比。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德国智库开始更多地将自己的政策研究通过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向公众开放，将大众而非少数政治精英作为自己的目标群体，以便通过影响更广泛的舆论和民意的方式达到影响政策走向的目标。
关键词：行为财务；股利支付；行为分析
一、行为财务学的研究体系及核心理论
（一）认知偏差――对理性经济人的挑战
行为财务理论认为，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是投资者普遍具有的心理现象。许多投资者为了避免后悔，行为常表现为非理性。当股价下跌时，在损失确定与走势不确定的情况下，厌恶后悔的心理发生作用，促使投资者拒绝立即兑现从而避免出现亏损；当股价上扬，为避免价格下跌带来的后悔，损失厌恶心理促使投资者过早抛售股票以规避风险。
（二）决策科学――对财务假设前提的挑战
行为财务理论认为，投资者存在“心理账户”，在“心理账户”中，既有收入也有成本。投资者对自己的三类收入有着不同的态度，如不愿意花掉未来收入，对与薪金收入却比较乐意提前花掉，即使二者都是课确定收到的。
（三）社会心理学―对人类共性与个性的挑战
认知的系统偏差、信息瀑布、羊群行为的存在促使投资个人盲目从众，失去理性。股市中，股民盲目跟庄促使庄家炒作、坑害小股民的现象成为可能。模仿他人行为有时是无意识的，但处在群体中的人们相互影响模仿，从众让人们感到自己行为的安全感，却失去行为的理性。
二、我国股利分配现状
（一）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表1 2008－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情况表
据有关资料显示，1996―2000年间，连续四年分配红利的公司仅为上市公司总数的4.5%；在此期间，仅有7.44%的上市公司能够连续三年分配红利。在这仅有的7.44%的企业中，派现数额在各年度间的波动性也较大。在近三年（2008至2010）中未分配股利的公司比率呈上升趋势。诚然，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密切相关，但综合来看，股利分配的波动性较大，缺乏连续性。
（二）股利分配行为规范性差
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法律正处于完善时期，对中小股东的保护还很不够，股民只好用脚投票。一股独大的中国企业制度下，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中小股东面对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通常束手无策。发不发股利、怎样发股利多有控股股东说了算。因此上市圈钱的现象屡禁不止，刚上市就发现金股利置中小股民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于不顾的情况也很常见。
三、行为财务理论对股利现状存在问题分析
（一）上市公司偏好现金股利的行为分析
（1）大股东的利他行为
很多公司上市之初都进行资产重组，大股东将优质资产单独拿出来包装上市，而大股东自己却承担了其他不良资产和其带来的损失，大股东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人性善良，而是大股东想从上市公司未来收益中分红，以获取收益。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大股东发现要实现利己目标必须以实现部分利他目标为条件，从而产生利他动机。
（2）无效重复利用投资者的投资
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是国有股，国家委托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管理国家财产。但作为一个机构而非个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缺乏足够的动力监管国有股的管理层。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这些管理层拿着股民、国家的资金无效投资、特别是在绩效考核指标不够科学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是严重。并且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促使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短期行为严重。短线投资股民当然更希望是发放现金股利，因为“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现金股利多多益善。
（二）上市公司偏好股票股利的行为分析
由于国有股股东和控股公司存在的多重委托关系，使得股东对公司的监管控制能力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发放股票股利既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又可以避免现金的流出企业。现金股利发放后，企业经营者为投资必须举债，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为规避风险会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股票股利却不存在这种情况，拥有较多可支配的资金，经营者可以依据自己意愿投资；发行股票股利可以稀释每股盈余，调整股东权益内部结构，谋取私利。
四、解决路径探析
（一）投资者避免从众心理，理性审慎投资
在科学分析各种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投资者形成自己的观点，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尽量避免受到周围人群的心理和气氛的影响。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投资回报，克服投机投资、一夜暴富的心理。
（二）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完善政策机制，鼓励机构投资者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上散户所占比重较大，他们大都缺乏专业知识，在做投资选择时比较盲目，容易受到噪音交易者的影响，普遍具有从众心理和投机心态，这无疑为市场非理性发展铺平了道路，所以发展理性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走向理性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管理者树立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适度分配现金股利
股东拿出优质资产创立上市公司的目的是财富的增加，管理者在股利政策制定过程中也要遵循这一原则，上市公司管理者应该意识到促进市场理性发展的条件之一就是要给投资者以回报，这样才能避免炒作，股利长线持有。公司持续稳定的发放现金股利，说明公司有充足的现金流和较好的盈利能力，纠正投资者的投机心态，引导投资者从投机投资走向价值投资，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作者单位：辽河油田财务处；辽宁；盘锦；12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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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使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被社会所认知。全球变暖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其对人类生存环境所带来的危害和压力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低碳经济逐渐被社会重视。众所周知，黑龙江省是我国工业化发展起步较早的省份之一，但是由于发展模式以及工业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使得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约束。黑龙江省应当好好利用丰富的地质资源和广阔的地理环境，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低碳经济是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实现低碳经济与财税金融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通过财税金融政策的效力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提高黑龙江省的低碳技术水平及核心技术，助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1．理论基础
对于低碳经济的解释有众多说法，总结起来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采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以及新能源开发等多种形式，尽量减少煤炭及石油等高碳产品能源消耗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2．财税与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框架
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支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需要明晰其职责。政府与市场应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依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政府的职责范围体现在运用财政补贴、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与约束低碳经济的发展；作为金融部门应该加大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相应的低碳信用交易平台，促进低碳交易等方面的工作。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两者协调配合，产生的合力才能扩大政策的功效，从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三、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财税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财政政策。政府调节经济走势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政策补贴低碳经济企业，对于调动企业开展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有利于社会资源倾向投资于低碳经济项目。因此，为了鼓励支持企业积极研发低碳技术，对于能够独立实现研发和创新或者能够采用先进的低碳环保设备投入生产和运营的，应该给予相关财政补贴。具体分为：企业价格方面补贴、亏损方面补贴、折扣方面等政策。对于购置了低碳环保设备设施的企业可以采取加速折旧方法，以尽快提完折旧，加快企业设备的更新进程。（2）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税收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当前税收政策的功效主要集中体现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提供有力支持。用税收的形式优化配置有限资源，使其资源达到合理有效配置。通过征税来处理企业污染外部性的问题，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问题。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在低碳技术领域进行科研创新。①健全资源税的税收政策。允许地方政府有权限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依据税负公平的原则，应将不可再生性的资源与再生性周期较长，以及生产难度较大的资源都应扩大到征税范围之内；对于资源供给较为匮乏的，不宜大量开采的绿色资源产品也应扩充到征税范围之列。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不仅要包括矿产性资源，还要包括土地、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只有把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均纳入征税范围，扩大资源税的税基，合理征收资源税，才能真正实现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实现低碳经济。资源税制中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节能环保型的企业给予适度的鼓励，例如能够采用先进技术设备或低耗低排放行为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与采取补偿的措施。同时对于高耗能、高排放以及高污染的企业，不仅要课以重税，还要对其进行停业整顿、改进技术，达到经济发展的要求。②完善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应该在现有的企业所得税制中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的所得税给予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研发低碳技术、环保技术以及新能源开发技术的低碳企业，实施免税政策。对于能够积极主动投资于低碳项目的企业可以采取减税政策。由于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投资，并且具有周期较长、收益较低的特性，低碳经济的发展与企业投资的力度密不可分。因此，应该对于低碳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的企业给予相关税收政策。对于能够改善设备，使用低碳设备、回收利用再生资源，有效利用资源的企业，根据企业购买的环境保护设备设施，允许多抵扣，实现减税。对于污染较为严重、生产效率低的企业鼓励更新设备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实现由“高碳”向“低碳”的过度。虽然目前相当大一部分中小企业在低碳经济领域的投入和研发达不到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但要看到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力度，可以采取税后补贴或延迟纳税的措施。
2．金融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形成政策性金融制度。现在是一个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好时机，目前已有国家开发银行制订了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金融规定，除此之外还应该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专门的银行机构，致力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建立类似的特殊服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政策倾向金融机构、金融政策，支持特别项目及相关领域，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用金融基金和金融债券筹集的资金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并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黑龙江省应该成立低碳发展银行，属于地方性政策性银行，银行的资本来源于省市政府、有关企业以及民间资本金，广泛筹集资金支持发展低碳经济，尤其重点支持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低碳环保项目。逐步健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如哈尔滨银行、龙江银行、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对黑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撑作用。（2）增强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通过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政策，完善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需求。实施绿色信贷资金政策，着重商业性银行对信贷业务进行相关环境风险审查、评估和监测，完善绿色信贷管理系统建设。借此扩大商业性银行的绿色信贷规模效应，新能源、节能减排项目的贷款采取绿色通道快速办理；提供以排污许可证作为绿色信贷额度的界定标准，降低新能源、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风险；加强低碳产业和下游产业的项目和增值。根据实际需要做好黑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的绿色信贷的规模额度，并且有效规定绿色信贷的贷款期限和银行利率。（3）加强资本市场推动作用。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发挥优势资本市场的初始投资和融资。目前，大量的低碳经济相关行业和企业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产业数量和行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他省份。根据实际情况，证监会应该相关政策，对于财务指标正常，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建设项目。以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模式转型，将其资本和技术更多的投放低碳经济领域。（4）提升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根据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的特性，金融机构应该采取相关措施，不断创新金融产品研发。第一，让低碳项目有大额、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直接设置专属低碳企业的投资基金。第二，为了促进低碳交易，建议建立低碳信用交易平台。第三，采用低碳品牌，促进企业使用低碳经济信用卡。第四，加快低碳金融服务的进程，如金融产品和碳排放交易数量组合，形成与资源相挂钩的金融产品，结合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的金融服务产品。第五，创新的金融中介服务，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并提供低碳项目信用登记、托管和基金为低碳项目结算和清算服务，促进企业发展新能源、节能减排。第六，继续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满足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比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的环保、碳交易信用保险以及绿色汽车保险等等，减少碳排量、减少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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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与企业一样，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联结体。但传统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只关乎研究者和决策者，而忽略了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问题的合法性与可能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和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的客观需要。
一、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
1．高等教育政策的含义
高等教育政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党或政府为实现一定的高等教育目标，解决高等教育问题而做出的策略性规定，它是一个政党或政府的各个高等教育机构和人员以及公民必须遵守的关于高等教育领域的行动规范和行为准则。高等教育政策包括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以及政策目标等要素。
高等教育政策主体(Subject)包括参与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活动的各个机构和人员。
高等教育政策客体(object)是指高等教育政策发挥作用时所指向的对象，它是社会公共围绕利益关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某种与“应有”或“规范”不相一致的状态子系统。政策客体包括三个层次：列入日程的政策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政策发挥作用时所直接指向的规范和制约的社会成员；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或利益关系。
高等教育政策目标是指高等教育政策发挥作用后所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并且危害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高等教育社会问题，协调和平衡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政策目标是在政策制定时确定的，它反映政策制定者的主导价值取向，它取决于决策者对问题的把握程度、决策过程中的利益群体冲突和妥协结果以及政策资源配置力度的配置方式。在实行过程中，因种种因素的影响，政策目标常常发生偏离现象。
2．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困境
在国内外各种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同时高等教育也面临着越来越多复杂的实际政策问题。如膨胀的入学需求与有限的高等教育规模的矛盾、高等院校的盲目升级与高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矛盾、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带来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矛盾的深化对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不能充分考虑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无视高等教育发展应有的规律，就会导致更多不必要的问题或矛盾。从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决策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政府的初衷是为了满足民众要求享受高等教育的迫切愿望，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拉动经济增长。但是，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推进，教育性失业、大学生贬值、高校的负债运营、助学贷款中的诚信危机、高校的同质化等诸多问题却接踵而至。对此，有些高校埋怨说，政策出台时没有考虑学校的承受能力，也没有预见到教育教学质量滑坡以及管理难度增加等问题。而政府部门则申辩说，扩招政策正是听取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制定的。由此可见，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各群体关系的日益密切，我国高等教育决策已经成为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各群体的利益均衡器，教育决策的失误将滋生或激化更多的矛盾。
政府的政策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决策的科学化主要依赖于决策方法的科学化和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化；决策的民主化主要依赖于政策制定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民主、制度民主和程序民主，能够充分吸收民众、各种社会团体和政策研究组织的意见。随着政治的愈益民主化，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关注民众的参与，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不可控性，诸如“拍脑门决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执行的失真、政策效果滞后等情况依然屡见不鲜。
二、高等教育政策的利益相关者
走出象牙塔的现代大学正融入社会的中心，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作为社会系统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大学不可避免与周围的节点——其他组织或个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加强和改善这种联系，可以促进大学的发展。对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利益相关者”的提法起源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合作产权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公司的投入并不限于股东，供应商、贷款人、顾客，尤其是企业雇员往往都做出了特殊的投资一一自己的专用性资本，都对企业做出资本贡献，因此也都应当同股东一样成为企业的产权主体，有权参与企业共同治理和企业剩余的分配。与企业类似，大学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大学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机构，而是一个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各种团体组成的社会。也就是说，大学就是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社会机构：教师、学生、出资者、政府等是大学的权威利益相关者；校友、捐赠者和立法机构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市民、媒体、企业界、银行等是第三层利益相关者。
美国亨利·罗索夫斯基曾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年之久，在结束文理学院院长职业生涯之际，他出版了《美国校园文化一学生、教授、管理》(The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一书。在书中，亨利·罗索夫斯基列举出大学的四类群体，并就其与大学之间的重要性程度划分为最重要群体、重要群体、部分拥有者和次要群体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师、行政主管和学生是大学最重要的群体。他认为：“大学教师常常认为他们就是大学。教学和研究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使命，而这使命正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没有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此外，行政主管实际上控制着美国大学，“在美国，有许多的董事长、总校校长、教务长、院长、校长、副校长等等，在控制着他们的私人领地。”学生也属于最重要的群体，因为“大学是学校，如果没有学生，学术成就终归会枯萎”。所以，他们应该是学校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2)董事、校友和捐赠者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认为：“他们才是正式决定主要政策的人，他们出钱，因而非常关心‘他们’学校的声誉。”尽管如此，亨利·罗索夫斯基对教师、行政主管和学生，董事、校友和捐赠者还是做了明显的区分。因为后者尽管在学校主要政策上影响很大，但由于他们生活在学校之外，不可能像前者那样影响和关心学校的发展。因此，亨利·罗索夫斯基将这些人归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群体。(3)被亨利·罗索夫斯基称为“部分拥有者”的利益相关者。所谓“部分”是指他们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是科研经费的提供者、向学生和大学贷款的银行家、学校规章制度的调节者，许多学术活动的评审委员会。当政府提供经费资助并制定规章制度和评审学术活动时，就产生了与大学之间的利害关系，因而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即是政府或议会只是部分利益相关者。(4)市民、社区、媒体等是可以被纳入次要层次的利益相关者。
当然，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具有相对性，而且还是动态的。因此，不可将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绝对化。在理解了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我们给“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下个定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是指以不同的方式与教育政策问题发生各种联系的，且会因为教育政策而获得或失去资源与利益的个人和团体。它包括个体主体和团体主体；国家公共主体、社会政治法权主体和社会非法权主体、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和高等教育政策的评估主体。而所谓反映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指当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遭遇社会强势集团的干扰和侵害时，研究者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要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辩护；二指当政策利益相关者内部出现利益冲突和对立时，特别是当某些群体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学生利益的时候，研究者必须最大限度地维护学生的利益。因为在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当中，最为核心的群体就是学生。转贴于
三、面向利益相关者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高等教育政策是高等教育决策者就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价值进行分配和表达的活动，它涉及的是决策者与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有理由也有必要参与到教育政策问题的讨论之中，这是他们的权利。而且也只有经由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才能提高相关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它们更好地获得人们的认同，并妥善地得到贯彻。相比而言，教育政策研究者很多时候只是充任了一种代言人的角色，其任务主要是要通过研究提高决策者和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认识，并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为了实现这种任务，教育政策研究需要处理好与决策者和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研究者既不能纯粹地作为决策者的“传声筒”，也不能自以为是地将个体主张与公众意见相混淆。教育政策研究是要帮助公众说话，促进他们与决策者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
当前的很多教育政策研究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不良的倾向，即研究者习惯于将教育问题归结为决策者、制度或政策的原因；相应地，他们往往也把问题解决的希望系附在决策者身上，强调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问题在于：一方面，教育政策问题不仅受既有制度和政策的干扰，还与人们的认识与意识有关；另一方面，需要改变和调整的又不仅仅是决策者的观念和意识，更应包括广大相关行动者的观念与意识，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思维是难收其效的。此外，即便承认决策者对于教育政策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也不是惟有直接劝说这样一种方式。韦斯就提出了七种教育政策研究利用的模式，而其中的启蒙模式正是力图通过影响广大公众对教育政策的态度来影响教育决策者，而不是简单地面向决策者。
与原来的以决策者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学不同，新的教育政策学将以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为中心，它不以向决策者提供各种指令性的策略为主要任务，也不轻率地认为可以代表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意图和利益，而是鼓励决策者、研究者和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当然，这种研究上的转变并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实现的，它既依赖于教育政策研究自身的调整，也需要外部因素的支持。
首先，当前的研究评价制度需要有所调整。在教育研究日益制度化的情境下，教育政策研究的问题不仅仅与研究者的素质有关，还与研究的评价制度紧密相关。可以说，既有的教育政策研究之所以没有确立起面向公众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关评价制度“逼”出来的。一方面，以量取胜的评价导向使得我们研究者不大会花大力气走入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当中，而更喜欢坐而论道、“冥思苦想”的知识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以同行和行政者为主的评价主体也会诱导研究者更多地思考如何迎合学术的品位与决策者的口味，而不是考虑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此，我们就需要从公众观点和研究质量的角度出发，扩大教育政策研究评价的主体，改变教育政策研究评价的标准。
其次，现有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模式也要有所变化。当前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研究者根据个人兴趣展开的自主研究；二是由国家资助的项目与课题研究。从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来看，前者无法满足研究所需的人力与财力。而后者则会在选题、研究过程，甚至研究结论上，受到政府和决策者意愿的影响，难以充分体现研究的公众立场。因此，为了较好地体现教育政策研究的公众立场，我们需要发展多样化的研究模式，如非政府组织资助研究模式。
第三，建立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当前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涉越来越多的群体的利益，只有对决策程序的每一个环节广开言路，充分吸收各利益群体的心声和意愿，才能保证政策内容更加科学合理，政策的实施更加顺利。因此，如何在更广泛范围内吸收学生、家长、工业界、科学界人士的意见是谋求高等教育决策公正公平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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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国外罕见病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罕用药管理制度现状并对其进行分析，为我国罕见病医疗保障提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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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新，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将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文献分为七类，并分别概括了各类研究文献的研究现状，发现从微观上分析新疆具体地区双语教育的文献较少，指出需从微观入手，在科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适合具体地区实际情况的双语教育发展策略。
关键词：新疆；双语教育；教师；政策；模式；评价
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疆开始实行双语教育，而关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七类：双语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双语教育个案研究，双语教育教师研究，双语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双语教育政策研究，双语教育模式研究，双语教育评价研究。
1.关于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近年论文包括：张莉的《浅析新疆双语教学的现状与对策》，张洁、张梅的《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历程综述》，嵇宇科的《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问题观察与思考》，张梅的《新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双语教育关系研究》，方晓华的《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现状、特点及其反思》，刘姣、蔡文伯的《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三十年回溯与反思》等。
近年专著包括：陈世明的《新疆民汉双语现象与社会发展之关系》，廖冬梅的《新疆民族双语发展历史现状与成就》，木哈白提・哈斯木等著的《新疆少数民族中学汉语授课试验研究》等。
这些研究文献阐述了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双语教育的现状，并发现了一些问题：双语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且不稳定、数量不足、教学能力不足、待遇较差、培训体系不完善；教材缺乏地方特色；课程设置不合理；双语教育发展不平衡；双语教育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法；少数民族学生缺乏汉语环境等，并从教师、教材、课程、评价等角度提出了对策。
2.双语教育个案研究
近年研究文献包括：李中耀、海峰和夏迪娅・伊布拉音的《新疆叶城县双语教学调查研究》，吐孙阿依・库尔班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发展问题研究―以库尔勒市H县为例》，李文涛的《双语教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新疆疏勒县为例》等。
该类文献针对具体地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双语教育的模式、教师、教材、课程、学生等角度深入分析了目标地区双语教育的现状，指出目标地区双语教育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教师教学能力不足、缺乏合理教材、缺乏汉语环境等，并提出了对策。由于实地调查并选取合理的调查对象做了大量调查问卷，因此该类文献研究结果更能反映出目标地区的实际情况，更能服务于目标地区的双语教育发展。
3.双语教育教师研究
近年研究文献包括：王阿舒，苏生艳、汤允凤的《南疆三地州双语教师现状调查分析》，刘旭的《新疆少数民族小学双语教师培训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喀什地区为例》，方晓华的《试论双语教师培养模式》，杨淑芹、吴敏的《新疆中小学双语教学推进中少数民族教师的态度研究》等。
该类文献分析了双语教师的基本情况、教学能力、教学态度、语言使用情况、培训现状等，并指出双语教师汉语水平较低、师资队伍不稳、教学能力不高、培训体系较差、教师待遇较差等问题，认为要提高双语教师地位和待遇，开展多元化培训，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等。
4.双语教育课程教材研究
张兴、崔静对双语教育课程设置做了研究，指出当前的课程知识体系单一，难以培养合格的民汉兼通人才，指出要设计合理的双语教育课程知识体系，并提出了双语教育课程体系的内容[1]。杨德明对哈密市鲁能小学做了个案分析，认为该小学双语教学开展较为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开设了学科课程、隐性课程、活动课程“三位一体”的双语课程体系，而问题之一是缺乏适合的教材[2]。
5.双语教育政策研究
赵鸿锴、张迎治从语言政策角度梳理了新疆双语教育政策[3]。王阿舒回顾了新疆50多年来的双语教育政策，分析了政策的演进轨迹[4]。陈旭、陈进分析了新疆双语教育政策对于新疆民族教育发展的作用。王阿舒、孟凡丽阐述了50多年来新疆的双语教育政策[5]。上述文献表明新疆自治区政府认真贯彻了中央的双语教育政策，为双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6.双语教育模式研究
陈得军、刘琴和方晓华对新疆双语教育模式的现状做了分析[6]。赵建梅针对乌鲁木齐市T区的实际情况构建了适合该区的双语教育模式。李儒忠阐述了新疆双语教育模式的性质、特征及目的，认为部分课程使用汉语教学是新疆今后较长时期内的主要双语教学模式[7]。魏炜认为部分课程使用汉语教学利于实现民汉兼通的目标[8]。张梅分析了新疆的双语教育模式，认为模式应体现双语教育的目标[9]。结合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双语教育模式要因地制宜，对于多数地区部分地区使用汉语教学将是今后较长时期内的主要双语教育模式。
7.双语教育评价研究
方晓华认为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评价系统应包括对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双语教育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10]。马小玲认为要以教学及其主客体作为新疆双语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以影响教学的客观因素与社会因素为辅助内容，并以历史和现状为根据提出了新疆双语教学的评价体系[11]。
通过分析上述文献，发现研究者以新疆高校师生为主，研究文献以期刊论文为主，大多发表在新疆本地期刊上，研究内容从宏观上分析新疆双语教育的文献较多，而从微观上分析新疆具体地区双语教育的文献较少。对于新疆双语教育而言，各地区少数民族分布情况不同、汉语影响程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即各地区开展双语教育的环境差异较大，因此，各地区难以相互照搬经验，应采取符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的双语教育策略，而这就需要从微观入手，对各地区的双语教育开展个案研究，在科学的田野调查的研究基础上制定适合具体地区实际情况的双语教育发展策略。（作者单位：1.武汉大学文学院；2.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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