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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质量观，也是就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和观点，具体来说就是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高等教育应该秉承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呈现出了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如社会本位论、个人本位论和知识本位论等。在当前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状况下，特别是针对“文化产业”这一应用性较强、学科融合度高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相比较而言，“过程主导”这一高等教育质量观，比较适合文化产业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主导有两层含义：其一，教育质量应体现在教育过程本身。换言之，教育质量在教育活动过程之中，考察教育质量，需要注重教育活动过程本身的品质，而不能只看结果。其二，教育过程的品质决定教育质量。因此，对教育过程的注重和把控对于高等教育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到文化产业专业的“教育过程”中，如何设计系统和有效的“教育过程”？设计什么样的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实现什么样的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需要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二、制定文化产业创新人才“教育过程”的依据
1.生源素质。
制定研制科学的“教育过程”，“因材施教”是基础。通过对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2010～2013级四个年级的硕士研究生的比较分析，概括出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生源的三个特点：第一，本科学科专业背景多种多样。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报考和考试阶段对本科专业没有具体的要求，学生往往依据自身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考试难度以及就业情况等多方面原因进行专业和方向的选择，研究生考试也成为学生第二次选择专业的契机。文化产业研究生的本科学科背景多种多样，这对于后期学习来说，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文化产业本身交叉性较强，在实践发展中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性也较强，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文化产业的多方面应用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对文化产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学习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学术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学习能力较强，但基础研究能力较弱。经历了研究生的全国统一考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本科阶段有了一个飞跃。第三，综合素质可塑性较强。当前的硕士研究生从本科直接考上研究生的比例较大，有工作经验的学生较少。整体来看社会经验不足，对当前社会的认知不够成熟，但是可塑性较强，一般经过半年的相关学习和训练，凭借较强的领悟力和学习力，综合素质往往能够得到较大的提高。
2.培养目标。
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制定系统科学的“教育过程”的前提。2009年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企业对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笔者认为，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应着重培养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即“活跃于文化产业学术界、产业界和行政单位等领域的创新型高端专业职业人”。有以下几个具体的要求：第一，文化产业基础理论扎实，掌握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并擅于了解国内外文化产业前沿理论及行业最新动态；第二，实践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文化市场观察能力、开拓能力和预测能力，具备敏感的文化产业政策领悟力，并具备有效的沟通协调能力；第三，在至少一个文化产业门类上有专业特长。
3.文化产业创新人才“教育过程”的制定原则。
①以“系统知识建构”为核心，文化产业的系统知识应包括：文化、经济、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社会学、人文学研究方法；统计学基本技能；基于最新科技发展的相关研究方法；文化产业相关行业门类的基础知识；文学、艺术等素养类知识等。②注重跨学科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与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紧密相关，同时文化产业还具备较强的产业融合能力，因此，跨学科和应用性强成为文化产业专业的两大特点。③倡导行动学习“，行动学习”，包括通过科研行动提高基础知识的运用能力和研究能力，也包括通过专业实践，提高文化产业的实践操作能力。
三、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过程”设计
在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统领下，依据“教育过程”设计的原则，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具体的“教育过程”设计：
1.板块化教学。
第一，课堂的课程教学板块。包括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类课程，如《文化产业导论》、《公共经济学》、《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政策》、《文化市场营销》、《文化产业管理》等；方法类课程，如《文化产业研究方法》，《文化市场调查与分析》等；行业类课程，包括《广播影视产业研究》、《演艺产业研究》、《艺术产业研究》等；专题类课程，如《文化产业园区研究》、《国际文化产业研究》等。课程教学板块主要讲授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行业基础知识以及前沿专题研究等。第二，前沿学术活动板块。为了弥补不同学生来源知识体系的不同，同时将文化产业最新最前沿的专题研究成果向学生进行介绍和讨论，也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与国内外文化产业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进行交流，拓宽眼界、拓展人脉，定期的学术活动是必要环节，并应纳入学分管理体系。第三，实践训练板块。实践训练是文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并应无形地贯穿于整个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学程。方式方法多种多样，较为有效的举措有：第一，导师工作室制度。以导师为核心建立工作室，将导师指导与科研、课题研究、项目运作密切结合，将日常学习与工作室工作有机统一。第二，行业导师制度。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且在文化产业领域有一定行业影响的业界专家担任行业导师，与专业导师合作，对学生的实践、实习、就业进行指导和帮助。第三，研究与实践基地建设。与产业界进行紧密合作，选择有一定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共建文化产业研究与实践基地，通过联合培养、项目合作、工作室合作、学生实习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专业实践的训练。
2.阶段化考核。
打破学期的界限和学时的固定要求，依据培养周期划分阶段对学生的课程学习、导师指导、学术活动、实践训练等环节设置指标和明确的考核体系。对任课教师、导师指导、学生学习、教学管理设立各自的阶段考核标准，将“教育过程”的质量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监控和分析，同时纳入“责任到人”的考核体系。
3.组建多样的学术共同体。
为了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丰富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内容，培养单位还应将教学组织和科研组织打通并进行重新组合，通过大型课题、大型学术或行业实践活动，组建多种多样的“学术共同体”。任课老师或导师可通过调研课题、研究性课题或实践项目的策划，将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学进行组合，组建各种学术共同体进行专题的学术实践活动。
四、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体系优化与创新举措探索
文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变化，这就需要对“教育过程”进行创新，以提高教育质量。同时，也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创新，突破常规，将“教育过程”设计得更加科学、高效。
1.建立畅通的师资资源流通机制。
文化产业的一大特点是“跨学科”，这就需要在校内和校外高校之间进行任课教师、讲座专家或导师的交叉聘请。在教学实践中，聘请的程序、酬金的标准和发放条件往往过于刻板，造成因为制度的原因使一些教学活动无法开展，对整体教育质量带来损害。因此，建立合理、畅通的师资资源流通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2.放宽行业导师的聘任条件，提高行业导师待遇。
行业导师的聘任，是文化产业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关乎学生实践训练的整体水平。但是在现实教学中，对兼职导师学历、职称或成果的要求过于注重学历、职称等非实践成果因素，使得一些在文化产业实践中有丰富经验的业界精英因为条件不具备而无法被聘任。同时，行业导师的待遇问题也一直缺乏更为灵活的政策支持，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更加宽松的政策和经费保障。
3.探索硕博连读的高端复合人才培养机制。
竣工测量的质量关系到成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所以在测量项目开始之前，需要设置专门的技术负责人员，这样可以有效协调和管理生产过程质量和技术工作。同时还要设置专门的质量负责人员，对测量的质量进行现场监督。这样不仅能够有效提高作业人员的责任感，还能够使其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在测量中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程，按照各项设计和规范要求进行测量，而且在测量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解决。在现场测量过程中，各级检查人员还要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测量全过程的质量监控，及时对技术上的问题进行处理，对测量成果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把好测量的质量关。针对测绘产品需要采取一级验收制度，对测绘产品的验收要坚持两级检查制度，确保测量的质量。首先，由作业员对测量的整个过程进行一级检查，这项检查是在作业员自检自校与互检互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全面检查成果成图的情况。在检查中对内业的每个环节都要进行全面的、详细的检查，由于对外业进行实地操作检查具有一定的难度，应采用抽检和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其次，由质检员负责进行最终检查，即所谓的二级检查，这些检查是在过程检查的基础上进行的，通常需要全面对内业进行检查，对外业实地检查不能低于10％，而外业巡视检查也不能低于20％。再次，对于各级检查，作业员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修改，而作为各级检查员，则需要对检查记录进行填写并复查，然后对质量进行初评，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严重的问题，则质检人员具有一票否决权，可以令作业单位进行返工。最后，在对测绘的产品进行验收时，需要严格依靠全面质量管理来确保测区产品的质量，确保竣工测量项目能够顺利通过验收。
2加强对外业施测要点的控制
在外业施测过程中，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即规划竣工验收地形图测量和竣工测量。在规划竣工验收地形图测量中，不仅需要严格按照数字地形图相关规范实施测量，还要对所需要进行验收的建筑物转角、形状不规范的部位及主要特征点等进行采集，进行细致的测量。竣工测量中不仅涉及基础测绘，还涉及规划测绘信息采集，所以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来对图面信息进行表达，从而更便于进行规划管理用图。但这样就对测量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测量人员具备良好的基础测绘知识，还要对规划管理意图和建筑设计有充分的了解，特别是在外业作业过程中，需要对竣工图进行重点核对，特别是一些重点地方可能存在与现场不一致的情况，所以更需要在核对时重点关注。
3测绘成果检查验收
在竣工测量完成后，需要由质检人员对地形测绘成果进行全面的验收检查工作，对内业、外业、地物平面点位、高程点等进行仔细的检查，确保地形分幅图画面清晰整洁，合理对地形要素进行取舍，正确运用图式符号，确保高程点精度可靠，准确地将实地的地形地貌细部特征反映出来。
4结语
一、班级环境净化、美化
教室环境是班级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班级形象的标志之一。整洁优美的教室,既为师生营造了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也可以使学生在优美的环境中受到熏陶陶冶,增添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乐趣,激发学生热爱班级、热爱学校的情感,促进学生奋发向上,增强班级的凝聚力。
首先要做到班级的净化。教室卫生是班级的窗口,是文明的标志,班主任要重视班级的环境卫生,从小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我和学生一起制定了严格的卫生制度,我们把教室、卫生区的卫生承包到人,每天由卫生委员检查监督。我们在班里还坚持“一课两整理”活动,每节课后,学生都要把自己周围的废纸清理干净,把凳子放到桌子底下,把下节课要用到的课本文具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由于要求严格、措施得力,班级的卫生一直都能够保持清洁干净。
其次要做到班级的美化。每学期初,我都发动学生精心设计、巧妙布置班级,力求教室环境高雅、充满生机活力、富有儿童气息。在教室的前面后面摆放一些绿色植物,在教室两侧的墙壁上悬挂学生的书法、绘画作品,在教室的后墙上开辟出智慧树、金苹果等园地,教室的前面则张贴班级的发展目标、口号。
二、班级管理民主、平等
民主平等是班级管理工作开展的必备条件。在班级管理中越是压制学生,只能越是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最终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民利,使不同个性、爱好、特长的学生都能在班级管理中人尽其能、人尽其责,这样班集体的凝聚力才能增强,班集体的教育力量才更大。
例如,在制定班级规范的时候,我充分发扬民主,引导全班同学参与,确保班级规范成为全体学生能自觉遵守执行的行为准则。我首先引导学生学习《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以及学校制定的学习、行为等各项规范,让学生对班级已有的规范进行全面清理。要求学生写出喜欢和不喜欢的班级规范的原因,以保证班级每一条规范都能体现学生的意愿与意志。然后,由班级干部汇集、整理、归类学生意见,酝酿拟定新的班级规范初稿,班主任提出修改建议,分发给每个学生并充分展开讨论。最后由全班同学讨论通过后予以实施。
另外,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班级活动的组织中,我也让学生唱主角,切实增加这些管理性活动的透明度,给每一个学生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待遇。
三、班级活动扎实、有效
班级活动是班主任管理班级,进行班集体建设,营造良好班级文化舆论氛围的主阵地。班主任要通过扎实、有效的班级活动,发展学生的能力,锻炼学生的意志,培养学生的品德,增强班级的凝聚力。
首先,开展班级活动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发现学生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班级教育活动。例如,发现学生普遍存在作业不认真,字体潦草的现象,在班里开展优秀作业展览活动。发现学生爱吃零食,在班级中开展“我们拒绝零食”签名活动。
其次,开展班级活动要紧跟当前形势发展,紧扣当前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60周年之际,总书记对全国少先队员提出了争做“四好少年”的殷切希望。我在班里围绕争当“四好少年”开展了 “四好少年”我行动,“四好少年”评选会等活动。2010年5月1日,我国在上海举行世博会,这是我国的又一盛事,为了让学生了解世博会,我在班里举行了“走进世博会”主题活动。
最后,开展班级活动要有总体的计划,每学期确定一个主题,一个重点,围绕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这样活动才能够深入持续,保证活动的实效性。例如,为了使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我依据家乡的淇河这一地方资源,开展了淇河文化研究系列活动,举行了淇河文化手抄报评比,“淇河三珍”会,家乡英雄故事会,家乡风俗收集大比拼等活动。
“在中医学范畴里，病理状态是一组症状和体征，中医称之为‘证候’”，“中医的临床证候是以脏腑(局部器官)病变为中心，同时注重全身状态的辨识”。为使中医学的表述比较符合现代的习惯，笔者曾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概括为“状态医学”［1］。“状态”是中医对“证”的描述，“病因病理”是西医对“病”的描述，两者不同的表述方式构成了人们对疾病认识和治疗的两种不同方法。两者在方法论和临床实践上互相不能取代。作为中医的状态医学理论及其诊疗方法的特殊规律，决定了它在临床上的独立地位。
1 中医的状态与西医病因病理的关系
中医的状态与西医的病因病理是整体综合反应与局部病灶的关系，它们在临床上有以下不同表现：(1)状态与理化指标不一致。在体温正常的情况下，临床上可以见到虚寒和虚热两种状态［2］；持续高热?1～2?周的病人，可以见到持续寒冷的状态［3］。(2)器官组织的各种理化检查未见异常，临床上可见多种状态失常。例如脾虚证、肾虚证、气虚证、气阴两虚证、肝胆湿热证、湿痰(二陈汤)证等等。(3)局部器官患病，代偿功能正常时，病人全身状态可以正常。例如部分乙型肝炎病人、肾盂肾盏结石病人全身状态可以正常。(4)同一疾病，如肺炎，在病程的不同时期，全身反应状态相差很大，必须使用不同疗效的方药［4］。中医称之为“同病异治”。(5)不同的疾病出现相同的状态，使用同一方药治疗。如冠心病、癌症、肺炎恢复期等3种病因病理完全不同的疾病，在某一阶段可以出现气虚状态：面少华色、乏力少气、纳差、四肢倦怠、舌淡、脉弱，可用四君子汤加味治疗。这就是中医的“异病同治”。由此可见，状态是病因病理之外的另一类问题。(6)孪生者在遗传和童年生活条件方面，是不同个体最大限度相同的例子。然而同生不同死，且生病的时间和临床表现各不相同。这些事实说明，不同个体自身内部的协调状态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个体内部协调状态的不同，是人体疾病发生、发展千变万化的第一内因，也是中医学存在的基础。
2 中医状态的诊断
人体机能状态正常与否的第一个感受者是自我，因此，症状是诊断状态的第一要素，体征是客观依据。由于人体机能状态并非各器官功能的简单加减，因此，现代医学的理化指标在诊断状态时，只供参考［3］。
从上文可以看出，即使是同卵孪生者，遗传和童年生活条件最大限度相同，但在不同个体，其内部协调状态不同。状态不同必然反映在对相同的致病因素有不同的反应。所以，用遗传因素、外在条件和器官病因病理去解释或诊断状态，是不符合状态的多种多样和千变万化的客观事实的。
同一疾病不同时期，状态可能不同；不同疾病可以出现相同状态。整体状态有病，局部器官可以正常；局部有病，整体状态可以正常。体温测量与人体寒热状态没有必然联系，等等。均证明状态与病因病理是人体疾病的两个不同方面，用于诊断器官病理的理化指标是不能作为诊断状态的依据。
中医状态的诊断，是一种以病人自身感受(症状)和临床体征为依据的综合判断。不同状态的区别，主要是依据临床诊疗实践中所见病象，进行深入细致分辨的结果。笔者?1999?年秋诊治?1?例病人，属中医外感病秋燥中的温燥，症见：发热，少许恶寒，咽干鼻燥，干咳无痰，口渴舌干稍红，脉浮数等，更见满面白色细小皮屑。可谓典型之至。如果从病因病理角度，只能归为病毒为害，西医没有应治之法。
状态的诊断，实质是以症状、体征为依据的综合判断与分类。分类的基点是寒热、虚实；分类的目的是区分不同的状态——证候，寻找有效的方药。
中医学认为，人体内部的平衡和人体与自然界保持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基础，一定强度的致病因 素导致了平衡失调，从而出现疾病。因此，中医对人体机能状态的判断有两个基点：(1)偏寒或偏热；(2)太过或不及［2］。所以，寒证、热证、虚证、实证是状态分类的出发点，或者说是总纲。因为临床上千变万化，数之不尽的各种状态，都是寒热虚实的进一步的具体划分。
中医学中的基本状态约20种，包括脾虚、肾虚［3］；常见状态?200?多种［5］。假设人体分为九大器官系统，按排列组合的数字方法计算，人体状态数以万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状态诊断的复杂性。
3 中医对状态的治疗
状态的治疗是人类医学的一个特殊内容。从表面来看，中医药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医学一样，都是使用天然药物。现实是：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与众不同，疗效在众传统医学之首；中医药不仅对现代临床各科半数以上的疾病有良好疗效，且很多西医难治、不治之病症是中医的优势。
上述特殊和不同的原因在于，中医学的本质是状态医学，其诊断、治疗疾病的角度与西医的病因病理角度是两个不同范畴。
状态治疗的首要特点是：以方治病。这里的病，不是指局部器官的问题，也不是现代病因病理的中心环节，它是全身各器官组织某一时间综合协调的结果，是状态异常，或者称之为状态病，中医称之为证候。这里的方，不是某类药物的简单相加，也不是针对细菌或某器官的现代病因病理意义上的药物；而是针对人体不同状态确定治疗大法而拟定的处方，中医称之为方证对应，即以特别组成的方剂治疗不同的状态。
状态治疗的第二个特点是随证加减。尽可能使用代表方是中医治疗状态病的基本原则，但原方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准确对应临床上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必须根据具体病证，在某代表方的基础上增减原方的药量，或加减某几种药物。“随证加减”反映了状态的千变万化，提示固定的成方中药制剂，在当今和今后的临床实践中，不会成为中医的主流。
整体与局部并重是状态治疗的第三个特点，但必须强调状态的治疗贯穿始终。例如肺炎病人，不同时期使用银翘散加减、麻杏石甘汤加味、清营汤加减、参附汤合生脉散加味、竹叶石膏汤加减等等［4］。这些方剂的组成和功效有很大差别，证明中医治疗是以状态为核心，局部病灶的治疗服从整体状态治疗。即“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治疗，必须综合状态治疗的原则”［2］。
4 关于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对中医学体系自然科学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讨论状态与病因病理的关系、状态的诊断、状态的治疗之后，我们对中医学的本质——状态医学及其规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笔者再次强调，状态与病因病理是临床医学的两个不同范畴，两者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思维、诊断与治疗。
在清楚以上原理之后，状态医学的独立性和中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也就成为一个清晰的事物。中医现代化应是以发掘、完善中医学理论，以及相关诊断、治疗方法为核心；全面引入现代病因病理学说，加强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针灸等治疗；加强器官病的病因病理诊断和预后判断。
本世纪初，随着西医在中国的不断普及，现代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成果为西医所利用，中医相形之下变得弱小。西医有理化指标，诊断明确，对器官疾病分析入微，且可见可数；故不少中、青年中医下意识地忽视了中医理法方药的主导地位，以至见到体温升高就投清凉之剂，高血压伴见气血虚弱也不敢进补。
中医学是一个独立的临床诊疗体系，现代病因病理学说的引入，不会冲击或改变中医的状态医学优势，它将弥补中医学对局部器官病认识的不足。
近40年来，中国的西医大规模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单味中药的现代药理研究、复方的临床验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些现代成果，证明了中医药、针灸临床运用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也为今天中医现代化——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针灸治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科学资料。
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要点是：遵循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对状态诊断、治疗贯穿疾病的始终，而西医病因病理角度的治疗必须综合中医治疗的原则。
5 关于中西医结合
中医的状 态医学与西医的病因病理医学在理论上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但在临床实践上，由于两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因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临床医学体系：西医的病因病理学说是对器官病细致入微和多层次研究的理论，它的相关诊断、治疗方法，对器官病是首选的，很多治疗是特效的。因为不同个体，不同种族的病人，只要病因病理诊断相同，其有效药物的作用点和过程也相同，相关治疗就“经得起重复”，这就是所谓“特效”。中医学在状态诊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大量的有效方药和相关理论。如何面对实际，接受状态的客观存在和相关的理论，是今后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步；但是，怎样用西药体现状态治疗，在实际上成为中、西医结合的难点。但笔者提请医学同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医的状态是西医的病因病理之外的另类事物，不论医学怎样高度发达，生物遗传技术怎样完备，或器官移植和人体复制成功，人体内部的协调总是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必然使中医的状态医学与人类共存。
参考文献：
［1］ 张有和.状态医学——中医学的现代概念［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3(3-4)：1
［2］ 北京中医学院.中医学基础［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105
［3］ 张有和.状态医学——中医学的现代概念［J］.医学与哲学，1999(1)：7
关键词：出土材料；刻画符号；汉字形成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41-03
文字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起源是科学的重大课题。①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汉字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因此，汉字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是中华文明起源及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刻画符号是研究汉字形成的可靠出土材料。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索汉字形成的相关问题。
一、一元论与多元论
关于汉字的起源，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图画文字说”，即认为汉字来源于图画。这一观点被称为“一元论”。
与之相对，一些学者认为汉字的来源并非一元，图画仅是汉字的来源之一。这一观点被称为“多元论”。郭沫若先生据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提出图画并非文字的唯一来源。他说：“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应在图形系统之前……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能象，那必须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划却是比较容易的。”“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②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发现后，杨建芳先生把它们与西安半坡的刻画符号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在古代黄河流域，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指事文字或刻文字，另一种是图画文字或意符文字。这两种文字的出现都相当早，而且流行于不同的地区。大约在龙山文化时期，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指事文字传播到山东一带，而图画文字则输入中原地区。”③汪宁生先生根据民族学的相关资料指出，文字不仅仅起源于图画，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引导出来的。④刘钊先生也指出，就整体来说，汉字来源于图画，但汉字绝非只有一个来源。⑤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出土刻画符号材料的积累已十分丰富，我们对其进行了全面收集整理。⑥发现海岱地区、太湖流域、澧阳平原等全国各区域发现的刻画符号，既有简单的刻划，逼真的描摹，还有较为复杂的组合符号；既有陶工的标记，又有巫师创作的祭祀符号……这些不同区域文化的刻画符号各具特点，它们在各区域文化的孕育中产生，是区域文明发展的体现。文字的构成演变只能是“符号”的构成演变。各区域的刻画符号或独立发展或通过交流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均对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汉字的起源是多元的。
二、关于“汉字突变论”
“汉字突变论”是李万福先生提出的一种汉字形成理论，主要观点为：汉字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创造出来的；甲骨文出现之前，不存在表词符号逐渐积累的漫长过程；巫师是文字的创造者。⑦李先生对中国境内30多处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进行了分析，统计出各遗址符号总数、种类及所占比例。其中殷墟小屯遗址符号的数量是150万，种类为4500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6年度重点课题“新石器刻画符号与汉字起源研究”（ZDI135-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11&ZD12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4-gh-723）。
作者简介：牛清波，男，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文字学博士（南阳473061）。
个，显然李先生的统计对象是殷墟甲骨文。这样“从8000年前贾湖旧石器文化遗址（按：当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到甲骨文出现的商代晚期，符号总数为1501446个，其中甲骨文约1500000个，占99.9%；甲骨文以前的符号约1446个，占0.1%……商代晚期300年间积累的符号大约是以往4600多年所积累符号的1000倍……商代晚期300年间创造的符号种类是以往4600年所创符号的6倍……从总数看，甲骨文的增长速度是原始符号的16286倍；从种类看，甲骨文的增长速度是原始符号的108倍”。基于此，李先生得出结论：文字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突变”形成的。⑧
我们认为李先生的统计对象性质不一，比较分析及其推论不妥，“突变论”难以成立。殷墟甲骨文是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半坡等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尚不是文字。将其一并纳入统计范围，所得结论是不科学的。通过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深入考察，我们认为文字体系是在漫长的时间内“渐变”形成的。西安半坡等仰韶文化聚落遗址的刻画符号距今7000―5000年，其中个别符号可能是陶工所作的标记，但大部分主要是为了优化提高聚落内共同协作的效率而创造的；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距今约9000年，数量丰富，种类多样，具有一定表意、计数和简单的记事功能，是一种地域性符号；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距今5000―4500年，它们是巫师发明的祭祀符号；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距今5000―4000年，这些符号多单个出现，也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连续出现在同一器物上。良渚文化已跨进了文明的门槛，这些连续出现的符号透露着文字出现的信息。分布在祖国大地上的这些符号，绵延数千年，因社会的需要而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丰富。它们不断积累符号素材，完善符号创制方法，探索符号的组合原则……为文字的出现和文字体系的最终形成做了长期的准备。因此，裘锡圭先生说：“汉字这类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它们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⑨
三、汉字的形成背景
我们将186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置于古代文明演进的视野下细细分析，发现汉字的形成有着广阔深厚的背景。它吸收不同区域文化的营养，为汉字的形成夯筑了厚重的根基。古埃及的圣书字（Egyptian Hieroglyphic System）、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Sumerian Cuneiform System）、中美洲的玛雅文（Maya Hieroglyphic System）和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上独立起源的文字。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它文字都中断了，只有汉字沿用至今。我们的汉字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活力，历久弥新。它长寿的原因很多，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我们认为汉字形成的广阔背景是其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灿烂的史前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特点，这种文化“既是多样的、不平衡的，又是有内在联系和相对统一的”。中原地区处在核心位置，它吸收了各方面的先进因素，形成了绵延至今的华夏文明。从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墓地的情况来看，公元前4000年前，先民拥有的物品基本相同，社会相对平等。公元前4000年后，这相对的平等被打破，中国史前文明的进程自此开启。公元前4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北辛文化，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双墩文化等区域文化中发现了刻画符号。在不同区域文化的浸润下，它们具有了鲜明的特色。贾湖文化、彭头山文化、双墩文化的刻画符号体现了先民的自然崇拜和朴素的宗教观念。仰韶等文化的刻画符号是先民为了提高生产协作效率而创制的，符号的创制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也许是个别陶工为了标记工作进程所作的标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符号种类渐多，部分符号之间还呈现出一些规律。后来，这些规律性的符号，不仅限于陶工标记制陶进程，还可能用来标记其它劳动进程，在特定的区域内使用。此外，双墩等文化中的一些符号还反映了远古社会的生活情况，比如渔猎、采集等。公元前4000―前3300年，约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大溪文化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这一时期聚落开始分化，从一般聚落中分化出中心聚落，出现了供少数人享用的高档物品。刻画符号的数量增加，种类也更丰富。各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发展较快。长江流域大溪文化的刻画符号种类明显增多，符号系统性增强。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中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彩陶符号，有学者指出它们是在彩陶大规模制造的情况下，不同劳动分工造成的结果。此外，马家窑文化傅家门遗址还发现了卜骨，上面刻划有符号，是先民的反映。公元前3300―公元前2500年，约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分层结构，城址数量增多，社会分化明显，文明化程度更高。就发展程度而言，中原地区转入由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表面沉寂。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下游海岱文化区和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加快，发展稳健。本时期的刻画符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符号形态复杂，一个较为复杂的符号可能由两个或三个符号复合而成。符号载体规格变高，多出现在玉器、斧钺、大口尊等少数人享有的器物上。这些符号多用于祭祀仪式，用于人神交流。符号的创制者是巫师，他们垄断了与神灵交流的特权，为金字塔尖的上层服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刻画符号连续出现，能够记录较复杂的事物，透露着具有记录语言功能的文字的出现。
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远古社会进入龙山时代。这一时期，规模较大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多见，如山西的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禹县瓦店等处。等级分化更加显著。就区域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诸文化、辽河流域文明衰落，中原地区出现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发现的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关系至为密切。登封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件残黑陶杯，底部刻划1个符号，形似“共”字。这一符号出现在中原地区，且与商周文字形体一致，格外引人关注。此外，该遗址中还发现了青铜残片和规模较大的城址（可能是“禹都阳城”）。青铜、大规模的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二者的发现说明龙山时期王城岗遗址已有灿烂的文明。有学者认为，黑陶杯上的这一符号，已是文字。虽然只发现一个，却弥足珍贵，它带来了汉字形成的信号。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残陶扁壶，正面、背面各有一个符号，冯时先生释读为“文邑”，认为就是“夏邑”⑩。这两个符号用毛笔书写，且能连读，已用来记录语言。值得注意的是，两符号均为朱书，其载体还沿陶片遍涂朱一周。联系到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符号涂朱及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我们认为陶寺遗址的这一现象与祭祀有关。
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它们由中原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祭祀在三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的传承和统一性来看，中原龙山文化中至少也应有祭祀的因素。这一推论与陶寺遗址中的朱书祭祀现象恰是吻合的。龙山时代，与良渚文化所走的“神权之路”不同，中原地区走的是“王权之路”，这也是它不断发展续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似乎与陶寺遗址中发现的祭祀现象相矛盾，其实不然。我们认为，陶寺遗址中的祭祀现象是吸收其它文化的结果，可能来自良渚文化，也可能来自红山等祭祀发达的文化。赵辉先生指出：“由于社会动荡，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形成一种务实和开放的意识形态，在对待来自周围社会的非传统影响时，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或机会主义的策略。”B11陶寺文化的祭祀现象或可为赵先生之说添一佳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字的形成具有广阔的背景，正是这片深厚的文化沃土孕育出了传承华夏文明，令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汉字。它传承着悠久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它把华夏儿女紧密连结在一起，共同创造新的文明和辉煌。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在各区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形成的。我们要重视中原文化在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正确看待其它区域文化的贡献。尽管汉字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我们却不能否认其它区域文明在汉字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下面仅以良渚文化为例稍作分析。良渚遗物中发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连续出现于同一器物上的现象，如良渚遗址中发现的黑陶杯（器口缘刻划8个符号）、澄湖遗址古井群中发现的鱼篓形罐（腹部刻划4个符号）、南湖遗址中发现的黑陶罐（肩至上腹部连续刻8个符号）、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的石钺（一面连续刻划7个符号）等。黑陶杯上的符号告诉我们良渚先民创造的符号与商周文字非同一体系；黑陶罐上的符号告诉我们当时虽已出现文字，却较为原始。良渚文明虽然衰败了，它创制的文字也未能延续下来，但它积累了宝贵的创制经验，这些文字既是良渚文明的产物也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类似的还有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丁公遗址出土的刻符陶片告诉我们，东夷文明也曾有创制文字的实验，虽未能传承，却有独特贡献。
注释
①英国学者丹尼尔在美国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上提出，文明有三个要素：（1）有5000人以上的城市；（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日本学者贝V茂树先生认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夏鼐先生在日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文明的标志“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参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35―36、94页。
②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③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第3期。
④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⑤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4―225页。
⑥牛清波：《中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⑦⑧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齐航福：《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组类差异考察――以“岁”字句为例》，《中国语文》2014年第2期。
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页。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 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 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 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 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 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 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 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 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关键词：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历史文化农业园区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11-0072-03
Research on the Display and Utilization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Take Diao Long Bei Site as an Example
LI Jing-yi，ZHANG Xiao-Nan（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te of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mode of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te itself， the paper presents a case study on the site of the carved dragon monument， and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play from the site using different display mode of display concept.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its use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 display and u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ark
Internet ：.cn
《考古学通论》中指出“考古学根据生产工具的变革将人类古代社会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期也被称为史前时代，包括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旧石器时代遗址又分为洞穴遗址和旷野遗址（露天遗址），新石器时期遗址包含有聚落遗址、洞穴遗址和丘贝遗址。所以，史前聚落遗址主要指新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目前全国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4493处，包含史前遗址417处，史前遗址中聚落遗址共有318处，占史前遗址的76.2%，由此可见史前聚落遗址在史前遗址中的重要性。
从我国建国初期第一个史前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到现在良渚国家遗址公园成为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遗址展示的专家们在以努力的寻找适合的展示利用模式。
一、我国史前遗址展示利用基本现状
（一）展示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史前聚落遗址多为土遗址，遗址本身比较脆弱，再加上天气等自然原因，遗址很容易破坏；其次，史前聚落遗址多为地下埋藏，保护采用回填的形式，观赏性差，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第三，史前遗址时期是没有文字的记载，所以对于它的研究比其他遗址都有难度。
（二）展示的主要内容
史前聚落遗址的展示主要分为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两部分。遗址展包括有遗址出土文物、遗址环境、遗址本体三部分。遗址环境主要指遗址的地理风貌、聚落风貌；墓葬、灰坑、房基、陶窑址、祭坛、人类生活遗址等是遗址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植物遗址、陶器、角器、牙器、贝器、石器是遗址出土文物的组成部分；文化展示以非物质文化为主要展示的内容，需要通过考古研究的平台进行展示，它的目的是将考古研究及其文化特征联系起来，使人们对遗址进行更深的了解与认识。
（三）展示的主要手段
史前聚落遗址的展示利用手段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的有原状展示、标识展示、陈列展示、建筑复原展示等一系列展示手段。原状展示对于石质类的的遗址多采用露天展示的形式，对于容易受天气影响的遗址多会加一些展示棚；标识展示为一些地下遗存遗址进行采用标识牌、植物、沙石等手段进行标示；陈列展示多是通过建立一些陈列馆、博物馆的手段进行展示；建筑复原是指遗址研究丰富的基础上，运用模拟复原的形式进行展示。
二、我国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模式
中国文物保护法则规定：“经发掘的遗址和墓葬不具备展示条件的，应尽量实施原地回填保护，并防止人为破坏。经过评估，无条件在原址保存的遗址和墓葬，方可迁移保护。”由此可见，回填是我国史前聚落遗址的主要保护手段。目前我国主要的遗址展示模式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史前遗址博物馆展示模式，特殊的一些遗址采用与旅游景区相互结合、森林公园、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的展示形式进行展示。
（一）遗址公园模式
良渚遗址采用的是国家遗址公园展示模式，遗址主要展示部分包括良渚博物馆、良渚古城、塘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等遗址构成。良渚古城墙部分进行了复原，建立遗址展示区，主要的展示手段复原展示；莫角山遗址则是建立保护棚进行展示；反山遗址通过建立陈列展示馆的形式进行展示，主要对墓葬遗址群展示，在已经发掘的部分墓葬上方建设一处覆土建筑，建筑埋于地下，与周边的山体和绿化能够协调，内部展示反山的考古与良渚玉文化的介绍；遗址还采用了建立生活场景复原展示，建立遗址文化园等多种手段进行展示（图1）。
（二）遗址与旅游景区结合的模式
遗址与旅游区的展示模式针对的是位于旅游景区的遗址，遗址展示的前提是先对遗址进行保护，位于山东聊城的景阳冈龙山遗址就是采用遗展示模式，遗址通过利用周围的自然风光和人文资源进行展示。
（三）森林公园模式
森林公园的展示模式主要指遗址位于森林公园景区内，一般遗址都采用遗址与森林公园结合的形式，在赤峰市红山区红山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就分布着着的红山遗址，它主要以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主。目前它是作为旅游胜地进行展示。
（四）史前遗址博物馆模式
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是遗址公园概念提出之前，较为常见的一种展示模式，比如我国第一个史前遗址博物馆是半坡遗址，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博物馆分两个区域，西面主要是文物展厅和临时展厅，东面为遗址保护展示大厅。
（五）历史遗址农业园模式
遗址历史农业园的展示模式相对较少，主要是针对遗址区周边的有农田的比较发达的乡村地区，它建立前提是对遗址的保护，通常会历史农田展示区或者遗址手工农作物体验区，为当地人们提供了游玩和休闲场所。
经过相关文献研究的我对我国前七批国保单位其中的198个史前聚落整理展示利用统计，其中有147个未展示，29个采用遗址公园展示，19个遗址采用史前遗址博物馆进行展示，其他的形式的有3个，通过研究发现我国有75%的遗址未进行展示，展示中的遗址有57%采用遗址考古遗址公园的形式，37%采用遗址博物院进行展示。
三、国外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状况研究
（一）美国
美国国内的遗址公园众多，大部分采用的保存遗址的原貌，保持遗址的出土和原始状态，多采用融入自然的遗址公园形式。芒德岛州立考古公园它主要的修建材料是贝壳，只有乘坐小船才能尽心观赏，主要恢复了以前的历史水系，游客有一种回到历史的感觉。岛上的设施全部为古代的施舍，也不能住宿。卡俄基亚土丘历史遗址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它的僧侣墩有14英亩，4层100英尺高，还有一个大型进驻约50英尺，1984年建立以个新的旅游展览中心（图2）。
（二）英国
英国遗址的展示利用多采用遗址公园的展示模式，但在遗址展示的过程中比较注重遗址 的原真性保存方式，严格按照出土文物的特点和形式进行复原性修复。英国的很多遗址公园都会定期邀请有名的表演家，对古代文化进行表演，并且在服饰、器物、内容和场所等尽可能的进行历史原来面貌的恢复，使文化在寓教于乐中进行传播。在英国的约维克维京中心，是通过配有介绍和说明的历史图片和遗迹品进行展示。主要展示的是一条复原的历史街区，采用场景再现的模式进行展示，复原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包括家庭生活情况，还有农作情形，游客也可以乘坐游览车观。遗址充分调动了人们的感官、视觉、听觉多方面的结合，运用声、光、电、多媒体等多种科技的手段。
（三）德国
德国史前聚落遗址的保护利用非常重视遗址区的对遗址的再利用，它注重从文化价值中来提升遗址的内涵和意义，不主张人工的改造与展示，而是从自然景观的角度来展示遗址。德国柏林市非常有名的杜佩公园是一个古村落遗址，主要是志愿者自发组织的，有自愿者进行售票、展示、讲解，完全是一个活性参与的模式，遗址展示的人员是当地退休人们，由于是自愿者组成，所以他的展示分工也按自愿者自己的兴趣进行分配，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组合和服负责不同的工作。这种形式拉近了当地居民与遗址之间的关系，人们对于遗址展示具有很大的热情，同时遗址也成了当地的公共活动的场所。
（四）意大利
意大利是通过把一些考古遗址的的保护与文化展示和生态建设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奇伦托和迪亚诺河谷国家公园，帕埃斯图姆和韦利亚考古遗址采用的是国家公园的展示形式，主要是运用原址保护，也是采用与周围的的生态环境相互结合的形式（图3）。
（五）日本
在亚洲日本的遗址展示开始的较早，也是目前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日本对的遗址展示注重遗址的环境和建设的观赏性，历史公园是一种常见的展示模式，比如日本的吉野里历史公园多采用复原展示和“重建”的形式进行展示，2009年4月1日全部开放。历史公园由入口区、环壕部落区、古代原野区和古代森林区四个区域组成。入口区有售票口、管理用房、商店、餐厅等服务性设施构成；环壕部落区是遗址的核心区域，里面有大量的遗址存在，这个区域采用的主要展示方式是建筑复原；古代原野区是遗址的生态区，有历史农田区、弥生大原野、停车场、高尔夫场等设施的建立；古代森林区计划建成反映弥生时代的森林风景区域。
四、史前聚落遗址的实践分析
（一）雕龙碑遗址基本情况介绍
雕龙碑遗址位于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北3公里的武庄村南。它是新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于1957年发现，它原为一个椭圆形大土包，南北长179m、东西宽135m，中心保护区面积为2.5万平方米，围墙内设有雕龙碑遗址文物管理处。遗址先后经过5次的发掘研究，分为四个遗址类型：人工基址类、埋葬类、出土文物类、动植物遗址类。该遗址位于南北交汇处，对研究南北遗址文化的交流，研究屈家岭文化的渊源与大溪文化、仰韶文化等课题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是该遗址所处年代与神农炎帝传说时代相符。（图4）
（二）雕龙碑遗址展示利用方式的可能性分析
首先，雕龙碑遗址并没有位于旅游景区或者森林公园内，所以它不符合旅游景区或森林公园这两种展示模式的条件；其次，是采用遗址博物馆的形式进行展示，它目前是采用陈列馆的形式展示，但是这种展示形式比较单一，缺少与周围村庄和居民的互动性，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第三，是采用考古遗址公园的形式进行展示，遗址拥有便利的交通，但是它的辐射能力和法内较小，周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所以也不适合建立遗址公园；第四是建立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①雕龙碑遗址拥有便利的交通，遗址东侧邻着335省道；②遗址有良好的周边环境，遗址周边为农田和村庄，本地农业发达；③是考古研究丰富，现在建立的有雕龙碑展示馆，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枣阳雕龙碑》一书，遗址先后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所以历史农业文化园是比较适合雕龙碑遗址的展示模式。
（三）雕龙碑遗址存在的问题分析
雕龙碑遗址的展示利用主要从遗址周边环境、遗址本体、出土文物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①遗址周边的农田环境和河道，作为遗址最初的选址依据没有展示出来。②遗址本体的问题，首先，本体多为回填的方式进行保护；其次，缺少台地的展示，台地上的围墙不合理；陈列馆内主要为模型展示，展示手段单一；陈列馆位于遗址可能埋葬区和遗址本体内的道路为青砖，这两个方面都对遗址有一定的叠压破坏。③出土文物没有留在雕龙碑遗址陈列馆，没有进行展示。
（四）雕龙碑遗址展示设计
遗址展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针对遗址周边环境的问题采用的是建立农田展示区，结合现有地形，改种浅根系的农作物或地被植物，保证农耕深度或种植物种根系深度小于0.3m，历史时期当地的农作物主要为水稻、粟。在农田中可以场景复原的方式展示 原始农业劳作的场景，结合田块田埂布置木栈道。（图5）
遗址本体区域建立遗址本体展示区，采用复原展示，但考虑对于遗址本体的保护，不在遗址内进行复原，而在入口附近的位置进行建筑复原，对房基遗址和墓葬遗址加入回填层，在回填层上进行较浅的房基雕塑复原，对于部分不适合进行雕塑复原的采用根系较浅的植物进行标示。道路设计拆除青砖采用具有可逆性质的木栈道进行道路设计，建筑基址也可采用沙盘模拟的手段展示。
对于出土文物采用建立遗址陈列馆的形式，既有传统的照片、实物的展示，也可以采用多媒体进行展示，采用电影或者短片这种展示手段对遗址的整个发掘情况和当时社会的状况进行展示；对于遗址本体的红烧土地面和墙体也可在室内进行直接展示。
文化展示主要采用文化再现进行展示，还可以建立网上博物馆，建立数据库系统，参与性展示，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APP设计、手机博物馆、微信账号的建立都是对文化的展示。对于史前聚落遗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现代人们发掘的过程的传播，采用一些游戏性设计，让人们有游玩中学习。
五、启示
针对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下几个结论：
第一，总结了我国现有的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形式，有史前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森林公园、旅游景区、遗址历史农业园，其中史前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是最为常见的两种模式。
第二，确定了遗址的展示的内容有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两个方面，遗址展示包括有遗址本体、遗址的出土文物、遗址的历史环境三个部分。
第三，根据雕龙碑遗址的特点确立了它的展示模式是遗址历史农业园。
第四，根据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的不同的遗址内容采用不同的展示手段，主要有场景复原展示、模拟展示、多媒体展示、标识展示等。针对遗址本体展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房基遗址：我们可采用建筑复原展示、雕刻复原展示、房基复原展示的展示方式。 2.墓葬、灰坑：主要采用沙盘模拟 原址陈列展示的方式。3.陶窑址：复原展示、（室内）遗址沙盘模拟、（室外）遗址展示棚、生活场景复原展示等不同的展示方式。
本文以雕龙碑遗址为主要案例进行了实际的分析，在遵循史前遗址的保护优先、以人为主、采取可逆手段、真实完整展示遗址的原则下，提出了遗址公园展示的理念，有效地解决史前聚落遗址展示难度大、展示形式单一等问题。史前聚落遗址的展示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研究的过程，本文希望对以后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研究起到一个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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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在集团各位领导的指导下，在全体教职工的努力下，我园认真贯彻《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精神，围绕各项教育工作的要求，以“让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的办园宗旨，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全面提高了幼儿园的保教质量。下面我将一年来的工作向大家做个汇报：
一、园务管理：落实制度，明确职责
为了使幼儿园管理工作逐步向规范化方向迈进，我们严格按照管理制度汇编，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在实际工作中严格照章办事。通过落实制度，明确职责，提高了教职工的工作责任感，促进了我园各项工作有序、有效地开展。
二、教师培养：加强学习，提高素质
为了提高教师的素质，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培训。首先利用暑期的师德培训，开展形式多样的师德教育;其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如在我们的园本培训中，我们邀请了卜园长和周老师给我们作有关地域文化融入教学的相关讲座。在暑期我园派了范敏娟老师去上海参观学习，回来之后给大家作了“上海之行”的交流活动，对于新教师，进行了师徒结对，传帮带教，让新教师在观摩中进步，在反思中成长。
三、教育教学：注重细节，提升质量
一是各班能认真制订教学计划，在制定周、半日活动时合理安排各方面的教育内容，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把领域活动与主题活动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有效地防止在教学工作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二是定期检查教师备课、幼儿成长册、教养笔记等。落实一日教学常规，加大对一日生活各个环节的监督和调控。以“抽查听课”为载体，在听完每节课后与教师及时交流，并进行点评纠正。
三是各班都创设了有利于引发幼儿互动的环境。在走廊、楼梯、班级主题墙、家长园地等环境的创设，做到美观新颖，突出主题。根据孩子年龄特点，力求做到生活化，情趣化，艺术化和儿童化，让孩子主动参与到环境中来，从中受到教育。
四是充分发挥我园的区域优势，挖掘自然教育资源，把本土资源的内容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贯穿于游戏、教育活动之中，并以多种形式进行整合，结合本园、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灵活开展。在组织好幼儿一日活动、上好主题教学活动的同时，我们还结合“世界水日”、“世界无烟日”、“护绿活动”、“环保创意种植”开展了系列活动，增强了幼儿的环保意识。
四、教育科研：积极参与，共同成长
本年度的园本培训在总园的引领下，我园自己开展培训，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毕竟还没有自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还好在教科主任周老师的的指导下，一年度的园本培训有声有色的下来了。我们的项目培训主题是《基于良渚地域文化融入教学的实践，提升教师课程开发与整合的能力》，在培训过程中，我们老师都积极的参与，这种研训一体的模式对分园的老师帮助很大，她们善学、善思，乐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见解，在5月底开展的园本培训开放日活动中，得到了园领导的好评;在10月份，以“民间资源在集体教学中的有效利用”的良渚片的辅导活动也在我园开展，我园的金国琴老师执教了具有良渚地域文化特色的音乐活动“金蛇狂舞”，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在我们的教研组工作中，紧紧围绕园本培训，结合幼儿园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开展的园本教研主题是挖掘良渚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幼儿园园本课程，帮助教师运用建构式课程，继续探索语言教学活动的设计和教学的有效性的探索。
通过园本教研活动的开展，真正满足了教师的成长需求，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五、卫生保健：落实安全，细化保育
我园制定《药品管理制度》、《班级安全管理制度》、《幼儿接送制度》、《幼儿伤害事故处理》、《房屋设备检查制度》等安全卫生保健制度，促使安全卫生保健工作有序、科学地开展，为幼儿提供有利于健康成长的环境。
(一)细化制度，提高安全管理力度
细化各块安全工作责任。每年度与每位教职工依据自身的工作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做到人人有责。
(二)细化工作，规划保育工作程序
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幼儿在园一日生活各环节的管理细则，包括对教师的具体工作、对保育员的具体要求、对食堂工作人员的要求，让每位工作人员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地开展幼儿一日生活各环节的保育工作。
六、家长工作：家园合作，有序开展
《纲要》中提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本着这种理念，把做好家长工作作为我园的工作重点之一。每学期开始要求老师们制定好家长工作计划，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各项家长活动。
3月份，结合春天，我园开展了全园性的亲子春游活动，让孩子们开阔眼界的同时，增进了亲子、家园间的情感。4月份，我园开展了“幼小衔接”家长会，请来了小学陈老师和卜园长进行了讲座，同月，小班、中二班和大班相继开展了“放风筝”、“种植蔬菜苗”、“做青团”的亲子活动，在孩子们体验快乐的同时，也拉近了家长与老师之间的距离。5月份，中一班开展了“采茶”的的亲子活动，结合我们的园本课程，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亲身体验采茶的乐趣，了解茶叶的制作过程;6月份，大班开展了家长半日开放活动;8月底召开了小班新生家长会;10月份，中班段、大班段结合重阳节开展了敬老爱老的祖孙同乐的亲子活动;11月份，全园开展了亲子运动会;12月，小班段开展了家长开放日活动。
我们的家长工作以多种形式开展着，在每年一次的家长问卷调查中，家长对老师的满意度还是很高的，相信我们的家长会一直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的。
七、思考与展望
教师的业务能力急待加强。我园新教师居多，在教师的成长上还需花费一定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