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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伦理学整体目标是美好的,但其实现前提是人切切实实是自由的,人是不自由的,也就谈不上人类的可能性与完善,更谈不上理想的幸福与好生活。人的自由包含着很多的含义。首先,意味着人已然获得了实质的自由;其次,可能指人具诸种形式上的自由;最后,也可能意味着人类可以变得自由,具有自由的可能性(潜能)。弗洛姆正是在第三种意蕴上看待自由的,即人具有实现真正自由的可能性。因此,弗洛姆要阐释发人道主义伦理学,必须先批判“人的自由”的问题。弗洛姆的前期著作《逃避自由》中提出了“自由的悖论”,即人在个体化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在成长过程自我实力不断地成长,二是日益孤独。“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独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服从。简言之,自由的悖论就是,人总是渴望自己成为更加自由的“个体”,可当人一旦成为“个体”时却又感到孤独、无能为力和无权力,而宁愿选择去“服从”,从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以精神分析来看,便是一种心理的“逃避的机构”。但是,“自由的悖论”并不能证明人类“逃避自由”,事实上,在对“自由悖论”的阐释过程中,反而揭示了人类对真正自由的渴望。因为弗洛姆坚信一点,就人性而言,人类是求幸福的。正如亚氏所言,人生而求幸福。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那么,人类也必然渴望自由。在此意义上,“自由本身不是价值和目的,而是价值和目的的前提”。所以,问题关键在于,人类要求的是何种自由?人类所要求的是能够实现的实质上的自由,而不是被空头许诺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弗洛姆很细致地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了“自由的悖论”,无疑都佐证了我们的论断。一是在文化渊源上,他认为伊甸园是人类具有安全感的象征,是最初的原始联系。亚当与夏娃的离开,正是人类“个体化”要求的象征,原罪“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类自由的开始”。而后,人类的生活却又选择了对上帝的“服从”,表现为各种宗教崇拜和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千年统治。弗洛姆指出了根源,“新获得的自由显然像一个天罚;他脱离了天堂可爱的枷锁,获得了自由,但是他却不能自由地去管理自己,去实现他的‘个人人格’”。亚当在个体化后的自由并没有真正实现,离开伊甸园的人类生存,充斥着生老病死、柴米油盐、勾心斗角,他无法管理自己,甚至无法完善自己的人格。所以,亚当逃避的是那些无法实现的自由。二是在社会生活上,宗教改革打破中世纪严密的社会组织生活。由此,人类获得了新的自由。然而,“新的自由似乎给他们带来了两样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时日益地感到孤独、怀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虑”。人成为了个体,看起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成为了市民社会的一员,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独立了,可资本的自我运作是残酷的,“他们常常要反抗不可抵抗的强大势力,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场拼命的,无望的奋斗”。“资本取得了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一种超越人的力量,决定人的经济与其个人命运。资本‘已不再是仆人,而成为主人’”。[3]P34因此,宗教改革以来的人类个体自由,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没有实现的、无望的自由。人类个体所逃避的自由,毋宁说,就是不自由。换句话说,人类并不逃避自由,只是逃避个体化带来的孤独、焦虑和无助。所以,人不会逃避自由,反而深切地渴望自由。只有真正的自由才能摆脱焦虑与无助,才能成为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前提。真正的自由是能够得以实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会使人拥有力量,以及获得可能性的感召,而不是单纯的形式与权利。弗洛姆把这种真正自由的现实性寄托于对人性的塑造上,即“生产性人格”的塑造。所以,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实现以自由为前提,而自由的获得必需经由“生产性人格”塑造这条进路。
二、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进路:生产性人格塑造
弗洛姆剖析了社会生活中由规范伦理学导致极权问题,深刻指出了人类心理的“逃避机构”。他的本意并不说人类对自由的逃避是不可避免的的痼疾,而是想唤起人类对真正自由的热切追求,借由精神治疗的方式重塑健全的人性,培养出生产性的人格。由此,人类才能把握真正自由,实现自身的目的,冲创出可能的生活。弗洛姆强调面对自由的悖论,人类会产生无意义感。那么,要克服这种感觉的方法有二:“一个自然就是靠自己与世间的爱去工作,很真诚地去表现情绪、感觉与智能……,另外就只有后退,放弃其自由”。而唯有具备“生产性人格”,才能靠自己与世间的爱去工作,成为真正主动的主体,而获得自由。同时,放弃自由只可能是一种短暂的安慰,并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服从、依赖、受虐并不能改善生活,当人类为一个“不为己”的目标殷勤奋斗的幻觉破灭之时,届时迎来的将是更深层次的内心焦虑,是“人的潜能”自我荒废的深深懊恼。因此,自我哄骗与对权威的服从,要让位于“生产性人格”。人格健全的个体,能凭借理性和爱而去工作,实现自身所蕴藉的目的与潜能。所以,生产性人格塑造是通向人类真正自由之途,也蕴藉着人类对好生活的向往。在弗洛姆的文本中,所谓的生产性人格就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如果我们说,他必须运用他的力量,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是自由的,他不能依靠那些控制他力量的人”。弗洛姆相信,“生产性”才是健全的人格取向。因为人类的生存时刻面对着两种类型的悖论,一是存在的悖论,即生与死的问题;二是历史性的悖论,即人类(个体)的限制条件与潜能实现(可能性)的问题。人对存在的悖论是无望的,而历史性的悖论则能够通过历史条件的改换或通过对人格的“生产性取向”的塑造来解决。在生活中,存在的悖论不是最大的困惑,而历史悖论才是重心。人类对“自由”的逃避,事实上也是一种历史性的悖论,因为只要实现自由的条件极大的充沛,那么任何形式上的自由都将是实质的自由。然而,历史条件是相对稳定的、有限的,那么“生产性取向”的塑造对幸福的意义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生产性取向”区别于人的“逃避的机构”,它不依赖于某个权威或“原始联系”,它径直地驱动人去创造性的爱与思维,在一种生产性的工作中,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潜在能力。生产性取向的人格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具备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者具备自由的能力,意味着能独立的思考问题,能切实地选择自己的价值与目的,为自己的可能生活做出安排和筹划,能够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也是主动地去爱的主体,具有生产性人格的人,不是被爱的对象,不是依赖症患者,更不是一个卑琐的“现实主义者”———逢迎世俗以谋名利。因为“‘现实主义者’似乎和精神病患者全然相反,但实际上,他只是精神病的补充”。总的来说,生产性是人特有的潜能的实现,是人运用他自身力量的实现。所以,具备生产性取向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实际上,人的生产性能创造出物质财富、艺术作品和思想体系,但生产性所创造出的最重要对象是人自己”。因此,自由即意味着人自身的潜能能够得以实现。弗洛姆强调人要真正实现自己的潜能,就要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之所在,不要将自私与自爱混淆起来,人要成为他自己,必要一番“自我的追寻”。那么,人的自身利益又是什么呢?在弗洛姆看来,在人类(个体)的天赋能力(物质的力量)和境遇(手中的武器)中有其固有的潜在能力与目的,实现这种潜在的能力与目的,是人最大的自身利益所在。所以,自爱是人的最大责任,而将潜能荒废掉是人最大的不道德。从伦理的角度去考虑,则“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人对自己的不关心”,而自由“是根据人的存在法则去认识人的潜力,实现人的真正本质”。其中,人的良心是唤起人去热望自由的巨大动力。正是基于这种“道德判断”和对人性格的基础科学研究,弗洛姆否弃了权威主义的或者绝对主义的伦理学体系,强调普遍的人道主义伦理体系,而该体系的核心就在于认为生产性取向的人格,是个体获得自由的根本进路,使得个体能够认识人存在的意义,进而对其生活中的得失进行负责。所以,生产性人格是人类所热望的自由的基础,是自由的路径,而自由又是幸福生活的前提。由是观之,自由与幸福也是互为一体地蕴藉于“生产性人格”概念之中的。
三、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反思:自由的限度与好生活的可能性
摘 要: 文学的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联系。分析特定历史时代文学作品的道德意蕴,是理解和把握当时代伦理学的重要途径。中国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主要表现在赞美王者风范和劳动者向往的理想人生、公私分明的道德观念和先公后私的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的不良品行、憧憬婚姻的欢愉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等。它们具有昭示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之源头、奠基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开启“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等方面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 B82-09;I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4906
Moral Connotation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PreQin Literature
QIAN Guangr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preQin literature; moral connotation;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ethical significance
Abstract: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literature is the “natural” relation with ethics.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connotation in literary works in specific historic perio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odern ethics.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preQin literature is mainly expre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praise of king, ideal life pursued by the working class, clear mind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nduct of public first,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lass's creating inharmonious ethics, pleasant beauty of expecting marriage, different virtue ethics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so on.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basing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thics thought history, and initiat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指出:“所谓文学,就是依靠‘语言’和‘文字’,借助‘想象力’来‘表现’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的‘艺术作品’。”[1]9他所说的“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以道德价值生成与传播的“文以载道”范式而论,所指主要就是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意蕴,包括善恶观念、评价标准、行为倾向即态度与情感。文学的这种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具有“自然而然”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先秦文学①
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其伦理学意义发表几点看法。
一、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分类概览
先秦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体裁和样式已见雏形,诗歌和散文如《诗经》《楚辞》《韩非子》等甚至已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便是其内含的道德价值。
其一,赞美高大、纯洁、完美的理想人格。《韩非子·五蠹》对尧和禹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作了如是描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也。[2]1183(尧王天下时,住的是不经修剪、不架椽梁的茅草屋;吃的是粗糙简陋的食物,连喝的汤也是用灰菜和豆叶做的;冬季披着小鹿皮,夏天穿茅茎编的草衣,即使是一般官家的生活也不会比这等状况差啊。禹王天下时,翻土挖地身先士卒,大腿上的汗毛都磨尽了,小腿上根本就长不了毛,即使是臣下也没有这样的吃苦啊。)
用此等夸张的表现手法描述王者的理想风范和伦理情怀,是先秦文学的一大特色。后来收入《淮南子》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虽不同于的《韩非子·五蠹》赞美的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理想人格,但其歌颂的博大伦理情怀,显然也不失一种王者风范。今天读起来仍然散发着古朴的伦理芬芳!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赞美士大夫高尚人格的道德故事,如《尚书·康诰》记述的周公姬旦训诫其弟康叔要“顺天治民”和“体恤民怨”、《战国策》纪录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等。
其二,表达普通劳动者的伦理祈求和道德态度。这类道德意蕴与赞美王者风范是直接相关的,虽记述和描写的篇章不多又多采用“非历史”的神话或传奇的手法,但对其道德文明史的价值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王道”之下普通人欣赏伦理和谐之田园生活的豁达情趣,即如后来《帝王世纪》之《击壤歌》(晋皇甫谧编撰)所描绘的那种风景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3]8太阳升起就起来劳动,太阳下山就休息;凿井可以取水饮用,耕田劳作获取食物;上天的力量大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二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期许和杰出个体的英雄气概。这方面的理想人格,可以从《山海经》的相关篇章窥得一二。
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崇吾山》)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填海》)
这些文字,其实不是在写人,而是在写“神”和“怪”,它们所舒张的神性和神力,不过是为了表达原始先人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已。
其三,描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关系的不良品行。《韩非子·五蠹》最早用散文的形象语言比喻了“公”与“私”的含义及其不可相容的价值对立:“古者仓颉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所谓“自环”,用今日之语表达亦即“以我为中心”。那时的“公”,既不是国家意义上的公,也不是“三人为众”即个人联合体意义上的公,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公”,实则是专制帝王的一家之私。 那时的“自环之私”,也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之私,而是如同杨朱说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私,因为“人人不损一毫(于他人),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也”[4]217。简言之,也就是“利己不损人”之“私”。
《诗经》在方面有许多传神的描写,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道德心理。如《小雅·正月》: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5]八九
(说起来天是很高的,但我们走在下面不得不弯腰,说起来地是很厚的,但我们走在上面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很有道理的,如今的我们真的很可怜啊,象被毒蛇咬着一样!)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5]四四
(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吃闲饭啊!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河水清清直流注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白吃饱腹啊!……)
屈原在《离骚》中用比兴的手法,十分生动形象地鞭笞了统治者集团内部不和谐、相互倾轧的政治关系,表达了一位正直的“智者” 向往和追求政治伦理和谐及恪守人格的心态: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6]6
(我栽培了许多春兰,又栽植了大片蕙兰。还分垅种植了揭车,并套种了杜衡和芳芷。希望它们都能枝叶茂盛,等待我收获的那一天。它们枯死又何妨呢,让我痛心的是它们已经质变。)
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公与私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关于公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核心。由此观之,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公私观,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其四,憧憬婚姻的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批评统治者及其纨绔子弟无视婚姻和性别伦理的不道德行经。如《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5]一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爱慕美貌女子和憧憬美好婚姻的“君子”之复杂心态。
再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5]九
(一个美貌少女在郊外遇到美男子猎人,为他所引诱,爱上了他,但羞于男女有别的伦理的道德意识、担心惊动乡邻而婉言拒绝。)
正因如此,庶宅少女对纨绔子弟不循婚姻伦理之举多有设防,如《 诗经· 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5]六十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行,九月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去做。夏历三月开始暖和,黄莺鸣叫。年轻姑娘手持深筐,沿着那小路,在这儿寻找嫩桑叶。春天的昼长日落晚,采摘众多白蒿。女子内心悲伤,恐怕遇到国君之子,被公子胁迫同归。)
与此相关,《诗经》的《汝坟》《卷耳》《江有汜》等篇章,还用细腻辛辣的笔触描写了妻子与劳役他乡的丈夫两厢思念、倾诉衷肠的悲情,描写了苛政致使庶人夫妻分居的凄苦人生。
上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归根到底上都是先秦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它形成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7]515的原始社会末期,经历由流动式的游猎和游牧转而为定居式的农耕的社会发展和演变过程而得以发展和丰富。其间,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尊重克勤克俭、率先士卒之强者或英雄的农耕品格,而这样的人一般都可以为王或已经为王,致使希冀在王者的统领之下获得安居乐耕的田园伦理和道德生活,同时成为人们基本的伦理追求。又由于西周确立井田制的公私分立和贵贱有别的社会基本制度,并规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5]一0七的耕作次序,必然会生发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就必然会产生阶级对立和对抗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
二、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
经过先秦社会“礼崩乐坏”的激烈动荡和“百家争鸣”的文化洗礼,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原先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文本和思想发生解体,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文史哲文本及思想体系,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为哲学伦理学提供最初的动因”[8]28的质料。其“载道”的文学样式也逐渐为直接言说道德的哲学伦理学的文本所替代,如《论语》《孟子》《荀子》等。然而,这种替代过程在初始阶段并不是那么彻底,今人仍然可从这些文本中看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标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11 、“《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9]30等,表达了孔子对《诗经》相关篇章之纯正品质的怀思和敬仰之情。
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展示了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固有的价值本性和永恒性元素,也开启了先秦之后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区别于西方的叙述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多为直白式宣示“知其然”的道德主张教条,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6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6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9]129等,缺乏“知其所以然”的形上抽象和思辨精神。
[注:虽然,两汉尤其是宋以后的伦理学说多注意追求形而上的抽象,具有某些思辨特色,但从诸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等命题来看,其所关注的对象实则还是多为形下层面的经验范畴,所谓“天理”、“天性”、“天命”不过是“地理”、“人性”、“人命”的代名词而已。真正的抽象特别是科学的抽象,旨在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变换名词概念。]西方的哲学伦理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关注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必然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指出:“必然性有两种:一种出于事物的自然或自然的倾向;一种是与事物自然倾向相反的强制力量。因而,一块石头向上或向下运动都是出于必然,但不是出于同一种必然。”后一种“必然”,缘于人“为了某一目的” 或“为了某种目的”的择善动机。[10]328这种注重运用形而上学方法分析和揭示事物本质联系的研究范式,后来成为西方哲学伦理学研究遵循的学术原则。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儒学所发生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促成先秦儒家对“以德治国”的理性自觉,而这种自觉精神形成的“最初动因”,就是先秦文学内含的道德“实践理性”。今人可以从屈原的《离骚》理解和把握其逻辑线索: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宁溘死一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天赋予我很多良好的素质,我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只觉得老年渐渐来临,担心美好的名声不能确立……我要向古代圣王学习啊,这不是世间俗人能够做到的……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我也决不取媚俗之态……保持清白节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的……)[6]613
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意蕴多是以宣示“做人”的理性原则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它的主旨在“做”而不是在“说”。这表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上便展现了道德的价值本性。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大体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并与政治法(刑)制联姻,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孟儒学伦理文化推崇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在这种嬗变过程中,尧禹之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逐渐转化为统治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要求,转化为“为政以德”和实施“仁政”的道德力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11这种历史演变,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规律的。经过秦末社会的再次震荡,“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最终确立,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客观上需要统治者集团“为政以德”,以得民心而得天下,同时也需要将道德政治化、法(刑)制化和教条化,以便对庶民实行教化而固民心和平天下。
另一个方向,是道德意蕴的其它成分如普通劳动者朴实的伦理精神、憧憬婚姻的美感等,没有被列入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的“正册”,渐渐地以小说、戏剧、评书、民间故事等文学样式承载、“下移”和散落到庶民社会中,嬗变成为另一种非文本记述却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致使人们只能在诸如《太阳山》《牛郎织女》《螺蛳精》《画中人》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口头文学”中,才能回溯和联想它们在先秦文学中的原先风貌。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强化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成分,淡化了多带有“人民性”的成分,“牺牲”了先秦文学中一些庶人喜闻乐见的道德元素,却为封建社会某些非主流道德文化如道学和佛学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缘,使之赢得“附儒”的文化地位和在庶民社会中广为传播的土壤。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合乎道德发展的辩证法。道德在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总是要以“牺牲”一些的传统成分来赢得自己的进步,因而在进步与“倒退”之间上演“自相矛盾”的历史剧,谱就“自然历史过程”的轨迹。因此,不可仅凭道德文本记述史来理解和把握一国一民族的道德发展进步史。
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伦理学意义
文学与伦理学是真正以人为本的 “人学”,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尤为突出。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于伦理学的意义,可从如下几个向度展开。
首先,昭示了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源远流长。然而,对“源”究竟有多“远”、“流”究竟有多“长”多缺乏具体的说明,使得人们对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缺乏根的意识和真实的历史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缺憾。它的存在,与我们没有对其源头给予应有的关注、或者虽有所关注却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很有关系的,而之所以如此,又与伦理学研究长期不能走出“道德哲学”的思维窠臼、忽视先秦文学内涵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有关。从逻辑推理来看,“人”在劳动中创造人与创造人必须的伦理与道德本应是同一种过程。不难想见,在远古的渔猎“劳动”中,经验每天都在提醒“人”们彼此之间需要一种“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的配合,以获得行动一致的 “思想关系”即伦理和谐,哪怕这种关系极为简单粗犷,也是必须的。于是,在某时或某些情况下,会有“人”伴随肢体动作脱口发出诸如“吆”、“呵”之类的呼喊或呼唤。这是一种具有后来被称为“道德意识”的伟大创举,它的“启蒙意义”在于:向肢体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舞蹈,向声音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音乐(故尔后人说“乐者,通伦理者也”[5]二0五),而向文字的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诗歌。这种演化的成果,使得舞蹈、音乐、诗歌成为人类维护和建构伦理和谐的最早的道德意识形式。
关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教育,旨在培育受教育者的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而要如此,从源头上“娓娓道来”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让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走进基础阶段的道德教育课堂,不可不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
其次,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学科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影响学科科学体系的结构及实际功能。逻辑起点,既是逻辑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正确把握逻辑起点问题需要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1]603伦理学以道德为对象,以研究道德的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应当确立“道德从哪里开始,伦理思想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逻辑观。因此,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与建构,应当从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起步。如阐述“仁学”伦理思想可以考虑从“女娲补天”起步,阐述德政伦理思想可以从尧禹的王者风范起步,等等。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文本多没有关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而是从儒学文本起步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建构范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多是从著名的《荷马史诗》起步的。如果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放在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上,如严于律己和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公私分明和先公后私、尊重伦理和谐和性别伦理等,而不是一开始就大谈“推己及人”和“为政以德”之类的抽象理念和道德教条,那将会是一种何等贴近社会生活因而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样式呢?
再次,开启了“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上,文学以“文以载道”
[注:“文以载道”是宋代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韩愈已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主张,广涉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然而,由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和倾向比较复杂,其“道”也并非如同韩愈那样专指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文化——儒学道德体系,所以学界凡涉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多采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语型而采信韩愈的“文以明道”语义。]的文明样式传播着社会主流道德价值,因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尤其是戏剧和民俗文学),而实际上一直充当着道德教科书。这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统治阶级认可或默许乃至推崇、因而堂而皇之地活跃在民间的“文以载道”;另一种是被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和“禁戏”,只在民间悄悄传播。前一种“文以载道”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的主渠道,其盛势始于明末,此后连绵不绝,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连平生“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的文学巨匠鲁迅,在偶然涉足京城戏场时,也为那种“连插足也难”的盛况感到惊讶。
文学以其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和“人民性”的道德内涵,而成为传播道德文化的最丰厚的土壤和最重要的途径。就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传播和建设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的“文以载道”,就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学’,如散文、诗歌、辞赋等文学体裁,只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空空的口袋’,形式必须要有内容,空空的‘口袋’本身没有意义,必须装进东西才有价值。”[12]3此言甚佳却又有失偏颇。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事物在这种关系上仅是内容的多少与优劣的差别,所谓“空空的‘口袋’”的文学作品并不存在。
[注:如时下的一些“贺岁片”,其“口袋”看似空空如也,其实不然,正是其表达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之“道”,才令一些趣味相投者趋之若鹜,让其占据了相当份额的文化市场。]理解和把握“文以载道”,重要的不是看其“文”,而是要看其所“载”之“道”。纵观中国文学史,诸如《孔雀东南飞》《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皆与其所“载”之“道”的喻世意义有关。
如果说,先秦文学及整个封建社会的“文以载道”多是直觉、直观地告诉接受者们“‘道’是什么”,具有脸谱化的特征,那么现代社会的“文以载道”则不然。它承载的“道”多为“‘道’是什么、也不是什么”的内涵,反映的是生活世界中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难以分辨的“道德悖论”问题,多带有“颠覆”却又张扬传统道德文化之历史价值的“自相矛盾”的性征,因而特别具有“大众化”的艺术震撼力。我们大体上可以从《深海长眠》
[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深海长眠》:雷蒙因事故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26年后向政府申请安乐死,政府以违背(传统)道德和(现行)法律为由拒绝,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最后,雷蒙在妻子协助之下,驾船沉入他深爱的大海。]《求求你表扬我》
[注: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杨胜利在雷雨交加的深夜从歹徒手中救下女大学生。他为了实现老模范、病入膏肓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唯一心愿”——希望儿子获得一次表扬,便要求报社表扬他的见义勇为行为。然而,记者鉴于“查无证据”和顾及女大学生的名誉,不予理睬,于是陷入“为了荣誉”和“顾及名誉”的“自相矛盾”的两难选择之中,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辞职。]《天下无贼》等这类“家族相似”的影视作品中,体味到这种源于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逻辑。当然,也可以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理由”中
[注: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中国经济网,2012-10-11)],窥得一斑。现代社会“文以载道”的变化表明,其所“载”之“道”的价值正如格罗布曼(Grobman)指出的那样:“文学形成的价值在于问题,而不是答案。”[13]1
从以上的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大体上可以看出先秦文学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发端的逻辑关联及其伦理学意义。这些议论,严格说来还只是基于一种“历史感做基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是伪问题的话,那抑或就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若可作如是观,关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及其伦理学意义的
探讨,就没有理由打住。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平台上审视文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系,进而观照当代人类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以载道”现象、反思道德文化建设及伦理学研究等现实问题,当是一个有待开发和拓展的重大学术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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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伦理;人文关怀;道德;新闻媒体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6-0057-02
一、伦理学和人文主义的定义
所谓伦理,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伦理学即为道德的哲学。由此,新闻业也衍生出了新闻伦理学,主要是研究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产生与形成匮乏的学科。新闻伦理学要解决的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带有根本性质,有关在新闻伦理中强调了人文主义关怀,在报道时尽可能减小对采访对象的伤害。这样既体现出了人文主义关怀,同时也没有减弱新闻报道的新闻性和真实性。中国是一个国,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注重伦理,更在国家关系与行为中不断践行着,因而在新闻报道中我们更应该体现出伦理以及人文主义关怀的重要性。
中国的人文主义可以追溯到三代时期,周公提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敬天爱民”等思想。待到春秋之时,孔子将其进一步发展,“仁”、“智”、“泛爱众”、“君子和而不同”等思想也进一步奠定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地位。人文主义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相辅相成,它非常强调维护人性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身价值的实现。纵观现在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很多都是在用噱头赢取关注度,而忽略当事人的感受。比如:《老太下葬70多天遭民政局掘坟火花》《纪录片披露16岁女模被侵犯》等,人文关怀更加缺失的便是在灾难性报道中,不管不顾伤者的情况而执意要对其进行采访。新闻报道在社会行为中起到和受众做到良性互动的功能,在新闻中不论何时人都是最高价值的体现,人的尊严应该受到最大的尊重。
二、新闻报道中缺失人文主义关怀
2013年7月27日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一名男子在社交网站上预告自己要投江自杀,并于次日跳江身亡。这名男子跳江时,韩国KBS电视台拍下了其投江的全过程。记者们只顾拍摄而不去阻止该男子自杀,虽然得到了一手的新闻资料,但是却没有丝毫的人文关怀。在生命面前,难道新闻会比活着更加重要。这样单纯地为了获取新闻,同时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一种悲哀。新闻工作者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记者,也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不能高于我们的社会道德。作为媒体,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也是在向受众传达一种对生命的珍视,同时将受众的戾气渐渐将以减少。当然,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阻止一个真正想死的人,但作为媒体也绝对有能力劝说那些只为了一些小事而误入歧途的人们。
作为新闻媒体来说,拍摄这样的一个事情并没有违反法律的明文条例,但是这却明显的违背了我们的道德伦理,在不同的情境下伦理道德和记录新闻哪个更重要,我们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在伦理道德之下应该更多的承担社会责任,将人文主义关怀渗透在报道之中,新闻如果缺失了人性,那么对受众也会起到同样相反的作用。最应该受到关注的是人本身,而不是所谓的新闻。
2013年沸沸扬扬的“袁厉害”非法收养孤儿和弃婴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新闻报道中人文主义关怀的缺失。2013年1月3日,河南兰考县一收养孤儿和弃婴的私人场所发生火灾,起火地点为“袁厉害”的家,多名儿童在火灾中伤亡。“袁厉害”20多年来,一共陆续收养了100多名弃婴,在当地被称为“爱心妈妈”,但是这样一次意外的火灾,却成为社会以及媒体一致指责“袁厉害”的利器,甚至将她这20多年的辛苦一笔抹去,而贯上利益的色彩。除去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失职,新闻媒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味的批评职责和反向报道只会让受众在慈善事业上一次又一次的心寒。在各媒体看来只有金钱利益才是人一生最高的追求,不管个人做的事情多么有意义,新闻报道都是持怀疑和讽刺的态度,认为只有这种满足利益的需求才应该是人们真正追求的。在这样的报道中很明显没有对“袁厉害”本身的人文关怀,而是将她束之高阁来供人们分析,在当作样本的同时忽视了受众在看到新闻时的感受。倘若在报道的同时可以多加一些对“袁厉害”本身的人文关怀,受众在看到时也会更多一些对慈善事业的关注,而不是对利益的关注。
特别是《中国青年报》关于韩亚航空客机失事的报道,措辞更为令人震惊。记者写道:“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地,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的跳了起来。”这样的话语不仅仅是打破了新闻伦理的底线,更是打破了做人的底线。而这种所谓合理想象是不是也对逝者家属造成了二次伤害,用孩子的死亡来当作对公权力的献媚,这更是在报道中没有体现出应该给予的人文关怀。报道没有从人的角度出发,而是扭曲了写作的方向和意图。媒体工作者作为社会消息的传递者,更应该以身作则,坚持自己的操守、伦理和原则,不能向博眼球这类的新闻靠拢,而丧失了新闻报道该有的底线。
三、如何解决新闻报道中缺失人文主义关怀
(一)避免媚俗化、庸俗化、博眼球的新闻报道
随着微博的更加普及和微信5.0时代的到来,新闻报道更需要在标题上下功夫,因而就会出现很多的标题党,甚至于很多标题和新闻内容没有任何联系。在娱乐至上的现在,各家媒体为了争取受众便会用一些突破寻常伦理的新闻。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新闻丧失了新闻性,只是为了博出位而进行写作。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如果将博眼球作为目标,那么很容易断章取义和捏造新闻,甚至像中青报韩亚航空的报道那样超出了合理想象,而造成负面效应。例如,还有很多案的报道当中,不能为了让受众有视觉冲击或者为了让报道有可读性,就使用受害者大幅照片以及在新闻报道中过细的描写案件发生的过程,而新闻工作者的人文关怀没有在其中有任何体现,反倒是这种冷漠的记录者行为可能就会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其次,在灾难性报道中,很容易出现很多能够博眼球的新闻,这时便要求新闻工作者能够做出合理的取舍。例如,鲁豫在进入地震现场时戴白手套等,将灾难性报道娱乐化,忽视了受灾群众更需要的是我们的人文关怀。比如说《中国青年报》在雅安地震报道中便使用了大量具有人文关怀的图片,取代了以往灾难报道中大量的血腥,悲痛的画面,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引导灾区和全国人民。在给人以悲恸或惊恐的情感体验之后,注重挖掘灾难中的人性之美,引起社会上的情感共鸣。
(二)新闻媒体给予正确的舆论引导
比如我们在案中不说过度的细节,如果报道的主体是未成年人不说名字,照片要马赛克。同样其他的也是这样,先要保证隐私权不被侵犯。再者在报道中不用形容词,不扣帽子,就像朱令铊中毒案。在对待嫌疑人孙维上,媒体就不能使用杀人犯,凶手这样的字眼,在没有确定她是真正的凶手之前,她只是犯罪嫌疑人,而如果我们仅凭自己的猜测就乱扣帽子,这是对受害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伤害。孙维是否真有下毒,尚未最终定罪,还不能称之为罪犯,因此也就不应被扣上杀人犯这样的罪名。更不能以所谓找出真凶为理由,人肉孙维的家人,定论孙维的人品,在现实生活中围堵她,这都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也是媒体蜂拥一边倒报道而造成的结果。假如有一天,如所有人期望的那样,此案的真凶大白于天下,若到时发现真凶就是孙维,那朱令也算沉冤得雪,孙维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朱令案总算可以落幕。但如若真凶另有其人,那么孙维岂不是成了此案第二个受害者,她这些年受到的冤屈和人身攻击又有谁能给予补偿。从始至终都没有几个人站出来为孙维说话,其实所有的网友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孙维确有下毒,不过是拿着只言片语和自己的猜测,在网上声讨公正。在这种时候,新闻媒体报道时就应该给予公众正确的舆论引导和适当的人文关怀,这也是避免网络极端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三)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将新闻报道正规化
2006年虐猫事件将人肉搜索推上了一个,此事件一出网上一片声讨之声,《新闻调查》栏目前去采访,踩猫的女子说当时会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释放,是对自己不幸生活的一种发泄,其实她平时也是很善良很有爱心的。女子姓王,独自一人带着女儿,虐猫事件之后,她把工作辞掉了,孩子也没法上学,经常遭到威胁。甚至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公布了虐猫事件踩猫、拍猫和网站负责人的信息,有人把他们的照片做成通缉令,以五十万买他们的人头。《新闻调查》栏目同时也采访了搜索的发起者,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问起网站负责人现在的情况,他说“他现在的处境多多少少和我有点关系,我想和他说声抱歉。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有跟着他一起错呢。他攻击了动物,我们攻击了他。”片子播出后,有人留言说:“踩猫拍猫的人不见谴责,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这是什么逻辑?”这样的报道便会让正义成为施暴的借口,对整个社会来说,媒体没有做到对虐猫者更多的人文关怀,没有从虐猫者的角度来看待这样一个现象的发生。如果媒体总是不断放大新闻事件本身。而忽略了作为事件中最应该被关注的人,那么我们的社会永远只能听到一样的声音,而且对人的伤害也会愈演愈烈,这种伤害终会从网络虚拟到现实生活中。
理性的思辨和人文关怀是一个社会最需要的,一个有人情味的社会才是最终会让人们受益的。过于同质化一边倒的小范围内舆论,通过选择与接收机制,会聚集越来越多与自己观点相符的意见,很容易把现有的主张推向不受理智约束的边缘,这就需要政府和相关机构出台相关的政策,可以将人文关怀切实的融入到新闻报道当中,使新闻报道不仅具有客观事实性,也增加许多人情味。
参考文献:
[1] 赵兴林.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关键词:网络伦理道德 大学生 道德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互联网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发展起来的第四媒体,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人类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随着高校校园网络化的迅速发展,网络在其积极意义上作为大学生们学习和娱乐的平台的同时,也如一把双刃剑,日益暴露出他们的伦理道德问题。
一、网络环境下凸显出的大学生伦理道德问题
网络覆盖范围广、内容生动直观、传播速度迅速的特点为大学生学习知识、思想政治教育开拓了崭新的空间,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网络的隐蔽性和自由性以及“他人在场”的缺失性,使得大学生伦理道德责任感弱化,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现实中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干扰。据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思想道德水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这确实是件令人担忧的事情。下面笔者就网络对大学生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浅显的概括。
第一, 网络的虚拟性特点容易让人迷失真我
网络以虚拟实在和虚拟空间作为基本的技术支撑,人们可以借助于网络的虚拟性特点隐匿和篡改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处境来掩饰自己在网络上的各种行为。比尔盖茨曾在《未来之路》中引用了一副有意思的漫画:一只正在操作网络的狗对另外一只狗说:“在Internet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这形象地表现了网络的虚拟特征。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的主体,因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容易让自己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中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而做出些与自己身份不合的举动。“追星族”在大学生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群体,很多大学生甚至放弃学业去碰自己的“偶像”。但是这些所谓的偶像在网络上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真的自我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网络娱乐性的特点使人沉迷其中,扭曲了人性的正常发展
网络的娱乐性使得大学生不再以学习为重心,他们上网大部分是为了娱乐,网络世界的多变性让他们目不暇接,以至逐渐迷失了方向。不断发展的网络游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投身于华美绝伦的近于现实的网络游戏画面中。在这种虚拟的网络游戏环境中,很多大学生因其心智还不成熟而导致迷失自己,造成其价值观的扭曲,引发青少年犯罪。
第三,网络的隐蔽性造成网络信息的虚假难辨,
网络的这种隐蔽性使得网络信息真假难辨,导致种种弄虚作假、尔虞我诈的现象出现,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伦理道德观念。个别同学甚至萌生了某种不良的念头,觉得“作假可以获得成功,老实只会导致失败”。这种思想观念,使得大学生不讲诚信的现象在大学里随处可见,作弊现象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为了奖学金或是评优在考试过后找老师要求加分等等。这些不诚信的举动随着互联网前进的步伐越来越普遍,这告诉人们这种失衡现象应该尽快加以控制,否则将会对大学生伦理道德造成更为严重的影响。
二、净化大学生的网络德育环境
网络快速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我们只能顺应这一趋势,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这一途径,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用生动快捷的方式把科学的正确的思想观念传播出去,积极开展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方法正确,开展教育才会有成果,大学生才会接受,才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改造社会,从而展现自己新一代的精神风貌。
第一,高校要大学生的网络准则,加强对大学生伦理道德的培养。网络伦理是现实伦理的延伸和拓展,要想使大学生有一个正确的网络伦理观念,必须在现实中加强对大学生伦理道德观念的培养。对大学生的上网行为必须有所规范,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让他们心里要明白,让他们懂得自律,同时要对他们进行监督和管理。
关键词:问题教学法 互动 核心范畴 问题延展与拓展
一、何谓“问题教学法”
专业理论课教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教学让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从事高校专业理论教学实践的教师几乎都会认为基础理论的教学与艺术化的手段与方法无关,只要讲清楚说明白就行,似乎“一言堂”是唯一的方式。因而,现实中基础理论课教学过程往往缺乏互动。从学生这一受体角度来说,缺乏互动的课堂效果往往达不到课堂教学的“帕累托最优”(即通过教学让学生全面准备地理解基本范畴和问题)的边界。从动态角度,缺乏互动的课堂难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帕累托改进”,即难以实现通过互动教学实现思想交流的1+1>2的效应。
问题教学法即通过设置激发课堂互动的问题,然后在问题的不断探讨和解答中完成课堂教学。从教者的角色担当方面来说,这一教学法无疑突出强调了“师者,授业、传道、解惑”中的解惑,把解惑看作了授业和传道的手段。问题教学法内涵的重点包括两个方面:问题的设置和答问方式,前者强调问题的激发课堂互动的功能,这意味着问题教学法中的问题不是教者单方随意设计的问题,它必须照顾到学生的学科兴趣起点,顺应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线索,激发互动思考;后者强调“问题意识”的即发性和解答方式的多样化与多变性,以产生与学生更多的思维碰撞点,增强思想的产生和学生理解程度的深化。
二、问题教学法在企业伦理导论教学中的应用
下面以高校《企业伦理学》导论部分的课堂教学为例,说明这一教学法的应用。
企业伦理学是近年来在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开设的一门课程,至今并没有一本完全成熟的“本土”化的教材,但从学界的共识来说,大家基本上认为这一门课应该包括三个知识板块:企业伦理的基础理论、企业伦理的案例分析和企业伦理建设的实践。这“三块结构特征”从目前广泛使用的两本教材可以看出。其一是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教授著的《企业伦理学》(注:这是目前国内最为成功的一本“本土化”教材,一方面其选用的案例几乎全部是中国本土发生的,另一方面它的成功在于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和全新的阐述体系解释了西方企业伦理基础理论);另一本是上海交通大学周祖城博士编写《企业伦理学》。徐大建教授的《企业伦理学》分为“企业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企业管理中的伦理问题”和“企业的伦理建设”三个部分[1],周祖城博士写的《企业伦理学》也分为“企业伦理学基础”、“企业经营中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管理”三个部分[2]。对于这门课的教者来说,许多教师认为第一部分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如何设置互动的起点问题?企业伦理学导论教学中,如果立足于与学生互动需要设置问题,首先应该换位思考,了解学生的已有知识、思维特征和兴趣点,从而确立从什么问题开始进入这门学科即确立“起点问题”。就企业伦理学的入门来说,一般学生不会从专业和纯学术角度直接进入一门学科。诸如“企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企业伦理学学科特征是什么?”此类的问题只是从学科知识传授角度设置的“单向性问题”,即只代表了教师或研究的思考起点,这些问题尽管体现了教材的逻辑严谨性和知识系统性,但在教学中照搬很少能够切合学生的思维起点,因而很少能够产生思维互动。因此,即便使用的教材本着常规作了这样的知识结构安排,也并不表明必须照本宣科。那么,如何得到切合学生的思维起点的“问题”?应该首先从备课的方式和内容改革着手,备课即对课堂教学的准备,其中包括教学方式、步骤、重点难点突破等方式的思考与安排,备课本质上是课堂设计,这一点在现实中并不被许多人理解,许多教师特别是文科教师会将备课理解成课堂教学内容的准备,因而把备课理解成“背课”,这种理解是不妥的,也是有害的于课堂效果的。在企业伦理学的第一次课备课中,应该将重心放在探索学生的思维起点方面,可以采用以下步骤:(1)换位思考,假设自己是对这门课一无所知、在已有知识结构和框架下如果进入这门;(2)找学生聊天,问他们对这门课程有什么想法;(3)以“试错方式”提出问题,即尝试提出一些问题,通过交谈看学生是否有足够的兴趣,从交谈中不断寻找学生“参与率”最高的问题;(4)进行“简单化和可逆交互检验”。什么是“简单化和可逆交互检验” ?一般来说,教师不可能在备课中对学生的兴趣点作足够的了解,因而设置的问题一般只是教师对学生思维兴趣点的猜测,所以最终需要对这些问题作检验,以保证它代表了学生思维兴趣点的现实,通常可以进行两个方面的形式检验,其一看形式上是不是简单通俗,学生一般不会从一个很抽象很专业的问题开始,其二看这一问题对我和学生来说是不是可以进行有效讨论。
对于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受已有的知识结构的影响,会形成三个基础性问题:什么是伦理、道德?企业为什么要讲伦理、讲道德?企业如何讲伦理、讲道德?这三个问题是本人在与学生交谈中受到启发、进行换位思考设置的问题,具有简单通俗的特点、经过了可逆交互检验是能够激发互动的问题。
问题教学法的第二步是问题的延展和拓展,方向包括两个:横向和纵向。所谓横向延展是指从与基础问题相关的核心范畴出发引发学生思考相关的横向并列的问题;所谓纵向拓展是指按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逐步引导学生利用归纳与演绎回答先前设置的基础性问题。横向延展的重点是应该顺应学生的已有知识结构和逻辑思维,抓住核心范畴。比如思考什么是道德这个问题时,应该抓住“规范”这个核心范畴。规范的作用是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作用是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最主要的是利益关系,道德本质上是规范,其作用在于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范畴的横向延展意味着要引导学生将“规范”这一范畴横向展开,思考规范的种类:法律、市民共约、集体守则、乡规民约。规范有成文的有不成文、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于内心的,道德就是来自于内心的规范。接着应该让学生集中思考道德与法律与风俗的区别与联系。
本例中还应该通过将自然人与法人的进行类比,抓住“企业公民”这个范畴,理解企业公民遵守规范的重要性,这样便可以从第一个基础问题过渡到第二个基础问题。这一过程的关键是教师要讲清楚个体公民与企业公民的行为内容的区别与联系。
总之,这一层次横向延展的问题可以设置为“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会遵循一定的规则与规范,请列举种种规范”;“什么是法人?”;“什么是企业?”;“企业主要的行为是什么?”“企业要不要遵守一些规范?”“列举企业需要遵守的规范?”
在“企业”这一范畴上,可以顺应学生的已有知识结构进行纵向的延展:企业是什么?学生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得到:企业是投入产出的“黑箱”或过滤器,是经营性组织或生产组织,科斯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弗里德曼认为企业最大的任务就是为老板实现利润;德鲁克的企业观认为企业是社会存在物。教师应该从德鲁克的企业观入手,指出企业应该遵守社会的规范,然后导入企业应该遵守哪些规范。
在“规范”这一范畴上的纵向延展意味着,必须从“什么是规范”这一问题过渡到“为什么要遵守规范”。首先要引导学生思考人为什么要在社会生活中遵守规范?学生自然会想到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如果不守规范就会受到惩罚。那么惩罚有哪几种?可以在学生思考和回答的基础上总结:外在的第三方惩罚、报复(第二方惩罚)、内心的惩罚。其中第三方惩罚指的外在的社会强制机制给予的身体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制裁,也包括社会舆论给予的孤立和谴责。这是一个符合一般认识的结论:不遵守规范就会受到惩罚。对于企业来说,同样可以从三种惩罚方面说明,企业如果不守规范,就会受到惩罚。但是应该结合企业的定义与主要职能指出,企业如果不守规范,其后果比社会成员不守规范更严重,因为企业“以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为生存以依据,通过为社会创新价值求得发展,所以它如果不遵守社会规范损害社会中一些成员利益,其存在的理由就一定会遭到社会否定。
对企业来说,不守规范的后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不守法律规范会遭受罚款等由仲裁部门作出的制裁;(2)不守伦理规范,在经营过程间接损害了相关者的利益不仅会遭遇后者的一种“报复”,而且将丧失一种资产──名誉资产、其生存与发展得不到由社会这个系统的支持。不守人们共识性的道德规范的严重性在于,企业将失去战略优势,进而导致企业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和长远利益的丧失。一方面,法律往往就是“底线道德”,不讲道德的企业最容易触及“底线”直接遭受外在制裁;另一方面,伦理与“企业文化”及“核心竞争力”紧密相关。学生由于学过管理学知识,都熟悉“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这些范畴,应该分析指出,所有企业的文化基本内核是“顾客至上”和“人本主义”,所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内涵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支持”, 所以,这两个范畴都与伦理道德有关,对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的强调无异于强调在行为层次上企业要讲伦理讲道德;对于一个自然人来说,不讲道德也许意味着在社会中遭受孤立,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主动讲伦理道德也许注定了企业的短命和做不大。
这一阶段应该紧扣“不守规范就会受到惩罚”这一命题,将“惩罚”这一基本范畴进行拓展。然后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角度将企业讲伦理道德与企业文化、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两个管理学的学科概念联系起来,讲解伦理道德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
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纵向延伸,就会形成第三个基础性问题:企业如何讲伦理、讲道德?可以从现象入手:几乎任一企业,都会在企业的形象外展中看到口号,比如海尔集团的“真诚到永远”等;许多企业在内部竭力形成共同价值观即在员工中形成什么最重要、什么该做等问题的共识;更重要的是许多企业会实施值得赞许的对内对外的善举。横向来看,如何促进企业讲伦理、讲道德这一问题与一系列范畴有关:企业价值观、企业慈善、企业领导的影响力、执行力。于是这一问题便转化为;企业如何形成共同价值观?企业如何实施自己的战略?如何从组织机制和企业内在价值观导向方面着力实现战略规划。
三、“问题教学法”的总结
总结起来,在企业伦理导论部分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首先设置能够激发有效互动的基础问题,然后抓住每个问题的核心范畴进行横向和纵向拓展,在互动式的思考与交流中实现课堂教学的目标。其具体的图式如下:
可以将这一图式转化成一般性的表述:在专业基础理论课教学过程,应该将问题教学法运用其中,其步骤包括;根据交互性试验设置能够产生互动的基础问题,然后确立核心范畴对这个问题进行纵向和横向延展,通过回答其他相关问题支持核心问题的回答。这一方法的运用可能产生的结果有三:一是有力增强了互动效应,提高了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接收率,增强了学生对所授专业知识兴趣度,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二是增强了教师的主导意识和学生的主体意识,有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课堂气氛;三是培育了学生已有知识与新授知识的结合点,有助于打破知识之间的专业边界,在形成支持课堂问题理解的知识体系的同时,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思维创新。
参考文献:
[1]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3]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徐大建.企业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周祖城.企业伦理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注释:
关键词: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儿童文学;夏洛的网
0引言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的德国,经历了几代翻译理论家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构架,并在许多文体的翻译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儿童文学是文学分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文学的翻译同样也是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点内容。
1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概述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人类交际行为,翻译的过程要关注译文的目的,译者要与源文作者或委托人保持联系,明确源语文本所要表达的重点;同时,译者还要兼顾译语读者或译文使用者对译文的要求,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如此,译文不再被看作是源文的“复制品”,而是被看做独立的目标语文本产品,只要译文实现了预期的功能就是值得认可的译文。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使人们关注的重心从“对等”转移到了翻译的功能和对翻译决策的解释方面来,为人们对翻译实践和翻译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人们能够更加灵活和动态地处理语言文化问题。
2儿童文学翻译
所谓儿童文学,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要适合少年儿童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并且有利于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和健康成长。儿童文学在我国的创作历史较长,但却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对其发展和研究较都比较滞后,儿童文学的翻译更是如此。近年来,随着对少年儿童的身心成长的关注的不断重视,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翻译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投身于儿童文学的研究。儿童文学的翻译除了要保持源文所要传达的基本含义之外,还要更多关注儿童的语言特点和阅读能力,词汇和句式的使用都要简单化,保持语言的趣味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儿童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渗透一定的人生道理,有利于使之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夏洛的网》译本分析
3.1语言特点
儿童文学中词汇的使用要适合儿童的阅读水平,避免出现生僻晦涩,或者过于书面化的词汇,看下面一个例句:例1:“IworryaboutFern,”shesaid.“Didyouhearthewaysherambledonabouttheanimals,pretendingthattheytalked?”(E.B.White,2008:48)“我为弗恩担心,”她说,“你听到她嘟噜嘟噜谈那些动物了吗?说得好像他们会讲话似的。”例1中将ramble一词翻译成叠词“嘟噜嘟噜”,而不是相对文学化的“漫谈”,这种处理方式符合儿童的语言特点和阅读习惯,避免使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困惑,影响理解效果和阅读兴趣。
3.2文学因素
在翻译儿童文学时,除了要保证语言传递的准确性以外,还要保持其文学性的存在,整个句子或段落的连贯性和语义的传达要完整,而且要充满趣味性,看下面一个例句:例2:Sowhilethechildrenswamandplayedandsplashedwaterateachother,Wilburamusedhimselfinthemudalongtheedgeofthebrook,whereitwaswarmandmoistanddelightfullystickyandoozy.(E.B.White,2008:12)因此,当两个孩子游泳,玩耍,用水你泼我我泼你时,威尔伯就呆在河边的烂泥里自得其乐,烂泥暖和,湿哒哒的,黏黏糊糊,舒服极了。源文句子是一个由while引导的长句,其中又包含一个由where引导的状语从句,如果单纯地直接翻译,会对小读者的理解产生困难。任溶溶先生采取的措施是将长句拆分成短句,并且增加叠词的使用,不仅完整传达了源文信息,而且保证了其文学性和趣味性。
3.3文化距离
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距离是在翻译过程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处理好文化距离的问题也是对译者翻译水平和能力的考验,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子来看任溶溶先生的处理方式:例3:“Ithink,”saidthegander,“it’steedoubleeedoubleeedoublerrdoublerrdoubleeyedoubleffdoubleeyedoubleseeseeseeseesee.”(E.B.White,2008:77)“依我想,”公鹅说“‘了’字是一横一钩一竖一钩,最后这个钩要长,然后跳过去到‘不’———‘不’———‘不’……”此句中要求译者传达的是中文汉字和英文单词之间的差异,任溶溶先生直接将源文中的字母转换成了汉字的笔画,不仅保持了源文的意义,而且用词简单易懂,表达清晰明确,有助于小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任溶溶先生翻译的《夏洛的网》充分考虑到了目标语读者,根据翻译目的选择了恰当的翻译策略,通畅易懂,充满童趣,充分体现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White.E.B.Charlotte’sWeb[M].ShanghaiTranslationPublishingHouse,2008.
一、以人为本,加强职工文化修养
医院文化的精髓是提倡“以人为本”,一切工作着眼于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培养人,以医院文化引导全体员工向医院所确定的目标前进。让员工自觉接受医院共同的价值观,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我院坚持每周二次的政治学习,定期开展“以病人为中心,促和谐医院建设”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征集院歌院徽、开展三好一满意、服务外县病人等工作,进一步确立全院医务人员的行为规范和职业守则,引领广大职工自觉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用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实践,培育了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中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医院精神,用“大医精诚”、“博学、博爱、敬业、创业”的院训,激发了广大职工精医术、塑仁心、重诚信、树新风、促和谐,着力引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升华自己的人格,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培养医务人员健康人格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努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推动医院行风建设,创造人民满足医院。
二、强化质量安全管理,改善就医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是医院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立院之本。近几年,医院通过连续开展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和“三好一满意”活动,不断完善各项医疗规章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不断强化质量、安全意识,逐步提高医疗护理质量,提升服务水平。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的改善,科技的发展,创造人性化的医疗环境,已成为医院发展趋势。宽松优雅的诊疗环境能够满足病人的诊治需求、心理需求和医务人员的工作生活满求。我院近年来在病房楼建设、新仪器配备上都加大了力度,绿化美化医院环境,为病人提供了一个优美、舒适的疗养环境。同时在服务上简化流程,门诊配有导医并采取弹性排班措施,尽力避免门诊病人“三长一短”的现象发生。全院上下坚持挂牌上岗,文明服务,杜绝服务忌语,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疗投诉和纠纷逐年递减,病人和家属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三、加强管理,建章立制,形成推进医院文化的长效机制
我院以“三好一满意”为活动载体,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医务人员的准入制度,规范执业行为,对新进医护人员和未拿到执业证书者实行带教或转岗。完善激励和监督约束机制,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纠。着重抓好以下一些工作:每月对各部门科室完成任务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集中对病历书写管理、门诊医生值班进行了专项治理,进一步明确对核心制度落实的情况进行考核。完善医德档案,加强医德考核,把医德医风考核结果与个人利益挂钩并及时存入档案;定期进行门诊、住院病人问卷或电话调查;推行公示制度,打造诚信医疗,公布各种检查、服务项目及常用药品的价格,对住院病人实施“一日清单制”,设立举报信箱和投诉电话等。由于管理到位,各项业务指标继续攀升,医患矛盾大幅度下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完善充实了医院的管理规定,为医院文化建设形成了长效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文化建设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医院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有许多共性的东西,有许多相互交叉的环节,但两者绝不可以相互替代。开展医院文化建设绝不是放弃或者忽视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而是要借医院文化这个新的载体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首先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医院文化,提高医德。其次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再次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文化建设,深化医院改革、发展医院经济。
1、阅读思维的多元化。由传统教学观点的一元化到多元化是教学思维上的一项突破。这是参与人员必须首先确认的,即确认每个学生的智能都是多元的。我们推行这套理论方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所有学生的各种智能在语文阅读过程中都能发掘出来,使得那些单元智商高的学生考得更好,而那些考差了的学生仍能充满信心;最后不仅是获得了学校语文阅读的课本知识,而且还获得了社会实践的能力。因为实际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元的,这样培养出来不同智能强项的多元人才都能符合社会需要。真正印证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观点。
2、阅读目标的多元化。基于多元教学理论认定学生智能的多元化,那么每个学生的个性、感悟、智能的展现兴趣偏好当然都不会完全一样,如果用统一的目标去套用本身就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一贯强调的“因材施教”的观念。 所以目标多元化的实质是对于不同的学生和他的智能强弱展现,应该赋予这门阅读课程中不同阶段的具体教学目标。从广义地讲,大纲所赋予“知识目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给学生提出明确的“能力目标”;完成考试要求的目标之外,还要求社会赋予的“实践目标”。新课程标准中已明确提出了这一点,即三维目标的确定,从知识、能力、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提出了要求。
3、阅读方法的多元化。“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学习方法是学习知识掌握知识的重要工具,是入门的钥匙,过河的桥梁。我们要坚持科学观点,在语文阅读中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新理念,才能更好地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贯彻多元智能理论。因为根据多元智能教育理论,只有建立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校才能在适当以保留传统教育优点基础上,全面吸收和开展实现多元智能理论的教学工作。学生必须掌握各种科学方法,随机而用,所以自主学习中拥有多元学习方法确对提高学习效果是极为重要的。
关键词: 人本主义理论 语文课堂 教学改革
引言
人文主义是近年来新近流行起来的教育理论,与我国实行的素质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基本相同。人文主义强调在教学中,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积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的主要功能是引导学生开展学习,因此在课堂中学生占据主体地位。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自主学习,再加上与其他学生交流和讨论,提高自信心和自尊心,从而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人才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对语文人才的需求更多,在语文教学中应用人本主义,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水平,帮助学生掌握适合的学习方式,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复合型语文人才。
1.人本主义的内涵
人本主义的最早提出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这项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将个人发展作为主要思想。之后将人本主义引进教育界,将自我发展作为教育目标,学生在教育中学习到要自主学习,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特点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学习方式。同时要根据社会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以求能够适应社会的各项发展和进步。此外,人本主义还要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际关系的处理,综合看来,学习技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人本主义强调学生在学习中占据主要位置,教师要注重学生发展的重要性,充分把握学生的好奇心理和探究心理,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式,全面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最后,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指出,学生在学习上要依靠教师的引导和督促,在课堂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不是教师而是学生,传统教学中,教和学是相互分离的,教师的教学方式一般是填鸭式和灌输式的教育方法,这样不仅难以促进学生提高学习能力,而且严重影响人本主义在教育界的进一步发展。
2.目前我国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部分学生学习不积极
每个学生的学习水平都不一样,这是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各不相同造成的,学习积极性比较高的学生往往成绩比较优秀,而那些学习积极性比较低的学生,学习成绩比较一般。这是由于传统教学中,教师一般采取填鸭式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沿袭传统的学习方式,这样,非常不利于掌握新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教学质量不高,达不到教师的期望值,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要求,就会对学习产生厌烦情绪,降低学习的期望值。再加上我国普遍采取的是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教学活动中将教师放在主体地位,忽略了学生的重要性,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新性,造成学习效率低下,限制人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2.2教师缺乏教学方式的创新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教导学生学习知识,另一方面要督促学生和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式。因此,在教学之前,教师需要认真考虑教学方式,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放在首要位置。此外,还要积极创新教学方法,耐心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不良情绪,比如说,在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加强交流与合作。但是实际上,很少有教师能够在教学中做到这一点,再加上教师缺乏定期交流和培训,不利于教师提升创新水平,同时限制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严重影响合作教学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3.人本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语文课堂教学对策
3.1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人本主义理论强调在学习和课堂中,学生占主体地位,教师要重视这一点,为学生的学习创造民主的良好环境,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之中,树立良好的学习价值观,全面提高语文学习能力。因此,语文教师要帮助和指导学生树立科学的学习观,全面指导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在实践课堂中要注意这个问题,学生在合作学习中要占据十分重要的主体地位,不仅在教学课堂中占据主体性地位,在教学设计中也要占据主体地位。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将重心都放在了教师的教上,忽略了学生的学的重要性。新课改后,一些语文教师逐渐认识到学生在传统教育中削弱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重视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但是单凭在课堂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忽略教学设计中学生的主体地位,这限制了课堂教学中人本主义的发展。
3.2加强合作学习在语文中的运用
人本主义的核心思想中,一方面要增强学生主观能动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学生合作学习能力。在课堂上组建学习小组,为学生学习语文创造良好的小环境。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谈论学习中,畅所欲言发,发表看法。很多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往往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但是下课后会双眼放光,侃侃而谈,这都是由于上课时教师的压力,限制学生发表看法。课堂上一直注重教师主导地位,对学生造成压迫感。学生受到限制不敢随意发表看法,但是同龄的学生相处时,处于相同的地位,在谈论学习中能够积极地说出看法。这也是小组合作学习的优点,不仅能够全面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全面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结语
人本主义强调的教学目标,是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这项理论与我国实行的素质教育在本源上大同小异。因此,在教学实践中,要加强人本主义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要突出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帮助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龚由志.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与语文教学活动探讨[J].广州大学学报,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