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评论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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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2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经济评价气候变化

一、低碳经济的起源

在国际社会上,关于低碳经济的起源,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1.气候变化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联合国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以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兰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拉开人类重新评价西方工业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序幕。

2.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规则

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宗旨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则

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大会上,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并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4.低碳经济的正式提出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3年2月24日发表的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的,并且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英国将到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5.低碳经济的发展时期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N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和时间表,确定了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缔约方第15次会议将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最后关口,制订出一项新协定,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背景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转型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实现这个目标,全球经济就必须转型到低碳经济。这预示着从现在到2050年的未来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国外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

1.国外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首次出现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术语的官方文件,是2003年2月24日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白皮书指出,英国将在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1]。

莱斯特·布朗(2003)掀起了一场“A、B发展模式”之争。“A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B模式”则是以人为本,以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资源、小型水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Review),它是以气候科学为基础,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欧盟提出的全球2℃升温上限加以论证(进行学术和方法论阐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2]。

巴里·康芒纳(2006)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这种技术往往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的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而发明出来的。它忽略了整体,忽略了这种技术赖以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从而粗暴地破坏了不断循环运动的生命之圈。因此,要克服危机,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要做到这点,则必须树立生态学的观点。

2.国外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

当前国际对低碳经济评价指标是“脱钩”指标评价,以及关注如何提高生态效率的对策与途径。

在脱钩研究方面,sturiuson(2002)认为脱钩指标虽然有很多缺点,诸如缺乏与环境容量的自动联系,难以兼顾各国国情以及受环境压力的最初水平和使其选择的影响等,但脱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2)研究了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标的国家差别,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OECD国家中并且环境与经济的进一步脱钩是有可能的,从而得出结论:在OECD国家,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在继续向好的方面转化。可以预计,在不遥远的将来,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可以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3]。

TaPio(2005)利用“脱钩弹性”(decouplingelasticity)的概念,进一步将脱钩指标由原有的初级脱钩(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即能源与GDP的脱钩)、次级脱钩(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即CO2与能源的脱钩)、和双重脱钩(同时达到初级脱钩和刺激脱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连接、脱钩和负脱钩三种状态,再依据不同弹性值,进一步细分为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与衰退连接等类,使得脱钩指标进入新阶段。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对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驱动力指标的各种可能组合给出了合理的定位。

此外,国外许多学者都对本国及世界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检验。Panayotou(2003)认同对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呈倒“U”型关系的论断,并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角度解释了原因: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此时,人们开始关注环境的保护问题,环境服务成为正常品,环境恶化的现象逐步减缓乃至消失[4]。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低碳经济的理论与评价研究为我们对低碳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国家差异的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尚无法直接套用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方法。

三、国内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

1.国内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述评

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1世纪以来,有关低碳经济的研究才逐渐增多。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碳经济的内涵方面。付允(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2008)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金乐琴(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

第二,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方面。黄栋(2009)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消费会大幅度增加。其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朝阳产业。冯之浚(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及缓解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这既符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挑战。

第三,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方面。(2009)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金乐琴(2009)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一是发展阶段。二是发展方式。三是资源禀赋。四是贸易结构。当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减排空间大。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三是减排的成本低。四是技术合作潜力大。

第四,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途径和战略对策。鲍健强(2008)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三是发展低碳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设低碳城市,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郭万达、刘艺娉(2009)认为未来40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鉴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外交谈判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应“内外有别”,对外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国际谈判,“对内”,则要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吴昌华(2009)指出低碳经济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相关利益群体,是政策、制度安排、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大变革和结构重构。任力(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如实施低碳发展战略,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碳交易市场,促使企业承担低碳社会责任等。超级秘书网

2.国内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

张雷(2003)运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赵云君等(2004)通过选择多个单一国家的不同样本,发现有些指标的实证结果相互矛盾,从而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一个客观规律”的论断。赵一平(2006)根据“脱钩”和“复钩”的思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相对“脱钩”和“复钩”的概念模型,并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我国能源弱“脱钩”现象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主要矛盾进行识别与分析。脱钩指标研究初步显示出其重要价值。谭丹,黄贤金,胡初枝(2008)首先测算了我国工业各行业近十儿年来的碳排放量,并总结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特征,进而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量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产值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测算工业各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变化,分析了工业行业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

四、总结

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正悄然兴起,但低碳经济的指标体系与评价体系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有关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文献则鲜有见到;二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对低碳经济的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完善,而并没有应用指标体系对区域或者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与实践应用操作尚有一段差距;三是在低碳经济评价方面,多限于某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缺乏对多个城市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没有体现出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

参考文献:

[1]DTI(DepartmentofTradeandIndustry),EnergyWhitePaper:OurEnergyFuture-CreateaLowCarbonEconomy[M].London:TSO,2003.

[2]SternN.SternReviewo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

[3]OECD.IndieatorstoMeasureDecouplingofEnvironmentalPressurefromEconomicGrowth[R].SummaryReport,OECDSG/SD,2002.

[4]付允.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14-19.

[5]朱守先.城市低碳发展水平及潜力比较分析[J].开放导报,2009(8):10-13.

第3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GDP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用短短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生态和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导致本应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在短期内集中体现和爆发出来。粗放式发展导致污染加剧，我国环境污染已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态势，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难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因此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1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无序开发严重透支国人的生存环境，发展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针对危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我国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矛盾的根本出路。

循环经济是按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运行的具有高效的资源代谢过程，完整的系统耦合结构及整体、协同、循环、自生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复合生态经济，是一种以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流动方式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可以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原则

传统工业经济是由“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所构成的单向物质流动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强制把自然资源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弃物大量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一次性的。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过程，使得在整个经济系统以及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只产生很少的废物。循环经济评价原则，简称“3R”原则：

（1）循环经济遵循“减量化”原则（Reduce），以资源投入最小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资源，通过产品清洁生产而非末端技术治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活动的投入主体，以期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生产者通过减少产品原料投入和优化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消费者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从而提高资源物质循环的高效利用和环境同化能力。

（2）循环经济遵循“资源化”原则（Reuse），以废物利用最大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对消费者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对生产者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加大，以经济系统物质能量流的高效运转来实现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3）循环经济遵循“无害化”原则（Recycle），以污染排放最小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提升绿色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再造，实现废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少排放。

3循环经济与绿色GDP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GDP的增长只是反映了人类为社会创造的财富，通常被人们视为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然而，在GDP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无休止地向生态环境索取资源，使自然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二是人类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使环境污染，或滥用资源使生态破坏。绿色GDP是为了克服GDP的缺陷而提出来的，它是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后的剩余国内生产总值，它为构架循环经济新体制指明了方向。转1）绿色GDP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切入点。把绿色GDP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切入点和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会过度消耗能源，不对环境造成损害的有效途径。

（2）绿色GDP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外在动力。我国必须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将环境保护与经济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完善核算体系，建立绿色GDP，才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化。

（3）绿色GDP是政府介入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有必要把绿色GDP纳入干部考核的内容，作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使政府更科学更积极地介入并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4）资源——经济——环境投入产出核算框架（绿色GDP是计算方法）：绿色GDP＝传统GDP－（生产过程全部资源耗竭＋生产过程全部环境污染＋资源恢复过程全部资源耗竭＋资源恢复过程全部环境污染＋污染治理过程全部资源耗竭＋污染治理过程全部环境污染＋最终使用全部资源耗竭＋最终使用全部环境污染）＋（资源恢复部门全部新创造价值＋环境保护部门全部新创造价值）。

（5）由SEEA的基本结构表可以推算出：绿色GDP＝传统GDP－环境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

4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与实践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我国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3＋1”模式，即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废物处置和再生产业。

（1）在企业层面，选择典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建立以清洁生产为核心的物质小循环，也就是根据生态效率理念，通过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措施进行单个企业的生态工业试点，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目前，我国已在20多个省（区、市）的20多个行业、上千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30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1万多人次参加了不同类型的清洁生产培训班。有5000多家企业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几百种产品获得了环境标志。

（2）在区域层面形成的中循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目前我国有广西贵港、天津泰达、新疆石河子等11个园区为国家生态工业园区试点。

（3）在社会层面上形成大循环，重点进行循环型城市和省区的建立。目前我国已有8个省、35个城市、300多个地县开展试点，有的地区已初见成效。国家环保总局在辽宁省进行了以改造老工业基地为核心的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在贵阳进行了以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构建新的产业格局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4）废物处置和再生产业，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处理、处置和再生产业，以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资源在全社会的循环利用问题。

5结语

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具体化，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矛盾的根本出路。立足于21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解决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资源、环境和经济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唐孝炎.我国环境污染、环境健康、环境经济与发展战略[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2)

2王宪恩，赵晓霞，陈英姿等.循环经济催生绿色GDP[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5)

3吴少宇.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模式[J].管理与财富，2004(8)

4雷明.绿色国内生产总（GDP）核算[J].自然资源学报，1998(4)

第4篇

摘要：发展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价值链理论具有局限性，循环经济发展对价值链完善极富启示。循环经济下的价值链重塑机理包括企业内外部价值链重组机理、产业价值链强链整合机理和区域价值网勾连共生机理，为循环经济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与决策支持。

关键词：循环经济；价值链；重塑；机理

一、传统价值链理论的分析

波特(MichaelPorter，1986)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提出价值链这一概念，他在分析公司行为和竞争优势的时候，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由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两部分完成，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就称之为价值链[1]。价值链指的是将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提出概念与设计，经过不同阶段的加工，加工出制成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直到消费者使用后的最终处置。生产环节只是所有价值增值环节中的一环，每一环节中又包含一系列的经济活动，比如，生产环节就涉及原材料的加工、内部物流控制以及成品包装等活动。虽然，价值链常常被视为纵向的联系，其实链内的各环节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不仅公司内部存在价值链，一个公司价值链与其他经济单位的价值链也是相连的，任何公司的价值链都存在于一个由许多价值链组成的价值体系(ValueSystem)中，而且该体系中各价值行为之间的联系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大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2]。

价值链主要是相对于一个企业而言的，是针对企业经营状况开展的价值分析，其目的是弄清楚企业的价值生成机制，剖析企业的价值链条的构成并尽可能加以优化，从而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企业不同，其价值生成机制也不同，在这些企业的价值链条构成中各有其价值生成的重要节点，有的在生产，有的在研发，有的则在营销或管理上。如果企业某一节点上的价值创造能力在同行中遥遥领先，可以说这个企业在这方面具有了核心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与合作共生企业发展模式的提出，企业不仅注重竞争的优势产生而且开始广泛开展合作，获取合作共赢。于是，学者开始探讨价值链的外部延伸，主要包括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价值网的形成等。在价值链条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方面，克鲁格曼(Krugman，1995)曾经探讨过企业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问题。由此，使得价值链中治理模式与产业空间转移之间的关系成为全球价值链理论中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后，阿尔恩特和凯尔科斯(ArndtandKierzkowski，2001)使用“片断化”(Fragment)来描述过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他们认为这种生产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这就使得同一价值链条的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跨界生产网络被组织了起来，这一跨界网络可以由一个企业内部完成，也可以由许多企业分工合作完成[3]。

综上，可以发现，虽然价值链的内涵从产生至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价值链的整合与价值网的形成方面，仍旧没有很好的理论进行支撑，价值链的外部整合往往停留在理论上的战略联盟、产业集群等方面，这些只能是一种契约上的关系完善，而不能实现价值上的连接，不能完全支撑一个巨大的价值网的内在连接关系，因此，需要有一种更稳定、更强大的连接机制改善企业、产业的价值体系。

二、循环经济发展原则对价值链的启示

(一)循环经济发展原则

循环经济是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的，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污染零排放。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4]。循环经济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3R原则)[5]。

1.“减量化”原则。“减量化”(Reduce)原则是指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核心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生产中，减量化原则常常表现为要求产品体积小型化和产品重量轻型化。此外，要求产品包装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豪华浪费，从而达到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目的。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废弃物的排放。

2.“再利用”原则。“再利用”(Reuse)原则是指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后继续使用，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防止过早地成为垃圾；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用品的污染。

3.“资源化”原则。“资源化”(Recycle)原则是指将废弃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源，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既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资源化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在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循环经济不是简单地通过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而是强调在优先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3R原则，3R原则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二)对价值链的启示

1.价值链延长。循环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方式本质特征就是延长了产品价值链的环节，通过对行业价值链过程中副产品的减量与处理，以及对产品使用后残余物的回收处理再利用，延长了该行业的价值链，使得有限的资源能创造出更大的利用价值。此特征的典型案例就是著名的“杜邦模式”。这种模式可称之为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运行模式，其要义是组织企业内部各工艺路线之间的物料循环利用。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的研究人员把工厂当作实践循环经济新理念的实验室，创造性地把循环经济三原则(即3R原则)发展成为与化学工业相结合的“3R制造法”，以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他们通过放弃使用某些对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减少一些化学物质的使用量以及发明回收本公司产品的新工艺，到1994年已经使该公司生产造成的废弃塑料物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同时，他们在废塑料如废弃的牛奶盒和一次性塑料容器中回收化学物质，开发出了耐用的乙烯材料等新产品。现在的杜邦公司已发展成一家以科研为基础、提供提高人类在食物与营养、保健、服装、家居及建筑、电子和交通等生活领域的全球性企业。在全球70个国家经营业务，共有员工79000多人，2001年总收入为247亿美元，在财富500家美国最大的工业/服务公司排行榜上名列第70位。

2.价值链网状或环状化。由于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对生产或销售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必须进行处理，而不能当作废弃物直接排放或丢弃。这就使企业必须尽量地对副产品进行处理，并使处理后的副产品产生再利用的价值，以平衡处理成本。这样就可以把处理后的副产品作为新的原材料供应给其他企业使用，这样就使得该行业的价值链与其他相关行业的价值链形成了交叉，从而变为网状化或环状化[6]。

三、循环经济下的价值链重塑机理

(一)企业价值链的内外延伸机理

循环经济下，企业价值链也能通过内部重组和外部延伸实现价值链业务流程和生产活动价值增值能力的增强，提高企业价值链的效率。通过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的延伸，能大大增强价值链的链长和链强，实现企业价值的纵向和横向循环，提高企业价值链创造价值的能力。

1.内部重组。企业价值链上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通过企业内部循环经济价值链的重组，实现基本活动的循环，并使部分辅助活动在重组过程中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转变为基本活动。如一些化工企业在处理废弃物时按照传统价值链理论它将归属于内勤活动，但经过循环经济的重组整合，该活动变为生产运营活动的主要环节之一。企业价值链内部重组的实质是依据循环经济的发展原则，改造价值链，使价值链的载体——物流链实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从而完善价值链的运营机制。

2.外部延伸。外部延伸是企业保持系统开放性的必要条件。如果企业价值链是一个封闭体系，在循环经济价值链的运转过程中，随着资源、能量、信息的消耗，价值链将进入“死循环”状态，企业系统将面临“灭寂”的危机。只有将企业价值链的“触角”延伸到外部环境中，才能为企业系统引入负熵流，实现企业系统的自组织，使企业价值链的循环保持生生不息。

(二)产业价值链的强链整合机理

产业价值链是企业价值链在产业链上的价值体现，是以产业链运行为载体的价值循环链条。产业价值链是企业价值链的延伸，是多个企业价值链相互衔接的整体。产业价值链不能仅仅通过联盟、契约和简单的利益关系维系，而是价值运行的内在需求的结果。只有产业价值链存在强链关系，产业价值链才能稳定，才能形成一个价值整体，才能通过加速价值流转创造更多的价值。产业价值链的强链整合表现为：

1.循环。产业价值链是指以某项核心技术或工艺为基础，以提供能满足消费者某种需要的效用系统为目标的、具有相互衔接关系的企业集合。这就决定了价值链上的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价值链的循环特征。

2.增值和扶持。产业价值链的增值表现为通过投入将其转化为价值增值的过程。在波特价值链模型的上游，首先供应商提供投入，然后企业在价值链上增加价值，再交给价值链的下游，即其他企业或最终消费者。这种依次、连续稳定的价值增值和传递过程一部分需要借助某种实物形式来表现，另一部分则存在于服务的过程中。扶持表现为企业价值的实现必须要通过投入来实现和强化。

3.系统整合。处于价值链中的单个经济个体不是独立存在的，其经营行为表现出它与价值链上其它企业的紧密关联性。正是由于这种紧密关联性，才使得价值链上的企业构成了一个协调有序的系统，表现出系统特征。经济系统的主要特征是系统中的个体不能脱离系统而孤立存在，系统中个体的行为是以系统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以个体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应该用统一的、联系的而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观点看待价值系统中的企业[7]。

(三)区域价值网的勾连共生机理

区域价值网是一个区域的各个产业通过循环经济的作用实现的价值连通网络体系，是区域经济价值流转的大循环。在一个区域内，存在着各种产业，如果产业之间不能存在价值连通和价值交换，那么区域经济将陷入“各自为政，自生自灭”的困境，区域价值体系终究要覆灭。但如果区域价值链能互相勾连、互相促进，形成一个共生的生态网络，组成一个生态位重岚叠嶂的系统，将实现区域经济的欣欣向荣。

1.勾连。勾连是指通过循环经济实现不同产业间的实物流发生交叉汇合，而最终导致产业价值链也互相连通的现象。勾连并不是要实现所有产业所有价值节点的互相连通，而是在循环经济引导下的必要环节上实现点与点的对接，使不同产业之间通过微小的接触点交换价值，实现价值的大循环流转。在一个区域的循环经济价值网中，这种点与点的勾连是无处不在的，但又不是无处都在的。无处不在是指勾连的数量大，且是动态的，只有价值动态流转才能实现价值增值；不是无处都在是指区域价值链的勾连不是以面的形式发生的，产业间的价值交流往往发生在产业内某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产业的企业的价值交换环节。

2.共生。共生是循环经济的特征与目标之一，只有在区域内形成一个多种经济实体共生的多样性生态网络，区域经济才能和谐发展。共生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共同存在状态，而是一种积极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循环经济实现的共生，企业与企业、产业与产业之间就能相互推动，加速价值流转，实现价值增值。

3.生态位弥合。在区域价值网络中，存在着许多未曾开发的生态领域，即空白小生位。循环经济的发展促使一些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诞生，很好地填补了一些空白小生位。而小生位的填补不仅实现了小生位的价值创造，其意义更在于实现了价值链网的更大范围连通，为区域价值网的价值交换提供了更多机会，提升区域价值网价值实现能力。

第5篇

不同于社会上其他产业的平面设计方向，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平面设计的类型也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

1.校园标识设计

标识设计是传达校园文化最直白最有效的平面设计方式，一般的标识是通过简化的图文相结合形成的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图形，这种简单精致的标识设计比在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更加能清晰地传达设计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和标识所体现的文化内容，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标识具有代表校园文化的特色：

（1）明确的设计理念，体现校园精神文明的主要方向；

（2）针对中小学生为欣赏主题，设计简单易懂，不能一味地标新立异，内容积极，促进中小学生健康向上成长；

（3）结合校园环境，标识导向简洁明了，与校园整体环境设计相互辉映。

2.校园公益设计

校园文化建设中公益设计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公益广告的设计，公益广告是通过广告的形式传达某种公益理念，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公益广告主要针对的是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培养，它在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潜移默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学生的自我品德，帮助学生提升自我修养，优秀的校园公益广告具有以下特点：

（1）公益性，顾名思义公益广告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广告，校园内的公益广告应该紧扣学生思想品德课的可贵品质为主题，尊老爱幼、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精神，给中小学生的品质建设起到了模范作用；

（2）启发引导性，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公益广告就是为了能够正确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在学习生活中，能够像公益广告里所倡导的中心思想一样，努力把中小学生培养成“素质高品德优”的校园主体；

（3）艺术性，公益广告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公益广告的拍摄内容也变得多种多样，作为校园文化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公益广告应该采用中小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作为材料，制作出幽默诙谐，道理浅显易懂的优秀设计，不仅符合校园文化建设的理念，更是对艺术的创新。

3.校园板报设计

校园板报是我国校园文化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经过了历史对校园文化的沉淀，它在我国校园文化建设中依然处于尤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校园环境文化建设中，优秀的板报种类繁多，但都具有以下特征：

（1）板报的制作不仅操作简单，而且是帮助中小学生锻炼动手能力的好机会，我国校园文化中的板报设计大都是由中小学生自己创造制造而成，比如黑板报，手抄报等等，板报的制作由于其简单便捷，美观易控制的特点深受中小学生的喜爱，他们将自己感兴趣的元素加入到板报当中，制作成独一无二的板报，学生很好的融入了校园文化，加深了他们对校园文化的理解，提升了自我素养；

（2）板报可以设计于校园里每一处可以绘画的地方，在保护公共财物整洁的情况下，板报出现在校园的黑板上，宣传栏里，食堂宿舍等都是可以放置板报设计的地方，它有着及其强大的普及性，时时刻刻影响着中小学生们的生活和学习。

二、平面设计对校园文化的作用

1.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承

平面设计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校园文化建设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小学生应该在从小就学习优秀的中华文化，了解中华文化需要平面设计与校园文化相互结合，共同为传承优秀的国家文化做出贡献。

2.彰显校园文化的价值

平面设计将校园文化为主要设计理念，以校园教育思想为中心，设计出能够彰显校园文化的各种设计，平面设计与校园文化相互交映，突出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不仅是艺术设计的创新，更是一个时代校园文化的见证。

3.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平面设计结合当代校园文化，在学生学习和生活中方方面面影响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健康的学习习惯，提升学生对艺术的自我追求，帮助他们形成优秀的人格个性，通过校园内平面设计的各种形式，潜移默化影响学生塑造优秀的人格魅力，促进中小学生的个人全面发展。

4.培养学生艺术创造力

第6篇

关键词：OTT框架；新经济地理；模型；区域经济；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2－0022－05

新经济地理学是空间经济学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它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来解释地理上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发表以来，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深化了在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等领域的研究，被称为是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但同时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对它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它严重地依赖于特殊的研究框架，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新经济地理学严重地依赖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CES效用函数和冰山运输成本，即DCI框架。有鉴于此，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提出了一个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和附加型(addi．tive)运输成本的分析框架，即OTT框架，来进一步研究新经济地理问题。本文拟从OTT框架的特征及三个重要模型两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该框架下新经济地理理论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OTT框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改进

OTT框架主要通过引入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和附加型运输成本而发展了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更现实的运输成本假设

DCI框架下，工业品运输成本假定为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的“冰山”交易形式，即每单位产品只有一部分能到达目的地，其余部分则在运输途中溶化掉了，意味着工业品价格的任何增加都会导致其运输成本成比例地增加，这是不现实的。OTT框架下，假定工业品运输成本为附加型，即每单位产品的运输需要耗费T单位农产品，其中T>0，这更接近现实。

(二)更清晰的比较静态分析结论

在DCI框架下，采用了含CES子效用的柯布一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和冰山运输成本，这使得各工业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为常数且等于替代弹性，均衡时自变量个数少于外生变量个数，因此，比较静态分析时不能研究不同的工业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对企业定位所产生的影响。由于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弹性是市场接近、市场拥挤和生活成本等效应相对力量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所以比较静态分析不能在逻辑上清楚地说明不同的外生事件对内生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说，DCI框架下生产函数中不变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意味着工业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与收益递增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需求变量和供给变量的影响也不能予以区分。而在OTT框架下，通过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的引入使得企业面临线性需求曲线，工业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随价格变化，同时，这些弹性也与反映收益递增程度的参数无关，从而可得到清晰的更易于检验的比较静态分析结论。

(三)促进竞争效应(pro—competitiveeffect)的成功引入

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与冰山运输成本结合时，不变需求弹性意味着均衡价格独立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空间分布，不管竞争强度如何，企业都根据边际成本采用固定成本加成定价。尽管从分析上来讲便利了，但此结论却与空间竞争研究相冲突。空间竞争研究表明，需求弹性随距离而变化，而价格随需求水平和竞争强度而变化。OTT框架下，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的假设使得企业面临线性需求曲线，再结合附加型运输成本假设，所以均衡价格与本地市场的竞争者数量有关。这导致了促进竞争效应，即均衡价格随竞争企业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具体来说，在OTT框架下，处于拥挤市场中的每个企业的销售和成本加成额都低于DCI框架，所以企业更愿意定位于有着较少企业的市场。

(四)更强的解释能力

DCI框架下的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CES效用函数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使得工业品需求价格弹性为常数，进而使均衡价格与企业和消费者的空间分布无关。这大大地简化了分析过程，但主要变量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使得绝大部分模型不能得到完全的解析解，从而不得不求助于数值模拟。而惟一最具操作性的FC(footloosecapital)模型却丧失了CP(core—periphery)模型的许多重要特征，例如FC模型不具有CP模型所具有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和区位黏性这两个重要特征。而在OTT框架下，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和附加型运输成本的引入使得主要变量间表达式都是线性的，这不但保留了CP模型的绝大部分重要特征，同时也具有完全的可操作性，进而可以为集聚提供简洁的福利分析，为区域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五)预期作用的充分考虑

在DCI框架下，人们通常假定可移动要素受当前收益差异的驱动而流动(即历史因素起作用)。事实上，在可移动要素的区位决策中，如果市场行为主体十分重视未来收益且产品和要素流动性又极强，忽视预期的作用将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而在OTT框架下，主要变量间的线性关系使得我们可以方便地考虑预期的作用，并且可以准确地确定历史和预期在经济集聚形成中发生作用的参数范围。

由上述分析可知，OTT框架在多个方面弥补了DCI框架的不足，然而，其偏好的拟线性结构意味着消费者在各种工业产品上的花费与收入无关，因此，相对市场规模仅取决于居住于每一区域消费者的数量，而与他们的收入水平无关。但是，收入效应的缺乏对集聚逻辑影响不大，其主要影响是消除了重叠区，即在对称情形下，突破点和支撑点总是重合的。

二、OTT框架下三个主要的新经济地理模型

鉴于DCI框架的局限性，西方学者在OTT框架下从多个方面出发建立了许多新经济地理模型以研究生产的空间分布问题，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建立了一个基本FE(footlooseentre－preneur)模型，并分别引入预期和城市成本对其进行了扩展以研究产业空间分布及其福利问题；Ottaviano(2001)建立了一个基本FC(footloosecapital)模型以分析世界范围内本地市场效应的福利含义；Behrens(2004)通过建立一个不可贸易情形下的FE模型来研究不可贸易品的存在对生产空间结构的影响问题；Behrens(2005)建立了一个单边贸易情形下的FE模型以研究单边贸易模式对区域趋异的影响问题。城市成本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离心力，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过程加速、城市崛起速度惊人、城市成本急剧上升。同时，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且在基础设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比重更大，因此，下面拟对基本FE模型、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和不可贸易情形下的FE模型进行述评，以期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所启示。

(一)基本FE模型

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介绍了一个基本FE模型。这是OTT框架下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两部门、两区域产业区位模型。它将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和附加型运输成本引入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从而摆脱了新经济地理模型对DCI框架的严重依赖，并在新的OTr框架下研究运输成本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问题。

该模型首先假定经济体系中存在两个区域，其技术水平相同。存在两个部门和两种生产要素，农业部门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下生产同质的农产品，且仅需一种投入，即农民。农产品在区域间不存在运输成本，而农民则平均分布于两个区域且不可跨区域流动，因此，均衡时两区域的农民收入相同。工业部门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生产差异化工业品，且仅需一种投入——工人。工业品在区域间存在运输成本，且工人可跨区域自由流动。由于不存在范围经济且规模报酬递增，所以企业和产品种类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而工业部门生产成本函数的特定假设也使得每一区域的工人数量与其企业数量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所以工人的跨区域迁移必定导致相应企业的跨区域迁移。

由于工业品存在运输成本，所以企业能够分割市场并在空间上相互分割的市场成功地实施差别定价，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均衡价格。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和附加型运输成本假设使得均衡价格依赖于企业在区域间的分布。同时市场结构属于不完全竞争，所以企业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任一区域，均衡时利润为零，从而也就确定了均衡工资。然而两个区域的均衡工资和价格指数都可能不相同，导致区域间工人的当前效用差异。当前效用差异是工人的迁移驱动力，它会驱使工人从当前效用低的区域流向当前效用高的区域。工人的流动会引起相应的企业迁移，从而影响每一区域的均衡价格，进而影响每一区域的价格指数和均衡工资，导致当前效用的变化，直至两区域的当前效用水平相等或者工业部门完全集聚于单一区域才实现了稳定的空间均衡。该模型将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各区域企业和工人份额内生化，得出运输成本等参数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一个新企业的进入将降低本地价格指数，从而降低本地企业的利润和工资，这是由于本地市场的竞争加剧而引起的负的竞争效应。当工业品之间替代性强、运输成本高时，竞争效应强。与此同时，新企业的进入必然会导致本地工人数量的增加，这意味着本地市场需求膨胀，从而使得本地企业利润和工资提高，这是正的需求效应。当规模经济强、农民在所有劳动者中所占比重小时，需求效应强。所以，当工业品之间替代性强、规模经济弱、农民在所有劳动者中所占比重大和运输成本高时，竞争效应强于需求效应，因此将阻止产业的地理集中，工业部门由于竞争效应过强而均匀分布于两个区域。而当工业品之间的替代性弱、规模经济强、农民在所有劳动者中所占比重小和运输成本低时，需求效应将强于竞争效应。此时，新企业的进入将增加本地所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工人进入，引发因果循环，最终导致工业部门在该区域的完全集聚。

总之，该模型进一步证实了DCI框架下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一些主要结论，从而说明并不像其批评家们所说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主要结论严重依赖于特殊的框架选择。同时，由于该框架良好的解析性，使得我们能够方便地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扩展。但是，就像大部分产业区位模型一样，该模型同样没有考虑集聚成本问题。事实上，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口集中必然会导致城市的出现，而居住在城市的居民则必须承担一定的城市成本(主要包括住宅和通勤成本)。而且，当今主要的集聚分散力(dispersionforce)似乎在于城市成本，而不是在于就业和支出份额急剧下降的农业部门。因此，有必要将城市成本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引入，从而进一步扩展FE模型。

(二)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

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在基本FE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一个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假定经济体中存在两个区域，每一区域都为一连续的一维空间，且都存在一个中央商务区(CBD)，所有企业都定位于其所在区域的中央商务区。假定企业不需使用土地，因此中央商务区在区位空间中只是一个细微的点。而区际贸易则在两个中央商务区之间进行。住宅是一种新商品，它由工人所占用的土地来描述。而作为城市居民的工人不仅需消费土地以居住而且须通勤去本区域企业所定位的中央商务区。为简化分析，假定每位工人消费一单位土地用于居住，且通勤成本与距离成正比，所以工人均匀地分布于各自区域的中央商务区两旁，每一区域的大小随着工人在区域间的分布而变化。在短期中，工人来不及在区域间流动，而只能在本区域内通过选择居住位置以实现短期均衡。假定每一区域的地租统一收集后再平均分配给该区域的所有工人，所以在短期均衡时，同一区域的单个工人的城市成本(地租加上通勤成本再减去地租补贴)相同，且单个工人的城市成本与工人在区域间的分布(即企业在区域间的分布)有关。同时，由于同一区域所有工人的工资也相等，所以，同一区域工人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然而如基本FE模型所述，每一区域的短期均衡工资和价格指数都依赖于企业在区域间的分布，所以产业分布的偏移就会导致区域间短期均衡工资、城市成本和价格指数的差异，进而引起区域间工人效用水平的差异。效用水平差异同样会驱使工人从效用水平低的区域流向效用水平高的区域，工人的流动又会引起相应的企业迁移，从而影响每一区域的短期均衡价格和城市成本，进而影响每一区域的价格指数和均衡工资，导致各区域工人效用水平变化，直至两区域工人效用水平相等或者工业部门完全集聚于单一区域才实现了长期的稳定均衡。

该模型在基本F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新的分散力——城市成本，进而研究运输成本等参数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作为城市成本重要衡量指标的通勤成本系数如果足够大，那么生产的分散分布将是惟一的空间均衡；如果不太大，那么随着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将逐步经历分散、集聚和再分散三个阶段。且通勤成本系数的大小将影响集聚出现时的运输成本范围。通勤成本系数越大(小)，则集聚出现时的运输成本范围越窄(宽)。在通勤成本系数不太大的情况下，当运输成本较高时，由于跨区域为农民提供工业品将承担高昂的运输成本，所以企业分散分布；当运输成本下降到中等水平时，企业跨区域为农民提供工业品所需承担的运输成本下降，同时企业集聚区域的工人所需承担的城市成本也并不太高，所以企业将完全集聚于单一区域；而当运输成本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时，企业集聚从而工人集中所导致的城市成本大幅上升，进而使得企业再一次分散到两个区域。

总之，该模型通过引入城市成本这一新的分散力，进一步拓展了OTT框架下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着重研究了运输成本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即在满足一定参数关系的情况下，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将先后经历分散、集聚到再分散三个阶段。然而，上述两模型一直建立在以下假定之上：差异化产品总能在所有区域间有效地进行贸易。而关于不存在贸易情形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在新经济地理领域一直无人问津。事实上，尽管运输成本长期下降，而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却日益重要。正如Krug－man(1996)所说：“当我们带着空前的狂热来回运送制造品时，这些可贸易品在我们经济中的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在不可贸易情形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

(三)不可贸易情形下的FE模型

Behrens(2004)提出了一个不可贸易情形下的FE模型。其假定条件与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基本相同，惟一不同的一个重要假设在于产品未必能有效地进行贸易。尽管考虑不可贸易品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简单地假定一些商品是可贸易的而另一些商品是不可贸易的，但是这一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因为大部分商品和服务在本质上既不是可贸易的也不是不可贸易的，其准确属性依赖于当时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且随时间而变化。所以该文假定所有商品在每一个地方都是潜在可贸易的，然后内生地决定在均衡时它们是否能有效地进行贸易。鉴于以往文献仅仅关注本质上不可贸易的商品，所以该文主要关注那些潜在可贸易但均衡时却是不可贸易的商品。

具体而言，该文假定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未必一定能在其外地市场进行销售。只有当一个企业所制定的产品价格足够低以使得其外地市场的消费者愿意购买同时又是足够高以使得其利润非负时，该企业才可能在其外地市场进行销售。否则该企业只能在其本地市场进行销售，因而形成了完全的自给自足经济。此时，各区域产品价格由利润最大化条件决定，均衡工资由利润为零条件决定。在长期中，工人会由于效用水平差异而流动，从而导致企业的流动，直至两区域效用水平相等或企业完全集聚于单一区域才可能实现长期空间均衡。

第7篇

1.1言语语境

言语语境是指由语音、词句、短语、语法等因素构成语言中的上下文，以言语语境为信息传递的媒介，使交际者熟练掌握语言运用，用语言的形式传递新信息。在平面广告设计的言语语境中，言语语境是对设计作品自身的造型、颜色、图片、文字等要素进行有序组合。

1.2情境语境

情境语境是非言语语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情境语境是指在一定的情景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发生的言语行为。情景语境相当于平面广告设计作品的“使用情境”，通过作品的发生背景，强调设计作品的特定环境和时间内人们对作品产生的心灵感受。在广告设计中离不开“使用情景”的应用，“使用情景”在平面广告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在广告设计中不重视情景语境的应用，随意设计几个像样的符号和图片，那设计出来的作品完全失去象征意义，人们也无法看懂作品中设计者所依托的意义。因此，在平面广告设计时，在“使用情境”中，根据情境中人物、事物、社会事件、环境问题等关系准确设计符号，另外，对作品中的角色和行为要有一定的含义，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才有象征意义，能有效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2］

2语境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作用

2.1语境有利帮助人们理解广告指示语的意义

大家都看过广告，广告一般是由广告语和图片组成。广告语是指广告指示信息的词语或语句。话语和语境的关系是在语言结构上反映出指示语，平面广告设计和广告语境之间的关系，在符号学原理中反映广告指示语信息。平面广告中设计的指示语是设计者表达信息语义的关键，如果广告指示信息不够清楚，那设计作品很难被人们理解，甚至误解作者的意图，而清楚的指示信息离不开广告语境的运用，从以下的平面广告作品实例中可以读出广告指示语的含义，见图1。造商之一，该图主要是突出索尼耳机的音质效果所做的平面广告。该图是一名男子头带索尼耳机，双手合十，两眼微闭，面带笑容，耳机边设计广告语“色心又起”。这个“色心”不是贬义词，是指索尼耳机带给人们的愉快心情。广告指示语脱离了广告语境和图片，人们则无法正确理解广告的意思。如上图的“色心又起”，如果脱离了它所处的特定的广告语境，那会被人误会为不良的心理，造成交流障碍。

2.2语境有利帮助人们理解平面广告信息的语用含义

在以视觉语言为主题的平面广告中，通过视觉神经，刺激大脑，产生语用联想。在其他广告设计中，也是一样的通过事物的形象刺激大脑，产生多种与事物相关联的特征。相同事物在不同语境中表达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2.3语境有利解决平面广告设计的模糊性

凡是事物以客观角度来看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那描述事物的语言、图像符号也跟着模糊不清。在平面广告设计中也同样存在模糊性，为了避免对事物的误解，通常会借助语境的手法解决模糊视觉符号语义，排除人们不正确的理解作者的意图。

2.4语境有利推断平面广告设计的言外之意

语言有字面意思和字里含义两种表现。例如，老师和学生说同一句话：快8点了，我该上课了。老师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讲课时间快到了，8点钟是老师给学生讲课的时间；学生的意思是：马上要迟到了，8点钟是学生听老师讲课的时间。通过语境来表达一句话不同言外之意。平面广告设计中，语境的应用对视觉符号的准确表达有着关键作用。要想让人们明白作者设计广告的意图，要根据设计者有意要传达的暗示推断出设计者的真正意图，也就是言外之意。［3］

3结束语

第8篇

（一）中国总债务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从总体规模上看，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扩大，社会总债务规模也在不断的增大。由图1可知，社会总债务规模由1997年77780.45亿元增长到2013年1059457.02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6.6%。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在1997年至2013年之间由78973亿元增长到56884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55%。截止到2013年底社会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86.24%，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另外，由图1还可以看出，我国总债务水平的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在1997～2007年之间，我国债务总额的增长趋势较为平滑，自2008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陡峭上扬。而国内生产总值一直都表现为平滑的增长。

（二）中国分部门债务规模的变化从分部门债务角度上看，近十余年来，各分部门债务总额都出现明显地增加。家庭债务从172亿元增长到129721亿元，净增值为129549亿元；企业债务从69104.7亿元增长到599575.15亿元，净增值为530470.45亿元；公共债务从1997年的8503.7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330160.85亿元，净增值为321657.1亿元。通过图2可以看出，在1997～2013年之间，中国分部门债务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7～2007年为第一阶段，在这期间，分部门债务增长相对平缓，无论是家庭债务、企业债务或公共债务，增长曲线都比较平滑。第二阶段为2008～2013年，在这个阶段，家庭债务仍然保持较为平滑的增长趋势；而企业债务和公共债务则出现了陡峭上升。

（三）中国分部门债务结构的变化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总债务中各分部门债务所占比例也在发生相应地变动。其中企业债务在社会总债务中占有重要地位。以1997年为例，企业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约为88.84%，而公共债务所占比重为10.93%，家庭债务仅为0.22%。在此之后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在总债务中所占规模不断增大，截止到2013年底公共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为31.16%，家庭债务为12.24%，企业债务为56.59%。社会债务组成结构的变化说明我国债务结构日渐趋于合理，家庭债务所占比重的增加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信贷的增加以及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而公共债务所占比的加大则反映了政府以及公共部门逐渐重视通过信贷手段弥补财政问题。

（四）中国分部门债务增长率的变化从图4可知，我国分部门债务的环比增长率数值一直在变动，但总体处于正值，说明分部门债务每年都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家庭债务方面，1998～2001年环比增长率均超过50%，2002～2005年其增长率不断降低，2006年之后增长率呈现波动变化趋势。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环比增长率也表现出波动情况，其平均环比增长率为14.6%，相较家庭债务和公共债务而言企业债务的增长率较低，但由于其债务总量较大，仍然需要提高对企业债务的重视。我国公共债务环比增长率一直较为稳定，平均环比增长率为24.09%，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公共债务增长速度较快，存在着债务规模过大的风险。通过上文分析可知，1997～2013年间，中国社会总债务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不断扩大。具体到分部门方面，企业债务占中国总债务比重最大，而家庭债务和公共债务所占的比重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对于分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动态关系，下面将通过实证探求。

二、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分部门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性，选因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自变量为家庭债务、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公共债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于1997年之前国家没有正式的家庭债务统计数据，因此选取变量区间为1997～2013年，变量选择的区间较短，为了能获得更准确的实证结果，作者采用Eviews6.0软件将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各变量的含义以及数据来源如下：（1）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简写为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2）家庭债务（Householddebt，简写为Hd）。家庭债务是指一般居民家庭为了购买长短期耐用品以及其他消费品和服务而产生的债务。它一般由住房抵押贷款和短期消费者信贷组成，而前者占主要部分。由于家庭在民间金融市场借贷的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用正规金融市场上，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向家庭发放的消费信贷数据近似代替家庭债务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3）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企业债务是指企业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其生产和企业自身战略发展的需要，通过发行债券等筹资行为获得资金的行为。由于企业债务的构成项目繁多，而本文所研究的是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故本文企业债务数据选用中国人民银行对非金融机构债权数据处理后近似替代。（4）公共债务（Publicdebt，简写为Pd）。公共债务是指的是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凭其信誉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格式化的债权债务凭证。本文的公共债务数据由中央政府债务加省级地方政府债务所替代，其中1997～2004年中央债务数据由历年国债余额替代（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10）；2005～2010数据来自于中央财政债务余额（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地方债务年度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结果公告2011第35号（总第104号）计算所得。2011～2013年数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结果公告2013第32号（总第174号）所得。（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xedAssetsIn-vestment，简写为Fai）。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评价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我国的信贷市场很大程度上是为投资所服务，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由投资所体现。另外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投资主导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容纳到模型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二）模型构建本文模型方面出于了解各变量之间动态变化规律的需要选用VAR模型。模型通常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描述性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其中，yt是m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A1...Ap和B1...Br是要估计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和r阶滞后期；并且假定εt是白噪声序列。在实际运用VAR模型时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平稳性检验都需要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有多种信息准则能确定滞后阶数。本文选用赤池信息准则（AIC）以及施瓦茨准则（SC）两者来确定滞后期。系统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简单的差分VAR将损失掉许多有用的信息，同时也会使得分析结果出现误差，而VECM模型可以较好地克服VAR的不足，同时也可以反映出短期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家庭债务、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公共债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个变量，通过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本文通过建立VECM模型来探索中国分部门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讨论

（一）实证过程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法包括ADF检验、DFGLS检验、PP检验、NP检验。由于本文有较多变量，所以选用ADF法检验上述5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前对所有数据取对数，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中可知，除家庭债务外，各变量的水平值均存在单位根，而一阶差分检验结果都为平稳，所以可以判定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检验Johansen检验，考虑到本文有5个变量，变量较多，所以选用Johansen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VAR模型中需要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一般采用最大似然比检验与AIC和SC准则，从表2可以看出，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变量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滞后阶数确定之后，对各变量进行Johansen检验，得到结果如表3。结果表明，在5%临界值水平上各变量之间至少存在4个协整方程，Johansen检验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家庭债务、公共债务、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各变量具有长期均衡关系。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由协整检验可知，5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基于此，本文构建VAR模型进行VECM检验。根据反复操作实验，当滞后期为1时拟合度最佳。VECM检验结果如下：公式（4）是由VECM检验输出的协整方程式。通过此式可知，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总债务变化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为正相关关系，即家庭债务每增长一个单位，国民生产总值上升0.268个单位；企业债务每增长一个单位则国民生产总值上升0.345个单位；公共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为负相关，公共债务比每上升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1个单位。4.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知道VAR模型其中一个随机误差项的冲击对各个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建立VAR模型之后，本文采用Generalized分解方法，分别给VAR模型中各变量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可以得到关于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横轴表示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冲击力度），脉冲响应得出结果如图5~图12。图5～图8是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公共债务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冲击。由图5～图8可以看出，给企业债务一个正冲击，在0~3期，其对GDP的影响为负相关并一直扩大，在3～8期其负相关影响逐渐减小，从第8期开始其对GDP的影响转变为正相关并且最终稳定在0.005左右；当给家庭债务一个正冲击，在0～4期其对GDP的影响为正相关但一直缩小，在第4期其之后影响转变为负相关，并最终稳定在-0.001左右；给公共债务一个正冲击，在0～5期，其对GDP的影响为负相关并且一直在缩小，在5期之后，其对GDP的影响为正相关，并且稳定在0.005左右；最后给固定资产投资一个正冲击，在0～3期，其对GDP的影响由负相关向正相关转变，3期之后转为正相关并最终稳定在0.01左右。图9～图12是GDP的变化对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公共债务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击。由图9～图12可知，给GDP一个正冲击之后，对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公共债务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都是正方向。这其中对企业债务的影响逐渐增大并稳定在0.006左右；对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的冲击较小，分别稳定在0.002和0.001左右；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击一直增长并最终稳定在0.01左右。5.方差分解通过方差分解我们可以更好的分析各变量冲击对GPD的影响，判断各变量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的重要性。图13～图16是方差分解的结果，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变量变化的贡献率（%）。图13～图16表示企业债务、家庭债务、公共债务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变化的贡献率。由图可知，在短期内，给企业债务、家庭债务、公共债务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变量一个正冲击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最大，其贡献率一直上升，贡献率由1%上升到30%；企业债务的贡献率次之，则稳定在20%左右；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则维持在10%以下。

（二）结果讨论（1）家庭债务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家庭债务每上升1个单位GDP将上升0.268个单位。1997年以来，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银行等金融机构放宽了家庭借贷条件，是家庭债务规模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家庭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增长效用是积极的。实证结果与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所提出的家庭债务会妨碍经济增长的观点相违背，可能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自1997年才出现正式的居民借贷，家庭债务的负效应还未体现的缘故。（2）企业债务对经济的增长有显著影响。通过VECM检验可知在1997～2013年之间企业债务对GDP产生了正相关的影响，其系数约为0.34，而脉冲检验显示企业债务在长期将逐渐稳定的对GDP产生正向冲击，方差检验说明了企业债务对GDP冲击的贡献率在三个部门中最大（约为20%左右）。造成这一现象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债务的增长往往促进企业的投资和再生产，企业借贷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短期资金链的不足，有效合理的企业债务规模能一定程度上的刺激宏观经济的增长。（3）公共债务对GDP的影响最为显著。公共债务与GDP变动存在负相关关系，公共债务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GDP下降1.41个单位。而脉冲检验显示公共债务在长期将逐渐稳定的对GDP产生正向冲击，方差检验显示公共债务对GDP冲击作用较小。实证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公共债务积累所产生的负效应已经逐渐体现，而政府实行财政刺激政策对国家财政带来了较大的偿债压力，过多的政府支出所产生的挤出效益也导致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从而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

四、结语

第9篇

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0．20左右，到1993年上升为0．42，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增加，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情况。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88年以前，基本呈上升趋势。在达到51．9％的高点以后，呈下降趋势，在2003年达到最低点43．4％，不仅远没有回到1988年的高点，而且比1978年48．8％水平低了5．4个百分点。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滞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在宏观层面上是不断趋于萎缩的。根据消费函数理论，居民消费应该随着国民收入Y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不成比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89年以后逐年下降，这其中除了投资在是最大的。199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37，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社会，尽管还不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社会，但是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听任这一趋势的发展，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1．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是通过影响消费需求来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影响到GDP的增长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消费由收入决定，即C=a+bY，其中C为消费，a表示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那一部分消费，即基本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表示国民总收入。根据消费函数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的快慢决定了消费增长的快慢，而我国却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情形。

由表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用支出法计算的GDP逐年GDP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样就会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消费占GDP比重不是增加而是连年下降。

在我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农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愈来愈少，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流向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中，下岗职工大量存在，造成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此，必然会使全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下降，在a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使Y增长很快，其增长的效果也会被c的下降所抵消，从而使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不升反降的现象。所以说，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来影响全体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经济增长

在知识经济社会，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因此，教育投资与经济的增长正相关。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教育投资具有重大的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必然导致教育的不平等。人们收入的不同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个家庭及地区的教育投资也不同，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由以下传导机制：

收入差距过大教育投资不平等人力资本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受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教育投资影响经济的增长。

同时，由于中国传统体制的原因以及知识经济对人才要求的提高，通过接受教育跳出“农门”一直是广大农民后代摆脱贫困的主要方式，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会使得广大农村子弟以及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从而使他们陷入这样一种“贫困无钱读书继续贫困”的怪圈。

另外，发展经济学家也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出发，对分配不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993年，Galor·O和Zeira·J在信贷市场不完全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分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该模型假定个人的寿命分为两期，人们在前期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决定人们在后期的劳动熟练程度以及人们的薪金水平。在利率由不完全信贷市场所决定的假设下。存在一个初始财富的临界点g。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不平等程度严重，即多数人的初始财富低于的水平，那么在均衡状态，该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会较少，从而使该国的均衡状态是一个较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还会通过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社会的稳定。稳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收入差距过大会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在收入分配差距积累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贫困阶层。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以及与高收入阶层的生活境遇对比中，他们的心理可能会发生变化，主观地认为是改革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是改革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在心底里会产生一种对改革的憎恶。长期下去，这些人的社会承受力会逐渐下降，成为改革继续深化的一大阻力。这样，我们的改革就会失去一部分群众基础，难以顺利进行下去。

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收入分配差距长期过大，必然使聚集社会财富的极少数富人成为众矢之的。一般认为，不平等会导致穷人从事犯罪、暴乱等破坏性活动，过度的不平等会使这些暴力活动增加。由此，一方面，富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需要花费额外的社会成本(如增加安全费用等)，这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加剧了社会不安定，从而导致国家法规不稳定和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另一方面，富人们

为了保护投资产权，可能减少在国内的投资，把资金转向其他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影响本国经济增长。

二、创造条件，实现公平经济增长

发展经济学最早反映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最著名的论点就是所谓Kuznets猜想。这个猜想形成了著名的Kuznets倒U型曲线：当一种经济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将随着早期的经济增长而扩大，随后平稳，最后缩小。但是，对于不平等程度是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行减少，还存在许多争议。我们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仅有少数人享有成果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使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即实现一种公平的经济增长。

1．实现参与机会平等

所谓机会均等，即每个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追求收入，获取财富的权利和机会是一样的。但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双轨制的存在，使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缺乏监控，形成一定数量通过寻租致富的权贵阶层，从而造成人们参与市场竞争和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要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必须首先解决机会不均问题：

第一，加强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加快立法，规范经济行为，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和黑市经济，使一切经济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第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加强对要素分配的监控，做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

第三，尽快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鼓励竞争，取消各种市场准人的限制，取缔一切特权活动，以消除垄断经济和地下经济，同时，打破地方保护壁垒，推进国内市场统一的进程。

2．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当期收入之间的差距表示这一时点上的不平等状况，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可自由流动的话，那么，这一时点上的不平等状况必定会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缓和。当前，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前提与条件。工业化带来的城镇化以及城市化，将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体来说，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消除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取消各种人口流动的障碍，如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减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保证外来人口享受和当地居民同样的待遇；

第二，建设统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强化市场功能，利用价值规律调节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让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如建立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协调机制，为劳动者提供信息服务，推动劳动力在更广阔范围内流动。

3．推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在上文提到的Calor·O和Zeira·J的模型中，人们可以在不减少富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增加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经济收敛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当今社会，一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作用。因此，教育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同经济增长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之所以不能转化为人力资源质量的优势，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均。另外，即使农民可以完全自由进城务工，其在就业竞争中也必然处于劣势，因为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再就业岗位选择上不可能有太多机会。所以，要实现我国的人口优势，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必须消除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推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一，重视农村和其他地区的基础教育，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

第二，加快职业教育在农村和其他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就业培训机会，使其获得相应的技能和资格认证，扩大他们就业行业和职业的范围；

第三，完善助学贷款机制，加强对来自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以使他们完成学业。

4．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除了通过税收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控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低收入者和弱势人群的收入水平。因为这不仅可以改善他们市场竞争的处境，促使新一轮竞争在相对公平的起点进行，而且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承受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应当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保证农民有地耕种的前提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