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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弟子奠小看
大家都知道，戏曲演员基本上都是十二三岁学艺的，这时筋骨软，好练功，可塑性强。可是年龄小了文化程度就自然低，一般都不过小学水平，进了剧团后也就难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当然是行业的局限。然而事情也并非绝对的。一期同学里偏偏就会冒出几个演员才子，让外界的人不敢小瞧梨园行，也不敢说演戏的人没文化了。像易俗社、戏曲研究院、三意社、尚友社等剧团，都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其中出了不少能编会导的大才子，老一辈的如王蔼民、王小民、贺孝民、、王保易、刘养民、王君秋、李继祖、冀福记、杨通民、贺林等，年轻一代的如陈彦、李小锋等，可以说多不胜举，这当然是我们梨园行的骄傲了。
张晓斌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有学养的演员才子，他凭着长期的勤学苦练、广闻博记、深入钻研、吸纳众长，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无论在表演、导演、编剧、评论方面，还是在组织管理与主持演出活动等方面，均颇为出色。成为陕西秦腔界为数不多的大家之一。从张晓斌的书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非常广博，关于戏剧方面尤其秦腔方面的内容，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而且论述相当充分，有理有据且不失严谨。像他评《打金枝》“背舌”一折戏，就把这个戏各剧种的不同叫法、剧情概况、剧本立意、时代背景、主人公郭子仪等人的身世，以及秦腔演此戏的风格、秦腔名家演此戏的表演特点等，都讲得一清二楚，使不了解这出戏的人，一看文章就能对该剧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晰的了解!从张晓斌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从事演艺的人，即使你先前文化基础较差(张晓斌学艺时不过小学文化程度)，但只要热爱事业，心怀理想，勤奋好学，不断积累，一样能成为专家学者。
著书三卷载剧坛
张晓斌学艺的地方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对他来说真是万幸。这里是久负盛名的“西北戏曲学府”，有着革命的传统、战斗的传统、艺术的传统和学习的传统，有着马健翎、黄俊耀、史雷、王依群、王小民、李正敏、任哲中、李瑞芳等一大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德艺双馨的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方面的大师级艺术家，你若进到这里稍加用心，就会受益匪浅。张晓斌是有心人，更是用功之人，所以在这个学府里就自然成长起来。通过几十年的刻苦学习和不断积累，他也将自己锻炼成一位无愧于“西北戏曲学府”的艺术大家，不仅为养育他的学府奉献了华章，也为秦腔观众留下了集知识、学术、史料，更兼文学价值于一体的百万文字。
该书的史料价值体现在记述了秦腔在现展演进的历史。例如：在第一部“追溯篇”中，所写的倡导新秦腔，关爱陕西戏。戏剧家来陕西调研，程砚秋来西北考察，马健翎编创新剧目等，既缅怀了老一辈革命家关爱边区文艺和秦腔事业的往事，追述了戏剧大家、表演大师与陕西戏剧界的交往，同时也回顾了为秦腔艺术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师们的艺术人生，为陕西戏剧在现代的发展理清了脉络，使读者对陕西戏剧特别是秦腔在现代史上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志要篇”中，记叙了三秦戏曲界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出现的重要人物，记叙了社会各界名人与陕西戏曲界的交往关系，同时以亲身的经历记叙了剧团上山下乡和去部队、厂矿演出的轶事及所从事的社会艺术活动。将戏曲与社会、与大众、与生活的关系作了生动的阐释，验证了艺术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本质。在“评述篇”中，以独到的学术见解对名家的表演特色、各剧团的艺术实践、剧目创新、艺术活动等进行了评述。上述这些。都为以秦腔为主体的陕西戏剧补充了大量翔实而珍贵的资料。
该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书中对我省演艺界100多位著名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艺术家，也包括优秀剧目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例如：写李瑞芳的《心有真・情声自美》，写康正绪、何振中、傅凤琴的《皇家戏唱出了人情味》，写段林菊的《观众心里有杆秤》等篇章，都表露了他的艺术思想。还有他写的《精品剧目与群众观点》，以省戏曲研究院多年的创作实践为例，阐述了精品剧目与群众观点的辩证关系，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即“精品剧目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常青之树，群众观点是文艺工作者从事精神产品的思想根基，惟其如此，方有艺海之广阔，文坛之秀美，梨园之芬芳”。文中谈道：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农村群众服务，是戏曲工作者的主要对象，要使精品剧目打得响，拉得出，下得去，绝不能一味追求大投入、大制作的所谓“包装”手段。对有些重点剧目要采取“一戏两制”的做法，即在大城市有条件的舞台，按照原有演出规模进行；下基层到农村时，则将大乐队改为民乐队，大布景、大道具亦可因陋就简，灵活变通，以适应当地舞台条件、减轻当地接待负担。这些观点，对城市剧团的演出实践都颇有指导意义。
该书的知识价值体现在对戏曲艺术方面的诸多知识进行了趣味化的记叙。例如第三部所写的“戏缘情缘”、“观景论戏”、“戏话史话”、“梨园古今”、“年节戏苑”、“台前幕后”、“文脉戏理”等栏目，从三秦文化的视角着眼，采用讲述的方式，对秦文化所承载的秦腔、眉户、碗碗腔等剧种，以及这些剧种的优秀剧目和舞台人物、演员表演、音乐、服饰、道具、化妆、音响、效果、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等进行了评析，内容涉及三秦文化的地理、历史、人文、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内涵丰富、多彩多姿的秦文化图卷。体现了作者的博学多才和对三秦文化的热爱之情。同时也使读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秦文化包括戏曲文化的知识。如他写的《秦腔(下河东・祭灵>三十六哭浅析》，对剧中角色三十六哭所涉及的人物与故事认真做了分析表述，使读者了解了历史，也增长了知识。
天赋灵气才艺广
张晓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既会演 戏，又能编剧导演，还能做学问。他曾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在省戏曲研究院工作的半个世纪中，曾在20多本戏里担任不同行当的主角，有现代戏《粱秋燕》中的董学民、《中国魂》中的周小强、《江姐》中的华为、《芦荡火种》中的沙四龙等，有传统戏《藏舟》中的田玉川、《张古董借妻》中的张古董、《清风寨》中的燕青、《起解》中的崇公道等。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导，所编导的剧目《臂塔圆舞曲》，荣获1993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创作(合作)的眉户现代戏《陕北婆姨》荣获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改编的《张古董借妻》连演百场，改编的《狸猫换太子》(前后本)，其中《抱盒》、《拷寇》在陕西“易发杯”大赛中获剧本改编优秀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戏剧评论家。60余篇，为陕西文艺广播电台及卫星广播撰写稿件《梨园趣话》140余篇，《戏曲名段点评》50余篇，在《陕西广播电视报》发表《戏苑趣话》专栏文章30余篇，总计百余万字，其中《浅析秦腔(赵氏孤儿)的改编》，荣获陕西省文艺科研优秀论文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剧团管理者，在任眉碗团团长期间，他和演职人员同心同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上山下乡演出，为剧团扩大了影响，创造了效益；他爱惜人才，重视剧目创作，为剧团引进和培养了一批台柱子和尖子演员，推出了《臂塔圆舞曲》、《留下真情》、《好年好月》、《陕北婆姨》等一批优秀剧目，深受观众的欢迎。
他还是一位在观众中有影响的优秀节目主持人。他天赋过人，更有着广博的文化知识作基础，所以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不仅应邀担任陕西文艺广播电台及卫星广播《梨园趣话》节目主持，每周不间断地向广大听众广播节目，而且还经常担任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多年来曾主持过大大小小千余场文艺演出，成为秦腔观众十分喜爱的节目主持人。他主持节目的风格雅俗共赏，往往以韵句俚语进行表述，见人说人，对景言景，灵活机智，风趣幽默，几句话就将节目或演员介绍到位，并且随带表演，绘声绘色。因而深受广大听众和观众的好评。
大家风范口碑传
所谓大家，就是不仅在所从事的专业上有特殊的贡献，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而且在文化修养和思想境界上都超乎常人。张晓斌就是这样一位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的艺术家。他是一位置全身心于艺术事业的有心人，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奋努力地工作，不断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在文化修养、思想素质和艺术造诣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如今，他的名字和事迹已经载人《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国戏剧家大辞典》、《中华人物家教大典》等多部权威书典。屈指算来，像他这样的全才全能演员，在陕西乃至全国文艺界都是为数不多的。
张晓斌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凡遇社会上的公益演出、救灾义演等活动。他都义不容辞，如：为唐山抗震义演、渭北抽黄灌区慰问演出、安康水库移民慰问演出，以及抗洪救灾义演等，他作为团长和节目主持人。都积极参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且还经常自编自演节目，表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为此。他受到剧团职工的好评，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厚爱。
张晓斌为人热情豁达、待人谦逊、乐于助人，在文艺界有着很好的口碑。他是平民出身，从小生长在艰苦的环境里，成年后尤其是成名后，仍然保持着平民的质朴风格和吃苦耐劳的作风。近些年来，由于他主持的节目影响甚广，文艺界许多后生都拜他为师，像薛广民、李洪刚、李卫平、张武宏等。都是在他的认真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优秀节目主持人。他还特别乐于助人，不论是文艺界还是社会上的朋友有事求他，他都热情相帮，如：为年轻演员排戏、为演员策划并主持演出专场、为后学者审看剧本，等等，尽管一天忙忙碌碌，但却活得充实而快乐。正由于他处处表现出大家的风度，所以
关键词： 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地域优势；唐都学刊
中图分类号：G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7-0304-01
据统计，全国目前有高校学报2000余家，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各高校学报之间的竞争已经由最初的质量竞争、发行量竞争升级为特色竞争。如何在千刊一面的学报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学报自身的特点在哪里，如何将学报的优势展现出来，就成为当前一个时期内，学报界探讨和关心的主要议题。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02年就提出：“办学报不能只是一个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反映本校的优势、本地的优势，不要求大而全。要树立一个特色化的发展理念，相当一部分刊物要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并希望学报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学报特色和科研优势设立专题栏目[1]。
北京大学学报主编、教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会长龙协涛对全国千余所高校学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某些高校虽然是普通高校，学报虽然是普通学报，但他们的某个栏目却办的极不普通，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和特色，这些栏目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地域特色；二是历史传统；三是学科优势。[2]
《唐都学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管，西安文理学院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现为双月刊。
《唐都学刊》常设“汉唐研究”、“西部作家作品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博士论坛”、“西部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伦理学研究”、“文学艺术研究”、“东亚汉学研究”等栏目，2011年，又新推出“实与白鹿原研究”新栏目。
《唐都学刊》从一开始就把立足古都西安，扎根三秦大地，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突出古都历史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个性特色，尤以周秦汉唐古都文化研究和陕西作家作品研究为特色。
自创刊以来就设立的“汉唐研究”栏目是《唐都学刊》的特色栏目。“汉唐研究”栏目2006年被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栏目”。2007年、2010年“汉唐研究”又连续两届获得全国地方高校学报“优秀栏目”。
《唐都学刊》用如此生动、形象、贴切、大气的“唐都”二字来命名刊物，为《唐都学刊》开拓了学术研究的广阔天空，同时创办的“汉唐研究”栏目更是成为中外名家畅谈汉唐历史的平台。
人们常说，看中国五千年到陕西，陕西的土地承载着最为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四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部在陕西，以致使人们认为，中华文明的DNA发端于陕西。陕西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和最繁盛的地区之一，汉代的张骞开通了以古长安为起点，闻名全世界的“丝绸之路”；唐与西域各国、与日本、朝鲜等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空前绝后，达到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汉唐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文化学者研究的热门，陕西的历史学研究者则更为关注与热爱。这固然是因为汉唐两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两个历史时期，也因为汉唐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西安，西安人具有更多的汉唐情结也就不难理解了。[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经济领域百花齐放，文化事业空前繁荣；西安作为历史古都，本身文化积淀深厚，近年经济发展呈提速态势，从而为地方期刊依托本地资源办好特色栏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为地方学院学报，特色栏目一定要突出地方特色。很多学报的特色栏目都是与地方文化相关的。例如，邯郸是曾是赵国的都城，因此，《邯郸学院学报》就突出“赵文化研究”；《黄山学院学报》的“徽州文化研究”；《宝鸡师院学报》的“姜炎文化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的“陇右文化研究”栏目；《运城高专学报》的“河东文化研究”栏目；《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的“越文化研究”；《常熟高专学报》的“吴文化研究”；《济宁师专学报》的“运河文化”、《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的“汉水流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的“海洋文化研究”；《商丘师院学报》的“春秋战国文化研究”；《嘉应学院学报》的“客家学”研究[4]；等等，都与地方特色相关。如何让地方文化真正走向世界，使学报特色栏目的建设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凸现地方特色；如何使特色栏目更好的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特色栏目如何能够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怎样能够更好地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服务，都是地方学报应该深思的问题。
陕西是文学大省，先后有多位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路遥、实、贾平凹）。《唐都学刊》编辑部地处古都西安，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研究条件，学报编辑部可以与这些专家学者保持交流联系，并且经常与研究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学者进行沟通学习，向其约稿，这样就保证了一大批优质的学术稿件，使得“西部作者作品研究”等栏目能够不断进步与创新。2011年《唐都学刊》新开辟的“实与白鹿原研究”栏目，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又一项改革与创新。
特色是期刊的命脉。特色栏目更是期刊的灵魂。地方高校学报要设立自己的特色栏目，突出地方特色和学科优势，尤其要发挥地方区域优势，这样才能吸引大批的优质稿件，提升刊物的办刊质量和品味，吸引更多的读者。同时，可以把地方特色和文化更好的展示给世界，从而为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钱蓉.特色栏目：学术期刊品牌构建的点睛之笔[J].南都学坛.2008，4：12-13.
[2]龙协涛.学报的核心期刊与特色栏目[J].云梦学刊，2004，25（2）.
关键词：住宅部品；门窗；本土化；陕南传统民居；住宅产业化
DOI：10.16640/ki.37-1222/t.2017.12.196
住宅的产业化的建造方式，是将建造过程不单单局限于某一部分，而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各部分的分工生产，为其他行业创造了生产条件。生产而成的住宅部品是独立于住宅之外的，不仅可以运用于新的住宅中，也可用于住宅的改造项目中，运用范围广泛。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住宅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其部品体系都相对较为完善，部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程度也比较高[1]，所以，住宅部品是发展住宅产业化的先觉条件。
陕南传统民居作为陕西传统民居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传统民居中的瑰宝，在走访中发现，现在所存留的传统民居越来越少。同时，随着产业化住宅的发展，生硬的流水线设计、一成不变的部品研发，缺少人情化本土性特点的设计使得产业化住宅在中国多数只停留在保障住房方面。陕南传统民居门窗在其功能性、装饰性上蕴含着当地人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深刻体现了本土适应性的特点，同时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在当代的美学中也一直作为案例典范。
1 陕南的本土特性
陕南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名，而是对陕西秦岭山南部地区的一个统称，在区域上，自东向西依次为商洛、安康和汉中三个地区，被统称为陕南地区。陕南除了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的地形比较平坦，其余地区均为多山地貌，水系众多。平均气温在0°以上，整体气候温和湿润，降水量充沛。
明清以来，陕南作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地的汉水中上游区的移民，主要来自于我国一些南方地区，像是四川、湖北 、湖南 、广东 、江西等省，特别是湖北、四川两省是当时进入汉水中上游地区的移民主要来源地[2]。由于移民的文化，使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与三秦文化在陕南地区产生了有机融合。
2 陕南传统民居门窗现状分析
陕南传统民居门窗现状。在传统民居中较为常见的窗有直棂窗、支摘窗、槛窗、横披窗、隔扇窗（长窗）、花窗、漏窗和天窗等。在陕南传统民居中又以直棂窗、槛窗、隔扇窗的使用最为普遍，以平开窗为主，格心图案的形式多样。陕南传统民居门的类型由外向内分为为入户大门、二道门（院门）、侧门、房门、后门等。不同位置上的门，在民居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上述的几种门不一定会完全在一个宅院中呈现出来。比如一进深的宅院则不会有院门、少有侧门，天井长深的天井类院落中，内侧就有多个进深的门。
3 陕南传统民居门窗对现代住宅门窗部品的启发分析
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小康化社会进程，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最基本的“分的开”，“住得下”的居住需求，向重视住宅质量、周边环境、居住条件的舒适性等方面转变，更加注意住宅的实用性、安全性、耐久性、环境性和经济性[3]。需要通过合理的现代化设计，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舒适环境的空间，这也就是是陕南传统传统民居门窗部品产业化结构中需要发展的方向。
3.1 陕南传统民居门窗于集合住宅门窗的启发
在材料选取方面，陕南传统民居的门窗部品在材料的选择上主要选取当地的原生木材，等级形制较高的合院则选用高档珍贵的木材。木头温柔的机理和天然的色泽给人以温暖的感觉，由此可以给现代集合性住宅大门材质生硬、冰冷的质感给以启示，对提高居住者的归属感，满足居住舒适性的需求，给以户主感情的依托有显著的作用。
3.2 陕南传统民居门窗于独立住宅门窗的启发
现今陕南地区所保留下的传统民居建筑多为清代民国时期的，其中的合院式住宅在建筑形式、功能和审美要求上与现在的独立住宅较为相似。在工业化生产的今天，像陕南传统民居门窗中常见的雕刻、绘画、装饰构件和材料都已属奢侈。独立式住宅更强调生活品质和居住者的社会地位，与陕南传统民居门窗在规格尺寸、装饰、色彩、材料等方面都彰显气派的目的相同，居住者在使用时的心理诉求也比较温和，因为陕南传统民居门窗对于现代的独立式住宅门窗的设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3.3 陕南传统民居门窗于小区公共空间围合的应用及影响
陕南传统民居中的门洞、窗洞和花窗，对住宅小区内的园林花园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小区中的公共空间，起着绿化和作为整个小区交流的平台作用，邻里之间的交流不只局限于从你家到我家，小区公共环境也承载了这一功能，室外的空间围合和限定是陕南传统民居门窗发挥其本土性特点的新载体，结合园林设计，充分发挥门窗对于通透性和私密性划分的功能，在室外休闲空间中让居住者享受开敞环境的同时也能实现局部隐私、间隔甚至防御的空间变化。
陕南传统民居门窗隔而不断的手法，窗棂粗细宽窄对于射如内部空间光线的控制，在小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中起到了借鉴的功能，这种亲近自然有可以阻挡自然气候的影响，能提升使用者的舒适感。而陕南传统民居门窗的取材和营建方法无不体现了本土性原则，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更表现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4 结论
住宅部品通用化是住宅产业化今后发展的趋势， 通过对陕南传统民居门窗本土性的研究，寻找其优秀经验，加之通过以现代技术、功能需求的改良，对陕南地区传统民居门窗部品进行研发。
参考文献：
[1]李国昌，王倩.我国住宅产业化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月刊），2014（01）：192.
[关键词]地域文化;景观设计;园林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2-0176-01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家和城市间的差异变小，而市场竞争已经演变成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为了寻找城市定位和迎接竞争，很多城市也在树立自身形象、打造城市品牌。但是现状中却存在，很多城市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地域和文化特征，造成了城市形象扭曲，城市定位和城市品牌脱节现状的问题。尤其是外来文化的渗透使我国在城市建设中地域文化遭到破坏。
1景观设计的趋同现象及分析
1.1设计本身与自然环境不协调
纵观国内现有的城市建设，存在部分景观不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协调统一，破坏当地的地理地貌、自然气候、名族风俗习惯等现象举不胜举。设计本身失去了地域文化就像失去了生长的土壤，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多景观设计还缺乏人性化。如有些城市广场没有以市民为主题，不考虑市民的休闲需要而把广场上市府大楼作为主体，甚至无任何树荫庇佑，完全不考虑人的需要和安全需求。
1.2景观建设的用时限制
建设周期过短是我国景观设计同质化的原因之一。大型的景观工程是彰显政绩的好机会，如综合性公园、城市广场等能够获取民心和美化市容，但是这些工程都被限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方案提交到工程实施必然导致设计紧迫雷同和敷衍了事，设计任务量之大，实施中又粗制滥造，这些也打击了景观设计的创作积极性。
1.3景观设计缺乏审核和评论
我国景观设计中，缺乏对传统景观的研究，景观设计的理论体系不完整，专业词语含糊不清，缺乏对景观设计理论层面的的评论、反思和讨论。而景观设计的专家审核形同虚设，景观设计是否通过取决于专家意见还是领导偏好值得商榷。甚至有些领导在国内外游历归来后，让设计师根据他们的资料来画图，设计师名存实亡。因此雷同化的景观作品屡见不鲜。
2地域文化的核心理念
2.1地域文化的形成
文化与环境的是双向关系的，在一定的地域内，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就像“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所说，不同的地域形成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也会折射出别具一格的地域景观。地域具有一定的界限，虽然能够表现出相似性和连续性，但是不同的地域之间更有明显的差异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具有自己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特点映射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范畴和时空特点。
2.2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是人们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活动中创造的，逐步发展和升华为物质和精神成果。它不仅反映地域的自然环境，还涉及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还囊括了科技成就的范畴，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域文化具有地域性。它的产生是某一地域的人民在和自然、环境、经济的互动中形成，并区分其他地域文化，如三秦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
（2）地域文化具有潜在性。每个个体最初对于地域文化是被迫接受的，但一个人在既定的地域文化中生活久了，便也不自觉的表现出自身的文化烙印，自己的一言一行和周围形成了默契，融入其中而不知，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地域文化是具有潜在性的。
（3）人们是地域文化的欣赏者和创造者。地域文化是本地人民耳濡目染、参与其中的文化，人民既是地域文化的欣赏者，也是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如提到齐鲁文化，可能会联想彪悍的山东大汉，想到山东煎饼，还有想到腰扎围裙、憨气可爱的山东大婶。每个人的出生都处在一个地域文化范畴内，他借助于地区文化进行自我生存和发展。
（4）对地域文化的忽视。在中华文化的共性面前，地域文化的个性长期以来未受到重视，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下，面对欧美文化的冲击和渗透，中华文化更是逐步暗淡，甚至个别地区还产生了文化自卑心理，这都是因为地域文化的忽视而造成的。
3植根于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
针对景观设计的趋同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特征，我们在景观设计中应该植根于地域文化。
3.1尊重自然条件
景观设计必须继承与体现自身的地方特色，这应首先从尊重自然条件开始，包括尊重地形、尊重当地的气候，甚至尊重当地的植物、动物。
3.2对气候的尊重
气候条件影响人的视觉、触觉感受，例如南方屋顶是倾斜的，北方的屋顶是平的，这是因为在秦岭淮河以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量多而造成的。在设计中就应充分考虑每个地域的气候特征和地区文化。如哈尔滨与重庆的气候条件截然不同，两处的景观设计也应该各有不同。
3.3尊重民族文化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涵盖心理认同、社会组织和文化现象等层面。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民族以聚居方式生活，民族的差异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文字、服饰、园林环境和建筑风格等，形成独具一格的民族特征。这样的差异性民族特征应体现在景观设计中，例如在园林环境、住宅特色等景观设计方面，体现出对住宅及环境、公共空间要求的不同，充分考虑和尊重民族文化需求。如白族园林、藏族园林、伊斯兰园林、苏州园林等，都有他独特的布局，在保持民族特色的烙印地域文化。
3.4选择适宜的技术体现地域文化
景观设计离不开技术，技术虽然不是景观的全部内容，但是技术手段是景观设计体现设计思想的基础，他推动景观发展。当日新月异的技术使得景观设计无所不能，我们反而更需谨慎、冷静地选择。每一个景观设计要根据当地地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技术路线，对多种技术加以继承、综合利用和创新。选择适宜的技术，将当代的先进技术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根据地区的实际需求和条件，寻求一条适宜，有效的技术路线。所选技术与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协调，保护地域文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不能以牺牲该地区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为代价;不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注重所选技术与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协调;重视对传统技术的改进和完善，挖掘其潜力。
3.5注重地方材料和新材料的选择
材料是景观艺术的载体，每一个景观设计都要落实到材料的应用上。景观材料影响作品的空间结构和艺术效果，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可以是设计的载体，景观设计师们只有掌握材料的性能和各种加工技术，才能合理使用材料和充分发挥材料的特性，进而创造出崭新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氛围。
在选用地方材料上，因其就地取材、造价低廉的优点备受景观设计的推崇，并且在使用地方材料中能够挖掘材料特性，旧物改造，充分利用旧的建筑材料与构件和自然资源，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许多景观设计作品中，不难发现很多利用地方材料甚至废弃材料进行精心利用的例子。
4结语
随着新材料的涌现，景观设计师运用现代技术，强调技术和材料与地域文化的完美结合，根据当地文化传统、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以现实状况和地区需求为着眼点，选择适宜的技术，把弘扬文化传统和技术进行有机结合。景观设计师按照新材料的技术特征和外显情感特征，深刻地挖掘地域文化的历史内涵，创造性地使用新材料，使得景观拥有新面貌。
参考文献
[1]郑林路.基于“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滨水景观设计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5（3）.
[2]熊瑛.基于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J].山西建筑，2007.6（33）.
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活动频繁
本年8月，由中国社会史学会组织、由苏州大学承办的以“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苏州举行，这也是社会史学会的第七届年会。我所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积极参与了此次年会的筹备，并有七人参加了会议的讨论，取得了很了效果。此次会议提交论文近百篇，其讨论热点仍在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等方面，同时社会大众心态也逐渐脱离了以往泛泛而论而开始以具体的史料为根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其次，社会史作为专史，由于其涉及面广且需十分具体而深入，故大多研究仍需以断代为基础；年会的召开，为各断代的同行进行纵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使我们对地域性的认识得以深化，避免了泛泛将史料视作全国情况而导致的对历史理解的误区。
11月，以“人口行为与人口环境”和“婚姻与家庭”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收到论文共十多篇。此次会议规模虽小，但论文质量较高，讨论十分深入，或者揭示了我们过去不甚了了的一些现象，如节育及其措施问题（李伯重《绝育、避孕与堕胎：清代前期江南节育方法的运用》，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出生率与溺婴》）；或者进一步证实了过去未经史料严密论证的问题，如婚龄（郭松义《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在研究中能根据新史料（如很少为人利用过的档案及社会调查）将问题细化，以期于能解决问题（如李中清·康文林·定宜庄《盛京内务府粮庄、棉庄丁及鱼丁、蜜丁的婚姻与家庭》、梁洪生《从“同姓不婚”到同宗通婚的嬗变——江西近50年乡村同宗相婚的考察》、那日碧戈·王俊敏《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通婚研究》）。同时，学者们在对专题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也在努力突破了专题史的局限，以便把专题史置于整个历史中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如在对人口的研究中突破了单纯的对人口数量及其变化的考察而重视“人口行为”，在对人口行为的考察中，又特别重视“人口环境”，这种突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学术会议的举办上，也提供了可供借鉴之处，即小型的学术研究讨会，并在事前收集论文，更可以保证学术讨论的深入。这可能是目前流行的大型学术研究讨会所难以做到的。
二、社会史史料的整理及工具书的编篡受到重视
史料的刊布整理、工具书的编纂以及研究回顾与述评等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样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研究工作就会越便利。但近来颇不为人重视，甚至将其视作末流，似乎可有可无。对此，本年刊发了一系列相关综述和目录，如冯佐哲的《中国贱民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侯旭东《造像记与北朝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爽的《近年有关家族问题的社会史研究》（以上三文均赶刊于《社会史研究通讯》第二期，陈爽文删节后又刊于《光明日报》1998年10月16日史林版）。张经《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1期）从“女神”崇拜、母系氏族和母权制、妇女社会地位及社会活动、妇女的婚嫁、先秦文献典籍中所反映的妇女问题的研究及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概述了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的研究状况。
宗族一直是学界重视的问题，同时也是成果较多且水平较高的一个专题。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其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就是家谱，但家谱分藏各地，检寻极为不便，对这一史料的整体情况更不易掌握，这无疑会对研究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家谱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此书以1949年以前的现存家谱为限，包括未刊、抄本、单行本、丛书文集所载的大陆四百余家收藏单位及个人所藏，共14719条。这是继同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中国家谱目录》（共收2565条，山西人民，1992）之后，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二种，同时也是收录最多的家谱目录。
江苏州地区保存了许多关于社会史方面的原始材料，继《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1959）、《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1981）之后，在王国平、唐力行的主持下，苏州大学又编辑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共收碑刻共500余件，分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农民、商贾、熟师·郎中、粮长·富户、士宦·乡绅、将官、其它，另有邹氏、赵氏二家族及长吴北京会馆）、社会会生活与社会合作（包括宗族生活与互济、行会生活与互济、公共生活与公益事业、其它）、社会信仰与社会心态（包括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间神祗、先贤祠祀、祖先崇拜、行业神灵、劝世劝善、其它）、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包括社会问题、赋役管理、商业管理、宗族管理、寺观管理、环境·市政管理、其它）等四大方面32个子目，虽其中分类有不尽妥当处，但还是为我们使用提供了不少方便，倘若能在书后附一索引，并能进一步出版拓片就更好了。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1997）对已经公布的敦煌遗书中的有关民间结社的文书分社条、社司转帜、社历、社文、社状牒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并尽可能将文书考订了年代，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价值，为我们研究敦煌的民间组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还有以论文形式公布的较小规模的史料整理或目录介绍，如谢生保的《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敦煌研究》，1998年3期）、《光绪初年哥老会史料选辑》（《历史档案》，1998年3期）等。
三、关于理论问题的争鸣与研究
理论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也不能先有一个先验的理论模式再用史料去证实，但不可否认，理论对我们的具体研究会起一定的启发作用。关于社会史研究本身的理论问题，近年一直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主要是围绕社会史是专史还是研究视角分作两种意见。孟彦弘《社会史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2期）主张社会史是专史，并且对其研究对象与范围及其与相关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赵世瑜的反对，他在《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中强调了社会史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史观，并且用具体的事例对社会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着眼点不同，在争论中恐怕也不易形成共识，但一方面这一争论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具体研究的进行，但也不可否认，这一问题对社会史研究的选题、视角等方面会有裨益。
更具意义的理论论争是围绕农民及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展开的讨论。对以往的中国基层社会认识提出质疑的主要是秦晖。继与苏力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力辟所谓“租佃关系决定论”后，他又发表了《“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否定了“乡土和谐论”，即认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是村落、宗族等 “小共同体” 的自治与和谐的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虽对中国传统社会十分感兴趣，但他们大都对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形知之不多，故其“理论”虽似严密，但却缺乏史实根据——认为自秦到清，除魏晋一个时期外，都是以国家为主的“大共同体本位”。秦晖以史实为依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辩驳，可谓有理有据。此文因属纵论，自难一一落实，且其将此理论归于法家传统也不无可议，但这一讨论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至少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提供一些启示，所以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十分巧合的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的学术讲座，其讲稿由冯尔康、常建华编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出版（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冯尔康在《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中提出了“多层级的土地所有制”以反映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指出农民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平民佃农、佃仆、国农佃户、农业佣工、农业奴隶、富裕农民、平民地主九种；从生产劳动角度讲，主要成分是属于平民身份的自耕农（含半自耕农）和平民佃农，其次是依附农（佃仆、佣工）。从影响社会变化的视角看，自耕农、平民地主和佃农最重要，并进而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家与农民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纠正了过于注重后者而忽视前者的偏向。刘泽华《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进一步指出导致小农兴衰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认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对经济规律的愚昧干预，使广农民失去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所以社会危机四伏，最后不得不走向崩溃，引起朝代更替。”在此综论性的二文之后，朱凤翰、蔡美彪、郭松义三位先生分别对先秦、宋元、18·19世纪的农民进行了断代性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农民的情况。最后，陈振江《近代华北社会变迁与农民群体意识》、魏宏运《华北农民之源流及其在30年代的群体活动》二文，对华北地区的农民进行了类似于个案与专题的讲述。这一讲座，虽然其中有些断代尚有缺失，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的状况，丰富了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同时也纠正了过去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认识。十分遗憾的是该书错误比比皆是，几至不能容忍，读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
当然，对农民的认识离不开对地主的认识。对地主经济的讨论，如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李根蟠《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虽属经济史范畴，且主要仍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着眼，但值得我们注意。
四、社会生活史仍是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在本世纪初西方史学的影响下，史学开始重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而这其中又特别垂青风俗习惯。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研究在当时也是颇具新意的，这从人们对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1938）等的重视中可见一斑。此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除一度处于低谷外，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日渐兴盛以及国外社会史著作的翻译出版，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具体的研究中，许多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挖掘，特别是新的材料如考古材料受到重视，历史博物馆主持的《中国历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孙机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即其中之一种）是其典型；同时也描述了许多前人很少注意的一些现象，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长处。但是，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突出的莫过于研究流于琐碎的现象的描述，研究的深度颇为欠缺，学术份量略显单薄。本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项目的陆续问世，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系统性。零碎的隔离的现象的描述，不易对我们认识历史产生大的作用，但如果将这些本来就很零碎的社会生活现象汇集起来，就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而且在系统的叙述中，也容易产生一个整体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项目将社会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本年度出版了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从前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更多地重视两头，对中间这一千年的研究颇为不足。这三部书分别从衣食住行用、婚丧嫁娶、节假日、娱乐、教育卫生、信仰崇拜等几个大的方面对这三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勾勒和研究。对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生活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勾勒和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次，这彻底改变了从前的研究状况，这也正是上述“系统性”的突出表现。其次，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也大大突破了以往，除正史外，旁及诗文集、笔记小说、墓志、类书，特别是对考古材料的利用更具特色，这使叙述更为直观、真实和准确。过去的研究大多仅限于罗列现象，但社会生活的活动主体是“人”，不同的人的生活自然也不尽相同，泛泛而言，只能说某时代有什么样的生活而已，仍是静态而非动态的。这三部书对“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注意到了同时代的地域性，这就使研究和描述更为具体和深入，如指出了魏晋南北朝食、住的阶层之别，隋唐五代衣食住用的“社会性”，辽宋西夏金食、行的阶级性；再如在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同时，还尽可能进行了分析，如魏晋南北朝影响婚丧的因素，崇拜信仰、节日的社会文化心态等；不同时代的特性也有所表现，如唐人重礼，而书中单列了“礼仪”一节，宋代的家族组织大不同于此前，故书别讲到了“民间的家族组织”等。这些方面都说明了这三部著作在研究上的深入。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尽满意之处，如体例似欠完善——婚丧嫁娶中已有风俗，而此外又单列风俗，致使二者从内涵上似有重复，虽然从叙述上可以不重复。这反映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界定之异和在具体编写中的操作不易；似乎以时间或以人为线索来叙述或可发现社会生活各方面之间的有机的联系。魏晋南北朝单列“少数民族”一章，但在“冠冕帽帻巾”中也谈到了鲜卑的辫发传统，致使在叙述上重复。最突出的是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中都单列了“妇女”的章节。全书是以社会生活为主线，某些方面的叙述自然需分男女如服饰，但单列章节后并不仅限于其生活，还详述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作用等情况，与全书体例似有不合。再如引用史料多不标明版本，特别是一些尚未点校的古籍，其版本不同，其卷次、多少、存佚等情况也多有歧异；有的引用诗文而不标明出自何书，这都使检核颇为不易，规范与否尚属其次。倘若书后能附一参考书目似可避免此类问题。又如对学界已有成果吸收不足，有些方面的叙述反不如已有成果详尽、确实。又如三部书均以断代为限，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又有较大的沉淀性，断代为史，不易溯源索变，以致不能在明其流变的基础上探其因果；一些方面的叙述仍嫌过于简略，似属点到为止。较为重要的是，书中对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勾勒虽则很具体统，但一些方面仍未能置于整个社会当中，以探求其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问题，加深理解和认识。总之，这一项目的完成，使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现了由零碎、分散到系统纂述的跃进，但怎样由收集考订史料、罗列或描述现象进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本领域研究中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还值行一提的是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勾勒，改变了过去我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丰富了我们对僧尼这一社会群体的认识。我们可以本书所讨论的敦煌僧尼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某些论断提出质疑和商榷，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和开辟的研究领域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真正的填补空白之作，是社会生活史研究中难得的一部力作。此外，书中对其所依据敦煌文书的录文、考释也颇具功力。
社会生活的一些专题研究也为人所重视，如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综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丧葬制度（陵寝）、习俗（火葬、土葬）、丧葬观、丧葬风气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民国的有关丧葬的历史进行了勾勒；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1998）等。文章，如沈冬梅的《论唐宋上品茶的观念》（《中国文化研究》，1988年春之卷），从采茶时间、加工工艺勾勒出了时人的上品茶观念。杨琳《古代“社主”的类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1期）罗列了社主有木、树、石、土、尸（祀时为神所附体的人）等。杜家骥《从入关前档案看满族抱见礼俗》（《历史档案》，1998年2期）利用《盛京满文逃人档》、《满文老档》、《清初内史院满文档》等史料描述了满族在入前男女都曾使用过“抱膝接面”式的礼节以及行此礼的身份性。《丧葬用鸡探析》（《敦煌研究》，1998年1期）、高启安等《敦煌古代僧人官斋饮食检阅——敦煌文献P．3231卷内容研究利用了敦煌》（同上）都利用了敦煌壁画和文书。
本世纪初民俗学引起学者重视，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人都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与此同时，社会风俗史成为社会生活中与衣食住行用等同样为人所注重的一个大的方面，成果也相对较多，如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1990）等，可说是具有综合性、全方位的两部书，其它各种地方风俗志所出更多。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分岁时、胜景风景、市廛、饮食、艺苑风烟等几外方面叙述了燕京一地的风俗，但时限是以晚清民国为主。风俗史使历史有血有肉，对我们了解一个时代不无裨益，但风俗史的编写多具掌故性质，且以描述为主，使之上升到研究高度尚需进一步努力。当然，目前的学人中有用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一些民俗史料，取得了成果，但所分析的民俗大多在近当代，如何将民俗史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以及探求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还需待以时日。
彭卫将其有关汉代精神世界、自杀现象、复仇风尚、体貌观念、行为语言、交际语言、汉代男性的自我定位等七篇论文汇为《汉代社会风尚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
五、结语
李白《蜀道难》有“不与秦塞通人烟”［1］名句，指出扼守蜀道秦岭关隘的“塞”的存在。作者和读者并不明究此“秦塞”是何处关塞，是因为蜀道秦岭线路本有多条，而“秦塞”亦实有多处。在蜀道历史中，几条秦岭线路在当时交通格局中的位置，先后各有主次轻重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蜀道秦岭区段有不同的主线路。这种变化的发生有多种因素，而关中地方文化重心的变化也显现重要的作用。分析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与蜀道主线路移换的关系，可以深化对区域史和交通史以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
一、“故道”主线路时代从蜀道秦岭线路开通的年代先后来推断，位于陕西宝鸡以南的散关很可能是最早的蜀道“秦塞”。从文化遗存分布的密度而言，关中平原西部地区较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获得较早的开发，被神化的农学经验总结者曾经在这里活动［2］。蜀道的出发点因此曾经由自关中西部。
秦即有“故道”县，县治在今陕西宝鸡南。《水经注·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迳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地名可见“周道”和“故道”。而西周中晚期铜器散氏盘铭文中亦有“周道”字样。据王国维考论，周散国在散关一带，此周道即《水经注》“周道谷”之“周道”①。可见，这条道路的开通年代相当早。《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所谓“白水险阻，栈
①王国维《散氏盘跋》：“……顷闻之陕人言克鼎出处在宝鸡县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为克之故虚，则散氏故虚必距此不远。因知‘散氏’者即《水经·渭水注》‘大散关’、‘大散岭’之‘散’。……‘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观堂集林》卷一八，《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册。
道败绝”，是说故道在今陕西略阳白水江一带的地段。故道又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区的栈道。
所谓“故道”，应是蜀道其他秦岭线路得以开通并逐渐成为主线路之后的称谓。这条道路北端的“秦塞”即散关。散关被看作“关中”区域的界限标志之一。《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也写道：“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又《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都关中。”司马贞《索隐》：“咸阳也。东函谷，南峣、武，西散关，北萧关。在四关之中，故曰‘关中’”。关于“关中”区域限定的理解有所不同，也有说函谷关以内者，也有只说两关者，言函谷关、武关，或者函谷关、散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关于老子出关的传说，有解释“关”是散关的意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其中“至关”的“关”，有函谷关和散关两说。司马贞《索隐》：“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张守节《正义》：“《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或以为函谷关。《括地志》云：‘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散关因散国得名。可知，这条道路的开通当在西周甚至更早。
周原甲骨所见“［克］蜀”文字（h11:97）［3］和“蜀人”参与武王伐纣军事行动的历史记录《尚书·牧誓》：“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孔氏传：“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史记》卷四《周本纪》：“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裴骃《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曰：‘武王所率，将来伐纣也。’”张守节《正义》：“髳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都反映蜀道早期开通的事实。而当时蜀道的主线路，很可能即秦汉人所称“故道”。所谓“故道”早期开通并成为蜀道秦岭主线路，很可能与周人在关中西部农耕经营的成功有关。《国语·晋语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传说和“姜水”的关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动的地域。早有学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陕西西部黄土原上”，探索炎帝传说的发生，应当注意宝鸡“姜城堡、清姜河、神农庙、磻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4］。应当注意到，这一地方正是在散关左近。
秦汉所谓“故道”者，有可能在早期开通的时代曾经称作“周道”。
二、褒斜道的开通和使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较早记载了蜀道“石牛”传说：“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不仅“石牛道”故事值得注意，我们还看到，秦人观念中另一有关“牛”的神秘传说，也与交通开发有关。《史记》卷五《秦本纪》：“（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裴骃《集解》：“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丰水之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因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张守节又写道：“按：今俗画青牛障是。”［5］所谓“武都故道”、“岐州陈仓县南”、“雍南山”等信息，应当理解为道路北端的方位。如果联想到“姜姓”而“长于姜水”的炎帝“人身牛首”传说《艺文类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姙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可以推知其发生时代很可能在秦人“地至岐”，因“周余民”多归服，与“姜”有关的地名移用至渭北之后拙文《论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写道，《太平御览》卷七引《三辅旧事》：“姜泉在岐山县。《水经注》云：炎帝长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经注》卷一八《渭水中》写道：“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东注雍水。”姜水应是雍水的支流。《太平寰宇记》卷三“岐山县”说到“姜泉”，又写道：“炎帝长于姜水，即此水也。”《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次府凤翔府扶风郡凤翔节度》说到“姜水”。《陕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姜。炎帝后姜姓，国扶风美阳，有姜氏城。（《路史》）岐水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水经注》）。”同书卷一《山川三》：“横水。……一名姜水，在县南三里，自凤翔界流入，合雍水。《县图》：杜水……又历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与雍水合。”看来，与炎帝传说密切相关的姜泉、姜水、姜氏城，应当都在雍城近旁。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城，其地名形成的时代以及与炎帝传说的关系，可以另外考察，载《文博》2005年，第6期。现在看来，渭北的“姜泉、姜水、姜氏城”等，不能排除来自渭南以“姜”命名地方的移民将地名带到新的居地的可能。《史记》卷五《秦本纪》：“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所谓“周余民”，可能就是导致涉及“姜”的地名移用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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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有涉及“褒姒”故事的文字：“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论文，香港，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史记》卷四《周本纪》：“幽王嬖爱褒姒。”司马贞《索隐》载：“褒，国名。”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褒国故城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古褒国也。’”《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幽王暴虐，妄诛伐，不听谏，迷于褒姒，废其正后。”颜师古注：“褒姒，褒人所献之女也。”可知西周末年关中往“褒人”所居“褒国”的道路已经可以通行。《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的秦王和蜀王“褒汉”、“谷中”之遇以及“石牛”、“五丁”传说，反映“周显王之世”褒谷已经成为南北交通走廊。
自“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后来文公“至汧渭之会”，“卜居之”，“营邑之”，以至宁公“徙居平阳”，“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很可能秦人通过“褒”，与“汉”维持着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
三、灙骆道早期交通条件《隶释》卷二二《司隶杨君碑》：“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涂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艰。”辛德勇先生据此考论，以为所谓“堂光”中的“堂”应当就是“党（灙）”的同音假借字。他又指出，“在灙骆道的北口围谷口外稍西的渭河南岸，有西汉武功县城”。《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又说到武功县“莽曰新光”。“‘党光’中的‘光’，应该就是指这个‘汉光’或‘新光’。”因此，堂光道应该就是灙骆道的前身。除名称有所差异而外，堂光道与灙骆道的取代也略有不同，即堂光道在秦岭北坡走围谷（韦谷，即今泥河），灙骆道走骆（洛）谷（即今西骆峪）［6］。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来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同一史实《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则写作“蜀取我南郑”。又《秦本纪》：“惠文君元年”（前337），“蜀人来朝”。这一历史阶段的蜀道交通，很可能经由褒斜道或灙骆道。
四、商鞅时代交通形势《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孝公享国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阳。”《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也写道：“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阳，是秦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中的显著转折。定都咸阳，是秦政治史上的辉煌亮点［7］在秦定都雍与定都咸阳之间，有学者提出曾经都栎阳的意见。笔者认为，司马迁的秦史记录多根据《秦记》，因此是较为可信的事实，是值得重视的。而可靠文献记载中并没有明确说明秦迁都栎阳的内容。就考古文物资料而言，栎阳的考古工作也没有提供秦曾迁都栎阳的确凿证据，其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或汉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据现有材料仍可肯定：栎阳始终未曾作为秦都。参见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这一商鞅时代的重要决策，也影响到交通史的进程。
秦迁都咸阳的决策，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用意。迁都咸阳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折。一些学者将这一举措看作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十分准确的历史认识主编《中国史纲要》在“秦商鞅变法”题下写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页。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在“秦国卫鞅的变法”一节“卫鞅第二次变法”题下，将“迁都咸阳，修建宫殿”作为变法主要内容之一，又写道：“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林剑鸣《秦史稿》在“商鞅变法的实施”一节，也有“迁都咸阳”的内容。其中写道，“咸阳（在咸阳市窑店东）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颁布的新法，有这样的内容：“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扩大农耕的规划，奖励农耕的法令，保护农耕的措施，使得秦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农业跃进的。而推进这一历史变化的策划中心和指挥中心，就设在咸阳。
秦经营咸阳的时代，交通战略也有了新的思路。因东向进取的需要，函谷关和武关道路，首先受到重视。而蜀地的占领，必须有蜀道的交通条件以为可靠的军事保障。对于秦兼并蜀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在《史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如下的记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1）司马错伐蜀，灭之（卷五《秦本纪》）；（2）击蜀，灭之（卷一五《六国年表》）；（3）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卷七《张仪列传》），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4）蜀相壮杀蜀侯来降（卷五《秦本纪》）；（5）蜀相杀蜀侯（卷一五《六国年表》）；秦武王元年（前310）；（6）诛蜀相壮（卷五《秦本纪》）；（7）诛蜀相壮（卷一五《六国年表》）；（8）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昭襄王六年（前301）；（9）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卷五《秦本纪》）；（10）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煇，定蜀（卷一五《六国年表》）。从起初转贴于
（1）、（2）、（3）的“伐蜀，灭之”，“击蜀，灭之”，“伐蜀”，“取之，遂定蜀”，到（9）、（10）之最终“定蜀”［8］其中（8）与（9）、（10）有关“蜀侯辉”、“蜀守辉”的记载相互抵牾，当有一误，疑（8）中“侯辉”二字为衍文。，秦人征服蜀地，经历了三代秦王前后十数年的时间。这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必然是在蜀道畅通的条件下完成的。
五、秦始皇的“南阙”和
汉高祖的“蚀中”《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秦始皇规划咸阳的建设时，曾经有“周驰为阁道”，又“自（阿房宫）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设想。“表南山之颠以为阙”这一特别值得重视的构想，说明当时的建筑蓝图包含有贯通南北即“子午”的意识。“南山”之“阙”的设计，可以说明秦都咸阳有南行的重要通路。这样的规划，与沿子午岭北上直通九原的“直道”形成对应关系。而“子午”快读，与“直”音近。在咸阳、长安以南，确实有“子午道”通往汉中巴蜀。而子午道也有与“直道”“子午岭”类似的情形。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县一·万年》写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经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诸水，出县南山石壁谷今案：亦作石鳖谷，今称石砭峪。南三十里，与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今本《水经注》无此文。《太平寰宇记》文与此同，而不云出《水经注》。所谓“直谷水”，也就是“子午谷水”。又《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豹林谷今案：今称抱龙峪。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来会，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东来会今案：“自东来会”疑当作“自西来会”。，自北以下亦谓之子午谷水。”“直谷”应当也是“子午谷”的快读合音《咸宁县志》卷一《南山诸谷图》中，“石鳖峪”旁侧标注“竹”，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许也应从音读的线索考虑与“子午谷”的关系。。另外，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魏子午道秦岭南段又曾经沿池河南下汉江川道。“池”或为“直”之音转。也就是说，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经被称作“直河”［9］。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程大昌《雍录》卷五“汉高帝入关”条说：“关中南面皆碍南山，不可直达，其有微径可达汉中者，惟子午关。子午关在长安正南。”“此之蚀中，若非骆谷，即是子午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史记会注考证》等都据《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序》所谓“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为“蚀中”可能就是子午谷。《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记述魏延向诸葛亮建议，“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其具体路线是“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直抵长安。由三国时人所谓“韩信故事”，可知“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许确是刘邦北定三秦的路线。看来，子午道在秦汉之际已经通行大致是没有疑义的。
李之勤先生曾经对子午道的历史变迁进行过深入的考证［10］。我们在对子午道秦岭北段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时，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古栈道的遗存［11］。《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颜师古将“子午岭”和“子午道”并说，这位唐代学者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意见，还有将直道所循子午岭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计南北直相当”者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即所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
六、王莽通子午道《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裴骃《集解》引应劭曰：“今长安也。”《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张守节《正义》：“秦咸阳在渭北，长安在渭南，萧何起未央宫处也。”所谓“咸阳”、“今长安也”与“长安，故咸阳也”的认识，表现出咸阳长安共同作为关中文化重心的一体性。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记载了交通史上一起重要事件。事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资治通鉴》卷三六“汉平帝元始五年”胡三省注引张晏说之后，又写道：“按：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同样指出了王莽这一交通道路建设行为与皇嗣期待的对应关系。《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关西道一·雍州》“子午谷”条引《风土记》作：“王莽以皇后未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山。”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引《风土记》则说：“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太平御览》卷三八引《风土记》也说：“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乾隆《陕西通志》卷一六《关梁一·西安府长安县》引《风土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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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终南。”同出《风土记》，而汉平帝王皇后“未有子”或“有子”，并成两说。子午道的开通或与皇后有姙的事实有关，或与皇后有姙的期望有关，都反映了王莽借用当时人交通意识中的神秘内涵，为帝权的争夺进行准备。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六《地理·谷》“子午”条引《长安志》于是说：“王莽有意簒汉，通子午道。”同书卷二二九《补遗·地理》“子午道”条写道：“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注云：女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道以协之。又妇女有孕曰瑞。”也以为皇后已经“有孕”。事后太后下诏，言“开子午道”事是所谓“功德茂著”的成就之一。
子午道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直绝南山”的方向优势。
七、“罢子午道，通褒斜路”事及
“数道平行”形势《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李贤注：“子午道，平帝时王莾通之。《三秦记》曰：‘子午，长安正南山名秦岭，谷一名樊川。褒斜，汉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这是在国家行政中心转移到河洛平原之后的事。
子午道和褒斜道的通行情形，又见《隶释》卷二三《司隶校尉杨君碑》：“右隶书，不著书撰人名氏，文为韵语，然其事迹粗可考见。其所颂者，杨君复余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诏开余谷，中间西羌乱，道绝不通，复由子午谷，险阻为患。司隶校尉犍为武阳杨厥孟文请废子午道，复由余谷。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稚纪为之刻石颂德。其所谓余谷者，盖斜谷也。汉人用字多从省文如此耳。碑在兴元。”
然而《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基传》：“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乏。”《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都说明子午道作用依然重要。
事实上，东汉晚期至三国时代，子午道和褒斜道等有时交替使用，有时同时使用。又《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到魏延由子午道突袭长安的建议：“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可知当时子午道的通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