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22:00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立法理念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键词：商标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效率
商标侵权的归责原则作为基本的理论问题较少有人探讨。理论上的不清晰导致我们在保护商标专用权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本文拟以经济分析方法为指导，对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种归责原则进行宏观比较，并对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价。
一、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及我国商标立法的新选择
(一)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通说认为，过错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换言之，是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这即是说，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是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主观状态，它有故意和过失两种表现形式。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人对其所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的性质是主观归责，要求在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时，要依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状态来确定，而不是单纯依靠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确定，即不仅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构成要件，而且还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要件。当然，过错也是确定行为人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解，商标法明文规定商标侵权以故意或过失为要件的则在认定行为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商标法对行为人侵权主观上未作明确要求的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它实际上也是对行为人的行为及其主观状态的一种非难，即行为人只有在有证据证明损害不是由于他的过错导致或者存在法定抗辩事由的情况下才可以免除责任。
与过错责任原则不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该原则，归责的基础主要不是行为人的过错，而是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行为人的活动及所管理的人或物的危险性质与所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因此学说上也把无过错责任称之为客观责任或危险责任，英美法则称之为严格责任。这种责任突破了一般侵权责任原则的逻辑方式，不是通过“推定”过错的方法来修补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而是在过错责任原则之外另辟蹊径，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归责要件，一如某学者所说，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应当包含重要的一条：“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是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认可。
(二)我国商标立法的新选择
就商标侵权而言，毫无疑问，事实上大多数的侵权行为都是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即有过错)为之，一如我国2001年版《商标法》第52条第1、3、4项所规定的各种情形。但也有一部分侵权行为，其行为人可能确实欠缺主观方面的过错。但无论是否有过错，由于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重大，因此都必须予以规范和禁止。其实也正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顺应与TRIPS协议接轨的需要，我国2001年版的《商标法》一改过去的立法理念与思路，将1993年版《商标法》第38条第2项中昭示侵权行为人行为时主观心理状态的词汇作了彻底删除。④毋庸讳言，这种修改加大了我国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力度，为此博得了一片喝彩声。但是，质疑的声音也接踵而至，人们不禁要问：对商标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一概不作区分，这对某些销售者来说公平吗?难道无过错的销售也可以构成商标侵权?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将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对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分析。
二、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公平及效率性分析
笔者以为，人们存在疑惑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商标侵权归责原则的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商标侵权属于一般侵权，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基于这一理论而出台的《商标法》(1993年修订版)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一错误。而事实上，在进行商标侵权立法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愿意选择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原因主要有：
(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更容易妨碍社会公平
实践证明，在商标侵权领域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既对被侵权者不公平，也对某些侵权者不公平。一方面，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侵权行为人(如部分销售者)行为时对侵权事实都明知，执法或司法机关事后“推定”这部分侵权行为人“明知侵权”既不符合事实，也有违公平原则。在现代商业社会，由于进货渠道的“商业秘密”性质，很多分销商对于自己所销售的商品的来源客观上都不是很清楚，对于该商品是否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可能更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武断“推定”销售者“明知侵权”没有道理，也不公平。另一方面，1993年版《商标法》第38条第2项的规定更有利于侵权者而不利于被侵权者。如前所述，1993年版《商标法》对销售侵权的规定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可这一立法的实践结果如何呢?据统计，1994年我国的商标侵权活动(尤其是销售假冒商品的活动)比立法之前几年更严重，而诉诸行政及司法机关请求处理的数目却比几年前大大下降了。国家商标局对此解释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假冒者很难提供销售者“明知假冒”的证据，根本没有办法“依法”打击侵权者。换句话说，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直接后果是，销售者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商品的法律风险非常之低，被假冒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质性的制止商标侵权活动。这显然不利于彰显社会公平。
(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选择
首先，无过错责任不同于结果责任，其并不是丝毫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偏重保护私法关系中弱势一方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不考虑侵权方的利益。事实上，“无过错”只关乎侵权责任的成立，就损害救济的幅度而言，还是应当把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考虑进去的。正是这种考虑，将无过错责任与结果责任区别开来，也正是这种考虑，极大地彰显了无过错责任的公平价值。
其次，由于商标侵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代社会商标侵权现象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要有力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必须从源头上把关，而在商标侵权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则有助于达成此种目的。一旦法律上作出如此规定，客观上必然会迫使可能的侵权行为人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和评估其商标侵权的法律风险，从而有效的遏制其实施侵权行为的动机，进而有效地平衡保护商标权利人及可能的侵权人的合法利益。
第三，商标是商标权人用以标明自己商品或服务以指导消费者的信息，在现代社会，大多消费者都是通过商标来辨识商品或者服务的，也正因为如此，假冒商标成为现今社会商标侵权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许多的不正当竞争者利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来推销其低劣或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以达到其获取暴利的目的。显然，对这一行为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既不利于鼓励有技能、有进取心的人们在尽可能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商品或者服务的生产与销售，从而促进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不利于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侵权者的行为会使得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性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损害其合法权益)。而在商标侵权领域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则有助于加强对商标权的保护，从根本上制止商标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平衡商标权利人、消费者和可能的不正当竞争者(商标侵权者)三者之间的利益。
(三)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容易对商标权人的行为选择乃至国家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实践证明，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至少(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商标权人的行为选择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它会导致商标权人请求保护自己权利的成本增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商标权人无法证明某些侵权行为人(尤其是销售者)实施侵权行为时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所以无法提请行政或司法机关介入以保护自己。退一步讲，就算有可能举证，根据一般侵权纠纷“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商标权人要想取得胜算(必须每个案件都举证证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其成本也将会是相当的高昂。
其次，它会遏制商品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创造品牌的激情。由于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的保护，商标权人的生产及创新积极性必然大大降低，而企业一旦缺乏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动力，其距离破产倒闭也就不远了。这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它会误导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而这将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不能很好的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相反，对于商标侵权人而言却是个利好消息。由于侵权人侵害商标专用权后受到制裁的概率极低，使得某些侵权人更乐意选择侵权而不是合法经营，这必将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侵犯商标权的侵权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通常情况下要低于商标权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不能制止侵权即意味着在社会资源浪费的同时消费者的福利也处于下降通道，无法实现市场经济关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的要求。
(四)与过错责任原则相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能够更好的实现制止侵权、节约社会财富的目的。
首先，对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侵权行为的法律风险大大增加。受侵害人只需要证明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因及其因果关系，就可以提请行政或司法机关以寻求法律的保护。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明商标侵权行为人存在侵权的故意或过失，则可进一步扩大主张权利保护的范围。
其次，由于对销售者适用无过错责任，销售者的责任加大，其必然也会加强自己的注意义务。对于销售者而言，无过错责任意味着即使无过失也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销售者只好对流通渠道的每一个环节都加强监督，杜绝因为牟利而与其他侵权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可以说，正是由于销售者必须承担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才有可能最终杜绝或有效减少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流入市场，从而达到制止侵权、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目的。
第三，对于商标权利人而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将有助于充分实现商标所包含的品牌价值。由于不必太过担心商标侵权的发生，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必将投入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努力开发新产品，并提供尽可能长远而优质的服务，以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可以说，只有无过错责任原则，才能真正贯彻商标立法的价值理念，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及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理念与方向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
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一方主体利益的增加必然以减损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制度设计的关键是在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寻找到利益的最佳平衡点，通过一种“均势”的建立以彰显、维护并促进社会所需要的主体价值。商标侵权立法的归责原则也是这样，立法者在商标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配置权利义务时，必须进行适度的安排，在确保对权利人的损失进行一定程度救济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对确实无过失的侵权行为人以一定的保护。
由此，尽管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要加重销售者的责任，督促其在购进商品时就善尽注意义务，以防止或减少侵犯商标注册专用权的商品进入到流通环节，但我们内心应当清楚，“商标打假”事关重大，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果销售者确实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我们在引进并根据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销售者侵权责任的时候，必须将责任的范围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之内。:
(二)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理念与方向
（一）人权主义
所谓人权主义，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严格实行任意主义，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其次，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确认私力救济制度，完善公力救济制度，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再次，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最后，确认法院（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二）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是指民法范畴内，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自主地进行民事活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享受自己行为带来的利益，承担自己行为的风险。意思自治能确保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自由，使之既不受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也能抵御不当或者越位的国家权力的干扰，从而使市场的各种资源配置趋向优化，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贯彻这一理念，民法典应当将协议、合同、契约三个概念统一，恢复《民法通则》中的合同概念，使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皆受意思自治规则的调整，全面落实契约（合同、协议）自由；在调整契约（合同）关系方面，尽可能多地设置任意性规范，使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优于任意性规范和法律推定条款。当然，这里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个根本规则，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舍却利益衡平，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基于利益衡平理念，民法典一是应确认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更原则；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别是强化对善意的当事人的保护，建立善意当事人保护的一般规则；三是确立自然人债务的法定免除制度，规定一定期限内（如15年）债务人确实无力偿付债务的，债务人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主张免除债务；四是在体现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时，注重效率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注重鼓励交易、物尽其用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即制定所谓的“绿色民法典”。
（四）规范科学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法律对现实的迁就、法律规范的通俗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困扰我国民事立法的突出问题。不顾法的自身的科学性而一味地迁就现实的立法观显然是不足取的。长期以来“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谓流行观点也必须加以改变。在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通俗性发生矛盾时，我们应当舍弃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学性。因为，法律再通俗，它仍然是相当专业的，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权、保证、继承、收养等，对一般的人来说，都难以准确理解。众所周知，英美法是专家法，其法律规范主要存在浩如烟海的判例文献中，普通老百姓是难以知晓的，但在英美等法治国家里，普通人是如何行为的呢？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文本法并不等于生活法（实际在民众中起作用的法）.文本法再通俗，永远也达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于此，民法典应当采取区别作法，将涉及民众基本私权利的规范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表达，而对除此之外的其他规范则以科学性为唯一目标。坚持规范科学的理念，民法典还必须以我国本土的活的法律规范为基础并吸收国际上的通行规范，既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际，更要着眼于将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法域”统一，即应在未来四法域统一的框架下来设计民法典的基本结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
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理念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形成“行动中的法”即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
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意义在于：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带来制度的不稳定性。其次，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相对成熟的理念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最后，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没有理念的基础，仅仅依靠口号和群众运动式的动员不可能真正树立起司法的权威。
今天，司法研究以及关于司法改革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究其方法和观点，大致有普遍主义、本土论和相对合理主义等各种路径的不同，结论也由此各异。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研究途径，一般而言，当前研究现代司法问题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视角：
首先，现代化或法制化的视角，针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法制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事实，着眼于基本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寻求与现代法治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可借鉴的制度。当前，我们在实现司法独立、落实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制度以及完善诉讼程序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其次，本土化或国情视点，法制现代化将成为一种宏伟的事业或追求的理想。国情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正视国情不应仅仅是为现状和妥协进行辩解，而是为了解决社会客观需求与可行性及成本等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普适性的原理都不能成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当然依据。
最后，全球化的视界在今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为了简单地造成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声势，而是为了积极应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司法改革，其中既可以看到现代法治自身的反思，也可以看到未来司法发展的趋势，从中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例如，当代世界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司法和诉讼并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纠纷，协商比对抗具有更大的价值，了解自治性和行政性纠纷解决的价值，以及社会保障事业对于纠纷解决和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视点既可以促进我们健全和完善法制，又可以使我们避免某些现代化的弊端，面向未来，少走弯路。
基于上述三个角度，今天，当我们探讨现代司法理念问题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逻辑的一致性。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都不应出现理念和制度设计上的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当我们确定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法治秩序，就必然会选择一些具有最低限度普遍性的现代司法理念作为基本理念，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一点甚至与政治体制并无冲突。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同样授予法官和检察官以独立的法律地位，尽管我国始终以司法人员素质低的理由拒绝承认司法官个人的独立，但其隐含的逻辑应该是：随着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应该逐步实现司法人员独立办案的目标。那么，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应该向着这一既定目标前进。
二者的统一关系
专业教育的开展离不开通识理念的渗透，要真正实现对一个专业的全面掌握，不仅需要知识背景的积累，更需要多方面的能力和素养的提高。知识基础越宽厚越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多元思维能力，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同时，专业的分化是人类清晰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但分化后的认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整合起来，才能取得较完善的认识。通识教育理念便承载着这一神圣的使命。实施通识教育，并不是完全排斥专业教育，它需要依托专业教育才能达到其目标。在知识总量急剧增长的今天，高校能够带给学生的只能是一定专业背景下的通识教育。同时，在培养专业人才的时候渗透通识教育理念，构建通识教育平台，可以防止单纯灌输知识或训练技能的局限和弊端。综上，我国应建立一种集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促使二者相互融合的模式。
法学专业通识教育的实现模式
（一）我国高校法学专业是否应该施行通识教育
我国高校法学教育是否该实行通识教育？这一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2001年9月《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战略研究》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对现代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基本形成共识：现代法律人才不仅应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必须具有很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培养适应社会职业需要的、具有个性和创造性的法律人才。如何将法学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有机结合，是目前法学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有一技之长。我国曾于1998年将原来的三个本科专业合并为一个法学专业，以适应教育部关于“宽口径、厚基础”的要求。然而，近年来，有些院校为适用职业化的需要，在法学专业基础上增加了专业方向（如经济法、律师实务、法律文秘方向等）。将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仅局限于法律职业上。法学教育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它专注社会现实，以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等人之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为使命，因此研习法学者不但应具有深厚的知识底蕴，还必须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要真正参透法律的精髓，就需要对社会生活有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因此法学教育更为倚重通识教育。
（二）通识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的整合模式
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来看，美国的法学教育属于本科后教育，其J.D学程以提供三年美国基础法学教育为目的，申请者必须具有学士以上的学位，原则上不具有法律背景。日本的做法是大学法律教育侧重于通才教育，专才教育由司法研修所的职业培训机构进行。澳大利亚的做法是大学法律教育实行双学位，在修习法律专业的同时，学习另外一门本科学位。如：商学/法学、人文学/法学、科学/法学、经济学/法学等。澳大利亚的模式对于我国法学教育改革颇具启发意义。
在我国法学本科教育过程中，如何使二者有机融合？有两种模式：第一，渗透模式，即只开设某一类课程，在每门课程的讲授过程之中向另一类课程渗透。如在讲授法理学课程时掺入方法论内容，或在讲授诉讼法时掺入职业应用的内容。第二，板块模式，即同时开设两类课程，学生获得以通识教育为经、专业教育为纬的网络状结构的知识。笔者认为，可以选择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性模式，一方面在法学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加大通识课程的比例；另一方面，在开设专业课程时渗透通识理念。在表1中，以法学相关课程为例，探讨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实践。表1法学专业相关课程与通识教育融合的内容
通识教育基础上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对于法学专业而言尤为重要。如前所述，法学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的其中一种模式为板块模式，这就需要构建能够整合两类课程的体系。国外对于通识课程体系的设定各有不同。例如：哈佛大学建立由8个板块课程组成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它们分别是（:1）美学的和阐释的理解；（2）文化和信仰；（3）实证的和数学的推理；（4）道德推理；（5）生命系统科学；（6）宇宙物理科学；（7）全球社会；（8）全球环境中的美国[5]。斯坦福大学要求在9个方面修习11门科目：（1）文化、理念与价值；（2）世界文化；（3）美国文化；（4）数学；（5）自然科学；（6）技术与应用科学；（7）文学与艺术；（8）哲学、社会与宗教思想；（9）社会与行为科学[6]。法学专业通识课程应力求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方面均衡兼顾。这就需要在设置法学专业课程时，将专业课与通识课程有机统一起来。法学专业所涉及的通识类课程可分为通识类必修与通识类选修两类，本文建议对法学专业通识类课程体系作如下设置。
1.法学专业通识类必修课中开设外语、计算机、体育、数学、大学语文等课程。
关键词:重力 实验 教学方法
选八年级物理第八章第二节重力教学方法的论述,因为这一知识很重要,学生初中学习,高中学习,在大学也学习,是跨学段多的知识。教学、实验、学习都能反映出物理知识理解掌握的特点规律。对八年级学生来讲理解重力是难点知识,学不好学生可能畏惧物理知识。对老师来说重力不易讲好,学生有丰富的重力生活认知,却不是知识化的,学生对重力好奇,生活在重力环境里不理解重力,老师教学取得良好效果会有力促进学生学习,否则与之相反。实验简单也易做,要达到学生体验重力特点的程度很难;讲重力要联系学生活,还要指出生活感知的误解;讲重力易扩大知识面和增加知识难度,能恰如其顺讲好重力,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反映老师的知识渊博性,教材处理能力和教学能力的体现。
一教材分析
1、教材要求学生理解重力的概念,在知道物体质量时会计算重力的大小;知道重力产生的原因和重力的方向,了解物体的重心。
2、重力是物理知识中常见的三种力之一,是八年级物理中的重点内容。有定性理解,也定量运算。是学生必须理解掌握的知识。也是生活中经常运用的知识。体现学生学习理解能力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重力教学的重点是重力的大小和重力的方向。难点是重力方向和重力大小与质量比的理解(g的意义)。
4、教材利用学生常见生活实例导入重力的存在,同时将重力和地球联系起来。通过实验探究重力大小、重力方向。举例水力发电、建筑打桩机说明重力在生活中地应用。
二、学生分析
1、学生生活在重力环境中,对重力有感知,是从物体的重量感受的。但是不理解重力,不知道重力产生原因和重力大小的计算。
2、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学生是听老师讲的,课本上是这样描述的。生活中学生不太关注重力的方向。重力的方向不可人为改变,学生理解时会困惑。弹力、摩擦力的方向人为可以改变。
3、学生感知重力是表面化的。学生在理解重力时会有困难,不能做到比较的深刻。学生理解重力达到课本知识要求就行。
4、学生的理解能力是在成长。老师认为学生能理解重力,有时不真实,只要学生以后理解也可以的。
5、学生喜欢学习知识能和生活感知结合起来。但是区别课本知识与生活知识不同处是学生学习困难的地方。人习惯用已知知识理解未知知识。生活先于学习。
6、学生学习的方法听课、做作业、不动脑思考知识,学习的知识用不起来,没有成就感,学习积极性不高。老师教学形式多样,但效果不理想。
三、教学设计
1、课堂教学(兴趣教学和实验教学)
(1)重力重力普遍存在学生是知道的,学生不知道重力产生的原因。重力产生的原因课本也写的很清楚。看书学生能理解文字意义,学生疑问的是,为什么地球是重力产生的原因。解决这一点要讲地球几何度很大、地球质量很大,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讲牛顿发现有质量的物体之都有吸引力的存在。所以重力是地球的吸引而产生的;学生这时会把重力和引力等同起来,这是不正确的。要讲重力和引力不同。可以用原因与结果不同来比喻。学生要这样理解重力产生的原因。
学生活动是列举物体受到重力的事例,让学生从知识角度感知重力是普遍存在的。
(2)重力的大小,从物体重量大小切入。物体的重量不同受到的重力大小也不同。学生对物体重量大小是有认识的。介绍弹簧测力计及使用方法,按照课本的表格老师做三次实验,取250克、500克、1000克钩码,让学生明白物体质量已知;测量对应重力2.45牛、4.9牛、9.8牛。通过学生计算重力和质量的比,让学生发现三次实验的比都是9.8牛/千克。得出:
重力=质量×9.8牛/千克,的逻辑关系,
如果用字母代表文字更方便好记:G=mg
g的理解,g是由实验得出重力和质量的比;在地球上不同的地点G/m的比可以不同;在地球同一地点G/m的比,对一切物体是相同的。从此以后我们用G=mg式计算已知质量物体所受到的重力。反之,已知物体受到的重力也可以计算物体质量。
从G=mg式可以得出,质量大的物体受到重力也大,质量小的物体受到重力也小。
学生活动,跟据自己体重计算受到的重力;计算0.5㎏苹果受的重力;计算4.5吨大象受的重力。
第一节课就讲到这里,过程要简洁,语言简练准确,实验演示规范清晰,数据记录真实。学生活动要到位。用时准确,核心是学生理解物体重力的计算。
(3)重力的方向,实验演示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学生对竖直向下的表述不习惯,生活中学生对竖直、向下都选地面为参考,所以会有一些错误。老师只要坚持重力方向竖直向下就行。学生如果问为什么?回答实验证明。重力的方向人为不能改变,也用实验证明。让学生在实验中感到重力方向人不能改变就达到教学目的。关于重力的方向老师不要多讲,更不要想给学生讲清楚。否则,就越讲越多,学生听不懂,老师也讲不清,教学就很失败。让学生通过实验探究重力的方向,重力的方向不可人为改变。
学生活动,根据重力方向的特点,列举重力方向在生活中的应用事例。
(4)探究影响物体受到重力大小的因素
由G=mg式分析,物体受到重力的大小与物体的质量有关。质量大的物体受到重力大,质量小的物体受到重力小。与物体所在的环境有关,举例:同样质量物体在地球上受到的重力大,在月球上受到的重力小。这一点学生是知道的;如果学生问为什么,就说地球的质量比月球的质量大得多。学生就能明白。在G=mg式中由g来反映。这样讲是为了培养学生联系数学知识在物理在的应用,如果学生有了这样的意识,对以后的物理学习帮助很大。同时也扩展了学生的想象空间。
物体受到重力大小与物体形状没有关系,通过演示实验证明。
2、重力实验教学
物理是以实验为基础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很重要;能帮助学生学习;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科学的学习方法。
(1) 实验准备
在实验室学生实验,按姓名两人一组,每个人具体分工明确。实验所 用物品、器具、实验表格、书写工具等事先充分准备。
(2) 实验过程
调试天平,测量所给三种不同物体的质量,记入表格。
调试弹簧测力计,测量上述物体的重力,记入表格。
因为实验物体质量比较小,老师要强调质量单位的换算。学生在计算上的错误,会影响学生的实验情绪。
计算实验数据,记入表格。对比实验结果。允许学生有不同的结果。对错误结果要让学生找出原因。
(3) 实验总结
表扬实验认真细致,达到实验目的学生。指出学生实验出现错误的原因。强调物理实验帮助理解物理知识的重要性。
学生物理实验课比课堂教学难组织,学生活动容易混乱。学生没有实验的耐心和态度。不易取得预想的结果。实验前分组明确,要有严格的纪律要求。要给学生讲实验的方法技巧。八年级学生很好动;也没有实验的方法和技巧。要充分了解掌握学生,保障实验达到目的。
通过对重力教学的过程来体现,我对重力教学方法的论述。
一、头脑奥林匹克竞赛活动的特点
1、强调团体努力，以学校名义参加竞赛，每个参赛队由7名具有各种才能的学生组成，队员
要团结合作，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整个队才有希望获得成功。
2、鼓励队员充分发挥创造性，鼓励与众不同的答案，让每个队员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对特别有创造性的答案，给于最高的奖励。
3、强调趣味性，比赛题目形式多样，生动有趣。整个解题过程要用艺术表演的形式来体现，在令人难忘的、幽默的表演中创造性地完成规定的任务。
4、反对成人协助，学生有充分表现自己各种才能的权利，反对教师、家长等成人包办代替。对有成人协助的队，将进行处罚。
5、广交朋友，通过每年的地区竞赛和世界决赛活动，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年级的学生互交朋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
二、头脑奥林匹克活动的理论依据
1、心理学依据。
青少年时期心理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幼稚性向成熟性过渡。由于体力和智力的迅速发展，他们精力旺盛，活泼好动。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小孩子”，要求独立，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总想显示自己的力量。
2、创造心理产生的条件
（1）、知识是创造的依托。智商高的学生不一定有创造性，还需要有创造性思维。智商一般的
学生，创造力得到开发后，也能有好的创造。
（2）、创造性人才的心理素质。主要体现在他们有强烈的好奇心；顽强的毅力；勇于进取的精神；与众不同的思维；健康的人格等。
（3）、有利于创造的环境。民主的家庭；宽松的氛围；进取的集体。
3、创造性活动的原则，充分发挥右脑的作用。右脑所获得的形象、直觉，对整体的感知、想象等，
是产生创造性设想的源泉，是创造活动的关键。左、右脑的密切配合是创造力真正基础。
智力因素是创造活动的必要条件，非智力因素的创造动机是创造行为的直接推动力。两者都要得到和谐的发展。一切创造活动都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补效应。创造活动的过程是显意识和潜意识的交融过程。
三、头脑奥林匹克活动的内容和实施
1、头脑奥林匹克竞赛的内容和形式：
每年3月中旬举行上海地区竞赛，5月底选拔两支优秀队赴美国参加世界决赛。题目由国际头
脑奥林匹克协会（CCI）出的统一赛题。题目有长期题、即兴题、附加风格表演。头脑奥林匹克竞赛模式图见附录。
2、头脑奥林匹克课外活动：
为了使队员们在比赛中赛出好成绩，真正通过比赛引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学会创造的
本领，在赛前训练期间，可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
（1）、科学探索活动——从赛题内容出发组织活动。如：“怎样感觉空气的存在？”要求学生用各种方法来做尽可能多的实验，感受空气的推动力和阻力。
（2）、技能学习——运用知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利用量角器设计并制造简易的经纬仪，测量自制模型飞机的飞行高度。
（3）、社会考察——通过对社会的初步探索，获取、分析、评价和应用社会研究的成就，以便更富有成效地创造。如：参观航空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垃圾处理厂等。
（4）、学会思考——学会从不同角度进行千变万化的思考，做“头脑”体操，使学生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得到提高。如让学生尽可能多地说出纸的用途等。
（5）、学会表达——创造性的构思通过语言、表演、音乐、道具表现出来，是学生综合素质的反映。可通过小品创作、表演、编剧、制作等来提高技能技巧，激发创造的兴趣。如：创造一种能取代飞机旅行的方式，并通过道具、语言、动作向大家介绍。
3、头脑奥林匹克参赛队的组成和赛前训练
（1）、组队——挑选富有各种才能的学生，如艺术和音乐、表演和创造等，组成参赛队。
（2）、长期题的解法——要熟读赛题，讨论完成规定任务的各种方法。确定主题，找出符合主题并能适合队员完成的方法。编写剧本、制作道具，并不断改进。风格表演要多次排练。
（3）、即兴题的训练——要和长期题训练交替进行。进行扩散性思维训练时，要从性质、外形、颜色、用途等全方位扩散。使队员能合作密切、反应灵敏、思维快捷。
头脑奥林匹克活动没有失败者。头脑奥林匹克队员的工作是找出一种完全适合他们的解决方法。这只能通过听、看、出力、合作、提炼和紧张训练才能取得。对学生而言，头脑奥林匹克活动是亲手实践，对教练而言是积极辅导、启发诱导，为取得最佳成绩而奋斗。
4、头脑奥林匹克活动课：
把头脑奥林匹克活动列入课表，每周一节。主要内容：创造思维的培训和动手能力的培训。
5、头脑奥林匹克夏令营：
通过参观、访问、调查、观测、制作、竞赛、交流等多种形式，满足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发他们的兴趣，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获取知识、信息，增种能力，有利于参加头脑奥林匹克竞赛。
6、头脑奥林匹克擂台赛：
（1）、上海市头脑奥林匹克擂台赛——每年的10月——12月举行比赛，学生以个人名义参赛。题目以普及为原则，动手制作为主。经过几期擂台赛，学生的作品不断提高。
（2）、头脑奥林匹克电视擂台赛——每年8月举办，各省市组队参赛。以电视作为传播媒体，向全国宣传头脑奥林匹克活动、推广头脑奥林匹克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参加头脑奥林匹克活动。
四、头脑奥林匹克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1、深受广大青少年欢迎
第一届上海市头脑奥林匹克竞赛时只有30所学校参加竞赛，现在上海每年有150多所学校的近200个队参加竞赛，发展很快。从1988年以来，北京、武汉、天津、广州、深圳、南京、温州、东营、香港等地先后派出代表队到上海参加比赛或观摩比赛，该活动已从上海辐射到全国，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欢迎。日本、新加坡、德国等国外的青少年也曾到上海进行头脑奥林匹克活动交流。加强了青少年的国际交往。头脑奥林匹克电视擂台赛现在就有北京、天津、石家庄、东营、南京、扬州、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武汉、南昌、大连等10多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参加。
2、学生的创造力普遍得到开发
通过对某区8个参赛队的统计分析，对第一次参加竞赛的队和多次参加竞赛的队，他们的长期题、风格和即兴题得分，用两个平均数之间差数的显著性检验，可得出结论：他们的长期题得分有显著差异，风格得分差异不显著，即兴题得分有极显著的差异（见表）。
统计量
题型参赛队队数
n
平均分
x
标准差
s
t检验
结论
长期题第一次竞赛队
多次竞赛队5
3119.35
169.8023.21
27.86t-2.78
p<0.05差异显著
风格第一次竞赛队
多次竞赛队5
338.26
46.7310.59
5.66t-1.25
p>0.05差异不显著
即兴题第一次竞赛队
多次竞赛队5
330.78
97.2218.1
4.81t-6.05
p<0.01差异极显著
许多学生多次参加头脑奥林匹克竞赛，学会了许多知识和技能。他们在其它科技竞赛中也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尤其在发明创造活动中，他们的作品常常获奖。
如：市二中学学生杨峥,他在小学、初中时多次参加头脑奥林匹克竞赛，还到过美国参加过世界决赛。在发明创造活动中，他发明的“打字底稿自动托架”、“防风衣架”、“圆弧半径尺”、“球面半径尺”等作品多次在上海和全国发明创造竞赛在获奖。
3、提高了学生的整体素质。头脑奥林匹克
党和国家提出了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并明确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法治保障”要求。那么，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首要方面是理念的更新，另一个是方式方法上的转变。当前社会管理的方式存在一个显著的矛盾性发展，即管理设备与技术越来越先进，然而管理手段却依然像过去那样粗放与粗暴，暴力执法经常被人们所诟病。究其原因是，虽然社会管理设备的性能是提高了，但我们在社会管理理念上却没有与时俱进，作相应的调整与转变。如，我们早就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但是有些管理者和执法者缺乏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把法律当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某法律对自己的管理工作有利则要依法执行，如果对己不利则放置一边。他们仍然没有从最为根本的观念上进行转变，对社会管理法治理念存在诸多误区。中央已提出要用法治思维武装领导干部和管理者的头脑，要用法治方法化解社会矛盾，但由于法治理念未及时更新，尚未来得及对社会管理法治的支撑要素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及时更新，则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动力与引导，促成社会管理创新内外部动力的一种及时回应，这种回应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稳步推进。
二、法治理念更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先导
前已述及，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理念的更新及社会管理方法与方式的转变。理念的更新是首要的，这是因为理念更新是行动创新的先导，人们的思想和眼光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一个没有法治思维的领导干部，很难想象他在解决所遭遇的社会管理问题时会想到用法律解决问题;人们具有不同的法治理念，就会对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与做法有不同的认识，就会形成不同的法治实践效果。在目前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推进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全新的思维与眼光来体察社会，认识自己，以避免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生重大偏差，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实现民主和善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要严格依法办事，依照法律和制度管理社会;而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指引。哈耶克指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①换句话说，政府必须要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其社会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必须由法律授予，在社会管理过程既不能越权、也不能滥用权力、更不能怠行职责;要形成“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以及权力的行使由人民进行监督的意识与氛围。如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还固守原来的理念，如“权大于法”、“把法律作为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国家”、“不严格依法办事”等，将会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无法达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
三、法治理念更新是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需要
社会管理政策的决定者和执行者均具有一定的权力，因而存在着社会管理权力侵害相对人权利的可能性，这已被现实中大量实例所证明。因此需要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其实规制也是一种保障。为达到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目的，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社会管理人员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用正确的法治理念能够武装其头脑，使社会管理者树立依法行使权力和注重保障相对人权利等正确的社会管理的法治观，远离与排斥超越职责范围行使权力、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二是将正确的法治理念具化于具体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使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与决策能够体现现代法治观的要求，能真正保障公民权利。对社会管理相对人而言，具备正确的法治理念也非常重要。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这当然要求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时依法而为和自我克制，也需要相对人对法治理念的接受与理解，才能在权益被侵害时具有依法维权的意识，能采用合法方式维权，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四、市民社会的良性成长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由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是日新月异，社会结构日益多元，人们的诉求更加多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是呼之欲出。于是，国家权力逐渐从一些领域退出，逐步构建起职能范围适度、组织规模适中的政府，在管理中是提供引导、指导与服务。
五、政府职能转变及法治政府的建立需要更新法治理念
我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以行政机关为主体，采用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大包大揽，包打天下，另一方面政府应负责的公共职能却长期履行不到位;一方面政府承担一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应该由政府履行的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说明倚重行政手段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是弊端丛生。经济市场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求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打破政府发号施令、群众被动接受的单向管理方式;我们要顺应社会结构发生的新变化重新为政府定位，形成多元多维、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形成公民人人参与管理，服从管理，并从中受益的格局。这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建立法治政府，政府需依法治理，不能越权、不能滥权、更不能怠行职责。公民需要依法参与管理活动，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最终，在社会管理中充分体现民主，使社会管理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双向的互动的活动，政府与公民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六、结语
工业水足迹概念的提出
目前，国际上对水足迹的计算方法和基础还存在争议，其中边界及评价要素的确立是关键。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水资源利用，这无疑是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但由于目前能够获取的数据资料有限，导致其不确定性较高，在某些情况下的指示作用下降，调控缺乏针对性。为了降低其现实操作难度，本文提出可以循序渐进，首先针对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水资源消耗与水环境污染进行研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全生命周期阶段评估结果差异性大水足迹评估需要全面考察产品的农业种植、工业加工、分销零售、废弃回收等整个生命周期阶段。根据环保部历年《环境统计年报》，农业用水量基本保持稳定，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已经成为水资源消耗增加的最根本因素。农业用水受到作物品种本身的生理特性及环境条件的影响较大，相比之下，工业活动及其相关的生产技术、工艺、管理等的人为调控程度较高，可操作性强，更有利于直接有效地开展水资源管理。而在产品销售和使用阶段，受季节变换、距离远近等影响，产品使用模式又受消费者收入水平、个人习惯等个人因素的制约，水足迹数据的不可控因素较多，而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全生命周期评估的链条较长，是一项耗时和代价不菲的任务。研究表明，针对关键生命周期阶段（工业阶段）的碳足迹和水足迹评估，更加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和产业现状，也适应了国际发展趋势，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使得研究成果能更好的服务于产业的节能减排。工业水足迹与水足迹的区别与联系工业水足迹主要研究分析工业生产及其相关活动中的水资源消耗，与水足迹存在着明显差异：首先，与胡克斯特拉提出的水足迹不同，它不考虑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原料或辅料，只分析各种工业原料、辅料与能源中隐含的水资源消耗和水环境污染。其次，与产品水足迹不同，它除了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蓝水和灰水足迹外，还包括能源、物料消耗及公共部门分摊的隐形水足迹。工业水足迹作为水足迹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化和评价的方法学仍是按照生命周期的原则与框架要求进行[6]，在评价原则、计算方法和实施程序方面则基本是一致的，计算的范围包括了工业制造阶段所涉及的原料、活动和过程，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核算边界的长短。组织以某一企业、单位为评价目标对象，以衡量某一组织的水资源消耗与废水排放及其构成。开展此类评价，能够促使组织者积极研发新工艺，降低成本，提高物质资料与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环境成本；并加强竞争，促进生产工艺、设备、产品及组织的优胜劣汰。将工业生产生命周期内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水足迹具体落实到某一产品中，有针对性地控制各环节的耗水量与废水排放量，促使产品生产商改进工艺及技术创新，降低产品在生产环节的能耗和物耗；实现对不同厂家的同类产品进行评估，建立产品的工业水足迹数据库，促使企业加大对生产环节的管理与监督，降低单位产品的耗水量与废水排放量，并推进产品的水足迹标识，帮助企业和消费者建立环保健康的消费意识。行业反映区域内某一行业的水资源消耗与工业废水排放的整体水平和企业之间的差异。开展此评价，能够警示管理部门或决策者，限制和规范高耗水及高污染物排放行业的发展，降低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区域指示区域内水资源消耗与污水排放贡献的行业分布与空间分布，有助于结合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与环境保护目标，从节约用水与保护自然水体的角度，引导区域优化产业结构，制定适宜的节能减排管理措施，建立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工业水足迹评价方法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完善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国家的未来，由于身体、心智方面均不成熟，未成年人明显处于弱势群体地位，其权益极易受到侵犯，也极易成为各种违法犯罪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犯罪也越来越严重。刑法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不受各种犯罪的侵害，另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人权，使之不受非法的刑事追究。然而现行刑法尽管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充分保护的法律精神，但仍有不少缺陷之处，有待完善。
一、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主体的保护
在刑法上，作为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处于这一年龄时期的人，虽然有一定的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因生理、心理等都还处于发育之中，思想观点并不像成年人那样成熟和稳定，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明文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适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能要照顾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定罪、量刑、行刑方面都不能等同于成年人，然而现行刑法在这些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1、定罪过程中的非犯罪化政策
非犯罪化，是指对于那些虽然符合刑法规定，但情节轻微，没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能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就不作为犯罪。比对现行刑法的这一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该撤销案件，或者不，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因此，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有权作出不的决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能作为治安处罚的就不作为犯罪追究；人民法院不认为其犯罪的则不定罪。公、检、法三大系统全面协调贯彻对未成年人定罪过程中的非犯罪化政策。
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第1、2款明文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的，不能成为犯罪主体，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可以成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罪的犯罪主体，未满16周岁可以成为任何罪的主体。由此可见，此上述八种罪的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和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两类未成年人在定罪方面等同于成年人，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也没有体现从宽的政策，这应该是立法上的不足之处。虽然2006年1月份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了可以不认为其犯罪的几种情形，弥补了刑法法条里的许多不足，但远远还不够。
总之，在定罪方面，要尽力贯彻好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非犯罪化政策，立法上应规定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并予以明确界定。
2、量刑过程中的减免处罚政策
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49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方面对未成年人减免处罚的总脉络，不仅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而且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的规定相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除此之外，对未成年人来说，在刑法总则中就没有关于量刑方面的其他规定了，这就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麻烦，理论上也存在诸多争议，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适用缓刑规定，免予刑罚处罚规定，自首和立功方面。
（1）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是量刑过程中减免处罚政策的一大表现
缓刑作为国家控制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被认为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控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个支柱，是特殊的刑罚手段。这一特殊的刑罚手段对促进罪犯改过自新，预防罪犯再次犯罪起着很大的作用。由于未成年人可塑性大，容易偏离生活正常轨道走向犯罪，但也容易认识错误改造自新，因此，缓刑的适用对于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作用更为显著。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对缓刑适用条件的界定。另外，第74条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
根据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精神，对需要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只要符合刑法第72规定的缓刑条件的，一般都应适用缓刑。这样做，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教育、挽救和改造，可以避免和防止在监狱或劳改场所的交叉感染，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但是，在如何判定未成年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以及在掌握未成年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条件时，刑法并没有作出有别于成年罪犯的规定。未成年人可塑性大，正因为这点，才要求法律对其给予特别保护。
（2）对未成年人免于刑罚处罚是量刑过程中减免处罚政策的另一表现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立法者这样规定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认知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成年人而言有所减弱，其法律上的可责难性小，因此，基于主体年龄的因素，可以从宽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既然司法解释都规定了免予处罚的情形，司法实践中也适用免除处罚，那为什么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不能涵盖免予处罚这一原则呢？这也是刑法对未成年人立法保护在量刑方面不够完善的地方。
另外，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关于“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的规定，未成年人的年龄情节已经被视为适用免刑的条件之一，而且也得到司法解释的确认。解释规定，未成年犯罪中的初犯、偶犯，如果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属于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以及犯罪后自首或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应适用《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分。
3、行刑过程中的从宽处理政策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三大原则之一。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相对应的是执行刑罚人人平等。罪行轻重不同，主观恶性不同，改造难易不同而给予差别处理，这是行刑中的应有之义。但由于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改造难易程序明显不同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给予区别对待，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精神，这不违反行刑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是行刑平等的实质体现，诠释了司法公正的精神。我国刑法中对这种区别的待遇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减刑、假释的规定中，也没有明文规定未成年人应该放宽。199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人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当放宽。”立法的不足不能仅用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补救，而且这一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可以比照”，而不是“应当比照”成年罪犯适度放宽，行刑平等原则是要切实保护发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实行实施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无形中被缩小了。
另外，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因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一规定对未成年人因突发或偶然暴力性犯罪而被判重刑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被害人的保护
1、直接规定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犯罪
我国刑法直接规定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罪名主要集中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具体是指刑法第237条规定的猥亵儿童罪，把儿童作为犯罪对象的，从重处罚。第241条规定的拐卖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拐卖的儿童罪，第262条规定的拐骗儿童罪，即“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规定为该罪的犯罪对象，从而体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第359第第2款规定的引诱罪，把“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的”，单独列款，并规定相关的惩罚，以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保护。第360条第2款规定的宿罪，对“宿不满十四周岁的的”，与一般该行为相比，其处罚更为严厉，“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些罪名都把未成年人作为侵害对象，并且刑法分则将其作为专有罪名规定，或单独成条或单独成款，并且制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或从重或加重，以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另外，《刑法》修正案（四）第4条规定的雇用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儿童乞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把侵害未成年人作法定的加重情节
刑法第236条规定，奸的以罪论处并从重处罚，同时，该条第3款规定，具有奸节恶劣或奸多人或者二人以上的，或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该条把犯罪对象作为从重、加重的一个因素，是因为行为对以后的身心健康及思想发展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法律理应制定更为严厉的处罚，对他们加以保护，给予宽慰，帮他们树立自信。刑法第239条第2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即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其死亡或杀害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240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即属于第1款规定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应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属于第2款规定的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应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刑法第347条第6款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制造、运输，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的，从重处罚。使其不受的侵害。刑法第353条第3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的，从重处罚。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心智方面均不成熟，辨别能力也较低，极易受唆使，容易被利用。前两款的规定既可以对不法分子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又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组织、强迫不满14周岁的的属于组织罪、强迫罪的情节严重情形，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364条第4款规定，向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物品的，从重处罚。从思想和精神上给予未成年人更为干净的成长空间。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抢夺数额较大，并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抢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财物的。
从上述刑法的有关规定及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刑法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以未成年人作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进行从严制裁，体现了国家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与保护。但是这并不表示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已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刑法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不足日益显现，亟待完善。
3、特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渎职犯罪的规定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刑法第416条第1款规定，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刑法第416条第2款规定，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完善思考
（一）关于《刑法》中某些条款的完善思考
1、对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刑法第138条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罪名为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享受教育权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校舍、教育教学设施的安全理应得到保证，社会各界各部门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但是，根据刑法的这一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采取了措施而没及时报告，或者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只要及时作了报告，即使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员，也不构成犯罪。法条条文里一个“或者”，就留下了很大的空子可钻，使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倒塌事故发生时，主要责任人员就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和余地。只要将校舍等设施潜在危险做过报告，不管以何种形式，也不管向上级哪个部门，只要报告了，自己就不会构成犯罪，或者在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存在危险，随便采取一点措施就算完事，或者在采取措施和及时报告二者中，选择最容易最省事的。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立法愿意和初衷的，它不是督促责任者主动采取措施，而是督促责任者及时报告，把危险和问题转移上交，自己的责任推脱得所剩无几。因为责任者在二者选择中，一般都会避重就轻地选择转嫁责任。这是对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权的极大漠视，这样立法根本不能起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作用。这样的条文若不加以修改完善，就不能引起有关人员的足够重视，从而使他们对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存在的危险视而不见，对广大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漠不关心。
建议立法部门在对本条的修改时，着重突出行为人认识并采取措施情况对本罪构成的影响，清晰明确责任者应负的责任程度，尤其要特别强调，对学校或者教育单位有关负责人在明知校舍、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的情况下，能采取措施而不采取，或者无能力采取措施又不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行为严厉惩处，从严治罪。
2、对拐骗儿童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我国刑法第262条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法条规定，本罪的侵犯对象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而实践中拐骗十四至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因刑法无明文规定，故致使处罚无据。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将拐骗儿童的保护对象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扩展到整个“未成年人”，把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纳入此罪的保护范围，而不再使这一部分未成年人游离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相应地，本罪名也应所改变，应确定为拐骗未成年人罪，或者仍定为拐骗儿童罪。只是这时的“儿童”不再是我国传统语言上的“儿童”，而是指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的范围一致。
3、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刑法第241条第1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条第6款还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我个人觉得刑法的这一条规定的法定刑过低。收买被拐卖儿童，事实上起着给拐卖儿童“销赃”的作用。买卖是对向性的，给“买”方市场以严厉的刑罚打击，有利于从源头遏制、杜绝拐卖儿童的发生。“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足以对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产生威慑作用，建议提高法定刑的起点，同时规定情节轻微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另外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则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显然不利于打击收买儿童的犯罪，更不利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议对其进行轻微的刑事处罚，以示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
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心智等各方面均不成熟，他们的行为偏差与成年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明确犯罪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犯罪有着明确的差异。因此，现代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均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目的应当重在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现代法治国家大多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各种各样有效的非刑罚处罚方法。非刑罚处罚方法可避免未成年人因被判处实刑而在监禁场所受到交叉感染，降低再犯的可能性；可以在一定强制条件下矫治未成年犯罪人违法犯罪的倾向，医治其不健康的心理，使其成为合法守纪的公民；可以对虞犯少年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使其约束自己的行为，防止其犯罪的可能；以形式上的惩罚平息被害人和社会的公愤，使被害人从犯罪造成的痛苦中慢慢解脱出来，达到补偿安抚的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五种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践运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未成年罪犯实施非刑罚处罚方法，既减轻了监狱的压力，减少了国家司法的负担，又让未成年罪犯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有利于未成年罪犯顺利回归社会。但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上述五种非刑罚处罚方法显得过于单一，切缺乏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与先进法治国家相比，我国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未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实施，要么由政府承担，要么由个人承担，未能充分发挥综合治理的优势；缺乏量刑阶梯，难以体现对一般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与严重违法行为的区别对待和不同程度的警示作用，以致造成司法实践中两种极端：要么升格处理判处刑罚，要么降格处理免除刑事处分一放了之。因此，借鉴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已势在必行。
1、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在我国是一种与监禁相对的行刑方式，即是法院判处罪行较轻的犯罪人，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为社会提供无偿劳动，通过此种方式，达到服务社会、矫正犯罪心理、改过自新之目的，完成罪犯之改造任务。首先，由于未成年人接受的社区主流文化较少，社会化程度不高，因而对许多问题缺乏正确的区分和判断能力。若对其进行监禁，极易受到监狱环境中负面的影响。其次，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激情犯罪的较为常见，其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将其放在社区中加以矫正，在亲情的感化和社会的监督下，他们往往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摈弃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真正做到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据统计，最早每年大约有五万个社区服务性案件。依照英国的法律，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四十小时，最多为二百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要有五至二十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社区服务的项目包括各种不同的劳动项目，如让未成年罪犯去粉刷社区的墙壁，清楚乱写乱画的东西，打扫公共场所等。如果未成年罪犯，不按时到社区服务，第一次监管人员要警告他，第二次要提出严厉的批评，第三次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香港《社区服务令条例》规定，法庭可以对被宣告构成可以判处监禁刑罪行的十四岁以上的人适用社区服务处罚，并要求违法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事不超过二百四十小时的有益于社会的无报酬工作。
2、监管令
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发出监管令，这也是对未成年罪犯教育和改造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监管令是指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刑事案件的判决或暂缓判刑的决定生效后，对未监禁或已解除监禁的失足少年及其监护人发出的，要求他们在一定的期限内必须遵守和履行某些限制性规定的书面指令。监管令的时间一般为1－6个月。在监管令规定的期间，公安机关负责对未成年人的生活行为依据监管令的内容进行监督，法院的法官负责未成年人的帮教考察。具体而言，监管令的内容包括要求未成年人：不得游荡社会，夜不归宿；不得脱离监护人单独居住；不得吸烟酗酒；不得进入营业性网吧、歌舞厅、迪厅、洗浴城等不适合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等。要求监护人不得让监护对象单独居住，发现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应及时查找并向公安机关报告；在生活、交友等方面严格要求监护对象，防止其不良行为的发生；积极指导和帮助监护对象读书学习、及早就业等。为了矫正失足少年的不良习惯，帮助失足少年真诚悔过，预防其重新犯罪。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自2002年7月以来，率先作了有益尝试，并且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建议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将监管令这样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不断加强并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定。
（三）关于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其他相关法律有效衔接的思考
《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我国宪法以抽象的条文阐释了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也是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我国《义务教育法》第21条明确规定，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应当进行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人民政府予以保障。《监狱法》第75条规定，监狱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上述法律规定是有关未成年罪犯受义务教育权的保障。
未成年犯的思想和性格的可塑性较强，虽一时失足犯罪，但人生之路还很长，完成义务教育可以弥补他们的缺失和遗憾，能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自控能力和综合素质，大大巩固改造效果，能使他们更好地回归和融入社会。但是，刑法中对未成年罪犯受教育权的保护与相关法律呈脱节状态，甚至处于空白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