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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美服务贸易；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结构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汹涌的背景之下，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度变革，以金融及信息革命全球化发展为特征的科学技术革新浪潮正在推动世界服务业加速发展。如今服务业占各国经济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已达70%，中等收入国家接近60%，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左右。随着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发展，国际间的服务交换规模也在日益扩大，2009年，世界服务出口额达到了3.3万亿美元，数据来源于WorldBankDatabase、BEADatabase和中国商务部网站。
相比1970年的不足710亿美元增长了45倍，目前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贸易总出口额的1/5。同时，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服务贸易占比较大的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较快地出现了复苏势头，其恢复速度快于依赖货物贸易的国家。由此可见，服务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趋势已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中美服务贸易比较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国，服务业高度发达。2009年，其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15.4%，表现出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强劲优势地位。另外，中国服务贸易也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势头，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长0.6%，但由于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起步较晚，服务产品竞争力较弱，在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双边服务贸易中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在整体服务贸易水平还是在部门结构等方面与美国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
1.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发展持续稳定，国民经济贡献度较高
服务业对美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大，以2005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美国GDP的70.93%，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2.47%。自1984年开始，美国服务业产值占当年GDP比重就已超过60%，可见，伴随美国服务业发展，其服务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
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4220.2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8799.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3%。其中，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3年间平均维持在28%左右，2004年达到30%并维持了4年，由于经济缓慢复苏，2009年小幅上升，达到33%。就服务贸易出口额总体而言，美国呈现上升态势，仅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美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560.9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5091.8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1.99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达到15.4%，世界排名第一位。美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8年间平均维持在16%左右，仅1997年、2005年和2006年在16%以下，其余均大于16%，2009年明显提高达到19.2%。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其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1659.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707.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2.23倍。2009年服务贸易进口虽有小幅下降，但其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达到11.9%，世界排名第一位。
（2）中国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对中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小，以2009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中国GDP的42.6%，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33.2%。中国经济结构中，由于第一、二产业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较小，致使中国服务贸易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其对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522.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8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4.5%，是美国年均增长率的4倍多。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2年间平均维持在10%以上，2003年下降为9.57%并保持到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再次下降，降为8.7%左右，2007—2009年又小幅上升并维持在9%左右。就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而言，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仅有2009年相比2008年下降12.11%。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45.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28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25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为3.88%，世界排名第五位。然而，中国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仅是美国的1/4。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7年间由16.30%下降至11.91%，2008—2009年稍有上升维持在12%以上。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277.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582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7倍。虽然2009年在世界服务贸易进口前十位国家中，中国是惟一与2008年相比没有出现下降的经济体（德国和英国进口额分别为2550亿美元和1600亿美元排名第二、三位，美德英进口额同比均出现10%左右的降幅），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为5%，世界排名第四位，但服务贸易总量只占到美国的1/3。
2.服务贸易结构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各部门发展比较平衡
美国服务贸易自1971年起持续保持顺差状态。其中，1986年服务贸易顺差仅103亿美元，1997年则达到较高历史水平，增至902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7倍左右。2007年服务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为1296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出口5048亿美元，进口1296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持续增加，2009年服务贸易顺差额相比2008年虽下降了4%，仍达到1384.2亿美元。
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出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分别是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运输和金融服务，其出口额各自分别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24.17%、17.63%、16.75%、15.65%和11.82%。同时，政府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通讯、建筑服务分别占比4.15%、3.18%、2.58%、2.09%、1.75%和0.24%，合计在15%以下。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中，进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分别是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和保险服务，其进口额分别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25.27%、21.62%、13.91%和11.31%。同时，政府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通讯服务分别占比9.64%、6.62%、5.01%、3.92%和2.09%，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建筑服务比重较小，分别是0.45%和0.16%。综合美国服务行业进出口所占比重，各个服务部门发展符合美国经济特点，没有出现比重极大的部门，即部门间发展未表现出严重失衡现象。同时，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新兴服务部门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突出，在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
（2）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各部门发展有所失衡
中国服务贸易在1984—1995年间保持小额顺差，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后进入持续逆差状态，并且自2002年开始逆差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后，服务贸易逆差更加显著。其中，2004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到最高值95.5亿美元，2004年以后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小幅缩小之势。但2008年和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分别达到115.6亿美元和296亿美元，2008年服务贸易逆差额比2007年增长51.9%，2009年比2008年增长56.1%。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主要逆差行业为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和旅游，逆差额分别是230、106、97和40亿美元。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旅游服务贸易占比第一，2000年达到53.34%，自2004年之后呈现递减趋势。运输服务贸易占比第二，且在2000—2008年间占比逐年上升［1］。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通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贸易占比最小。可见，中国一直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传统服务贸易相比差距较大。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呈现逐年缩减趋势，如旅游服务部门，而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占比逐年递增，尤其是咨询服务，2008年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12.33%。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中，进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分别是31.67%、22.75%和14.55%，合计70%左右。同时，咨询、保险与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分别占比8.52%、8.02%和6.49%，而建筑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分别占比2.75%和1.99%。通讯、金融、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占比较小，合计为2%以下。综合中国服务行业进出口占比，部分行业占比极大，中国服务部门出口出现严重不平衡现象。
3.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多元，涵盖多个经济体类型
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墨西哥、爱尔兰、法国、瑞士、中国和荷兰是2008年美国前十大服务出口市场，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55.19%。在前十大出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占据五席，包括英国、德国、爱尔兰、法国和荷兰，合计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27.77%。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百慕大、法国、墨西哥、瑞士、印度和爱尔兰是2008年美国前十大服务进口来源地，占美国服务总进口额的56.29%。在前十大进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占据四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和爱尔兰，合计占美国服务进口总额的26.45%。事实上，欧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瑞士分别是美国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
欧盟是美国服务出口最大的目标市场，2008年，欧盟27国进口美国服务项目占全美服务出口总额的37.3%。同时，欧盟也是美国服务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从欧盟进口服务的增长率也高于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率。就地区性而言，西欧和中欧国家是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交易多集中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及通讯服务。加拿大和日本是美国服务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分别占比8.71%和7.84%。加拿大与美国无论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还是经济环境都有极大相似之处，因而加拿大不仅是美国服务输出的主要接受国，还是美国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这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方面体现尤为显著。近年来，伴随着美国日益重视亚洲和环太平洋服务市场的拓展，韩国从1987年开始逐步成为美国生产出口的最大国家，同时，新加坡、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服务市场增速很快。据WTO统计，2008年美国与中国双边服务贸易额为260亿美元，同比增长13.1%，占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7%。其中，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160.9亿美元，同比增长13.3%；进口99.2亿美元，同比增长12.8%。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额为61.7亿美元，同比增长14%。
综合看来，欧盟、加拿大、日本、瑞士、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在美国十大服务出口目标国之列，也是美国十大服务进口来源国的一部分。可见，美国服务贸易市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同时也包括墨西哥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市场多元化特点。
（2）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集中，侧重发达国家和地区
2008年，香港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是中国前五大服务出口市场。香港地区、欧盟、美国、日本和东盟是中国前五大服务进口来源地。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及发达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东盟各国市场在中国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香港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因素等特点，一直是中国服务出口主要目标市场，在旅游、运输、建筑服务和咨询服务方面体现尤其明显。在旅游服务方面，中国旅游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比60%左右，其中香港地区是旅游服务中的最大进出口市场。在运输服务方面，香港地区也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占中国运输服务出口总额的33%。在建筑服务方面，香港地区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仅次于东盟。此外，香港地区是中国咨询服务第一大出口市场，在咨询服务进口方面，香港地区和欧盟占据中国咨询服务市场50%的份额。近年来，伴随着东盟的日益强大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东盟不仅逐步成为中国货物贸易的主要市场，而且逐步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伙伴，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服务市场增速较快。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经济增长，欧盟逐步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重要合作伙伴，在建筑、保险、咨询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方面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4.服务贸易体制法规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较健全
美国服务业长期保持的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与美国重视服务贸易发展密不可分，表现为美国完善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健全的法律法规。鉴于国际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差异，不能通过关税措施对服务贸易实施保护，所以一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规范对该国服务贸易发展意义重大。
在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方面，美国服务贸易管理机构主要是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2］。其中，商务部负责服务贸易的具体管理工作，如统计服务贸易数据、制定服务贸易政策等，贸易代表办公室则具体参与和负责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谈判和协调等事务。这种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强大的谈判能力不仅能将有利于美国自身的贸易政策贯彻到世界服务贸易体系中，还能加强美国对服务贸易的执行与监督能力。第二，实现贸易促进和贸易救济相结合，在积极促进和扩大服务出口的同时，能够快速针对服务进口及国外服务企业对国内服务业带来的损害采取多种救济措施。
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方面，美国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以国会和联邦政府行政命令为主［3］，包括了对外贸易综合法案中的部分条款、对各个服务部门立法的相关条款和针对部分行业专门规定的市场准入制度等，但是各州也会单独对服务贸易立法，如保险业和专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和限制法令就是由美国各州各自制定的［4］。此外，美国各州也会依据自身优势行业制定服务贸易支持政策，如针对证券交易、企业产权等方面分别制定了《证券交易法》、《商标法》等。
（2）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中国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究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失衡，配套的立法工作没有快速、全面展开，导致中国还未形成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所以，改革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健全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对中国服务贸易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在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战略和政策主要由商务部通过服务贸易司具体制定和协调，隶属于商务部的服务贸易司还承担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双边及多边国际谈判等事务。但在实际中，以上大部分工作是由中央其它部委及地方政府执行。这种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第一，服务贸易整体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各有关职能部门相互之间衔接不到位，降低了服务贸易管理效率，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接轨。第二，多头管理现象导致中国对服务业的划分标准、统计口径等缺乏统一性，这与世界发达经济体间缺乏一致性，在贸易往来中易引发摩擦［5］。
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核心，以国家颁布的外资法为重要组成部分，以各部分制定的具体规定为支撑，具体规范中国服务市场。一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相比中国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中国虽然在近几年先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海商法》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但互联网通讯、电子商务等许多领域仍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此外，在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仍然存在有漏洞、有矛盾的现象，这严重削弱了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二、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2.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3.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2.缩小国内服务贸易逆差，把握服务业开放速度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3.拓展服务贸易地理方向，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4.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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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中美经贸关系，原因与影响
2005年美国财政部汇率报告认为，人民币挂钩政策“造成了全球市场的严重扭曲”。2006年报告提出，中国货币政策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2008年，美总统奥巴马曾阐述了如下观点：“若要实现双边经济关系的均衡发展，中心问题是中国必须改变其汇率政策。”[①]2010年9月20日奥巴马继续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称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未尽全力。由此可见原因与影响，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焦点。
一、中美双方的人民币汇率之争
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始于2002 年免费论文下载。美方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是导致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冲击美方制造业市场,造成众多工人失业。有鉴于此,美方要求中国升高人民币汇率,改变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经过双方不断的摩擦、对话，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同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美方积极评价中方这一举措,但又认为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够大,要求中方继续提升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进入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更是愈演愈烈。2月,奥巴马施压人民币，表示全年都将“劝说”人民币升值；3月，美国考虑征收人民币汇率反补贴税，奥巴马请人民币采行“市场导向”汇率政策，美国130名议员上书奥巴马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听证人民币汇率原因与影响，表示5月前投票；6月11日，美将审议针对中国汇率议案，议员再次强压人民币升值；6月19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三周之后，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堪称史上拖延最久的关于主要贸易伙伴国汇率半年度报告，未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但9月15日，美国会就人民币汇率展开两天的听证会，督促人民币升值。历时近十年，人民币汇率之争始终处于风头浪尖。
二、美方为何抓住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
首先，政治需求：
当前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民众不满情绪增加，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原因与影响，奥巴马急需转移国内焦点，将制造业压力大的原因归结到廉价的国外商品上。而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在即，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为国内近10％的失业率找到借口免费论文下载。而议员们更希望操纵议题，为自己选举拉票，进而掩盖其自身未能有效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事实。因此，在选举的压力下，立法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
第二，美国公众认知偏差：
美国公众认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汇率政策。典型观点是中国汇率机制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上升。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顺应市场供给的需要，则人民币自然升值，中国出口商品价格自然上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自然下降。[②] 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讲原因与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美国公众认为普通民众是中美贸易的受害者，“美国人中的大多数认为贸易收益没有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公平分配。”[③] 在美国，持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影响美国制造企业及工人就业”的言论也越来越高。不少美国人认为促使人民币升值是舒缓这一问题的“良方”。因为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优势。
第三，转移债务、转嫁风险
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又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1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8890亿美元，日本为7654亿美元），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美元贬值，也意味着相应减轻了美国对中国的负债。这才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真实意图。同时美国对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也万分忧虑，一方面，美国人担心中国突然减持美国债会对美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另一方面原因与影响，又担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增加会使美对中国金融依赖加深免费论文下载。因此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转移债务、转嫁风险。
第四，中国崛起触动美国危机感
美国表面上宣称，美中关系并不是零和博弈，中国繁荣对美国也有利。但在实际外交策略中，美国总显露出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迹象。首先，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让不少美国人顿感压力。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崛起之势更加明显；人民币正朝着实现自由兑换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迈进。如此一来中国对美元的需求就会大大降低，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受到威胁。美国允许中国发展，但是绝不允许发展成为它强劲的对手原因与影响，更不允许中国崛起到美国之上。中国的发展和增长必须纳入美元本位体制，要受美国掌控，紧咬人民币汇率，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人民币，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也是美国的真实政治意图。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中美贸易影响分析
（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分析
2005年7月中国汇率改革以来，分析五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情况(见表1），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已经大幅升值23.5%。2005年7月21日 中国开始汇率改革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11：1；
2005年底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5%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07：1；
2006年5月15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8.0关口 为7.9982：1；
2007年底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6.5%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7.30：1；
2008年4月10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7.0关口 为6.9920：1；
2009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基本上在6.81-6.85元区间；
2010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宣布重启汇改后的首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8275。9月21日原因与影响，人民币对美元一度升值至6.6997元，破6.7元免费论文下载。
表1 历年人民币汇率统计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1-7
汇率变化
8.07
7.9
7.3
6.99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23日早盘两市大幅低开，未能形成有效的反弹，维持绿盘震荡。
良好的盘感是投资股票的必备条件，盘感需要训练，通过训练，大多数人会提高。如何训练盘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保持每天复盘，并按自己的选股办法选出目的个股。复盘的重点在阅读所有个股走势，副业才是找目的股。在复盘进程中选出的个股，既符合本身的选股方式，又与目前的市场热门具有共性，有板块、行业的联动，后市走强的概率才高。复盘后你会从个股的趋同性发现大盘的趋势，从个股的趋同性发现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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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盘中更要做到跟踪你的目的股的实时走势，明白了解其当日开、收、最高、最低的具体含义，以及盘中的主力的上拉、抛售、护盘等实际情形，了解量价关系是否正常等。
4、条件反射训练。找出一些经典底部启动个股的走势，不断的刺激自己的大脑。
5、训练自己每日快速阅读动态大盘情况。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财政政策;有为政府;垂直结构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财政政策。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政策，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政策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政策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政策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政府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政府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政策，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只能增加政府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政府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政府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政府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而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垂直结构”，使得大国崛起这个结构性过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承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政策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政策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政策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总量指标，而且更加关注各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的指标。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着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着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7］唐恒、王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即将出版.
近期,来自外部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升高,但我们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导致中国面临重重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很起劲的美国也将“得不偿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应该在市场供求的基础上保持基本稳定,并逐步扩大波动幅度,增强汇率弹性。
当前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四重风险
第一,快速、大幅升值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在成功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后,“调结构”已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化会促进企业转型和行业结构调整。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最近,一些行业进行了压力测试,劳动密集型产品普遍感到可以承受的升值空间十分有限,这与人民币在2006-2008年期间已有较大幅度升值关系十分密切。
还应当清楚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一定的水分,部分顺差是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流入中国的“热钱”。因此,中国的出口优势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样强大,对出口行业的承受能力应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升值,而无其他政策支持,出口行业将会难以承受。而且,去年底和今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所上涨。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出口产品的价格上,从而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如果此时人民币再次走上升值之路,将会形成对出口部门的双重压力,非常不利于出口行业的稳步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
第二,缓慢升值并形成稳定预期易导致“热钱”加速流入。经验表明,人民币升值是导致“热钱”进一步流入的主要原因。对2006-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升值预期和中美利差与资本流入高度相关,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一个百分点和中美利差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各可能吸引每月5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流入。在2005-2007年间人民币升值较快时期,升值不但没有起到防止“热钱”流入、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还因为预期进一步升值反而加剧了境外资金流入、流动性增长过快的局面。
因此,人民币升值与“热钱”流入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旦形成“升值资本流入再升值资本进一步流入”的恶性循环,经济过热将难以避免。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经济过热往往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流动性相对比较容易控制,外部资本的流入则防不胜防,给宏观调控增大压力与难度。经验表明,我国经济过热在很大程度上与“热钱”的推波助澜有关。2007年净新增外汇占款(剔除对冲掉的部分)2.6万亿,占当年新增M2的比重近45%,当时正是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物价涨幅扩大、经济有明显过热迹象的时期。
当前,外部流动性在危机后又明显增加,对其未来加大流入的可能性不能掉以轻心。海外资本的源源不断的流入,必将进一步推高境内资产价格,孕育新的资产泡沫,从而给货币政策带来新的更大压力。
第三,被迫升值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未来升值压力。其实,在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储蓄率有所上升,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较为明确、进口需求强劲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真实贸易顺差将趋于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自然会随之缓解。
但如前所述,中美贸易顺差应有部分是热钱在借道进入中国。如果人民币在压力下被迫升值,在升值反而加速资本流入的情况下,数据显示的贸易顺差很可能因为热钱“水分”的增多而没有呈现下降趋势,还可能进一步上升,从而给部分美国政客以强迫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理由。
在升值趋势明朗的情况下,伴随着资本金融账户顺差的扩大,甚至有可能形成升值-国际收支顺差上升-再升值-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上升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升值压力得不到缓解,还会因为资本流入过多带来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的局面,货币政策会面临新的尴尬的两难困境。
第四,以升值来抑制通胀并不可取。今年2月份CPI和PPI分别同比增长2.7%和5.4%,涨幅分别较上月扩大1.2和1.1个百分点。物价超预期上涨,进一步加大了通胀预期。
以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胀的观点似有重现,但我们坚持认为,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以人民币加速升值来治理通胀都是不可取的。从政策功能属性来说,作为一种相对价格变量,汇率水平变化可以对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进行调节,以达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治理通胀从来就不是汇率政策的主要功能。汇率并不是影响价格的唯一变量,行业组织、市场结构、差异产品等因素均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对于石油、铁矿石等价格波动较大的资源类产品来说,升值的抑制作用不大。更由于传递不完全性的存在,最终消费品价格也难以发生明显变化。
我们以1995年3月至2007年3月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对抑制国内通胀的效果甚微。具体来说,人民币升值10%,进口价格指数大约下降不到0.3%,而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仅为0.1%,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很不明显。同样,人民币升值对于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对消费价格指数的抑制作用,这说明货币升值在通过进口价格指数向消费价格指数传递的过程中,其传递性是递减的,正是这种衰减性影响了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
事实上,在2006-2008年人民币升值期间,我国CPI每年都出现了一轮上涨,且2008年是上涨幅度最大的,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实证研究同时还表明,如果希望通过升值来有效影响国内物价水平,那么短期内人民币需要有相当大的升值幅度。但这毫无疑问是以出口、产出大幅下降甚至是以就业形势严重恶化为代价。
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将“得不偿失”
目前美国失业率较高,美国想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扩大就业。但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并不能有效改善中美贸易失衡,指望靠人民币升值来挽救美国经济、扩大就业机会的想法不仅不可能有明显收效,反而不利于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
第一,中国的真实贸易顺差规模并非数据显示的那样大。近年来,热钱流入问题一直受各方的关注。除了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以及错误和遗漏中可以看到热钱的踪影外,经常账户中也存在十分明显的迹象。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突然从321亿美元增加到1020亿美元,并在随后的几年中持续增加,这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带来的资本流入增多就是原因之一。热钱披着各种合法的外衣持续不断地流入,只是在统计监测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难以真正认清其真面目。有关测算表明,近几年我国贸易顺差中热钱的比例占到60%以上。尽管测算方法和依据有待进一步推敲,但贸易顺差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热钱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真实的中美贸易失衡很可能本就不十分严重。
第二,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有效改善美国贸易收支状况。以货币贬值来改善贸易收支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但这些条件在中美两国很可能都不具备。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到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0%,但同期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却未见明显好转。显然,经常项目顺差并非仅仅是汇率问题那么简单。
而且,近年来国际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认为,汇率变动能否影响到产品的最终价格、进而影响消费,还要视具体的定价方式。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低端消费品为主,竞争较为激烈,中国企业定价能力不强,因而多以当地定价法为主,即在美国本土以美元表示的出口品价格不易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变动改变的仅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当地的美元价格变化不大,因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所受影响较小。根据有关估计,人民币升值1%,仅能够带动美国从中国进口品价格上升0.3%,对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不会有太大作用。
此外,美国对中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设置了多重贸易壁垒,限制美国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两国贸易失衡的局面。
可见,中美之间存在的小于实际数据的失衡主要是由中美的经济结构以及美国单方面限制高新技术出口所致,以人民币升值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就业机会的观点显而易见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已经失去的那些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也不可能再回到美国。事实上,远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大量失去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这实际上是由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成本和比较优势决定的。即便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产品退出美国市场,越南和印度等低成本国家的产品也会很快取代中国的出口地位,美国的公司不可能与这些低成本国家竞争。因此,中国的退出不会给美国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和就业的显著增加。
第四,美国从人民币升值中的所“得”将十分有限,所“失”却不小。毋庸置疑,得益于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美国民众是中美贸易的受益者,中美贸易有利于美国国民福利的提高。不可忽略的是,低价位的中国商品降低了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上的支出,美国民众因此可以消费更多的高档商品和服务,从而有助于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
通过人民币升值或强行进行贸易制裁来限制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受损害的不仅是中国,更是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美国消费者,从而对美国居民消费的恢复和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人民币若一次性大幅升值,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必将提高,盈利受到侵蚀,同样对美国经济不利。
很显然,人民币若大幅升值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火车头”均不利--中国经济减速,美国经济“熄火”,从而严重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也为其他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增长机会。
综上所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以保持基本稳定为好,年内升值幅度控制在3%为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以逐步小幅升值。
论文摘要：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二重社会功能，它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环境和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另一方面又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一、引言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作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之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趋增多。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或法规，这些措施和法规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tbt形式繁多，大致可归为五大类，即技术标准与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商品检疫检验措施；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经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很大损失，国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多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事实上，在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今天，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起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进技术进步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封闭市场，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功能，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态度，进而影响有关决策。本文主要讨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社会功能，以期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利于社会进步
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在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物过量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技术壁垒之所以能在wto规则体系下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标准体现了对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怀，因此，也体现了对人类的福利和动植物的安全的终极关怀。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制定的。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食品卫生的要求正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和动植物却面临着更多的安全挑战。有些病虫如松树线虫，一旦由出口产品带入进口国，很容易在进口国领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确、用意良好的食品检验检疫和食品标准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
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开始由重视物质价值转向以强调非物质价值的绿色价值观，尤其在发达国家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和需求促进了国际贸易中绿色产品市场的扩大，为发达国家制定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提供了市场基础，使某些国家可以借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提高环境水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环保技术落后，过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环境标准低于发达国家，这就为发达国家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商品进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如不安全家电、不安全儿童玩具、含汞化妆品、假药、旧服装、未经过安全证明的转基因食品、农药含量超标的食品等。如果不对这些商品的国际贸易严加限制，就会危害进口国国民的健康，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在贸易中加强检验、检疫措施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完全有必要就各种商品制定相关的技术规章、技术标准、认证程序、包装与标签的要求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旦这些措施超出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与约束，就成为阻碍商品贸易的壁垒。
日趋成熟的消费群体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对消费的产品质量和档次的要求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措施产生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同时，随着新化学物质不断增多，导致近十多年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温室效应、越界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与危险废物的处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森林破坏、酸雨沉降、物种灭绝等，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地破坏。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现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保护健康与安全，促进公共目标的实现。技术法规与标准吸引着一个面临相似问题并能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制定有关废气排放量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有助于保持清洁空气；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强制规定产品的安全标准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国建立有效的tbt体系可以帮助其维护基本的安全。在国际贸易领域，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即绿色壁垒，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又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损害社会公平
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保护环境和健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在环保绿色、安全卫生等名义的掩护下，打着合法的外衣行贸易保护之实。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制定标准法规，为技术贸易壁垒提供法律支持。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通过其数量控制机制的作用将外国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或者通过价格控制机制，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出口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出口方往往会对对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从而引起贸易纠纷和贸易战。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案例中，技术贸易壁垒就占据了28个，双边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争端更是层出不穷。
技术性贸易壁垒经常会被用为经济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国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例如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制裁的主要对象。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与发达国家控制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而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寻找各种借口对不合他们胃口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或禁运。这种强权政治的行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效果越来越差。这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广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而常被使用。
根据wto有关协定要求，在运用tbt时，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很难界定合法性和歧视性，加上tbt涉及面广，有关风险评估、科学论证及合理保护水平等常常引起争议，tbt较易被滥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tbt的合法性，变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直接影响，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等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规、法令等方式设置的技术壁垒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国有2.5万个，英国有2.2万个，法国有1.6万个，日本仅在农残量方面的技术标准就达6000多个，这样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种产品无法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在肉类生产上我国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国检验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绝接受我国企业进行有关检验、审查申请，使我国对美国的肉类出口仍是空白；在机电产品方面，由于欧美等国严格规定机电产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节能性等，给发展中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带来了许多障碍；在纺织品方面，欧美调整了原产地规则，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产品、药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给市场准入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
四、简要结论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有助于环境、健康等社会目标的实现，并具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一面，但同时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度出发，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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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论述了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现阶段贸易摩擦形势严峻的问题。首先从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人手,客观地讲述了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然后以综述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铺垫,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数据来说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无需惊恐而是应该沉着冷静应对,积极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线和摩擦曲线组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 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
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 ( Real 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 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 --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着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本文从现状到理论再用数据说明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摩擦的增加,特别是经济贸易层面的摩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线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减少或是消失,必定将会有新的贸易摩擦国的出现,进人下一个摩擦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