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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的1951年，就在劳动保险条例中对职工的养老保险作了规定。条例规定，男职工年满60岁、一般工龄满25年，女职工年满50岁、一般工龄满20年，本企业工龄满5年者可退休养老；退休后由劳动保险基金按照其本企业工龄的长短每月付给退休养老金，替代率为50%-70%，直到退休者死亡。制度实施到1956年底，参加养老保险的国有企业职工1600万，集体企业的职工2300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94%.[1]在此期间，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劳动保险基金由企业提取，由国家统一筹集，统一调剂使用。
“”开始，劳动部受到严重冲击，到了1970年劳动部被撤消，期间，劳动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调剂使用制度也停止实施。1969年，财政部颁发《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工作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改在营业外列支。”这一文件将包括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劳动保险的统筹调剂方式改变为由职工所在企业为职工提供保险的做法。自此，职工退休养老成了企业自己的事情，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国有企业开始改革之时。
企业办养老保险的实践表明，改革以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特征是：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资金由企业从生产收益中筹集，并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而职工个人不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是一种极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供给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企业职工的退休经费是企业年度经营成本的开支项目，当年所有职工的退休养老费用从当年生产收益和财政收入中支付，所以是一种没有任何积累的现收现付财务模式。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到进行改革的40多年的实施过程中，在保障退休职工的老年生活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仅退休职工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在职职工也有稳定塌实的养老预期。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地发挥了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功能。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以企业和单位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给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带来一系列阻力和困难，例如破产国有企业职工和国有企业分流出的冗员的就业问题、医疗问题、生活保障问题，国有企业，尤其是退休职工比较多的老国有企业在养老保险上的沉重负担问题，企业承担职工的社会保障使得劳动力不能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问题等等，都使得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形势发展表明，市场经济需要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须对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而且，传统养老保险制度随着职工队伍的老化而日益暴露出自身固有的缺陷，已表明了它的不可持续性，[2]即使我国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职工与企业终身捆在一起的、已走入困境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
1986年7月，国务院《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规定国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的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企业和劳动合同制工人按规定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筹集养老保险基金。这是我国传统的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向责任分担的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过渡的标志。1995年3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在这种制度模式下，企业和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分为两部分，并分别记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统筹基金帐户和职工个人帐户。针对各地个人帐户比例不同的情况，1997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在决定的规范下，各地的统账结合的模式逐渐得到统一。2000年12月国务院的《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将企业缴费率确定为职工工资总额的20%，职工个人缴费率确定为本人工资的8%，至此我国的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得以建立。
改革以后的养老保险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用人制度的要求，使不同所有企业之间的职工可以自由流动，促进了市场经济下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但是，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是在现收现付、没有任何资金积累的传统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要求在职的一代人在继续承担上一代人的养老责任的同时，还要为自己积累养老金。到2001年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离退休人员为3241万人，而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参加工作的中年职工人数逾亿。[3]由于从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的40多年间没有任何资金积累，改革以后的养老保险又实行“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制度，[4]即已经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保持不变，他们的养老金用每年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和有限的滚存基金支付，由于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少于需要支付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于是出现了养老金支付上的资金缺口；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前参加工作，改革之后退休的中年职工，新制度规定，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但实际上旧制度没有设立个人帐户的规定，因而他们不可能有个人帐户积累，在他们陆续退休并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养老保险基金只能为他们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提供基础养老金和新制度实施以后他们个人帐户上的那部分个人帐户养老金，而在新制度实施以前视为缴费年限的“过渡养老金”却没有着落，这又构成了一笔养老金支付上的资金缺口。这两项相加就形成了一笔数以万亿计的巨额“历史债务”。[5]也有学者将之称为隐含债务、隐性债务或转制成本。[6]
注释：
[1]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2]例如，辽宁大连色织布总厂曾是大连市的创利大户，1994年宣告破产。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太多给该厂造成的不堪重负。破产前，该厂的在职职工为1258名，而退休职工为1503名，企业发展从何谈起！参见郑功成：《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3]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4]“老人老办法”是指对已退休者继续实行以前的退休金发放标准，退休金替代率为60%-90%，退休金计算基数为退休时的工资额，离休者离休费为离休时工资的100%：“新人新办法”是指1997年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他们的退休金由相当于当年职工平均工资20%的基础养老金和他本人个人帐户积累的资金除以120的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有35年工龄的职工的月个人帐户养老金相当于退休前月工资的38.5%，加上社会平均工资20%的基础养老金，养老金的替代率为58.5%左右：“中人中办法”是指中人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个人帐户上积累的个人帐户养老金和将统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而称为“过渡养老金”三部分组成〔中人的月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帐户养老金÷120+过渡养老金。过渡养老金=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1.0%（-1.4%）×视为缴费年限〕。
高校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的可行性
流通业务外包是图书馆继编目业务外包后的又一个业务外包项目。流通业务外包可以降低图书馆的用工成本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改善图书馆人员队伍结构，提高读者服务水平。下面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本馆”）为例论证流通业务外包的可行性。
1可以节约人力资源的用工成本
本馆流通服务部编制34人，占全馆总编制的39%，其中合同工（本馆称“非编人员”）13人、事业编制工人9人。以2010年为例，工作人员上架的图书总量大约为80万册。书库工作人员24人，除去寒暑假和周末，按1年180个工作日计算，每天书库每位工作人员的图书上架量为185册。据了解，北京一些高校图书馆将流通业务外包后，外包商给员工核定的工作量是每人每天上架图书800册，如果未达到800册的上架量，则需要整理书架。即使按照每人每天上架图书600册计算，外包商员工的图书上架量也是本馆工作人员的3倍有余。如果我馆将书库工作外包给外包商，就可以减少2/3的用工，而且，外包商付给员工的薪酬明显要低于学校付给本馆工作人员的薪酬，我馆参照其薪酬标准外包，这样就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用工成本。
2可以节约人力资源的管理成本
由于高校图书馆存在事业编制人员和非编人员，非编人员的工资福利和个人发展空间都远不如事业编制人员。但近年非编人员的学历不断提高，大都在本科以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工作几年后就会离开图书馆，辞职现象比较普遍，如本馆每年都有2~3名非编人员辞职。由于人员招聘的繁琐性，工作人员的辞职会给图书馆的人员安排和管理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流通业务外包既可以减少非编人员的聘用，减少劳务纠纷，也可以简化人员和岗位的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3可以优化人力资源的结构
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将更多地参与到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中，学科化服务将成为高校图书馆未来工作的重点。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目前许多高校图书馆都提高了新进人员的标准，引进了一批学历层次高、知识结构多样化的人员。所以，在图书馆处于新老人员交替的时期，把好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关，对图书馆人力资源结构进行优化，是很有必要的。例如本馆2013~2014年就有8名同事退休，如果在这个时候引进一批高学历的工作人员，把书库的上架整架工作进行业务外包，可以让高学历人员集中精力开展学科化、个性化读者服务，同时实现对我馆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
高校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的运行管理
1建立定期的沟通制度
实行流通业务外包工作后，图书馆内部管理层之间、员工之间、管理层和员工之间要经常沟通。通过沟通，以随时了解外包服务的完成情况，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同时也要经常与外包商进行沟通，建立定期的沟通制度。如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与外包商建立了日常沟通机制，外包商每月向该大学图书馆领导汇报一次情况，把双方需要协调的工作提出来，经馆领导决定后，再进行安排、实施。如果遇到突况或者问题，双方则随时沟通。另外该馆还本着谨慎与诚信的原则与外包商就读者投诉、整体形象塑造等建立可靠的协商机制。
2加强对外包服务的监控
业务外包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对业务外包工作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控制。图书馆需要建立一套合理详细的业务外包质量监控制度和标准。如北京的一些高校图书馆就规定每个星期要检查一次书库，检查组成员由图书馆分管领导、相关部门主任、外包商负责人组成。要对图书的上架率、错置率进行检查。对于上架率、错置率要制定出量化（如优良、达标、整改等）标准。如本馆实施的每月书库检查制度，检查内容包括整体架面是否整洁、图书是否及时上架、错架情况等。错架情况又细分大类错、跨层复本错、同层复本错等，并给出不同的分值。另外，图书馆还可以组织馆内资深高级职称人员对各书库上架率、错置率进行检查，这样可以促使工作人员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监控还包括外包商对自身员工工作的检查监督和图书馆对外包商工作的监督。如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的外包商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首先，外包商项目经理每周对在图书馆工作的员工进行2次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员工的工作面貌、仪容仪表，书库图书是否有序、整齐，并进库抽查错架率，详细记录检查结果；其次，外包商给每位员工划分责任区，每月按组长日检查、项目经理周检查，对责任人进行奖惩评定。最后，外包商员工每月必须写工作总结，每月回公司述职一次。外包商根据员工述职和工作情况，进行考核与奖励。因此，加强监控是业务外包工作顺利开展和保证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
3建立读者评价体系
除了图书馆和外包商要有一套日常的监控措施和标准外，还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读者评价体系，从读者的角度和感受对流通服务工作给予评价。比如可以在网上设立一些评价指标，读者只需在相应按键上（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按一下即可。读者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起到随时监督的作用。但因为网上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它只能起到一种参考作用。因此成立由读者组成的检查小组，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流通服务工作进行检查打分，将他们对图书馆的反馈意见作为图书流通服务工作的标准。
高校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中应注意的问题
1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在进行流通业务外包工作之前，图书馆一方面要与学校领导和人事处沟通，把业务外包的优势和可能出现的问题阐述清楚，让学校对业务外包的利弊有充分了解。如果学校认为是利大于弊，决定进行业务外包后，图书馆要把外包的方案尽可能地做详细，尽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考虑到。另一方面要使图书馆内部的工作人员明白业务外包能够给图书馆发展带来机遇，消除工作人员对岗位调整的担忧。
2选择信誉好的外包商
图书馆业务外包涉及到学校、图书馆、外包商三方利益。业务外包的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在三方的利益都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如果损害其中任何一方利益都会对其他一方或两方的利益造成影响，最终也会使图书馆业务外包的可持续性和外包服务的质量受到影响。外包商的选择是业务外包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如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在选择外包商时综合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外包商的信誉与行业背景，包括其是否具有较高的诚信度，是否有过成功案例。二是外包商的能力架构，包括外包商的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员工素质及其是否具备可调整的灵活条件和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等。三是企业文化的相容性，即外包商是否具有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理念，是否认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四是所需的外包费用。在同等条件下，选择能提供价廉物美服务的外包商。外包商的信誉和行业背景以及是否有相关业务的外包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外包服务质量。外包价格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绝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应为质量、效率、管理服务。好的业务外包服务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能够达到共赢效果的。因此，图书馆在写招标书的时候一定要把外包商的资质等综合考虑清楚，并尽量详细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3制定详细周密的合同
合同是图书馆与外包商合作的基础，也是维护双方利益的有效凭证。所以制定详细周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合同十分重要。在合同中要明确外包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对于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安排、突发事件的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等等都需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说明。如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的流通业务外包的合同里就有一条：在不增加总工作量的前提下，服从图书馆因工作需要的临时性调整。
4加强监控
[关键词]农村保险；跨越式发展；市场开拓；产品创新
一、农村保险市场现状分析
(一)农村保险市场所经历的四个发展时期
1.20世纪80年代农村保险业务的启蒙期。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虽然建立了部分乡镇保险服务机构，但遵循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都是在地方政策的统筹决策下开展业务，保费收入主要是政策划拨式的经营收费方法，保险独家经营，险种单一，企业缺少活力，业务发展缓慢，规模不大，但也为农村保险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
2.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保险孕育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和延伸，保险经营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保险经营企业主体开始逐渐增多，业务发展也开始精细化，产品呈现多样化。此时的农民对保险的认识已逐步形成粗浅意识，部分农民已开始涉足并购买保险，这一时期被称为农村保险业务的孕育期。
3.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保险的复苏期。1996年以来，国有保险公司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与国际保险业的接轨，实行了产、寿险分设经营，并把保险业发展推向市场化运作。这一时期，受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以及行政干预手段的削弱和保险市场主体增多的影响，竞争也由平和转向激烈化。保险业也由城市业务竞争发展到农村业务开发的抢夺战。同业间的竞争有效激活了农村保险市场，农民对保险知识的了解也更加明晰。这也促使农村保险开始复苏起来，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农村保险业务的复苏期。
4.2000年以来农村保险的快速成长期。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竞争态势的加剧，特别是推行“大营销”发展战略，有力的推动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进程，使我国的保险业更具世界性的竞争魅力和竞争实力，竞争也由国内保险竞争转向同国际保险的抗衡。而此时的保险业，城市保险竞争如火如荼。为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许多保险经营企业开始纷纷由城市转向农村业务开发。大面积的入驻农村又大幅度地灌输许多农村保险经营理念，这使一部分农民从感受保险到接受保险和热情购买保险。
(二)农村保险已逐步成为农业地区业务发展的主战场
对于广大农业地区，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发展的立足点应该在巩固提高城市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大力开发农村业务，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实践也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新的业务增长点。
1.通过市场份额比较可以看出农村潜力巨大。以中国人寿商丘市分公司为例，2006年8月份，商丘分公司在有5家市场竞争主体的情况下，市场占有份额为78.5%，其中城市寿险期交业务市场占有份额已达89.7%。
2.通过增幅比较可以看出农村市场发展很快，城市增幅趋缓。城市期交业务近三年的增长幅度为：2003年5246万元；2004年5299万元，增幅1%；2005年5568万元，增幅5%；2006年8月相比增幅为4%。农村业务近3年的增长幅度分别为：2003年1892万元；2004年2271万元，增幅20%；2005年2952万元，增幅30%；2006年8月相比增幅为35%。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城市占有绝对份额，但发展速度缓慢，再实现大的突破难度较大。所以，新的增长点应该瞄准农村市场，让农村逐步成为业务发展的主战场。
(三)制约农村保险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1.落后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一方面，以我国独特的家庭家族为核心，养儿防老，风险自预的观念由来已久，由于保险宣传不到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这种根深蒂固的老观念还没得到彻底消除。另一方面，有些偏远地区文化落后，闭观自守，导致一些农民对天灾人祸仍持“宿命论”观点，还没有真正接受到转移风险的新观念。
2.营销网点偏少制约了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农村保险虽然涉足时间较长，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使营销队伍发展缓慢，现有网点很难覆盖广大农村，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客户感到收保费有人问，出了险情无人管，这种服务不到位的现状，严重影响了保险信誉，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速度。
3.同业之间的无序竞争为农村保险设置了不应有的障碍。近几年，随着保险主体的逐渐增多，农村市场竞争也愈演愈烈。个别员工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出现了急功近利、误导客户的行为。加上新设置的小民营股份公司，仓促上阵，人员素质差，故意夸大产品功能，扰乱了农村市场，此举严重挫伤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为农村业务的发展设置了不应有的障碍。
二、实现农村业务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
1.农民逐步走向富裕之路，初步具备购买保险的能力。当前农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多数农民正向小康迈进。到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3325元。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不仅能够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且大多数农民都有了不同余额的存款。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就要考虑保障投资、子女上学、养老医疗和抵御风险等与保险有关的问题，相当多的农民具备了购买商业保险的经济能力，可以说农村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保险准客户群体。
2.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保险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在经济收入、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文化领域、消费需求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别正在缩小，农民越来越意识到保险对自身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受气候条件和生产环境影响较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疾病也是中国农村居民致贫或返贫的主要原因，而保险可以作为农民转移风险和降低风险危害的“减震器”。购买保险是抵御风险不可替代的选择，特别是农民渴望得到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所以，保险理应成为农村建设小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护身符”。
3.保险机构已经具备了大力开发农村市场的基本能力。当前，国内外各家保险公司在积极开发大中城市业务的同时，对广大农村市场都在进行逐步渗透。国内多数公司已在农村启动保险业务，一些保险公司已具备了机构网络遍布城乡、人力资源分布各地的有利条件，在开拓农村市场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全新的经营理念先行开拓农村市场，做大、做强、做优中国农村保险业。
三、实现农村业务跨越式发展的举措
1.发展完善农村营销网络体系。首先，设立一个稳固的营销网络体系，着力建立一支业务素质高，开拓能力强，并且具有农村特色的营销铁军。每个县设立一个农村营销部，根据地理位置每三个乡设一个营销分部，每一个乡设一个营销处，逐步达到每个村至少有一名营销员，这样既方便管理，又能扩大覆盖面，更有利于绝对占有农村市场。其次，通过设立规范化的营销服务网络，使保险服务延伸到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真正把保险进农村，保险进农户落到实处。其三，苦练内功，提高员工素质，坚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教育员工熟知保险内容，笃守职业道德，坚持客户第一，忠于保险事业。
2.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宣传工作首先解决农民参保的思想观念问题，农村普遍存在怕老无所养、怕病无所医、怕天灾人祸、怕因学致贫。因此要教育引导农民通过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投资理财保险等，解除后顾之忧，转移风险隐患，达到稳定生活，逐步富裕的目的。
3.设计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设计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是实现农村业务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内容。开办农村保险业务，既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使业务富有弹性和灵活性，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又要充分考虑农村的经济现状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原则上要先开发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的险种。要改变过去险种单一，针对性不强，风险责任小，与农民需求差距较大的实际，除了对原有险种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外，应重点开发设计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保大病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解决一人得大病，全家致贫、返贫的问题。如针对农民更多地关心子女的教育和婚嫁大事，把投资重点转向子女身上的实际，积极开发适应少年儿童群体的险种；针对农民家庭主要劳动力群体，最需要风险保障的特别需求，积极开发农民意外伤害及附加住院医疗保险、健康险等险种。险种设计要坚持从农民的购买能力和心理需求等方面来考虑，做到手续简便，交费灵活。在展业模式上，积极寻找切入点，应按照医疗、教育、养老的顺序宣传，走以短险为突破口，以短带长、以长促短，大力发展农村个人业务，实现以直销带营销，以营销促直销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延时励磁涌流TA饱和
1引言
1.1励磁涌流对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的影响
小电流接地系统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作为小电流接地系统的有效辅助保护是按照最大运行方式下线路末端三相短路电流来整定的，由于考虑到灵敏度大于1.2［1］，因此动作电流值往往取得较小，特别是在线路较长，配电变压器较多时，即系统阻抗较大时，其取值会更小。因此在整定时没有考虑到配电变压器投入时的励磁涌流对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的影响，亦即励磁涌流的起始值远超过无时限速断保护定值，造成一些变电站的10kV出线在检修后送不出或运行过程中频繁跳闸的情况发生。
1.2TA饱和对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10kV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系统出口短路电流亦随着变大，根据现场的测试情况，最大时可达TA一次额定电流的几百倍，造成原有的一些变比较小的TA在故障时严重饱和，不能正确反应一次侧故障电流，从而使得小电流接地系统的一些出线在线路故障后，自身保护不动作，而靠母联断路器或主变压器后备保护来切除故障。
2线路中励磁涌流问题
2.1线路中励磁涌流对继电保护装置的影响
励磁涌流［2］是变压器所特有的电磁现象，是时间的多变量函数，仅存在于变压器某一侧，在空投变压器或外部故障切除后电压恢复时，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不能突变，出现非周期分量磁通，使变压器铁心饱和，励磁电流急剧增大而产生的。变压器励磁涌流最大值可以达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6～8倍，并且跟变压器的容量大小有关，变压器容量越小，励磁涌流倍数越大。励磁涌流存在很大的非周期分量，并以一定时间常数衰减，衰减的时间常数同样与变压器容量大小有关，容量越大，时间常数越大，涌流存在时间越长。
通常10kV线路上装有大量的配电变压器，在线路投入时，这些配电变压器挂接在线路上，在合闸瞬间，各变压器所产生的励磁涌流在线路上相互叠加，产生了一个复杂的电磁暂态过程，在系统阻抗较小时，会出现较大的涌流，时间常数也较大。二段式电流保护中的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由于要兼顾灵敏度，动作电流值往往取得较小，特别在长线路或系统阻抗大时更明显。励磁涌流值可能会大于装置整定值，使保护误动。现就射阳供电公司几条10kV线路和情况进行举要，其有关数据详见表1。
表1的情况说明在2/3配电变压器总容量，励磁涌流取得配电变压器额定电流6倍的情况下，励磁涌流的值已明显超出无时限速断保护定值，从而说明现场无时限速断保护频繁动作的可能性是较大的。这种情况在线路变压器个数少、容量小以及系统阻抗大时并不突出，因此容易被忽视，但当线路配电变压器个数及容量增大后，就可能出现。射阳供电公司就曾经在变电所增容后出现10kV线路由于励磁涌流的影响而无法正常投入的情况。
现场技术人员曾经认为这些线路不能投入或运行中无时限速断保护经常动作的原因是因为躲不过线路电容电流和电机的启动电流，但查阅相关资料［3］表明，电容电流在系统固定的情况下，其值是基本不变的；电机启动电流一般延时几秒，亦即通过短暂延时是躲不过较大峰值的电机启动电流，而且过电流保护定值已通过自启动系数进行了裕度［4］。因此，不管针对无时限速断保护还是过电流保护，这种认识均应予排除。
2.2防止涌流引起误动的方法
励磁涌流有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含有大量的二次谐波，在变压器主保护中就利用这个特性，设置了二次谐波特性来防止励磁涌流引起保护误动作，但如果应用在10kV线路保护中，必须对保护装置进行改造，会大大增加装置软件的复杂性，因此实用性很差。励磁涌流的另一特征就是它的大小随时间而衰减，一开始涌流峰值很大，对于小型变压器，经过7～10个工频周波后，涌流几乎衰减为可以忽略的范围，流过保护装置的电流为线路负荷电流，利用涌流这个特点，在电流速断保护时加入一段时间延时，就可以防止励磁涌流引起的误动作，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不用改造保护装置，虽然会增加故障时间，但对于如10kV这些对系统稳定运行影响较小的地方还是适用的。为了保证可靠地躲过励磁涌流，保护装置中加速回路同样要加入延时。射阳供电公司经过几年的摸索，在10kV线路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及加速回路中加入了0.1～0.15s的时限，就近几年运行情况来看，运行安全可靠，并能很好地避免由于线路中励磁涌流造成的保护装置误动作。
3TA饱和问题
3.1TA饱和对电流速断保护的影响
10kV线路出口处短路电流一般都较小，特别是农网中的变电所，它们往往远离电源，系统阻抗较大。对于同一线路，出口处短路电流大小会随着系统规模及运行方式不同而不同。随着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10kV系统出口短路电流会随之变大，可以达到TA一次额定电流的几百倍，系统中原有一些能正常运行的变比小的TA就可能饱和；另一方面，短路故障是一个暂态过程，短路电流中含有大量非周期分量，又进一步加速TA饱和。在10kV线路短路时，由于TA饱和，感应到二次侧的电流会很小或接近于零，使保护装置拒动，故障要由母联断路器或主变压器后备保护来切除，不但延长了故障时间，使故障范围扩大，影响供电可靠性，而且严重威胁运行设备的安全。
3.2避免TA饱和的方法
TA饱和其实就是TA铁心中磁通饱和，而磁通密度与感应电动势成正比，因此，如果TA二次负载阻抗大，在同样电流的情况下，二次回路感应电动势就大，或在同样的负载阻抗下，二次电流越大，感应电动势就越大，这二种情况都会使铁心中磁通密度增大。磁通密度大到一定值时，TA就饱和。TA严重饱和时，一次电流全部变成励磁电流，二次侧感应电流为零，流过电流继电器的电流为零，保护装置就会拒动。
避免TA饱和主要从二个方面入手：①在选择TA时，变比不能选得太小，要考虑线路短路时TA饱和问题，一般10kV线路保护TA变比最好大于300/5；②要尽量减少TA二次负载阻抗，尽量避免保护和计量共用TA，缩短TA二次电缆长度及加大二次电缆截面；对于综合自动化变电所，10kV线路尽可能选用保护测控合一的产品，并在控制屏上就地安装，这样能有效减小二次回路阻抗，防止TA饱和。
4结束语
通过分析表明，小电流接地系统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在应用中存在躲不过励磁涌流以及保护TA在线路出口短路时容易饱和的问题。对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躲不过励磁涌流的问题，可采取设定延时0.1～0.15s的办法；对于TA饱和问题，采取了选取较大变比，缩短二次电缆长度，增粗二次电缆面积，保护就地安装在开关厂等措施。实践证明：运行情况良好，基本满足了小电流接地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
5参考文献
［1］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规定汇编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0
［2］刘从爱，徐中立电力工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2
担保物权制度是随着交易安全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它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本身作为“商品经济安全阀”的作用被各国立法所重视，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对此制定和行成了大量的法律和判例。但在我国，长时间的计划经济的存在，人为的割裂了市场与商品流通的联系，物权制度无从谈起，更不用说有关物权制度的立法工作了，因此在建国之后关于担保物权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一个无法可依的真空状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物权制度的立法和完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物权制度的理论和实践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担保物权制度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随着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担保制度本身完善和发展的需求，使得《担保法》逐渐表现出它的不足，尤其在担保物权的设立、冲突、实现等方面存在着一些缺欠。也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本文力图通过对担保物权的基础理论以及中外法律的比较着手，就担保物权的竞合问题谈一点自己拙浅的想法。
一、担保物权竞合的概念及种类
1、担保物权竞合的概念
在解释担保物权竞合之前，首先必须解释何为担保物权。所谓担保物权：是指为确保债务之清偿为目的，而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之特定物或权利上所设立的一种定限物权①。由此可见，所谓担保物权系为保证债务履行而于他人财产或权利上设定的权利，因此，其实现必然不能由权利人一人主张即可实现，这是由于担保物权的定限性和他物权性所决定，因此其实现较自物权相比要受到一定的约束。担保物权人在实现担保物权时，不能无条件对抗其他权利人。其原因在于担保物权常常不能完全符合物权之“一物一权”的原则，“一物数权，数物一权”的现象颇为平常，各担保物权人之间的权利常有冲突，任何一方的权利得以行使均要与它方权利人的权利相对抗方得实现。因此，就产生了担保物权的实现的冲突问题。而所谓的担保物权的竞合，即是指担保物权冲突的解决。有学者为担保物权的竞合下如下的定义：担保物权的竞合，亦称物的担保的竞合，是指同一标的物上存在不同种类的担保物权，此时应以何种担保物权的效力优先的问题②。而我认为此定义似有不妥，正如上文所述，担保物权的竞合，起因于担保物权本身之冲突，而非担保物权种类不同而必然存在的效力等级的差异。即应当强调的是担保物权共存时的对抗的状态，而不必强调这种对抗现象下的效力必须来自不同的担保物权种类。因此，担保物权的竞合应当不仅包括异种的担保物权共存一物而效力孰优孰劣的问题，也应该包括同一物上多个同种担保物权共存时的冲突问题，即不论共存的权利有没有效力优先问题，只要其存在冲突（同顺位的比例受偿）即为担保物权的竞合，其重点在于冲突而非效力的优先问题。因此，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所谓担保物权的竞合系指解决同一物上共存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种或异种担保物权时产生的冲突的规则。
2、担保物权竞合的种类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担保物权的种类这个问题，只有确定了担保物权的种类，才能正确的概括出担保物权竞合的种类来。担保物权的分类依不同的分析角度可以分为学理的分类和法律形态的分类两种。依学理的分类方法担保物权分为：法定的担保物权和约定的担保物权、优先性的担保物权和占有性的担保物权、登记的担保物权和非登记的担保物权等等。因在分析担保物权竞合问题上以法律形态角度的分类为基础，而以学理分析为辅助，因此下面就担保物权的法律形态分类着重加以论述。
担保物权初肇于罗马法，包括信托质、质权、抵押权三种，但至优帝时信托质归于消灭③。现代各国民法亦大多沿袭了此一规定，只是于个别只处有些许不同，皆大与其国情有关，但总结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基本可以归纳为四种：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优先权。其中以前三种为理论界之通论，而对于优先权是否具有担保物权的属性存有争议。其中赞同者的观点认为，优先权是特定债权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动产、不动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认为优先权具有以下的特点：①优先权是一种法定的担保物权而区别于其他的约定担保物权。②优先权的无须以登记或占有的形式进行公示。③优先权的顺位由法律直接规定，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改动④。而反对的意见认为，优先权是立法上基于特殊政策性考虑，为保障某些特种债权或其他权利优先实现，而赋予权利人得就债务人的一般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一种特殊权利。其理由为：①担保物权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优先权实质上为债权本身的法定效力其并未形成一种新的物权，根本无任何的独立性可言。②担保物权以公示为原则，而优先权不具有任何公示性，因而不能做为担保物权。③有限权制度不具有现代担保物权制度信用保障、资金融通的基本功能。④大多数的优先权均基于税法、劳动法、诉讼法等公法而设立，实质是为保障某些特种债权或其他权利优先实现，而赋予权利人得就债务人的一般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一种特殊权利⑤。因此认为优先权不具有担保物权的属性。我同意后者的观点，因为无论从优先权的设立、公示、还是它的实现方式来看，都不益于把它作为担保物权处理，而似乎把它作为一种特殊债权更为合理一些，因此在担保物权竞合的分类当中，优先权将不在其列，而在担保物权竞合的特殊问题中加以论述。基于以上的分析我把担保物权以法律形态分类归纳为以下三种：抵押权（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质权（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留置权。从而担保物权竞合的种类相应的包括：Ⅰ、同一物上多个抵押权的竞合，Ⅱ、抵押权与质权的竞合，Ⅲ、质权与留置权的竞合，Ⅳ、抵押权与留置权的竞合。据此关于担保物权竞合的问题仅就此四种类型展开，而就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的竞合问题则作为担保物权竞合的特别问题加以研究。
二、担保物权竞合的实现
所谓担保物权竞合的实现，既是指担保物权冲突的解决。上文已经对担保物权竞合的种类进行了分析。下面就区分不同的种类，对担保物权竞合实现的问题加以分析。
1、同一物上多个抵押权的竞合
在现实社会中抵押人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担保物的融资效能常于一抵押物上同时设置多个抵押权，在形式上一般表现为重复抵押和余额抵押两种。所谓重复抵押是指抵押人在已设立抵押权的物上，于同一物上又设立新的抵押权既是指同一物上同一部分价值，得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抵押权，此种抵押方式与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均为合法之抵押形式。而在我国则为例外，如一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5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在抵押期间，非经抵押权人的同意，抵押人将同一抵押物转让他人或就抵押价值已设置部分再作抵押的，其行为无效。”即重复抵押有效须以抵押权人的同意为前提条件，但《担保法》第35条则完全否定了重复抵押，因此在现行法律条件下，重复抵押并非合法的抵押形式，而且就现实而言重复抵押相较余额抵押是以牺牲担保物的信用保证的效能从而实现其扩大其融资效能的目的，其显然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十分不利。并且重复抵押权人的权利在设立当时虽已为当事人明知之下的效力重叠，但仍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效力的冲突，于是在法、德等国的相应法律当中确定了以抵押权登录的日期决定清偿顺位，顺位在先的先受偿的原则，以此来解决重复抵押权竞合的问题⑦。
而余额抵押是指抵押人在一物上除去先于抵押的价值的部分而剩余的价值部分再行设立抵押的行为。因其抵押物的价值远大于总体债务之和，正常情况下对抵押权人各方均无影响，不会产生抵押权的冲突。但是在现代的商品社会，物的价值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一物设立抵押之后有可能升值也有可能贬值，而于此时同时存在的抵押权既有无法完全实现的危险，冲突即为产生。又依各国抵押权成立要件的约束，往往抵押权的设立又存有瑕疵，而于此时抵押权冲突就更不可避免。又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了余额抵押制度，因此下面着重就余额抵押情况下抵押权竞合的实现的原则进行论述。
①依登记原则———抵押权顺位的确定
公示原则是担保物权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原则，而登记则为抵押权的最重要的公示的形式。各国民法均对此形式要件作了严格的规定。我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也分别就抵押权的登记作了详细的规定，但这两条的法律意义却是不同的。我们知道依我国的《担保法》对于抵押权的分类依标的物的不同而分为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两种，而由于不动产在物权制度中的特殊意义，《担保法》的第四十一条把不动产抵押的登记作为抵押权的生效要件，即不登记则抵押权至始不产生效力。而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则针对动产抵押权，其意义是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即其为抵押权的对抗要件。因此对于不同的抵押权竞合，登记要件的意义也是不同的。（Ⅰ）在不动产抵押时，依登记原则应当理解为：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无登记的抵押权；同为登记的抵押权依登记日期之先后而决定受偿的顺序；登记日期相同者，在其顺位上取得相同权利而比例受偿；而如果同一物上各不动产抵押权均未登记的，则认为其均为普通债权而无就抵押物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担保法》第五十四条基本上也确认了以上的原则。（Ⅱ）而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原则应当理解为：多个动产抵押权有的登记有的没登记的，其登记的优先受偿；均为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登记日期不同时，日期在前的优先受偿，日期相同的则比例受偿。而各动产抵押权均未登记时则与不动产抵押时有所不同，依《担保法》动产抵押权不依登记为生效要件，即不登记动产抵押权依然成立，只是不得对抗第三人。那么同一动产上的多个抵押权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假设物主甲与债权人乙、丙同时就一动产设定抵押权，那么就甲、乙之间抵押合同丙为第三人，同理乙为甲、丙之间抵押合同的第三人。即乙之抵押权不得对抗丙之抵押权，丙之亦然。那么于抵押物不能同时满足乙、丙的全部抵押权时，一方之全额实现必以损害对方利益为前提。而于此时未登记动产抵押权显然是不能及于第三人的，即乙、丙之间抵押权不应有对抗对方的权利。有因于此，两者权利即无优劣之分，得于同时受偿，即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与同一顺序比例受偿，而不论成立的先后。即“为贯彻非登记不得对抗之规定，宜认为未登记之数动产抵押权处于同一位次。”但在我国现行《担保法》第五十四条第㈡款之规定“未登记的，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受偿”显与动产抵押登记原则的对抗性原则相悖，似有修改的必要。
②顺位变更的相对性原则
公示原则解决的是抵押权效力确定的问题，而顺位变更相对性原则所要解决的则是效力确定情况下权利实现的顺位问题。因此，公示原则是顺位变更原则的基础，只有依公示原则确定了抵押权的效力问题，于此顺位变更原则才有其意义。所谓顺位变更，指同一抵押人的数抵押权人，将其抵押权的次序互为交换。而产生抵押权变更的前提条件是抵押权人为三人或三人以上；且让与人与受让人非同顺位或最后两顺位抵押权人。只有满足以上的两个条件，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顺位让与行为才能对第三方抵押权人产生影响，也只有此时抵押权人顺位的变更才有产生抵押权的冲突的可能。依各国的立法以及法理来看，抵押权顺位变更的效力大致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绝对效力说，一种是相对效力说⑥。绝对效力说认为抵押权人对于抵押权的顺位拥有独立的处置权，其权利源至于抵押权的独立性，因此，先顺位的抵押权人与后顺位的的抵押权人一旦达成让与的合意，则其顺位即发生绝对的变更互相取代对方的顺位的权利。而对于其他的顺位的抵押权人绝对有效。例如第一与第三顺位抵押权人互相变更顺位则第三顺位权利人当然取得第一顺位人的权利地位，而对抗其他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而相对说认为，两者的顺位变更不应当损害其他抵押权人的利益。由于各抵押权人就抵押物的权利份额是不同的，如果实行绝对主义，有可能损害其他人的抵押权的实现。如上之例，当第三顺位抵押权人的债权显大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时，于其他抵押权人而言，抵押权将受到很大损失。基于这样的考虑，相对主义认为顺位变更只于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即顺位变更之后，双方在众抵押权人之中的顺位并不发生变化，而只在清偿时，就优先清偿额度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后顺位人只取得前顺位人权利范围内的优先受偿的权利。显然后者的内容是较为合理的。在我国将来的《物权法》立法时我认为也应当确立顺位变更的相对性原则，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以上就是解决抵押权冲突的两个原则，两者以公示原则为基础，而以顺位变更相对性原则为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同一物上异种担保物权的竞合
（1）抵押权与质权的竞合
前文已经提到抵押权是于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动产或不动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而与它不同的是质权的标的物则是动产或权利，因此两者的竞合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发生的，一般只有在标的物是动产时，即动产抵押权与动产质权才有竞合的可能。因此，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仅就此种类型而言。
①公示要件完备效力均等原则
正如前文所述，公示原则是物权制度当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解决担保物权竞合的情况下最为基本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解决异种担保物权竞合的时候，依然需要运用这一原则，只是内容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不同的担保物权的公示形式、意义存在着差异。具体到抵押权与质权的竞合的情况下，动产抵押的法定公示形式是登记，但其意义仅为对抗第三人的形式要件，而动产质权以占有为公示形式，且此要件为动产质权的生效要件。因此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动产质权人已经占有标的物则推定其质权得为有效而不论出质人有无质物之处分权此为质权的善意取得制度，而动产抵押权人如无登记则认为其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动产质权应当优于抵押权优先受偿，其原因就在于动产质权人因占有而使公示要件完备，而动产抵押权人则由于公示要件的瑕疵而不具有对抗的能力。那么两者均达到公示要件完备的时候应当如何解决呢？依《担保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采取的是抵押权优先原则，这样的规定无论是在各国的理论界还是立法来看都可谓独一无二，但独创不见得就正确，其抵押权优先的观点另人费解。首先，就两种担保物权而言均依法律规定完成了公示要件，即都符合物权法定的原则，两者在权利性质上不应该存在差异。其次，两者均是为保证一般债权的实现而设立，就其产生原因上不存在优劣之分。因此，抵押权根本没有优于质权优先受偿的理由。在梁彗星先生的《物权法草案意见稿》第三百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项中这样认为“同一财产上既有抵押权又有质权的，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抵押权人和质权人按照各自设定的先后顺序受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其各自的债权额的比例受偿。”其在解释的理由当中也指出两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无优劣之分。
②设立在先原则的例外———债权人权利优先原则
所谓设立在先原则是指，同为已公示抵押权、质权，设立在先的优先受偿。此为解决担保物权竞合的一般原则，但在抵押权与质权竞合时却存在例外。抵押权与质权竞合在设立顺序上存在两种类型即先质后押和先押后质。此时无论后押还是后质，如果均是为抵押人或出质人的债权而在原有权利后再行设立的担保物权都应依设立在先原则而在先设立的抵押权或质权后受偿。但是如果质权人或抵押权人经出质人或抵押人同意为担保自己的债务，就标的物再行设立抵押权或质权时则不能适用设立在先原则。其理由是，如果适用设立在先原则，质权人或抵押权人的债权人的担保物权将劣于其债务人对标的物的优先受偿权，其债权的担保则形同虚设，于担保物权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宗旨相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即所谓债务人的权利不应优于债权人的权利。因此于此时后设立的担保物权应优于先设立的质权或抵押权优先受偿，这就是设立优先原则的例外。《担保法》解释第九十四条“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为担保自己的债务，经出质人同意，以其所占有的质物为第三人设定质权的，应当在原质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之内，超过的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转质权的效力优于原质权。”仅就转质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而对其他类型没有规定。
（2）质权和留置权的竞合
在一般情况下动产质权与留置权一般不会在同一个在债务人与数个债权人之间发生。因为如果先成立一个留置权，物之所有人将无法向质权人交付质物；而先设立质权，则出质人已不占有标的物，自然没有支配物的可能当然也不会因他引起产生留置的法律行为的可能。因此，只有在权利质押时才有可能使质权与留置权同时指向同一个债务人。而大部分的质权与留置权的竞合都是由于留置权人或质权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例如质权人交由第三人加工质物，质物被加工人留置的情况；以及留置权人为担保自身债务出质留置物的情况，都会产生两者的权利竞合。那么对于以上的情况应当如何解决呢？
①法定担保物权优先原则
此原则适用于权利质权与留置权的竞合的情形，即只适用于质权、留置权同指向一个债务人的时候。我们知道物权制度的除公示原则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设定，形式，内容均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而法定担保物权的法定是指担保物权的适用该担保物权的债权项目的法定。即此种担保物权的设置原因亦由法律规定而不得当事人的自治，是一种严格意义的法定原则，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留置权。而设定这种担保物权的债权项目一般都是这些项目的债权较之其他债权，债权人不获给付满足的危险更大，因此，法律往往直接规定符合条件的债权项目能够自动就债权的相关财产取得担保物权；另外，如留置权相较质权、抵押权，不具有物上代位性，从而也决定了它实现权利的有限性。因此通过对立法本意、以及保护特别债权的考虑，法定担保物权应当优于意定担保物权优先受偿。但有时，权利质押权人常常依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作为抗辩理由要求留置权人实现其票据权利，对于此如何解决呢？我认为，质权人基于票据而取得了物之所有人的地位，但是质权人的权利取得于出质人，因权利出让人不得出让大于自身的权利于受让人，因而，留置权人对于物质人就留置物的优先受偿的权利同时及于质权人，即留置权人对留置物的约束同样及于被留置人的权利受让人（权利质权人）。所以，此时质权人不得主张票据行为无因性而对抗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②设立在先原则的例外———债权人权利优先原则
此原则适用于动产质权、留置权指向非同一债务人的情况，理由已经在抵押权与质权竞合时论述过，在这里将不在赘述。即于此时，后设立担保物权优先受偿。
（3）抵押权与留置权的竞合
两者的竞合仅在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相竞合的情况，又由于动产抵押权以登记为公示形式，第三人不可能于留置权人手中善意取得抵押权，即留置权人不可能就留置物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抵押。因此，这种情况只要适用法定担保物权优于意定担保物权原则即可，即两者竞合时，留置权优于抵押权优先受偿。《〈担保法〉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同一财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亦作了同样的规定。
总结对以上四种担保物权竞合类型的论述，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依登记原则2、顺位变更的相对性原则3、设定在先原则4、公示要件完备效力均等原则5、债权人权利优先原则6、法定担保物权优先原则
三、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竞合的实现
优先权作为一种法定的特别债权，是区别于担保物权而独立存在的一项准物权制度。在我国立法中，没有优先权的专门性法律规定，而只是散见于各部门法中。例如，《海商法》中船舶优先权制度，《合同法》中不动产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制度等。与此同时关于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的竞合的实现问题亦有相关的规定，如在《海商法》中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而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因此可以看出作为船舶这一特定财产，优先权优于担保物权而实现。
那么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优先权均优于担保物权呢？首先来看一下《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关于优先权的规定中，规定优先权所及于的财产只能是破产财产，而依《破产法》的定义，"已作为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也就是说优先权只能于担保物权实现后的剩余财产部分行使优先受偿的权利。我想立法作出这样的规定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和法律的尊严。担保物权人与破产人依法成立担保法律关系，无论从立法的目的和当事人的意志自治，都是为了保证交易安全，法律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如果在破产人破产时规定优先权优先于担保物权，则担保物权对于担保权人而言很可能形同虚设，而无法实现。这样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担保物权人对于担保制度的信任，而且于此时如果不能保护担保物权人的担保物权得以实现的话，则可能造成一家破产，株连多家的情况。此于优化社会资源，鼓励交易，保护交易安全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如果优先权及于全部财产的话，则会出现下面的情况。即优先权先于设有担保物权的标的物上优先受偿，而使此项担保物权沦为普通债权，而只能于其他债权人比例受偿。之后的破产财产又会在优先权不能在担保物上完全实现时，再优先受偿剩余部分的财产。这样一来，无论是原有的担保物权人还是普通债权人的利益将都会受到侵害。这样一来就会在极大保护优先权所保护的特殊主体的同时，使大多数的交易主体受到不同程度的牺牲，这样的结果显然超出了优先权保护的必要限度，实际上是对其它债权人的歧视待遇。
综上可以看出，优先权的优先性应当严格的限定在特定（法定）财产范围内得以优先于担保物权和某些公权力，而不能任意的优先于特定（法定）财产之外的财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也就是说在这部分财产上，担保物权应当优先于优先权得到清偿。
作者：马江
参考文献：
①《物权法》梁慧星、陈华彬/编著法律出版社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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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物权法要论》温世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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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考文献：
《法国物权法》尹田法律出版社1998.2
《物权法论》史尚宽荣泰印书馆1979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梁慧星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工伤保险;现状;问题;对策;江苏南京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城市化、工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外来务工人员日益成为推动南京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伤保险却存在诸多的问题,影响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身心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在工伤发生时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以保证其最大限度的恢复生产力,成为南京市工伤保险工作的当务之急。笔者通过对南京市主城区外来务工人员工伤保险现状进行调查分析,试图提出完善南京市工伤保险的政策建议。
1、调查方法
为了解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工伤保险现状,本调查随机选择秦淮、白下、玄武、建邺等4个区作为南京市主城区的代表,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涉及外来务工人员基本情况、安全生产情况、政策听说情况和外来务工人员对工伤保险改革的建议等4个方面内容。本调查共发出问卷320份,实际回收问卷320份,有效问卷率100%。
2、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工伤保险现状
2.1基本情况
南京市主城区外来务工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受教育程度普遍为初中(43.1%),其次是高中(22.5%)、小学(18.8%),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他们的收入处于中等或偏下水平,调查显示,接近60%的外来务工人员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其中包括8.1%的人收入低于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850元)。在务工形式来看,被企业(单位)招用在固定岗位就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5.2%,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或灵活就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4.8%。
2.2安全生产情况
一是工作安全状况、保障措施较好。南京市主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全生产情况总体较好,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对自己目前工作的安全状况及安全保障措施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主要与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的职业有关,大部分被访者都是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工作本身的安全性好、工伤事故发生少。二是安全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要“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但是在被调查者中,接受过安全教育和培训仅占到总人数的51.2%,还有近1/2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安全教育和培训,这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接受过健康安全教育和培训的人员基本上是从事企事业单位的保安、门卫等相对安全职业的人员,而从事建筑、安装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并没有接受相应的安全教育。三是健康检查和安全保障措施。根据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劳动者享有获得职业健康检查的权利。而在调查中,只有1/2左右的人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中,80.63%的被调查人员表示对自己目前工作的安全保障措施满意或比较满意,13.12%的人表示对目前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太满意,只有6.25%的人对目前的安全保障措施不满意。四是疲劳加班。南京市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状态相对较好。1/2以上(60.9%)的被调查人员表示,多数情况下他们不需要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还必须加班工作,33.8%的人则表示,有时候即使已经极度疲劳,还是要加班工作,这部分人主要分布在餐饮行业等服务业,他们在生意淡季时清闲,但是在旺季就要加班加点。
2.3对工伤保险政策的了解及实施情况
一是外来务工人员对工伤保险相关政策知之甚少。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伤保险条例》、“农民工平安计划”、《南京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办法》等几项与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切身相关的工伤保险政策中,有1/2的外来务工人员一项政策都没听说过,还有32%人只听说过其中1项。而法律意识薄弱,将直接影响他们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二是工伤保障责任的承担问题。41.56%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伤保障的责任应由单位承担,20%的人认为应由单位和政府共同承担,12.5%的人认为工伤保障责任应该由政府、单位和个人3方共担。三是工伤保险率。在320名被调查者中只有19.69%的人参加了工伤保险,而另外79.69%的人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率很低。在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有21.77%的人是没有与用人的单位签劳动合同,13.28%的人虽然签了劳动合同,但合同中并没有有关工伤保险的相关条款,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包括3.76%不知道工伤保险、不知道办理途径等,因为对工伤保险缺乏了解而没有办理。
3、存在的问题
调查结果反映了南京市主城区外来务工人员工伤保险现状中存在着突出问题:一是工伤保险参保率低;二是外来务工人员法律知识欠缺,工伤保险维权意识和能力差;三是用人单位安全培训不到位。因此,应完善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工伤保险制度。
4、对策
4.1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
虽然国家规定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都必须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但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大、对工资待遇要求比较短视等原因,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工伤保险参保率很低。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在工伤保险工作层面上的监督和规范职能采取各种强制甚至惩罚措施,强制雇主为雇员办理工伤保险,防止出现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方面的逃保、漏保现象。
4.2强化工伤保险法制宣传,加强法制教育
只有具备熟悉工伤保险法律常识,劳动者才有意识和能力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劳动保障部门应加大工伤保险法制宣传力度,在社会群众,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中进行广泛宣传,工会等部门也有责任协助进行培训外来务工人员工伤保险相关知识,使其与雇主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时知道要求雇之为自己办理工伤保险[1,2]。
4.3加强职业安全健康教育
工伤预防能大大降低工伤事故的发生率,进而减少工伤康复和补偿的压力,降低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同时,积极预防也减轻了劳动者的恐慌和压力,使其持续有效地进行生产工作,减少了因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而导致生产停止而带来的损失[3,4]。政府应监督用人单位健康安全教育情况,强制其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宣传。
5参考文献
[1]许素睿.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4):59-62.
[2]孟繁元,田旭,李晶.我国农民工a伤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农村经济,2006(2):47-49.
关键词:3PL4PL物流外包供应链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想要面向国际市场开发自己的产品;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面向全球采购以求得更有竞争力的原料供应。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流行的趋势就是物流外包(outsourcinglogistics)或采取第三方物流(thirdpartylogistics,简称3PL),以此来综合管理自己的原料与产品的流动与传输。许多组织已经与3PL公司结成了战略联盟来掌控它们的物流业务网络。这些联盟就是物流或供应链外包和契约物流。在3PL加快发展时,4PL(The
FourthPartyLogistics,第四方物流)甚至5PL的外包理念又横空出世。物流理论发展似乎总赶不上商业活动中物流管理理念的变革。那么究竟什么是3PL与4PL?3PL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从3PL到4PL再到5PL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
物流外包的层级
物流外包具有不同的层级。所谓物流外包的层级是指生产商和与第三方物流公司之间的联系的紧密程度,这种联系即可以是短期局部合约,也可以是长期合约,还可以是全面的战略联盟。我们大致将其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交易性外包。建立在短期交易基础之上,在外包公司与第三方物流公司之间没有长期契约的约束及保税。
第二层级:战术性外包。建立在长期契约基础之上,利用集成的IT系统增进信息的自由传递,增加供应链的清晰度。
第三层级:战略性外包。建立在以客户满意为目标的长期合作关系之上,3PL公司成为参与供应链管理的合作伙伴,以增加交易的透明度。
物流外包的层级与物流的运作模式的概念是不同的,同一种运作方式(如3PL)可以包含不同的层级。
3PL的内涵与优势
对第三方物流概念的界定学界依然没有统一的定论,现存两种主要的观点。其一,从供方与需方的角度来界定。认为第一方物流是供方为提供商品而进行的物流;第二方物流是需求方为采购商品而进行的物流;而第三方物流是由供需以外的物流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业务模式。其二,从物流的分工及外包层级来界定。认为第一方物流是指生产企业或流通企业自身做仓储、货运进行的物流运作;第二方物流是指生产企业或流通企业聘请车队、仓库来做仓储、货运的物流,属于功能性的服务,相应地第二方就是指那些为社会提供运输、仓储等单一的物流服务的企业;第三方物流则是提供综合物流服务的物流企业。
3PL的产生的动因来源于厂商对“第三利润”的追求。从企业的角度看,当其利用技术开发来降低产品成本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之时,就会把目光转向生产前后延伸的流通领域的价值链,通过实现供应链管理一体化,降低产品在流通领域的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而当企业意识到自己并非这方面的行家,并且需要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主营业务,以满足客户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之时,也就是说当企业内部组织物流的机会成本大于外包成本之时,他们便逐渐将运输、仓储等业务外包给游离于生产商和客户的专业化的第三方企业经营,于是就催生了第三方物流的出现,第三方物流就成为提供现代物流服务的主体形式。
3PL存在的优势在于:
节约时间。物流外包可以使得厂商集中资源用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当今世界是一个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时代,企业要想迅速成长,就应尽可能将核心业务以外的商业职能外包,必须让自己的员工专心致志地从事核心业务。这样做可能会失去一些控制权和做出反应的时间,但总的说来,利大于弊。
比较优势。即便是自己拥有可利用的资源,但由于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内生的动态比较优势,把企业物流业务分包给供应链内的其它专业化组织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位于供应链中的相对位置不同,专业化的物流企业会拥有更多的市场知识、关系网络及专业化技能,同时还会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
责任共担。3PL可以与客户共同承担责任以管理全球供应链,保持客户和店铺适宜的存货,随时随地都可以井然有序地开展物流传递。
重构物流网络。物流外包能以一条快速的捷径策划物流传递网络,满足全球市场需求,使企业组织尽快达到具有竞争优势的境地。
4PL的兴起与物流外包的发展
第三方物流作为分工的结果使得物流从企业内部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化行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流运作在企业内部的不经济现象,节约了物流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但在经济日益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市场不断扩大的当今社会,商品交易显现出高频率、大范围的特征,从而导致了现代物流向高速度、多层次、大范围、集成化的方向运行,3PL的物流外包层级日益难以适应这种发展趋势的要求。从宏观角度来看,第三方物流运作并没有使社会资源得以最优配置,因为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更多的是从微观层次上去关注企业客户的物流成本和物流效率,很少从社会整个供应链条上去关注此类问题,从而形成制约社会物流发展的一个瓶颈。现代物流的发展需要技术、资源、人才等物流资源的进一步整合,而电子商务的兴起也为这种整合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这就成为4PL产生的背景和动因。
第四方物流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安德逊咨询公司(AndersenConsulting)于1998年提出并进行了专有服务商标注册,美国物流经济学家JohnGattorna最先在其著作中提出了第四方物流的定义:“第四方物流供货商是一个供应链的集成商,它对公司内部和具有互补性的服务供货商所拥有的不同资源、能力和技术能进行整合和管理,并提供一整套供应链解决方案。”因此又称之为“总承包商”或“领衔物流服务商”。可见,第四方物流实际上是基于对整条供应链的管理理念,是对物流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它聚集了方方面面的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与人才资源,能够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多角度进行物流运作分析和物流运作管理,提供有效的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其优势可归纳为:提供了一个综合性供应链的解决方法,以有效地适应需方多样化和复杂的需求,集中所有资源为客户完美地解决问题;通过对整个供应链的影响来增加价值,即能够为整条供应链的客户带来利益。
物流外包的未来
在4PL的理念还没有被学界完全消化之际,最近又出现了第五方物流(5PL)的概念及争论,有人认为它是从事业务培训的一方,也有人认为它应该是专门为第一方、第二方、第三方和第四方提供物流信息平台、供应链物流系统优化、供应链集成、供应链的资本运作等增值的活动。从企业的物流自营到3PL、4PL再到5PL,这些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似乎预示着供应链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但笔者认为,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替代关系。企业的物流业务是在企业内部运作还是采用外包,是采用3PL、4PL抑或5PL,主要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内部组织有成本费用,利用市场和委托合约也需要成本——信息搜寻成本、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决定了企业总是要选择一个成本费用最小的模式来完成自己的物流运作。不同规模、性质的企业面临的情况不同,因此可能选择的物流运作模式和层级也不同。传统物流、3PL、4PL及5PL只不过是为不同的企业提供了不同的可选择的物流运作的合约方式,是市场自发演进的结果。因此无论传统物流、3PL、4PL还是5PL,甚少在短期内不会因为一种新模式的出现而导致另一种旧的模式的消失。现实世界中更为现实的状况是:各种物流模式的协作并存以满足不同规模与经营性质的企业组织的多样化需求。
参考文献: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我国传统上的人格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有内在缺陷，导致了目前社会信用匮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为人格化的信用向制度化的信用转型提供了契机，担保物权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信用手段即是其重要表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担保物权日益发挥强化信用的功能，这也是担保物权的发展趋势。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为传统民法之担保法出现了巨大变革，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从而成为民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担保物权的发展体现了由个别性的人格化的信用转向普遍性的制度化的信用的进程。作为信用手段的担保制度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许多新的型类型涌现出来，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信用扩张的需求为担保制度的飞速发展和变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一、传统人格信用的内在缺陷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它在罗马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拉丁语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与英语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词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信用”一词在《辞海》里有多重含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为“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
我国古代，信用被推崇为一项重要德性。据统计，“信”字在我国古代儒家典籍《论语》中出现了38次之多，仅次于“仁”和“礼”。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民无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信用的强调，主要着眼于私人品德的修养，宗族乡里风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国的礼治要求。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如先生所形容的“差序格局”，人们大都“生于斯、死于斯”，终生生活在封闭的乡土社区中，社会流动性较小，人际交往范围狭窄，熟人大都是沿血缘、地缘、业缘关系而结识的人，层层外推而形成了“家人／熟人／陌生人”的格局。这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在这种稳定的熟人社会结构中，面子、舆论、互惠等形成的激励约束机制足以有效地维持信用关系，无需财产化的担保和强制性的法律。其不过是一种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宗法社会的道德形态，与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交易伦理的信用不同。这种信用并没有建构成市场交易的一种法权关系，在伦理上也没有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义务，而往往必须屈从于“尊尊，亲亲”的规范和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安排。严复先生比较东西风俗，指出两种“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有学者认为，诚信不能上升为普遍道德义务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商品、信用和契约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普遍而广泛的商品交换模式，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
我国目前的信用匮乏的现状即源于传统的断裂，社会的急剧转型。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但由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场的交换关系，交易信用无从展开，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构成实行单位制度，个人被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单位中，其交往范围、社会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信用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熟人社会之下的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适性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与信用不足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豆腐渣”工程充斥、股市“圈钱”、逃废债务、偷税漏税十分普遍等。
在信用极度缺乏的条件下，个人性的人格信用不足以支撑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性的制度化的信用。这种制度化的信用包括制度化的财产信用，即通过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创造信用。近代金融信用的大规模展开，交易主体的不特定化必然要求信用脱离个人因素而普遍化。传统社会中的信用局限于个人人身因素，古罗马通过对人身的处罚担保债权的实现，我国古代则通过宗法社会的道德、人情、面子等人格因素保障信用。而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从人身担保到财产担保、从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到制度化的财产信用的转化，反映了学者所谓的“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进化过程。
二、作为制度化信用的担保物权
信用之所以必须在法律形成债权这种具有强制力的法权关系，并且必须配合以财产担保的制度设计来维护。信用交易的顺利进行，必需有一套相应的由法律、惯例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和保障。信用担保正是这一金融制度体系的功能之一。担保是为了克服风险、维护信用，而设计出来的一套财产性的制度安排。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化的信用。日本学者认为，被称作“信用”的词句有相当多的含义，有时，“担保”也作为“信用”的一部分被考虑，两者的关系相当的暧昧。金融担保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信用供给”的基础，即作为创造“信用”的必要手段。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企业活动在该信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
伦理信用具有强烈的人格性，而担保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设计，在伦理信用不足，或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能够有效地弥补伦理信用的不足，保障交易信用的实现。因此，交易信用（债权）、制度信用（担保）、人格信用（信用权及信用评级制度）、伦理信用（社会道德），以交易信用的创设和保障为中心建构了信用关系的体系，该体系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支撑着市场经济的运转秩序。其中，担保作为制度化的信用居于重要地位。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则无须国家和法律。依靠道德支持的人格化信用在功能上不及依靠法制支持的制度化信用。这是因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内在的限制，无法突破熟人社会的限制。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担保作为制度化的信用机制可以通过对风险的克服，创造信用，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可以打破血缘、地缘的限制，扩大信任的范围，使任何个人、群体或国家之间建立广泛信用关系。从而鼓励交易。
关于人格化的机制和制度化的机制的优劣，有一个有趣的实例。经济学家格雷夫（Grief）在《热那亚与马格里布商人：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考察了中世纪的两个前现代社会组织：一个是属于穆斯林文化的马格里布（Maghribis），一个是属于拉丁文化的热那亚（Genoese）。在地中海同样的条件下，热那亚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不排斥与非热那亚人合作从事贸易，并创立了类似于法院的“社区法庭”，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契约的执行。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仅从本族商人中选择或雇佣贸易人，其交易机制是一种人格化交易机制。结果证明，基于法治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较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更有效率，而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生存历史较前者也为长远。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
我国目前处于道德失范、信用匮乏的社会转型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格信用的危机其实无形中也给制度化信用建立提供了契机。当人们彼此都不信任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选择法律作为共同的信任基础，通过法律工具设计抵押、质权等财产权利克服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的信用风险。所以，这种不信任具有更长远意义的后果是能够为迈向一种普遍主义的制度提供激励，并且也降低了确保良好防范和制度转轨的成本，为人格性的信任迈向普遍主义的制度性信任提供了契机。
三、担保物权对信用强化的趋势
现代社会中，债权居于统治地位。物权的资本化、价值化，与债权的兴起，密不可分的结合，这符合财产的债权化、流动化，“担保权逐渐由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过渡到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发展趋势。担保物权制度作为一种克服风险的制度化的信用，伴随着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在现代社会迅猛发展。担保权作为信用手段，不仅是债权保障，更是融资的媒介。强化担保权的融资能力，是现代担保法发展的必然规律。目前，我国的物权立法应当顺应担保物权的发展潮流，通过制度设计充分发挥其信用强化、金融媒介的功能。担保物权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就客体而言，担保财产日益增多，范围日趋扩大；就功能而言，由传统的保障债权转向金融媒介，担保的目的不再是保障债权实现，而是大规模融通资金，促进金融与产业的结合；就类型而言，除了传统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之外，又相继出现了最高额抵押、动产抵押等多种类型，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日趋活跃。
（一）担保物权客体的扩张
由于物权法定主义，传统的担保物权的标的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抵押仅限于不动产及不动产他物权；质押限于动产；留置权限于动产。由于物权法的一物一权原则，担保物权的客体只能为单一物。这种制度构造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大规模、长时期的连续易作担保，无疑是“小牛拉大车”，力有所不逮。现代担保法的发展，集合物抵押、浮动担保、权利质相继出现，担保权客体的范围极力扩展，各种权利、集合财产、企业等均可作为担保的标的。客体的广泛性增强了债务人的融资能力，弥补了传统物权担保的不足，即所谓“使法律上不能担保的标的物实现担保化是让渡担保的一个重要机能”。[10]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U.C.C）第九章更是将担保客体统一规定，认为凡具有担保利益（securityinterests）均得成立担保，实现担保的自由化，促进新型担保的创设。担保权客体的扩张，表现为：
1．集合财产。在单一的各个财产固然可以分别设定不动产抵押权、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权利质权，但各别担保其经济效益有限，对债权人之保障不足，自难发挥其担保之效用；财团之而财团担保则可发挥财团整体效益，其效力往往非各个财产价值之相加效果，而是相乘之效果，自为抵押人所乐于采用，而债权人所乐于接受。
2．浮动的企业财产。浮动担保制度的出现，企业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在市场中从事有偿的活动、其持续经营具有计划性和目的性的整体财产，一揽子纳入担保的客体。企业是以经营为目的的各种财产综合的组织体，被法律视为权利的客体而存在，而非主体意义上的“人”。德国的主要法学流派也一直倾向于认为企业是一种法律客体。作为财产综合体的企业在整体上性质为不动产。企业在整体上以及企业的一部分可以是买卖、抵押、租赁和与设立、变更和终止物权有关的其它法律行为的客体。作为财产综合体的企业包括所有各种用于其活动的财产，其中包括土地、建筑物、构筑物、设备、器材、原料、产品、请求权、债务，以及对使企业、企业产品、工程和服务个别化的标志的权利和其他专属权，但法律和合同有不同规定的除外。企业经营过程中，仓库中储存的原料、产品等动产，通常处于流动状态，现有商品销售出去，新商品运送进来，川流不息，这种流动的集合财产也可以设定担保融资。
3．权利。权利也可以作为担保的客体。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产权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投资方式和财产形态的变化，权利证券化发展迅猛，证券权利成为个人及企业的重要资产；现代社会交易的频繁，是债权统治的社会，债权的在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债权、证券权利、知识产权，这些无形财产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担保财产。权利质出现并且压倒动产质成为最重要的质权，即为其例。
4．其他权利和法益。新的担保方式，尤其是让与担保等权利移转型担保的产生，大大解放了可以充当担保权标的的财产，原则上凡是具有可让与性的财产权利或利益，都可以就其设定担保，例如：高尔夫球会员权、俱乐部会员证、在建房屋、年金债权、信托受益权等。
（二）担保债权的扩张
传统的担保权所担保的债权往往为单一的债权，并且由于担保的从属性，其被担保的债权只能为现实的债权。这种制度构造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大规模、长时期的连续易作担保，无疑是“小牛拉大车”，力有所不逮。现代市场经济交易频繁，企业之间联结紧密，因此最高额担保应运而生，包括最高额抵押、最高额质押、最高额保证、最高额让与担保等等。所谓最高额担保，是指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担保财产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其担保的对象是不确定的数个债权，在担保设定时，债权的数量、产生时间、金额尚不确定。
在商业往来中，企业与银行、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经常形成连续不断的长期交易关系。按照通常的抵押制度，欲每项交易都获得抵押担保，必须分别设定担保，并办理登记等各种手续，从而导致交易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当事人在长期的商业合作后，相互已有相当的信赖存在，客观上往往无需每次分别设定担保。最高额担保除了信用担保之外，还可简化手续，提高效率，为当事人之间连续发生的债权创造便利，加速资金和财物的融通，有助于当事人之间建立稳固、顺畅的经济往来和信用关系。
（三）从债权保全型担保到金融媒介型担保
传统的保全型担保旨在保障债权的实现，因而担保权与主债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债权无效，担保权也随之无效，担保权的从属性得到肯定。而过于强调担保权的从属性将阻碍担保权的流通性，牺牲了担保物的交换价值，压抑了担保权作为价值权的根本属性。现今的社会，担保的媒介融资功能日益强化，即所谓“保全型担保”向“媒介型担保”过渡。担保权的独立性与流通性的确保与从属性的缓和是现代担保法的发展潮流，抵押证券、所有人抵押、浮动抵押等新型担保方式应运而生。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提出著名的“近代抵押权”命题，认为抵押权对物的支配，实际上是对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与保全型担保不同的是，金融媒介型担保把握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发挥其价值权本性，其目的是将抵押权作为金钱投资的对象放在金融市场里流通，流通抵押、投资抵押等融资性担保已成为担保法制现代化的标志。德国首创的最高额抵押制度和证券抵押制度即是其典型体现。
（四）从占有型担保到非占有型担保
现代物权法是由单纯的对物支配，向注重物的利用转变。传统的质押必须移转质物占有，且强行规定不得以占有改定方式设定质权，这限制了物的使用价值的实现，不符合物尽其用的要求。从担保制度的历史上看，古代有一个从旧质到新质的发展过程，由占有质到非占有质、再到抵押，该过程即反映了从占有型担保到非占有型担保的转化，新质最终发展形成今天的抵押制度。并且，抵押制度在近代担保体系中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被誉为“担保之王”。在非占有型担保中，人们一方面可以继续利用其担保财产从事生产经营，获得收益，并以此收益来清偿债务及利息，同时又通过在该财产上设定的担保，获取他人资金。而在担保权人方面，则免其对担保物的管理、维护义务，使银行等专业金融机构得以摆脱保管担保财产的包袱而专事经营货币业务。
但由于传统的抵押权仅适用于不动产，因此，为了将非占有型担保扩及动产、权利和其他财产，配以新型的公示手段，权利质、动产抵押、让与担保等新型的非占有担保被创设出来。特别是让与担保，其适用范围极为灵活。让与担保移转所有权，但不以移转占有为必要，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保留设定人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所以，现代社会，转移占有型担保已局限于极狭小的空间，在市场经济中大行其道的几乎都是非占有型担保。
（五）从典型担保到非典型担保
现代担保体系中，非典型担保兴起，日益冲击传统担保制度的地位。传统民法典所规定的抵押或质押等典型担保，都是债权人基于其在担保财产上享有的他物权以优先受偿，在客体范围、转移占有、优先效力、实现程序等方面都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如现实时必须依照民事执行法所规定拍卖、变卖等的公的实行程序进行，成本高昂。当事人在交易中为规避实现程序的麻烦，同时达到直接支配财产权利的目的，通过契约自由，创设出非典型担保的交易方式，主要有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的形成大致经历如下阶段：当事人意思自治；交易习惯的生成；判例、学说的承认；最终由立法承认。由于担保物权奉行物权法定主义，这与法律之外创设的非典型担保发生冲突。非典型担保意味着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即物权的自由化趋势。物权法定主义过于硬化，难以适应现时社会经济发展，倘于习惯上能有适宜的公示方法之新物权之生成，自不妨予以承认。……对此种社会事实，若绝对严守物权法定主义而不予承认，则法律不免与社会脱节，若竟熟视无睹，不加可否，则又将贻人掩耳盗铃之讥。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动产担保体系即采自由主义，只要有担保利益即可设定担保权，为解决担保竞合问题，美国体系之登记使其有足够力量保障其排他性。
注释：
[1]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2]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3]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4]于莹：“信用问题的法律分析及调整”，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5]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6][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日]近江幸治：“日本金融担保形态的变迁与日本担保法面临的新问题”，载《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3期。
[8][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9]参见杨光飞：“‘杀熟’：转型期中国人际关系嬗变的一个面相”，载世纪中国网。
[10][日]米仓明：《让渡担保》，转引自顾长浩：《论日本的让渡担保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0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页。
[11]参见陈隆荣：“两岸担保物权法之比较”，载王利明等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页。
[12]参见范健编：《德国商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4页。
[13]参见[德]托马斯．赖泽尔：《联邦德国的企业法理论》，载《法学译丛》1998年第1期。
开 题 报 告
财务会计专业 姓名
一、题目名称
新形势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
二、选题背景及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在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财务管理目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财务管理目标的正确界定对于整个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及财务管理实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理论界及实务界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看法并未取得共识，大部分学者赞成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而实务界则更为偏爱利润最大化。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实质在于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比如说我们界定财务管理目标是站在所有者的角度，还是站在财务人员的角度？再比如说我们界定财务管理目标的目的是什么？财务管理目标和目标管理中的目标是否一致？对于这些问题，理论界及实务界都没有作出合理的回答。因而笔者认为，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利润最大化还是价值最大化的争论上，而应当先对有关财务管理目标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回答，然后再对财务管理目标作出合理的界定。
三、研究内容
随着中国加入wto，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及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组织集团化、经营多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情况大量出现，多元化经营在理论和实践上最基本的好处就是分散经营风险。同时，企业集团化的组织形式，由于其在内部形成多元法人主体结构，分散了财务风险。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股份制的日益成熟，以母子公司制为基本结构的企业集团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一种组织形式。
对于企业集团来说，无论是集团总部本身还是处于不同层次的成员公司，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理财目标，即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具体来说，则是为了实现出资人财富的最大化。因此，满足出资人需要，服从出资人利益，实现出资人财富最大化，就成为制定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财务管理方法。而目前我国众多企业集团中存在着财权多层次分割的过度分散与失控、信息不能及时充分共享、利益互不兼容的多级法人治理结构、成员企业目标的逆向选择、竞争力低下等等问题。这与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目标相悖。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当前我国实际，从企业集团实施财务集中管理的必要性、财务集中管理的具体操作思路和解决方案、必需的基本主客观条件等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述。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选择并定位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从而提高集团整体利益以及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
四、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主要通过查阅大量相关资料来支持论文的研究，其中包括院系图书馆、校级图书馆的藏书和期刊；电子期刊的全文检索；英特网的搜索引擎；各类网站的相关文章等等。
2、案例举证方法
五、论文提纲
（一）企业财务管理现状及其在现代企业中的核心地位
1.分析我国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
①分析我国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的观念。
②分析我国企业的资本制度。
③分析我国企业的外部筹资模式 。
④分析我国企业的收益分配政策 。
⑤分析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选择现状。
2．探讨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①财务管理是企业最重要的管理。
②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③财务管理是其他各种管理都无法取代的。
④论述财务管理具有综合性的功能。
（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概述
1．论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含义及其特征
① 什么是财务管理目标
②财务管理目标的特点
2.影响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因素
④管理决策因素
⑤外部环境因素
（三）比较几种代表性的财务目标观点
1．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优劣。
2．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的优劣。
3．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优劣。
4．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优劣。
（四）财务目标选择的标准
1．影响企业财务目标选择的因素
①经济体制
②经济发达程度
③企业经营机制
④资本市场
2．财务管理目标优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①财务管理目标的历史研究
②新形势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
六、主要结论
新形势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为：以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依据、市场竞争为导向，力求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所有者（股东）财富和职工人均收入最大化。首先，它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由企业来组成，企业由所有者、经营者和广大职工来组成，各企业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三个经济利益主体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目的就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企业财务管理终极目标，就是要使组成企业的各个经济利益主体都富起来。其次，它符合统一性特征。它直接明确企业的目标由企业所有者（股东）目标、经营者目标和职工的目标来组成，主张三个利益主体通过协商使各自的目标统一于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之下。第三，它符合货币性特征，均可用货币量化，便于分解。第四，它符合明晰性特征，概念清楚、表达准确、没有疑义。第五，它符合可控性特征，如果将所有者（股东）财富量化，可用每股收益、股利支付来表示，所有者财富和人均收入指标都是财务管理可控的指标。综上述，将它作为我国企 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不仅如此，如果把它作为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还可以有效地建立企业内部的利益制衡机制，解决企业目标与国家目标的统一问题。对于解决我国企业存在的隐性收入问题也会有所帮助。
总之，财务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体现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割和价值分配关系。从理论概念的角度来考虑,作为目标,必须服从于本质。财务就一般本质来讲,应力求保持以收抵支和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减少破产风险,使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地生存下去,并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通过合理、有效地使用资金使企业获利。财务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企业目标决定财务目标,企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决定财务管理目标的趋向与最终选择。
七、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8226;r.爱默瑞，约翰&8226;d.芬尼特.公司财务管理（上、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刘俊彦.财务管理机制论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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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献中,熊楚熊,《公司理财》m.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5谢剑平.《财务管理——新观念与本土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王庆成.知识经济时代财务管理的变革j .财务与会计导刊,,(10).
7彭海颖.略论强化现代企业的财务控制j.财务与会计导刊,,(12).
8崔伟利.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策略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四川会计,,(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