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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爱的微笑征服学生的心灵
教师应向学生倾注情感,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情感具有强烈的外显性。教学活动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形式之一,而人的知识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绪伴随下进行的,教学活动也不例外。苏霍姆林斯基在对待儿童智力发展上认为在:儿童学习愿望的源泉是思维的智力上感受和情感色彩,儿童的思维是同他的感情和感受分不开的。教学和认识周围的事物的过程充满情感,这种情感是发展儿童智力和创造能力极其重要的土壤。学生只有在情绪愉悦的气氛里,智力才会活跃,思维才能始终伴随着教师讲授的“旋律”产生共鸣,去努力学习社会科学文化知识。
(2)要创造生动活泼、和谐的课堂气氛
课堂气氛随着教学内容起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合理运用会使学生求知欲得到激发,兴趣盎然。课堂气氛主要是教师行为的产物,教师的教学组织,应以形成良好的课堂气氛为己任,使学生更加充分地、热情地参与整个教学过程。从而,使学生的学习活动产生质的变化。例如,课堂上,有些学生疲倦了,我不是马上去指责学生,而是放下原有的话题,话峰一转说:“好!咱们现在开始幸运搜索,看哪一位幸运者被选中回答问题。”学生们顷刻为之一震,注意力马上集中指向老师,精神也振作起来。“幸运搜索”是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一个固定节目,学生们熟悉也很喜欢,我在这里用上这个“幸运搜索”,必然引起学生的注意。只是“幸运”者不是领奖品,而是起来回答问题,这里面又包含着老师对大家暗暗的批评。学生们面对这一局面,一是感到有趣,二是感到不好意思,三是感到紧张,思维和情绪都活跃起来,不敢再倦怠,立即准备答题。
(3)讲究良好的课堂语言教学艺术
教师的口头言语词句操作和语气操作技术,保证了课堂教学优化的实现,语言节奏的快慢急缓、语调的抑扬顿挫、语言的粗细长短、语气的高低缓急无不是形成课堂教学好坏的因素,而语词语气中的新奇生动、形象可感、诙谐风趣、含蓄夸张等均是形成教学效果优化的精华操作。教师的一个眼神、一副表情、一个手势、一种姿态、甚至进行辅助的一件教具,都可以是进行优化教学的信息传递渠道。
从《黑暗中的舞者》获奖,《老头》、《江湖》、《北京弹匠》、《铁路沿线》、《北京风很大》等作品走向国际开始,DV就不再平静了,“一夜之间都成了革命党”①,人人说DV,人人玩DV。DV到底带来的是什么,取代电影的技术手段,粗糙不堪的画面对电影造成的伤害,“影像不能承受DV之轻”②,还是贾樟柯呼吁的“反对歧视DV”③的另一种发展?审美需求,是人的最高需求,DV最后的发展必然是走向艺术的殿堂。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是人类艺术和人类生活的极致,艺术从劳动脱离开始就渴望回归生活,DV在某些特性上表现出来了这一艺术发展的趋势,本文主要就DV客体的生活化,关注的题材从宏观的历史转向日常化的生活图景,民间普通百姓的生活,小人物的命运;DV主体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影像话语权力和自由,“革命”和“历史”的官方宏大叙事转为坦率的个人化的语言;美来源于人在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反观自身,受众期待在DV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生活,直观自身,另一方面仅仅生活在其中也不能使他们满足,在欣赏别人的镜头同时也拿起DV,对自我的生活表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客体、主体及受众在生活中是融合的,DV在走进生活,走近我们,慢慢消解着艺术和生活的壁垒,DV艺术在走向生活,生活在DV镜头中变为艺术,生活,是DV艺术的起点,也是终点。
ABSTRUCT
Since《dancerinthedark》obtainawardsofCannesin2000,and《oldman》,《LakesandRivers》,《ballcraftsmanofBeijing》,《heavywindinBeijing》DVworksmovetowardsworld,DVhavebeennolongercalm,and"becomeRevolutionaryPartyawholenight",EverybodysaysDV,everybodyplaysDV.WhatDVbringtousonearth:itreplacesthetechnologicalmeansoffilm,"injurywhofilmleadstothefact"coarsepicturethatcan''''tbear,"imagecan''''tbearDVlight",merchant"objecttodiscriminatingagainstDV"byZhangKeJiaonethatcallupon,anotherkindofdevelopment?Aestheticdemandisthepeople''''ssupremedemand;DV''''slastdevelopmentmustbetheartpalace.Thelifenessofart,lifeartup,andmankindlifesendhumanartsverymuch,Artwisheagerlytoreturntolifesincebreakawayfromit,DVshowthetrendsofdevelopmentatcharacteristics.ThistextismainlyonthelifenessofDVobject,thedailylifeviewthatthesubjectmatterpaidcloseattentiontochangesdirectionfromhistoryofthemacroscopic,Thelifeofordinarycommonpeople,thesmallpotato''''sdestiny;ThepluralismofDVsubject,moreandmorepersonshaveone''''sownimagewordspowerandfreedom,Themightynarrationofofficialsidewith"history"of"revolution"istransferredtoacandidindividualizedlanguage;Gracefulstemsfrompeopleandreviewsoneselfinthecourseofessentialstrengthtargetindividualityisexpectedtoseeone''''sownlifeinDVworks,theyarenotsatisfiedlivinginit,alsopickupDVtoo,Expressingself-life,sotheobject,subjectandmerginginlifemainlyinasense,DViscomingintolife,walkingclosetous,andclearingupthebarriersofartandlifeslowly,DVartismovingtowardslife,livesandturnintoart,lifeinDV''''slens,ItisastartingpointofDVart,theterminalpointtoo.
关键词
DV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自我关照
导论DV之美在何方?
眼下,DV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词,网站,流行杂志报刊,大学校园内也流行着“今天你DV了吗?”的问候语。这里所说的DV已经突破了digitalvideo(数码摄像机或数码影像)的原始定义,已经具有了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内的广泛含义,甚至还是一种时尚和潮流的代称,内涵上呈现出思想的异质性和艺术的前卫性的意识精神领域。“DV是一种生存状态,是对生活原生态的接近真实的记录。DV让人们找回对生活久违了的天真和热情,让人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习以为常的一切;DV是一种权力,是将用影像表达自己的权利从少数垄断者手中归还给大众的一把利剑……”、①
1996年,DV摄像机在日本问世,最初被用来拍摄家庭影像。但是短短的几年间,随着机身性能的改进以及电脑配套设备的开发与研制,“能轻巧、价廉、自由地干事”、②,DV机已经成为当前个人影像制作甚至专业媒体都非常喜爱的一种摄像设备,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选择DV进行自己的影像表达。“Dogme95”宣言的提出者之一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vonTrier)的《黑暗中的舞者》(DancerintheDark),获得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DV在中国也有着迅速而大规模的发展,甚至要比国外的DV制作更有热情。DV传入中国以来产生了不少的优秀作品,比如:《老头》、《江湖》、《北京弹匠》、《铁路沿线》、《北京风很大》、《雪落伊犁》……在观影群体中都是尽人皆知的代表作品。而青年导演贾樟柯用DV摄像机拍摄的电影《任逍遥》则入围第55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成为中国DV影像的骄傲。
DV一词被炒得沸沸扬扬,DV的轻便和便宜使传媒家电化,DV成为人们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DV等数字艺术的发展在对传统艺术冲击的同时,也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尤其是在审美价值上颇有争议。DV给了人们影像权利的同时也破坏了影像艺术的高贵和经典,“每个人都是一位艺术家”③,开机关机太容易了,影像能否承受DV之轻?“首届独立影像节”也被形容为“考验观众体能的‘视听盛宴’”,④没有审美的愉悦可言,DV到底是以怎样的一种身份介入影像艺术之流的,DV的美在何方?
艺术的本质在于展现生命力。生活是最大的艺术之源,美正是来源于生活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为民间影像的力量,DV比任何其他影像艺术更接近生活。DV在诞生初期只是为了提高家庭录像的声画质量,当DV成为人们的家用品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回归民间,承担起反映民间的使命,甚至会在不自觉中最大限度的贴近生活的真实。DV的艺术性固然来源于对胶片电影在表现手法上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其技术的特性与独立性使其艺术性也具有特殊性。DV在技术层面上的轻便和经济层面上的便宜促进了DV创作主体的下移,人们都不满足仅仅生活在其中,都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创作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创作的内容更加平民化生活化,DV在本质上更倾向于民间,倾向于生活。
DV记录着芸芸众生的常态生活:《铁路沿线》的流浪汉,《高楼下面》的外地打工者,《老头》中的迟暮者……平常的人伦亲情和家常里短无不感动着我们,无论是在DV镜头后面,还是镜头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生命力的展现,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到处都是美的展示。DV的美,正是在于对生活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实现了人类的假说: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
DV,能承受生活之轻
美无处不在,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DV这只眼睛,发现了更多朴实无华的东西,让生活中更为感人,更为真实的东西,无论丑,还是美,都坦然的呈现在镜头中。DV的平民化从纯粹个人的角度对普通人喜怒哀乐的表达、对底层老百姓命运的关注、对人的个体或群的原生状态的真实记录,正是DV创作与生俱来的特点。因此,如果你在一个凌乱不堪的菜市、一个灰尘弥漫的建筑工地或一个破败清冷的老街看到手持DV拍摄的人,你完全无须诧异,因为他就正是在以DV人的独到视角,去捕捉周遭生活最平常、最质朴、最细小的片段。如西南师范大学学生创作的《最后的铁匠铺》,它所抓取的就是渝北静观场里的一家小打铁铺,那里曾是打铁很发达的地方,后来因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铁器在生产生活中逐渐淡出,不少打铁铺都歇业了,这对父子却在他们长期的作息惯性里,维持着冷清的铺面。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新旧生活交替过程的一个缩影。类似的又如美视学院的《棒棒军》,在纪实反映重庆“棒棒”①在城市边缘不乏困苦的挣扎时,也折射出他们离开故乡和土地流向城市的希望与梦想。在这里,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与我们这个大都市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寓意丰富的对比。《歌者》也是这样一部反映平常及社会边缘人生活状态的DV作品。该片导演兼编剧郑正运用电影的方式和手段,将眼光投向重庆民间的“死人板板”②乐队,讲述了一个女子到外地寻找失踪几年的丈夫,为生存进了一个丧事乐队。在对找到丈夫已经绝望时,她爱上了乐队的组织人,却又在一次演出中,意外发现死者正是她要寻找的丈夫。片中对小人物命运的表现,凸显出一种平民化的审美视角。杨天乙则是看到城墙根下的老头好玩,于是动了要拍摄的想法,《老头》中展现的是一群地道的北京老人,他们操着纯正的京腔,在墙根下晒着太阳,天南海北地聊着。他们中有的已经口齿不清了,但是他们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依然显出轻松自然,就连身边的老哥哥去了,他们谈论起来似乎也要像老北京喊台一样的叫上一声“好”。这一切自然地从影片中流露出来,像是一杯滚茶在慢慢地往下沉,缓慢而有节奏。一切就如生活一般亲切自然。《北京弹匠》的导演朱传明,是在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一位来北京弹棉絮谋生的湖南农民,从而引发了他拍摄此人生活际遇的想法;《铁道沿线》的导演杜海滨(朱的同班同学)则是在他家乡宝鸡的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一群以拣垃圾、拾破烂为生的来自中国各地的流浪汉,于是力图切入并记录这群被视为“贱民”的人真实的生存状况,DV用镜头关注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一部影片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人的生活,而不应该是剧情,脱离生活的剧情是经不起琢磨的,而我之所以喜欢纪录片也正是出于对这方面的偏爱。人类的行为标示着一切,如果你用心观察,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生活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组成了我们复杂的生活,并暗示着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①
在DV作品中,拍摄者不仅仅通过镜头来观察生活,而且是切身体验着镜头下的生活,与其说他们在拍别人的故事,不如说他们拍的就是自己用心去感受到的生活。盛志名他拍《心-心》时说:“当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冬天,特别累,就开始玩儿,到酒吧之类的地方。玩儿的过程中,就看到我电影里那些小女孩的形象。有一天我从酒吧出来看到三个女孩儿晕在地上,就送她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跟她们认识了。她们的生活给我的触动特别大。我觉得我是真实地把她们的生活放在那里了,我没想作任何的遮蔽。这可能和我对生活的认识有关,我没看到那么残酷的东西,我觉得大多数人的生活没那么传奇。”②萧狼在《苦乐打工妹》的创作手记中写到:“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应该说小时侯也吃过不少苦;贫农的阶级成分的原因吧,长这么大的20多年里,我接触得比较多的是人文关怀者们所谓的‘弱势群体’,我们宿舍楼旁的小炒部的那些打工妹于我毕竟是亲切的,我们之间有共同话语;我想这是我们能够沟通,因而我能顺利完成这个小片子最重要的原因。她们对于拍摄、采访、DV、纪录片等等这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也并没有去想她们会从自己日常看到的电视屏幕中出现;所以面对着摄像机,她们真是不会做秀,一切反而都如平常一样自然。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我也在凌晨4点起床,看她们做包子、煎鸡蛋;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睡觉,让她们午餐前给我打电话起来继续拍摄——拍摄成了我们共同的工作。”③与其说是共同的工作,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杜海滨在《高楼下面》接近片尾的部分,出现了全片中惟一一个使用三角架拍摄的段落:除夕之夜的地下室的宿舍,一个中全景的画面,阿毅蹲在地上剥葱和蒜;此时作者从画面右侧出现,和阿毅一起剥蒜、洗菜,他离开、又回来,准备他们的年夜饭……当作者从摄像机背后走出来,他使自己也成为一个被拍摄者。吴文光在拍完《江湖》后,对“远大歌舞团”④的关注也没有结束,他有时仍然会出现在那个在穷乡僻壤流动演出的歌舞大棚里。虽然大棚的演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在他们当中,这个“戴眼镜、肯帮忙、还给他们做饭吃的吴老师”⑤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这次经验似乎完全改变了吴文光以往的拍摄立场,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是在一种悲喜交加的感情中拍片,我甚至觉得不是在拍一种另外的生活,而是我以什么眼光看他们,甚至我是在拍摄自己的生活,是在拍我自己的自传。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真好,也许我没有达到,但是的确拍他们就是拍我自己。我不能确定拍了这个团就像拍了全中国的团,但是我能确定拍的是我的生活。”①仲华也说道:“几年前我曾经在武警部队里当兵,做了好几年的电影放映员,所以《今年冬天》有种半自传的意味。再回到部队拍这个片子,这是我呆过很多年的地方,这是我的地方,电影中四个不同的方式也是在完成一种电影的形象。使馆的镜头能看出来,那几乎是一个镜头一气贯成,那里边是我呆过很多年的地方,那儿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②把家用摄像机对准被遮蔽的现实与生活的时候,对准可能要遗忘的过去的时候,可能就完全是出于一种感性冲动,和一种对同类人的理解。朱传明在创作手记中说到:“我常常被生活中这样的场面感动:火车站疲惫而卧的人群,集市上拥挤的人流,马路边吆喝生意的摊贩,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民工……他们的呼吸象暗流一样汹涌,被裹胁而去。”③而杨天乙与她所拍摄的老头之间,也产生了“他们成了我的生活,而我成了他们的念想”④那样亲密的关系。DV拍摄者以一种人文关怀的心态为底层呐喊。生活中的轻贱无所遮蔽地坦露在DV的镜头中,故事、演员、导演都来自生活,最后构成同一个艺术。
DV,能承受艺术之重
DV作为艺术的革新工具不仅在于拍摄客体的草根化,更在于创作主体的身份出现了多元化的可能,DV的出现,打破了“业内人士”和主流媒体的设备优势,模糊了昂贵的“专业影像”与便宜的“家庭录像”之间原本不可逾越的品质差异,从而赋予了更多普通人以真正意义上影像创作的权利。因为DV使用的低成本,因为其主要使用者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通百姓和爱好者,所以从DV问世至今,它一直都体现出很平民化的色彩。曾在峨影厂执导多年、后又到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的余纪教授告诉记者,“以前搞电影电视的,的确多多少少都有些‘贵族感’。由于它很强的艺术性和专业色彩,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甚至它整个的摄制生产过程都显得较为‘神秘’。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DV越来越普及,使得老百姓用影像的形式来自由表达自我成为可能。DV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权力的载体,正在被泛化和更多地采用,并影响和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⑤重大美视电影学院副院长唐泽芊教授对此也有深刻体会:“艺术领域的影像创作,离不开相应的技术装备。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后期制作功能的简便化,使原来停留在专业领域的影视艺术走入了寻常家庭。就像卡拉OK一样,影像艺术正在成为一种家庭化的艺术,平民化的艺术。”①DV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思想和创作的自由,DV具有配合先进的剪辑器材进行非线性剪辑的优点,并且采用了数码信号的方式把作品传到网上,“DV最主要的优势对我而言在于真正的低成本,你不需要在创作前就担心市场,担心钱怎样收回,担心制片人给你压力,哪怕作品卖不了,也不会使我债台高筑,创作进入真正自由状态”②,技术的发展从形式上改变了艺术的发生,技术门槛的降低和操作的私人化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影像话语的权利和自由。
DV不仅仅是一种设备,而是一种新的对待电影和对待生活的方式。当代中国比较著名的DV导演,除了吴文光以外,其余几部DV作品的导演全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拍摄纪录片,这些年轻作者的创作初衷大都介乎自发与自觉之间,没有谁在拍摄之前就对纪录片的本体或价值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但每个人在举起摄像机的时候,都满怀着真诚表达的强烈愿望。吴文光认为自己是使用先拍后制作的工作方式“拍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东西拍来干什么,以后有什么用,只是觉得非常有意思,不去制作一个惊人的作品,它是一个更私人的东西,它想表达什么东西,想说明什么东西,它肯定是属于我的,DV代表了一种真正个人的表达方式。”③“DV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作者的自来水笔,影像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更多的人拥有一种表达自己的手段,一种语言。”④DV承受生活之轻的同时,也承担起艺术的重。创作客体下移的同时,创作主体的下移,创作的自由和私人化使艺术更有活力。虽不说人人可以玩DV,但至少它已不再是主流的特权。DV家电化的趋势,使DV艺术成为一种生活态度,DV着,艺术着,生活着。
影视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如果你拍一部电影,必须有专业知识,必须有设备,更主要是最好有个几百万,看《英雄》就可以知道了,光那些著名的演员的出场费就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担的,DV就完全不同,当然你也可以象《黑暗中的舞者》一样,动用100台DV,但那毕竟不是我们要走的路,真正的DV,有一个DV,有一腔对生活的热情,有一帮朋友就可以。“DV影像工作站”⑤第三期的推荐作品是杨天乙的《老头》,这部片子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是一个之前跟影视毫无关系的女孩;第一次拿起DV机;第一次拍摄纪录片;耗时过两年;一切自费;拍摄的是一群被忽略的北京退休老头,虽然有点粗糙但不失原创性和艺术性。清华同学自编自导的《清华夜话》画面的晃动,声音的生硬也无损于大家对它兴趣,它是那样的生动活泼,荡漾着对生活积极的热情。萧狼在拍摄《苦乐打工妹》时,他镜头中的主人公甚至抢过摄像机拍起他来,让他说他的故事。拍摄的对象和主体都已经融入到生活融入到拍摄的快乐中去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理解。2009年9月起,云南省德钦县的几位藏族农民在一家基金会的资助下,拍摄了《冰川》、《茨中圣诞夜》、《酒》、《黑陶》等几部DV纪录片,这个“社区影视教育”项目负责人郭净博士在项目宗旨中写道:“照相机,摄像机和电脑变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产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当城市里的年轻人到茶馆为朋友的第一部短片助兴,当乡下的制陶师傅开始用摄像机机录村民选举的场景时。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影像中出现了。”①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最近的DV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视听方面的缺陷,但这些新纪录片人却以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力震动了国际影坛:杨天乙的《老头》获2000年法国真实电影节的评委会奖,朱传明的《北京弹匠》获去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潮流奖”,而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则在澳大利亚国际独立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喝彩纪录片奖”。这些奖项不仅仅是对这几位纪录片导演的褒奖,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他的才华、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简陋的摄影器材,成为一位“真正”的纪录片导演。因此DV更深刻的力量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影像启蒙,是贩夫走卒(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掌握并运用的记录工具,是无数双眼睛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观察和描绘,DV带来了“民间影像”的灿烂前程。DV也不会因为其承受生活之轻而损害电影艺术的重,相反,越是民间的越是艺术的,越是生活的越是深刻的。DV是最具平民意识的,一切平民化的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们对这个世界保持经常观察,表达思考的习惯,每个人的眼睛都会更锐利,感觉更灵敏,思想会更开放,艺术也将更具生命力。
审美的生活化
DV从一种技术手段开始对艺术创作主体起了深远的影响,进而对艺术内容的生活化起了催化作用,如果说技术带来的艺术的生活化是一种外在的手段,那么审美情趣的生活化则是艺术生活化的本源。
美来源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②,面对“人化的自然”③,人们“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因此受众在艺术批评和欣赏中,有一个“期待视野”⑤,他们期待艺术对生活的亲近,真实成为中外视觉艺术作品接收和欣赏的衡量标准。它是在人类几千年欣赏描写现实的文艺作品的过程中和几十年接收写实风格的影视作品过程中形成的,从柏拉图“模仿乃是艺术之根本特性”⑥起,至中国“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⑦,无不要求艺术的真实性,惟有真实才能引起受众的真正共鸣,受众也才能透过艺术作品反观自身。受众代表的就是生活,DV反映的也是生活,受众的生活又呈现出艺术的状态,我们在看DV的同时我们也就是在看自己。当我们看到《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家庭问题,《心-心》中的绝望中的希望,《苦乐打工妹》的艰辛又充实的日子,《清华夜话》中的学生生活,我们本能地感到亲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些镜头真实记录的酸甜苦辣就是我们自己的酸甜苦辣。巴赞、古拉考尔多次指出,纪实电影与真实的生活有一种亲近性,正是电影与观众的亲近性引起了观众对电影的亲近性。DV更是如此,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题材对生活的贴近。在权威调查机构AC尼尔森调查中发现观众喜欢收看的纪录片类型的节目却是《生活空间》这样的节目和一些专题片,显然“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是很多观众关心的话题。人们期待纪实性的作品,是因为人们希望看到自身。“纪录片,尤其是更多的民间创作,创作者的角度可能是相对小众的私密的,但他们所揭示出的空间,却是大众共通的。”①京华时报记者在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院校和北工大等非艺术院校的学生会均进行了调查,学生们对纪录片显示出的极大热情,让记者很是意外,其中的几部纪录片是学生们屡屡提起的,比如讲述了关于农民巡回演出的《江湖》;讲述了一群迟暮老人生活故事的《老头》;还有弹棉花的农村青年在都市中的遭遇和生活的《北京弹匠》等。吴文光讲,“虽然乍一看,这些拍摄对象都不是社会的主流,但从片子中,大家能看出许多人性中相同的东西,而这些恰巧是普通人不愿显露的,却是人人都有的,大家喜欢的原因就是这种大众化激起了心底的共鸣。”、②学者黄集伟认为:“文字阅读中,那种以虚构为能事的传奇已是最靠不住的东西,‘非虚构’的加入,正显出了无上魅力,开始成为我们阅读生活中的核心期待。”③文字如是,影像岂不一样,DV中真实的生活,让我们更大程度的反观自身,艺术的生活,美的生活产生了。
仅仅生活其中,仅仅观看他人或者自己的生活也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又有自我表达的渴望,于是在欣赏别人的作品,别人的故事同时,我们也拿起了DV拍摄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于是有了《清华夜话》,我们一边卧谈,一边拍摄,一边看着我们的DV哈哈大笑;于是有了《冰川》、《茨中圣诞夜》、《酒》、《黑陶》,我们在生活的同时把它记录下来,同时我们又成为自己第一个观众。创作与审美在生活中融为一体。艺术的审美,得到的是一种共鸣。导演的思维,对象的生活唤起了审美主体的某种相似经历的记忆,看到的是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艺术更真实更具感染力;当审美主体成为创作主体兼创作客体的时候,这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更为深刻,前者是反观自身,后者是直面人生。审美的需求也促使艺术创作的生活化。艺术的生活化,民间化,从内容上改变了艺术的发生,生活主体的艺术化从形式上改变了艺术生成;DV改变了艺术,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导演、演员、还有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我们都在别人的故事中演着自己的故事。今天我出现在你的镜头中,也许明天你将会在我的镜头里,“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我,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④,DV沟通了艺术和生活,沟通了你和我。我们期待着在DV中的我们,以此反观现实中的我们。
美在生活
“人是诗意的栖居的”①,生活和艺术本不可分割,人类走了一个循环,艺术自从劳动中生活中脱离开始就有一种回归的冲动,这也是纪录片的经久不衰的原因。在工业化的现代,人们更渴望一种高科技高情感完美结合的生活,DV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工具,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希望。与其把DV当作一种媒介,一种设备,不如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态度,DV并不同于过去的“作者电影”②,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表达”③,它还是一种个人的生活。真正跟DV态度有亲缘关系的是维尔托夫的“带摄影机的人”④。DV不仅使制作电影成为了一种个人的事情,它的欣赏也是成为个人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观看DV作品,我们把DV作品装在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赠送朋友,……DV,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独立的艺术生活。或者说DV就是生活本身.它是生活中的一个全新的要素,一种生活习惯或习俗;它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生存之中;在它的面前,生活没有一个外面,它无法从外面来观照生活;它就在生活的里面,是我们个人生活和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面对它,我们就是在直面我们自身。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谈到:“人对美只应是游戏,而且只应对美游戏。…………唯有当他是充分意义的人的时候,他才能游戏,唯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⑤如果说DV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从技术上促使艺术回归生活,人的审美情趣则从人的本性上要求艺术回归生活。美是自由的,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自由,DV给我们自由艺术自由表达的权利。艺术更重要的是参与性和互动性,游戏的艺术不仅仅是自由的,更是积极的。我们都在参与这个美的游戏,游戏中处处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生活中处处展现着人的生命力,在对象化的现实中我们反观自身,在富有生命力的生活中我们关照自我,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美在生活”⑥,艺术在生活,美和自由不可分,艺术和生活也不可分的,DV在走进生活融入生活的同时,也就从艺术起点回归到艺术的终极。回归是人们的审美理想,只有在生活中艺术,在艺术中观照生活,这才是完整的人。
参考书目
《电影观众学》章柏青张卫著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6
《西方文论概要》杨慧林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西方文艺理论》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老师的赞赏与表扬、夸奖有着质的区别。赞赏是由于常识而加于称赞,是心灵深处的自然流露,内心情感世界的进发,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功利目的。表扬则是侧重于外在的、形式上的,有时还带着一定的目的,并非真心诚意,比如为了让学生认真听课或是按时完成作业(这会引起学生反感)。在日常教学中,多数老师缺少的就是那份对学生的赞赏之心、赞赏之情,这是因为老师常常对学生期望过高,甚至以“完美”的标推去苛求他们,把他们的微小进步当作理所当然而忽略掉。因此,老师看到的大多是学生的不足和缺点,看不到学生的优点,自然就谈不上欣赏称赞学生了。如果有,充其量也只停留在形式上、口头上的表扬而已,学生当然提不起精神。
赞赏学生是人文精神在课堂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渗透,体现了学生和老师人格尊严上的平等。它倡导个性解放,要求老师应看到人性的美好,看到每个学生都有追求进步、积极向上的倾向,都有聪明、好学、向善的一面。同时,必须以平常心去看待他们的每一个长处,肯定他们的每一次进老师,自然而然就会善于发现学生的每个闪光点,欣赏他们的价值,从而树立起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对待学生的失败和错误,不能采取责骂、惩罚的态度,而要能以一种广阔的胸襟给予谅解宽容和鼓励,井为他们指出一条解决问题、改正错误的途径。学生长期生活在和谐、温暖、相互信任、相互赞赏的氛围中,就能养成积极向上的健康心境,就能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学习新知识、探索新方法、研究新问题。这样,不仅能使课堂充满生命活力,而且使学生的人生旅途充满着掌声笑声、充满着决心和信心。赞赏是一种美的熏陶,所有学生都希望得到赞赏、信任和鼓励,这样的语言对孩子们具有神奇的激励作用。善与美是紧密相连的,“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作为—名老师,如能时时以饱满的精神、欣赏的眼光、鼓励的话语对待学生,必能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真就是美,老师的赞赏必须真心诚意,没有矫揉造作、言过其实或者空洞无实,这样的赞赏有着自然、真切与和谐之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亲和力。让学生在学校里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经常体验被爱感、成功感、自豪感和愉,从而形成开朗活泼、乐观向上的性格,建立起亲密、和谐、真情的师生关系。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就能表现出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处处洋溢着真情,时时闪耀智慧的火花。
赞赏是一门艺术,作为它的外在形式的表扬、称赞、激励也必定要讲究艺术。由于每个学生的性格、学识、经验和优点不同,教育教学内容、手段不同,要使赞赏达到最佳效果,就必须灵活掌握表扬方法,让它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表扬角度恰当:表扬学生的行为,如“你记得很流利”,“你帮老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表扬学生的精神,如“你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很有创新精神”。表扬学生的素质,如“真聪明”,“你真棒”。对学生提出希望,如“我相信你能行”,“我知道你会成功的”。
表扬方法多样:明确而富有激励性的语言,如上面所举例子。亲切而有力的动作,如点头以赞同,竖起拇指表示夸奖,与学生握手表示感谢,摸摸学生的头或拍拍肩膀表示欣赏。生动而自然的表情,如听学生讲话神情要专注、面带微笑,学生的问题提得好或回答得好显得惊讶、欣喜。还可以辅之于适当的小奖品。这些方法穿插揉合应用,效果将更显著。
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首先要从否定“艺术是什么”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开始;在中止这一提问的前提下,才能追问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必须要建基于人的艺术活动之上,进而才能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等传统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人的心灵出发,将艺术的意义问题归结到对心灵的思考。
关键词艺术意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
谈到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说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同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艺术家。但是,当我们真正追问是什么使他们(它们)成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问题,艺术的内在本质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又变得茫然起来。艺术是什么?对于此,前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接着他们的思考,我们仍可以继续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经提出的所有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解释也并不是有道理,我们即使将所有的解释加在一起也还无法说明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一、艺术和艺术作品
探讨艺术问题,通常我们首先从分析艺术作品入手。根据经验,我们很容易判断出艺术品与非艺术品,我们在聆听音乐、欣赏绘画、阅读小说、观看舞蹈等艺术活动中,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都是艺术品,而且我们会有意识地去评判它们的艺术水平的高低。但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我们凭什么说它是艺术品或是非艺术品,如果作为艺术品,它们的水平高下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判断的基准在于什么,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内在含义也就是,在我们所面对的众多物品面前,如何判断哪个是艺术品,艺术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为艺术品,我们怎样确定艺术品的水准的高低。显然,我们通常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作为艺术品的基本构成的涵义的理解上,这种判断在我们当下的话语系统中是有效的,比如在特定的时限或氛围中,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问题可能会变得复杂起来。究其实,我们对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追问,回到根本上也就是对艺术问题的追问。因为我们在划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时,我们已经存有了艺术的观念在指导着我们这样做,不管这种观念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支配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对艺术品本身的追问,也就隐含着对艺术问题的追问。所以,探讨何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艺术探讨的奠基性问题。但这一探究从一开始就显得困难重重,问题遍布。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艺术“模仿说”是雄霸西方千年的艺术理论,模仿说被作为经典的艺术理论在东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一理论是直接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作为艺术的艺术品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这种模仿也就是不真实的、虚幻的。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模仿它的艺术的真实性。后来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也继承了艺术模仿说,直到17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家们还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以再现现实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艺可以说是模仿说的最高发展阶段。虽然,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崛起,在各种全新观念的冲击下,这一理论遭受严重的挑战而变得如此不堪,但在我国当代的一些僵化和陈旧的艺术理论中还有极大的市场,以一种变形了的“反映论”艺术观的面目出现。这一理论探讨的是艺术的本质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从艺术作品的问题开始的,分析了艺术作品和自然、理念、事物的关系。模仿说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把艺术看成是再现和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从艺术作品产生的源泉来把握艺术本质。然而,其根本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把艺术局限于“模仿”世界的认识论范围;另一方面,它忽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根本的问题也就在于把对艺术的探讨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这样自然就把艺术的问题置换为艺术作品的问题。显然,严格地讲,艺术和艺术作品是有差别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含混了起来。
因此,从艺术作品作为逻辑出发点来探讨艺术的本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这种探讨首先就预设了艺术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认为艺术品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理念等的存在物,然后去探讨它和世界的特殊的联系。但在这其中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一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艺术之所以成立的预设中也就包含着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主义假定,反过来正因为有了这种预设和前提,艺术作品才得以成立和显现。显而易见,这自然就导致了对艺术的真实意义问题的掩盖,其所探讨的出发点即逻辑起点是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艺术作品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什么?艺术作品是怎样从世界中剥离出来的?我们怎样认定这些悲剧、史诗、雕塑等就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其他?这样,艺术的意义的真正问题就掩盖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中了,艺术的问题就变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其二,既然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现实存在物,它是对世界的模仿,它所体现的是艺术作品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家作为这种活动的直接介入者,他的意义又何在呢?艺术家在这种模仿世界或理念的活动中,不介入自己的任何理解而机械、本真地模仿自然或再现理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恰恰是艺术家的活动,使得本真从遮蔽中绽出,使得艺术作品充满了生气,这样,艺术家的活动正是决定艺术作品水准高低的主导因素。所以,单方面地从艺术作品出发来探求艺术问题,显然就掩盖和遮蔽了艺术的最基准的问题。也就是艺术的意义的真实问题。
艺术模仿说以艺术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为其探讨的主要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这种无限多样的自由创造性,因为它一味地强调艺术和现实世界的完全的符合。但事实情况是,艺术就是艺术,它和现实就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颜色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根本见不到,小说总归是一种编造的故事,但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使人神情激荡,思绪飞扬。为什么又会如此呢?显而易见,用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生硬的关系来说明这些问题,已显得极为力不从心了。这样,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又向前迈进一步,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艺术作品的现实来源,也就是艺术的制作者,即艺术家。
二、艺术和艺术家
艺术家,通常认为,就是艺术的制作者。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制作出来的物品,自然地,是艺术家使艺术成为艺术,没有艺术家,艺术似乎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以及他的艺术制作活动是艺术的主导因素。逻辑地看,艺术活动首先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艺术作品也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最后结果。
随着西方近性主义的高扬,人的价值,个性自由,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浪漫主义艺术潮流也随之勃兴,艺术强调艺术家个性的自由张扬和展现,自由、创造、天才等概念成了这种潮流的主导性范畴,艺术家成为艺术的主导因素。与之相应的是艺术“表现说”对传统的“模仿说”的反叛。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标榜“自我表现”,冲破了“模仿说”的罗网,“表现说”于是兴起。表现说批评模仿机械复制,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康德最早提出“天才”论,强调艺术是天才的创造和表现,提出天才是和模仿精神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主体性问题被强调到了极致,人是目的的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这样,他就是从艺术家的活动出发,肯定了天才和创造在艺术制作中的巨大意义,他认为天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天赋因素是艺术的决定因素,这样艺术家在艺术制作中的作用被康德充分地加以肯定了。德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认为,人即使练习作画,感情的表达也应该放在第一位。德国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认为,诗意是表现心灵状态的。意大利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更是干脆宣称艺术即直觉,即抒情的表现。表现说把艺术本质同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表现联系起来,突出了艺术的审美特性。中国的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致上是与表现说相类似的观点。较之模仿说,表现说不是从艺术作品而是从艺术家作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更明确地来说,就是把艺术家的情感作为艺术的核心和关键性问题。但同样可以看出,在这种以艺术家以及艺术家的情感为主导的艺术问题的探讨中,照样包含着对艺术更为极端的本质主义化的倾向。
首先,艺术活动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活动,我们绝对不否认艺术家对艺术制作活动的意义,正因为艺术家的存在以及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水准的高低,就自然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水准的高低,否则那些非凡、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会产生的。但是,我们把问题拓展开来看,如果说,艺术家的制作的结果是艺术作品,推而广之,就是艺术。那么,是什么使得艺术家的制作得以成立?也就是说成为艺术作品,成为艺术,是他赋予的他的制作品的风格,还是情感,还是其他?这些都无法说明这一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再一次陷入到循环论证中而无法自拔。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在艺术家的制作活动开始之前或进行中,他是否明确或已意识到他正进行着艺术活动,是否明确他的制作的结果将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是这样,那他已经就是按照艺术的模式和规则来进行艺术产生,那么,艺术的创造性又怎样灌注其中,艺术家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出来呢?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了艺术的意义问题,这就促使我们从其他方面而不是从艺术家出发去探究。显然,从艺术家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认为艺术家就是艺术的立法者,艺术家使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观点,同样使得问题简单化了。不难发现,艺术创造并非艺术家为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艺术创造才去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艺术家不是遵循了某些规则而成就了艺术。因此,需要有另一种线索来研究艺术家是如何赋予艺术品的艺术性或者艺术质量以及艺术规则的艺术质量。
其次,艺术是一种以情感为主的活动,情感的激荡构成了艺术活动的基本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承认只有艺术家具备情感的表现能力,只有艺术家的天才能力才能超越事物的表面,捕捉到那最为动人的情感,那么,问题是这种情感能表现出来吗?即使能够表现,我们又如何体验到这种表现呢?这里问题还是不少。正如我们前面已否定的,艺术本来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要试图给艺术负载什么文化、情感等的因素在其中,但情感表现主义却把模仿说中的再现自然或理念暗换为表现情感,这种情感中心主义,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反而以一种模糊的情感来惑乱视听,使艺术被一种不知所云的神秘主义面纱所笼罩,或是成为肤浅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某种阴暗、病态心理的暗示,把崇高的艺术变成了类似原始巫术一样的神神道道的东西。本来情感使艺术充满活力,但情感表现主义所要求的情感的意味和表现,实际上是对情感的一种贬低和严重的曲解。
从艺术家出发探讨艺术的基本思路是,因为存在艺术家,艺术才成为可能,不管来自于理念还是自然,还是表现历史、情感等,它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制作。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就是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这些有意识地向自然或理念模仿或是表现情感的活动,艺术才赖以成立,艺术品才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这样,艺术家成了艺术制作的主体,相应地,艺术家之外的与之对立的自然、理念或情感则成了艺术的源泉和来源,是为客体。这是一种表面化的探求和本质主义的预设,因为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自然可以推出,在艺术之前,已经存在着所谓的艺术之为艺术的实体,不管它是在自然或是理念、历史、甚至情感之中,只不过是艺术家把它抽取出来而已,艺术家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抽取的角色。这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因素:艺术的本体和艺术的诸现象,即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作品等,艺术之为艺术的东西自然地隐藏在事物背后,艺术家将它开掘出来,艺术家就成了艺术的代言人。
以艺术家为逻辑起点出发对艺术的意义的追问,使得艺术的意义探寻问题向本质主义更深地推进了一步,沿着这一思路下去,艺术欣赏或艺术接受就成了二次开掘的工作,作为艺术接受者的活动就是猜谜式的或是破译密码式的工作,我们面对艺术,就要愁眉难展、费尽心力地再次去找寻艺术家植入到艺术作品中的这种意义,但是,是否存在这种永恒的意义呢?这种寻找意义的活动是否构成了艺术活动呢?这种寻求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从艺术接受方面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三、艺术和艺术接受
当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出发对艺术的探讨充满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以往的理论中关注甚少或根本没有关注的艺术接受问题上来。艺术接受包括艺术接受者及其接受活动,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体验、感悟和评价;在这种接受活动中,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存在的感受和思考,我们可能会和艺术作品一起构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体悟和评价。显然,这不单纯是个体当下的评价、接受的行为,同时也是在文化和文明的作用下产生的行为。因为这种接受、评价、体验的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和易变性,就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难以把握,所以,因其无序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不予关注。但它确实是艺术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因素,而且是艺术活动的直接发生者。20世纪以来的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读解艺术、艺术作品。
解释学艺术理论把艺术接受作为艺术活动的主体,其基本观点在于强调从艺术接受者出发的对“文本”阐释和读解的多样性,肯定了艺术接受中“前结构”和接受中的误读和解释的合法性,由此达到对传统的艺术理论所认为的艺术的中心意义的消解。解释学艺术理论从艺术接受出发探讨艺术,是针对传统的艺术表现论而言的,这一理论首先要询问的是艺术中究竟有没有这种恒定不变的意义中心,作为艺术接受活动的实质究竟是不是对这种恒定的中心意义的寻找。在这一前提下,他们认为,在艺术接受活动中,这种“前结构”,也即“历史视阈”是影响接受的基本因素,它构成一种“合法的偏见”,所以,对于接受来说,不存在所谓的与文本符合或发现中心意义的问题,而是由文本和接受构成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文本向接受者敞开,接受者也向文本敞开;故而,艺术接受中对艺术的理解,不是要指向那意义,进入艺术之中,绝对占有艺术所构成的世界,而是将自己是“非现实化”,将自己“暴露”给文本;在艺术接受中,是力图和自我构筑的“他者”不断地对话,形成一个不同的世界和新的视野。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强调艺术接受对艺术的意义,不但主张艺术接受者对艺术意义的占有,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占有对接受者自己的创造和激发。这样,传统的艺术的永恒、普遍的中心意义消解了,艺术不再是反映现实或表现情感的东西,它没有普遍的标准,永恒的意义,一切都在解释和对话中不断地展现,不断地开启着新的世界。在这一理论中,他们提出“读者中心主义”的口号,力图解构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在艺术中的意义,这样,艺术作品的范围大大扩展,艺术家的创造不再对作品具有决定意义,甚至作者彻底地从接受视野中消失了。
但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果真像他们所描述的,任何文本,在认识视界中是真理,而在审美视界中是艺术,全由接受者的读解来决定,那么,艺术的意义的规定性几乎等于零。这样,艺术创造、艺术家甚至纯粹的艺术作品都会从人们的视阈中消失,我们可能面对的一切都会成为艺术的世界,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会成为艺术化的活动,在我们随意性的指称中,艺术就诞生了,那么,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和规定性而言呢?所以,这又不得不迫使我们把问题引向纵深。
从艺术接受出发来探讨艺术的意义,对艺术的本质和中心意义的消解,强调艺术接受的意义,从而强调艺术阐释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这是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在艺术理论中的体现。这样,在艺术接受的误读和敞开中,“我”和“艺术”构筑着世界,艺术活动成了艺术的意义探究的核心,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则是艺术中主要强调的因素,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就直接指向了人的心灵的意义的探讨。在这里,艺术不再是模仿现实或理念等事物,或不再是情感的不断表现,艺术没有这个必要,艺术的意义变成了一种行动,一种构筑着“别样”世界的活动,艺术的意义在于将自己“暴露”在世界中,世界向自己的一种展开和敞亮,正是在这种沉沦和上升中,艺术的意义开启了。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将艺术的意义的探讨最终指向了艺术活动,指向了人的心灵。
四、艺术和艺术活动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出,不论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说,不管是从艺术作品还是从艺术家出发来探讨艺术,都包含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都企图从让艺术来负载一些什么东西在里边,不论是作品中对世界的反映,或是艺术家感情的宣泄,都试图把理念或情感的内质强加给艺术,这是一种本质主义对艺术的否定,它在给艺术赋予一定的本质的时候,恰恰就将艺术彻底背离了。所以,我们认为,对艺术的意义的阐释的最大的问题是极端的知识化。人的任何活动都有相应的知识,归纳性的、解释性的或是反思性的等等,艺术作为人的一种活动,也被限制在知识的规范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美学理论。作为艺术的规范性理论,美学理论已严重地背离了艺术,由于它过分的和极端的知识化倾向,使艺术被淹没在空洞的理论中。而要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除了摆脱这种空洞理论的束缚外,最主要的还在于溯本逐源,从艺术活动的本初谈起。而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努力则扭转了这个方向,它更重视艺术是一种活动,在这种阐释的行动中,艺术和接受对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构筑和开启。因此,我们强调,艺术什么也不表现,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所以,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从艺术作品、艺术家或是艺术接受出发,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人的艺术活动的探讨中去。
艺术活动的根本所在就是构筑另一个世界的活动。我们之所以提出艺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的极端的观点,并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遁词,而是要彻底否定所谓的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对艺术是什么的概念化和知识化的思考,艺术开启的本来是一个非凡别样而不同平常的世界,而我们的理论总是试图将它纳入到我们正常的世界中来思考,这就从根本上将艺术背离了。所以,我们所要否定的就是对艺术是什么的提问。因此,问题最后会变为艺术可能的意义,艺术能够给予什么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只能再回到艺术活动中去探究,因为艺术活动是艺术的基本的和原初的起点。
如果我们以艺术活动作为艺术的意义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又如何来描述艺术活动呢?人的活动纷繁复杂,究竟那些属于艺术活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会变得困惑。但是,我们先验地认为人就是一个活动的主体的话,那么艺术活动也就是人的所有活动中的一种,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再造另一世界的活动,它是一种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
首先,人的活动的特殊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创造“第二自然”的活动,活动本身是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人的活动不仅仅体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活动,人也不仅仅是使自然向着他自己,他的活动的内涵应该更广阔,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创造“第二自然”的观点却为我们提供了思路。由此可见,人的活动具有某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就体现为人对另一世界的探视的努力,在这种探视中,他不是还原现存世界,而是力图去开启和敞亮可能的世界,这种可能的世界只能是艺术世界。不管是艺术制作还是艺术接受活动,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所以,不管怎样,艺术活动是一个使我们的世界“陌生化”的活动,这是一个极为朴素的事实,但这正是我们思考艺术的真正出发点。正是在这种制造陌生事物的活动中,我们在不断地超越,超越现存世界有和无的隔离,在心灵中出现了另一世界,这就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是心灵不断地展示自己的运动,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接受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心灵的运动之中。艺术活动的本意就是心灵自我改造的意义,面对一件非凡的艺术作品,我们感悟到的东西,绝对不是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的,或是艺术理论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什么的东西,而是对我们心灵的改造;艺术作品也不是一个常规的现实存在的物,它绝对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一个开启我们的世界面向心灵的物,艺术作品的本意是激荡起我们的感受,是艺术作品驱使着我们,而不是我们审视艺术;所以,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以及他的作品,应该就是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感觉,使我们进入到“我—艺术”的世界中,使之在思考中感受,在感受中思考,艺术就是着力于激发塑造新的心情,新的感受方式,是艺术的方式在制造着我们感觉的方式,而不是我们在不断地规定着艺术的方式。
[关键词]美术电影艺术联系
一、美术与电影的艺术渊源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绘画一直被认为电影艺术的母体艺术,是不同时代和流派的美术作品为电影的视觉造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养分。彼得·格林纳威曾说:“我从来都深信,几个世纪以,无数在电影家之前的画家们对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提出并解决了,大批载着问题与答案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我们集体的记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切关心画面,渴望制作画面的人都应回过头来挖掘这座不断更新的巨大宝库。”一部电影的视觉风格由构图、色彩、光影、运动等元素构成。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视觉结构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创造出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影像画面,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觉风格。
早在1829年,比利时著名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多发现:当一个物体在人的眼前消失后,该物体的形象还会在人的视网膜上滞留一段时间,这一发现,被称之为“视象暂留原理”。普拉多根据此原理于1832年发明了“诡盘”。“诡盘”能使被描画在锯齿形的硬纸盘上的画片因运动而活动起来,而且能使视觉上产生的活动画面分解为各种不同的形象。“诡盘”的出现,标志着电影的发明进入到了科学实验阶段。1834年,美国人霍尔纳的“活动视盘”试验成功;1853年,奥地利的冯乌却梯奥斯将军在上述的发明基础上,运用幻灯,放映了原始的动画片。摄影技术的改进,是电影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认为摄影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的发明提供了必备条件。早在1826年,法国的W尼埃普斯成功地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窗外的景”,曝光时间8小时。而在初期的银板照相出现以后,一张照片缩短至30分钟左右,由于感光材料的不断更新使用,摄影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1840年拍摄一张照片仅需20分钟,1851年,湿性珂珞酊底版制成后,摄影速度就缩短到了1秒,这时候“运动照片”的拍摄已经在克劳黛特、杜波斯克等人的实验拍摄中获得成功。1872年至1878年,美国旧金山的摄影师爱德华慕布里奇用24架照相机拍摄飞腾的奔马的分解动作组照,经过长达六年多的无数次拍摄实验终于成功,接着他又在幻灯上放映成功。即在银幕上看到了骏马的奔跑,受此启发,1882年,法国生理学家马莱改进了连续摄影方法,试制成功了“摄影枪”,并在另一位发明家强森制造的“转动摄影器”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活动底片连续摄影机”,1888年,他把利用软盘胶片拍下的活动照片献给了法国科学院。可以说电影的产生是绘画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光学技术、摄影艺术共同结合而生发的产物。
因此,电影在视觉造型、色彩、光影上吸收、融合绘画艺术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在中外电影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变化,电影表现语言也日益丰富。世界上一些有着美术经历的电影大师更是恰到好处地将自己的美术修养和技巧体现在自己的创作里。例如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早年学画,深受日本传统美术影响。他的影片的视觉风格洗练,纯净而古朴。黑泽明为了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他的许多影片都是先画好镜头画面。仅《乱》和《影子武士》就分别画了好几百张,充分体现了他深厚的美术素养。在实际拍片时,他甚至要求演员按照构图中指定的位置来表演,不能因偏离造成构图中的不均衡。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指出:“……黑泽明的作品同日本古代美术的传统深深地连接着。”被誉为前苏联最后一位天才导演的格拉杰诺夫同时也是画家,他的影像结构奇特而均衡,色彩含蓄、明净,艳丽而和谐。由于画面中没有大的透视与景深,所有的事物都仿佛呈现在一个平面上,如同一幅幅中世纪的壁画。格拉杰诺夫把自己对绘画、宗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融汇成诗化的电影语言。其影片的视觉风格独树一帜,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法国电影大师布莱松在做导演之前是画家,有着相当高的美术造诣,因而他的影片中显露出法国悠久、独特的美术传统造型韵味。
与以上几位电影大师相似,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早年受过完整的美术教育,对美术理论和实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精通艺术史,17岁时就开始举办绘画展览,曾一度为自己是做画家还是做导演犹豫不决,后来却成了“电影圈里的画家”。格林纳威对西方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绘画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力,并且一直从事绘画创作,因此他在导戏时美术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他,他的许多影片中常出现艺术大师绘画的影子。
二、电影本质属性对美术手法在作品中展现的要求
在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它的美术属性的体现被看作使整个影片水平的重要标志,每一部电影都有专门的美术师在掌控作品光影、色彩、造型等元素。美术师在拿到剧本进入构思阶段,在把握主题意念的基础上,确定基本情调的基础上,要探讨影视作品的总体造型结构并形成造型基木框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在于要对不同主题、不同结构影视作品的设计要采用不同光影、色彩、造型形式,要“量体裁衣”,找到恰当的、独特的造型结构和形式及落实构思的途径。
首先,电影美术属于时空艺术,是视听综合的艺术,对于电影美术来讲更突出了综合性、兼容性的特点。银幕造型形象的时间因素和运动因素、色彩因素是构成电影艺术性的重要元素。蒙太奇、长镜头、表演手段、美工手段、造型手段等,摄像、表演、光影、色彩、字幕、布景美工、道具、化装、声音等表现手段最后融汇在流动的画面与伴音中,电影造型形象成为一种在时空流动过程中展现的空间造型,具有四维空间造型的特点。这就要求电影美术师在场景设计上要树立运动观念,并且,要使立体空间环境符合剧情要求,符合摄像机镜头特性,符合镜头角度和运动变化。
其次,电影美术设计的创作方式以剧木为造型构思的基础,各种造型手段的设计均要以剧本为依据。一部电影在剧作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关系、场景设置等方面会有许多差别,而且都会涉及和影响到电影美术设计的构思和处理方法。电影除了文学剧本之外,还有一个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导演对未来影片主题意念的把握和总体构思与意图明确化、具体化。
第三,电视和电影美术所创造的银幕和荧屏的造型形象和画面效果都要求达到视觉的逼真性。电影的荧屏形象的逼真性,是由电影特殊的传播方式,摄录手段造成的,所以电影美术已经不仅仅是平面的绘画,而是受着传播、制作方式制约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数字传播手段,先进的摄像机械、录音设备及编辑电子化系统、激光视盘等的采用使荧屏的仿真度、清晰度越来越高。
对于同为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形式的电视剧来说,电影在美术制作、表现、传播等方面存在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物质材料、制作方式、传播途径及审美方式等方面,因此,必然会影响到电影美术和电视美术创作的不同。
首先,电视剧与电影在美术形式上存在制作方式上的差异。制作方式的差异首先是媒介材料,摄录工具的不同。电影的媒介材料是胶片,而电视的媒介材料和传播工具是摄像机和磁带。电影的样片是要经过洗印才能看到结果,如要重拍技术要求很复杂。但电影的银幕放映效果、清晰度要大大优于电视剧。而电视剧的制作方便快捷,在摄录现场通过监视器就可以直接看到拍摄效果。
其次,电视剧和电影的观赏条件和方式不同。电视剧是通过电视机的传播传达给观众,是一种家庭化,公开式的艺术欣赏和娱乐方式。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是随意的,无任何限制的,可以走动着看、交谈、躺卧着看,也可以边喝茶边饮酒看……观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情随意看。专门看电影,随便看电视”一点不错,看电影观众去电影院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艺术欣赏活动,是一种公众性的社会活动。看电影和去剧院听歌剧、看话剧、芭蕾舞,到音乐厅听音乐或到美术馆看展览等艺术活动是人的一种审美心理体验。因此电影制作者、消费者对作品造型、画面、色彩的艺术性的要求较高,甚至将作品的美术属性提高到电影灵魂的高度。
三、美术在电影艺术中的主要形式
绘画艺术的基本元素主要是线条、结构和色彩,这些反映在电影艺术中就是造型、色彩、光影等因素,这些也正是电影美术属性表现的主要形式。
(一)造型。总体造型观念是现代影视造型观念的重要特征。电影美术师的造型观念尤为重要,这是影视艺术发展的必然性。虽说电影视觉和听觉的综合性艺术,但视觉更为重要,因为电影是需要观众看的。在电影的创作中,美术师要与导演、摄影师等主创人员在创作上取得统一意见和认识上的一致性,这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意图的统一,往往是以导演意图为主的统一,这是为使影片形成完整而有特色作品的必由之路。美术师在分析剧本确定造型观念进行设计之初要先做一次导演探索,然后再进行设计。美术师只有从导演的角度审视全部作品,从全局出发,考虑演员的空间调度,摄影机伴随的工作空间,最后落实在有机的造型处理才是正确的创作之路。有经验的美术师都是从抓剧本的主题思想入手,集中形成自己创作的构思,为体现中心意念进行造型设计。前辈电影美术师韩尚义谈到:“许多优秀的布景设计,是作者从剧木主题思想中引出自己有关的生活积累和全部智慧,通过集中提练、劳心焦思、多方探索,最后以鲜明、生动、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表现在银幕上。”
(二)色彩。色彩在任何艺术中都非常具有表现力,电影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色彩是表达浓烈感情最有效的无声语言。色彩的基调、变化往往是剧情、感情产生张力的有效手段,同时它对于作品的背景,制作人的审美特点、表现习惯有着深层次的反映。我国被称为“第五代”的大腕导演们对于色彩的应用是相对比较成功的。《红高粱》的色彩以红为基调,将黄褐色的土地、绿油油的高粱和大红、雪白的衣裤放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原色对比,粗犷而强烈,很有视觉冲击力和中国西部农村景色美感,奏出了灿烂热烈、生机勃然的红色交响,红高粱,十八里红,颠轿中的红轿子,最后是天、地、人全部沐浴在血与太阳的色彩空间中,创造了符合影片生命主题的粗犷、浓郁、骚动不安的生存环境,贯穿于其中的红色基调体现出影片“豁豁亮亮,张张扬扬”的气质和自由奔放如烈马奔腾的情绪。电影画面色彩表现力和叙事性也经常体现在服装和道具等方面,如《花样年华》是运用服装颜色来表达女主人公丰富多彩内心世界的一个样板,《雷雨》中繁漪服装紫色的越来越深正与她心灵中越来越多的绝望相吻合,《我的父亲母亲》中青瓷碗的清丽无华则是纯朴爱情的一个象征,它很好地参与到了影片的叙事过程—特别是人物情感发展过程中去。正如巴拉兹所说,映现于电影画面上的各种色彩,不仅是再现性的,还必须是具有艺术表现性的。
(三)光影。与电影画面明暗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光影效果。在著名与电影画面明暗、光影密切相关的是色彩。以彩来说,各种色彩的恰当运用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电影经常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为了特定的表达需要,张艺谋则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不管在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在月下还是灯前,不管在室内还是野外,物质世界的明暗总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四围山色中,一鞭斜阳里”,“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因此,电影画面所具有的明暗,既有它的自然属性,又有它的特殊功能。陈凯歌在《黄土地》叙事中为了让观众很好地感受到顾青与翠巧的话别具有“说者有心听者无意”的效果,就让有心的说者翠巧坐在明亮的窑洞门口,而让无意的听者顾青站在黑暗的窑洞里。对于任何艺术创作来说,除了选择的因素之外,还有安排的可能,电影画面的明暗效果,也可以被做出很好的安排来帮助影片进行叙事。王家卫《花样年华》的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既符合故事发生的时代氛围和生活真实,也切合那些场景和那份心情。
发展到今天的电影,早已不再像从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附属品,它借助先进的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已经开辟除了属于自己的甚至令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更加绚烂的天地,但电影总归是在上诉艺术形式发展成熟以后产物,也还是各种以上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特殊表现形式的综合,美术依然是电影构架的基本元素,因此,电影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对美术的重视、关注以及美术艺术的发展基础上。
参考文献:
[1]王瑞君.《电影电视剧中的美术造型观念》.[M].剧作家.2006第一期,
[2][日]佐藤忠男,《黑洋明的世界》[M],李克世、崇莲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版
[3]桂小虎,《美术传统与电影的视觉风格研究》[J],当代电影,2005年第三期,
艺术——十分个性的自我表达行为。
设计——立足于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类生产和创造活动中,实用与美观相结合,赋予物品物质与精神双重作用,这是人类设计活动的一个基本持点。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设计与艺术开始分离走向互有区别的两个独立体系。但无论从设计或从艺术发展轨迹来看,设计与艺术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相互作用的。
1、早期的设计与艺术
设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变化反映着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也体现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原始时代大多数人工制品既是工艺品又是艺术品。这一时期的人工制品大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的,着重考虑的是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可用性。而后者是主要的,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中世纪文艺复兴前的艺术可以说大都体现在建筑上,而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是教堂建筑,它综合了诸类艺术。教堂建筑中所使用的彩绘玻璃、祭坛画、壁画、复制画及佛像、雕刻、曼陀罗等,不仅是艺术的表现,同时也被当作一种符咒、信仰的对象。此时的艺术和工艺与生活之间始终是不可分离的一体。
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之间在对待工艺和艺术的看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是造成文艺复兴的因素之一,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手工艺和它以前的手工艺之间在观念上、劳动状况和技术方法上有着一种强有力的延续,但在当时的手艺人身上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部分有才华的手艺人从为生活制作日用品和为建筑进行装饰开始转化到独立的艺术品创作,使艺术与工艺渐渐分离。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大都还保留着手工艺人的痕迹。他们大都多才多艺,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达芬奇,他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雕刻家、建筑学家、气象学家、物理学家、工艺师等。同一时代的米开朗基罗、丢勒等都属于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全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工艺在分离的同时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工业革命后艺术与设计状况
在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机器大生产、劳动分工和商业的发展,旧的生活方式开始瓦解。但人们并没有对这一新的生活方式进行新的理性思考。商人们坚信产品的艺术性是某种可以从市场上买到并运用到工业上去的东西,把装饰同设计等同起来,而不是将艺术与技术紧密结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19世纪以后,开始了手工艺转向机械工艺生产日常用品。从此技术与艺术分离,转向与科学结合,产品形成统一化、标准化、批量化。同时,大机器生产给艺术界带来深远的影响,满足公众需要的艺术家与自我孤立的艺术家之间出现鸿沟。艺术开始远离生活,越走越远。它脱离了被科学所占据的设计领域,形成一个纯粹精神的领域。
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创造了繁荣的经济。许多家用产品往往不惜损害产品的使用功能,借助新古典主义或折衷主义的风格来附庸风雅,并提高身价,这是艺术与设计一次不成功的渗透,但它激发了一些思想家和艺术家。19世纪下半时开始的工艺美术运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设计标准,提出了“美与技术结合”的原则。在“新艺术”设计运动中设计师力图以从自然界中抽象出来的形式代替程式化的古典装饰。
美国建筑师文丘里1966年提出的“建筑学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所有因素都是杂交的而不是纯粹的”,这些用以概括20世纪70一80年代后现代主义设计目标的辞藻,同样可以用来说明1830一1914年问艺术与设计的特点。19世纪以美学方式来影响工业的发展是设计改革的一个理想。来自相近专业的人士如建筑师、美术家们试图用自己的观念来影响和引导产品的美学和消费者的情趣。不少人相信艺术的价值。他们基于艺术上的等级观念,认为如果高级的纯艺术繁荣起来,较低级的实用艺术也就会随之发展起来。在英国的艺术与产业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拯救英国工业未来的唯一机会就是向人们灌输对艺术的热爱。1900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颂扬机器及其产品强调几何构图特征的未来主义风格派和构成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兴起。以柯布西埃、格罗皮乌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设计先驱开始探索新的设计道路以适应现代社会对设计的要求,于是奠定了现代工业设计的基础。
20世纪初,设计在向标准化与合理化发展的同时,欧洲艺术运动也在蓬勃兴起。这一时期的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构成主义等都力图定义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美学的形式与功能。这两种发展乍看并无直接联系,但两者所用的术语和概念都有惊人的相似。工业设计与艺术在很多方面已走到了一起。“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受到广泛的抨击。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渴求一种能体现飞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精神实质的理想形式——机器美学应运而生。先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工业产品成了绘画、雕塑的主题。由此而产生的视觉语言对工业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设计逐渐摆脱了古典艺术的禁锢而体现出工业产品自身的特色。这一时期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都对现代设计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艺术赋于它们自身的合理性,人们不再把工业设计视为一种必须加以控制的粗鲁力量,而是作为理想世界的港口。允许机器表现它自己的形式和想象力,而不必在它们身上强加一件古典外衣,现代艺术对于工业产品形式的推祟改变了传统美学观念。它通过将工业的形式与其内涵相分离,从而建立了一种与工业让会相契合的新美学,为现代工业设计发展铺平了道路。
20世纪初的现代绘画和雕刻为工业设计提供了观念和理论。而工业设计又为现代绘画和雕刻提供了实践的场所。这种成功的合作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一幢幢高耸云端的几何形建筑物、简洁而实用的家具和各种生活用具都是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的共同创造。但现代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的结合就象一次回光返照,当它们共同将产业革命推向高峰后便迅速分手。其原因:
(1)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各地纷纷设立美术学校。绘画和雕刻脱离旧有为了建筑或装饰服务的功能,成为纯粹美术专用名词。从此纯粹美术开始脱离现实状况,只在精神领域中寻找灵感。
(2)在生活不富裕状况下,人们不求高品位的艺术。需要的是廉价物品。从而注重生产速度及数量增长的工业技术,舍弃物体本身的精神性,形成艺术与技术的分离。特别是后阶段工业设计领域中功能主义的发展,加速了这种分离。
(3)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对装饰的放逐,实际上也就是对艺术的放逐。
(4)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将完整世界拆开的以各种专业分工为基础的文明。每个人都以精通一行的专家为荣。“隔行如隔山”,因而工业文明时期艺术与设计各司其职是当时一个趋势。
3、建立设计与艺术的新联盟
设计与艺术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一座相衔互济的桥梁。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边沿学科的渗透、科学化程度的普及与提高,它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真正的富有创造性的产品设计都必然渗透、交织和表现着美。因此,设计中的审美、直觉和想象等思维持征都孕育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设计与艺术不但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及互相启发的。我们细心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工业产品的设计与运用过程,实际上都是按照美的规律去勾划、去造型。没有对艺术的深刻认识,纯公式化的设计开发产品是不会成为真正有创造力和感染力的产品设计的。设计创造中充满了艺术的美感和想象力,而艺术创造同样地受到工业设计发展的制约与影响。设计对艺术创造作用和影响不仅是局部的、个别的、具体化的,而且是宏观的、整体的、广博的。
一般说来,“讲”可能成为“灌”,但并不等于“灌”,关键在于讲什么、怎样讲。老师的讲在学生阅读课文、接受语言信息形成思想和能力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很有必要研究“讲”的艺术,科学地分析“讲”中出现的问题,努力提高“讲”的质量和实效。这首先要明确“讲”的位置,“讲”仍然是教师在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讲得好,就能激发学生学的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而“讲”仍然是培养学生准确的理解力,提高鉴赏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过去由于我们对讲的艺术注意不够,不重视讲的质量和实效,有时把讲变成了“逐句逐句地翻”,学生感到索然寡味,徒然浪费了课堂时间;有时所讲的内容教师自己也食而不化,学生听起来更是吃力;有时隔靴搔痒正是学生已经知道的讲的不少,考生想知道的讲的不多,所以学生觉得听不听都是那么回事。还有的是八股式的说教、标签式的分析,这样只能使学生昏昏欲睡。这些教训我们应该记取,要把讲的艺术重视起来,用我们创造性的“讲”使语文课堂活跃起来。
关于艺术性问题很难从教科书中搬用现成的答案,它总是激励人们从实际出发,发挥最大的创造性去孜孜以求。但任何艺术创造又不是主观臆想的,而足有其客观依据,有一定规律可寻的。“讲”的艺术也必须受教育教学规律,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和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教师必须把这些客观的东西融会于中,经过头脑加工形成自己的创造力,而讲的艺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的。如朱自清的《背影》中写父亲过月台去买橘子的背影,细致传神,十分感人。其中写到父亲爬上月台时“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往上缩,他把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个“向左”不仅容易使学生忽略,教师也容易忽略。这里教师应该指出为什么向左,向右行不行?因为他身子肥胖,用双手攀住月台上去是很费劲的,而此时着力的总是右手,所以身子向左微倾,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描写的真切。教师应该从这里指出作者的真情,通过这个细微的动作,渗透了作者对父亲的感激和愧疚之情,所以,“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地流了下来”。这就把知、情、义更好的统一起来,这样讲,对提高学生精读课文、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由此也使我们体会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对讲的艺术的修炼功夫是没有止境的。
一般说来,“讲”可能成为“灌”,但并不等于“灌”,关键在于讲什么、怎样讲。老师的讲在学生阅读课文、接受语言信息形成思想和能力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很有必要研究“讲”的艺术,科学地分析“讲”中出现的问题,努力提高“讲”的质量和实效。这首先要明确“讲”的位置,“讲”仍然是教师在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讲得好,就能激发学生学的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而“讲”仍然是培养学生准确的理解力,提高鉴赏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过去由于我们对讲的艺术注意不够,不重视讲的质量和实效,有时把讲变成了“逐句逐句地翻”,学生感到索然寡味,徒然浪费了课堂时间;有时所讲的内容教师自己也食而不化,学生听起来更是吃力;有时隔靴搔痒正是学生已经知道的讲的不少,考生想知道的讲的不多,所以学生觉得听不听都是那么回事。还有的是八股式的说教、标签式的分析,这样只能使学生昏昏欲睡。这些教训我们应该记取,要把讲的艺术重视起来,用我们创造性的“讲”使语文课堂活跃起来。
关于艺术性问题很难从教科书中搬用现成的答案,它总是激励人们从实际出发,发挥最大的创造性去孜孜以求。但任何艺术创造又不是主观臆想的,而足有其客观依据,有一定规律可寻的。“讲”的艺术也必须受教育教学规律,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和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教师必须把这些客观的东西融会于中,经过头脑加工形成自己的创造力,而讲的艺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的。如朱自清的《背影》中写父亲过月台去买橘子的背影,细致传神,十分感人。其中写到父亲爬上月台时“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往上缩,他把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个“向左”不仅容易使学生忽略,教师也容易忽略。这里教师应该指出为什么向左,向右行不行?因为他身子肥胖,用双手攀住月台上去是很费劲的,而此时着力的总是右手,所以身子向左微倾,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描写的真切。教师应该从这里指出作者的真情,通过这个细微的动作,渗透了作者对父亲的感激和愧疚之情,所以,“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地流了下来”。这就把知、情、义更好的统一起来,这样讲,对提高学生精读课文、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由此也使我们体会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对讲的艺术的修炼功夫是没有止境的。
不过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经典,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不管你是否影迷,你都会为港片的基本吸引力打动:比如说故事的方式、影像与音乐的配合、人类普遍情感的煽动与塑造。这些跨文化吸引力,都是艺术技巧制造出来的。那技巧,就是娱乐的艺术。”
而在当今的亚洲电影中,我觉得惟一还能对得起这段话的,恐怕也就只剩下韩国电影了。
前段时间买了一张叫做《我的野蛮女金刚》的韩国电影,我之前听都没听说过(后来一查才知道,这是韩国的票房冠军《淘气少女求爱记》)。不过一看这片名,就知道是走“野蛮女友”路数的电影,作为一个刚刚从“什么什么斯基”和“什么什么夫”组成的大师迷魂阵中逃出来的人,我很想找点够庸俗够搞笑的片子放松一下,就将它拿下。结果回去以后看的津津有味,很是怀念了一番当年和一帮朋友在录像厅的小黑屋里看港片的乐趣。
这样的电影我不说大家都知道,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搞怪的女孩子,不漂亮也一定可爱,不可爱也一定有个性。然后她一定会遇上一个帅哥,不可爱就一定有钱,没有钱就一定温顺,如果连温顺都没有,那他就一定只能用“逆来顺受”来形容了。然后就是两个人搞来搞去,当男主角被女主角玩的将死未死的时候,爱神就象白袍甘道夫那样出现了。最后两个人就幸福地远去,留给女性观众无限的遐想和尖叫。
既然这样的电影路数是如此鲜明或者说老套,那为什么我还能边看边傻笑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娱乐!因为我们需要娱乐!因为我们需要娱乐!
就象《我的野蛮女金刚》,这个套路恶俗的电影之所以还能让我们看的津津有味,是因为韩国电影在运用这些套路的时候,真的是下了工夫用了脑子。所有的画面都拍的干净漂亮,无论主角配角还是群众演员都很卖力敬业,搞笑桥段以及煽情段落都火候老练,俗而不媚。虽然这部电影不会让我们对人生啊,社会啊,哲学啊,宇宙啊什么的产生各种感慨和联想,但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娱乐方式,看这样的电影绝对是让大多数观众感到物有所值。而作为一个普通电影观众,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毒瘤就是电影评论。其实在中国电影市场中,严格地来说是没有电影评论的。因为电影评论是商业电影环境下的产物,在还没有这样环境的中国电影市场中谈论电影评论,无疑是有点过于超前了。但考虑到最近电影评论和电影创作方面连续发生的掐架事件,我们还是有必要来仔细地看看当下的中国电影评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英雄》开始,一直到最近的《十面埋伏》,媒体和网络的电影评论已经开始逐步地向着一个毫无规则和次序的群体无意识狂欢演进。网络上的各种电影评论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匿名性以及潜在地追求轰动性等原因,自然是“尽皆过火,尽皆癫狂”,怎么能吸引眼球怎么来。而这种网络上的狂欢却进一步地演化到了正规媒体的阵地,无疑是由于媒体在电影评论方面自觉不自觉地缺席所导致的。而这种缺席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个商业电影环境所带来的良性循环而导致的。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大部分影评,其实都有点故意和自己较劲的意思,完全是为了评论而评论。其中大部分评论者严格地说来其实对商业电影并没有什么认识。他们的那些为了吸引注意力的评论完全拧巴了大家看电影的初衷,那就是为了娱乐自己。
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是这样的职业影评人—他在电影上映前客观地告诉那些还没来得及看电影的观众,这个电影是一个什么水准,是否值得花钱买票,看电影的时候什么地方最好看,有哪些东西是粗心观众不容易发现的等等。这些地方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能够这样做的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商业电影专家。至于那些涉及“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的问题,最好是先确认一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再去发挥。否则以这样高尚的名义去作出判断是人人都会而且张口就来的,但是在你为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沾沾自喜时,请回头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作家王小波曾经说过,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如果只是就电影本身就事论事,那么电影评论就会成为一个专业并且愉快的事情。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专业,是因为人们很难对自己不懂的东西说三道四,除非你不怕露怯。而某些打着“梦想推动生活”一类口号的媒体上伪汪国真似的散文小品加呓语,就不能再混迹电影评论之中,除了混淆大家的视听之外并不能带给大家什么更有益的东西。
只是现在的状况很明显不是这个样子。永远都是谁的嗓门大谁就能吸引注意力,谁就能占更多地盘,谁就能接着用更大的嗓门制造噪音。观众反而是这些所谓的影评家们不再关注的群体,他们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下迅速地对电影失去了兴趣。如果观众在一部电影还没有上映之前,就已经被各种关于该片道德和政治方向上的争论以及毫无节制的引申阐述给搞坏了胃口,而且已经对它的情节了如指掌,甚至比导演还要熟悉该片可能引申出的含义,你说观众怎么还能提得起兴趣看这部电影呢?
观众是永远不会有错的,那么出问题的一定是现在的电影评论。
长期以来商业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缺席,导致中国一直缺乏相应的商业电影评论体系。起初大家先是在病态的环境下全国人民看八部样板戏,然后是在一种饥渴的环境下看诸如《庐山恋》这样的片子,好不容易等电影环境好一点了,没几年盗版VCD、DVD又进来了。在这样的电影环境下,我们作为观众,对商业电影体系中重要的一环—电影评论是缺乏认识的。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的电影评论,它的萌生是出自一个和其他国家电影评论完全不同的土壤—盗版DVD!这些影碟和国内电影市场相比优势在于,内容涵盖广泛,价格低廉,购买和观赏便利,这些特点与中国的银幕资源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数量广大的电影爱好者来说完全是及时雨。随着电影爱好者培养起来的DVD市场不断扩大和泛滥,普通电影观众才有机会打破中国电影的拷贝资源垄断,看到了连其他国家影迷很难得有机会看到的大量国外电影。由此建立的电影或者说影碟评论完全是依靠盗版DVD市场才建立起了基本的电影审美观和评价体系,并由此发展出一个完全是以看碟为基础的畸形电影评价体系。
因为这些评论电影的方式是建立在看碟的基础上,观众的观看效果和真正的银幕效果相差甚远,所以评论者会更容易关注那些非可视性的因素,比如说片中的思想含义等方面,而对电影的票房意识缺乏感受。但是电影的票房意识实际上体现了电影本身对观众的尊重甚至迎合,观众和电影长期在这个方面缺乏互动就会导致现在我们经常看见的影评方式—影评和电影完全脱节,大家都在各说各话,谁都不搭理谁,彼此缺乏了解和尊重。写影评的觉得拍电影的是傻B,而拍电影的也觉得写影评的是傻B,而电影票房自己在一边做傻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