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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论“失语症”的病因即“失根”，即丢失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根基与命脉。医治中国当代文论由“失根”而导致“失语症”的药方，就是重建有民族特色的，适应于当代文学创作实际的文艺理论体系。而建设这种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古代文论。本文着重探讨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三个途径。
【关键词】 失根 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 现代转换
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基本上走的是“西化” 路线。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更是进入了一个众语喧哗的时代。许多西方理论从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被一波又一波地引进到中国，偌大的中国成了西方理论的“实验场”。而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西方话语或观点来解释中外文学现象。仔细审视之，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众语喧哗的时代，我们听到多是形形西方文论的叫卖声，却唯独缺少我们民族自己的声音。正如一些学者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踪外国人的理论与批评，忙于学习，把握外国人的新说”①，“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的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②
“失语”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显著特征，而“失语症”也成为当代文论的一种症候。究其病因，我们认为当代文论“失语症”的病因即“失根”，就是它丢失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根基与命脉。它的理论框架、话语系统、思维模式等都从西方移植而来，缺少自己民族的个性。而没有民族个性的文论是不能处于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的地位的，只能生活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阴影之下。故有学者指出我们唯有“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③，只有鲜明民族性的理论，才能在多元化的世界文论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医治中国当代文论由“失根”而导致“失语病”的药方，就是重新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适应于当代文学创作实际的文艺理论体系。而建设这种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古代文论。但是由于古今语境、文学样式、文学功能等的变化，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地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及原理等套用于当代文论的建设上。我们必须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意识来阐释古代文论，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实现现代转换，重建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正是根据这个‘失语症的论断开出的药方’”④。
那么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呢?我们认为可以有以下三个途径:
一、继承古代文论的人文主义和审美主义传统，建构“有根”的当代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源远流长，具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儒家文论的人文主义传统和道家文论的审美主义传统对古代文学发展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也是建设当代文论的重要精神资源。
新时期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是市场经济的浪潮也严重搅乱了人们内心的平静，人们注重金钱名利的追逐，却淡漠道德价值的失落。而这种不良风气同样影响到了文学界。如我们近期的文学创作以“贫血的青春美文”为时尚，以“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为卖点等。有人曾描绘世纪末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是“诗人死了”、“长篇小说在喧哗与骚动中堕落”、“报告文学等于广告文学”、“沉默与聒噪的文学批评”等等，其产生的原因则是一些文人在商品大潮前迷失了自己，“他们由产生失落、困惑、焦虑、浮躁、愤怒直到放弃理想、责任、操守、良知、道德，以极其庸俗的精神和相当卑劣的姿态出现在崭新的历史舞台上”⑤。显然，文学界这种“精神的溃败”和“道德危机”现象是不利于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的。因而我们应以关注当今人们的精神困惑为立足点，从解决当代文学创作所存问题的角度来建构当代文论。如果从这个立足点和角度出发，那我们就应该把张扬人文精神作为建构当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说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如儒家主张以道德为本位的诗学观，强调文艺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主张真善美统一等都极富现代意义。正如蒋述卓先生所指出的:“在注重人的精神道德取向，面向社会现实，提升人类灵魂等方面，古代文论是相当有成就的。孔子、孟子、庄子、陈子昂、韩愈、白居易、李贽等人的文学思想，都是出于对社会、人类精神状况的忧虑与关怀提出来的，其针对性、批评性与建设性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⑥ 在继承儒家人文精神，弘扬中华文化传统方面，现代新儒家为我们做出许多有价值的尝试和贡献。他们植根于儒家的精神传统，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有效范畴，用现代意识和话语加以阐述，并致力于新儒家文化诗学的建构。“新儒家的诗学理论，不是浮游无根的仿制品，而是遍润中华文化的灵根和神髓的话语场。”⑦现代新儒家对古代传统的阐述与转换，无疑对于我们建构当代文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的审美主义传统是源于中国古人与天地和谐共处的心态，依据佛老哲学而建立起来的。它体现为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追求言外之意、自然天成的审美理想等。如果我们能将这些优良传统加以继承，融入到当代文论中去，不仅纠正当代文学创作“矫情为文”、“废话诗”的不良倾向，而且能使当代文论更具民族特色。
二、转换古代文论的有效范畴，吸取传统文学批评手法的特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应用，即我们能否将经过转换后的古文论应用到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去。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是可行的。因为“中国古典文论的文本不是封闭的，并且从来没有过片刻的封闭，它一直呈现为开放状态，并且它永远向未来敞开，永远无尽地接纳无尽的阐述者对它无尽的读解，并且释放出无尽的意义。”⑧当我们以当代人的意识去对古代文论进行阐述时，实际上我们就已经赋予了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前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例如王国维将“意境”理论成功转换，他的“境界”说就是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还有鲁迅的“白描说”、朱光潜的“诗境论”说等等。
此外，中国古代文论中许多概念与范畴根本不须刻意转换，就能自然而然地融入当代文论，成为当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气势、感悟、主旨、意象等等⑨，这都证实了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传统的批评手法也对当代文论的建设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人看来，文学作品是文质、情理、形神统一的生命形式。故古代的批评手法注重评点者自我整体感悟，注重直觉性与即兴性，主张留给读者更多的审美感受与空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名批评家李健吾先生的文学批评就具有传统批评手法的特点。他的批评文字大多源于直觉的美感，来源于印象、感悟的自我体现，他的批评是一种鲜活新颖的文体，大多读过李健吾文章的人都能心动一时，久久难忘。当代也有许多人尝试这种传统手法，如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王蒙评点《红楼梦》、肖云儒评点贾平凹的《高老庄》等。这说明传统的批评手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我们能将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手法融入当代文学批评中，无疑会给当代文论增色不少。
三、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通过中西对话与融合，建构具有开放性的当代中国文论
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融合也是建构当代文论的一个重要途经。“在信息、交通空前发展的今天，所谓当代意识不可能不被各种外来意识所渗透。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⑩，所以我们的当代文论，就应该是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体系。我们应该既不排斥西方文论，也不忽视中国古代传统;我们要以当代中国人的眼光、当代意识来阐述它们;以指导当代文学创作为出发点来整合它们，使之形成具有新形态的思想和话语。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禅宗就是中国古人用自己的传统与印度佛教对话而形成的。而现当代一些学术大师们，如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等，都在整合中西文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说明这种整合是确实可行的。这可行性就在于一些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是有相通之处的，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与庄子的道家美学思想等之间的暗合等。而在这种整合中产生的新的思想与话语既是古代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国际性的。而在这种整合中建立起来的开放性文论既有助于它走向世界，也能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 钱中文:《在夕阳的辉煌与新世纪的曙光之中》，《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辑，第3页。
② 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2)。
③ 欧阳友权:《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1(4)。
④ 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2)。
⑤ 陈耀明:《中国文学，世纪末的忧虑》，《新世纪》，1996(2)。
⑥ 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文学评论》，1997(5)。
⑦ 侯敏:《有根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⑧ 杨乃乔:《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理论学刊》，2001(1)。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4]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5]；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6]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7]]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8]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9]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 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 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10]]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11]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12]。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訢、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訢、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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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体验是非规定性的思,从而也是非统治、非宰制存在的思,它倾听着、感受着、领悟着,在主客统一性中经历着生命过程和周遭世界的变化。”[1]体验是生命个体的直接经验,通过体验,生命个体成为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的有机统一体,体验将自然、社会和个人有机联系起来,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文学作为抒情言志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了生命个体独有的个性与风格,凝聚了他的情感和体验,而且因为“艺术家所经历的那部分人类生活在审美体验的瞬息获得了新的改造与美化”[2],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语文教学,以知识为本位,割裂了作品的意义世界,忽视了语言的人文意蕴,造成了教育价值的失落。文言文被很多人当成“第二外语”,与受教育者的阅读、写作、思维训练无关,更与他们的生活、心灵无关,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远离了生活,远离了大众,缺少对生命、情感和精神的深切关怀,拒人于千里之外,其中蕴含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也被遗忘,古文教学甚至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知识游戏。而体验式教学就是要跳出工具理性的束缚,从体验古文的文化意蕴出发,通过与古人心灵的对话,提高语文素养,理解生命的意义,唤醒生命的自觉意识,促进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体验式古文教学有利于受教育者个性的陶冶。个体的素质离不开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影响,而阅读恰是愉悦情性、抒怀明智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逐渐沦丧,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我们的心境能够得到慰藉,性灵得到舒展。古文作品包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义,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式古文教学注重对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和提高,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追溯、探寻民族精神。通过对先民文化精神和实践的触摸和巡礼,理性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秀传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以敞开的心境对待每一个独特的个体,促进多元化、创造性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实现生命主体的自主建构。
体验式古文教学强调对生命和文化的观照,这种观照不是空泛的玄想,而是要落实到古文教学的实践中。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天然载体,虽然时代变换,古文中的汉语形态与现代汉语有了很大差异,但它们之间的血脉关系是抹杀不掉的,在人文精神上也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抒情言志之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其中蕴含的生命体验和主体精神可以跨越时空的藩篱,在人与我、古与今融通的过程中,将对古文的学习扩展到受教育者的阅读和写作中去,扩展到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去,让学习对象和受教育者的心灵互相碰撞。
古文教学的意义并不能简单地用获得多少知识、掌握多少技能来衡量,在工具理性和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下,古文独特的文化魅力被简单化,甚至忽略掉了,“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3]体验式的古文教学要求把人文精神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注重生命意义的彰显和拓展。在课堂教学中,尊重并发挥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致力于他们自主精神的培养,通过探索世界、探索自我,体验到情感的满足、意志的独立和自由。
在课堂教学中,工具理性强调客观,注重分析,而体验式教学关注的对象则是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将学生的知、情、意、行等各种认知和技能融汇到特定的情境中,以诚挚、敞开的胸怀,追寻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情感意蕴。因此,体验式古文教学需要调动受教育者丰富的情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体验文本的多重阐释和解读。这种个性化、开放的体验方式,将受教育者从繁琐的知识教学和观念灌输中解放出来,发现了自我的力量和价值,开始积极、主动地理解他人和融入社会。在讲到《爱莲说》时,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到盛开的荷塘,去观察莲的姿态,感受莲的品格。在讲到《鸿门宴》时,可以通过分角色表演,模拟每个人物的神态、言行。通过创设特定的情境,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对文本的体验,对自我的体验,自然会不断深化。
论文摘 要: 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 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000,(2).
关键词:古代文论;范畴;诗性;审美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41-02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与国外有了更加广泛的接触,从而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视角。新鲜的言说方式,独特的话语表达,严密的论证,使得国内的学者求之若渴。崭新的研究的视角无疑是对自己的研究方式的扩展,也标志着研究成果的积累。但是,也有学者怀疑有些理论的普遍实用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理论是不是有同样的效力的问题。譬如,对消费社会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土壤。
我们的学者在利用国外的理论解读当下的文学或社会的现象的同时,也将光目转入了我国古代的资源,以给予古代文论以新的阐释和意义。中国的古代文论有着自己的言说方式,并形成了独特的品质和意味,即诗性。
一
我国古代文论很少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体系。像刘勰的《文心雕龙》,纯属“意外”。古代文论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他们散见于文人相互赠答的书信,随笔札记;或见之于碑文墓志、序跋笔记;抑或对床对窗诗话和围炉夜话;又有些哲思奇句,暗合了文人的创作心理和审美情趣,因此被记录流传。粗略地罗列一些中国古代文论的命题和范畴,例如知言养气、言志、原道、兴观群怨、风雅、无邪、征圣、宗经、气、风骨、神思、情采、体性、物色、滋味、韵味、性灵、意境、冲淡、沉雄、豪放、慷慨 、胸襟、性情、主脑 、童心、妙悟、兴会、神、形、相、势、灵秀、理气、肌理、阳刚、阴柔等等,我们很难在这些范畴之间找出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的依据。这与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庞大理论体系比较起来,难免有些愧色。这其实古与人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古人对文学的批评是感性直观和内省体悟的方式的,很少作形而上的哲思,这与西方人的严密的推论和辩证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这是典型的中国的内省的方式。主体自身的修养不是通过对外物的认知得到的,而是回归主体本身,通过自身的养气,达到“集义”的高度。中国哲学也类此,它是一种宇宙生命的哲学。台湾著名的学者方东美在他的《中国人生哲学》一书中这样认为:“中国民族所以梦、能有伟大的文化,与其宇宙论事习习相关的。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永恒的自然界充满生香活力,大化流行,处处都在宣畅一种活跃创造的盎然生意,就是因为宇宙充满机趣,所以才是中国人奋起效法,生生不息,创造出伟大的成就。”中国的哲学是大宇宙生命哲学,人与自然宇宙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种并生的会通和合的关系,主客彼此不是完全外在的,而是统一于“气”。
二
由于中国的哲学在认识论上没有完全的区分主客体,因此对事物的认识是感性的和审美直观的,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体验性的认识。而中国的文学在主体上是以抒情文学为主导的,并对叙事文学有压倒性的优势。叙事文学在六朝刚刚起步,文抒情文学则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即使在明清叙事文学强盛的时候,也没有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因此中国的古代文论概括的大多都是诗歌等抒情写意等作品的特点,强调寓言载道、兴观群怨和象外之象、韵味之旨等审美特点。在我看来,审美与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在唐代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支是以殷[为代表的“兴象”理论,这是明显的趋向于纯粹的审美的,这一支经过王昌龄和晚唐的皎然实力逐渐强大;另一支就是一陈子昂为代表的“兴寄”一派。从今天的审美的观点来看,兴象一支更加具有现代式解读的可能。
中国古代文论绝对不是冗长的说理式的,它在形式上是随机和感兴的。当然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很是普遍的现象就是,作家和评论家是集于一身的。这些诗人或偶读别人诗句,发一发牢骚;或此时情与景会,涉目成趣,欣然命笔 ,得一俩句精妙言论。“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又《池北偶谈》卷十八引林光朝《艾轩集》将苏轼与黄庭坚作品的体貌之别,比喻为丈夫与女子之接客:“譬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许多妆裹,此坡谷之别也。”
仅仅就上上面的文论,我们可以窥见古代文论的基本的面貌。它基本是一种具象化的表达,对已经成型的作品不是带着质疑和对立的目光来批评的,而是象一壶老酒,慢慢的品尝才能尝到其中的滋味。在具体的批评中,总是带着感情的。若坡谷之别,一个是豪放旷达,一个是犹抱琵琶。上一段批评文字,其语体语式灌注着生机和灵气,含蕴着个性和神韵;而它所评论的对象(苏黄作品)更是各有其灵性各有其神韵的。
捻来司空图的“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O。薄言情悟,悠悠天钧。”和“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这种批评本身就是绝美的诗歌,按照现在的学术观念很难被理解为纯粹测文学批评。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文学批评。晚唐诗人司空图,引过比他早的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羚,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义无穷”。这不仅是对创作主体的要求,也是对批评家的要求。优秀的诗歌是需要咀嚼的,“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带着充沛的感情去体味作品,再以诗化的语句进行批评,就产生了强烈的美学感染力,而批评的价值取向和批判的力度已经孕于其中。
这方面融合的较好的是论诗诗,它在中国的古代文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论诗诗的风气之先,以后效法者不断。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大型的组诗《论诗三十首》又是该种批评方法的又一进展。试举元好问“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其中源明诗歌之自然天成,清新真醇,剥尽铅华腻粉,独见真率之情志,真淳隽永、万古常新的永恒魅力可见一斑。
三
中国古代的文人多心怀天下。宋代的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道尽儒家的核心理想。只是大部分仕人竟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他们又在道家那里找到了自己可以继续生存的理由。因此“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便成为文人的生活的理由和准则。“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所以中国的文人即使是遭遇在坎坷,他们也不至于穷途末路。陶渊明便是最好的例子,“久在樊牢里,复得反自然”。苏轼一生卷于新旧党之间的斗争,政治仕途几经辗转,然而在他身上儒道禅的思想形成了最高意义上的融合,于是他便对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尽管如此,诗人的生活依旧是诗意的。这些失意的文人在流放过程中或者归隐以后,饮酒作乐,以诗为伴,生活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刘小枫先生这样写到:“诗成为人的生存方式、人生态度,并非是不可能。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艺术家(尤其是画家),如竹林七贤、陶渊明、王维、扬州八怪、以及诸多阐释,就践行诗话的人生。这里不就是说他们写下了无数给人安慰、温暖的诗篇,引人飘洒豪迈,拔出尘俗,殚尽道理,昭然灵明;更主要的在于,他们的生活态度本身就是诗的,解粘去缚,沛然生生不息,于天地为一,这以为诗化的人生提供了证明”。中国文人的生活的诗意化的特征,使得他们在观察外物时,也是带着现代人所说的审美的目光的,在他们眼里有的是具体的形象,他们对自己眼前的东西是真实抑或是幻觉的存在,从来不认真的对待,而是处在一个连续的审美的过程中的。
四
中国古代文论多数是形象化和诗意化的表达,使人在审美的感知中得到理论的启示。当然这个形象化和诗意化的前提是理论家独特的审美的体验,并借助具体可感的事物表达出来。因此中国古文论走的不是纯粹的抽象的的逻辑化的路径,而是从具体的作品和文学形态中直接直接生发出诗学命题。张晶先生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伴贯穿着“审美抽象”的高度。他认为“审美抽象是指之主体在对客体进行直觉关照时所作的从个案形象到普遍价值的概括和提升。审美抽象与逻辑的抽象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他们都是从具体的事物上升到普遍意义,但是,逻辑抽象以语言为工具,通过舍弃对象的偶然性,感性的和枝节的因素,以概念的形式抽象出对象的主要的必然的和一般的属性和关系。审美抽象则是通过直觉的途径,以感性直观的方式使对象中的普遍意义呈现出来,在艺术创作领域表现为符号的形式”。
中国古代文论无论是在表达方式上,还是理论品质上都是诗性的。形象化和诗意化的批评中参杂着批评者自己的人生的体验,使批评更具有了生命化的表达。它推崇性灵和神韵。“以庄禅哲学为根基的灵性论和陆王心学的明心论,乃是中国精神的华彩。他造就出一种审美的人,充实的人,诗化的人,这种人不被外部世界所累,却能创造出一个意味世界”。而中国的艺术精神又基本建立在庄禅的基础上的。
诗性是人应该追求的生命和生活的理想的状态,就像是荷尔德林所说的“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中国古人的生活在某种意义说本身就是诗性地,我们不需要去寻找诗性,只是在这个纷纭的社会怎样才能保持我们自己的灵性,这是我们当下生存应该考虑的
参考文献:
[1]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刘小枫.诗化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桂花;诗词;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5-0010-02
花文化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人爱花、莳花、赏花、餐花,各种花以独特的方式深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她们不同的文化品格,认为花中蕴含着文化,凝聚着品德和气节。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桂花文化首先来源于它的栽培和利用的实践。战国时期,人们就重视桂,把桂作为珍贵的植物、饮食的配料、建筑的材料、装饰的花卉。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桂花成了著名花卉,南方产的桂花,被纷纷引种于宫苑、庭院和寺庙。除了观赏、食用,古人还将桂花入药,制成香囊和化妆品。在中国桂花文化中,除了月中桂树的传说,还有攀折桂花的典故。由于神话的流传,文人的歌咏,百姓的日用,风俗的流播,中国桂花文化的脉络日见清晰,积淀日益深厚,桂花被赋予了清高、高雅、荣誉、长寿、吉祥等文化含义,从而构成了中国桂花文化意蕴体系。这一体系又分为俗、雅两个层面。俗的一面,包括长寿、吉祥等含义,在民俗文化里得到了传承;雅的一面,如清高、高雅、荣誉等含义,则在诗词艺术里得到了固定。千百年来,我国诗人吟桂咏桂,通过自己的想象,在细如金粟的桂花中建立起了一个丰满的精神世界,诗词成为桂花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透过中国古代咏桂诗词,桂花被赋予的象征意义、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呼之欲出。这里举出数例,略作分析:
一、清高――楚辞遗绪,隐逸情怀
桂花“清高”这一文化含义,源自爱国诗人屈原的歌咏。桂花幽独自赏,凌寒不凋,正好与“清者自清”的人格期许相吻合。屈原《远游》中“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的句子,借桂花凌寒不凋,表达自己孤标傲世、独领的品性。西汉淮南小山为悯伤屈原而作的《楚辞・招隐士》,有“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等诗句,以桂树甘于幽谷的寂寞而犹自散发清香的品格,来比喻屈原不与朝中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这些句子穿插在楚辞的字里行间,还是屈原以香草喻人的余绪。这一余绪被后世诗人继承了下来,常用桂花比喻人格之高洁。唐李白的《咏桂》即是如此:
世人种桃李,多在金张门。攀折争捷径,及此春风暄。一朝云霜下,荣耀难久存。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亦可托,何惜树君园。
诗中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桃、李和桂花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结局,借以影射显赫一时的朝中权贵,一旦失宠于君主,荣耀就难以保存;而借喻为山野桂树的李白本人,却能悠然自得,安居昔日的庄园,其格调高下也由此可见。
桂花清雅高洁,香气浓郁,却往往生长在偏远的岩谷,所以古人多以桂树、桂丛描写隐士生活,其中包含有“清者自清”、“幽独不遇”等复杂含义。这既是桂花的生长习性的比附,也是《楚辞・招隐士》的衍生发展。古诗词中,诗人常常悯桂之幽独,悲士之不遇。以唐人于武陵的《山上桂》为例:
日暖上山路,鸟啼知几春。忽逢幽隐树,如见独醒人。石冷常开晚,风多落亦频。樵夫应不识,岁久伐为薪。
春暖花开、鸟语花香之时,诗人兴致勃勃走上山路,看到幽隐于山林之中的桂树,不觉心头一动,犹如见到了独醒之人。这种感觉,表现了诗人对桂树由衷的赏爱。将桂树比作独醒之人,在众人皆醉之时,表明其不随流俗。可是,“石冷开常晚,风多落亦频”,桂花的处境之艰,使人联想到人的成功又是多么不易。桂花树本来不俗,却沦落山中无人赏识,开难落易,天长日久又被樵夫砍伐为柴薪。桂树可悲的命运,归根结底是处地僻远所致,诗中明显流露出哀怨之情,寄托了讽世之意。
二、高雅――天上名种,人间异香
桂花“高雅”的文化意蕴,源自月中桂树的传说。这一传说最早出自《淮南子》:“月中有桂树。”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说:“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古人以花喻人,谓人有才情趣,花有色香韵。桂花来自天上的名种,又散发出馥郁的香味,因此古来咏桂诗作,多从月桂传说和芳香着眼,强调桂花来自天上月宫,不是人间之种;描摹桂花风前幽香暗度,月下神韵优雅,衬出其独特的风采。如李峤的“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李商隐的“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 杨济翁的“天上人间高度影,月下风前自在香”,杨万里的“身在广寒香世界,觉来帘外木犀风”等等,描摹桂花的香韵,赞美桂花的优雅。请看谢懋的《霜天晓角・桂花》:
绿云剪叶,低护黄金屑。占断花中声誉,香与韵、两清洁。胜绝。君听说,是他来处别。试看仙衣犹带,金庭露、玉阶月。
上片写桂花高洁优雅的气质,“绿云剪叶,低护黄金屑”,描绘桂花枝叶的形状、花的色泽,写出了桂花与其他花卉的不同;“占断花中声誉,香与韵、两清洁”,一语道破了桂花的佳妙之处。下片承上片趣旨,极度赞美桂花的“胜绝”之处。之所以“香与韵,两清洁”, 是因为它出身不同于凡花,来自天上天宫的金庭、玉阶:“君听说,是他来处别。试看仙衣犹带,金庭露、玉阶月。”这里借月中桂树的传说,状眼前月光皎洁、桂枝飘香的优雅实景,道出了桂花的声誉来自高贵的出身。
再如宋代陈亮《桂枝香・观木樨有感寄吕郎中》,状写桂花之神韵,抒发诗人的胸怀:
天高气肃,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宫都足。不辞散落人间去,怕群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唤回春意,几曾幽独!是天上余香剩馥。怪一树香风,十里相续。坐对花旁,但见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况东篱、凄凉黄菊。入时太浅,背时太远,爱寻高躅。
词里说,皓月当空,天穹如洗,天宫收储桂花已足,桂花于是散落人间。因为桂花唯恐春天群花自惭,所以绽放在这秋天的夜晚。桂花正自深情眷注人间,意在唤回远去的春天,又何曾感到幽独?怪道此花香飘十里,原来它是天上的余香!坐在桂花树旁,但见花色金黄,花小如粟,而联想到秋日芙蓉,只能令人顿添愁思;东篱黄菊,不过助人凄凉,而桂花不谙人情世敌,远离时俗,心志是如此高洁!词中咏叹桂花的雅量高致,光明磊落的胸怀,词中有人,呼之欲出,表现出词人人格光采四照,肝胆相照。这首词标新立异,格调高雅,但也是由天上之种、奇异之香生发开来的。
三、荣誉――蟾宫折桂,出类拔萃
古人常借折桂之典故,励进取之壮志。折桂的典故,出自西晋时的郄诜。郄诜通过荐举贤良对策被皇帝选中,升为雍州刺史,晋武帝问他自以为如何,他答道:“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这是用桂比喻人才出类拔萃的开始。随着科举制的出现,人们又援引这一典故,用攀桂、折桂、蟾宫折桂来称科举考试得中。由此推衍,又把科考称为“桂科”,把登第人员称为入了“桂籍”,现在,人们也常用折桂、蟾宫折桂来称在考场、赛场上取得好名次。以元代谢宗可的《月中桂花》为例:
金粟如来夜化身,嫦娥留得护冰轮。枝横大地山河影,根老层霄雨露春。长有天香飞碧落,不教仙子种红尘。折来何必吴刚斧,还我凌云第一人。
诗人介绍了嫦娥与广寒宫里桂树的生长和开花盛况,接着又信心十足地宣称:无需吴刚代劳,我将应试发迹,自去月中折桂。不过,从格调而言,谢宗可这首诗不及晚唐桂州(今桂林)人曹邺的《寄阳朔友人》:
桂林须产千株桂,未解当天影日开。我到月中收得种,为君移向故园栽。
曹邺流寓长安十年,多次应举考试,终于在大中四年(850年)中了进士,惊喜之余,他写下了这首诗。桂林历史悠久,秦始皇时就设置了桂林郡。既名桂林,就应盛产桂树,因此曹邺希望借自己中进士的契机,采得月中的桂子撒向故乡,使故乡的桂花能遮天蔽日地开放,出现更多的人才。
桂花清高、高雅、荣誉等文化意蕴,以情景相融的诗词艺术形式固定下来,传播开来,成为反映我国传统文化心态的一个载体。佛经上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进入咏桂诗词这个丰满的艺术世界,我们欣赏的不单是文学作品,而是在领略中国花文化的奇葩。
参考文献: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善于运用象征寓情于物，植物的意象最为明显，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水仙、梅花、荷花等植物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象非常丰富。
关键词：古代文学；植物；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2-0008-01
中国古代文学善于寓情于物，善于运用象征等手法，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集中于植物上赋予众多的拟人与象征意义。植物因其外貌特征（象）而得名，然后因名成像，即文学意象。
一、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
古代文学中的意象是指作者想表达的内心情感，内心的意一般是关涉到人生世道。意象的形成与表达往往离不开“境”，意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部分通过含蓄、模糊手法而达到一种“境有尽而意无穷”效果。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一语道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古代文学中，作者把内心思想感情集中于对人生世道之悟与所描写客观景物完美融合起来便形成意境。
在文学作品折射的意境中，写景状物是为更好抒情，即化景物为情思。虽然古代文学中意象有着不同表达方式，但是可感觉到意象往往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表达一种对人生感悟与思考。思考到人生短暂、痛苦等多重情愫，认识到要充分享受人生美好时光，不能浪费消耗生命，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价值，对人生充满希望；把自己的美好希望与愿望寓情于景，托物以情等等。
二、水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象
水仙具有清韵、幽雅、芳香的特点，在岁末寒冬百花凋零时反而开花。它进入文人审美视野后，作为一个独特意象出现于文学领域。人们赏其“形”取其神，赋水仙以“清、贞”为主的人格诸种意象。
水仙被赋予女神意象。一是作为洛神(凌波仙子)的象征意象。曹植的《洛神赋》序描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毖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1]《洛神赋》作为名篇千古流芳，洛神意象也被后人反复使用吟唱。“凌波仙子”美好名字，在荆州地区沿用，被诗人们广泛使用传唱，作为水仙花最常用象征意象。二是湘水女神(湘妃/君)的象征意象。屈原的《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两篇，后人以湘君、湘夫人即尧之二女为范本，构想出二女与舜之爱情故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南巡湘山祠，突遇大风，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2]文学家热衷于相信凄婉爱情故事，对娥皇女英的忠贞加以象征咏叹，水仙的湘水女神意象就经常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三是汉水女神(江妃)的象征意象。汉水女神在汉代鲁、齐、韩三家的《诗经》学者，曾记载故事:传说有一位叫郑交甫男子，在汉水之滨遇见两位出游神女，两相悦慕并愉快交谈。神女应交甫请求，解下随身玉佩相赠，郑交甫喜出望外之余在举步间却又失去眼前神女和怀中玉佩，因此懊悔不已。此传说烘托出水仙的缥缈与神秘意象。
水仙亦有男神意象。一是屈原的象征意象。晋.王嘉在《拾遗记.洞庭山》中记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沉湖，披纂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叶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3]屈原投汨罗江而死，被追思为水仙，而水仙姿态高雅，品性贞刚，自然将它攀附为屈原化身并将其意象与屈原相关联。二是琴高的象征意象。后世有将水仙花比作水神琴高，《列仙传》中记载:“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琢郡之间二百余年。后辞，入琢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傍。’设祠，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日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琴高晏晏，司乐宋宫。离世孤逸，浮沉琢中。出跃赦鳞，入藻清冲。是任水解，其乐无穷。”[4]
水仙在文学作品中被定型后，其意象也进一步继承和品格的升华。水仙的类比意象总体有洛神、湘神、灵均、琴高、姑射、青女、素娥之类。
三、其他常见植物的古代文学意象
梅花的君子象征意象。最早记载梅的文献《尚书・说命下》提到“若作和羹，而为盐梅”。可见，梅花既可观赏，又具实用的“内外皆佳”花卉，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古代文学家价值标准。梅花喜温湿，野生梅花多在水畔、山谷，水边梅花有早春先发特性，后来人们对水畔梅花疏影横斜之美的认可，梅花伴水成为古代文人对景物摄取模式之一，另外，梅花枝干横斜孤峭挺立，被文人们赞赏和大力描写。梅花瘦而且贞霜，磨雪折骨愈加奇，被写进很多君子象征的文学作品中。
草的喜怒哀乐象征意象。屈原首先确立“香草美人”传统形式，香草为美人作衬托。置草又名忘忧草，文献最早记载于《诗经・卫风・伯兮》:“焉得首草，言树之背。”后来朱熹注曰:“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5]”称其“忘忧”是因为首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北堂”代表母亲。基于此，古代游子要远行，会先在北堂种营草，希望母亲减轻对孩子思念，忘掉烦忧。
植物之间象征意象的比较寄托爱憎情感。松、柏、梅、竹、水仙为被古人誉为五君子，后来的乾隆皇帝合咏五君子的作品最多，吩咐文征明画松、柏、梅、竹、水仙为五君子图，乾隆皇帝非常喜欢五君子这个组合，不但写多首诗歌来吟咏，还特意要求臣子作五君子图以供欣赏。松、竹、梅被合誉为岁寒三友，为中国传统凌寒花卉，声名地位也甚高，水仙与不相上下。通过水仙与荷花的对比，突出水仙意象的层次，水仙可傲寒，荷花在秋风中凋零;荷花根部离开淤泥不能存活，水仙却可离开泥土，凭清水开花;水仙根部须白皓净，可将其作为造型部分与水仙花叶同赏。有的文学作品甚至贬损荷花，居然赋予格调低下象征:以莲花喻、候臣；但多数情况下荷花用来比喻士大夫芳洁之志，用来比喻女子贞洁自守等。
参考文献：
[1]曹植等著，三曹集[M]，岳麓书社，1992,247。
[2][汉]司马迁著，史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8。
[3][晋]王嘉，拾遗记[M]卷十，中华书局，1981。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作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04-0048-02
[作者简介]王娟（1981―），女，湖北十堰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思考的引发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是近些年来它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古代文学课时被压缩，学习意义不明确。认为在当今社会，掌握实用性的知识更为必要，古代文学离现实生活太远，对个人发展没有直接促进作用，是附庸风雅的声音时而有之。与国人忽视古代文学教学相反的是在“汉语热”的背景下，外国人对古代文学的向往。不少国家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文化传承体现在哪里，作为中国人的最典型特征又在哪里？这样看来，在当代社会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的思考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启超曰：“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1]中国古代文学负载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传道价值、育人价值，是中华瑰宝，是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人。
孟建伟提出了“文化教育”这个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2]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释它。古代文学教学的作用是隐性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教学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3]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
古代文学的教学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并了解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古代各类文体的演变轨迹、文化思潮的兴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获得阅读、分析、鉴别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和文学素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文学史为纲，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学史教材一直在变化，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选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学史所讲述的多是知识性问题，比如文学发展的脉络、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者主张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等，经典作品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学可以从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方法；从将心比心，和古代作家产生共鸣；深度挖掘，领悟真理三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鉴赏作品的第一步，通过细读、诵读、解读作品能实现对作品的初步把握。细读作品就是仔细读文字，细细玩味，关注的是具体的形、音、义及标点。细读作品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不是文学史知识的多寡。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上阕开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读时要抓住似是而非。接着分层铺叙，先说杨花的飘坠“抛家傍路”，次写念远之人“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再写梦“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细读时要抓住分层的关键词。下阕直接抒发主观情感，“恨西园，落红难缀”，美好春光已经逝去。紧接“恨”的内容，同样分层次来写，“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飘飞的杨花变成了破碎的浮萍，此为第一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伤春别离，此为第二层；“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将伤春之情推向顶点，此为第三层。
诵读作品指用适合的话语声音形态、语调和节奏，在一咏三叹之间慢慢体味朗读并背诵作品。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切的氛围、凄凉悲哀的感情多是通过叠字、入声字的韵脚来体现。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叠字，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诵读作品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学生仿读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字声音的感知达到理解作品、体悟情感的目的。
解读作品。解读作品不是简单地讲析诗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品之外的东西。解读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者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衡量其地位、贡献，等等。在解读秦观的《醉乡春》时，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此词为作者贬谪广西时所作，“瘴雨”“椰瓢”等题材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说明词人在流寓广西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次，可以把这首词同秦观的其他词进行比较，发现秦观的大多数词作都写自己遭遇挫折、身处逆境之时不能解脱的愁和恨，而这首词写到“醉乡”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不再为谪居而自伤。
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古代文学教学是让学生体验文学的魅力，体悟文学的真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多读、多揣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鉴别力的重要方法。
（二）将心比心，体验情感
古代文学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情感，读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诗词所负载的情感与今人有贯通之处。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离家白首归的体验，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领略到这种沧桑之感。李白的《静夜思》语言简单质朴，但诗歌中蕴含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思乡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只是一件小事，却把人世间最朴实最高尚的母爱写得感人至深。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抒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不仅是词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处于同样环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感受超越了时空，可以使我们产生共鸣。积极体验作品表达的情感，在作品教学中至关重要。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言：“将你心，换我心，必将有所得。”[4]
（三）深度挖掘，领悟真理
古代文学教学包含着对学生的人格、心灵、情感、审美等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塑造学生的思想灵魂，使学生热爱祖国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古代文学中很多优秀作品或教人明志、或教人做人、或帮人成才。古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他们关心社会、心系苍生、品德高尚，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教师要通过教学，让学生在精神上得到提升，明确人生道路，领悟人生真谛。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对高远目标的追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人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在教学过程中秉承先作品后史论的教学观念，才能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饮冰室合集：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81.
[2]孟建伟.教育与文化[J].教育研究，2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