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5 11: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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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务人员科研诚信科技论文
一、医学科研诚信认知的概述
对医务人员来说，科研诚信就是在学习和科研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医学科学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人类知识产生的主要途径，医务研究人员知识的获取和交流都是以诚信为基础的。科研诚信，也可称为科学诚信或学术诚信，指科研工作者要实事求是、不欺骗、不弄虚作假，还要恪守科学价值准则、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美国学术诚信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 CAI）将学术诚信定义为即使在逆境中仍坚持诚实、信任、公正、尊重和责任这五项根本的价值观。[1]
二、科研诚信的基本原则和特点
对于医务科研人员，在对医学科研项目的目标、意图、方法及程序阐释要诚实；对科学研究要真实可信，有关交流必须合理而充分；对事实要能被证明，在处理数据时要透明。科研人员都有对人类、动物、环境或研究对象关爱的责任。在提供引用文献和介绍他人研究的贡献时必须表现出公平。 同时还要担负着救死扶伤的使命，同时通过科学研究，也在创造着生命奇迹。
三、科研诚信研究的意义及在科技论文中的体现
科研诚信直接影响科研环境，而科研环境对医学创新水平和医务科研人员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将其与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同步大力推进，才可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科技论文是科研成果表达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传播记载科技信息的重要手段。[2]但在医学科技论文中也是科研不端行为存在的主要载体。
1.社会大环境的不良诱导，缺乏科研主观判断
科研不端行为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医务科研人员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圈中，该文化必然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科研活动中，医务科研人员价值观体现在对科学技术自身的认识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上。
近年来，有关学术造假，论文抄袭事件如井喷状纷纷报道出来。各种潜藏的名利诱惑也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医务科研人员很难申请到课题，一旦申请到，总想让自己的课题有个“好结果”，但是不是所有的实验结果都会成功，也不是所有的结果都是意料之中。为了调职、调级等部分医务科研人员的“铤而走险”只是为可能的“成功”获取所需的名利。
2.科研诚信问题重视不够，缺乏广泛倡导宣传
作为医院科研行政人员，对科研论文的造假没有足够重视。对作者的自述不怀疑，对科研实验数据很相信，对论文的产出过程不过问，对论文的真实性、科学性不探究等。同时很少在医院内对医学科研人员进行频繁的宣传教育，使之没有达到科研的一定共识。主要是医院对院内科研人员的信任，坚信“科学本身就是建筑在诚信基础上的事业”，绝不会认为科研人员会造假，相信绝大多数医务科研人员会本着科学、诚实的态度撰写论文，从实验中得出的科学论点。正是由于这种信任，使得科研不端行为的放逐。
3.科研评价机制的不合理，缺乏有力平衡杠杆
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与其制度有很大的相关性。在申请学位、调职调级、晋升职称、成果评奖等事情上，论文的数量、的刊物级别是十分重要的衡量指标。[3]为了能顺利调职调级、晋升职称，有的医务工作者就用不同的材料，同一个方法做相似的试验、得相近的结果结论，发表多篇文章。这是一种科研诚信的缺失也是对科研资源的一种浪费。大部分医务人员所想获取的不单单只是某种利益。一位医学专家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由于临床工作的突出表现，深得领导及患者的好评，工作总是没日没夜，但是由于没有时间写很多论文，论文数量太少，在职称任期考评中“不合格”。我们不得感叹，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对科研诚信产生了不利的导向作用。
四、对科研诚信自身的客观认识
医务科研工作者在从事科研活动的过程中应当求真务实，不断追求创新，实事求是负责任的履行职责。对临床某些诊疗技术或药物疗效的总结，选对选准科研方向，做好基础研究与临床工作，实事求是，系统的进行某些技术或方法上的改良，建立净化的学术环境。
参考文献：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关键词： 语文课堂教学 语言艺术 四个方面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也是学好各门知识的基本工具。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讲授课本知识，传授给学生语文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而且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审美和情感的教育和熏陶。所以语文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教育是最辩证最灵活的一种科学，也是最复杂最多样化的一种艺术。”语文与其他学科比起来，更具独特的科学美与艺术美，而这种美的传递是离不开语言的。教师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以及师生之间信息的传递和情感的交流，“都必须以语言作为凭借。教师通过情趣盎然的表述、鞭辟入里的分析、入木三分的概括、恰到好处的点拨，把学生带进瑰丽的知识殿堂，并开启心智，陶冶情操，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从而“更好地为实现教学目的服务”。［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语文课堂教学艺术首先就是语文教学语言艺术。
古今中外的教育学家都十分重视教学语言艺术，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学论著《学记》把“善教”与“善歌”并论，提出：“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要求教学语言“约而达，微而藏，罕譬而喻，可谓继其志也”，即强调教学语言要简洁、准确、明白、含蓄生动、给人以美感。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十分强调教师的语言修养，认为“教师高度的语言修养是合理利用时间的条件”，“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马卡连柯也曾说：“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就可能相差二十倍。”由此可见，语言艺术对课堂教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所谓语文教学语言艺术，就是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遵循语文教学规律和审美性原则，正确处理教学中的各种关系，把语文知识和信息正确有效地传递给学生的语言技能活动。［2］教师的教学语言艺术对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一堂富有艺术性的教学能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把知识信息轻松、愉快而有效地输入学生的头脑中，从而达到课堂教学的目的。所以在课堂上，语文教师应该注意做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用语言营造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
实践证明，人在心情愉悦的状态下学习效率是最佳的。因此，一堂富有成效的语文课，应是在轻松愉快中完成的，而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的形成，离不开灵活多样、随机应变的教学语言。
首先，教师的课堂语言应当充满趣味性，富有感染力，能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化枯燥为风趣。如果语言单调乏味，总是干巴巴地说教，学生就会出现精力分散、心不在焉的现象。反之，如果语言形象生动、趣味盎然，学生就能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增加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的方法很多，比喻和幽默便是其中的两个妙招。精妙的比喻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晰起来，幽默的语言，可以使课堂气氛活泼生动。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斯维特洛夫指出：“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在课堂教学中巧妙地运用幽默语言，可以使讲课风趣诙谐、幽默睿智，创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学生在这种气氛中既可以准确、轻松地理解和接受讲课的内容，又易于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教师适当地穿插一些与教材内容相关的格言、警句、诗词、典故、成语、笑话、故事，既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启发学生的联想和思维，加强对知识的理解，调动他们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其次，课堂教学语言是师生双方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桥梁，教师的教学语言要亲切，富有情感，充满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多鼓励，以宽为主，以严为辅，在课堂上，教师将理解、鼓励、信任、期待通过话语传达o学生，学生会从中体会到教师的良苦用心和倾注的情感，保持积极舒畅的学习心境，产生学习热情。
最后，激励性的语言也是创设良好课堂气氛的一种方式，教师要适时的启发诱导，及时评价，提供榜样，鼓励进步并寄以希望，让学生获得成功的喜悦，得到老师的肯定，更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对于质疑问难、提出异议的学生，多表扬，多鼓励，多引导，保护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对学习的自信心，使他们感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投入学习，让学生在轻松愉快中接受教育，获得知识。
二、用语言掌控课堂张弛有度的教学节奏
课堂教学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按时完成所规定的教学任务，因此，教学的节奏既要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与接受能力，又要突出教材的重点、难点，使学生学有所得。这就要求教师能把握好教学的各个环节。
开篇引导，即精设导语。导入语就是导入新课的语言，它是教师在讲授新课之前，有目的、有计划，并用一定方法所设计的简洁生动、有启发性、鼓动性、概括性、感染力的教学语言。导语的设计既要新颖，又要简练、生动，有文采，有感情，还要富于变化。有时介绍背景，有时创设情境，有时提出问题、巧设悬念，有时直接审题、开门见山。不管用何种方法，都为的是激发学生浓郁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
课堂指导，教师的教学语言要求准确、简明、流畅、生动并带有启发性、灵活性、趣味性。描述性的语言要生动，富有感染力，教师声情并茂的叙述，抑扬顿挫的抒情，掷地有声的议论，这些富有文采与情感的语言，会引起学生内心世界的强烈反响与共鸣。提问是课堂教学中师生交流的一条主要渠道，是教师促进学生思维，评价教学效果，以及推动学生实现预期学习目标的基本控制手段。提问语言要精练明确，富有启发性，提问要紧扣教学目标，突出教材重点、难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着眼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选择恰当的提问方式，让学生通过几个问题的探究，就能理清课文的脉络，了解相关的大体内容、人物情感和文本思想。教师的提问并非每个学生都能轻易回答，在学生疑而思、思而不解之际，教师要适时点拨，发挥主导作用，点拨语要富有点拨性，把话说到点子上，启发学生从关键处入手，使学生的思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点拨语要适时适度，适可而止，留给学生充分的思考余地。
收尾引导，即在一堂课行将结束时，要对一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梳理、概括、深化并与后面的教学建立某种联系，小结语的语言要简洁、明快、含蓄蕴藉，新鲜有趣，灵活多变，切不可拖泥带水、浅白直露、僵化死板、虎头蛇尾，以免影响或削弱教学效果。
三、用语言创设课堂的情感基调
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同时还伴随着心灵的接触、情感的交流。情感通过什么交流？主要还是课文的思想内容。语文教材中有许多情景交融的诗歌、诗情画意的散文、引人入胜的小说等文学作品，都蕴含着浓郁的情感色彩，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教师要善于利用课文中的情感因素，以文导情，激起学生内心的感情波澜，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共鸣。每篇课文的内容不尽相同，教师在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情境来调节自己的语言节奏和语调，只有使自己的教学语言、语调与课文风格相一致，才能取得相得益彰的绝佳效果。教师的语速、语调和节奏应随着课文内容的变化而变化，遇悲凉处当沉缓，遇激昂处当迅急，切忌平铺直叙、平淡无奇，而应使自己的语言尽量做到高低起伏、长短结合、疏密相间、快慢适宜。课文感情的基调是各式各样的：有的肃穆安谧，有的幽默诙谐，有的凄惨悲壮，有的明快热烈，有的典雅婉约，有的雄壮豪放。随着教学内容和情感表达的需要，教师的语言要时轻时重，时缓时急，抑扬顿挫，有板有眼，错落有致，声情并茂，使学生的注意力能随着教学语言的变化不断得到调节、转移和强化，在情感上与之产生共鸣。只有注入了丰富、细腻、富有真情实感的教学语言，才能再现作品的情境，制造出良好的教学氛围，从而引导学生进入作品去体会其中的思想感情，受到强烈的感染。
四、用语言满足学生的审美需求
教学的审美功能最先的直接反映必然是在形式上，教师的教学语言关系到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学生对审美的需求。教学语言首先要做到准确规范。准确体现在课堂上准确地使用概念，科学地作出判断，合乎逻辑地进行推理，不夸夸其谈，不信口开河，不含糊不清。规范主要表现在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发音清晰，咬字准确，切忌方言乡音；语速快慢适宜，停顿适度，重音突出；说话严密，逻辑性强；用词完整简洁，没有口头禅，争取发音朗润，质地纯正，能成为学生学习口头语言的楷模。只有教师运用准确规范的语言传递信息，学生的求知欲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并产生审美。
其次要做到优美凝练。王力先生指出：“语言的形式之所以是美的，因为它有整齐抑扬之美、回环之美。这些都是音乐所具备的，因此语言的形式美也可以说是音乐美。”教师在讲课时语言要有音乐节奏感，优美生动，注意语言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当高必高，当急必急，当缓必缓。关键之处应有逻辑重音，重点之处应有反复，难懂之处应仔细咀嚼，教师应从讲课语言的声调变化之中显示出讲课内容的重点与难点、深度和广度，努力使自己的语言做到和谐动听、错落有致、声情并茂，富有节奏美和旋律美，使学生感受到一种语感美，带给学生听觉的愉悦、审美的享受。
最后要做到真挚生动，富有情感。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师的情感对学生有直接感染作用。教师应通过语言用自己的感情激发学生的情感，达到心与心的交流，把真、善、美的种子播进学生心田。只有用富有情感的教学语言，才能再现作品的情境，触动学生的心弦，从而引导学生进入这个充满感彩、充满美育色彩的美好世界，去领略丰富多彩的自然美，去体会深刻感人的社会生活美，使学生在面对千姿百态的形象时获得不同的审美感受。
总之，教师的课堂语言艺术既体现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又和教学效果紧密相连，因此，语文教师应该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语言，让语言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发挥独特的魅力，成为师生之间沟通的桥梁，成为拨动学生心灵的琴弦，在课堂上努力做到于漪老师所说的：“让学生置身于优美的文化氛围、浓郁的语言环境中，受到教育和感染。”
参考文献：
语文课堂教学离不开语言，语言是语文教师传授知识、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之一。语文教学语言艺术与语文课堂教学效果有密切的关系。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我们深信，高度的语言修养是合理利用时间的重要条件。”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语文课堂教学艺术首先是语文教学语言艺术。而所谓语文教学语言艺术，就是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遵循语文教学规律和审美性原则，正确处理教学中的各种关系，把语文知识和信息正确有效地传递给学生的语言技能活动。那么，语文课堂教学在运用语言时，有哪些艺术技巧呢？
一、言之有物，每举中的
“物”是指语文教学的具体内容。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讲课应不夸夸其谈、不信口开河、不含糊不清、不空发议论、不离题太远，而应言之有物，论之有实，并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有意识地把已学知识与未学内容联系起来，把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有意识地穿插有关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名人轶事、成语典故等，最大限度地充实教学内容，做到言之有物，每举中的。
二、言之有德，文质兼美
言之有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语文教学中要注意挖掘教学内容的德育因素，在讲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把渗透于其中的思想性因素结合学生的实际，水融地阐发出来，并通过自己的情感作用形成巨大的感染力，从而把知识教育、文艺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对学生起到积极的思想教育作用；二是指要注意使用礼貌文雅的语言，使教学语言具有思想教育作用的同时，又不失文学色彩，尽力做到文质兼美。
三、言之有理，领悟其中
“理”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俗话说，有物讲理，理清楚；无物讲理，理难说。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言之成理，论之有据，以理服人，注意从已知到未知、感性到理性，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要让言语的科学力量征服学生，使学生从中领悟道理，并心悦诚服地接受指导。
四、言之有序，条理清楚
“序”是指语文教学语言的逻辑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对每课教材做深入钻研和细致分析，弄清要讲的语文知识的来龙去脉，掌握其确切的含义及其规律，精心组织教学语言解读，确定怎样开头，怎样过渡，哪些应该先讲，哪些应该后讲，哪些应该贯穿课程始终，怎样结尾。这样在“序”上多下点功夫，思路井然有序，讲解就会条理清晰，使学生在重点、难点、疑点等关键问题上能够得到透彻的理解。
五、言之有启，探究反思
思维规律告诉我们，思维启动往往以惊奇和疑问开始。语文课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增强其学习的内动力，引导学生质疑问难，多为学生制造悬念和创设意境，使学生不单纯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解决，这样就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求知渴望，使他们融会贯通的掌握知识并发展智力。为此，教师课前要精心备课，设计好预习习题和课间提问习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书，去听课。课中要注意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深入浅出，多用疑问性提问，还要注意运用发散性提问、开拓性提问、疏导性提问、铺垫性提问，使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受到启迪，探求新知识，掌握新内容。
六、言之有趣，妙趣横生
兴趣在语文教学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使学生觉得语文课“有趣”，关键在于教师讲授能设疑激趣，扣人心弦。语文教师的语言应当规范、鲜明、洗练、准确、形象、生动、流畅、合乎逻辑，饶有情趣，寓庄于谐，能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化枯燥为风趣，使学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受其感染，受美熏陶。而只有语文教师自己有较好的语言基本功和广阔的求知兴趣，才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和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引发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消除教学中师生的疲劳，改善课堂气氛，启发学生的心智活动，促使学生深入钻研问题，并使课堂气氛趣而不庸，活而不乱，严而不死。因此，语文教师要广采博闻，和教材密切联系的笑话、故事、游戏、佳联、格言、警句、成语、典故、诗词、顺口溜、民间谚语、俗语、当地方言、群众口语、歇后语、古语词、外来语、术语等均可引入课堂，随心所欲，调动自如，游刃有余，以塑造形象，创造气氛，让学生感到课堂新奇多趣，知识易于理解，从而吸引学生认真听讲。
七、言之有情，情理交融
教师的情感对学生有直接的感染作用，讲课不能是一种简单的灌输，而应该建立在心理相容和情感共鸣的基础上，真正做到理中蕴情，通情达理。在语文课教学中，教师要带着饱满的热情讲课，做到情动于衷，形诸于外，教师还要善于创设情境，以形象为手段，以美育为突破口，以情感为纽带，激生情，启其疑，引其思，使学生心理处在兴奋状态，提高学习效率。教师在教学中还应该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教材中的情感教育素材，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审美创新教育，促使学生健康成长。
八、言之有韵，抑扬顿挫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本身虽无意义，但它是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物质形式，不但本身具有独立的音响美因素，而且还可以靠此提高语言的感染力、鼓动力，也有助于传情达意。因此，语文教师要注意用好教学语言，切忌平铺直叙，平淡无奇，而应使自己的语言尽量做到高低起伏，长短结合，疏密相间，快慢适宜，随着教学内容和教学实际的需要时轻时重，时缓时急，抑扬顿挫，有板有眼，错落有致，声情并茂，有一定节奏感和旋律美，和谐动听，使学生听起来舒服悦耳，精神饱满，兴趣盎然，津津有味，其优势兴奋中心能随着教学语言的声波和声调不断得到调节、转移和强化，提高教学效果。
九、言之有体，丝丝入扣
语言丰富多采是语文教学语言艺术的主要表现之一。针对不同学生，不同文体、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文章，要采用不同的教学语言。如对低年级学生，语文教学语言应形象、具体、亲切、有趣味性；对高年级学生，语文教学语言应深刻、明朗、隽永、有哲理性。讲议论文，应多用议论分析的语言，要严密，有力度；讲说明文，应多用说明介绍解释的语言，要朴实，有条理；讲抒情文，应多用深情的语言，要华丽，有激情。朗读课文，高兴、激昂的时候，声音就高一些；深沉悲哀的地方，声音就低一些。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章前一部分写的是百草园里的自由自在的快乐生活，后一部分写的是三味书屋里枯燥无味、深受约束的生活，两部分表达的内容和情感色彩截然不同，因而在讲课时，不论是范读，还是讲授，都要用两种不同的语调和语速，前一部分用欢快、活泼的语调，速度可稍快一点，后一部分用低沉、苦闷的语调，速度可稍慢一点。这样，不仅使得课堂教学富于变化，而且能启发学生较好地把握课文地写作特点和主题思想。
十、言之有辅，生动形象
人们彼此之间传输信息，交流情感，除了靠有声的口头语言和无声的书面语言外，还可以借助人们的表情、体态、动作。这些体态语，能很好地辅助有声语言，增强表达效果，更好地突出重点。如教师讲授感情成分浓厚的观点和事件或课文时，假如能在情感、语气、语调、语速变化的同时，再辅之以或憎恶、鄙睨，或兴奋、喜悦的面部表情，或辅之以相应的手势动作，则能加强语文教师情感信息的发射和传递，加深学生对教师有声语言内涵的理解。
[关键词]艺术学；美学；分类；标准
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国家学科目录上已经存在多年了，目前具有二级学科艺术学硕士、博士授予权的高校也有不少，从数量上看，其增长速度相当快，这也许是“学术成果大发展”的业绩证明。在增长数量的背后自然是大量的研究生，有一个真实的情况是愈是接近年底论文“开题”的时段，部分准硕士、准博士们愈是对二级学科艺术学研究什么内容，如何研究很是心焦。今年底笔者收到他们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曾为此“商量”，讨论，并且在检索查看了以往历届“艺术学”博士学位论文，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二级学科的非“艺术学”的内容，最后得出结论是：大家都觉得，艺术学论文很难脱离某一个具体的艺术门类来写，如果脱离具体门类来写，纯粹形而上的东西那就变成美学、哲学了。
这让笔者想起2007年《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上就有论者在《艺术学的学科性质与发展前景》论文中提出：“艺术学与美学并无实质性区别，必将消失于美学之中或重新成为美学的一个部门”。再看作者相关的论辨，知道他的意思并非“艺术学科消亡”，而是目前的“性质”“定位”不当：现在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定位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之下，成为“文学”门下，而作者认为应当或将来“必将”要归属于“哲学”门下。wwW.lw881.com笔者认为，哲学、美学自然有纳“艺术学”于其门下的容量，但是这不妨碍“文学”仍保留“艺术学”的空间。理由是从“文学”门下一级学科“艺术学”的角度观察的“艺术”和哲学、美学角度的观察是不一样的，结论也有不同。本文以俄罗斯美学家卡冈对“造型艺术”的分类为例，试释不同之处。
一、艺术学的分类问题
出现上述研究生疑问的原因中，至少有一个是“艺术学”迄今未有成熟的“分类”。“分类”不明，当然研究对象难免交杂不清，研究方向、目标和方法模糊就是必然的了。学术研究，不进则退。我在《艺术学，莫后退》一文中就“分类”问题略作探讨，就是希望证明二级学科“艺术学”还是能“生存”在“文学”门下而已。分类中大概只有“应用艺术学”概念被部分学者采信，其余的都未能引起学人兴趣，没有真正的学术回应。现在则恐怕连“应用艺术学”也不再引起兴趣，因为大概“艺术”一经“应用”，就会被看成不是“理论”的低层次了吧。
我想要探讨问题，先要站稳在“艺术”的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不仅在于对“全部”艺术实践的理论须有所认知，更需要的是对某些门类的艺术实践有所“实践”。正如陆放翁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艺术学”不同于其他纯理论学科的地方就在于“须躬行”，而不是永远的“隔岸观火”。“隔岸观火”可以观其大势，“须躬行”可以避免“隔靴搔痒”的结论。有“切肤之感”，又明其大势，“艺术学”研究才有实质的“莫后退”。
对艺术的分类，不论是对艺术总体内容、还是对某一门类“品种”的分类方面，美学和艺术学的立场不同，标准也不同，结论当然不同。下引俄罗斯美学家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中的“造型艺术”分类为例，提出疑惑之处：从这些疑惑之处引入到“艺术学”角度的分类的思考。
在上表中，卡冈把“造型艺术样式”分为5大类：“艺术摄影”和“书画刻印艺术”、“绘画”分为一大类；其他4大类是：“雕刻”、“全景艺术”、“玩具艺术”和“化妆艺术”。他提出：艺术摄影与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接近在于，它在平面上、通过对世界的假定的黑白色再现或者彩色再现而描绘世界。因此，摄影艺术仿佛重复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可能性，不过，它与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区别不仅在于技术手段，而且在于这些手段所产生的对被再现现实的反映和改造之间不同的——直接对立的——相互关系：艺术摄影总是纪实艺术的，而在书刊刻印艺术和绘画中甚至对模特儿的直接再现，也包含着无法排除的使模特儿发生变化的因素，这种变化按照艺术家对模特儿的看法、感觉和理解而产生。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卡网关于“造型艺术”的某些概念和我们已经有了如下歧义。
先看他分出“造型艺术样式”之一的“书画刻印艺术”，在此样式下含三项“品种”：“书刊的书画刻印艺术”、“版画”和“插图”。他也知道这不是20世纪之前的分类，他说：在20世纪以前理论不把书画刻印艺术划分为与绘画和雕刻并列的第三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在“三种最著名的艺术”中，与绘画和雕刻并列的是建筑，而素描仅仅被评价为一切“构造”艺术的基础或者绘画的一个品种。他这里说的“素描”，其实和绘画所说的素描还不是一回事，他说：
素描开始被看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价值，而使它与版画相接近的特点，归根到底许可承认在平面上、在素描的所有技术品种(铅笔、炭笔、钢笔、色粉的素描，以及木版画、金属版画、漆布画等)中的黑白造型和单色造型是造型艺术的特殊样式，称之为书画刻印艺术。他说的素描，就是单色画(黑白依然是单色)。可见，对同一个词汇，美学家和艺术家的理解距离有多遥远，双方如有争论、探讨、研究，也许都在“各说各话”，连基本概念都没有统一的对象——除了一个词汇之外。
按照卡冈的“素描”说，如果只要是“黑白造型”和“单色造型”就是“素描”，就是“书画刻印艺术”，那么，对
如果笔者的记述不错的话，这种“全景艺术”，似乎类似“艺术学”角度所说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空间”可以在街头巷尾，可以在市民广场，可以在厅堂、门廊……总之，有足够的“空间”就行。“行为艺术”则除了一定的造型外，也可以有“进行中的情节”，而这个“情节”的参与者可能是行人，也可能是来驱散他们的警察。总之它揉合了一点“时间艺术”的条件。卡冈强调：全景艺术与雕刻和绘画的另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如果绘画预定于从一个视点出发的完整知觉，而全雕刻作品预定于视线围绕静止的雕刻的运动，那么，围绕观众的全景造型则定向于从内向外的环形知觉。“从一个视点出发”，包含观者只可能有的“一个视点”和绘画本身的“焦点透视”及非焦点透视的构图，“全雕刻作品”显然即“圆雕”。至于“全景艺术”又有“环形知觉”，令人想到一种“全息电影”和“环形电影”。但他又提出：全景艺术的边缘形式是透景画，透景画在它的视知觉的结构和性质上接近于自己的形态学邻居——透视浮雕。卡冈列出“透景画”品种，不能详明何所指。联系他的相关论述，也许指的是博物馆陈列中普遍采用的虚拟“场景”艺术设计。这是借用电脑技术，利用光学原理合成的有真实“三维空间”的艺术设计，用来表现某种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诸如族群迁徙过程或某种手工艺工艺操作流程，如“玉作”、“陶瓷作”、“泥人作”等连贯的过程。在特殊的“橱窗空间”里，完全“纪实”的人物、器物都被按比例缩小，俨然如“小人国”般的“表演”，所以也含有相应的“时间艺术”因素。但是这些在“艺术学”角度看来，统统属于“展示设计”的范畴，上述所有具体内容的呈现手段，都只是“展示设计”指 定的某种“技术”的运用，和“雕刻艺术”没有关系。
卡冈把“玩具”列入造型艺术的一个类，下列“静态玩具”、“活动玩具”两个品种，不知道他的“静态”、“活动”是不是指不能“动”的(如泥偶等)和能“动”(如附发条机械或电控的汽车、飞机之类)的两种玩具的意思?这是出乎“艺术学”研究者的意料之外的。倘若凡有“造型”——不论何种手法、形式——皆可为“造型艺术”，那么“绘画”、“雕刻”、“建筑”都是“造型艺术”；“戏剧”、“电影”里也有“造型”，理应也是“造型艺术”，但若在艺术学分类中以呈现主要艺术效果的“手段”为标准的话，其主要艺术效果并非单由“造型”解决，更多的是音乐、表演、语言、灯光、色彩及镜头特技所起的作用，所以只好说它是“时间艺术”类的“综合性艺术”品种。
玩具则不然，首先是“玩具”的涵盖量巨大，既有平面的，也有立面的。既有芭比娃娃、变形金刚一类的“造型”，也有正方几何体拼图游戏一类的“造型”。即如卡冈列出的“静态玩具”而言，它们也不是艺术家个人完成的终端产品，一样要经过工艺制作过程，并且最重要的是只有“玩”的过程中，“玩具”的艺术功能才彰现出来。从这一点看，分类的标准和前述的“绘画”就不一致了：设定同一种标准应该是“分类”的“游戏规则”，标准不一必然带来逻辑混乱，离分类的要求太远了。
卡冈认为“玩具不仅是独立的艺术现象，而且是儿童的综合创作——艺术游戏——的一种成分。”因此他又提出“造型艺术样式”中还有一项是“化妆艺术”。他说：化妆通过演员的面孔再现完全不同的人——戏剧或者电影的角色——的面孔，从而自己的特殊手段创造类似于造型创作的其他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对于演员，化妆艺术和木偶艺术原来是二者必择其一的；实质上，木偶本身仿佛是演员的一种“化妆”，是演员用来遮盖自己面孔的假面具。从上文可知卡冈的“化妆艺术”仅指戏剧、电影演员的“化妆”而已，但如果就“化妆”，特别是就“化妆”的“假面具”而言，儿童玩具中就有此类“化妆”物。就其形态说，在未使用前是“静态玩具”，一旦使用又是“动态玩具”，虽然它本身并不动，或只有局部动。此外，戏剧演员会有“假面具”，
“绘画”本身的“描绘”技巧可以独立，因而能够成为非“绘画”的一种表现技能，因此对“绘画”还须加以“定义”。我们可以给艺术学的所谓“绘画”设定三个条件：第一是有主题、有情节；第二是有构图范围；第三是在平面上的静态展示。所以不是有“描绘”的技术形式皆可称“绘画”，如先古时代某些“壁画”、器物上的“画”皆不可当作“绘画”讨论，因为前者缺乏第一、二项条件；后者不符第三项条件：所以它们都是“描绘”技法的运用。此外，现代出现的电视画面、电影画面虽在“平面”上展示，但非“静态”形式，故也不符合“绘画”讨论要求。这样就区分开了“青铜器”、“彩陶”以及附属于器物上的一切“图画”，也就是说，那些附丽于器物的“图画”是在器物装饰艺术中运用了“描绘”的技法而已，本身并不足以成为“绘画”。
将体验式英语学习理念引入CBI英语文学课堂开展教学,这一构想是建立在学习、借鉴两种理念各自的理论依据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体验英语教学和CBI英语文学教学在学习对象、学习途径以及学习者身份的界定上都实现了有机的契合。
(一)基于内容的学习对象
体验英语学习理念指出,英语学习应该以外语语言系统为目标,以学习内容为基础。认知功能模式的语言观认为,“外语语言系统的发展必须伴随着概念系统的发展,它必须在和概念系统的互动中发展;而概念系统也就是人类认知世界以及人际交流所获得的相关经验知识”(程琪龙2009:74)。割裂语言系统与概念系统,单纯强调语言知识的学习是违背外语学习目标的。首先,以诸如词汇、语法等孤立的语言要素作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忽略有意义的语言内容交流,不利于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悖于语言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其次,脱离内容的语言操练不利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难以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英语应该成为学习者累积社会知识,进行经验交流的途径,英语学习不应该以单纯语言系统学习为终极目标。外语语言系统的构建需要使用概念内容来激活,让外语自身语言系统与外部世界所构建的概念系统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在体验交流中提升语言能力,概念系统日臻成熟的同时,外语语言系统也逐步形成。CBI教学理念的突出特点是围绕内容实施教学,其理论依据是Krashen(1985)的输入假说。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习得第二语言的必要条件是所输入的目标语言必须是学习者能够理解的,即可理解性输入。“这些陌生的信息与学习者现有的经验知识、对于习得新知识的期待以及学习者仍具缺憾的语言系统发生互动”(Kasper2000:41),为语言习得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语言是通过内容来习得的,而真实系统的语言教学材料可以为有效的学习或习得语言提供有意义的语境”(常俊跃等2008:27),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学习活动不再是不自然的、无意义的机械操练。由此可见,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都关注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在语言学习对象上二者达成共识,两种理念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二)交互合作的学习途径
Vygotsky(1978)的“文化历史”发展学说也为CBI教学理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Vygotsky(1978:86)的“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简称ZPD)”理论指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习者通过交互合作学习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众多社会文化理论学者将“最近发展区”理论进一步深化,着眼于针对学习者最近发展区的开发,将学习活动界定为分布式的、互动式的、情境式的以及亲身体验式的。Vygotsky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CBI教学,提倡交互合作型的学习途径,诸如合作学习、学徒学习、体验学习以及研究性学习等。体验外语教学模式是以学习者获得积极心理体验为驱动力和导向特征,以情景、互动、任务/项目、合作学习为主要方法,更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外语教学资源,搭建二语习得的语言生态环境,营造外语学习的人文环境,通过参与、愉悦、共鸣的体验学习机理,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新型外语教学模式(刘援2011:59)。在学习途径方面,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也不谋而合,二者都支持交际语言教学原则,强调教学的重点是过程,重视交际和意义,主张让学习者通过参与有目的交互活动和任务习得语言。
(三)自主完整的学习者
Rogers一向推崇体验学习,他认为体验学习关注学习者的个人需求,“是一种自主的学习,其动机来自学习者内部而不是外部,这种学习的核心是‘意义’,一个重要特点是学习者全心投入,对学习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ogers1983:20,转引自曾徳琪2003:46)。单纯机械性认知教学是毫无意义的,它遏制了学习者的求知欲和主体自由,而体验教学是“让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都参与到学习中来,使学生在认识知识的同时感受和体验知识的内在意蕴,获得精神的丰富和完整生命的成长”(辛继湘2005:66)。CBI英语文学课程区别于传统的文学概论或者文学史课程,它是基于真实文本细读的文学课程,学习者“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王守仁2002:11)。CBI英语文学课程为学习者提供有意义的语言学习环境,架构起依托文学经典进行人文体验的平台,“课堂中的文学使用是一种能使学习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投入的有效方法,它为学习者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反应和情感的绝好的机会”(Lazar1993:3,转引自潘章仙2001:35)。CBI英语文学课程为体验英语学习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人文素材,英语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也在体验英语学习模式下实现了有机融合,英语文学课程的学习者在体验学习和内容依托教学理念联合创造的真实/仿真实情境下实现了读者身份的人本回归,彰显了人本主义关怀。
二、基于体验的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以英语戏剧课为例
如何在CBI英语文学课堂上贯彻体验英语学习理念,采用具体步骤实施体验教学呢?笔者以本人讲授的英语戏剧课为例,参照Kolb(1984)构建的体验学习圈,结合该课程的特点,将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反响。
(一)Kolb体验学习圈
Kolb认为学习应该将重点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教学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Kolb将体验学习阐释为一个体验循环过程(如图1),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观察反思(reflectiveobservation)—抽象概括(abstractconceptualization)—行动实验(activeexperimentation)—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如此循环,构建一个自然连贯的学习过程,学习者自动地完成反馈与调整,经历学习过程,在体验中认知。由此可见,体验学习认为“学习应该是由学习者的思维、情感、行为和自我等共同参与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认知过程”(石雷山、王灿明2009:50)。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习者创设人性化的学习情境,让学习者体味享受学习过程,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二)CBI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
严格来讲,戏剧文学不同于诗歌和小说,它不是停留在对于剧本的阅读和赏析上,而是最终要付诸表演与实践。因此,止于剧本阅读赏析的戏剧教学是不完整的,“戏剧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剧本的分析和欣赏能力,还应向学生介绍一定的舞台表现手法,提高他们的实践和创造能力”(金李俪2000:59)。针对CBI英语戏剧课的特点,借鉴Kolb(1984)体验学习循环模式,笔者构建了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的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如图2),学习者循序渐进融入到整个循环体验过程,实现文本与学习者、学习者之间以及教学者与学习者的全方位真实交流。笔者选用该课程的剧目之一———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为例,具体介绍该模式的操作流程。文本阅读是整个体验循环的基础。CBI英语戏剧课程的文本阅读是指对于原着文本的细读。
不可否认,原汁原味的真实戏剧语言材料保障了语言输入的质量,满足内容依托语言教学对于可理解性语言输入的要求;但是由于戏剧文学作品属于特定地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思维创作,因而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难度,甚至让语言学习者望而生畏。为了适当缓解学习者对于原着文本的阅读焦虑,有效激发学习者的阅读兴趣,避免学习者断章取义,笔者基于支架理论(scaffolding)在教学的初始阶段设置了导入性介绍和支架性练习。以萧伯纳的《卖花女》为例,教师首先可以向学生介绍剧名的由来,即Pygmalion的神话故事,学生从小故事着手为进一步接触戏剧文本构建心理预期,从而大大降低阅读难度;除此之外,教师可以采用适当教学手段引导学生主动了解该剧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风格等。这样的设计大大缓解了学习者的焦虑情绪,帮助学习者自然步入文本阅读体验,提升了阅读效率和质量,为接下来各个环节的有效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赏析反思是从认知体验向情感体验的第一步跳跃。教学者可以通过赏析反思环节追踪学习者文本阅读效果,教师可以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问答、小组讨论、主题辩论等思辨性课堂活动,引导学习者结合情感体验发表个人观点见解。这一环节的设计让学习活动突破了单纯的认知层面,上升到情感高度。当学习者“既用认知的方式也用情感的方式来进行学习时,有意义的学习才能发生,完整的人格成长才有可能”(辛继湘2005:65)。《卖花女》中的Eliza改头换面之后又为什么会发出“What’stobecomeofme?”的呐喊?Eliza和Higgins对于待人之道有着不同的见解,谁的更为可取呢?卖花女的父亲Alfred关于“MiddleClassMorality”的论断是否值得认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引发学习者个体积极反思的同时,也一度激发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观点交锋,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人格之间的对话。赏析反思环节的设计还原了语言学习者的读者身份,突破了语言认知体验的情感体验,给传统刻板的语言教学课堂赋予了新的意义,彰显了语言教学本该具有的人文教育功能。
表演实践是整个体验循环的核心环节。“表演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判断力”(Vygotsky1978:76,转引自金李俪2000:60)。戏剧文学的特点赋予这一环节极强的可操作性,戏剧表演实践成为英语戏剧课堂的最大亮点,为课堂教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笔者选取了《卖花女》剧目中矛盾冲突较明显的若干片段分配给学生进行小组演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熟悉背诵台词,设计准备道具,进行小组彩排,最后在课堂上汇报演出。各小组的表现令人叹服,学生对于剧本台词语气的拿捏、肢体语言的设计、道具的选用以及舞台效果的统筹等都做得非常到位。实践证明,大多学习者都具有较强的表演能力,他们需要更多的机会。通过表演实践,学习者对于文本的了解更加深刻,对于人物心理的揣摩更加到位、对于剧目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感触更深。另外,该体验环节的益处并不止于剧目学习本身,它也助益于学习者舞台表现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自主创作是对于学习成果的检验和体验学习的升华。通过系统的戏剧课程学习,学习者对于戏剧这种文学创作形式形成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对于抽象的戏剧概念具备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学习者可以通过自主创作活动检验所习得的经验知识,进一步挖掘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潜力。《卖花女》的结尾比较独特,关于各个人物的最终结局并不是以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的,这就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陈述版的故事结局进行戏剧创作改编,延续该剧的主体风格特点,最终以英语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大结局。教师对于这项自主创作成果可以从两个层面检验:一是书面形式的创作剧本,另外是对于创作剧本的表演实践。教学实践表明,只要给学习者足够的自主空间和创作机会,学习者完全可以充分展示和提升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四个环节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逐一落实开展,完善了CBI英语戏剧课程的学习体验。体验循环整合了从感知到领悟再到行动的学习过程,涵盖了阅读、听说、写作等多种语言能力训练活动,将语言学习与人文教育合二为一,体验式语言教学的优势显而易见。
在新课程小学一年级的美术教材中，体验学习的内容占了较大的比例：如“看谁涂得好看”是对色彩、线条的体验；“滚动乐园”是对圆的形状、性能特征的体验；“泥巴真听话”是对泥土性能、气味、特性的体验；“花点心”是对橡皮泥可塑性的体验；“剪剪、撕撕、画画、贴贴”，“五彩路”，“美丽的天空”，“让我的飞机上蓝天”，“巧用纸餐具”，“卡通明星总动员”是对合作学习的体验。这些课程内容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学习主体对个体的体验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宽泛的体验学习空间，怎样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实施体验性学习呢？笔者从体验性学习的主客体交融性，体验性学习的实践性，体验性学习注重教材内容的灵活性三个方面做一些浅析，以飨读者。
一、体验性学习注重主客体的交融性
学习的过程是主客体交融的过程，就是学习主体对知识客体融会整合的过程。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教材内容则是固定的、静止的，具有自闭性、被动性，甚至排他性；为学生主体增加了障碍和困难；学习主体与教材客体成了一对矛盾。开展体验性学习，教师的作用就是使固定的、自闭的、被动的教材内容活起来，就是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与教材自身的功能和内涵，注入体验性学习的机制和方式方法，使教学内容成为开放的，具有趣味的，充满活力的各种学习活动。如在“谁画的鱼最大”教学中，创设学生捉鱼的机会，体验鱼的活力与手感；通过观看海洋热带鱼的视听体验，丰富了学生对各种美丽的热带鱼的认识；通过动手绘画漂亮的大鱼的体验，学生获得了成功的愉悦体验，口语交流的体验。有机地创设体验学习情景和体验学习气氛，体验学习的契机。使学生对认知活动产生兴趣，产生爱意，自主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去体验和感悟，能动地拥抱知识，认识知识，学习主体与知识学习活动融为一体，在主客体的交融体验学习中，知识融入了学生的生命之中，使学生尝试到每一次学习体验都是生命意义的升华和对生命价值的体验，而获得对学习美术的持久兴趣。
二、体验性学习注重学习主体的实践性
实践是认知的基础，实践是体验性学习的基本方式，体验性学习就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充分刺激学生的视觉、触觉、听觉，从而获得感知认识，完成对客体的认知。如在“滚动乐园”教学中，学生在把玩、抚摸水果的过程中，通过手的触觉，体验到水果圆的实体，果皮的细嫩、光滑、舒服；通过鼻子对水果的嗅觉体验，闻到了水果的清秀与芬芳；通过滚动水果的观察、视觉体验，不但认识了圆，而且发现滚动的水果与静止的水果的区别；通过动手绘画体验，才发现平面上的圆与生活中的圆有很大的差别，但又互相联系。开展体验性学习活动，是在感知觉体验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调动思维和情感的体验，逐步获得对知识的感悟和认知。再通过动手实践制作的体验，检验感知觉的认识，校正和提升认知思维，再进一步获得创造与成功愉悦的体验。
三、体验性学习注重教材内容的灵活性
在美术教学中，开展体验性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果按人体的功能可分为感触觉体验，视觉学习体验，动手实践体验，思维想象体验，情感审美体验。按认知客体内容可分为，对物体媒材性能、特征的体验，对双基知识的认知过程体验，对作品塑造的体验。按体验性学习的类型可分为：触摸感觉体验，视听情景体验，活动参与体验，实践创造体验，情感体验，成功体验，挫折体验，评价交流体验，审美体验等等。
体验性学习的方式多姿多彩，只要把教材内容融入学生的年龄特点和需求，选择适当的方法和切入点，创设恰当的体验学习情景，让学生在和谐地学习活动中体验感悟和认知。如“让我的飞机上蓝天”的教学，教师利用送一件看不见、摸不着的礼物给学生的悬念，吸引学生，创设了听声音猜礼物的体验，学生从声音中辨别是飞机，于是进行了动手制作飞机的体验，最后让自己做的飞机在蓝天上飞翔。在和谐的体验学习过程中，小学生不仅仅获得了学习的兴趣，还获得了制作飞机成功的喜悦，当飞机在蓝天遨翔时，也放飞着孩子们的理想。身心愉悦，神物交融，这是多么鲜活的生命体验。
这里所谓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指的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运用的、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分裂对立为基本特征的哲学思维方式。在我看来，尽管时光的流逝已经使我们进入了21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种种变革（transformations）或者“转向”，但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的实质内容和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那么，它主要具有哪些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又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有哪些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在我看来，这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它的基本取向是“追求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真理”——也就是说，它立足于因果性及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分裂和对立，所寻求的是客观知识及其终极性基础和依据、或者说是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而没有关注人生的主观性精神寄托。因此，所有不利于认识者得到这样的“真理”的成分，包括现实主体的各种主观感受，都受到了排斥和压抑，并因而被忽略了。
第二、它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是“共时性分析（synchronical analysis）”——也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其作为客观事物的研究对象的现状，力图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抽象、分析和研究过程，得出有关客观对象之规律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即得出相应的普遍真理；而不顾、或者至少可以说不重视对这种对象的来龙去脉进行的“历时性分析（diachronical analysis）”。
第三、它采取的基本研究步骤是使研究结论尽可能“形式化”、“纯粹化”和“精确化”——也就是说，它坚持认为，只有经过纯粹理智的抽象和形式化而得出的、关于客观事物之规律的精确的认识结果，才是知识和真理、才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所有各种无法形式化、纯粹化和精确化的认识对象及其成分，包括那些具有主观性、流变性和质料性的成分，几乎都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
第四、它得出的研究结论基本上与研究主体的精神生活和主观感受无关——也就是说，虽然它的上述基本趋向、研究方式和研究步骤，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解放需要”为口号的，并且实际上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求知”的角度）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终极关注（ultimate concern）”的一个方面，但是， 它由此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却要么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涉及纯粹客观的对象，要么在涉及包含主观成分的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维度（Lebenswelt）的时候，只能自觉不自觉地“大踏步后退”，无法完全坚持原来的基本立场、贯彻当初的基本要求。因而不仅无法正确对待和研究人的精神生活，还几乎把人的主观感受完全抛在了一旁——19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界出现的“科学方法大讨论”，以及此后一直到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演变情况，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迄今为止，人文社会科学（Geistswissenschaften）根本没有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而发展出相应和基本完善的研究方法，反倒是在追求尽可能彻底的“量化”和“精确化”的道路上“南辕北辙” 地越走越远了。
综上所述可见，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以追求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知识为目的，力图通过抽象化、精确化、形式化和纯粹化的理智性分析，得出不具有任何主观成分的“客观真理”[5]。因此，现实主体所具有的绝大部分主观因素，基本上都以“主观随意性”的名义受到了忽视、排斥和抑制[6]，以避免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论具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嫌疑。
另一方面，就“文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而言，无论我们所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各种现象，还是迄今为止各种文化理论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它们基本上都与现实主体的精神生活、主观感受诸方面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当我们在常识语言并不十分严格的意义上，由于一个人有知识而说他是一个“文化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也不单纯是对这个人的知识水平的客观认定，而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人的主体性基本素质和日常作为的主观评价。因此，无论人们对“文化”究竟怎么看待、给它下了哪些定义，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无论是不是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文化”与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所界定的研究对象都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后者只涉及纯粹客观的、并不包含人的各种主观因素的对象，前者则与各种主观因素、特别是与各种主观感受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样一来，我们显然就会面临“这样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究竟是不是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不是适合对文化进行研究、是不是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探讨和研究”，是从“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主要由其研究对象决定”这个基本前提出发提问的；它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像本文所涉及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对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抛弃。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可能“一无是处”的，否则，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取得和即将取得的各种辉煌的文明成果，岂不都成了“无源之水”？！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能不能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使人类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就盲目夸大它的适用范围，就看不到它的有效性的限度[7]，以至于在不对它进行任何批判反思的情况下，就理所当然地把它用于文化哲学研究？
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究竟如何对“文化”进行界定——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完全按照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在有意无意地忽视“文化”所包含的各种主观因素的情况下对它进行界定，那么，我们显然就会歪曲它，并因此而难以得出我们所希望的、合乎实际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充分地重视和研究作为文化哲学研究对象的“文化”所具有的这些主观维度，那么，我们现有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框架和研究模式，究竟能不能使我们得出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呢？
我认为，只要我们仍然固守这种以客观事物为最主要研究对象、以追求普遍有效的客观知识为最高目的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不可能突破19世纪下半叶欧洲“科学方法大讨论”所体现出来的、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而统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给文化哲学研究所面对的“文化”以恰当的地位和应有的重视。而这样一来，由于“文化”尚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学术界一致认可的界定，现有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又未必适合于对“文化”进行彻底全面的探讨和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就显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了。既然如此，出路何在？
三、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突破与社会个体生成论
综上所述可见，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基本上可以说并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研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文化哲学存在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具有关键性的根本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突破、使之能够适合于文化哲学研究呢？
我认为，要想实现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突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有效性的限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对它进行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突破”或者“扬弃”。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理性主义基本立场及其对人类的认识过程提出的、相应的各种要求，对于我们从共时性角度出发，认识和研究属于中观范围的、作为客观事物的对象来说，是必要和比较合理的，尽管随着人类认识过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各种具体的认识手段、方法和步骤也仍然会不断得到完善，认识主体的各有关方面的地位和重要性也会相应地得到重视和对待。
不过，对于我们需要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对既包括分别属于微观、中观和宏观范围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包含主观成分的对象（后者既包括波普尔所谓的“世界III”，也同样包括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生活世界、活生生的人及其主观世界）进行的认识和研究来说，这种思维方式便由于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各种基本特征，而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因为这里显然增加了这种思维方式以往几乎从未涉及的两个维度，亦即被研究对象的动态生成维度和主观理解维度。因此也可以说，这两种维度实际上处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有效性范围之外。而这样一来，我们似乎接下来就可以说，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有效性并不是无限的；我们只有扬弃它、使它能够把这两个基本维度纳入其研究视野并予以足够的重视，它才有可能适合于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因为这两个基本维度对于“文化”和“哲学”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勿庸赘言，这里所谓的“确定其有效性限度”和“扬弃”工作，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确定文化哲学的基本前提和存在可能性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我们进行探讨和确定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的工作，也同样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的层次上；否则，我们不仅容易忽视当前的现实提出的有关问题所具有的深度、广度和难度，难以真正立足于这些问题而对先贤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彻底反思，而且容易使我们的理论创造力枯竭、使我们进行一些徒劳无益的浮泛之思。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在这里可以借用[8]现象学“直接面对实事本身”的基本立场，通过系统和概括地考察人们的生活所经历的、相对完整的过程，揭示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突破所必需的现实基础，从而使我们上面的提问和基本思路在一定程度上落到实处。
就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姑且让我们用一个“理想实验”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相对完整的过程：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们最初进行的是认识其对象（这里的对象既包括有可能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对象和条件，也包括其自身的各种需要）的活动；而在因此而得出相对准确的认识结论的基础上，他们便进入了实际运用这种结论去改造对象、以满足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过程和上述认识过程一样，完全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亦即是一个既改造客观对象、同时又通过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各种互动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其结果一方面是使这些需要实际上得到了相对满足，也使各种相应的社会规范、实践步骤和形式，以及使主体的各种感受得到了“内化”，另一方面则是触发了其新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不仅推动人们一方面在精神上固化、回味和享受这个过程到此为止已经取得的结果（亦即其中包含审美过程的“文化”[9]过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其进一步认识和改造更多的对象，从而进一步满足更多、更高级的需要。在我看来，这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而且，这里的三个阶段虽然共同构成了这个过程，但却显然分别处于逐渐递进、复杂性和主体参与程度逐渐增强、主体的精神境界不断提高的不同层次之上。
可见，就这种相对完整的生活过程而言，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所涉及的，充其量仅仅是它的第一个阶段，即对客观对象进行认识的阶段，因而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不仅没有涉及、至少可以说没有充分重视和研究这里的第二个阶段（在我看来，当今西方方兴未艾的，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研究在内的社会哲学研究，实际上是正在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尽管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待时日），更没有、也不可能充分重视和研究这里的第三个阶段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即人们在精神上固化、回味和享受这种过程及其结果的“文化”过程，亦即“人‘以其文[10]’‘化’‘物’的过程及其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为什么并不适合于研究文化、或者进一步说为什么并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研究。
其实，这个“理想实验”所揭示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具有这样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因而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并不适合于对其进行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它展示了我们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突破所必需的现实基础：显然，这种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分裂对立为基本前提的思维方式，仅仅在这里的第一个阶段即认识阶段，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诸如科学认识所要求的“价值中立”等等）。只要现实的主体接下来进入社会实践领域，这种思维方式就已经不再适用了，更不用说这样的主体进一步进入通过“以其文化物”而追求自由的精神享受领域。因此，对于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来说，这种思维方式的关键性要害在于，它根本没有注意到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所追求的精神享受，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渐生成和提高的。
而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找到了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扬弃的基本思路：既强调社会、又突出个体，既肯定进行共时性分析的认识及其结果的重要性、又从历时性角度进一步强调社会实践和人的生成过程和精神享受，既承认理智和情感在认识阶段有对立之处、又充分强调二者会随着主体精神境界的不断生成和提高而走向融合——一言以蔽之，这个基本思路就是我们在扬弃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个体生成论”。
概略地说，社会个体生成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个现实个体，都处于某种（存在于具体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中的）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生成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相关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获得内容日益丰富的社会角色，二是个体的主观世界因此而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包括学术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结果，都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这样的过程而不断进行建构的结果；
第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有关这样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方面囿于篇幅，另一方面“社会个体生成论”正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之中，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进行更加系统全面的论述。不过基于上面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承认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不适合于研究文化，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的探讨、研究和建设，因而我们必须对它进行突破和扬弃，那么，作为强调研究和探讨现实主体精神境界之不断生成过程的理论模式的“社会个体生成论”，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探讨进路。而只有我们对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了这样的突破，我们才能获得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恰当的基本前提、把握开展这种研究的各种可能性。
注 释：
[1] 诸如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明确指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基本的学理依据之一，就是其传统的理性主义，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批判，实质上所针对的是同一个对象；只是就文化层面而言，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新教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才被凸显出来。其实，即使非常概括地浏览一下西方文明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存在于具象层次之上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存在于学理层次之上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
[2]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全面背弃和彻底批判”，仅仅是就这些基本倾向通过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言词所表现出来的、一目了然的意义而言的；实际上，就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而言，后现代主义之诸理论同时体现出来的这种基本的、以“走极端”为基本特征的思想方式，本身就是与被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传统的西方思维方式一脉相承的。因此，从后一种意义上说，这些基本倾向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全面背弃和彻底批判”西方传统的思想方式，而是后者的进一步延伸。
[3] 这里存在的、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根本性理论意义的问题在于，作为社会现实主体的人，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以后，究竟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究竟应当进一步追求什么样的享受？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尽管继续开发和满足人的感官享受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这会同时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人的发展需要是不是仅仅限于不断对感官需要进一步进行“直线式的”刺激和满足，如果不是，出路何在？二是人的自由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这些内容是不是完全以“征服式的享受”为核心，如果不是，那么出路何在？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很可能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所必须面对和解答的关键性问题。
[4] 在我看来，尽管学术界存在着有关“文化”的各种各样的界定和理论，但是究其根本，“文化”其实应当是“处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社会氛围之中的人类群体，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及其成就的基础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和进一步积淀下来的、对于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这样的追求和享受通过直接间接地塑造和影响他们的社会实践，对他们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各种影响。”一言以蔽之，“文化”就是人“以其文”“化”“物”的动态过程和结果。这就是我对于“文化”的定义；与此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究初探》，该文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4－5期。
[5] 其实，这里所谓的“得出不具有任何主观成分的‘真理’”，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信仰成分和一厢情愿色彩的“主观理想”；显而易见的是，不仅所有各种研究及其结论都必然带有由于研究者本人的基本立场、研究视角、知识素养、努力程度和价值评价态度而存在的主观烙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竭力追求其研究结论的绝对普遍有效性的倾向本身，也必然带有非常浓厚的信仰色彩，因为客观地说，研究者在着手进行其研究之初所秉持的这种信念，是没有任何正面的客观依据的；而负面的证据却似乎不胜枚举——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6] 当然，人的精神性主观因素受到了这里所说的“忽视、排斥和压抑”，而人的物质性感官享受却一直在不断地得到刺激、开发和利用——在我看来，西方近代以来建立在传统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及其发展，基本上是以不断进行这样的刺激、开发和利用为动力的。所以严格说来，真正受到“忽视、排斥和压抑”的，只是人的主观生活的一个部分；不过，这个部分却是真正属于人的，而不像“物质性感官享受”那样是人与其他动物共同具有的。
[7] 当然，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对相关历史材料的梳理，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只能有待以后的机缘再这样做。
[8] 这里所谓的“借用”并无任何矫饰之意；这不仅是因为胡塞尔现象学本身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诸如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困难，而且也是因为本文即将使用的“社会个体生成论”及其方法论视角，既继承了这种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同时又有所超越（参见下文）。可惜的是，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这种继承和超越进行必要的论述。
【关键字】高中语文课前演讲；评判能力；可行性
【中国分类号】G633.3
本文为珠海市十二五教育教研规划课题（2011KTG09）《高中语文课前演讲对提升学生评判思维的研究》的研究成果。
高中语文课前演讲是指在高中语文课堂前五至十分钟开展的语文教学活动，它以学生独立演讲或团队演讲为基本形式，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运用能力、评判能力为目标，在横向教学活动中，它既是一个独立的教学活动，同时又和其他语文教学活动紧密系连。在纵向的教学序列中，它既能独立存在，又能和前后的课前活动连为教学体系。
评判性能力(critical thinking)，简称CT，“评判性(critical)”一词，源自字根skeri和希腊文kritikos。skeri意指切割、分离或分析。kritikos意思是洞察力、辨别力、判断力。而“kritikos”又源自“krinein”，意指做出决断。高中生的评判能力包括特指的认知技能与情感倾向。其中认知技能包括分析、评价、逻辑推理、解释说明、归纳演绎、自我调控等；情感倾向包括知识渊博、思想开明、勇于质疑、善于反思，具有创造性等。“评判”包括对自我的评判、对他人的评判和对各种社会信息、社会现象的评判。
高中语文课前演讲能否提高学生的评判能力，这是一个尚未考证的议题。
一、高中语文课前演讲和评判能力的研究现状
目前，对语文课前演讲的研究成果不多，见诸期刊杂志上的论文不过十几篇，主要集中在对语文课前演讲的作用、开展原则、活动形式等方面的研究。如：房玉清在《课前演讲的整体效应》，葛成石《课前演讲――奏响在语文课堂上的一段序曲》、王进《课前演讲――听说训练的有效途径》，周宝玲、沈道成《课前演讲：作文教学与口语训练的双赢模式》等文讨论的都是语文课前演讲的作用；张洪《课前演讲：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有效途径》和安光祥在《语文课前演讲的循序渐进原则》中重点阐述了课前演讲要遵循的原则； 彭伟在《课前演讲――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重要方式》，桂启升在《雕虫也要好技――课前演讲谈片》，王作云、刘淑萍的《课前演讲的“分级训练”法》讨论了课前演讲活动的形式。
由此可见，在以前的研究中，研究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语文课前演讲对提高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作用，都提及了语文课前演讲对扩大学生视野、提高写作水平、加强思想教育的积极影响，但如何才能使课前演讲发挥作用仍旧是一个模糊的议题。迄今为止，没有研究者明确地把课前演讲作为形成与提升学生评判能力的依托。
评判性思维的研究在国外相对成熟。1987年，美国评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Robert Ennis提出：“CT就是指在确定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时所进行的合理而成熟的思考。”1990年，一个由46位代表组成的跨学科国际性协作组对CT作出如下定义：“在对证据、具体情境、概念或理论、方法和标准等给予充分考虑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目的的、自我调控的判断过程。”1998年，美国心理学家D.Alan Bensley所著的《Critical Thinking in Psychology: A Unified Skills Approach》中指出，CT是一种成熟的思考过程，它包括对其观点的相关证据进行评估，并最终从这些证据中得出合理的结论。
但是，国内对评判性思维培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还比较滞后，尤其在高中全面实施新课程的今天，对如何形成和提升高中生评判性思维的研究与实践更是空白。
二、高中语文课前演讲活动提升学生评判能力的可行性分析
演讲是演讲者在特定的时境中，借助有声语言为主和态势语言为辅的艺术手段，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发表自己的意见，抒感，从而达到感召听众并使其行动的一种现实的信息交流活动。而发表意见、陈述主张正是演讲者对某客体的评价和判断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在长时间、高频度、立体化的课前演讲活动中，一定能提升学生对事、对人、对世界的评判能力。可见，高中语文课前演讲和学生的评判能力有正关联关系。开展高中语文课前演讲活动能提升高中生的评判能力。
影响高中语文课前演讲活动对提升学生评判能力的因素有：年龄、课堂抑制程度、师生关系等。
高中语文课前演讲和评判能力有正关联关系。但这正相关的关系中，还会受到年龄、课堂抑制程度、师生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年龄越大，演讲活动对提升学生评判能力的作用越明显；课堂抑制程度越高，越难发挥课前演讲活动对提升评判能力的作用；师生关系越平等、民主，越能发挥演讲活动对提高学生评判能力的作用。
高中生的评判能力体现在识别能力、分析能力、解释能力、推理能力和评判能力，体现在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形式中。评判能力可以从“评价深度”“评价维度”“评价广度”“评价得体性”等指标考察。
医学界对评判能力技能评价指标的研究比较早，并以护理专业为例构建了包括7项一级指标、16项二级指标及28项二级指标内涵的护理实习生评判性思维技能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识别、寻找信息、分析、逻辑推理、预测和应用标准几个指标。
在高中语文课前演讲活动中，高中生评判能力体现在口头表达（“演讲”“评价”“质疑”“解释”）和书面表达（每次演讲或每个主题演讲后的“收获与反思”的文字），在能力体现上就包括了识别能力、分析能力、解释能力、推理能力和评判能力。
高中语文课前演讲能使学生胜任“评价者”“被评价者”“评价反思者”三种身份。并在这三种角色中学习“评价”“发现”“欣赏”“质疑”“反驳”“解释”“推理”“反思”等体现评判能力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