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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3]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4]，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5]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6]。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7]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7]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8]。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9]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10]。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11]。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总之，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之后，标志着科学哲学出现了社会学转向，传统的科学哲学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强纲领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因为它突破了传统哲学预设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不可被社会学家碰的，打开了科学知识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语境，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因素是首要并且是决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借助于权力与修辞手段社会性建构出来的；在这建构过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贬低甚至完全忽视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断了知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显然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没有给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科学知识的实际产生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状态的基本作用被社会语境所取代(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研究资源以一种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认识论术语，诸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应该相应地用社会术语所取代(诸如由某些研究资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证据等)。而这必然导致去消解科学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学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揭示自然奥秘联系在一起。”[12]因此，对科学哲学中传统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光要重视社会维度，也要更重视自然维度，不能顾此失彼。当然，我们也不赞同科学哲学中的反映论传统，我们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表征走向干预。这种实践的科学观它包容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制造出科学。这一过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强行地化归为单一要素(如化归为自然，或化归为社会)，而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科学是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的综合的语境之中突现出来的。
摘要：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是要用社会实在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关键词：社会建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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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湖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恩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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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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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4-94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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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者所在学校必须承诺匹配所要求的资助经费（不低于1：0.5）。
3、各单位要坚持公开遴选、择优推荐的原则，坚持人才、平台（基地）和项目的有机衔接，适当向重点建设的创新平台（基地）倾斜。
4、申请者限于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已获得“燕赵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首批“*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者不得再申请本计划。
二、申报领域
自然科学按照如下19个领域归口申报：
1.数学；2.物理；3.化学；4.化工；5.农业；6.林业；7.电子科学技术；8.计算机与通讯；9.生物与基础医学；10.医疗卫生与临床；11.药学；12.中医药；13.能源；14.资源；15.环境；16.传统材料；17.新材料；18.先进制造。
哲学社会科学类按以下8个领域归口申报：
1.哲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2.经济学；3.法学；4.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5.教育学、心理学；6.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7.历史学；8.艺术学、体育学；9.管理科学与工程。
三、评审名额及方式
第二批“*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拟资助50人，其中自然科学35名、人文社会科学15名。省教育厅聘请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遴选评审工作，设评审办公室挂在省教育厅科技处。评审工作按照学校推荐申报、评审办公室形式审查、学科组初评推荐、评委会评议投票、省教育厅审定等程序进行。
四、申报方式及要求
1、以学校公函的形式统一申报，不受理个人的申报。
2、申请人在认真阅读《*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的基础上，如实填写《“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申请书》，一式6份（A4纸型），申请书和附件均加盖所在学校公章。申请材料必须突出重点，简明扼要，双面打印，不得超过40个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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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
朱铁志先生从医院收费制度“忽发奇想”到编辑也可以照此规矩“创收”。受此启发，我作为教育工作者，照葫芦画瓢为学校“创收”：学生每天入校门先登记，收费五元，这是“挂号”；想听高级教师讲课，收费一百元，这叫“专家会诊”；进入教室听教师讲课，各科收费不等，一般每节课一百元左右，这叫“全方位检查”； 具体项目另行收费，如物理做实验当然要另行收费，一百或二百不等，这相当于“仪器检查”，类似于心电、B超、CT等；体育、音乐、美术等专业化程度较高，收费要多一些，当然可以自愿选择，不过建议检查的你不检查，后果自负；如语文，学会一个生字交五元，学会一个生词交十元，学会一个句式交三十元，这是“用药”；英语是进口的，成本太大，收费自然更高一些，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至于有在学校住宿的、吃饭的、喝水的、上厕所的，当然是按规定各交各的费了，为了方便学习嘛，相当于“住院治疗”，路途远的总不能天天来回跑吧？
（读2010年12月[中]《忽发奇想》）
赵玄静（黑龙江）
读罢《赵作海案善后官员的精神暴力》一文，很有感触。在权力泛滥的社会，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需要患者用红包感谢；警察保一方平安的责任，需要居民拿锦旗感谢；勇夺金牌为国争光，要先谢国家，后谢父母；领导下乡送温暖，被温暖者要流着泪感恩戴德；见义勇为牺牲者的家属，接受采访时要说“十分安慰和自豪”……权力导演下裸的精神暴力，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唯有将权力关进牢笼，让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得到宪法的保障，让所有人都有尊严的活着，才能彻底消除权力的精神暴力。也唯有如此，构建服务型公民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读2010年11月[中]《赵作海案善后官员的精神暴力》）
胡齐明（广东）
您好！
我酷爱读书写作。我写杂文和评论，也写散文和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在写作中，我坚持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坚持提升文章的哲理意义，坚持文艺的美和感情，也坚持自己独立的风格。自上个月以来，我已完成了十篇杂文和评论，两篇散文，两篇论文。不过，投出去的文章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我向你们也投过稿）。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才能获得编辑的青睐？要如何才能打动编辑？为何投稿后音信全无？
我认为杂文应当有如下性格：同情痛苦，仇恨侵害，批判媚俗，蕴含哲理。
渴望交流，敬请赐教！希望这次不让我失望。
祝工作顺利！
蒋用成（四川）
蒋先生：您好！
正如您所说，写作贵在“坚持”。每个人在初涉文学殿堂的时候，都会如您一样遇到一些挫折。在此，我们希望您不要灰心，建议您多多阅读名家名作，从他们那里汲取文学养分，提升写作素养；同时，自己也要不断尝试，坚持经常动笔，积累创作经验。
关键词：地方高校 自身基础 创新理念 服务地方 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宁夏大学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按照“基础扎实、人格健全、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目标培养创新型人才，确定了“加强基础、强化实践、发展特长、注重创新、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思路。力求通过努力，使所有本科生以不同方式参与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活动，并且使其中30%的学生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目前，学校拥有一批水平先进、设施完善的实验室和科研基地。现有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27个，各学科领域实验室93个。能源化工（天然气转化）重点实验室、西北土地退化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宁东基地煤化工资源循环利用实验室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宁夏大学阿拉伯国家研究院，西部特色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重点实验室，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研究中心、旱区现代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等研究基地，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夯实基础，提升实力
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学校确立了“学科建设要有新提高、科技立项要有新突破、科研成果要上新水平、队伍建设要有新成绩、平台建设再上新台阶、服务地方要有新作为”的六大要求，以强化激励机制和管理执行力为突破口，先后出台了《宁夏大学学科建设规划》《宁夏大学科学研究与创新奖励办法（试行）》《宁夏大学横向合作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科技服务地方若干意见》《宁夏大学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政策灵活性和导向性，显著提升了师生员工的科研创新及服务社会的意识和主动性，有力地支持了高素质人才培养。
（一）科学研究能力不断提高
“十二五”期间，学校科研总量加速发展，全面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重要阶段。“十二五”宁夏大学科研经费由2011年0.8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47亿元，五年科研经费总量达到7.03亿元，比“十一五”1.5亿元科研经费总量增加了5.53亿元，利用两年时间走完了过去五年的历程，实现了年均1.4倍多的增速。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达到了1.56亿元，占总经费的86%，包含24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973计划前期研究等项目课题，重大科研项目的争取和承担规模为学校更好地服务地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同时，立项渠道得到进一步拓展，获得了自治区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宁夏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等项目280项，经费1.13亿元。在人文社科领域，获批教育部、文化部、国家语委、国家民委项目152项，项目总经费900多万元，年均增长50%，较“十一五”的12%有了迅速增长，进一步协调了文理工科研立项结构。这些均表明，学校科研创新实力已初步迈上国家创新资源平台，具备了与国内特别是西部地区同类院校教学研究型大学的能力。
（二）科研成果产出不断涌现
“十二五”末期，学校紧紧围绕内涵建设，持续强化了科学研究全过程精细化管理，严把立项、检查、鉴定、报奖关，尤其是对广大科研人员“科研生命线”的质量意识培养，显著提升了成果质量。共通过科研成果b定（验收）176项，优秀率达到89%；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18项；获宁夏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5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23项；自治区自然科学论文奖一等奖17项，二等奖27项，三等奖45项。特别是在“逐步加大高水平成果奖励力度，淘汰低水平成果”思想和制度引领下，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年均595篇，较“十一五”的700篇有所下降，代表原始创新能力的三大检索收录论文共发表249篇，是“十一五”71.89%，实现了年均1.4倍的增速，创历史新高；授权专利48项，其中发明专利占47%，较“十一五”年均的29%有了大幅提升。
（三）科技创新平台功能不断释放
针对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文社科基地的功能定位，集中力量在督导、检查、保障、奖励上下功夫，激活了创新资源，凝聚了创新合力，起到了引领全校科研创新和服务社会的作用，成为学科建设、科研基础条件改善、科研项目承担、成果产出、研究队伍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两年来，获批立项各类科研项目总经费7341.82万元，占全校科研经费的39.05%；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82万元，占全校的28.55%，国家社科基金189万元，占全校的32.85%；形成了215名博士的人才队伍，是全校博士的54.06%，成为全校最强的一支创新队伍；支持了国家重点学科草业科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少数民族、211全部8个学科的申报和建设。特别是改善了学校科技基础条件能力，共争取国家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项目、自治区科技基础条件能力建设项目，自治区创新与发展项目经费1200多万元，新增购置大型仪器设备100多台，涉及化工、生物、农业、环境等多专业，对全校科研创新能力提升和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起到了突出作用。
（四）科研创新型人才不断涌现
近两年来，面对国内高校人才引进和科技创新加速的新形势，以培养和引进“学科建设需要与研究型人才”为标准，借助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和一般项目历练，以及迅速提高人才引进门槛、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校级基金配套等多项措施，通过面上培养群体，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团队，在青年才俊和高水平领军人才“两端用力”，使创新人才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层次明显提高。截至目前，全校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7人、第三层次15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9人，自治区313人才30人，1人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体专任教学科研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比例达到52%，具有博士学位人员比例达到21.6%，硕士以上学位人员比例达到80%。建成了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团队达到了7个和校级科技创新团队8个，获批了“宁夏回族学人才”等3个高地，特别是入选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1个、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首次获得。
二、政产学研结合，实现共赢
围绕建设“服务宁夏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服务中心”目标和“创制政策、畅通渠道、完善机制、搭建平台”的服务思路，集中加大了与区内各级政府、事业单位、行业企业的联系、联络、联合的“三联”，拓展校企校地合作力度、频度和广度，持续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咨询，得到了政府认可，取得了服务双方的“双赢”，激活了校内资源与校外服务需求的互动积极性，探索了具有学校特色的“校政合作带动型服务社会模式”。
（一） 借助学校资源，提高服务地方能力
近年来，学校先后召开了四次宁夏大学服务社会新闻通报会，推介了服务资源，吸引了社会各界重视。与科技厅、发改委、民政厅、经信委、农垦集团、宁东管委会等厅局举办了合作交流会、座谈会和洽谈会，争取了支持，畅通了渠道，建立了牢固的服务关系，为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搭建了每年召开的“宁夏大学地方科技局长论坛”服务合作交流平台，邀请全区县以上科技局主要领导来校洽谈合作，突破了瓶颈，建立了地方需求瞬时反馈与资源立时对接的服务机制。以此为基础，聚焦一线需求，与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固原市原州区、财政厅经济建设处签订了校地合作协议，设立了3项合作基金，推动10多个学院与科技创新平台与县区管理部门建立了长期服务关系。
（二）横向合作结构优化，质量显著提升
通^不懈努力，在自治区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学校横向科研规模显著扩大。“十二五”期间，学校横向合作经费达到7670万元，超过整个“十一五”1200万元的经费总额，年均增长达到30%左右，增速历史最快。进一步改善了学校科研纵横比，占到科研总经费的近两成。2011年，首次实现了单项横向合作项目经费超100万元，全年超1000万元的突破。2015年40万元以上的横向经费项目达到11项，占全部立项数的21.6%。
与此同时，学校创新了校地校企产学研合作模式。与神华宁煤集团、英力特化工有限公司共建了煤化工工程实验室、与百瑞源枸杞有限公司共建了西部特色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与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和御马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共建了宁夏葡萄与葡萄酒研究院，与青龙管道共建了旱区现代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与大北农饲料共建了宁夏饲料工程技术中心，与小任果业公司共建了宁夏大学设施农业人才科技培训有限公司、与国电隆基硅业有限公司共建了宁夏光伏材料重点实验室等，以此实现了13个科技创新平台的全面开放运行。
（三）实现产业联盟，组建专家服务团队
牵头成立了“清真牛羊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32个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基地。通过这些努力，持续不断地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将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的资源和需求纳入学校发展轨道，在机械制造、绿色建筑、生物医药、生态治理、设施园艺及牛羊饲料等方面申报了一批重大科技项目，示范推广和转化了红枣分级分选机、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和改良剂等一批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明显的科技成果。
另外，根据学校不同专业访学，结合自治区区域发展需求，学校在现有的110余名自治区农业科技特派员基础上，遴选和组织了45名专家带项目服务企业、14名专家深入全区贫困村指导致富，23名专家积极参与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人事厅专家团服务基层。尤其是依托自治区农业科技服务示范基地，以8位首席专家、28名队员专家的综合团队，全程指导了20个基地的建设和运行，示范应用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同时，以“教授+青年骨干+学生”形式，组团20余支，主动对接基层需求，承担了100多项横向合作项目，包括技术咨询、政策制定、规划编制、技术服务等任务，已经成为自治区生产战线长期提供稳定智力支持的一支队伍。
（四）对接发展需求，提供决策参考
对接行业发展需求，先后承担了西夏文研修班、宁夏阿訇短期培训班、宁夏葡萄产业技术人员培训、天地奔牛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培训、泰瑞制药和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的员工培训、奶牛饲料与疾病防治技术培训、马铃薯贮藏技术培训等培训任务，并借助国家支撑计划项目，为石嘴山市、中卫市、固原市等培训技术人员和生产者，共有20000人次。
以创办的《决策参考》《生态决策参考》《211工程宁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窗口，瞄准自治区重大战略需求，针对葡萄产业发展、扶贫攻坚、生态补偿、内陆开放型试验区建设、黄河金岸发展、中部干旱带生态保护与发展、中南部生态移民、宁东基地循环经济及化工产业发展为专题，提供了决策咨询报告，部分得到了自治区主要领导的批示和实施。同时，全校以学院、研究机构为单位为自治区提供了宁夏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蓝皮书2011、宁夏现代物流业发展调研报告、贺兰山和罗山自然保护区植被监测与生物保护、宁夏“十二五”工业科技发展规划、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认证中心建设咨询、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宁夏人口发展总体思路和对策研究等100多项政策、法律、创作、规划、理论等研究成果，为自治区民族团结稳定和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明确既定目标，开创服务新局面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科技工作两大主线，在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基础上，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以此为指引，按照此前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的主要路径，结合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和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要求的“两大中心任务”。
（一）明确目标，多点开花
今后学校要以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为目标，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驱动力，细化管理、强化奖励、注重鼓励。加速扩大科技规模，快速提升内涵，强化特色，持续推进原始创新，集中开展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点加大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创新团队、重点学科建设力度，注重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发展。以“政产学研用”密切结合为突破口，以“五型产学研合作基地”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服务资源的开放化和市场化，紧密围绕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最大限度地将科研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支持高素质人才培养，为推进宁夏经济社会跨域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争取项目，产出成果
在项目上，力争在“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等重大项目立项上取得新突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立项达到100项左右；教育部社科资助项目立项达到50项，科研经费总量突破1.5亿元。
在成果上，力争SCI、EI、ISTP三大检索收录论文数量增长1倍；出版研究著作200部以上；专利等知识产权成果翻一番；新增国家级奖励实现新突破。在领域上，力争建成5-10个自治区层面的特色突出、优势明显、水平较高的研究领域，1-3个优势研究领域进入国家级行列。在服务上，力争横向项目增长1倍，建成5-8个专业化人才培养培训基地、100个左右服务地方基地、100个左右服务地方团队、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大学科技园、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3个专业化检测服务中心、13个校企联合实验室或技术中心和3-5个人文社科领域的服务平台。
（三）重视科研创新，促进人才培养
科研水平的高低是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必须更加强化观念，坚决走高水平科研创新与社会服务支持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要大力推进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将前瞻性研究与课堂相结合、应用研究与学生实践相Y合。进一步加强社会服务的教师与学生团队结合形式，在实践中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激活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大学科技园和研究院等机构要在博士生、硕士生全部参与科研基础上，面向本科生开放，吸收本科生参与。通过高水平的科研和服务，培育优势特色学科和专业，实现科研与教学的有机结合。
（四）创新管理模式，积极服务社会
将科研定位提升一个档次，通过多层次、多方式的激励，鼓励承担高层次研究项目、产出高水平成果，提升创新层次。逐步加大国家重点项目、高质量论文、国家及自治区政府奖励和优秀著作的一次性奖励力度。突出应用成果转化和技术咨询服务的地位。加强重点科技项目过程管理，促进高水平、高质量成果产出。通过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倡导严谨治学、自由探索、负重拼搏的精神，引导广大科研人员更加重视科研和科研促进教学工作。将持续探索，力争建立健全一套符合学校实际、可操作性强的政策体系，使全体科研人员开展高水平研究和全方位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 王洪.新时期高校服务地方社会发展探索[J].中国市场，2015（26）.
一
大众传媒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许多人对其含义并不清楚。所谓大众传媒就是“大众传播媒介”。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络。大众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和舆论表达两种基本功能,其中报刊、电视、广播与互联网是四种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随着现今信息社会的到来,传媒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众传媒可以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政治立场、道德观念等等,就形成了对人们思想和行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众传媒环境。
大众传媒环境建构了新的世界图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体系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从古自今,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经历了四种方式:原始传播方式、手抄传播方式、印刷传播方式、电子传播方式。传媒形式也就经过了四种不同形式的转变,对人们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如今,随着计算机的崛起,中国正处于新传播媒体开始兴盛的时期。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泛指利用电脑及网络等新科技,对传统媒体形式、内容及类型所产生的质变,也称第四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报刊、广播、电视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不在于出现时间的先后,而在于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态的不同。大众传媒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自然也会影响到学术期刊。中国的学术期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传播群体,它是不同于大众传媒的,是一种社会非常重视、知识密集型的传播刊物,它往往以某一领域的知识为重点,传播和交流这一领域知识的学术成果。从改革开放开始,它得以大力发展,经过裂变和调整优化,走向繁荣,在今天的媒介化社会中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到,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中的影响已达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个人、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高度的依赖。同样,中国学术期刊作为成长迅速的知识传播基地,也必然受其影响。中国学术期刊与这种大众传媒环境有着非同一般的关联,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以期有更好的发展。
二
从过去到现在,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关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传统的媒体(既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主要工具的传播媒介)中,学术期刊以其自身的独特性而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因为知识的专业性与集中性,学术期刊始终只被一小部分人所知的,不能被称为大众性的媒体。尽管近年来学术期刊发展迅速,对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方便了人们对专业知识的了解,但除了本领域的学者,一般人很少会翻阅学术期刊。特别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期刊,更是鲜有光顾者,所以即使是一些很有成果的论文也会被忽视。新媒体发展迅速,它在信息的收集、、传播等方面有着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而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 这些使学术期刊在读者数量和传播范围等方面受到更大的冲击和威胁。为此, 中国学术期刊要发展,就必须顺应大众传媒环境发展的趋势,不落后于时代;必须要更新理念,重新定位,更要充分认清环境,利用现有条件,融合媒体,实现发展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术期刊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
首先,学术期刊应学会利用大众传媒环境,选择并创造发展良机。应该看到,如今新媒体的发展或许会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但不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相反,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体的工具作用,来促进属于传统媒体的各种刊物的发展。比如,学术期刊可以用大众传播媒体来宣传自己,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在2006年11月初,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一个专题是“沟通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这次会议希望能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使科技期刊发展更快,能促使各个国家利用大众传媒来使科学论文得以迅速与广泛传播,让公众及时了解最新的科学成就与学术成果。中国科协也从2007年1月起在国内率先启动了“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见面会”制度,认为学术期刊与大众传媒的结合有着潜在的市场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二者的结合,呼吁更多的科技期刊认识到与大众媒体联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打造出具有综合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使科技成果更好地为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服务。从中可以看到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结合无论是于国于民还是对期刊的发展来说都是有利的事,也是势在必行的。
其次,如果说传统学术期刊的形式是单一的出版物,那么在当今时代,学术期刊不再是单一的纸质形式。学术期刊与大众传播的联姻更是通过期刊的网络化、数字化来实现的。期刊的网络化、数字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近年来,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在网上阅读、查找资料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期刊的网络阅读率正在持续攀高。而且由于期刊出版频率的不断加快,半月刊和旬刊的不断普及,这些期刊在网络上也得到了很大的点击量。许多期刊都一改传统媒体只出现于纸上的格局,同时还在网络上开辟新天地,创办网络期刊,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期刊阅读移至网络之后,网络显示出了对传统期刊格局的巨大重塑力,使学术期刊呈现出不同于以前的面貌。期刊通过网络平台能够获得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是以往纸质出版物难以企及的。顺应新的媒体形态,有些学术期刊从印刷版转变到网络版。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学术期刊出版者可以从单一的纸质期刊出版向跨媒体出版转变,即把相同的内容到不同的媒体上。在将多媒体资源进行转换之后,经过内容管理系统中的加工和整合,再以不同的格式到相应的媒体上,如手机、电脑网络等,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从而获得更大的时市场份额。
很多人把如今这个时代称为网媒时代,的确,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的大众传媒环境是学术期刊发展所绕不过去的台阶。如何运用大众传播媒体是学术期刊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网络化的即“数字化学术期刊作为一种新型的出版载体,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可以积聚海量信息,进行超文本链接,获取信息的高效、便捷,实现编者、作者和读者间互动交流,为期刊功能的最大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空间。快速发展中的数字化期刊尽管尚需在网上安全、出版规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强管理和防范,但作为未来出版的一种主流发展方向,它将与传统型印刷版期刊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推进期刊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繁荣。”①
再次,要实现学术期刊传播的“大众化”。即让学术成果被更多专家、读者所知,或说让中国的学术水平为世界上更多学者所知,以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影响。为此,我们要实行学术期刊传播的国际化,实现学术期刊在大众传媒环境中为更多学者所认知、其价值得到认可并顺利发展。
现在中国不再是闭关自守、畏缩不前的国家,我们需要学术上的获知,也要向别的国家来展示自己的成果,从而实现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播载体,不应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学术圈子里,特别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学术期刊应该积极参与,迎接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发展壮大自己。
三
大众传媒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变化中,传统的一切,包括传统的媒体,如传统的纸质杂志甚至电视,都要因新的大众媒体环境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并受到挑战。可以说,大众传媒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对学术期刊是威胁还是提升,取决于学术期刊是否能适应环境。利用不当的话,学术期刊将萎靡不前,最终将因不能适应环境而被淘汰;反之,大众传媒环境将会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插上翅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学术期刊要尽量地发挥自己的价值,实现其社会功能,必然要对自身进行重新审视。通过以上分析,学术期刊应该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拓。
1.建立类似新闻的学术期刊宣传系统。怎样让公众知道发表在期刊上的成果呢?即如何利用大众传媒来传播学术期刊的成果呢?“美国有向全球传播科学新闻的EurekAlert网站,该网站将500多个学术机构提供的科学新闻即刻传达给世界各地614位注册记者;欧洲有阿尔法-伽利略网站(Alpha Galileo),该网站每天将来自欧洲的最新研究新闻提供给世界各地的5700多位专业媒体人员。”②据报道,在国外许多学术期刊都与媒体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自然》、《科学》等。
但是,目前在中国并没有一个帮助学术期刊重要科学新闻的网络平台,记者不知道期刊最新发表的重要成果,期刊编辑也不知道记者需要什么,双方形同陌路。据调查,中国的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非常缺乏交流,大众媒体有关科学进展的报道很少来自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许多学者出于对大众媒体的不信任,认为媒体会扭曲报道(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不管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导致的),通过这种途径来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不严肃的,因此拒绝与大众媒体的配合。虽然有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很想通过大众媒体介绍期刊上的重要论文,但并不懂得用通俗的语言写作,更有编辑不想因此费事。种种原因造成了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隔阂”。这种格局中,人们很难把学术期刊这种专业性的、精英性的传播载体与普及性的大众传媒相联系。长期以往,学术期刊必然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特别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期刊,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即使有优点也会被忽略。其实,媒体对学术论文中研究成果的报道非常重要,因为媒体的报告有益于论文的作者、作者所服务的研究机构以及的期刊。普及科学知识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的大海里,公众需要了解有价值、经同行评价的科学知识。因此,学术期刊应积极主动地和媒体建立成长性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建立类似新闻的学术宣传平台将会使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更多人所知、所用,促进学术的繁荣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学术期刊本身的发展。
2.进一步加快期刊网络化的步伐。在当今大众传媒环境中,学术期刊的网络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现在更多的人愿意在网上阅读,查找数字化的论文,中国的学术期刊没有是否进行网络化的选择权,学术期刊要扩大自己的领地就必须利用网络,在网络上来展现自己。在这种环境中,学术期刊出版者的观念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首先要看到期刊读者角色的转变,即读者由单一的纸质期刊的读者变成更加宽泛的读者,这其中有许多网民、甚至是手机用户等。发行时应从仅仅出版发行纸质传统期刊的角色中跳出来,不但把作品出版在传统纸质期刊上,还应到网络上,手机上等等。同时,数字出版的出现要求学术期刊经营者的经营意识也要相应转变。比如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分发方式不一样,传统纸质期刊只能按册卖给读者,而网络期刊可以把论文按篇销售给读者。另外,网络期刊不仅仅只是把论文放在网上就行了,同样要解决“发行”问题,注重“网上发行”。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做好网上发行工作,可以采取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知名网站的搜索引擎上建立索引,在相关专业领域的网站或网页上建立友情链接,还可以在纸质期刊上宣传网络期刊网址等。著作者投稿、编辑处理稿件、专家审稿都可以通过网络快速高效运作,可以缩短期刊的出版周期,这也是期刊网络化的一个优势。学术期刊的读者大多是学者、专家或研究者,他们具备了利用网络的条件,随着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必将有更多的人通过网络来获知专业知识。尽管在学术期刊网络化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制度需要完善,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学术期刊的一个发展趋势,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不应忽视的。
3.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也是被争议的问题。大众传媒环境对学术期刊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在传播的范围方面。当今信息化社会里,中国的学术界不仅需要知道别国的知识,也要让自己的成果为人所知。否则,学术界将会处于“失语”的困境。“失语”这个词起于文学理论界。改革开放以来在文艺理论界引进了很多的西方理论,国内学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本土传统的各种理论却被相对忽略,国外的理论界更是对这些传统理论知之甚少,造成了一种只能说别人的话的尴尬局面。
学术如何走出去,而不是只引进来,是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对学术期刊来说,如何被更多的学者所感知是生存的关键问题。而如何被感知就需要一定的措施。现在,即使在国内非常有名的期刊,有在国际上也并不太有名,中国的学问是游离于国际主流之外的。这其中虽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如西方对中国的忽视,但是我们仍然应该争取话语权,让自己的学术成果发扬广大。否则,长期以往,除了影响中国的声誉外,更会让中国的学术发展举步唯艰。
国内学术期刊社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要办成国际名刊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便是语言的障碍。如前所说,国内不少的期刊开始要求英文摘要,出英文版,这无疑是走向国际化的方法。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国内期刊与国际知名期刊之间的联合办刊变得容易实现,甚至合作双方不用见面就可以达成协议,进行合作。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其实是学术的国际化,在大众传媒环境中,我们应该利用有利条件,让自己的学术成果为世所知。
综上所述,大众传媒的发展是渐进的,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日益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学术期刊成长迅速,也是世界知识传媒格局中发展很快的领域。它的市场仍然不尽成熟,但也因此具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如今的大众传媒环境下,更多的学术期刊认识到了与大众媒体联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其中,致力于打造具有综合影响力的中国学术期刊,使学术成果更好地为国家的繁荣、人民的进步服务。
注释:
①张积玉:《中国期刊业发展趋势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月
关键词：教育服务贸易；贸易逆差；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08-0023-04
一､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表现
（一）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与派出留学生的比例严重失调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对境外消费未作任何限制，对过境交付未作承诺，允许具有一定资格的境外教育服务提供者来华工作。由于以上承诺，加入WTO后，我国赴外留学人数增长迅速，吸收国外来华留学人数有所增长，但远赶不上前者的增长势头，因而我国的教育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表1可以看出，从2000年以来，我国大多数年份出国留学的人数要大于来华留学的人数，呈现“逆差”状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达2000万，居世界第一。以OECD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外国留学生占本国在校大学生人数3%标准计算，我国每年招收的留学生可以达到60万人之多。即便是招收留学生最多的2006年，也仅仅达到了此标准的27.12%，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二）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外汇流入与外汇流出也存在巨额逆差
除了人员“流出”与“流入”的“逆差”外，从资金的流向上来看，我国赴外留学的费用要高于来华留学的费用。虽然近几年来华留学人数，特别是自费来华留学人数的增加给我国教育市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与我国留学生付给其他国家的费用相比，差距很大。我国1997年修订的《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为：以人民币计算，文科类专业：（1）本科大学生：14000―26000元/学年；（2）硕士研究生：18000―30000元/学年；（3）博士研究生：22000―34000元/学年；（4）短期生，学习时间约为一个月的，3000―4800元；学习时间约为三个月的，8000―10000元。（5）理科和工科类专业比照文科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10%―30%；（6）医学､艺术､体育类专业比照文科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50%―100%。专科生和普通进修生比照本科生标准收费；高级进修生比照硕士研究生标准收费；研究学者比照博士研究生标准收费。加上生活费､旅游费和其他费用，每个留学生每年大约花费5―6万元人民币，以年均10万在华自费留学生的高限计算，由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带来的外汇收入也仅为每年50―60亿人民币。
而在欧美，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国学生的2―4倍，普遍在15000-25000美元/学年之间，哈佛大学更是高达30000美元/学年。从我国各类留学咨询机构了解的情况来看，以人民币计算，自费留学去英国需要8―18万/年，去加拿大需要12―15万元/年，去澳大利亚､新西兰需要8―10万元/年，去日本需要14―17万元/年，去美国每年需要20万元以上。而且近年来各国学费标准还有上涨的趋势，按照每人每年12―18万人民币的低限来计算，我国平均每年有近10亿人民币的教育资金流向国外。
二､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一）制度性原因
1.我国现有的留学生激励制度不完善。一是我国现有的留学生奖学金种类及金额较少。纵观教育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的做法，奖学金是吸引外国留学生的一种重要杠杆。发达国家为了扩大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额，纷纷设立各种奖学金来吸引留学生。美国的奖学金有联邦奖学金､私人基金奖学金､学院内奖学金､系科奖学金､假期奖学金等种类，而且金额和享受奖学金的人数比例也较高。目前，我国的留学生奖学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主要有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长城奖学金､HSK奖学金､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外国汉语教师短期研修奖学金等几种。金额低，种类少，覆盖范围小。只有少量公费留学生可以获得政府奖学金，对高达90%的自费留学生则很少有相应的激励手段。而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及民间团体､企业由于缺乏相应知识，很少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专项奖学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留学生规模的扩大。二是相关规定缺乏弹性。通常来说，能享受到各类奖学金的留学生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留学生需要边打工边筹措学习费用。但我国相关法律却对外国留学生打工进行了严格限制。2000年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第六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外国留学生在校学间不得就业､经商､或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费留学生的进入。而教育服务发学生合法打工。如法国为了解决留学生打工难的问题，内政部和就业部于2002年1月两条政令，允许外国留学生在学业中进行半日打工，学业结束后，只要提供雇用证明，就可变学习居留为工作居留。德国政府修改后的《外国人法管理条例》也允许外国留学生勤工俭学，给每年在本州毕业的约11000名外国留学生中的前1000名以无限制的工作和居留许可。
2.招收外国留学生主体资格的缺失。目前，我国只有500多所经教育部批准的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具有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资格。民办教育机构均被拒之门外。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与需求是不相适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留学教育服务出口规模的扩大。以汉语教学为例，目前全球共有2500万外国人学习汉语，而我国却仅有400多家从事留学生短期汉语教学的教育机构。一些民办教育机构由于政策的限制，无法开展对外汉语培训，从而影响了留学生招生规模的扩大，造成了我国具备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的教育机构性质过于单一，数量过少，制约了教育服务贸易的扩张。
3.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对于没有收入或收入微的外国留学生而言，教育服务出口国能否提供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也是决定其选择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系统己比较成熟，如在英国，只要留学超过六个月，就可以享受国家健康体系的免费服务，无需购买医疗保险。日本国际教育交流协会设立了“外国留学生医疗补助制度”，留学生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可持医疗费收据与国民健康保险证到留学生科申请补助，将会获得个人支付医疗费80%的补助。而我国教育部从2000年起才开始为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购买医疗保险，对自费留学生只是规定其可在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这种做法显然对大多数自费留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二）微观原因
1.我国高等教育相对规模较小，导致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一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越大，所能吸收的外国留学生的绝对人数也就越多。我国虽然在2003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为美国的5―6倍，因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接受高等教育对大多数青年人来说仍属于奢侈品。这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教育服务出口比较优势的形成，形成了进口大于出口的贸易态势。我国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已经进入了买方市场，但高等教育仍处于卖方市场。同时，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对高等层次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不能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很多人宁愿花费较大的代价到国外去接受优质的高层次的教育，这就引发了出国留学的人数快速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社会地位和国际知名度己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但还不具各大规模招收留学生所需的资源，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接受留学生的数量和规模，也是我国在教育服务中处于逆差地位的重要原因。
2.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质量不高，国际化程度低。一国的总体教育质量是服务贸易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国内一流高校还未能挤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这自然制约了来华留学的高质生源的数量。从我国科学论文在国际三大权威索引（SCI）､工程文献索5l（El）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lSTP）所占总数的世界排名来看，近年来我国的排名在稳步上升。2005年科学引文索引（SCl）､工程文献索引（El）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ISTP）分别排世界第五位､第五位和第二位（见表2）。尽管中国近年来科研产出数量增加很快，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占世界科学知识生产数量的比重仍然很小。从占世界SCl论文的比例来看，美国基本上稳定在30%左右，英国在8%左右，日本､德国也在7%左右，而中国仅占5%左右（见表3）。从在国际上的引用率来看，我国与美､英､德､日等国的差距较大，只与中国台湾和韩国接近。
据相关资料统计，世界一流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已占到学校总人数的15%以上，如斯坦福大学为21.8%，哈佛大学为20%，麻省理工大学为21.7%，牛津大学为22.5%，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部外国留学生所占比例更是高达60%之多。而我国留学生人数只占高等学校在籍人数的0.5%左右。即便是招收留学生最多的北京大学也仅为10%，清华大学为5%。
3.专业学科要素票赋和优势分布不均衡。我国针对外国留学生开设的专业较少，且主要局限于汉语言､中医､戏曲等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专业，理､工､艺术､体育等专业相对还较少，商业和新兴技术学科还很薄弱。而美国各大学针对留学生设置的专业高达5000多种，日本也有3000多种，英国更是高达8000多种。
三､改善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对策建议
（一）宏观方面的对策
1.进行制度创新，有效解决留学生的学习费用问题。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我们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扩大留学生获得奖学金的额度，提高资助额度，在现有的以国家拨款为主的留学生奖学金制度的基础上，各省级财政也可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基地”奖学金，同时鼓励民间团体､企业设立面向外国留学生专项奖学金。
即便是扩大奖学金的覆盖范围后，能获得各类奖学金的留学生也只是少数。大多数留学生仍需要通过课外打工来筹措学习费用。近年来，我国每年有在读外国留学生己经超过10万人，面对如此丰富的人力资源，建议对有关法律做一些适应性的修正。可以考虑允许在我国进行全日制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进修学者兼任一定的劳务，允许外国留学生经过合法的申请程序在我国的产业､经济､文教等部门做一些兼职。这样一方面可以部分解决在华留学生的学习费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对具有一定的语言技能和工作经验的外国人的临时需要，节约了成本。
2.放宽对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优秀民办高校参与招收留学生。根据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本地竞争会迫使厂商降低成本，改善品质和服务，并创造新的产品和工艺。为促进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可以考虑适当放宽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允许一些实力强､质量好､口碑好的民办高校招收留学生，扩大高校之间约有序竞争，通过竞争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如果允许民办高校每年招收1―2万留学生，将会拉动近百亿的教育消费。
3.完善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医疗保险制度。2003年，教育部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综合保险的合作协议》，规定教育部将在未来5年每年为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投保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来华留学生综合保险（团体险）”，最高赔付金额高达51万元人民币。该协议在完善来华留学生医疗保险制度万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其对象只是针对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如前所述，来华留学生中90%以上是自费留学生。目前我们应完善针对来华留学生的具有社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险制度，随着外国留学生医疗保险体系的完善，可在适当的时机把参加医疗保险作为外国留学生入学的一项必备条件，为更多的自费留学生提供这万面的服务和保障。
（二）微观主体对策
1.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发挥联合办学的放大和汇聚作用。要素票赋理论，国家所拥有的要素票赋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一国如果能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中多使用其充裕的便宜的生产要素，就会在该商品上拥有比较优势。适用于教育服务贸易领域，一国能否提高其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上的份额并从中获益，不仅取决于该国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而且取决于其提供教育服务的生产要素组合是否具有竞争力。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我国共有500所左右高校可以自主招收留学生，但目前存在着留学生云集少数名校，发展严重不均衡的现象。为了避免名校效应带来的消极影响，可以考虑区域内高校联合招生的模式，把各大高校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按学科和专业来联合培养留学生，实现优势互补，创造“1+1>2”的效果。各高校可以从联合办学中获取比其单独活动大得多的利益，从而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共享的良性合作模式，有效扩大我国留学生的整体招生规模。
2.加快教育品牌建设，走教育服务品牌特色化道路。品牌是市场发展的产物，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消费者对品牌的认识甚至多过对产品或服务本身的认识，这就使得品牌成为市场竞争中的有效工具。对教育服务贸易而言，由于教育产品的无形性特征，使得消费者对教育服务的质量很难进行衡量，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也就显示出了教育品牌的重要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国的教育服务竞争力较弱，但在提供教育服务的资源禀赋方面也有一走的优势。目前我国在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优势项目一是汉语言文化教育，汉语言文化教育在我国有着绝无仅有的资源优势，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需求日益高涨，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将在中国举办给我们提供了汉语言文化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绝佳时机。我国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这一领域的优势，创设名牌课程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二是中医药学教育。据统计，多年来，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人数一直居自然科学中留学人数的首位。国外高等中医药教育虽然起步晚，但在管理模式､教学方法､产学研万面有许多我们应该借鉴的地方，我国应该学习其精华，为我所用，提升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办学水平，同时通过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与形式多样的合作办学，打响中医药教育品牌，从而扩大我国的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份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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