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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一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二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三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尽管影视艺术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畴,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产出的传统经典艺术,但它却与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关系颇为密切。如所周知,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虽然被融进的各门传统艺术已经过改造和转化,以影视特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然而它们毕竟来自精英—雅文化,并没有完全磨灭其本来的经典艺术特质,这就为影视艺术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历史上看,电影正是由于引进了文学、戏剧元素(如叙事、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等)才从街头杂耍变成艺术殿堂中的一员;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基本的、主要的品种,也是在电视与戏剧的嫁接中诞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戏剧的美学原则奠定其艺术地位。当然,影视艺术与上述经典艺术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依赖,以经典艺术的美学观念和原则取代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观念与美学原则,甚而至于将影视艺术与经典艺术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我国影视界司空见惯,如不少国产影片和电视剧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摄影/像机所记录的戏剧演出。这样影视艺术虽然被赋予了戏剧/经典艺术的特征,却同时也被改变了文化特质,即其大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为主流、精英文化,而这显然不是影视艺术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因为由此途径影视艺术不仅会逐步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且会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构走进有悖现代大众审美需求和艺术消费心理、从而远离大众选择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视艺术借助其与精英—雅文化及经典艺术的密切关系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是:以大众文化为体,以精英—雅文化为用;或以影视艺术为体,以经典艺术为用。具体地说,在影视艺术的创作中,首先必须坚持大众文化的方向,以建构“读者性文本”、满足现代大众的消费型艺术审美需求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独特功能,将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的精华按照现代大众文化的要求进行特定转换,使其具备大众文化(艺术)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从而为当代大众所乐于接受。
左占国
以德润身道济天下
[摘 要] 人类文化有两大流派。以空间概念为逻辑开端的文化肇始于西方;而以时间概念为源流的文化开创于东方。东方文化的代表即中国文化又称为阴阳文化,是象思维科学产生的沃土。《周易》是象思维科学的典型代表,处处闪耀着阴阳文化的光辉,阴阳文化以真善美的追求和方式,诠释着“德行天下”和“道济天下”的文化内涵。下面从中国文化是研究道和德的文化、道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性元素、德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道(阳)德(阴)合一是人性修为的最高境界、坚持原则下的圆通是做人做事的大智慧及结语几部分展开讨论。
[关键词] 时间文化;象思维科学;乾坤阴阳;道;德;道德;真善美;修为;境界;
中国文化是阴阳文化,更是研究道和德的文化。道属阳,德属阴,道(阳)是德(阴)的旗帜,德(阴)是道(阳)的载体,道德有自然之道德、社会之道德和人性之道德,就人而言,道(阳)德(阴)合一是修为人性的最高境界,然而,人分善恶,故既有善的道德合一,亦有恶的道德合一,有善德的人自然会彰善道,偶有恶行亦可能是一时糊涂,终能修成善果既行积善道而得福;而存恶德的人,亦会假行善道,实施恶行,但行积恶路而得殃。在社会中我们要有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智慧,近君子远小人,抑恶扬善,彰道弘德,洞明事理,圆通心智,塑造完美人生。
1、中国文化是研究道和德的文化 中国文化上下承载五千年历久弥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以时间为逻辑开端[1],以易理、气、阴阳、五行等象思维概念展开的文化长卷。提倡天道地德合一,如《易经坤卦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既是乾(阳)坤(阴)的卦辞也是清华大学校训。《国学的智慧》一书开篇明义即曰“阴阳互动的生命哲学”[2]。《易经》充满了辩证法、对立统一、天道地德、一阴一阳、轮转太极及象数变化哲理,均展现了时间文化的丰富内涵[3]。君子依顺天地之道,一方面积极进取,外求功业,运用潜能,努力创造,为世界创造宝贵财富,为人生谱写精彩华章;另一方面,谦退自处,内求美德,守持仁心,广施恩惠,为他人带来尽量大的福利,为后人留下尽量大的精神财富。许多人不懂“天地和德,阴阳合一”的道理,或者一门心思求功业不修品德,或者过于注重品德而不求功业,殊不知:“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将阴阳分拆偏执一端,要么一事无成,要么不能长久。历代成大事者,无不有“道济天下”之能,亦有“德行天下”之志。“道济天下”的方式古人归纳为三种:立德,立功,立言。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影响了数代人,那是以“立德”传道;秦始皇以强大的兵马统一天下,那是以“立功”传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那是以“立言”传道。而古人孔子,近代在立德、立功和立言三方面都很杰出,所以他们是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要想“道济天下”,首先要打消“只为自己而活”的念头,慷慨地跟他人分享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这样他人才能感受到你的价值并接受你的影响。这个道理如同鲜花奉献色香以吸引蜜蜂、彩蝶传花授粉一样,奉献越多你的道传播得越广你的事业越发达。爱迪生为人类奉献了无数发明,爱因斯坦为人类发现了“相对论”,比尔盖茨把软件买到了全世界,也铸就了成功的人生。以真善美的追求,以善的方式影响他人才是真正的“道济天下”。君子修为不外乎三个方面:善心,善言,善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黄中者、君子诚身之学也。中庸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者,未得黄中之学也。大学只言诚意,中庸乃云诚身,二者皆黄中之实学,一自始位言,一自终位说。黄中通理,即不自欺。正位居体,即正其心,而畅于四支,非修身乎。畅之圆满,即诚身也。
2、道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性元素 道即规律。泛指真理、道理、方向、道德、德行等。道在中国哲学中表示“终极真理”。道生万物,道于万事万物中而又独立于外。此一概念,不单为哲学流派道家、儒家等所重视,也被宗教流派道教等所使用。道有非恒道,恒道,可道,不可道,可感知,不可感知,可想象,不可想象,有属性,无属性等之分。道,这个字包含无数法则,所谓悟道就是不断的升华,寻找生命的本源而成就永恒。《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黄帝内经》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意思是:阴阳的交合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起点。道的丰富内涵竟让孔圣人不禁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足可见道义之深远。让我们也象历代伟人那样通过悟道、践道、弘道最终有能力“道济天下”而成为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有所贡献的人。
3、德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 “德”的本意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需要去做事。不违背自然规律去发展自然发展社会发展自己的事业。“德”主要有忠、义、仁、信;孝、慈、恭、谦这八个方面的内容。传统对修炼身心的人们大体分为上德、中德和下德这样三个层次。 “厚德载福”,有德就有正气,有德就有幸福。所以自古至今都倡导行善积德,“德全而不危”。老子认为,“道”的属性表现为“德”,凡是符合于“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反之,则是“失德”。“道”与“德”不可分离,但又有区别。因为“德”有上下之分,“上德”完全合乎“道”的精神。“德”是“道”在人世间的体现,“道”是客观规律,而“德”是指人类认识并按客观规律办事。人们把“道”运用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功能就是“德”。道是在昭示一切,德是在承载道的一切。大道无言无形,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有通过我们的思维意识去认识和感知它,而德就是道的载体,是道的体现,是我们能看到的心行,是我们通过感知后所进行的行为。所以如果没有德,我们就不能如此形象地了解道的理念,这就是德与道的关系。“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皆喜生惧死,好生谓之德,万物得生谓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于非曰义(《易经系辞下传》)
4、道(阳)德(阴)合一是人性修为的最高境界 “大人”的境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十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做人多些阴气,做事多些阳气,阴阳均衡,身心事业必然通达。做一个成功的有教养的人,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真诚的善良。知至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易经文言传》)。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经系词下传》)。道德有道德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良心是道德的卫士,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行为的准绳。法律有法律原则既从道义出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人做事有做人做事的原则,不能超越伦理道德与法律底线,在利益冲突时价值思维应本着公私分明、先公后私以致大公 无私考量,只有这样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5、坚持原则下的圆通是做人做事的大智慧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尊道尚德的修为目的就是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原则下的圆通是做人的大智慧;知进退,明得失,辨是非,会舍得。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常言说: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大舍大得。对待任何问题都要有阴阳转化的辩证思维和矛盾法则去衡量荣辱得失,借物扬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5.1、原则是什么? 原则是事物的本质与原生规则,是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只有正确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原则才是正确的。做人的原则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对待学习、生活、工作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原则,也就是说有个做人做事的底线,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懂得哪些事应该努力去做好,哪些事可以做,而那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做人不能没有原则。没有了做人的原则,也就没有了衡量对与错的尺度,如果自己都不知道那些事该做,那些事不该做,那么,就很容易走入歧途甚至泯灭人性成为罪人,因为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时时事事都要受到社会公认的法律和道德等准则的约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做人要有原则,但这些原则也是与时俱进的。社会在不断发展,观念在不断更新,需求也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法律和道德等准则会有所不同,这个时期这样做可能是对的,而同样的做法放在另一个时期就是错的,甚至是违法的。那么,做人的原则也要随着变化着的社会而不断调整。做人要有原则,但还应当考虑到原则与发展的关系。有时候,做人的条条框框太多,并且养成了固有的行为习惯,则可能会束缚人的思维,让人失去开拓创新的精神,甚至思想僵化,很难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环境。因此,人们在遵守做人的原则的同时,还要随时做出适当调整,使自己的做人原则时刻能够适合现时代的要求,不要让原则束缚和禁固自己的思想。说到底,做人做事都是要有原则的,也希望这些原则能够成为自己不断完善人生的起点,把握适度,不求最好,只求更好,在不断进步中快乐自己,影响他人,奉献社会。松下幸之助曾说:“原则比千军万马更重要。”一个有原则的人才会被人们真正了解、接受、喜欢;一家有原则的公司才能竖起信得过的品牌。原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竞争的法宝。令人欣赏的原则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公平。姜太公提出了一条管理原则: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二是喜乐。快乐是一种精神财富。你让人心情快乐,等于给对方送了一份精神厚礼;反之让人不高兴,等于让人蒙受了损失。真诚的笑脸,友善的态度,是世界级的通行证,可适用于任何民族。拥有真诚笑脸和友善态度的人,往往坚持着愉悦他人的原则,很容易让人高兴起来。三是特色。如果你拥有与众不同的特色更容易脱颖而出。女富豪豪罗蒂克安妮塔曾说:“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认清哪些特色能使自己免于竞争,你必须强调这些特色并经常重申其重要性,决不能让他稀释淡化。个人的生涯竞争也需要特色,一旦跟别人形成了差异化优势,你胜出的机会就大多了。
5.2、原则下的圆通要义 圆通和圆融不是不讲原则,圆通和圆融是在遵守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基础上,以平常心和阳光心态,本着和谐的原则积极有效地与意见和理念不同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以自我修养和完善的心态进行交流。在尊重、理解、欣赏、包容、信任和支持的相处之道上把工作做得更好。内圆外通是与人交往的大智慧。人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人生的道路却十分漫长。由于人具有社会属性要受制度、法律、道德、世俗多重影响,一生充斥着迷茫彷徨与选择;正确抉择一生少走弯路特别是不犯原则性错误,不仅需要具备哲学头脑,更需要政治智慧思维智慧和正确的认知智慧,而获取这些智慧的重要途径就是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博学儒释道家、聆听圣贤教诲、悟出道德真经、足可终生受用、且能荫及子孙。“常问路的人不会迷失方向”,我们不能依靠他人,但我们可以征求他人的意见寻找最好的方法,丰富人生阅历。
5.3、道德与原则的精神力量 道德主要约束的是人的主观世界,道德是一种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根据人们的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道德是崇尚真善美精神之光的闪烁,是自由的心灵在广阔世界中寻找归宿时碰撞出的美丽火花,是萌发在人们心中等待瞬间绽放的溢美春华,道德力量源自社会道德规范对各人心理精神情感的影响;原则主要规范的是客观世界,原则是做某件事或解决某个问题或在某个领域里不能离开的禁止性规定,原则力量源于国家上层建筑对个人思维与行为方式的限制;精神是意识、世界观、信念、理想、觉悟、情操等思想道德和科学教育文化的总和,是时代的精华,源于物质又超越物质世界,是对物质层面的升华,是物质世界的统帅旗帜和灵魂。优良的道德与原则所汇聚的精神力量,是实现物质文明的强大保障。人总是要活出点精神的,并应该努力脱离物欲利诱等低级趣味与时代共成长。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呈现,无论个人、组织、团体或国家如果精神萎靡或内涵匮乏是很难持续体现其先进性、生产力和领导力的,更难积累创造和保全丰富物质力量,已有的物质力量及其文明亦会被民主进步优秀的精神力量既能够改天换地的神奇力量所摧毁。人在干,天在看,要学会和善于识天气、接地气、通人气、练和气。从长远计,我们都要学会用优良的道德与精神追求并在公认原则的约束中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更希望都能够从心灵家园出发最终又能够如约回到心灵家园,圆满完成平安幸福的人生旅程。
6、结语 文化是人类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东西方由于文化发源的不同而产生了和而不同的文化优势互补交相辉映。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导致了思维哲学与科学路径的明显差异,特别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标准的炯异,却成就了灿烂文化的丰富与多元。以时间为逻辑开端的中国文化成功孕育了象思维科学体系成为了人类思维科学体系中的最大亮点。而属于精神文化范畴的道与德的诠释更加彰显出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特征,道德合一的深刻内涵成为了指导人性修为的最高境界,随着境界的升华,一种原则下的圆通与圆融道出了做人与做事的中国智慧,用中国先进文化修为身心,成长心灵,广布德行,道济天下,精彩人生。让我们用道德与原则的精神力量修炼鸿儒雅士之风骨,以天下为己任用你的学识服务全人类亦只有在为人类的服务实践中才更能丰富升华拓展你的学识见识胆识与卓识。
参考文献:
[1]、左占国三维立体网络系统与中医三维思维智慧赏析《络病学基础与临床研究(8)》【m】中华中药学会络病分会出版社、20__.2.89—93。
1、学前教育专业民俗文化课程促进学生产生文化认同感
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认同危机的问题开始出现,外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认为“国家认同意识”危机是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产生最大阻力的因素。任何人,只在在国家特定的政治生活框架中生活,民族文化就要适应这种政治生活框架。所以,民族文化的认同就会对国家认同的意识产生影响,相同的文化归属会使不同的民族互相认同,从而构成一个团结的国家。实现文化认同教育就要让所有人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吸收和借鉴。而民族文化就是一种将民族性和地域性集为一体的文化,并具有独特的个性,民俗文化中风尚习俗的表现就是为了维护其价值的连续性,并对各民族的文化观念进行积淀。学生时期正是培养价值观的初始阶段,在这个时期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最容易让他们产生对文化、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并对其终身群体归属感产生积极的作用。
2、学前教育专业民俗文化课程培养学生的文化包容意识
文化包容意识是文化包容能力形成的基础,也是各民族和各国之间产生文化认同的基础。我国的民俗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历经分合之后不断进行碰撞、渗透和交融之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后形成的。我国各族文化虽然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但是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对学生进行民俗文化课程教育,让他们了解不同民俗文化的交融碰撞,例如: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织锦、侗族人民的鼓楼建造就是借鉴汉族的建筑风格、壮族向汉族学习织锦机技术等等。这样不仅能够让他们对不同的民俗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会对不同的文化形成包容意识,而且这些历史故事会对其音乐思维能力的发散性有极大的帮助。
3、学前教育专业民俗文化课程促进学生身心发展
我国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都及其重视教育,总结了大量的教育经验,并在一代代人民中传承下来。一些健康知识和教育方法都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现在的学生健康都极具指导意义。另外,各民俗文化中包含的娱乐活动,如唱歌、跳舞和竞技游戏等,不仅让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且让他们的身心在音乐中得到发展。
二、总结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二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关键词:旅游文化学;热点;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0-0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164-02
旅游文化研究是旅游学与文化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影响中国旅游业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否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学术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旅游业起步不久,就有学者指出了旅游业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旅游文化在中国作为一个专业概念出现,尽管现在看来当时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是不够准确的。此后,有关旅游文化的零星论述,频频出现于报刊杂志之中,部分文化学的论著也涉及到了旅游文化学的基本研究范畴。但总体上说,这些研究还是很零散的,没有引起旅游学界和旅游业界的足够重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旅游文化研究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中国旅游文化学研究学会的成立和几个重要的旅游文化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旅游文化研究开始由自发的、零散的状态向自觉的、有组织的状态转化。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专门研究旅游文化的机构或团体组织大量出现,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旅游文化研讨会不断召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非昔比,旅游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旅游学和文化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当前,旅游文化学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对旅游文化概念、特征、内容及其结构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对旅游文化的理论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比如不少以旅游文化为题的著作、论文其实只是研究旅游人文资源的形成和特性,无形中将旅游文化等同于一般社会文化,针对学术界在这些最基本问题的不同看法,作者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看法,旨在为旅游文化理论大厦的构建锦上添花。二是对旅游文化的概念体系、内涵外延准确、科学的把握以及对旅游文化和旅游文化学的全面、系统阐述。这既表明了当前中国旅游文化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无疑会促使得旅游文化研究走向将会更加深入而细致,从而为促进中国旅游文化学的创立和繁荣抛砖引玉。三是如何为人们了解中国旅游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提供了良好的途径。旅游文化学是一门揭示旅游业经营与管理活动中人的智慧和实践创造能力的学科。文化和人是相互规定的,人类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人类,有文化的发展,才有人类的发展。旅游文化既是人类固有文化在旅游业经营与管理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也包括人们在经营与管理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旅游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旅游文化学研究旅游文化的本质和它发展的规律,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从科学的高度对旅游业经营与管理活动中人的智慧和实践创造能力的研究和揭示,由此,人们才会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创出一个丰富多彩、美妙绝伦的产业世界。四是就形式上讲,旅游文化学似乎是一门理论色彩很浓的基础学科,但从它研究的目的、特点及其作用来看,它却又具有应用性。旅游文化学这门学科直接根源于对旅游业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反思,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服务的研究目的。旅游文化工作者要针对旅游业经营与管理过程中的难点、疑点、重点来开展研究,以保证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指导实践工作。五是进一步完善旅游文化研究方法体系。旅游文化学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移植的研究方法与传统文化学研究方法有机交融在一起,使旅游文化研究的手段、技术和模式有一个自然的更新,各项研究进一步确切化、精确化和科学化。
近年来,旅游文化是一个曝光率非常高的词组,尤其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这个词组更是屡见报端。这一研究热点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旅游和文化两者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课题。围绕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就二者关系而言,文化和旅游是密不可分的,旅游是文化最好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没有文化,景区的生命力是不可能长久的。少林寺这么小个寺庙,如果没有少林文化支撑,那么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寺庙。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反过来,文化在市场经济要发挥其功效,被公众所享用,又必须借旅游以行其道,并使其发挥作用,特别是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当今低能耗高产出的新型绿色产业,更让身处能源、环境恐慌的世人,看到了新的发展曙光。因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无疑会大大减轻因发展经济而给资源储备带来的压力,同时也能极大地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说,中国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需要。现在,人人似乎都承认文化内涵是旅游的生命。各种旅游规划也都大谈本地文化,国内不少地区和城市甚至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作为“立市之本”、“立区之本”,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件好事,毕竟已经有如此多的城市和地区认识到了发展旅游产业的意义。
但是,文化毕竟是有地域性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客观环境的不同,往往会使同一事物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同样的道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会因为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要促成文化旅游产业在一个地区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首先要求这个区域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和基础。否则,无论多么精妙的发展蓝图终将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事实上,旅游产品开发越成熟,原汁原味的民风越来越难找到了。在湖南耒阳的新市古镇的古街上。几条互通往来的古街都被当地居民用大理石铺好,外表贴着瓷砖的火柴盒式的房子伫立在清末民初的古民居旁边,特别扎眼。新市古镇是耒阳市十大旅游景点之一,其以历史存留下来的古民居建筑、沿江秀色、田园风光吸引着各地游客。目前,能否保持古镇的原始风貌是新市保持魅力的关键所在。据了解,新市8条街共有清代的古民居上百间,但如何保护好它们成了一大难题!比如,对古镇危房的维修,风格虽然能够模仿,但往往不能达到清代建筑的工艺水平,而且费用由村民自己负担,这让村民无法接受。实际上,在新市古镇可以看到不少扇窗都是用铝型材料制作的,和旁边古色古香的雕花窗显得格格不入,完全处于古今混合的尴尬状态。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新市古镇的保护问题,并多次向有关政府部门建议。他们认为,“旅游资源开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控制破坏旅游景点原貌的行为”。现在新市古镇的原貌被破坏的程度还不是很大,应该赶紧出台管理办法来保护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古民居。显然,加强对旅游景点的保护,市政府应该制定关于保护新市古镇旅游区的管理办法,规范村民的生产和生活行为,规范对旅游景点的建设和开发。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旅游业竞争经历了从资源竞争到产品竞争、产业竞争再到目的地竞争的发展阶段,即城市或地区的整体性竞争,这里既包括各类旅游吸引物、各类旅游服务设施、旅游接待体系,也包括社会经济条件、经济地理区位、整体环境等内容。因为旅游者在选择购买旅游服务和产品时,不仅仅考虑产品本身,也要考虑该产品的生产环境。因此一个地区发展旅游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塑造整个城市、地区的形象,如何改善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环境,如何提高各个相关产业、部门、主体、领域的综合素质。对于一流的旅游目的地来说,促进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增长并非主要目标,而是要通过发展旅游,带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不是仅仅发展旅游产业本身,而是建设一个成熟的、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也就是说,旅游要成为城市名片、引擎产业、社会凝聚剂、文化升华剂。而文化在旅游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全球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为文化的竞争。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既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艺术、文字,更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活、生产、生存之中;既包括固化的部分,也具有活的载体。谁能够从现代人的需求出发,充分利用本地的文化特色,结合现代化的表现手段,谁就能够赢得市场的青睐。
文化旅游发展问题涉及诸多学科和问题,研究难度非常大,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从文化角度而言,一方面,要重视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利用历史的、地方的、民间的文化要素,结合现代的、国际的、主流的展示方式,开发出适合一般现代旅游者需求的产品,在这里关键是如何将各种文化产品从过去的观光型转变为休闲型,把旅游活动从原来单纯的教育、宗教功能转变为全方位的体验,把原来静态的、历史的、死板的观赏对象转变为动态的、现代的、生动的体验对象;另一方面,在其他旅游产品(如度假、休闲、商贸旅游等)的开发中,注意文化内涵的挖掘,在各种类型的产品开发中,大到景点开发、设施建设,小到服务人员的素质、服饰,都要充分体现地方文化的主题和特色,在这里关键是如何把区域文化渗透、融合、揉进各类旅游产品的开发中,使其有灵魂、有主线、有品位。其中,旅游节庆在目前的各类活动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旅游节庆是对以旅游为导向的节日和特殊事件的合称,一般多是借助民俗风情、地方特色、人文历史而开展的地域性活动。按照主题和内容可以将其划分为:文化庆典、文艺(娱乐)事件、商贸事件、体育事件、休闲事件等,它们在挖掘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功能和塑造旅游形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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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一
写到这里已是论文的结篇之词,我突然没有了之前流畅的思路,敲击键盘的手指变得有些沉重起来,总结与回首总是令人感慨万千。翻看着这厚厚一叠的数万文字,想起曾经为了要写六千字的论文而发愁,我不禁对自己微笑了。四年的大学时光转瞬即逝,十六年的学子生涯亦将挥手告别。这一路走来的点滴片段,此时此刻如同影像般在心底回放,无论快乐、忧伤、收获还是挫败,都是那样的珍贵与温暖。能端坐于课堂,凝听老师的谆谆教诲;能留连在图书馆,啃读册册文献;从一门门课程的学习到一行行论文的撰写,能拥有这段学习的机会,我有着难以言表的珍惜与努力,惟恐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对学业有丝毫的懈怠,尽其所能不辜负老师、朋友和家人的期望与关怀。
我要深深的感谢我的导师陈凯,从论文的选题到论文的完成,陈老师都给予悉心的指导,您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敏锐的科学思维、忘我的科研精神以及淡泊宁静的生活境界,让我在做人和做学问两方面都获益非浅。您的幽默风趣和出众口才更让我佩服万分。
感谢化学系的各位领导,感谢龙琪、陆国飞、宋怡三位化学教学论文的老师,感谢你们在学业上的指导和生活中的关心,你们学者的睿智和师者的风范,让我在热爱的化学教育领域的领悟更深一层!感谢张凤、胡应杰、鲜华、刘少贤、陈昌云等老师在实验场地、实验器材和药品上的帮助和实验技术方面的指导,毕业论文期间得到了你们太多的帮助,尤其是胡老师那一句“实验要深入”被奉为我设计实验的关键原则。
陈博同学的渊博学识、教育理想和扎实的专业基础,朱子丰同学的深厚科学素养、敏锐实验洞察力和熟练的实验操作技能,以及他们共有的执着、热情,都是我学习的典范,也给予我投身实验研究的极大动力。他们在毕业课题实践过程中的交流、指导,使我获益匪浅,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他们。尤其是陈博同学在我实验失败时给予我巨大的精神鼓舞,让我更有信心站在今天的讲台上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
江虹、王炜祺、赵钧若、范淑平、蔡敏尧、马晓雯等学妹都是在相同课题组共同奋斗的成员,本篇之成文与她们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文中部分还参考了她们发表的部分成果。青春靓丽、才华横溢的你们让我对晓庄的校园更加留恋。谨以拙文向她们表示谢意。
本文还参考了部分江苏苏州高级中学的徐惠老师、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胡益民老师与导师合作的论文,虽然没有见过这两位老师,但是仍然要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保志明老师、江苏艾迪生公司副总沙德慧先生也给予我很多指导,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我要以无比的深情感谢我远在家乡的父母,你们的浩荡养育之恩、深刻体察之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和幸福。
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二
致谢2011年8月30日,我踏入了浙江大学,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时至今曰,3年多的时光已悄然消逝。再回首,内心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在本科论文完成之际,我要向曾经给与我莫大帮助的老师、同学、朋友及亲人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
我要感谢我尊敬的导师一一宝贡敏教授。宝老师在做人、学习等多个方面为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值得我不断的去学习。宝老师的思维非常的好,讲话十分有逻辑,简单明了,并能给与人深刻的启发;做事十分严谨,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和,等等。在本科学习阶段,宝老师一直用科学的精神要求我们,让我们认清道与术的关系,并让我们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这为我本科论文的写作以及将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科论文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宝老师的用心指导和教诲,以及资助,例如,在例会进行汇报时,宝老师总能给出具体的完善意见。此外,宝老师对待每个学生象对待子女一样,在生活中也给与了我悉心的照顾。同时,师母俞秀金老师待人真诚、和蔼可亲,在我本科学习阶段也给与了我温暖的关怀。
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各位老师,例如,吴晓波教授、张钢教授、魏江教授、陈凌教授、周帆教授、霍宝峰教授等,他们的讲课让我受益匪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组织的国内外专家的学术讲座,开阔了我的思维,让我增加了大量的知识。
我要感谢同门张世琪、李贤红、赵卓嘉、蔡丽玲师姐,师妹龙思颖、夏倩雯、黄谆心、陈瑾,师弟肖增瑞,在我本科学习期间给予的帮助和关心。我要感谢2011级本科班的所有同学,他们给与了许多的帮助,以及快乐,有他们的陪伴使得本科阶段的学习更加丰富多彩和更加的有意义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论文。
感谢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人员,他们也给与了我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浙江理工大学的程华教授对我的鼓励,感谢浙江理工大学的薛宪方副教授、MBA中心、杨哓刚科长,感谢浙江财经大学的吴道友副教授,对我学习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相关企业的高层领导对我本科论文问卷调研的帮助,他们的帮助使我在问卷调研过程中的阻力降低了很多。感谢所有填写问卷的企业人员,使我获得了本科论文的数据。
论文摘要:语言文化学作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物,是西方文论的重要延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对其研究中承载着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尤其是表象理论的发展,其特征、结构对文学、艺术、文化等有了新的阐释,尤其是结构中的定型对文学造型与艺术事实对现实生活的模仿等在文学文化领域有了新的解释,是对当下文学文化现状研究的必然需求。
语言文化学自产生来时,在人文思想上坚持以为文本的理念,对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加以尊重,对文化的内在性、民族性与本然性作出阐释。表象与知识更具有名族地域特色,因此对表象理论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感倾向、自我文学、艺术等的发展与独特的思维特征。
一、表象理论综述
本文所写的是表象问题,它与知识更具有民族特性,其独特的表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表现其独特的民族族心智特征上有重要意义。
表象一词并不是语言文化学先发明的,在古老的东西方早有其渊源。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概念来自表象”和“灵魂不能无表象而思维”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表象思想主要表现在《周易》中,其中所表述的“象”更多的是意象,《周易》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的意象来阐述世界本原以及事物的本质。
哲学认为表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印象留存于大脑记忆中,其产生是由外在的刺激物所引起的。心理学认为在头脑中形成的对感知事物的形象,无论是否受到刺激引发都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里,也就是说,表象在生活中的作用很大,已经潜入到我们的思维之中,不自觉的影响我们的活动,同时表象还具有强烈的民族倾向性与思维特性。因此,对于语言文化学的民族文化研究来讲,表象更具重要性。因此语言文化学的表象理论研究对国际间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表象的特征与分类
1.表象的特征
语言文化学中的表象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表象,包括形象与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属性。可见,语言文化学范畴的表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体的。表象结构在当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为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多媒体网络技术所提供的独有形象,其结构所带给我们的直观刺激性、可感性更是让大众感到快意。也就是说,表象在更广范围的国家文化交流中,通过研究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进而探询民族思维和精神世界,达到为国际文化交流服务。
2.表象的分类
表象可以分为集体表象和个体表象,因为表象具有双重性,它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这是表象特有的个体性和超个体性。具体到个体来说,每个个体都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体表象,而从个体所属的民族文化角度来看,必然要接受从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继承下来的民族的共同的表象,这就是集体表象。两者之前的区别研究在语言文化学之前便有:有的把集体意识看做社会成员世代继承的公同的信仰和感觉系统,在这个基础上群体可以产生共鸣;有的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形式,是“一般思想”中的知识,其内容、功能和再现都受社会制约;有的认为社会表象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认知现象,它们是关于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多层次系统等。
三、表象的结构
由上文可知,集体表象是语言文化研究的重点,因此,在表象理论中一般指集体表象。在集体表象的结构体系中主要有先例现象、定型、艺术事实与鬼神。
1.先例现象
“先例”或 “前例”,指“已有的事例”或者“可供后人援用或参考的事例”。语言学术语“先例性”,基本是这个含义,表示“己有的可以供后人援用和参考的事例”。
先例现象作为一种表象,自然具有表象的特征,但是又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作为先例现象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具有超个体性,在这个个体共同体或者民族文化体中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很熟悉,如同常识知识一样熟知,至少知道这些现象存在;在认知层面上这个现象是现实存在的;此种现象在某个民族文化群体的言语中经常出现,带有民族标识。
先例现象具有自己的原型性与单一性,也就是说同一个民族中的先例现象有着相同的原型形象、评价取向及伴随意义。先例现象非常广泛,可以是言语思维活动的各种文本,也可以是非言语类的绘画建筑等。但是语言文化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是语言化先例现象,并按照语言单位本身特点将其划分为先例名、先例语句、先例情景与先例文本。中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他们的书名、故事情节、重要人物等被后人时时提起。这些文本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具有先例地位。
2.定型
定型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认知学、语言学、民族心理学与民族语言学等方面加以论述,其中研究最多的就是社会学,社会学家们主张定型是在一定的民族精神需求与文化动机基础上产生的,是同种族行为方式相关的模式,它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或社会团体对某个需求的语言化符号,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在社会化进程中对个体意识有着典型的促进作用。
定型作为表象主要有情景和表象两种形式,前者是一种行为定型,后者是表象定型。因此定型又可分为情景定型与形象定型,情景定型如排队、交通、考试等情景,形象定型按照事物所属的不同领域有动植物定型、人类定型、职业定型、社会定型与人定型等。语言文化学主要是对反映民族文化的行为定型和形象定型有所关注,如民族行为定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等。在现实中有的行为定型仍在农村地区多以种植农作物为为主的形式保存着,还有在婚礼中的行为等也有不少不存。形象定型则侧重于更多的动物形象,如在西方文学中,绵羊多指性格上愚钝、倔强或者顺从命运等群体,狗熊是指笨拙、没教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代表。从上可知,定型与先例现象基本相似,都带有民族性标识,是民族文化的表现,是主观对客体现实的反映。
3.艺术事实
艺术事实是现实的模仿,可以算是第二种现实,通常是文学等艺术作品中的人或物,它具有一定的民族标识性,对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艺术事实主要分为两类: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与潜在世界、第二艺术世界,它们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前者以镜子为例,一方面它具有客观属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在自我的传说、神话或文学作品中,镜子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能够知道古代、展望未来,这是在前一种现实镜子对照中的艺术事实。后者是仅仅存在于第二重现实中的艺术事实,如《西游记》哪吒三太子烽火轮、乾坤圈等,这些在现实中没有的东西,也只存在于潜在的艺术世界。
4.鬼神
鬼神不具有原型性,同时在唯一性上比较缺少,他们存在于各种形象之中,如西方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中的鬼神由于地域民族的不同有着区别。鬼神和先例现象处于原型性和唯一性标尺的两端,具有完全截然相反的两极性质。
参考文献:
[1]丁听.语言国情学的出路一文化语言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4.
论文摘要:综观以往的研究,往往只针对新闻话语的其中一方面。比如以“新闻写作”、“写作风格”等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和书籍,其实是关于新闻话语语言规则方面的研究。而对新闻话语的批判性研究又多侧重新闻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认识新闻话语在社会认知、社会交往及社会权力等方面的功能。作为“语言系统与文化环境的交汇点”,对其研究不应该只突出其中一方面,因为这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本文主要探讨新闻话语的文化符号学向度。
新闻话语的策略性规则可谓多种多样,因为题材与体裁的不同,以及传播语境的不同,会侧重于其中几种策略性原则。
不过,记者运用此策略性规则而不是彼策略性规则,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即记者倾向于使用该策略性规则,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会自觉不自觉的与记者所在报纸的风格相符因为记者不能直接发表其新闻话语的文本,而是通过所在媒体机构的编辑。记者、编辑等都是新闻传播者,因为“记者从事新闻报道,必须同他所工作的媒体保持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并且,即使不完全是,其风格也多少代表着一个国家新闻话语的风格。
一、新闻话语的社会认知功能
(一)事实认知
提供信息是新闻最重要的功能。丹尼斯·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中,把“信息功能,即提供有关世界上的事件和社会情况的信息”置于媒介五大功能的首位。报纸新闻也不例外。
在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个人生活圈之外的世界都在不停地发生冲突和变化。个体无法到达每一个现场,亲眼见到或者亲耳听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但是,人们却很关心个体之外的世界,唯恐自己落后于个体之外的世界。
如此,人们只能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去了解外部的世界。新闻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新闻注重时效性,其在第一时间,传播事件的最新情况因为新闻具有可信性,大多数新闻是客观真实的报道因为新闻的可接近性,现代科技的发展,迅速的、大批量地复制成为一种可能……这些都使新闻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
(二)价值观认知
受众希望新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有关事实的信息,并对该事实作出判断,以实现观望周围的世界、并尽可能的使自身的行动能够适应周围世界变化的可能。但是受众又不满足于新闻只是信息的载体,特别是当媒体数量激增、受众越来越容易接近获得信息的媒介时,新闻信息繁芜而不易轻易作出评判。受众开始依赖于媒体显性的或隐性的观点,新闻也就不再只是传达信息的媒介了。新闻开始向个性化发展或者提供独家报道或者提供独到见解。这两种形式都是实现价值观认知的最有效形式,价值观的认知即意味着对某一种观点的认同。
二、新闻话语的社会交往功能
(一)内部社会整合与互动
我们己经了解到,新闻话语能够实现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包括事实的认知和价值观的认知。但是,新闻话语的社会功能并不止步于此,新闻话语的传播者还希望人们据社会认知而作出反应接受之。因为“告知和劝服是新闻话语传播的两个层次,前者要人们理解传播者对某个事件或情境的叙述,……期待受者建立与叙述者所预期的一模一样的文本再现情境模式后者则……期望将隐匿的言语行为获得受者的接受,从而实现报道的价值和意义。”
(二)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指通过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简单地讲,跨文化交际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提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利于消除交际障碍,防止交际摩擦,拓宽视野、促进文化交流。
新闻话语通过不同形象的塑造,实现受众对对象国的认识。这种认识将影响并引导受众实际社会生活,或者以“竞争的态度”,或者以“敌对的态度”,进行跨文化交际。
三、新闻话语的社会权力功能
(一)新闻话语是权力的象征
从新闻传播者个人来说,新闻话语对事实的传播具有突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特点就一个国家来讲,新闻话语侧重于某一类事实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对受众的影响是,“多数情况下,报纸可能不会成功地影响人们怎么样考虑问题,却能有效地决定人们思考什么问题。”
当社会中某一集团或阶层掌握新闻这一媒介的时候,势必会侧重于报到有利于集团或阶层利益的新闻事实或是不利于其他阶级利益的新闻事实,作为“对新近发生事实报道”的新闻因此而倾向于对一定层面意识形态的提升。这种提升作用,使新闻话语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乃至行为规范的能力。
(二)“话语权”与“话语霸权”
新闻话语的权力功能是指就新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的,容易与其混淆的概念是本文第一章出现的“话语权”,也是当下日常生活中被大量应用的一个词。
作者的理解是,话语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发表意见、观点的权力。也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力。但现实生活中,言论自由的权力已被狭隘化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权力。因为大众传媒以其广泛的受众和重大的影响力,成为发表意见或观点的一个重要媒介,所以成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资源之一。
而在全球传播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话语霸权”,即“当传媒的话语权过度发挥时,其话语权就成为一种霸权”。这是因为一定的大众传媒代表着某一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所以该“集团的话语权”构建起传媒的“话语统治权”,这种话语统治权使它有能力扭曲接近整体的传媒空间,并以其覆盖能力,消解其他集团的话语力度。根据大众传播学的“知沟理论”,发达国家—如美国—在全球传播中,凭借其高科技手段,占有大量媒体资源,使新闻流通呈现单边性,并因此出现新的殖民行为—通过新闻话语等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结束语
通过研究中发现,“新闻话语”的研究,提供了认识新闻及新闻传播新的角度。作为语言系统与社会环境交汇点的新闻话语,必须遵守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如普利策新闻奖作品须遵守英文的语法要求,中国新闻奖作品须遵守汉语的语法规则,否则新闻话语根本无法传播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属性。一定社会文化下的新闻话语,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客观的和发展的眼光对待两种形式的新闻话语,才能促进文化上的心理认同,使新闻话语更好地建构一个文化上的自我,发挥其丰富的社会功能。
除语言学、文化学外,新闻话语的研究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学科知识,故已吸引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随着越来越多学科知识的融入,也将不断扩大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并提高其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姚里军《中西新闻写作比较》(第一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3月.
[2]俞香顺《传媒 语言 社会》(第一版)新华出版社.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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