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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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06年3月原告农户赵某在被告钱某经营的生产资料商店购买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化肥，同年6月份，原告赵某在使用化肥后经有关部门鉴定其购买的化肥全部为假肥，被告钱某对假肥的鉴定没有异议，并在诉讼中承认自己所销售化肥是从没有经营化肥资格的孙某处进货，在销售中没有告知原告，故同意为原告退还全部货款。
基本案情：2006年3月原告农户赵某在被告钱某经营的生产资料商店购买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化肥，同年6月份，原告赵某在使用化肥后经有关部门鉴定其购买的化肥全部为假肥，被告钱某对假肥的鉴定没有异议，并在诉讼中承认自己所销售化肥是从没有经营化肥资格的孙某处进货，在销售中没有告知原告，故同意为原告退还全部货款。而原告要求被告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赔偿，即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而被告辩称，自己在进货和销售过程中主观也并不明知该化肥是假化肥，因此不具有欺诈行为，故不同意双倍赔偿。本案在审理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分歧意见：一种意见此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理由是：被告向原告隐瞒了其非正常渠道进货这一重要事实。化肥作为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国家对其经营主体、流通渠道、销售价格等一直是严格监管的。国务院〔1998〕第39号通知规定：除各级农资公司、农技推广站、植保站、及允许农垦、林业、烟草、军队在系统内销售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化肥批发业务。被告作为化肥销售方当然有不向没有化肥批发业务资格的单位和个人进货的义务。而本案被告在明知孙某没有经营化肥资格的情况之下还从其处进货，且在销售中没有告知原告，若在销售中附随告知原告，原告则有可能进行选择其他商店购买，完全可以避免此损失的发生。因此被告在主观上有明显隐瞒和欺诈的故意。
第二种意见是此案不能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其理由是：若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被告必须有欺诈行为，销售者的行为要符合国家工商总局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规定，即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其中第一项规定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对于此条规定的理解应是以主观认知为条件。特别是“以假充真”此句话的本意就是强调主观上必须有故意为条件。而本案被告没有主观故意，因此不能认定被告有欺诈行为。故不能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
[论文关键词]网络欺诈；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救济
一、引言
无论在哪个国家，电子商务消费者都非常容易受到互联网欺诈，因为卖家提供的是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放弃（take it or leave it）”的交易，买家无法跟网络卖家进行讨价还价。为了获得他们所寻求的商品或服务，买家经常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一些令人不快的条件。而且，大多数购买交易值很低。消费者通常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和更多的钱来挽救一个小额的金钱损失。网络欺诈通过各种方式损害消费者利益，包括传统的信用卡盗窃、身份盗窃，还有新的“网络绑架”，即登陆一个网站后，自动将消费者带到另一个网站，通常是一个非法网站，使消费者的网络浏览器不能使用。本文通过讨论美国现行的影响电子商务消费者一般日常购买行为可用的救济措施，发现即使在美国，这些救济措施要想要保护消费者权益也是困难重重。
二、美国网络欺诈现状
从广义上来说，网络欺诈也包括了互联网上的一些“不道德”（wrongdoing）的行为，当然，除了这些不道德的行为，更多的网络欺诈应该指的是不法行为。这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就需要证明一个行为上升到欺诈或欺骗的程度，并且已经有了使欺诈的目的得以实现并造成损失。联邦贸易委员会证明一个成功的网络欺诈行为有三个要素：首先，可能会误导行为；其次，在当时的情况下消费者行为是合理的；最后，有确切事实。这几点要素帮助联邦贸易委员会区分一个行为仅仅是不道德的行为，还是应受法律谴责的不法行为。
虽然各种欺诈行为大多包含以上三个元素，但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欺诈行为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卖家没有发送商品给买家，或者卖家发送假冒商品给买家。在美国，消费者通常在三个地方遇到这种类型的欺诈行为：互联网拍卖网站、电商购物网和电子邮箱。
（一）网上拍卖商品的欺诈
网上拍卖欺诈是美国最经常被报道的报道网络欺诈类型。网上拍卖欺诈有很多形式，但一般分为两种：第一，卖家歪曲的描述物品，这样的话买家就会收到假冒商品或与他订购的完全不同的商品。第二，一些卖家只是要拿到钱，并没有交付产品。这样的在线拍卖欺诈大概占所有互联网欺诈的10%。当商品的买卖发生在没有一点政府监管和调控的地方时，欺诈肯定会产生并且越来越多，特别是因为互联网还是虚拟的匿名制度。
（二）一般买卖商品欺诈
非拍卖的一般商品索赔在欺诈投诉中数量是占最多的。非拍卖的一般商品投诉，像拍卖投诉一样，可能是欺诈行为造成的，也可能仅仅是失误造成的。与拍卖中的欺诈行为不同的是，非拍卖性欺诈可能表现为服务要价过高，或者是交货日期不真实或不切实际。
1.陌生网站。消费者其实是不太会在陌生的网站交易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陌生网站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一对夫妇用信用卡在返利网（CyberRebate.com）购买了价值超过86000美元的商品，却从来没有收到相应的回扣。返利网以高价出售各种电子产品和一般商品，该网站之所以吸引顾客，是因为公司之后会向消费者送出高达100%的回扣。最后，返利网在还有没向消费者支付了之前保证过的回扣之前，就根据破产法提出了破产保护申请。这一案例就是返利诱惑以及消费者购买低价商品时可能碰到的欺诈行为的典型代表。
2.熟悉的网站。之所以消费者会比较相信知名的购物网站，是因为这些知名零售商可能会对涉嫌欺诈感到不安。要确定一个熟悉的网站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检验该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达到欺诈，最明显的是“可能误导”以及“重大事实”。因为零售商一般不愿明确误导或者欺骗顾客，或者大多数行为不会上升到欺骗或诈骗的层面。一个在网上和现实中都有着可观数量的客户群的销售商，需要维护自己的好名声，真的有欺诈意图，通常也是以一种极其微小的，甚至不被察觉的形式。例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了苹果电脑公司，不是因为它出售假冒产品，或者未能发货，而是由于它向顾客收取免费服务的费用。苹果公司曾经宣传了一个叫“苹果保证”的项目，保证在苹果电脑使用期间向所有用户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然而，在1997年10月，苹果公司开始向其用户收取35美元的技术支持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没有对苹果公司采取任何正式的制裁行动，因为苹果公司最后承诺终止为了其“苹果保证”项目向顾客收取费用，并赔偿那些为此项目付钱的顾客。苹果公司的行为是否已构成了欺诈或欺骗无从得知，但无论何时一旦出现欺诈的迹象，至少像苹果这样的大公司能够平定事端，使顾客达到满意。
3.来路不明的电子邮件。由于“垃圾邮件”的诞生，许多顾客每天会从陌生的发件人那里收到大量的邮件。垃圾邮件是指一个出售产品或服务的卖家向不计其数的邮箱地址发出的一封地毯式邮件。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卖家发出了一个群邮件，宣传了一个减价出售的全新的第二代游戏机。一个正在寻找第二代游戏机的14岁男孩收到了这封邮件。这个男孩为能以如此低的价格买到这个游戏系统感到兴奋不已。在他的邮件里，那个男士自称是一个大学生，急需钱来交房租。这个男孩和他妈妈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于是将420美元的购买价格汇给那个男士，男士承诺第二天就能将游戏机送达。然而这个第二代游戏机没有寄达。小男孩的妈妈联系了当地警察，想要追捕这个卖家。但是这几乎不可能，更不可能要回那420.52美元。如果欺诈行为继续在网上肆意横行，而消费者仍没有任何依赖和补救措施，消费者对于互联网的信心将会大大降低。
三、可用的补救措施
网络欺诈受害者个人可采取的补救措施几乎很少。由于网络欺诈受害者数量庞大，而且许多此类交易涉及的金钱数目较小，几乎不存在通过法律机制来要回那部分钱的可能性。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经采取了一些较为成功的救济措施来惩治网络欺诈罪犯。然而，那些已经被欺骗过的消费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投诉给联邦贸易委员会。尽管联邦贸易委员会收到了所有的索赔要求，不过它却从没有给大部分人予回应。在决定是否提出诉讼时，联邦贸易委员会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是否对消费者损害巨大、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一种模式或惯例而不仅仅是一个独立事件、采取法律手段是否可行等等。
至于个人行为，被欺骗的消费者可能会在法庭上对卖家提起诉讼，以传统的法律手段来打击卖家。然而，这一补救措施只能局限于以下情况：首先，知道卖家的联系方式；其次，卖家住在诉讼被提出的那个州或者与那个州有紧密联系的地方，这样那个州的法庭才会有权受理索赔要求；最后，买方可能需要一个律师来起草诉讼，这取决于索赔数额，因为对于小额索赔，也许不需要律师。因此，甚至可能由于管辖权问题，无论是付律师费还是诉讼费，买方提出诉讼都要冒一定风险；买方最终损失的钱可能比刚开始还要多。一种非传统的，解决欺诈索赔的手段是通过在线争端解决（“ODR”）机制，有很多在线争端解决网站可供挑选。人们可以挑选公共的或者私人的，非营利性的或者营利性的项目。而且，一些网站是免费或者低价的，而另一些网站是根据争端价值设定阶梯机制而运行的。eBay使用一种在线调解服务——SquareTrade，作为一种解决争端的机制。SquareTrade提供了一个论坛，双方可以一起解决贸易争端。要开始这个过程，消费者首先要在SquareTrade上进行投诉。然后SquareTrade会专门为这个争端建立一个新的页面，并通过邮件联系被投诉的一方。被投诉的一方，可以通过邮件回复，或者在那个私密页面发送消息选择参与。这种争端的解决叫做“直接协商”，不包含调解员，但是为双方提供了对话的机会。
这些交流可以澄清冲突，解除误会，甚至不用调解员帮助就能解决问题。然而，如果双方仍存在分歧，可能就需要一个调解员，需要花费20美元，调解员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给出一个解决建议。中介只是促进谈判，加快双方的调解，其没有权力作出裁判。调解的定义是一种非约束性争端解决办法，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帮助争执双方达到和解。因此，调解员的任务就是帮助双方想出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调解失败，争执双方可以换一种选择，一种可实施的行为，比如在法庭上提出诉讼。尽管在线争端解决表面上看似很符合消费者需要，但它存在三个重大弊端，大大降低了其作为补救措施的可行性。第一，在线争端解决要求卖方的合作和参与。如果卖方已经消失了，或者不可能追踪到，就像游戏机那个例子一样，在线争端解决机制就不能使用。第二，许多受欺骗的消费者只是遭受了小额金钱损失。因此，要参加在线争端解决所必须支付的费用阻止了许多消费者。相反地，如果这些网站无法保证争端会得到成功解决，消费者便不会轻易为争端解决付钱。第三，在线争端解决目前没有得到政府系统的管理，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一直是热门话题，在线争端解决机制也不例外。传统法庭上的诉讼和最新的在线争端解决机制都没能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万无一失的补救方案。只有创造出新的补救措施或者新的行动，网络欺诈才能得以减少。
录
论文摘要----------------------------------第一页
一、 知情权及其行使--------------------第二页
二、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第三页
三、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完善------------第五页
四、结论----------------------------------第六页
参考文献----------------------------------第七页
论文摘要
当今社会购房中消费者所遇到的问题已成为一大法律焦点。关于买房后所遇到的情况与开发商所提供的保障的不符；买房后所发现房屋质量与开发商所保证的质量上有很大的出入等等一系列买房后所遇到的问题，这些都和消费都在购房中存在的知情权有很大的关系。
本文通过具体的案例和法律理论指出知情权在买卖房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知情权的正确行使，对保护购房消费者的权利起到至关重要的做用。
本文还提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问题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过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以及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完善，以个人观点指出赔偿金制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拥有自己的住宅，是我们的期望，但这几年，关于购买商品房的投诉一直居高不下，甚至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成为“花钱最多，受保护最少”的消费品，有钱也不敢买房。随着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房地产这种特殊的商品在公民生活消费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现实经济生活中房地产消费者的权利被房地产经营者侵害的程度十分严重。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依然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目标，房地产消费者权益又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基本的生存权利，故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但不无遗憾的是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缺少对房地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规范，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房屋是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商品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众说纷纭，应当说这并非该法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大陆法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最初领域恰恰是房地产消费者权益。
房地产经济作为当下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住房制度改革的目的之一便是促进住房的商品化，而居民又是住房消费的主力军，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不能无视住房消费这一市场。下我将结合实例，论证分析商品房消费者的知情权等权利，并就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一、知情权及其行使
知情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知情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要求义务人公开一定的信息的权利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它既属于公法意义上的权利，又属于私法意义上的权利；既包括抽象的权利又包括具体的权利；既包括民主权利、政治权利也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 狭义的知情权，就是公民针对政府工作、针对政府的政务公开的一项权利。司法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必须使知情权成为司法上可诉的权利。 本文所探讨的知情权主要是从私法意义上进行使用的。
实例研析
据以研究的案例一：李某某与某开发建设总公司商品房出售知情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2002年9月9日，原告李某某以某开发建设总公司和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为被告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称，其在被告某开发建设总公司开发的碧海小区购置住房一套，入住不到半年即发现房屋质量出现严重的“次、假、漏、裂”，严重影响人身安全和住者的心理平衡。因原告本人从事建筑业，对房屋质量问题不陌生，故欲先摸清“事故成因”再求对策。原告走访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某开发建设总公司申请查阅该商品房的全部设计文件和施工阶段的原始记录，遭到拒绝，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在最短期限内提交碧海小区16幢B端建筑物的全部设计文件和施工验收的原始记录。
[裁判要旨]某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应按房屋买卖合同中的约定查阅相关资料，有权利知道开发商是否有开发建设资质及所购房屋使用说明书及质量保证书、所购房屋是否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可以进行交易等相关资料，而不能超越消费者应知情的权限，楼房的设计图纸和建设施工的原始记录涉及商业秘密，不属于消费者应知的范围，且这些资料已由建筑质量监督部门存档保管，属于档案资料，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查阅。为此，依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33条、《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7条、第16条、第19条、《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21条等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李某某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以同样判案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评析]上引案例一涉及到原告是否有权查看所购房屋的设计文件和施工验收记录的问题。讼争的焦点是原告所称的消费者知情权应否予以保护，换言之，该知情权是否系商品房购买者所享有的权利。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首次出现知情权概念，该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法》上的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由国家专门法律确认其主体地位和保护其消费权益的个人。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最终消费的主体。 《消法》规定的消费者7项权利应当完全适用于房地产消费者。这7项权利包括：获得真实信息的权利、自由选择的权利、人身健康和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经济利益不受损害的权利、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进行社会监督的权利和受消费教育的权利。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
惩罚性损害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过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消法》第四十九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规定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即“损一赔二”的民事责任，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再一次重申了该项制度。按照该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双倍赔偿。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则是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商品房销售中的欺诈行为能否适用《消法》所规定的加倍赔偿呢？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在认识上极不统一。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认为，商品房买卖不适用《消法》第49条。理由有三：一是《消法》制定时，针对的是普通商品市场存在的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问题，其适用范围不包括商品房。同时制定的《产品质量法》明文规定不包括建筑物，可作参考。二是商品房作为不动产与作为动产的普通商品有差异，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即使出卖人隐瞒了某项真实情况或捏造了某项虚假情况，与普通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不能等量齐观，商品房质量问题通过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可以得到妥善处理。三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动辄数十上百万，如判决双赔，将导致双方利害关系的显失平衡，在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看来很难说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
有观点认为，《消法》对商品做的是“狭义”理解，即“一般商品说”，其法律意义在于：针对一般商品而言，即使采取“双倍赔偿”的惩罚手段对经营者也远远不会造成“伤筋动骨”，这种惩罚性赔偿责任对市场交易秩序的冲击力很小，它的功能在于既能有力地打击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加害方，也能有效地保护相对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从而在“公平”与“秩序”之间找到了合理的平衡点。而商品房则不然，一旦刻意强调按《消法》调整，将会给市场交易秩序带来难以想象的干扰和破坏，造成“公平”与“秩序”之间的严重失衡。
另有观点认为，购房也系商品买卖行为，房屋也作为一种商品成为《消法》第四十九条规范的范围，当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适用双倍赔偿应无问题。 立于《消法》的立法目的、惩罚性赔偿金的立法目的以及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角度而认为，开发商若以欺诈行为提供质量不足的商品房时，应有《消法》第四十九条双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适用。理由是：首先，就消费者权益保护立场而言，消费者于商品房的交易过程中仍属于经济上弱者的地位，且商品房之购买往往又是消费者一身积蓄所得的成果，故对于《消法》中所规定消费者的权利，于商品房的交易中应有所适用，方才符合该法之立法目的；其次，就该法条文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目的而言，若将商品房交易纠纷排除于该条文的适用，而使实行欺诈行为的开发商无庸负担双倍赔偿的民事责任者，将使得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者无法得到合理的补偿与鼓励，且亦无法处罚、吓阻开发商的欺诈行为，而无法导正商品房的交易市场；再者，从法律适用上之解释来说，《消法》中所谓的“商品”系指为人们日常物质生活或文化生活所需且于市场上流通买卖的物品，而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均可包括在内，故若消费者以生活消费之目的而购买商品房者，则该商品房应是本法所称的商品，且本法对于商品房并无明文规定加以排除适用，则商品房应该仍是消费之客体，而有本条文的适用。反对说认为该条适用商品房的交易将产生利益失衡之情形而言，那是否产生高价值的商品或者服务便一律排除该条文的适用，那如何认定商品或者服务系属高价值，又是问题。
实例研析
据以研究的案例二：蔡某某与国泰集团物业发展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要求双倍赔偿案
该案是见诸报端的山东省首例购房者获双倍赔偿案。一审法院于2001年9月18日判决称：被告在售房过程中主观上存有欺诈故意，对原告隐瞒了其不具备房地产开发和中介服务资质证书、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未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情况，诱使原告做出错误意思表示与其订立买房合同。而原告作为消费个体要求经济补偿46 192元并赔偿原告损失146 192元。该案进入二审程序后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未实行加倍赔偿，而是由被告给予原告4万余元的经济补偿。
上引案例二中二审法院未以生效判决的形式正面回答作为消费者的购房者在受到房地产经营者欺诈时能否获得双倍赔偿的问题，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其中涉及到的主要法律争议问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能否适用于商品房交易之中。
惩罚性赔偿在合同关系的适用上，有学者主张这种赔偿应当基于有效的合同作出，而不应当在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以后作出，主要原因在于三点：一是此种惩罚性赔偿是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惩罚性赔偿所要惩罚的是经营者违反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而交付产品或提供服务，换言之，惩罚的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且包括违约行为。无论如何，惩罚性赔偿都不是为了在合同被宣告无效以后，对受害人提供补救。二是合同被确认无效以后，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受欺诈者可以请求获得赔偿的损失应当为其在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与现有状态之间的差价。如果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仍然获得惩罚性损害赔偿，那就意味着双方并没有恢复到原有的状态，因为受害人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相反，如果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则可以认为这一损害赔偿是代替受害人可以获得的、在实践中又难以计算的可得利益损失。尽管消费者可能因欺诈而撤销合同，但当事人也可以要求变更合同或维持原合同的效力。三是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害人基于违约责任将获得各种补救的措施。惩罚性赔偿也是其中的一项措施。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则受害人能够获得补救的措施是极为有限的，尤其是不能要求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总之，消费者请求双倍赔偿，必须是在合同责任存在的情形下提出。合同不存在，也就谈不上合同责任的适用；惩罚性赔偿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合同若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当事人反而失去了双倍赔偿的请求依据。
我认为，合同因欺诈、无行为能力、内容违法等原因而无效或被撤销，0利益的损害赔偿虽欠缺合法的根据，但可以缔约过失规则而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信赖利益赔偿来保护信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因为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合同外的责任，即以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外责任救济合同外的信赖损害，而非合同内的违约责任。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几乎成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同一语或代名词。缔约过失规则是以令当事人承担契约之外责任的方式扩张契约法上的责任，改变了传统法“有契约，便有责任，无契约，便无”责任的思维定律。 据此，信赖合同有效的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缔约过失规则和法律的规定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以填补自己的信赖利益损失，并能发挥惩罚性赔偿原则对违背诚信义务的非善意交易当事人的制裁和遏制作用。
关于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见诸媒体的全国首例终审生效的商品房消费者双倍赔偿案发生在河南省鹤壁市，该判决系由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5月29日做出。 《中国房地产导报》则报道了据称是深圳首例商品房合同纠纷双倍赔偿案，也是最高法院法释[2003]7号颁布后的全国房地产纠纷双倍赔偿第一例的银先生与深圳某花园商品房一房两卖索赔案。作为二审的深圳中院认为，开发商故意隐瞒涉案房产“2栋32 B”已售给他人的事实，采用欺诈手段与银先生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依法属于可撤销合同。最终判决撤销双方当事人于1998年11月签订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判决开发商双倍退还购房款及全额退还购房款利息、办证费、入伙费、鉴证费、入伙费等合计63万多元。 在法规层面，有些地方法规已明确了商品房经营者的欺诈行为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例如：《福建省房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五条的规定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既有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司法实务上的先例，又有法规层面的支持，应是毋庸置疑的。而法律向房地产消费者保护倾斜的程度根本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商品化程度。在我国当前住房改革制度还极不完善的情况下，法释[2003]7号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既注意到依法维护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又考虑到商品房开发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
三、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完善
《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直接目的一是使受害消费者获得合理补偿；二是从为社会公共利益着眼，制裁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以减少欺诈。 因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目的能否达成，除了涉及到该制度的构成要件是否完善外，最为重要的是其赔偿金的数额问题。而《消法》第四十九条以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的费用作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基础，便与消费者实际所受损失无关，而有违民事赔偿责任之补偿性原则，且该法规定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亦将使得经营者容易计算出其经营上欺诈行为的支出成本，无庸考虑其欺诈行为将造成消费者多少的实际损失，即轻易做出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而无法达到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惩罚与吓阻的作用。就中国民间市集惯行的交易习惯中所谓的“假一赔二”、“缺一赔十” 等作法之计算方法与赔偿范围乃是由卖者赔偿买者实际损失的二倍或十倍。另外，参酌美国等国家的立法例，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赔偿范围计算方法亦是以实际损害额为计算的基础，而非以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的费用为计算之基础。因此，应将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修法为“消费者实际所受损失”为计算的基础。这样方能将商品房等价值性较高的商品交易纳入该条文规定的调整范围，而使商品房经营者亦承担欺诈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之民事责任，这样，既可以使经营者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又可避免法律适用导致的当事人双方利益失衡，以解决现行司法实务上所发生的争议。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赞同戴志杰先生的观点和理由，《消法》应立足于消费者权益之保护，其所规定的消费者的权利，亦应当于商品房的交易中有所适用。但现行立法的不尽人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需要我国今后的立法中予以重视并解决的。在修法前的司法实践中，“对立法冲突，法官应当寻找最佳适用法律规范来公正裁判案件。面对立法冲突，法官的任务在于善于理解和发现立法的精神和原则，通过创造性的、合理的解释衡平相互冲突的利益。法官绝不是机械地运用法律的法匠，而应该创造性适用法律规范。”
参考文献
参见《消费者保护法通论》；
参见《中国的消费者政策和消费者立法》；
参见《宪法视野中的公民知情权》；
参见《消法》第三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理解与适用》（修订本）；
参见《论房地产消费者权益保护》；
参见《房地产纠纷案件的成因与对策》；
参见《惩罚性赔偿研究》；
参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解释与适用》；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评价
1994年起开始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开我国民事法律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该法第十四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该条文对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一方面要求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另一方面则需要由当事人进行主张，此外，也就是赔偿数额的限制，即双倍赔偿。《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应当保持与《民通意见》保持一致。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以欺诈行为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倘若消费者事后将合同撤销，合同撤销后，应当由经营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至于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一方是否还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关系到责任竞合的问题。关键是看消费者主张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构成竞合。而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来看，其本身是作为合同责任加以规定的。因为侵权要以存在损害结果为要件，但是从该法第四十九条的表述来看，未作此种规定。因而，笔者认为，从责任构成与责任承担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身是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的，其与民法的基本理论相背离。
2《食品安全法》中是否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学者对该条的解释，侧重于将其视为惩罚性赔偿。然而，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
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主要包括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而惩罚性赔偿则是损害赔偿的特殊表现形式。至于这种表现形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笔者将在后文进行分析。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去甚远，理由如下：
（1）惩罚性赔偿是民法中的一项责任承担的制度，而《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责任。
（2）惩罚性赔偿所涉及的双方当事人均为民事主体，而《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一方当事人为行政主体。
（3）惩罚性赔偿是针对民事法律关系所设立的一项制度，而从《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来看，其所针对的是行政法律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而是一种行政制裁，之所以有学者视其为惩罚性赔偿，实际上出于对该条文的误读。
3《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评价
刚刚颁布亟待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对惩罚性赔偿做出原则性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从该条文的表述上看，其构成要件明确，主体为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主观存在恶意，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并且要造成严重损害的后果，主张权利的一方为被侵权人。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风险，信用卡欺诈，立法完善
一、信用卡行为规范的必要性
信用卡不仅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成为了主要的支付手段之一，并且也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功能不断扩展，实现提现、贷款、资金运转等功能。随着信用卡业务的长足发展和信用卡业务的不断增长，信用卡业务中的风险频率也随之增长，对发卡行、特约商户、持卡人之间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风险中的问题也日渐严重。笔者在官方网上见到一个民意调查，对消费者用信用并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信用卡市场进调查，显示市场混乱，无规矩占76．82％；比较有秩序，管理规范占14．98％：无所谓，几乎不用占8．2％。这一显示消息表明，信用卡市场在现在经济市场中拥有广阔的前景，但又存在着巨大的不足，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完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信用卡欺诈的行为特点的法律性质分析
英国学者SalyoAoJoens认为，信用卡是一个信贷协议，它需要对购买进行支付，即使用者对发行者负有偿还交易时用卡所支付的费用的义务。”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银行业务共同开发的金融产品，具有支付和信贷功能，是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是消费信贷的一种形式。”从法律角度看，信用是发卡机十勾持卡人就是用信用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的凭证。在信用卡的使用下，持卡人与发卡机构构建的是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这个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主体是持卡人和发卡机构，客体是发卡机构及相关组织提供给持卡人的相关服务，内容是发卡机构和持卡人的权利义务。这一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特殊性体现在双方的债务债权关系不确定，因为信用是先消费后支付的支付手段，是对预期的权利义务进行规定，所以体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信用卡下发卡机构和持人的权利义务的实现还涉及到特约商户，特约商户作为信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持人和发卡机构的权利义务，需要特约商户履行其相关义务才能实现。
发卡机构与特约商户之间的合同关系是‘种消费款项的结算关系。存信用卡关系中，特约商户实际上是银行的人，它代表银行接受银行认可的信用卡。在跨行交易的结算中，即使特约商户是与收单行签订特约协议，但由于它是代表发卡机构接受信用卡，特约商户这时是发卡行的人，而不是收单行的人。信用卡交易是以发卡行的信用介入特约商户和持卡人之间因购物或消费而产生债务债权关系，以信用卡为支付工具和信用工具。在信用卡交易中，发卡机构承诺收到符合规定是用信用卡的签单即付款与特约商户，独立于作为其基础的持卡人与特约商户的消费关系之外，也不受持卡人与发卡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的制约。从实务上来讲，发机构除了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结算及其他相关服务外，还以其巨大的信用为特约商户提供付款担保，为持人提供资金融通。从法律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发卡机构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相关服务之外，还与特约商户形成一种独立担保关系，在持卡人信用账，无足够余额支付所购商品时，持卡人可以使用发行所给予的信用额度透支消费完成购物行为，其实质是发行垫付资金完成对特约商户的付款。所以，信用卡在发卡行与特约商户之间形成的是持人住用信用支付下有发行提供付款担保的一种独立担保关系。
持卡与特约商户的关系是一般的商品买卖和服务的法律关系，虽然采取的是信用卡这一方式进行支付和结算并介入了发卡行水完成整个消费行为，但是实务上和技术上百异于其他支付方式，但买卖或提供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却不实务的同而变化。
信用卡欺诈是指不法持卡人通过欺骗手段领取或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行为。诈骗按照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商家诈骗、持卡人诈骗和第三方诈骗。商家欺诈来源于合法商家的不法雇员与欺诈者勾结的法商家。在实务中，商家雇员有机会接触到持卡人的卡信息，这就有可能为使不法雇员保留或复制信用信息，通过信息的保留而进行欺诈。持卡人欺诈主要是不道德的真实持卡人所进行的欺诈，通常是持卡人充分利用信用卡的责任条款，在收到货物后提出异议或言没收到货物，欺诈商家和发卡机构。第三方欺诈主要是不法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伪造和骗取信用卡并进行交易。行为人通过伪造相关信息来欺诈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这种情况下，一旦发卡行发行后，引起的法律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在法律效力上其归于无效，但在欺诈行为没有被发现之前，无疑是扰乱信用卡市场秩序，侵犯了发卡机构的利益。行为人利用他人的身份进行欺诈，骗取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进行使用的情形相对于利用虚假身份进行欺诈的情形更为复杂。根据当事人是否知情，可将这类行为分为当事人完全不知情情况下的欺诈和当事人知情的欺诈行为。由于当事人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身份被行为人利用，其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应与行为人虚构身份，伪造申请资料骗领信用卡的情形相同，对当事人不具法律效力，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知情情况下的信用卡欺诈行为，目前比较典型的是中介公司进行欺诈申领信用卡，即所谓的”套现”。中介公司一般打着”小额申请”、”快速融资”、”贷款绿色通道”的幌子来诱骗申请人。中介公司一般会告诉申请人，他们可向各家银行同时申请信用卡，这样申请信用卡的数量可达十几张。每张信用卡可的信用额度可达2万到5万元，总额度就可答三四十万元。然后，中介公司通过提供最全套的手续去”骗领”银行的信用卡金卡。最后，中介公司通过POS机为申请人大量提现。当十几张信用卡从银行里办理出来，中介公司都要向当事人索要10％到50％的手续费，如果当事人希望直接收到现金，中介公司也可以利用自己公司的POS机为当事人刷卡，使银行资金转入公司账户提出来。但我国目前还无专门针对这种犯罪形式的法律规定措施，所以只能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规制。
三、信用卡欺诈现有的法律规范
信用卡使用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对信用进行了原则规定。《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民法迪则》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是平等的，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信用卡法律关系中最为摹砌的就是发卡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三者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发机构始终面临着申领人伪造资料骗取发卡机构信任的问题，非法持有人的诈骗问题，合法持有人恶意透支的问题以及特约商户未尽职责的问题；持人则面临着信用卡和身份证被盗窃、遗失的问题。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对使用伪造、作废、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及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金融法律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是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两部重要法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业务中的主体，发卡机构、银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在业务规定、业务管理、信用卡申领与销户、转账结算、存取现金、法律责任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他包括《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办理利用信忙许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各商业银行关于信用的章程、特约商户协议节、特约商户操作程序、信用卡业务会计核算于续、信用卡保险单等都有针对信用卡使用有关的约定与规范。
我国目前关于信用卡的立法相对于实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其对各个部门法对信用卡的规制来看也有定的不足和弊端。目前我国调整信用的规范主要是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他规定散见于其他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作的少量司法解释。信用卡法律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强，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主要是由各商业银行自己制定的信用卡章程。这些章程在信用卡交易实践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在性质上是一种格式合同，法律效力没有足够的法律条文来支持。其次，表现为缺少调整信用卡法律关系的专门性法律，我国目前在调整信用卡方面的法律最为权威且最具操作性的规章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但该《办法》也并非针对信用卡专门而立，而是将各类银行卡业务纳入同一办法进行了规范。其具体内容对己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信用卡法律纠纷没有做出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信用的法律规制仍然存在严重缺失。另外，其对银行制定信用卡章程的格式条款不加任何限制，亦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四、完善信用卡欺诈防范的法律规制
首先，要加强和完善信用卡的立法，加强信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法律规制，从内容上基本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信用}产业的性质、产业的组织形式及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二是发机构、特约商户、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三是信用卡网络安全保密及监督制约程序；四是发卡行、使用的法定程序和市场行为准则：五是信用卡授权、交易、清算和支付等重要环节的规范；六是各种信用仁欺诈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从法伴内容上对信用卡的规制加以完善，制定专门的《信用卡法》，让各个环节能明确的在法律的指导下运行，让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能有明确的法件规定作支撑。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惩罚 阻遏 双倍赔偿 消费者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概述
惩罚性赔偿制度始于英美法，被我国法和台湾地区法律借鉴。由于该项制度发端于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英美法系，在英美法系的语境下，惩罚性赔偿并没有清楚明晰的统一定义。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我国学者韩世远把惩罚性赔偿的定义为“依据法律的规定，由不法行为 人向受害者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它是以“赔偿”的名义进行的一种惩罚。 ”通过以上表达方式和定义我们可以看出，都无外乎强调惩罚性赔偿惩罚性和阻遏性职能，且兼具有补偿性的功能。下面我们就继续对惩罚性赔偿的这俩个特性展开论述:
（一）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惩罚和阻遏
惩罚性赔偿的这两项功能也是区分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的关键所在。一般在补偿性赔偿中，被害人只能依其实际所遭受的损害进行求偿。然而不法行为人恶意伤害他人，或具有可非难性的重大过失伤害他人，对他人福祉造成重大伤害，且于社会以不好之示范，姑且仅处罚其填补他人损失尤为不够，不能起到法律的教育作用。
同时，惩罚的目的并不单纯在于惩罚本身，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遏制类似行为的发生。惩罚性赔偿的阻遏功能运用了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它将人们的行为预设为理性经济人，懂得根据各种社会参量在权衡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做出理性的选择，以达到阻碍的目的。
（二）惩罚性赔偿的补偿功能
惩罚性赔偿的补偿并不同于补偿性赔偿的补偿功能。补偿性赔偿的补偿功能更多体现在对于因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而进行的填补，力图使其恢复到收到侵害前的状态。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精神损害方面。精神损害赔偿素以难于金钱进行计算著称，无法制定统一标准，只能参考各种系数，因此补偿性损害赔偿无法满足要求，因此这时就需惩罚性赔偿发挥作用。第二，侵权行为对人身造成伤害，可是许多情况下人身伤害的损失又是难以证明，因此采用补偿性损害无法对损害进行充分的补救。第三，受害人提讼以后支付的各种费用，特别是与诉讼有关的费用，只有通过惩罚性赔偿予以支付 。
二、惩罚性赔偿的比较法考察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上的特殊产物，但是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也略有不同。
在英国法中，英国惩罚性赔偿仅适用于三类案件，第一类是涉及法定授权机关；第二类涉及政府机关实施“压制的、专横的和违宪的行为”之情形；第三类涉及被告在价还行我之前就计算过利润超过其所支出的补充性赔偿之情形。近年来英国法有所变化，侵权法中长期以来认可的惩罚性赔偿金也扩大用于违约的某些情况。
美国法是当今惩罚性赔偿制度中最为完善，影响最深远的国家。在美国，早起的惩罚性赔偿主要集中于故意和不道德的侮辱行为。继受英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后，该制度在美国得到充分的发展。至19世纪中叶，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成为了美国侵权法的中叶组成部分。进入20世纪，惩罚性赔偿在每个得到广泛应用，在很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惩罚性赔偿的界限，被适用于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劳工法及家庭法，同时赔偿的数额也直线上升。
三、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的解释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可以看出，消费者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须有俩个要件：须是消费者合同；须有欺诈行为。
（一）消费者合同
对消费者合同的界定关键在于双方当事人，一方须为消费者，另一方须为经营者。关于消费者的界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有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由此文义。界定消费者并不困难。但从实践上看，近年出现了知假买假者，其是否属于消费者引起了很大争议。
据此形成了俩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知假买假不能够获得双倍赔偿，根据消费者的文义解释，很难把知假买假者定性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显然他们是为了牟取双倍赔偿的利益而为之。而且从社会实效上来看，如果允许知假买假的获得双倍赔偿，很容易出现专门从事打假的个人和公司，依靠双倍赔偿牟利，成为制度的寄生虫。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支持知假买假，获得双倍赔偿。首先消费者的动机不在49条考虑范围之内，故不能因为其动机而把知假买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其次，把打假当做公力行为由政府单独完成有失偏颇。目前来看，介于多方面原因，政府尚不能有效遏制假货的横行，那么知假打假的存在尚尤其意义。
笔者认为，应该界定知假买假者为消费者，获得双倍赔偿。否则，经营者往往会提出消费者明知商品是假货，为获双倍赔偿而故意购买。这样会使双倍赔偿制度的作用大打折扣，也使惩罚性赔偿的遏制功能无法发挥作用。
（二）存在欺诈行为
关于欺诈行为的语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做特别的界定，自应与《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中的欺诈概念做相同解释。
同时是否要求消费者就欺诈行为而遭受损失呢？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用语来看，的确提到了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据此有学者肯定须以收到损失为要件。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消费者在主张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时，须证明自由因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遭受损失。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消费者没有受到损失，是否可以免责？果如此，那么于该条规定的规定目的不符。惩罚性赔偿目的不在于填补损失，而在于惩罚不法行为。由这一观点出发，可看出不必要要求消费者遭受损失的要件，对于《消法》49条出现的“损失”概念，可以理解为是法律上已有的“损失”存在，纵然实际损失为零，仍然不妨消费者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1]余艺:“惩罚性赔偿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论文，第4页.
[关键词] 商业欺诈 机会主义 制度经济学 法律惩戒
商业欺诈，即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关于商业欺诈，人们已从多个角度进行过界定，有人认为是一种道德失范行为，有人认为是市场经济逐利行为的必然产物，有人则更强调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商业欺诈可以被界定为商家的机会主义行为。按照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的定义，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人们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非真实的威胁和承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一般是用虚假的或空洞的，非真实威胁或承诺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如虚假广告、专利剽窃、偷税漏税、违约现象、偷懒行为等。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商业行为。商业欺诈行为的泛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普遍性的道德沦丧,更不能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必然，而是现有的制度存在缺陷,导致商人发现选择商业欺诈的行为有利可图,一旦这种损人利己的商业欺诈行为得不到现有制度的惩罚或惩罚不够,就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引发更多的商人不讲诚信,从而使道德进一步滑坡。
一、买卖双方的博弈分析
在现实经济中，买卖双方的人数是有限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参与人之间的行为会互相影响。因此理性的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必会考虑双方的反应。
1.非重复博弈模型的均衡
为了理解商业欺诈发生的条件，让我们构造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我们以产品销售为例，来说明企业与消费者的博弈关系。假定两个参与人，一是企业，一是消费者，两者都是理性经济人，且都知道对方可能采取的策略，以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消费者有两种战略选择，即要么信任企业购买企业产品，要么不信任企业不购买企业产品。企业也有两种战略选择，一是诚实，另一是欺骗。如果消费者不信任企业，交易不能进行，博弈结束，双方收入都为0个单位，如果消费者信任企业，企业有两种选择，企业如果选择诚实，则两者的收益都是5个单位，如果企业选择欺骗，则企业的收益是10个单位，而消费者的收入将损失5个单位。双方的非重复性博弈如图，图中前一个数字表示消费者的收益，后一个数字表示企业的收入。
图 买卖双方的非重复性博弈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给定双方合作可以带来10个单位的剩余，合作比不合作好。但由于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消费者不信任企业，合作不会出现。信用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囚犯困境”式的结局:如果大家都信守承诺、诚实行为，结果固然最佳;如果一方“守诺”而另一方背信，背信的一方能得到比双方都守信时还要高的收益，守信者一定损失惨重。结果，当双方遵守承诺时，守信固然有益，而背信则是获取暴利；而当对方不守约定时，守信就损失惨重，背信则可避免损失。这样一来，无论对方守信与否，自己背信都是最佳选择。结果双方都选择失信。但是，如果不守诚信，交易就无法展开，因此结果一定劣于都守信的状况，此即“囚犯困境”。
2.重复博弈模型的均衡
经济学家认为信任是在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在某种制度下，若博弈会重复进行，则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在每一次博弈结束前，双方都预期有可能性有下一次交易的机会，并且每次博弈的结构相同。考虑消费者的如下“触发战略”:(1)消费者首先选择信任;(2)如果企业选择诚实，消费在下一阶段博弈中选择信任;(3)如果在某个阶段的博弈中企业选择欺骗，那消费者将永远选择不信任。
给定消费者的如上战略，企业应该如何行为呢?如果企业选择欺骗，他得到本期收入10个单位，以后每期的收入为0，所以总期望收入为10单位。如果企业选择不欺骗，他得到本期收入5个单位。如果企业考虑到今后还可能发生交易，不欺骗就是企业的最优选择。这就是重复博弈创造的信誉机制――当事人为了合作的长远利益，愿意抵挡欺骗带来的一次性眼前好处的诱惑。
3.法律惩罚机制下的改进模型
前面的模型中我们没有考虑法律等外界惩罚机制，假定法制是独立于博弈之外。现在我们把法制也引入博弈，在一个更大的博弈框架里考虑法律。
我们假设企业的欺骗行为被发现并被惩罚的概率为q，被处罚后的受益为-5。在存在法律监督的情况下，由于企业的欺骗行为并不总能被发现，企业的行为选择仍然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它会依据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来选择自己的行动。
企业选择诚实的正常收益为5;如果选择欺骗，那么预期收益为:-5q +10（l-q)。当q≥l/3时，-5q+10（l-q)≤5，即此时欺骗的收益小于诚实的收益，企业会选择诚实守信。这说明，如果法律越有效，企业失信的行为越不可能发生。同时，如果企业的欺骗行为被发现后处罚的越多，如以上模型中，罚后收益为-10，则当q≥l/4时，-10q+10（l-q)≥5，也就说明，虽然对q值的要求降低，但是如果惩罚力度越大，失信行为也就越不可能发生。
因此，在有效法律的监督下，失信行为被发现并处罚的概率和失信的成本是决定企业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
二、商业欺诈的制度原因
1.信息保障制度供给不足
通过以上博弈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商家追求短期利益目标(一次博弈)的支配下，商业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如果此时也没有法律制度监管机制，信用机制起不到作用。当商家在追求长远利益时(重复博弈)，信用机制将自动发挥其功效，即使没有外在的监督，商业欺诈行为发生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现实生活中，无限连续的博弈是不可能的，而信息的共享可以激励商家在有限次的博弈中按照无限连续博弈的规则进行决策。每个人一生中都只能交易有限次，但如果交易对象之间实现了信息共享机制，这就等价于一个商家在和同一个人交易。因为，当一个商家和A交易时，无论是守信的良好记录，还是背信的劣迹，都会被下一个对象B所获知，B会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此时和B进行交易类似于再次和A交易。由于我国当前缺乏个人信用记录，也缺乏其传递机制，导致了整个社会信息传递的阻塞，增强了欺骗的动机。
2.产权制度供给不足
商业诚信本身具有内生性，它内生于市场经济中人们为减少交易费用而重复博弈后的自利行为，其基础是有效的产权制度。有效的产权制度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稳定预期和博弈规则。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毁坏了信誉的产权基础，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完善的产权制度是维系和支撑诚信最基本的制度基础。
当前，尽管国有产权在概念上可以是明确的，但在事实上，产权主体在事实上被悬空了，这样一种缺乏真正意义上法人代表的制度，使得国有企业不可能有一套健全合理的制衡机制和激励机制；产权主体的悬空往往出现人权利和义务不相对称的问题，这一制度安排助长了寻租现象的出现。因此国有企业的领导不会重视企业的生命，也没有追求企业长远发展的动机。大量私营、民营企业也不讲商业诚信，这是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产权没有得到可靠的保障。人的行为是由预期支配的，一个人即使有了法律上的所有权，但如果他预期这种所有权随时可能被剥夺，他就不会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行动。由于国家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力，使得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安全感，没有稳定的预期，自然只会尽力追求短期的暴利，而不可能为建立信誉进行长期投资。
3.法律保障制度供给不足
外界惩罚机制不会改变博弈本身的原则，却可以通过改变当事人的效用预期，即通过商业欺诈行为的惩戒增大商业欺诈的成本，从而改变最终的均衡结果。有了法律的惩罚机制后，人们会更倾向于守信。正如波斯纳在对犯罪行为进行经济分析时所言：“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
当前，我国存在作有关遏制商业欺诈行为的法律不健全、执法不严、惩罚的强度不够等诸多问题，不能从根本上遏止住那些精于计算的不法商家的贪利欲望，因为他们坚信从违法当中所得到的利益要比受到惩罚所招致的损失要划算。这些法律体制的自身原因也是商业欺诈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遏制商业欺诈行为的对策
1.健全征信制度：实现信息共享
在行为主体追求短期利益目标(一次博弈)的支配下，失信行为时有发生，当行为主体在追求长远利益时(重复博弈)，信用机制将自动发挥其功效，即使没有外在的监督，失信发生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因此，建立健全征信制度，实现信息共享，对遏制商业欺诈意义重大。所谓征信，简单地说就是对他人的资信状况进行系统调查和评估。目前，我国征信业还非常落后，无论是民间机构的规模，还是整个社会的征信制度建设，都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因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总结我国各地征信业发展的实践经验，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征信制度模式，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实现信息共享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失信行为，并且使人们在有限次的交易中按照无限次博弈的原则采取守信合作的行为。
2.明确产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有效产权制度是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和有力保护，产权可以自主转让的产权制度。
为什么产权关系越明晰就越有可能激励人们的守信行为呢?原因是产权的边界越是明确，交易的界区就越清晰，交易主体的收益预期越是明确，交易者发现采取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要大于收益，其选择诚信行为不仅对合作方有利，而且对己也有利。当前，财产权制度重构的核心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应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国有资本的进退并不只是从企业规模的大小来确定，而是主要从企业所处行业的性质来区分。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国家应实施有效控制；对于竞争性中小型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应逐步退出。对于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应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以产权主体多元化实现产权关系明晰化，建立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
3.加强外界惩罚机制
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市场秩序，实施商业欺诈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进行严厉打击和惩罚是健全诚信体系的首要措施。只有让欺诈者懂得不讲信用实施商业欺诈是要付出代价的，才能真正避免守信者吃亏和违诺者占便宜事件的一再发生。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假一赔二规定就是对不法商家的有力惩罚。
四、结语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商业行为。商业欺诈行为的泛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普遍性的道德沦丧,更不能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必然，而是现有市场经济存在的信息保障制度供给不足、产权制度供给不足、法律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等制度缺陷,导致商家发现选择商业欺诈的行为有利可图,一旦这种损人利己的商业欺诈行为得不到现有制度的惩罚或惩罚不够,就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引发更多的商人不讲诚信,从而使道德进一步滑坡。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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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二联书店,1993；
[5]陈运雄:企业征信法律规制论[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7
[6]张立:信用缺失的经济学分析，暨南大学2006年5月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关键词 网上交易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网络退货 信用机制 法律保护
近年来,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网上购物日益流行,在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因网上购物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商家通过网络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猖獗。研究网上购物的特殊性,并在分析研究世界各国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我国消费者网络交易中的权益保护。
一、消费者网上交易中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主要表现
(一)知情权受侵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与传统购物相比,在网络消费中消费者只能通过商家的图片、说明等了解所要购买的商品,而不能接触到实物,消费者只能通过商家的说明和图片做出是否买的决定,很难就此判断展示商品的质量优劣和规格是否合适,这对消费者的知情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由于网络的隐蔽性等特点,有的商家利用知名企业的产品做诱饵,诱骗消费者购买其质量低劣的假冒伪劣产品,或者用知名企业的网站对消费者进行欺诈。
(二)隐私权受侵害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的消费网站都要求消费者进行网上购物时,必须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比如:通讯方式、联系电话、银行卡号等资料。否则无法完成交易,但是在网络空间里这些资料就存在着被泄露的危险,经营者往往未经消费者同意就利用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进行商业活动。
(三)网上恶意欺诈盛行正是网络消费的虚拟性,使商家的欺诈在网上更是肆意横行,往往更容易得手。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容易遗漏商家标注在图片上的一些细小文字,如“本商品不参加本店的优惠活动”“特价商品一律不予退换”等。
(四)损害赔偿请求权难以实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在传统消费模式中,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时可以直接找到经营者请求赔偿,这是消费者权利受到损害后的一种物质救济。但是在网络交易中,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后,要获得赔偿却困难重重。网络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难以得到实现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管辖确定难,诉讼成本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在网络消费中,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都难以确认,而且被告住所地往往离消费者很远,消费者如果到被告住所地法院,则诉讼成本未免过高,甚至违背了消费者维权的初衷。
2.消费者调查取证难。网络购物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程序简单,但是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维权调查取证会非常困难。首先,交易中体现出来的证据多是一些电子记录,例如QQ或旺旺聊天记录,消费者往往很少会注意保存这些信息。其次,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经营者实施侵权行为后,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往往难以找到现实中的经营者,侵权证据难以掌握,使消费者的求偿权难以实现。
二、国外与其他地区法律对网络消费者的保护
(一)美国美国在保护网络消费者方面制定了很多的规则和制度:
1.合同的规则和范式以电子手段的形式确定和认可。合同履行的标准、电子书写文件、原始文件都必须按规定的条件和规则制定,并且鼓励政府各部门、厂商、卖方以标准的合同进行交易。通过对合同的规范,可以从很大程度上避免网络商家单方面制定的格式合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电子签名的可接受程度应该由法律法规进行规制,并且使制定的规则可以同时适用于国内和国外,另外,还应当允许电子签名和其他身份认证得到规则的认可。
3.建立电子注册处。经营者要在互联网上开设商店,必须先通过电子注册,其在电子注册处所填的信息同经营者开设实体商店时提交工商登记机关的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注册的信息必须真实,且可供消费者查询。
4.其他高效专业的国际商业交易纠纷解决机制也应当采纳,计算机证据作为网络交易中的关键证据,应当得到法庭和仲裁庭的认可。目前,在我国,消费者要提交网络交易过程中的电子证据非常困难。电子记录,例如QQ或旺旺聊天记录常被消费者删除,还有的消费者在进行网络交易时并不经常与商家交谈询问,无谈话记录,或者有谈话记录但不注意保存,仅凭消费者的计算机技术很难再恢复已删除的电子记录。此时,消费者在提供证据时显然处于劣势地位。
(二)欧盟“远距离规则”是欧盟在保护网络购物者方面的经典法宝,该规则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在远距离销售中必须为消费者提供清晰的确定的信息,这些信息应当使消费者了解解除合同的条件、程序,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归还原物给供应商,如何得到退换货费用等。在例外情形下,如果属于消费者自身的原因或商品本身的特性二无法解除合同,则消费者一般不能申请退货或解除合同,从合同缔结之日起7日内(被称为codingoffperiod,即“冷却期”),无条件解除合同是消费者的权利,如果供应商没有做到以上规定,则消费者可获得3个月的冷却期。由此可见,欧盟的远距离规则赋予消费者在经营者未尽其必须的注意义务时有无条件解除合同的权利。这一规定可以有效的督促经营者履行其告知义务,维护网络消费者的知情权。
(三)日本日本《消费者保护法》对经营者缔约前的公示义务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该法第3条规定:经营者在交易前必须明确提供姓名、企业名称、商品或服务的种类,在消费者申请购买所推销的商品时,经营者必须交付有关书面文件。消费者在两种情况下不能解除合同:(1)消费者在接到相关书面告知信息后8 日内没有行使权利的。(2)特定商品的全部或一部分在使用或消费时其价值有显着减少的,以及消费者已使用或消费了政令规定一经使用或消费则不得解除合同的商品。在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供应商必须返还消费者支付的款项并有权扣除因返还原物所导致的直接费用。也就是说,消费者只承担因返还商品而产生的直接费用,其他一切费用由经营者承担。
三、对我国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建议
目前,我国虽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这些法律在制定时着重考虑的是保护实体交易的消费者。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之间有联系,但更存在区别,在保护网络消费者时更应当注意到他们之间有些地方难以共通,保护网络消费者比保护普通消费者需要技术性更强的法律。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在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规少之甚少,仅《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少量法律法规对保护网络消费者的权益进行了规定,保护的范围和程度都难以适应当前网络交易的需要。通过分析网络交易的特点、借鉴国外的经验制度,对我国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网上交易的监督和管理完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的重点是要规制网络售货方,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对网络商店设立的监督管理。对网络商店设立的审查应当甚至比对实体商店设立的审查要更加严格。从立法上强化开设网络商店的审核和监管,从源头上确保网络消费者的购物安全。(1)商家的资格认证及其准入规则应当由法规明确规定。网络商店应当具备安全保障系统、付款机制、便捷的物流服务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2)构建和完善网络商店的监管体制和赔付责任制度。要确保消费者与具有真实、合法身份的网络商店进行网上购物交易,必须建立对网络商店身份认证的监管机构。
2.完善对网络售货方的法律规范,加强电子商务立法。(1)严格禁止网络商家变相要求消费者同意其订立的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排除其主要责任的格式合同。(2)禁止商家各种形式的欺诈和虚假广告,加大对网络售货方信息披露的要求,网络售货方对商品的说明应当详细具体,所展示的图片应当真实完整。(3)加强对网络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应立法禁止网络商家滥用、泄露网络消费者的私人信息,不得将消费者的私人资料作其他商业用途。
(二)建立与完善信用机制法律的执行成本较高,而且法律规制是事后解决问题,相反信用体系却往往能达到事前预防的效果,所以,在电子商务中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极其重要。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要建立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覆盖全社会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可以查询到全国任何企业、任何个人的信用记录。
(三)建立与完善网上交易争议解决机制1.建立官方网上投诉平台。在线投诉网站应当拥有各地的便民服务中心,当消费者在网站投诉时,被投诉电子商务经营者所在地的服务中心就会收到投诉资料,服务中心可以得到消费者的授权代表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解决纠纷。此种纠纷解决方式使消费者不必再费力查找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所在地,而只需要在网站上进行投诉即可。
据意大利都灵检查人员称，包括卡拉佩利（Carapelli）在内的7个橄榄油知名品牌涉嫌商业欺诈，以普通橄榄油冒充特级初榨橄榄油，正在接受意大利当局调查。
记者查询发现，国内电商平台仍有多款涉事品牌“特级初榨橄榄油”在售，且标注和规格相同的同款产品价格相差悬殊。业内人士透露，根据进口成本推算，售价“低得出奇”的高端橄榄油中恐不乏“掺假”产品。
橄榄油行业屡现“掺假”，对于“检测技术为监管的主要障碍”的说法，研究人员给予否认。专家建议，针对掺假的“欺诈”行为及橄榄油市场乱象应加强监管，确保消费者利益。
意大利橄榄油再现以次充好
据外媒报道，意大利都灵检察官近期对包括卡拉佩利、Primadonna在内的7个意大利橄榄油品牌样本分析发现，其产品并不符合欧盟对于特级初榨橄榄油的“商标准则”。这意味着接近半数的意大利橄榄油品牌涉嫌以次充好、商业欺诈。
在回应记者采访时，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健康与食品安全相关事务新闻发言人昂立科・布里韦欧表示，此次披露的意大利橄榄油事件问题不是“掺假”，而是“错贴标签”。意大利消费者协会主席则认为，这一欺骗行为造成的损害巨大，不仅对于消费者，对于整个意大利制造产品的形象都影响巨大。这是“可耻的商业行为”，需要官方采取及时的行动。
因气候和虫害问题，去年意大利橄榄产量较低，橄榄油产量随之减少三分之一，价格猛涨。大牌特级初榨橄榄油每升售价8.5欧元（58元人民币），而普通橄榄油一升售价不到5欧元（34元人民币）。如用普通橄榄油冒充特级初榨，每升可多赚24元。
报道称，商业欺诈罪名成立后，这些涉事厂商将面临每瓶涉假橄榄油2000欧元（1.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但涉嫌欺诈的橄榄油数量并未披露。
这并非橄榄油“掺假”首次被曝光。早在2011年，意大利调查者就针对指控调查了一些大型生产商，称其将国内油与一些西班牙、希腊、摩洛哥和突尼斯“廉价油”掺在一起销售，甚至有橄榄油经销商曾因试图将葵花籽油、榛子油等当成橄榄油销售而获罪入狱。
在这些“掺假”行为中，最常见的手法为在“特级初榨橄榄油”中掺杂次品，如加入低级初榨橄榄油。更有甚者，直接用其他种类的油进行掺加。业内人士透露，以葵花籽油、大豆油等为原料掺入铜叶绿素冒充橄榄油，成本仅只有正宗特级初榨橄榄油的三分之一左右，暴利惊人。
低价橄榄油恐为掺假产品
在我国食用油市场，被追捧为“液体黄金”的橄榄油越来越受消费者的喜爱。公开资料显示，进口橄榄油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且需求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14年进口量已达到4.2万吨。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商超发现，目前在售橄榄油以意大利、西班牙进口品牌居多，超半数产品包装上都标注着“特级初榨”字样，而价格却从30元到300元不等，最大相差近10倍。
由于信息披露不全，目前尚无法得知涉事意大利橄榄油是否出口到中国。但在国内某知名电商平台，被曝光的卡拉佩利、Bertolli、Coricelli等多个意大利橄榄油品牌均在销售，且售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其中，同样标注为意大利卡拉佩利“特级初榨”的橄榄油（1升装），最低售价为79元，最高售价却达到612元，价格相差近8倍。
记者致电多家电商平台卖家，其销售人员均表示行业内确实有掺假现象，但自家所售均为正品。但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根据关税、增值税、运输费、促销费等一系列成本推算，标价30几元的进口橄榄油恐多为掺假产品，“除非卖家赔本甩货，否则以这样的价格很难买到真正的原装进口特级初榨橄榄油”。
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油料及油脂技术工作组组长何东平认为，橄榄油市场品牌众多，质量不一。普通消费者对橄榄油缺乏足够认识，导致企业与消费者对橄榄油的相关信息不对称。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对记者表示，初榨橄榄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对降低动脉脂肪硬化有帮助，同时又不降低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因此通常认为“特级初榨橄榄油”比普通橄榄油营养价值要高。无论掺杂了何种油，名不副实的产品都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国内外正在完善相关监管
掺假橄榄油仅是进口食品问题的一个侧面。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从进口食品中检出不合格商品的数量迅速增加，2014年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3503批、2.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1.9%和209.1%。
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林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相对健全的欧洲，近年来相继曝出橄榄油掺假等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因此，新版《食品安全法》针对进出口食品专门设立了一个章节，有十几条具体的规定。
林伟表示，更加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已从国内延伸到了境外的源头，以实现全过程监管。监管部门要对进口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检查和评估，体系检查不符合国家要求的，不准许其产品进口中国。同时要求境内的进口商作为进口食品的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境外的生产企业和出口商，进行检查和审核。
此外，欧盟也于近日修订了橄榄油和橄榄渣油的特性及相关分析方法法规，包括脂肪酸组成、三萜醇含量的测定，以及用气相色谱法测定脂肪酸甲酯的含量等。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及橄榄油出口重要区域相关法规的完善，有助于清除进口橄榄油市场乱象。
小贴士
橄榄油分类
国际橄榄油协会将可食用橄榄油分为初榨橄榄油和精炼橄榄油（果渣油）两大类、5个级别。另根据欧盟规定，特级初榨橄榄油必须是低温机械式压榨，而精炼橄榄油是不允许使用“初榨”等相关名称的。
特级初榨的橄榄油要求在鲜果采摘后24小时内加工出油，口味最佳，果汁淡黄绿色至金黄色，酸度不超过1%，可以直接食用或用于护肤。优质初榨橄榄油酸性值不超过2%，普通初榨橄榄油的酸性值则不超过3.3%。
纯橄榄油则是精炼油与一定比例（通常为10%至30%）的初榨油混合，以调和味道和颜色，其酸性值一般在1.5%以下，呈透明的淡金黄色。通常来说，不是橄榄油产地国家出品的橄榄油，很有可能属于这个类别。
精炼橄榄油是通过溶解法从油渣中提取并经过精炼而得到的橄榄油，这种油保持了最初的原天然油的甘油酯结构，可与一定比例的初榨橄榄油混合，其酸性值一般在1.5%以下。
专家支招：辨识真假橄榄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