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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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城市流强度、断裂点等相关数理模型，分别以GDP，第二、三产业中17个行业从业人员以及两市间距离为指标变量，对淮海经济区20个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评价。

1.1作用强度

1.1.1经济联系强度。据公式（1）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两两间的经济作用强度（图1）。两城市间经济作用强度大于30个经济度的有4对：徐州和枣庄（66.41个经济度，下同）、徐州和淮北（47.38）、徐州和宿州（37.20）、淮北和宿州（30.66）；在20~30个经济度间的有3对：徐州和宿迁（22.10）、徐州和淮安（20.64）、莱芜和泰安（29.84）；在10~20个经济度范围内的城市有8对：徐州和临沂（16.76）、徐州和淮安（14.75）、连云港和临沂（10.62）、盐城和淮安（13.79）、亳州和商丘（10.24）、枣庄和临沂（17.75）、枣庄和济宁（11.29）、日照和临沂（13.19）；其它城市间作用强度较低，均在10个经济度以下。总的来说，开封、周口、菏泽、阜阳、蚌埠5个城市与该区其它城市间的经济作用强度均在10个经济度以下，徐州则与除周口外的所有城市间的作用强度都在1.5个经济度以上，而两城市间作用强度最小的为周口和连云港，仅为0.10个经济度。据公式（2）计得该区主要城市空间作用的总体强度（图1），并据此将20个城市分为四类：高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作用强度在150个经济度以上，下同）、中高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100~150之间）、中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50~100范围内）和低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50以下）。徐州空间作用总体强度最大，达267.71个经济度，属于高经济联系强度的城市，是位居第二位的枣庄（作用强度为144.08个经济度，下同）的1.86倍，为总体强度最低的周口（9.25）的28.95倍，这表明徐州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劲头较强。枣庄、淮北、临沂、宿州处于高经济联系强度城市之列，与各个城市间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比较强。中经济联系总体强度的城市有5个，依次为淮安、宿迁、泰安、济宁和莱芜，在今后的发展中，其可持续发展的势头有待提高。处于低经济联系强度的城市有10个，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今后发展中必须注重经济转型，加强与其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缩小与先进城市之间差距，促进淮海经济区的总体发展。

1.1.2城市流强度。计算城市流强度相关值（表1），据此将城市分为四类：高城市流强度城市（城市流强度值在300亿元以上）、中高城市流强度城市（200~300亿元）、中城市流强度城市（100~200亿元）以及弱城市流强度城市（100亿元以下）。由表1可知，徐州是高城市流强度城市，是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作为苏北第一大城市、中国第二大铁路枢纽，徐州以其独特的交通运输优势和较快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城市外向功能量和较高的城市功能效率，城市流强度值高达384.19亿元，对淮海经济区起着辐射和带动作用，成为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临沂和淮安属于中高城市流强度城市，其城市流强度要远远高于中城市流强度城市，是淮海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城市，且临沂以高于淮安10%的城市流强度成为该区发展的副级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城市有6个，依次为日照、莱芜、枣庄、宿州、宿迁和盐城，成为淮海经济区发展的地方性集聚地和辐射中心。其余11个城市是弱城市流强度城市，是该区发展中较为必不可少的城市。可见，淮海经济区“一超多强”局面较为显著，未来发展的潜力巨大。在空间分布上，这些城市基本遵从“中心—”式分布［26］：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徐州，位于其中心位置，而弱城市流强度的城市主要分散于该区边缘地带。这与城市经济作用强度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1.2作用方向据公式（3）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隶属度大小，由此分析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经济作用方向。由图2可知，徐州的首位联系城市是枣庄，其隶属度高达24.81%；其次为淮北，隶属度为17.70；隶属度最低的为周口（0.42）。从空间距离上看，徐州经济作用方向首先是距离较近但不相邻城市，其次是相邻城市，而对距离较远城市也有联系，可见其联系方向表现为“中心—”向外扩散的模式。由图3可知，其它主要城市对徐州的隶属度均在各自隶属度的前五位之列，说明徐州是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对徐州的隶属度，排在首位的有6个城市，其中枣庄对其隶属度最大，高达46.09%，说明徐州是其主要联系方向；排在第二位的6个城市，隶属度在10.35%~16.25之间不等，且各个城市的首位联系城市表现为邻近城市；排在第三位的有菏泽、周口、开封、莱芜，除莱芜的首位隶属度达52.06%，联系方向表现为泰安方向外，其他城市的前三位隶属度相差不大，联系方向均指向相邻地域和中心城市徐州。日照、连云港对徐州隶属度排在各自隶属度第四位，这两个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限制，联系方向表现为相邻地域指向；泰安对徐州的隶属度排在第五位，隶属度仅7.70%，其主要联系城市为莱芜、济宁。综上，城市空间作用的主要方向表现为与核心城市的紧密联系和与其周边城市紧密联系的共同作用，即显示出地域相邻指向性原则和中心城市指向性原则［16］。

1.3作用范围据公式（9）~（10）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间的断裂点及场强（表2、表3）。由表2可见，徐州与各个城市间断裂点明显压缩到终点城市，说明徐州辐射能力较强。与淮北间的场强最大，达1.19亿元/km2，因此，可以此为强辐射半径的选定场强，来确定各城市经济辐射能量绝大部分扩散在多大范围内。从表3可知，各相邻城市间起点城市到断裂点距离占两城市距离的比重在0.4~0.6间波动，城市间辐射能力差距不大，且两城市距离较近时，其场强也较高，说明具有向对方空间产生经济影响的能力［27］。因此，以各相邻城市间场强均值为弱辐射半径的选定场强来计算城市弱辐射范围，以反映各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主要影响范围［28］（图4）。由图4可以看出，淮海经济区中部以徐州为中心，距徐州44.92km和110.92km以内分别为其强辐射和弱辐射范围，这是由于其最强的城市综合实力积聚了较强的经济辐射能量；枣庄、淮北、宿州的强辐射半径均在徐州弱辐射范围内，说明它们受其辐射最强。东部以临沂、淮安、日照为中心。这些城市规模相当，辐射范围相互交叉地作用于对周边区域，其中，宿迁几乎被徐州和淮安的辐射平均瓜分，受这两个城市的屏蔽效应［29］较大，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北部以泰安、济宁为中心，其中，泰安和莱芜的相互作用甚密，其辐射能力向对方空间逐步渗透。而西部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较弱，彼此辐射半径不相互重合，发展较为分散，综合实力有待提高。总体来看，徐州无疑是淮海经济区的辐射中心，呈现圈层辐射其他城市的空间结构：核心层表现为徐州的弱辐射范围圈，包括徐州、淮北、宿州、枣庄；中心层表现为与徐州弱辐射范围有交叉的城市，包括临沂、宿迁、济宁、商丘、亳州、蚌埠、淮安；层表现为与徐州的弱辐射圈无交叉的城市，包括连云港、日照、泰安、莱芜、菏泽、开封、周口、阜阳、盐城。

2主要结论

第2篇

我国资源型城市地区大部分中于西部相对地理位置较为偏远，道路交通条件相对较弱的地区，区位优势并不显著。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相对富裕，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对第二、第三产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相对而言其他配套产业发展表现的还是较弱，对于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有利。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首先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结合该地区的区位特点，试图融入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扩大自身经济发展空间，和周边地区建立一定的产业关联，进行优势互补，参与新的社会经济分工，进行城市转型建设。将资源型城市通过自身资源优势的辐射带动作用使资源型地区的经济格局由点状升级为线状和面状分布，提升地区区位发展优势，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还要重视对城市品牌的打造建设，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为资源型城市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

二、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知识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遵循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使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引进和建立一些高新技术和复合技术性的产业。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对人力资本也提出一定要求，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注重劳动力高新技术能力的培养。同时避免转型期间出现劳动力失业以及高素质劳动力外流的现象。

三、资源型城市所处生命周期和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源型城市发展生命周期与该地区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包括资源产业的开发早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资源开采衰减或转型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与之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经济转型的战略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路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实施一条更适合该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济模式。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资源型产业，资源型产业在该地区发展过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同资源型城市的资源相对优势不同，资源型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不尽相同。配第—克拉克定律认为产业转型是经济转型的核心。经济转型主要考虑的是产业的转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路径就表现为资源型城市结合地区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阶段，遵循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过程。所以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期间显得尤为不容忽视。

第3篇

1.1模型引进以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经济联系是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及经济地理学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引力模型自形成之初便是以距离作为参照标准的，随后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虽然对引力模型作了诸多的演变，但核心指标“距离”均未改变，本部分借鉴国内外部分学者对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的测度标准，采用以下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引力模型。

1.2数据分析

笔者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6个节点城市为界线，计算相邻节点城市包含之间的地级市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如郑州－武汉区间段，包括郑州与武汉分别到他们之间的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孝感5个地级城市以及郑州－武汉的高速铁路交通时间。另外，对于北京和广州这两个国家级中心城市，适当的进行空间拓宽，可以测算到北京－郑州、广州－武汉。另外，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共24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和GDP均采用城市市辖区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年》。

2模型分析

2.1数据计算通过数据查找、整理及计算，可以计算出北京等6个节点城市分别与之相邻的地级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表。通过对表1的数据研究分析可知，以时间为指标测算的节点城市与临近地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与距离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距离的增加，城市经济联系逐渐降低，但由于城市规模的原因也会出现少部分如距离较近的许昌－郑州要比距离较远的漯河－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要小的现象。

2.2数据分析高速铁路提高了沿线地区的可达性，使沿线城市跨区域的交流成为可能。根据表1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取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中位数Eij＝137为分界线，当节点城市i与其区域内的j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大于或等于137时，就视为j城市属于i城市的经济圈辐射范围；当节点城市i与其区域内的j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小于137时，就视为j城市不属于i城市的经济圈辐射范围。据此，针对京广高速铁路的经济联系强度分析，京广高速铁路沿线6个节点城市与沿线18个地级城市将形成3大城市经济圈（见图1（a））。北京经济圈横跨北京与河北两省市，包含北京、保定、石家庄3个城市；郑州经济圈同样横跨河南与河北两个省份，包含郑州、邯郸、安阳、鹤壁、新乡、许昌和漯河7个城市；武广经济圈横跨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4个省份，包含信阳、武汉、孝感、咸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广州、郴州、韶关和清远12个城市。从京广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圈图（见图1（a））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是武广城市经济圈呈现出跨区域经济的特征。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信阳以南的10余个城市出现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的无缝对接，从信阳—广州占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一半的地级以上城市都完全处在节点城市所在的经济辐射圈范围内，其中岳阳受到了武汉经济圈和长沙经济圈内两个节点城市经济的双重辐射影响。二是中部经济塌陷与城市经济联系相关性强。京广高速铁路沿线所在的湖北南部、河南南部等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市规模不强，表现在城市经济圈中则呈现出北京城市圈、郑州城市圈及武广城市圈三个经济区之间不能有效的实现无缝对接，形成了城市经济联系的“经济塌陷区”。三是规模大的节点城市或位于省的边界的节点城市都实现了跨省区组合城市经济圈。如北京经济圈兼并了河北省的两个城市；郑州经济圈兼并了河北的邯郸；武广经济圈兼并了河南省的信阳。跨省级行政区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将成为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及一体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京广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圈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在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五省一市形成的城市行政圈（见图1（b）），城市行政圈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各级行政边界是城市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鸿沟。除北京的首都行政圈能够跨省联合河北省的两个城市，其他行政圈都局限在本省范围内，行政区阻隔是区域间和城市间经济交流的最大障碍。二是城市行政圈一旦形成，将处在相对稳定态势。如珠三角城市群这个行政经济圈的经济势力范围自形成之初就一直限定在珠江口的9个城市，粤东粤西粤北的广大地区则由于省上发展政策、现实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限制难以与发达的珠三角经济圈实现经济对接，致使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2.3比较分析将京广高速铁路沿线由节点城市形成的城市经济圈与城市行政圈进行对比：首先，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圈普遍要比城市行政圈空间范围更大，郑州可以将沿线河南省中部及北部城市乃至河北的邯郸都全部纳入到郑州经济圈里，而中原行政圈则在行政手段的干预下，仅包含郑州及其京广高速铁路沿线邻近的新乡、许昌和漯河等3个城市，即以经济联系规划的经济圈几乎是以行政手段规划的行政圈城市空间范围的数倍。其次，城市经济圈以经济联系为衡量指标，故可以实现跨省区的经济交流和经济融合发展，使节点城市的空间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来，而城市行政圈以城市行政区为主导下形成的，基本不会跨越省级行政边界。最典型的就是武广经济圈，武广经济圈横跨4省共12个城市，形成从信阳至广州延绵1200余公里，涵盖武汉、长沙、广州三大中心城市的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带；再看武汉行政圈、长株潭行政圈、广州行政圈，其经济区规划范围都只局限在本省有限的区域内，城市圈之间各自为战，受行政力量制约，无法实现跨省区的经济势力范围的空间扩张。再次，不同城市经济圈之间可以实现不同省份之间的无缝衔接，实现大区域间的融合发展，最终将实现北京经济圈、郑州经济圈与武广经济圈三者的大融合发展趋势。随着京广高速铁路的全线开通，每天来往沿线的高速铁路近100列，沿线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同城化效应异常明显，再看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城市行政圈，每个城市行政圈都严格的以行政区范围为界限，致使京广高速铁路沿线5省1市之间形成了明显的4段缺乏节点大城市辐射的经济“塌陷区”，这显然不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乃是区域的融合发展。

3结论及建议

第4篇

1.1数据与变量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厦门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和港货物吞吐量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衡量港口功能的主要指标为港口货物吞吐量，不仅能反映港口物流的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港口腹地生产力的配置状况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因此选用港口货物吞吐量（HW）指标作为衡量港口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反映国民经济实力的综合指标，文中采用厦门市GDP作为衡量厦门经济发展的指标。进出口总额（JCK）是衡量一个地区对外国际贸易情况的综合指标，本文使用厦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作为对外贸易的衡量指标。文中所使用的港口货物吞吐量数据来自2013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厦门市GDP数据以及厦门进出口总额数据均来自2013年厦门特区经济统计年鉴。其中GDP数据经过了国内GDP平减指数调整实际GDP，进出口总额也通过历年年平均汇率和GDP平减指数调整成实际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为减小异方差，提高模型拟合优度，在进行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分析时，对文中所使用变量都取了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_GDP、LN_JCK和LN_HW。

1.2单位根检验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需要检验所使用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也即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本文采取ADF单位根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UnitRootTest）对所使用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来看，原始变量的对数都是非平稳的，而对原始变量的对数经过一阶差分之后，所有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差分之后的变量是平稳的。从检验结果来看，三个变量都具有一阶单位根，为（I1）序列。

1.3VAR模型的设定在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理论上讲，设定VAR模型时要选择能使残差达到白噪声的最小滞后阶数。本文采用Lütkepohl等提出的信息准则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即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准则来确定阶数。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AIC和SC同时达到最小，那么最优滞后阶数取为此阶数；二是AIC和SC并不是同时达到最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用LR检验进行取舍。从表2统计结果可知，本文为第一种结果，因此选择VAR（2）模型。

1.4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否，协整检验时选择的滞后期为2，协整方程的形式为有线性趋势项且协整方程仅有截距项，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厦门地区GDP、进出口总额、港口货物吞吐量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为（括号内为标准差）：从协整方程来看，长期厦门地区GDP和港口货物吞吐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加时，对厦门地区经济有促进作用，这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进出口总额也对厦门经济有着促进作用，在协整方程里面，厦门地区GDP与厦门地区进出口总额正相关。利用AR根验证协整关系的正确性，结果如图1所示。从AR的单位根分布图来看，本文所选择的VAR（2）是稳定的，所有的单位根的倒数的模都落到了单位元内。因此，进行脉冲反应分析的标准误也是有效的。

1.5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通过上面的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三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在确定变量的协整关系后，基于VAR（2）模型检验是否具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来看，LN_GDP与LN_HW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港口货物吞吐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厦门地区GDP的格兰杰原因，厦门地区GDP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格兰杰原因。而LN_GDP与LN_JCK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厦门地区进出口总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厦门地区GDP的格兰杰原因。

1.6脉冲响应函数分析VAR采用的是非结构化的方式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不能用模型进行结构性分析，且单个参数估计值是有偏的，因此对于模型估计的系数没有实际意义。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一个内生变量对残差冲击的响应。具体而言，就是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来自系统内部或外部）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指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动态影响。根据已经建立的VAR（2）模型，分别给各自变量一个正的单位大小的冲击，得到关于因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2-4脉冲响应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受冲击后的当前值和未来值，实线表示累积脉冲反应函数，虚线表示预测效果的正负二倍标准差偏离带。图2中GDP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给港口货物吞吐量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GDP在前三期迅速增长，接着影响有所衰弱；而当在给本期进出口总额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GDP的响应是在第二期影响增强，而后累计效果逐渐衰弱，港口货物吞吐量和进出口总额对地区经济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这验证上文中协整方程所示的长期关系。图3为进出口总额的脉冲响应图，结果表明：给地区生产总值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对进出口总额有正向的影响，之后这种影响逐渐衰减；给港口货物吞吐量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对进出口总额有正向的影响，这种效果在第二期达到最大，接着开始衰减直至第九期不再存在影响。短期内，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并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同样地，短期内港口货物吞吐量扩大使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因为现行的进出口国际贸易物流方式大多是水运，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大将促进国际贸易，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图4为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响应分析图，结果表明：给地区生产总值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仅对厦门港货物吞吐量当期值有明显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第二期衰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给厦门地区当期进出口总额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对港口货物吞吐量有持续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进出口总值增加促进了港口建设，因此对港口货物吞吐量具有持久影响。

2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厦门特区1985年—2012年数据为基础，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方法，对厦门港货物吞吐量、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三者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长期内厦门GDP和港口货物吞吐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加时，对地区经济有促进作用，进出口总额也对地区经济也有着促进作用。根据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港口货物吞吐量与GDP之间相互促进，港口货物吞吐量对GDP具有持久影响，而GDP仅影响当期港口货物吞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总额之间也存在相互持久的正向影响。

第5篇

1.城市商业综合体数量饱和，发展已达成熟。据2014年9月22日莱坊《商业综合体的发展趋势及成功要素研究报告》可以发现，我国大部分城市商业综合体现存数量巨大。2014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商业综合体存量面积超过3.0亿平方米。至2015年，商业综合体存量面积还会有所增加，有可能将达到3.6亿平方米，2016年以后，商业综合体存量可能会突破至4.3亿平方米。2014年国内主要商业综合体个数达885个，与2013年商业综合体数量比较增长24.47%；2015年主要城市的商业综合体数量将突破1,000个；至2018年，商业综合体的年供应量将维持在1,200个左右。在这组数据中，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贡献了大部分数据，例如在2013年年初，房地产回温，在上海SOHO中国联合体以总价31.9亿元获上海古北商办地块，溢价率48%，楼板价为3.1万/平米；上海的“东八块”地块，美国汉斯以37.06亿总价竞得；三季度，新鸿基地产以217.7亿全国总价地王获取徐家汇中心项目，溢价率25%；而在华南地区，超过五千万的大宗交易数量较以往也有所增加，同时交易金额也相对有所增加，例如在广州地区，凯德商用以21.91亿的交易作价，收购了白云绿地中心零售部分二期项目，而在深圳地区，民生银行大厦以总价8.3亿元的价格整栋成交。由此可见不管是在交易金额还是交易数量上，商业综合体的增长势头都十分强劲，在交易之中也可以发现，外资开发企业对于国内的商业综合体发展持看好态度，纷纷大量买入，其别是对于国内的一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开发呈现极为乐观的投资趋向，其中外资资金和投资机构也对国内的商业项目纷纷进行收购。以上海为例，在13年商业物业大宗交易共有18宗，总成交额264亿人民币,其中外资投资机构成交比例占86%，投资以优质低端的甲级办公为主，其次为核心区成熟运营购物中心，与2012年对比，2013年外资机构大宗成交比例上涨72%，足见外资投资对于国内商业综合体发展的看好，对商业地产投资充满的信心，尤其是对国内一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发展更是持有一个长期看好的态度。

商业综合体的发展不仅完善了城市建设功能，为城市的区域性建设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利用，与此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可见商业综合体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下的必然趋势。这是商业综合体发展的必然性，使得投资商纷纷持有积极乐观的投资态度，由于外资等的激进买入和投资，使得在一线城市商业综合体发展呈现出井喷的状态。以万达为代表的商业综合体开发企业，用订单式的开发模式，迅速推进商业综合体的发展，使得商业综合体纷纷抢占城市核心地段，对于一线城市的偏远城郊地区，或是二线、三线城市，这种商业综合体发展在初期会取得一定的发展成效，并推进了城市经济发展，但一味的复制式的商业综合体发展，商业综合体的发展已超过了正常的城市消费程度，使得城市消费需求难以跟上商业综合体的发展脚步，这时的商业综合体发展，不仅不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往往在商业综合体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商业风险。例如，当下很多城市存在着商业综合体的商铺或写字楼空置，也就是在发展商业综合体时未考虑城市需求数量导致的结果，在城市商业综合体发展的繁华背后，所隐藏的风险是不可预料的。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在一线、二线城市，疯狂占据城市中心的商业综合体发展已达到的饱和状态，同时由于一线、二线城市的需求量和商业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发展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发展已逐渐向延伸，但这种延伸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延伸向三线、四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的发展，若未能考虑城市需求和商业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商业综合体发展的泡沫也是可预见的情况。

2.商业综合体开发过度谁来买账。随着近年来，国内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打压，使得房地产开发商，放弃了住宅开发这块市场，而纷纷转战商业房地产开发，而对于期望快速回流资金的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商业综合体建设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打着商业综合体发展的旗号，在商业项目销售后，由于缺乏相应的运营管理，使得这些表面化的商业综合体纷纷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诟病，这类性质雷同度极高的商业物业的出现，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难以发挥功效，还会妨碍城市经济的常态化发展。而对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类情况的出现不仅与中央政策调控有关，同时与地方政府的商业引进也存在极大的关联。地方政府为了地方财政和税务收入，纷纷积极引进商业综合体的发展建设，但在为财政收入和税务收入精打细算的同时，往往忽略商业综合体发展的最大支撑就是城市消费需求，所以某些地方政府盲目的引进商业综合体建设，罔顾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需求度，使得商业综合体发展难以得到有利支撑而陷入两难的境地。综合上述，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发展与商业综合体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商业综合体的发展要依靠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若无城市经济的支撑，商业综合体也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发展。所以面对商业综合体的过度开发，应该买账的除了有难以保证商业综合体发展建设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外，还有忽视城市经济发展与商业综合体发展之间关联的地方政府。

二、解决城市经济发展与商业综合体的矛盾的措施

从商业综合体开发角度而言，应该注重地段的选择，对于一线城市，对于老地段的再次翻新投资，一定要注意地段发展的可能性以及资金流入状况，同时还要保证商业综合体开发的后续营销，保证商业综合体的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而对于二线、三线城市，甚至四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发展，一定要遵循地段优先，商业综合体的开发和建设一定要选择城市的核心地段，进而保证商业综合体发展可以获得更好的地段优势。同时商业综合体的发展建设，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三线城市，都要注意商业综合体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契合程度，特别是在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商业综合体发展切记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要考虑商业综合体发展与当地消费需求的关系，商业综合体的发展建设要迎合当地的消费习惯，在商业综合体建设初期，要做好培育和宣传工作，做好商业综合体发展的定位、品牌的引进等工作，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规避风险。

除此之外，商业综合体在对投资建设城市的选择方面，也要做好规划，综合考察城市的发展定位和发展空间，主要是考量区域的人口基数、需求特征、区域交通规划、土地规划、政府对区域土地的推介进程等多方面因素，从而可以更好的对区域发展潜力和发展速度得到一个全面的分析和预测，这对于未来商业综合体的发展建设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有效的规避风险。对于近年来商业综合体发展状况分析可以发现，商业综合体的发展离不开交通规划以及与住宅地开发的结合。在交通规划方面，商业综合体发展需要交通作为支撑，交通的便捷程度在某种程度对商业综合体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若交通不便利，再繁荣的商业总体最终也会沦落成为一座空城，所以在商业综合体开发和建设时，也要将交通规划考虑在其中，投资方向也可以向这方面靠拢。

同时虽然近年来的住宅地开发势头略有减缓，但住宅开发是应对人的基本需求来进行投资开发，是以人为本的开发投资，而商业综合体的开发同样是以人群的需求为支撑的，可见商业综合体的开发离不开与住宅地开发的结合。住宅地的开发会引进人群，而随着人群的引进，商业开发才会获得更多的人群需求和消费定位，可见商业综合体开发需要与住宅地开发进行良性合作，进而更准确获得消费群体定位，保证消费需求量。从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于商业综合体的引进要慎重。首先要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好规划和定位，同时对商业综合体与城市发展的契合程度也要做好考量和分析，不能为追求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盲目引进商业综合体建设，应将城市经济发展和商业综合体发展营造共赢的发展状况。

三、结语

第6篇

1 倡观念

武汉作为武汉城市经济圈的龙头，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交通枢纽并不等于物流枢纽，真正意义上的物流业并不等同于运输业。在国家宏观产业政策背景下，进行物流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物流业必须创新观念，树立大物流观念。即开拓中部地区大市场，发展大流通。大市场、大流通就是要建设一个多层次、多形态、多品种、全方位、开放统一的市场和流通体系。武汉经济圈物流产业的发展包括完善的交通运输和通信信息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物流园区和物流枢纽的规划与建设以及便捷高效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体系等多方面内容，也是建设武汉经济圈大市场、大流通的主要内容。

海纳百川，有容仍大。发展武汉经济圈现代物流业，树立开放观念与意识。在承接东部制造业和物流业时，要特别做好企业物流，将企业物流社会化与专业化结合，从战略高度重视物流功能整合。注重物流企业个性化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传统服务的整合和专业化服务的创新。普通型的低端服务利润会越来越薄，而创新型业务、增值型服务和适合客户需要的特色服务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专业化物流的发展会更加深入。制造、商贸企业对供应链管理的重视，将会推动物流企业向专业领域渗透，加速与供应链上下游的联动。物流企业针对客户个性化的需求，大力发展增值型、创新型业务，自主物流服务的品牌价值越来越重要。努力将企业物流打造成物流企业。

因此，创新观念，加快武汉经济圈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创造社会化的物流服务环境，将有利于打破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自成体系、自我服务、大而全、小而全、地区分割、市场封锁的传统落后观念，有利于转变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升武汉经济圈工商企业和专业物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建通道

作为区域龙头，武汉在构建现代物流业发展通道时，着力打通三通，即流通、交通与网络资信通(传统上只讲流通与交通)。流通方面，重农轻商和重生产、轻流通的思维定式，严重影响着人们对现代物流业的正确认识，也阻碍物流业的发展。作为复合型产业的物流业，涉及众多的经济部门和行业，但部门和地方长期实行条块分割、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加之与物流业相关的某些垄断行业的改革滞后，政企不分，行政性垄断经营依然严重，妨碍了统一公平的物流市场环境的建立，打通流通势在必行。武汉就完善流通做出表率，值得在8+1圈推广。比如：武汉周边农村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低廉的劳动成本、良好的区位优势、气候和水资源条件、市场潜力，这为武汉及其经济圈的鲜活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结合消费者对绿色食品需求的变化，流通部门适时改革，加快市场升级，培育并形成现代化程度较高、综合性、多功能、辐射能力较强的大型农、水、禽产品流动中心。农、水、禽产品流动中心与生产基地、农户或其他中介组织的联结，形成农、水、禽产品生产、收购、加工、储存保鲜、销售、配送和提供市场信息一体化的流通模式。这种新的流通模式的建立对农、水、禽产品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整个产业链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对物流业的综合服务功能提出新的要求，也是现代物流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解决三农问题，服务于区域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重要举措。

交通方面，内河运输系统、铁路系统、公路系统和航空港等构成了武汉城市经济圈交通走廊，随着全国交通网的建成和完善，武汉城市经济圈交通体系必将再上台阶。但也还存在部分设施不对接、功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运输设施通达程度还不高，运输主通道能力不足，各种运输方式的装卸、换装、联结设施以及物流运作设施的连接还不够通畅。尽快完善交通网络，是武汉城市经济圈各级政府面临紧迫任务。

网络资信方面，武汉城市圈物流信息基础设施运作的水平还不够高，还没有在物流活动中充分起到神经中枢的作用。随着全球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物流业对信息的依赖日益明显，需要不断深化物流领域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在物流领域的公共信息服务能力。同时，企业也应加大对物流信息系统的投入，实现不同主体资信共享。

武汉还应充分考虑国际物流业发展要求，建立物流交通线路网，为提升圈内圈外物流业货物集散、组织、配载、搬运、装卸、信息传递搭建载体。同时，建立区域物流信息网，不断提高物流领域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将现代通讯、电子商务、电子数据交换、智能交通系统和卫星定位系统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引入物流领域，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区域物流服务方式、提高物流服务水平，提高物流业的信息化、电子化水平，加快中部物流领域各种信息平台和基础数据库建设与应用步伐。为此，在报关、通关、商检、包装等环节提升服务水准。

3 搭平台

第7篇

关键词：海绵城市；城市湿地；景观设计

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城市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快。城市中的路面建设亦随之发展扩大，路面的建设材料大多是沥青、混凝土等防水材料，导致城市中的雨水不能通过地面渗透到地下，又因为城市中的建设管理跟不上发展需要，防洪泄水系统不健全，导致雨季时，城市面临暴雨不能及时的通过管道排出，从而发生城市内涝。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提出了海绵理论，为城市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未解决城市生态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决策，因此，运用海绵理论对城市湿地进行景观设计，是现阶段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任务。

1“海绵城市”的理论概述

海绵城市的表面意思是指希望城市能如同海绵一样，很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和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具有良好的吸收和恢复能力。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对下雨时的水进行吸收、储存，然后雨后加以利用释放，达到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海绵城市的建设应该遵循生态系统平衡的原则，将自然存在的和人工建设相结合，在保障城市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城市最大限度的储水，再将雨水进行释放，从而维护了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避免了城市在暴雨时出现洪涝灾害。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城市对雨水资源的利用，而且可以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

2基于“海绵城市”理论对城市湿地进行景观设计

2.1设计原则

2.1.1生态平衡的原则。城市湿地景观设计时应以生态平衡为基础，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原则，合理地对城市的湿地进行开发和景观设计，将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2.1.2具备防洪功能的原则。城市湿地建设除了为人们提供休闲和娱乐的场所等功能，还应该具备一定的防洪储水的能力，是城市水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结构。雨季来临时，城市湿地能够具有吸水储水的功能，作为城市的储水基地，为整个城市在雨季建立一道安全防线。2.1.3与城市相结合的原则。城市湿地景观设计是城市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城市湿地景观设计时，要和整个城市的景观设计融合，利用点、线、面的设计方法，将城市湿地景观设计与城市相结合、统一，使整个城市的水体系统、景观设计更加完善。

2.2设计方法

在城市湿地景观设计中，汇集储存雨水的景观主要包括湖水、地面、绿地以及建筑，湖水可以直接吸收储存雨水，地面、绿地和建筑主要是通过汇集雨水，然后将雨水排放。可以优化集水景观，充分发挥其对雨水收集和净化的功能，减少雨水的径流，降低污染物的汇聚，从而保障雨水最终的汇集质量。其主要设计方法如下：2.2.1改善地面的铺设材质，提升地面的渗水能力。大多数地面采用沥青和混凝土等防水材料，这样的地面阻止了雨水的渗透，阻碍了水循环。因此，在进行地面铺设时，可根据不同景观的需要及功能对地面进行铺设。如部分地方可铺设透水混凝土或者砌体材料，也可铺设鹅卵石、碎石等材料，这样可以提高地面的渗透能力。在对地面进行铺设时，也可设计不同材料或者色彩的组合，不仅为景观带来美化的效果，也可以使地面能够集水渗水，促进水的循环。2.2.2改变绿地的建设方式，提高绿地的储水能力。在城市湿地景观设计时，都会建设相应的绿地，在绿地中种植乔木、灌木和草类等植物，这些植物不仅可以储存净化水分，还可以保护环境，减少水土的流失。在进行湿地绿地建设时，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天然绿地，使绿地具有自然之美。而人工绿地的建设部分，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进行设计，依据绿地的地理位置及地形特点，设计一些具有凹式形状的绿地，这样不仅可以使绿地在下雨时汇集雨水，也可以过滤雨水中所带的树叶等杂物，使之慢慢地渗透到地表，补充地下水。在下凹式绿地建设时可以建设“雨水花园”，即在下雨时形成雨水花园，在绿地中种植不同的植物，这样在雨季可以形成独具一格的湿地景观。在为下凹式绿地选择种植植物时，一定要结合湿地景观设计，选择具有吸附净化能力的，能在短时间内具有一定的耐涝、耐旱能力的本土植物。在城市湿地景观建设中的建筑屋顶主要功能是承接雨水。因此，针对建筑物屋顶的集水功能，可在其屋顶种植绿植进行覆盖，这不仅为湿地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景观，还可以达到净化雨水的功能，促进雨水参与大气水循环。在屋顶上种植如爬山虎等依附生长的绿色植物，覆盖在屋顶，当雨水降临时，落在屋顶的雨水一部分被该植物吸收储存，一部分在阳关的照射下通过蒸腾作用挥发进入到大气中参与水循环。根据建设物的形态设计绿植，使之与湿地环境更好地融入在一起。

3城市湿地景观建设对海绵城市建设的作用

城市湿地景观建设是组成城市整体绿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湿地的建设不仅保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还使得整个湿地景观的生态系统接近于自然景观，从而维持大自然动植物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城市湿地主要分为2种:一种是自然湿地，一种是人工湿地。在“海绵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城市湿地景观建设不仅能够在雨季暴雨天气和河流涨水的时期具有储水的作用，还能够通过土壤、微生物以及植物净化雨水，通过植物分解雨水中的污染物，从而达到净化雨水的作用。城市湿地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够储存大量的水。因此，可以利用城市湿地存储水资源，将储存的水资源用来灌溉、养殖、绿化，从而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维护了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进步。通过城市湿地进行蓄水，还能够提高湿地周围环境的空气湿度、补充地下水资源。因此不论是自然湿地还是人工湿地，都能够促进生态平衡进而海绵城市建设的进程，使城市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4结语

随着“海绵城市”概念的提出，城市湿地景观设计促进了海绵城市的建设，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城市湿地是城市中雨水的汇集和储存之地，不仅能够美化城市，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绿色的休闲环境，还能够保护环境，储水防洪，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循环系统是“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在其建设规划中把湿地景观建设融入到“海绵城市”建设中来，使整个城市在自然中进行人工建设，将人工和自然相结合，依靠大自然的力量对城市湿地进行景观设计，有效地管理和规划自然资源，促进“海绵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的进程。

作者:余劲松 单位:重庆金三维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李思逸,史梓潇.基于海绵城市建设的城市湿地景观设计[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6(15):25-28.

[2]卢树彬.基于“海绵城市”建设的城市湿地景观设计[J].城市建筑,2016,32(20):208-208.

第8篇

低碳经济是一种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政府也十分认同这种经济发展理念，并在发展战略中贯彻这种理念。绿色GDP、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及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都是低碳经济的延伸，市政工程施工作为行业标杆，也应践行低碳理念。

（一）普及低碳意识，树立低碳价值观当前，很多市政工程延续着传统的施工管理理念，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或“先节约后浪费”。这种管理模式对发展低碳经济是十分不利的。为此，要求市政工程相关单位普及低碳意识，在思想上重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将其落实到施工各领域。市政工程建设之初，要对施工企业、施工业主、施工人员等进行低碳施工培训，使每个相关人员都了解低碳施工，并努力践行低碳经济的基本要求。在施工管理中，要深化认识低碳施工的概念，彻底摒弃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在施工管理各环节贯彻低碳经济理念。作为施工企业，要将低碳施工、绿色施工、文明施工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积极进行宣传和引导，使每个施工人员在思维、观念上重视低碳理念，从而促进低碳施工理念彻底落实。

（二）推行绿色施工，节能减排促环保施工企业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基础上，开展绿色施工。绿色施工的概念较为宽泛，其包括了施工管理及具体施工的各个环节和施工材料等。推行绿色施工，就要科学的规划整个施工过程，包括设计、管理、检查等各个环节，具体来说：首先，要最大限度的减少施工对于周围环境造成的破坏，如减少粉尘、处理污水等；其次，要最大限度节约能源，如节能、节材、节水等，将节能减排进行到底；其次，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建材，从根本上大幅度减少市政工程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最后，严格检查材料和设备的质量，提高施工效率，既要保证工作效率高，还要保证施工能耗少。此外，施工前，要仔细设备和材料，禁止高污染设备和材料进场。施工结束后，要及时处理施工造成的环境破坏，如降低扬尘、处理废弃物等，尽量保持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环境的不受影响。

（三）使用低碳化施工技术，提升施工技术水平市政工程多为工程量较大，工期较长的施工工程，因为要保证施工技术的低碳化，进而保证施工过程的低碳化。企业应认识到低碳施工对企业发展、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低碳施工技术对施工人员的要求较高，施工企业要加大对低碳施工技术培训方面的投资，加强相应的施工管理，促进低碳技术的合理应用。在施工工程过程中，要注意施工各环节的处理，如利用水净化设备，循环利用水资源；施工破坏自然环境后，要选择适当时机，运行生态修复技术还原生态环境或创造新的生态环境；鉴于施工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应建立动态监测机制，设立检测点，并使用二氧化碳动态检测仪，随时检测碳排放量，以控制施工过程的碳排放量。

二、结语

第9篇

[关键词]中部城市发展

一、中部城市发展的现状

中部城市是全国重要的交通要地、客货运输的集散地和中转中心，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有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部城市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51亿元，城市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产业集群；城市人口一般都较为稠密；城市传统文化的积淀一般都比较深厚。

然而面对东部繁荣、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中部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趋缓势头。中部城市数目虽逐步增加，但发展速度不快，且整体规模偏小，城市化水平较低，直接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2002年中部拥有城市147个，其中超大、特大城市各1个，大城市34个、中等城市74个、中小城市33个、小城市4个，主要沿京广线和长江流域分布，构成“十”字型城市群架构。2003年，中部六省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山西、安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42.9%、27.2%、33.5%、34.0%、38.8%、32.0%，平均为33.7%，比全国平均水平（40.5%）低了近7个百分点。

与东部相比，中部城市实力较弱，辐射和带动能力差，尤其缺乏高辐射和高集聚能级的核心龙头城市。目前全国有30多个城市的GDP超过千亿元，中部只有武汉和郑州两个城市GDP超过千亿元。

中部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居于主体地位，但与发达地区比较，差距明显。城市联合体已初具雏形，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城市圈还有很大差距。

中部城市在对外开放方面，从吸引外资到旅游等，均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二、促进中部城市发展是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

1.城市发展差距拉大是区域矛盾的关键所在

当前的中部城市发展滞后，关键在于缺乏带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聚焦点。中部与东部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根本地在于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2.发展城市经济是协调诸多矛盾的结合点

过去很多年中，中部城市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在于其“区位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怎样发挥优势？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新的战略思路应当贯彻“重在点、兼顾线，带动面”的原则。其中的“点”就是指城市经济。城市经济是中部崛起过程中解决区域战略与国民经济整体战略之间、环境及资源保护与开发及发展之间、短期调控任务与长远战略发展任务之间、工业化发展缓慢与加快人民收入提高的迫切要求之间、结构调整与总量扩张之间、基础设施不足与战略性调整之间、“二元”分割的城乡经济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诸多矛盾的最优结合点。

3.发展城市经济还是积累工业化条件的必由之路

中部崛起应当首先造就自己的经济增长带头地区。在今后十五年或略长一些的时期中，不仅老的省会城市应当大力发展，而且要努力争取在每个省区形成若干个较大的经济中心城市。让这些城市成为当地的“先发”地区。与此同时，还要加快中小城镇发展，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推进乡镇合并，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综合性多产业构成和协调发展的城市建设之路。

另外，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把重点放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与高级化上。改善中部城市的投资环境，当务之急是改善城市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中部崛起战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在各地区造就若干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城市。

三、促进中部城市发展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