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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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和社会投资与负担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现状分析由于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导致我国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频繁呈现出供过于求的不良现象，企业和用人单位不付任何费用就可择优获得人才时常发生，这从实际上来说违背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受益者付费原则。但是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通体来看企业主要是通过政府缴纳税款来分担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分担教育的成本也不是根据企业接纳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数量来确定。虽然社会和企业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目前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对于它们在高等教育的成本中的比例来说仍然显得微薄，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企业分担教育成本。
(二)高校自身投资与负担教育成本的现状分析由于收入的减少和成本持续上升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导致多数高校的财务状况恶化的不断升级。因此，一些高校为保证学校的正常运作而不得不以贷款等非常规性的筹资渠道来筹措教育成本，致使部分高校的债务不断积累，导致贷款的规模远远超出高校自身的偿还范围。又由于大量的社会职能在高等学校中的穿插，例如学生食堂、医疗保险、职工退休金、学生的医疗及安全事故等一系列费用，由于这些费用没有确定的分担对象和分担目标，高校也不能全额分担下来，从而导致一些高等学校承担了的成本开支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二、建立理想化的高等教育投资与负担模式的建议
(一)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国家不仅应当把高等教育投资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和生产性投资来对待，还要确保一定时期内国家在高等教育投入中的重要引导地位，坚持“以财政拨款为主，依法落实高等教育投入，多种渠道筹措教育费用为辅”的规定，充分落实国家《教育法》制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总体变化，同时各级财必须加大对财政的投资作用和力度，在财政投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尽量保持高等教育在扩招后有所提高，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和预防手段，从而保证我国的教育总经费占GDP的4%左右，确保高等教育的总经费占到GDP的1%以上。除此之外，对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情况下，国家应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扶持弱势群体的办法。同时，必须加强弱势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在政策上要对弱势群体给予一定的倾斜和帮助，增加对弱势人群的捐助力度。
(二)制定合理的个人分担标准定价模型著名教育学家舒尔茨(T．W．Schultz)认为，教育相当于是一种对人的长远投资，而个人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和载体，必须分担教育所带来的成本和费用。这种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同时也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因此，接受教育的个人不仅仅要分担高教成本，而且应该基于所受教育质量不同(主要是学校差别、专业差别、培养层次差别)从而使高教成本的付出不同。综合各种因素，提出以下具体的学费标准构建模型:前提假设:市场的自由竞争;各专业成本能够科学地计算总公式:某学校某专业平均学费=学费成本比×专业平均培养成本×专业差别调整系数×学校差别调整系数×培养层次调节系数。
(三)社会企业加强对高校教育成本的投入第一，加大对高校理想化教育的宣传力度，大力宣传科教兴国的战略意义，使社会意识到教育对社会的重要性，从而引导社会和企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第二，社会各慈善组织要加大工作力度，在原有资助群体不变的基础上，多拉赞助，多跑单位，通过大型媒体活动，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明星校友情感交流等多种渠道，增加捐资助教的筹资金额;第三，高校应设立高校发展办公室，并且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捐赠工作机构，动员各大院校毕业的新老同学，事业有成者为母校捐助，做好接受常年捐赠和专项捐赠工作。第四，政府需要以各种政策来鼓励单位、个人捐赠等来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给捐款人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制度，同时以经济和名誉上的双重回报给捐款人，在捐款人与学校之间创造出双赢的局面。
本文作者：赵晶晶工作单位：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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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GDP；GNI；财政收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上便开始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否充足，以及政府对教育投资努力程度的高低。世界银行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定义是“对公共教育的公共支出加上对私立教育的补贴”（世界银行，2001）。在我国，与这一口径相对应的统计指标应该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但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度量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经费，因此在下文中，凡涉及到我国的数据，“公共教育支出”指的就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此外，为了简便起见，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指代“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本文将采用国际横截面数据和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影响公共教育经费投资比例的因素，并对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做出预测。
一、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图1）：
（1）1978-1989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时高时低，呈现不规则变动。
（2）1990-1995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持续下降。
（3）1996-2003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稳上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0年以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4.8%左右。因此粗略地看，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是偏低的。但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进行算术平均，其过于简单，缺乏性，因此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预测
影响一个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由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不一定完全同步，即经济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较高的国家未必就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各级教育的入学率衡量），反之，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未必就有较低的可能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我们将采用两种方法，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进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
1、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影响一个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最主要因素，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一些学者以人均GNP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找出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各项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和国家为：1961-1979年，38个国家（陈良焜等，1988）；1980-1985年，40个国家（陈良焜等，1992）；1986-1997年，54个国家（岳昌君、丁小浩，2003）。这些研究使用了相同的计量经济模型，即线性-对数模型：
（模型1）
Yi表示第i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Xi表示第i个国家的人均GNP。
我们将运用最新的数据对已有研究加以拓展，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只能根据200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与上述研究相同，我们仅仅使用了大国的数据，因为大国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结构比较完整，便于同中国进行比较，而且统计资料比较齐全。所谓大国的标准是：2001年人口在1千万人以上的国家（世界银行，2003）。按照此标准，我们使用了57个国家的数据，包括14个高收入国家、8个中高收入国家、15个中低收入国家和20个低收入国家。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是Eviews软件。
(1)使用57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结果
我们利用模型1对5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斜率系数估计值为0.3408，其含义为：人均GNI增加1%，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增加约0.0034个百分点。在以往研究中，斜率系数的估计值分别为：0.792（1975-1979年，陈良焜等，1988）；0.84（1980-1985年，陈良焜等，1992）；0.4069（1986-1997年，岳昌君等，2003）。我们的斜率系数估计值是显著的（p<0.01），而且小于以往研究的结果，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57个大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力减弱了。
(2)使用中等收入国家数据的分析结果
根据这57个国家的数据（表1），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越稳定，国别差异越小（表现为变异系数越来越小）。特别是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数字特征表明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已趋于稳定。由此我们认为，对于不同收入类型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模式很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把高收入国家考虑在内，很可能会低估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增长速度。考虑到今后十多年内，中国仍将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着重关注在这一收入类型国家中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趋势应该更有现实意义。
表1：57个人口大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2001年）
中位数（%）均值（%）变异系数N
高收入国家4.84.810.1614
中等收入国家14.14.070.3723
低收入国家3.13.700.5520
所有国家4.14.120.4057
1：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
针对23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斜率系数的估计值表明：在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每提高1%，公共教育支出比例提高0.0134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支出比例的影响要比考虑全体国家时大得多。
(3)对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
为了预测今后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发展变化趋势，首先应对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做出判断。根据最近一项研究的结果，中国2002-201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9%，2010-2020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5%（中国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5）。另一项研究则认为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为8%，20101-2020年为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我们认为，后一项预测的可能性较大，由此，到2010年人均GDP年增长7.5%，2011-2020年人均GDP年增长6.5%应该是可能的。
2001年我国人均GNI为890美元，假定2002-2010年人均GNI年均增长7.5%，2011-2020年年均增长6.5%，则2010年人均GNI将达到1700美元，2020年将达到3200美元（均为2001年价格）。
根据57个国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值是分别为3.95%、4.07%、4.18%和4.29%，这一结果与岳昌君等人（岳昌君、丁小浩，2003）的结论非常接近。根据23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值是分别为3.23%、3.70%、4.12%和4.54%。
2001年，57个国家人均GNI的样本均值是6418美元，23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的样本均值是2707美元。从预测的角度看，给定的解释变量的值越接近解释变量的样本均值，预测结果越精确（古扎拉蒂，1995）。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使用哪一个模型，对于2015年和2020年的预测结果应该更为准确。
2、.教育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我们还可以从教育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的国际比较，来分析我国公共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我们假定，一定的教育发展水平要求相应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这一支持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共性或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我们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接近我国2010年和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水平，并据此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1）201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在2004年我国教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对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给出一个基本估计：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55%-6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5%-30%之间。由于我国已经基本普及初等教育，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接近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目标的国家也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所以我们只分析中等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的关系。在初中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55%-60%之间时，大致相当于中等教育毛入学率70%-80%的水平。根据对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估计，我们将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视为接近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首先考虑只选择人口大国，但发现满足上述条件的人口大国数目太少，导致结果缺乏说服力。因此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考虑在内（该书一共提供了20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并将这些国家和地区按三种情形分组（三个组的国家有重合）：第一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第二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的国家；第三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符合教育发展水平条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数据的国家，第一组有8个（克罗地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古巴、墨西哥），第二组有24个，第三组有23个。
通过计算均值和中位数，我们得到如下数据：第一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29%，中位数为4.40%；第二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12%，中位数为4.45%；第三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11%，中位数为4.90%。
观察上述数据，可以发现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较大（特别是第一组和第二组），说明同一组别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差异较大。因此我们认为采用中位数更为合理，即201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应该在4.40~4.90%之间。
（2）202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我们对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是，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入学率在80%-9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5%-45%之间。根据对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估计，我们将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视为接近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第二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的国家；第三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符合教育发展水平条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数据的国家，第一组有5个（克罗地亚、斯洛伐克、阿塞拜疆、泰国和智利），第二组有25个，第三组有13个。
通过计算均值和中位数，我们得到如下数据：第一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48%，中位数为4.30%；第二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96%，中位数为4.50%；第三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70%，中位数为4.30%。
同样地，我们根据中位数进行预测，则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在4.30~4.50%之间。
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根据国际上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要求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来进行预测，则我国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比2020年还要高。这一结果与前一部分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得到的结果不尽一致，也就是说，与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越高，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也应该越高的一般认识完全不同。但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在接近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时期，是教育即将到达顶峰的努力极限时期，这一时期对公共教育经费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占GDP的比例也达到最高点。另外从个案考察，也可以发现教育发展水平高而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相对较低的现象。如韩国与意大利比较，前者2000年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78%，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3.8%；同年后者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4.7%。这些现象说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数量关系，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3.进一步的讨论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财政供给能力也是影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财政收入或支出占GDP比例的数据，我们无法对这一假设做出具有说服力的检验。但是，我们对11个可获得数据的高收入大国的分析表明，人均GNI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并无显著性影响，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是显著性的解释变量，并且仅仅使用这一变量就能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样本总变异的50%以上。在收集到更完整的数据之后，我们将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基于我国历史数据的经验分析
如图1所示，1978-1989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呈现不规则变动，因此我们只对1990-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首先采用模型1，以人均GDP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回归系数都不显著。我们把焦点转向财政供给能力，发现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变动趋势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动趋势如出一辙：即1995年之前持续下降，此后持续上升（图2）。于是我们以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为解释变量，考虑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二者之间呈现简单线性关系的假设难以成立，因此应采用模型2。
（模型2）
Yt表示第t年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Xt表示第t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
根据1990-2003年的数据得到样本回归方程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我们对模型中的两个时间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发现尽管两个时间序列各自都是不平稳的，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因而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估计量是无偏的、有效的，t检验和F也是有效的。斜率系数估计值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将提高约0.6%。
我们估计2004-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约25%；2011-2020年每年提高约0.5个百分点，2020年达到30%。这样，根据上述样本回归方程就可以推算出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分别为3.46%、3.94%、4.18%和4.39%。
四、结论
1.利用不同变量（经济水平或财政供给能力）得到的预测结果相差不大，但和利用变量（教育发展水平）得到的预测结果差距较大（见表2）。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即在利用经济变量预测时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而在用教育变量预测时仅仅采用了简单比较的方法。其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不一致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因而从不同角度公共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就会得到不同结果。其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偏高，因此用教育变量预测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高于用经济变量预测的结果。考虑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衡量的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供给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我们认为用经济变量来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更有说服力。
2.在国际横向比较分析中，我们采用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在经验分析中，我们采用了财政供给能力作为解释变量，并相应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从模型的拟合程度来看，后一种方法更为理想。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固然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但财政供给能力（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衡量）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公共教育经费最终来源于财政收入，一个羸弱的财政体系不可能为公共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撑。如前文所述，对高收入国家的数据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但要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还需开展进一步的。
3.如果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在使用数据时应该尽可能涵盖所有收入类型的国家（即采用57国数据）。但如果目的是进行预测，那么我们认为应该使用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其原因是我国已经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可以不考虑低收入阶段的情况，而排除高收入国家可以避免因这些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趋于稳定造成预测结果偏低。
4.综上所述，我们以财政供给能力作为主要预测依据，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认为如果我国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那么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有望在2010年接近4%，而在2020年达到4.5%的水平。
表2：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预测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
国际比较研究
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NI（美元，2001年价格）1200170023303200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57国数据3.954.074.184.29
23个中等收入国家数据3.233.704.124.54
解释变量：教育发展水平
中等教育毛入学率（%）70-8580-9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3530-45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4.4~4.94.3~4.5
中国经验研究
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占GDP比例
财政收入占GDP比例（%）202527.530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3.463.944.184.39
参考
UNESCO（2000）WorldEducationReport2000.
陈良焜等（1988）“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国际比较”，载厉以宁主编《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良焜等（1992）“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载秦宛顺等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兴红（2004）“合理调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江苏商论》，第4期
古扎拉蒂（1995）《计量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中译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统计摘要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教育部财务司（2005）《教育经费统计资料》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性别与全民教育：跃向平等—2003-2004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人民教育出版社
世界银行（2001）《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世界银行（2003）《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支出是指少数民族家庭供养学生需要投入的全部费用”，而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则是一种需要投入智力性的生产行为，两者的核心区别是权利与收益的差异，即教育支出是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教育投资要的是实现预期收益，并且一旦将少数民族教育投资的对象从政府、学校、社会机构变为“家庭”便产生了特别的意义，例如机会成本。无论是少数民族社会还是主流城市社群，如果教育投资主体是政府、学校或者社会机构，它们的机会成本差别并不明显，但少数民族个体家庭教育的机会成本则涉及到教育公平问题，简单地说，“城市家庭教育的机会成本在广义上等同于教育间接支出”，但少数民族家庭教育的机会成本则相对较高，间接成本投入过大。特别是在大工业时代与科技社会，“越是优秀的教育资源越会加速替代身份、血统、种族等先赋性因素”，教育本身所具备的社会分层功能也就越加突出，尽管国家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并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但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马太效应”。2011~2013年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生源调查报告显示，投资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家庭正在逐年减少，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家庭教育的风险成本控制无法通过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得以实现。这里面似乎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由于教育不公平产生机会成本的不对等，另一方面解决教育不公平却无法实现成本控制，这看上去很矛盾，但事实正是如此，究其根本“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的风险成本是出在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先行者的资源占有性”，请问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能够通过教育公平解决吗？又怎样才能做到“先行者”主动让出资源？有没有考虑到教育竞争发生的客观条件关系到教育投资成本的实际收益，足以成为评估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核心因素。另外，少数民族家庭教育的风险成本控制还要考虑人力资本存在的负面影响，例如少数民族家庭青壮年的教育基金增多会不会导致老年人赡养支出的减少？以西北农村少数民族家庭为例，2003年到2013年10年间西北农村少数民族养老保险金额交纳比例与西北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率成反比，如果说是少数民族养老体系的难以覆盖造成少数民族家庭教育资本的流失，那么健全养老体系便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事实上困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并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而是无法跟上少数民族社会老龄化的步伐，“未富先老”的尴尬处境成为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灰色系数。
因此从风险成本控制上来说，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的前景还有赖于整体教育经济环境的提升，至少在高等教育这一块，少数民族教育的成本分担与补偿系统必不可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斯顿指出，“高等教育是既有投资又有收益的事业，各种成本支出应由学生家长、纳税群体、政府机构以及社会慈善机构共同承担”，近几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领域数次出现过对教育成本分担的探讨，但笔者认为针对少数民族学生个体的民间资助提升到行政决策的高度还为时过早，一来我国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的需求系统比较复杂，二来对于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家庭教育投资政策形成虚设，用民族教育学家覃彩銮的话说“少数民族教育的每一次大跨步都建立在社会生产模式的更新之上”，2011年瑶族居民农户全面开展副业生产的时候，大批瑶族家庭自费学习养殖技术、渔网编织、圈舍制式方法，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政府财政支持，却创造了瑶族家庭教育投资的高峰，同期瑶族学生外地就业率也达到历史新高，因此社会成本分担并不是“及时雨”，可以多考虑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补偿系统的完善，例如尽可能地规避社会老龄化现象对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负面影响，所谓“补偿系统”并不见得是直接的经费支持，少数民族社会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性质而言是一种救济制度，通过救济来填补空缺不如主动创造老年市场的合法谋利机制，例如藏族伊斯兰教民间歌舞团即是为老年人集资的商业化单位，无论是教育还是养老都需要通过加深社会资源流通的互补性来寻找有效的补偿系统。
二、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的子女社会化问题
关键词：教育投资风险对策
越来越多的实践和理论证明，只有教育投资的积累才会实现技术进步。研究表明，教育投资越大，劳动力的质量便越高，进而一方面会直接提高劳动力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通过资源要素的组合与运用，使生产效率改善，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创造基本动力。教育投资的这种作用是物质资本投资无法替代的。
一、教育投资的含义与特征
教育投资是指为了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提高现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总和，它包括各种货币形式的支出和非货币形式的支出，其实质是一种通过获得或增加、调整知识、技能等存量资本以影响或改变预期收益的活动①。
考察现实我们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掀起了产业革命，并带来了职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在现实中，在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大多数下岗或失业人员是非专业人士，是初级劳动力。而专业人士、高级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才相对来说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未来的职业更是需要创造型、复合型、协作型人才。创造型人才不仅有能够参与竞争的能力，更有实现战略价值的能力。
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里，教育投资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教育投资存量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低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首要因素。因此，大力增加教育投资，不断提高人才质量，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方关于教育投资的理论
在西方，教育和培训历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投资。教育和培训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叫知识性效应（Cognitiveeffects），即人们受教育后，获得知识，提高了技能和文化素质，从而既增加了对新工作的适应性，减少了失败的可能性，又由于掌握了新技能而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另一种叫非知识性效应（Noncognitiveeffects），即当人们受过教育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纪律性，增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提高其做好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
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亚当就提出了人作为人力资源要进行教育和培训。他说：“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一批现代学者也开始重视教育投资问题。
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通过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是对劳动者的健康和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发生作用的一种投资，它包括教育、卫生、保健等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支出。教育投资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不随产品的出卖而转移。他还认为：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教育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结果。他应用收益率法测算了教育投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占较大比重，证明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舒尔茨的教育投资理论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把人口和劳动力看做是经济发展障碍的看法，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后来对这种观点做了比较精辟的评论，他认为，现代生产已不是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已成为第一大要素。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技术提高的结果。
贝克尔把在职培训分为两种：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不但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对其他企业也有用。这种培训应该由职工自己支付培训费。特殊培训是一种专门培训，它能为提供培训的单位专用。特殊培训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大部分培养费。用人单位应对那些受过特殊培训的员工支付高额工资，同时也要求员工受相关契约的约束，以防止人才外流造成损失③。他还认为受较高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或满足也较大。
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至今仍对我国教育投资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教育投资风险预测分析
教育投资风险是决策时对未来预测和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的。倘不能对未来的这些不肯定因素变化作准确判断，则可能引起损失。然而，由于教育投资的特点使得这些不肯定因素客观存在，因此，教育投资的风险只能预测和选择而不可能完全规避。这些风险包括：
1.教育投资回收期较长，甚至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回报。因为人才的培养具有累积性，对人才的教育投资必须是持续不间断的，且较长期才能获得收益，甚至可能得不到预期收益。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未来市场供求变化、产品或劳务需求、资本价格等是无法预见的。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往往与人们的预期出现较大的距离，教育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都对人才及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人才流动性较大。人往高处走，利益的导向促使人才向收益较高的地方集中，从而造成人才配置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状态。违约的可能性客观上会给我国的人才培养和投资带来风险。受教育者也可能因疾病或突发事件而丧失创造能力、工作能力甚至死亡。
3.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人才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由政府、用人单位、个人（家庭）三部分组成。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着眼于提高社会总体收益和总体素质；用人单位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单位的经济效益；个人投资的目标是通过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能力素质，获得个人生活发展的机会。
4.受教育者自身特点的多样性。受教育者是教育投资的对象，因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因素的客观要求，人的生命周期、潜力、健康状况及毅力、意志力都是有差异的，必须及时充分利用人生在学习接受能力、创造能力等的人才生命周期，以发挥人才的最佳功效。
5.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人才是一种无形资产，它表达了人体的机能和创造力的综合，投资者无法将其拿出来单独投资，也无法把自己投资的那一部分像买卖商品一样进行自由让渡，人才的收益只有通过人才的经济活动才能创造，然而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导致教育投资和收益的偏差。
6.人的主体性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因个人的偏好或选择而对人才能力和潜力的发挥产生影响。人是有思想性、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和道德性的，还受感性和理性的制约。人的经济能力和产生效益具有更大的伸缩性。
7.教育投资的收益无法预期。教育投资的直接后果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而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往往则是希望在人才使用过程中能创造出直接的实物产值。倘若人才在将来的工作中，学非所用，用非所长，或不符合兴趣爱好或专业方向不对口，其人才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才能力的经济收益必然会大打折扣。
四、我国教育投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可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从宏观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较长时期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资相对不足，给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开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学设施陈旧落后，教育规模和专业设置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职业教育落后，这些均造成劳动力素质跟不上我国发展的需要。
2.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表明，教育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但研究表明中国在教育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现实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本劳动和简单劳动来维持，其经济增长方式是简朴和粗放型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投资结构日益合理，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教育因素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正视这种差距，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不良的影响。
3.常规培训的效益令人担忧。对于各生产单位来说，普遍忽视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靠高投资、高积累、高消耗、拼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即使是企业办了各种培训班，也因为受场地、资金、师资限制，不讲培训质量，甚至出现滥收费、滥发证书的现象，造成实际业务与技术学历等级不相符的人越来越多。单位员工劳动主动性、积极性不强，生产效率低下。再加上管理混乱，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得不到有效利用和发挥。超级秘书网
五、解决我国教育投资问题的对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又是人才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因此，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加大教育投资，积极开展教育、培训事业，要建立科学机制以促进我国人才的培养。要解决教育界现存的问题，防避教育风险，应在多种方面采取不同对策：（1）实施国际化的教育模式。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人才的教育与培训应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借助国外的教育模式和先进理念培养人才。（2）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人才存量的增长主要依靠教育和培训。学校教育是教育投资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最基本的国家教育投资。除此之外，还要加强职业培训，进行知识开发、技能开发与品德开发。人才的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不仅要抓学历教育、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还应该加强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教育。学历教育只是对学生的知识教育，是初级教育；道德教育是对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以及敬业精神的教育，是高级教育，也是真正培养人才的教育。（3）树立经济发展教育先行的意识。教育投资比起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边际收益高的特点。因此，在资源紧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考虑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提高教育投资比例。（4）运用制度保障。为规避教育投资的风险，用人单位还应该在培训费用、服务期限、违约责任等方面与劳动者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约定，减少因恶意违约带来的损失，使可能的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5）建立竞争、激励与约束机制，创造人才良好成长环境。事实表明，能否建立竞争、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人才培养制度能否成功的关键。竞争机制、激励机制有利于激发人才的发展，而相应的约束机制能保持与维护人才的健康发展。人才成长的创造性的发挥都需要激励。谁能建设好人才激励机制，谁就能形成人才的积聚并能吸引各方人才。（6）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群体意识及行为方式。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劳动者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减少教育投资的风险。
［注释］
①王充，刘剑峰，等.经济增长中的高等教育投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4）：56.
论文摘要：山西省自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推行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本文对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旨在更好的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使农村基础教育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发展。
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制度从1985开始，经历了以“乡镇为主”的投资体制到“以县级政府”为主的投资体制的转变，明确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主体为县级政府。2005年，山西省规定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同时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免除学杂费以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校舍维修资金等经费由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按比例分担，逐步建立起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的分级分担投资体制。这一投资体制的建立对于本省农村基础教育健康、均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本省地理条件特殊，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在基础教育投资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一、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制度在推行中面临的问题
1．“以县为主”的投资体制导致各县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存在较大的差距
2001年实行了“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把农村基础教育所需的资金交由了县级政府。这样使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的多少就只能取决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地方的财政收入状况。对于煤炭资源丰富的县区，地方的财政收入多，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相对多。以“山西省初中教育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一项“生均公用经费”调查为例：y市以资源经济为主，属于山西经济较发达地区，2004年gdp产值为401548万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650元；p县以农业经济为主，属于山西省欠发达地区，2004年gdp产值为185000万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121.9元；s县以农业为主导产业，而且是贫困县，2004年gdp产值为92166万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88.7元。这一调查结果明显反映了不同县（市、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
2．农村税费改革使基础教育投资经济薄弱县教育公用经费紧张，办学条件差
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主体提升到县级财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进行，即取消农村教育集资和农村基础教育费附加，这两项教育经费来源的取消，使本已严重不足的教育经费更加短缺。对于经济薄弱县，教育公用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办学条件无法保障。
3．教师收入经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山西省各市县中小学不仅实行了岗位绩效工资制度，而且实现了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统一标准，并把教师工资全额纳入了县级财政预算，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教师工资保障机制。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实力相对落后地区教师的基本工资与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市际、县际教师由于津补贴及福利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异较大，教师工资收入的巨大悬殊给全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总量不足
《义务教育法》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1993年通过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5年通过的《教育法》规定：“到20世纪末，财政性教育支出应达到gdp的4%。”尽管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增加义务教育经费，但与法律的要求和实际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如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平均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仅为2.79%，2000年这个数字为2.87%，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0万亿元，而用于教育的资源不足3%，大大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总量是不足的。
2．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比例不合理
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集中到了中央，而县乡财政所占的比重却非常小。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级财政，2000年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占10%，地（市）级占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县乡两级财政收入才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1/5，而相比之下，所承担的教育支出则占的比重较大。据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级财政负担，省级财政负担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约2%。实行改革后，虽然投资主体由乡镇提升到县级政府，但也只是将原来由乡镇负担的经费上移给了县级财政，并未改变县乡两级财政总体的负担比重，以少于20%的财政收入去负担超过80%的义务教育支出，这显然不符合财权与事权相对等的原则。
由此可见，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将政府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责任过分集中在县，但县财政薄弱，这种事权与财权不统一是造成农村基础教育资金紧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各县区由于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制约，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投入存在较大差距
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后，教育投入的多少除了受领导重视与否等人为因素影响外，还直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挂钩。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制约教育的经费投入。经济发展滞后、总量不足、资源短缺是山西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导致山西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均衡。山西全省可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地区煤、铁、铝、盐等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科技文化集中，是发展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西部也有一定的煤、畜牧和水资源，但因历史社会原因和较差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科技文化相对落后，其中的西山二十八县是山西最贫困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导致山西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
三、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对策
1．提高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加用于教育的公用经费总量，以保证农村基础教育顺利健康的发展
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正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先进理念。要保证农村基础教育顺利健康发展，就要加大政府用于基础教育的公用经费总量。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财政性教育支出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其相对量更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人均基础教育费用更是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因此，应增加政府用于教育的公用经费比重，以保证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顺利健康的发展。
2．合理确定各级政府教育费用分担比例
农村基础教育是关乎整个国家的振兴与发展的基础事业，各级政府都有责任对农村基础教育进行投入。应坚持“以县为主”的投资体制的前提下，加大中央、省、市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中的职责，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基础教育分担体制。《义务教育法》中对于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做出了具体规定，主要强调义务教育投入要由中央、省、地（市）、县四级政府共同承担责任，不再强调“以县为主”，而今后所谓“以县为主”，更多地指一种管理责任。这就要求今后在义务教育投资体制上逐步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分担体制。
为了明确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中的职责，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资中的分担比例，并逐步加大中央、省、市（地）级政府的分担比例。山西省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移到以中央、省、地市级财政为主，以县为辅，并在中央、省、地方和县之间规定一个具体的投资比例。2005年《山西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含县城所在地学生），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免学杂费资金由中央和地方6:4分担，地方分担部分由省、市、县按5:2:3分担，其中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由省、市、县按7:2:1分担，免费提供教科书资金由中央承担。对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资金由中央分担50%，地方分担50%，地方分担的部分由省、市、县按4:3:3比例分担。省级对“两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给予重点补助，两项资金统筹使用。通过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投资分担体制，确定农村教育的投资比例，来保证农村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3．健全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法制化建设，完善依法筹措和分配教育资源的体制
要依法实现教育预算的单列，完善部门预算制度。在预算中适当强化义务教育财政的相对独立性。要依据义务教育法，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资条例，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上的责任，经费负担比例和具体的财政措施。
4．发展地方经济，为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只能取决于各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投资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山西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各县区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和不平衡性，因此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发展地方经济，以保证教育的投入。
5．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
除了要保障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持续投资以外，还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办学。教育事业是一项公共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发展教育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我们社会的职责。针对当前山西省农村办学的实际，政府应该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发展教育，解决不同收入阶层的不同需求。要完善企业及公民个人向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发展各种形式的公益性教育基金和信托基金，鼓励和支持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发展校办产业。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企业和公民个人捐资助学、出资和投资办学。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还要大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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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是一个人成长的黄金季节，生理、心理都发生明显变化，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结合教材对学生进行亲子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根据心理学家研究表明，融洽的亲子关系能更好地培养青少年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责任感。在这一时期，与父母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父母对其教育效果的好坏。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教师除传授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外，还应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如何在生物教学中渗透亲子教育呢？本文从教会学生理解父母、感恩父母、教会与父母沟通等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
初中生物 渗透方法 亲子教育
一、学会理解父母
随着年龄增长，学生的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当强烈的独立意识与父母充满关爱的唠叨发生冲撞时，学生往往以自己的逆反行为表示自己长大了。理解是改善亲子关系的第一步。通过理解父母、体谅父母，正确看待父母的唠叨，从而改善亲子关系。生物教师要通过各种方法与学生建立较亲密的师生关系，获得学生的欣赏和信任，然后通过与孩子较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帮助孩子重新理解父母的言语及行为，并在这一重构的基础上，引导孩子学会用更积极合理的方式尝试改善亲子关系。同时，课下在和学生的交往中，老师要注意学生的心理特征，找准谈话的切入点，和学生做有效沟通，尽量做让学生喜欢的老师，对生物学科教学工作会有很大帮助。如在人的个体发育这节分析青春期心理的变化时说希望父母把自己当做成年人看待，理解自己，这时我及时给予肯定，鼓励学生发表想法，同时反问学生，生活中的父母，我们又理解多少呢？父母夜以继日地劳作，他们为我们流下辛酸的泪水，我们又知道多少呢？工作的压力与烦恼促使他们生活节奏随之改变了，我们又做过什么呢？通过一系列反问引导学生换位思考，学会理解父母，至少尝试理解父母。在与学生家长沟通的过程中，帮助家长从不同于一般理解方式的角度分析并解读孩子的行为，使家长对孩子的行为及原因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一理解可以帮助家长重新看待并采用新的方式处理与孩子的亲子关系。那么，总体上说，这个工作至少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做。
二、教会学生感恩
教会学生感恩，教师要做感恩的典范，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表明了教师言传身教的重要性，要教会学生感恩，教师要身体力行，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热情回应每一个向你主动问好的学生，感谢他的友善和尊重；在课堂上表扬积极答问、课后认真作业的学生，感谢他们对教学工作的配合，当学生的付出得到老师的认可和谢意，他们学会感恩老师，尊重和欣赏他人；我们还可以时常向学生表达自己对社会、学校、父母、朋友的感恩之情，当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做懂得感恩的人，学生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感恩。生物教材中“人的生殖”一节内容，可以渗透感恩父母的教育。我是这样开展的，问学生是否知道自己是如何诞生的？引导学生认识到自己是母体内一受精卵发育而来的，而受精卵是和卵细胞经受精作用的结果，然后播放一段受精的视频，该视频讲述了几亿大军，是如何历经层层障碍，激烈竞争，最后只有一个与卵细胞成功结合的过程。学生看完视频后，都感慨万千，有的感慨旅程艰辛，有的感慨生命来之不易，接着我又播放了一段人类胚胎发育到母亲分娩过程的视频，看完视频后学生很感慨母亲十月怀胎的辛苦。接着我追问学生：“试想一下，你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现在的个体，你们的父母究竟付出了多少心血？每个人是不是都要感谢父母呢？”同学们感人肺腑，频频点头。如此让学生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在心灵上有震撼、有共鸣，学生才能学会感恩。
三、学会与父母沟通
沟通是心与心的交流。“沟”者渠也，“通”者连也，“沟通”本身的意思是借助某种渠道使双方能够通连。沟通是双方的交换交流，单方的只是沟没有通。有效沟通指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信息，而对方的回应是我所祈望的。学生与家长在沟通上存在很大问题，轻的会产生不快心情，严重的导致离家出走，造成悲剧。关于学生与父母的沟通，据调查：有40.45%的家庭出现沟通障碍。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生物教师能为此做些什么呢？思来想去觉得应该利用生物学科的特点教给学生与父母沟通的方法，学会与父母沟通。我在“基因在亲子代间的传递”这节这样设计的，展示班上某位学生的一家三口的照片引起学生饶有兴趣地观察。接着提问：在这张照片中，①你看到了哪些性状？②性状是由什么控制的？学生会回答遗传与变异的知识，如学生发现该生的某一性状和父母一方相似，我借机对学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与父母是一体的，平时应该经常和父母谈谈心，把自己的想法、做法告诉父母。沟通时注意自己的身份、态度、表情、口气等，一般来说，经过指导，学生都能尝到不同的成功喜悦。
四、总结
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孩子智力和人格健全发展，有助于学生个性和谐发展，有益于促进孩子生理和心理健康发展。通过生物教师的微薄之力帮助学生与父母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使学生在融洽家庭气氛中健康成长。
作者：朱娟 单位：扬中市同德中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财政教育资金结构优化经济转轨转移支付
教育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所公认。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教育财政投入还比较低,这一点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已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与反响。
1我国财政教育资金投入问题研究综述
1.1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投入总量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相关研究者认为,现阶段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投入总量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教育投入虽然有了明显增加,但投入总量仍然不足。
其次,我国目前的财政教育投资在结构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表现在基础义务教育方面,政府财政投入比重过低,影响了基础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二是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企业和社会团体投资比例过低,来自个人的家庭投资比例过高,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三是表现在对教育领域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投入比例方面,我国对教育领域的公用经费投入的比例偏低,不利于提高我国教育质量。最后,现行的财政教育投入分配机制不尽合理。从国际上看,中央和地方对教育的财政投资分担比例一般为60:40;而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资分担比例平均为37:63。特别是在社会受益最明显的小学义务教育投入方面,80%以上的财政投入是由地方财政,中央对小学义务教育投入的比例不足20%。这种政府间的财力与教育支出责任的非对称性,必然会由于县乡财政困难而影响政府对基础义务教育的财政收入。
1.2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支出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义务教育支出结构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义务教育重要的战略地位同小份额的资源配给的矛盾日益凸现,分配失衡成为主要矛盾。二是地区及城乡义务教育差距不断加大——第一,沿海发达地区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之间差异明显。第二,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投入存在明显差距。三是农民义务教育负担重。
其次,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高等教育支出结构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突出表现在:一是财政压力巨大,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主要源于中国总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教育经费不足以至影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日显突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每年教育经费占当年GNP的比例,各年都在2%左右,总是占世界各国的倒数第十几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一般占GNP的5-7%,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一般占GNP的4%左右。如要按人均教育经费算,中国更少得可怜。具体到高等教育经费,约占教育总财政投入的20%左右。因此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在国家总教育经费不足以及高等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比例不高的双重作用下显得捉襟见肘。二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渠道薄弱、结构不合理。三是财政性教育经费事权、财权不统一。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预算管理,长期处于事权和财权分离的状态,教育经费的预算未能单独立项。造成一系列问题:一是教育经费预算数量相对弹性较大,缺乏透明度。二是教育发展和政府对教育的拨款脱节。三是教育部门无权行使有效的宏观管理权与调控权,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四是对多元化筹措教育资金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2转型期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策略
基于上述各方面的研究情况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为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采取如下几方面的策略应是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
2.1继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倾斜,加大对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要解决教育资源总量的短缺,首先要从量上加大投入。教育是准公共物品,由国家来承担主要投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长期以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太少,该承诺增加的教育投入一直没有完全兑现,历史欠债太多,造成转型期教育资源的短缺。不管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还是参照国外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对教育的支持程度其次,要加大对基础教育投资的倾斜力度。一方面,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一直较多,而且高等教育比基础教育更容易融资;另一方面,基础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基石,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是我国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基础教育更需要国家和政府强有力的全方位的支持。再次,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力度。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造成教育巨大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缩小教育的不均衡,从中央政府来看,加大财政转移力度是见效最快的举措。特别是对义务教育,不仅要彻底改造好学校办学条件,确保教师的工资福利,有针对性地对教师进行培训、进修,提高教师综合素质,而且,还要减轻、减免学生的杂费,让他们能享受国民最基本的教育权利。从目前中央政府的财力上看,完全有能力解决。不是“能为不能为”的问题,而是“愿为不愿为”的问题。
2.2要解放思想,积极扶植和培育教育市场的形成
在肯定国家、政府是教育投资主体地位的同时,必须广开思路、大胆创新、积极探讨教育市场的可能空间和限度。单靠国家加大对教育投入来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是不现实的。即使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计划配置各种优势,避免出现计划失灵,解决了教育均衡和教育供给短缺等问题,但那样的均衡、公平只能是低层次、低水准的,其供需的平衡也是以压抑需求方法达到的,并不能真正满足社会个体多元化的教育需求的。因此,在转型期,要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政府应该担当起“有为”和“无为”双重角色。凡是有可能通过市场化解决的,政府必须大胆放手,尽可能创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的各种条件;凡是无法通过市场化、社会不愿投资的地方,政府就要坚决接手,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不足。通过市场调节,可吸引社会大量资源投入教育,快速增大教育资源总量,政府则有更充裕的财力投入到教育发展最需要最紧缺的地方,使计划调节更加有效。转型期,政府在扶植培育教育市场方面,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要建立和健全适应教育市场的各种规则和秩序;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打破目前“双轨”聘任制,鼓励人才充分流动,同时,建立教职工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学校办学主体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拓宽教育融资的渠道;积极扶植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发展,并在政策、财力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使其享受与公办学校相一致的待遇;要加快学校产权制度的改革,明晰学校的产权界定,使学校成为市场主体;要进一步实现教育收费自主性,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要大力发展教育市场的中间组织机构。
3转型期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实证分析:以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为例
资源配置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一类十分紧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对其实行优化配置是高等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核心问题。
我国高等学校的经费投入,可概括为“一主三辅”机制,即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学生缴费、学校创收、社会资助三个方面为辅的特征。在政府投入方面。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且投入增加力度强于对普通中学的投入。以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为例:1998年全国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6775.19元,2000年为9201.24元,增长率为6.29%,高于普通初中(4.75%)和普通高中(1.6%)的增长率,然而,迅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事业也给国家财政带来较大的负担。国家对高教的投入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求。1995年高教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1%,1996年为2.46%,1997年为2.49%,1998年达2.55%,但仍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投入不足是高校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全国2000所高校,财政投入每年只有440亿元,平均每校2200万元经费。1990年代以来,高校经费有一定的增长,但被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展,物价的持续上涨所抵消,生均经费仍只相当于1980年代的水平。在学生缴费方面,解放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免费政策。1989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实行交费上学制度以来,本科生缴纳学费的全国平均水平已从最初的100～300元/年提高到2004年的3000～5000元/年,上涨幅度很快(2000年的收费标准比1994年上涨了4—6倍)。这一标准占普通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不含基建费用)不足30%,如果按全部成本计算,则比例更低。研究生教育的收费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显然,我国高等教育成本中由个人分担的比重偏低,即收费标准偏低。但是,由于参照国际上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学费占全部教育成本的25%左右的标准,同时考虑到学生生活成本占家庭收入比重、学费占GDP的比例、居民人均储蓄、居民人均总收入及其增长速度与收费标准增长之比等经济指标,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学杂费水平,已经达到一般居民个人及家庭承受能力的较高值,在此基础上如果要在短期内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学费,将是非常困难的。在学校创收方面,主要形式包括:校办产业、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为社会提供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等,不同类型高校的创收渠道存在差别。在社会资助方面,这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企业投资教育、社会捐赠教育的热情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目前阶段只能作为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的辅助来源。
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是现阶段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来源,支撑着庞大高教系统的运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高校的投入,使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没有国家的资源投入就没有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家对高等教育要求的提高,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形成的教育资源分配和使用原则已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弊端,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教改革的深入发展,制约了高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首先,教育资源的配置应切实体现以效益为主的原则。国家对高等学校的经费拨款有多项,但比例最大的是对学校经常性费用的拨款(俗称“维持费”)。这项拨款主要是根据在校生和教职工人数,而忽视学校的教育质量高低和整体办学效益的好坏。学校大、人数多就可以争取到较多的拨款,也有理由申请更多的基建费用。所以,有的学校不顾自己的师资和设施条件以及社会的真实需求,盲目设置专业和扩大招生,导致专业重复设置、学校不适当的“升格”,甚至争先恐后地设立新的高等院校。这样做,带来的是教育投资分散、教学质量低、规模效益差等不良后果,为优化高教结构造成新的困难。仅以规模大小和师生的多少配置教育资源,看似“公平”,实际上是以牺牲效益为前提。所以,教育资源的配置应切实体现以效益为主的原则。
其次,应该重视教育资源的静态价值,更应重视资源的动态效果。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在配置观念上的主要问题,是就资源本身的价值与需求相比较,决定把资源配备给哪个学校。一旦分配下去,资源就落户在一家、“静止”在一家,很少考虑怎样使资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为更多的需求者服务。尽管都说高校的资源可以共享,但因为人、财、物一旦分配给谁也就归谁所有,法规上或制度上并没有保证他人的使用权利。在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应该是以能“为我所用”而感到满足,不以“为我所有”为目的。目前,我国高校的资源在总体上讲相当紧张,但是在不同的高校中,资源状况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出现某些大学的某些方面资源短缺,在另外方面却有剩余。如果在分配上冲破“静止价值”观念,着眼于资源的“动态效果”,对大型教学科研仪器的购置或需要大笔投资建立的设施,不仅仅是从一个学校考虑,而是从一个区域或几所学校的共同需求来考虑,资源的利用率就会高得多。
最后,应坚持形成多渠道筹资的合理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变革,集中表现在改变由政府作为单一投资主体的体制,试图形成由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教育培养经费的多渠道投资体制。这一改革方向正确,也已经取得相当成效。1999-2001年间,我国高校在扩大招生的同时,也同时推进了成本分担机制的建立。如政府拨款从1998年的342.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613.3亿元,增幅达近80%;但政府高等教育拨款占普通高校总收入的比例却从62.9%下降至52.6%。而与此同时,学校自筹收入增幅强劲,从1998年的202.2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553.3亿元,增长了1.7倍;占普通高校总投入比例也相应地从39.1%跃升至47.4%,成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半壁江山。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足够的经费一直是高等教育界长期探索的难题。尽管多渠道的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离形成理想格局差距仍然很大。从政府投入角度看,尽管政府投入占高校经费总额的比例不算低,但是,如果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看,我国仍然处于世界的较低水准。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还比较低;二是从结构看,除了政府的投入不足外,个人的分担机制也未健全,而社会分担的部分最为欠缺。这也说明,进一步完善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格局,除了政府要增加投入外,还要完善个人的分担机制,而重点是要形成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当前,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奋斗目标,原有学校的办学规模要扩大,人员要增加,设备要更新,专业要调整,这种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激活高等教育投入机制,保证高等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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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缪明贤.中国教育捐集资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1995.
[关键词]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教育资源配置实际上也就是把整个教育资源视为一种稀缺资源，既然教育资源也是稀缺，那么人们就必须做出选择，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已经既定的教育资源去发展教育事业，提供教育服务产品，更好地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同样这种选择也就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生产什么样的教育产品”、“如何生产这些教育产品”、“为谁生产教育产品”。第一个问题可以理解为生产什么样的教育产品，各生产多少是合理的，也就是社会应该提供什么类型的教育产品、各提供多少才能更好的满足教育需求？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用什么方法来生产市场需要的教育产品，实际就是如何对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等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这几种生产要素如何合理投入？第三个问题就是生产出来的教育产品如何分配，按照什么原则分配给社会成员？正确理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内涵，是进行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分析的基础。
一、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现状
分析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现状，实际上就是要分析为什么要进行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如同其他经济资源一样也是稀缺资源，所以必须对稀缺的教育资源进行选择。目前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现状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城乡教育资源总量短缺、结构失衡。
第一，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总量短缺。可以说教育投资短缺是个全球性问题，但在中国由于人口众多，“穷国办大教育”的事实使教育投资短缺问题更为突出。可以从两个方面论证这个观点：首先，可以从公共教育经费总量得到说明，据杨东平的研究，近些年我国年度公共教育经费一直维持在170亿美元左右，约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的1.5％，而这1.5％比例的公共教育经费，却用于培养占世界20％的教育人口，即大约2.4亿全日制在校学生的教育。因此从世界角度来看，我们不可以不说我国是在以极不对称的经费维持着众多的教育人口。其次，可以从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得到说明，这一指标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整体水平。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而实际情况是，据杨明研究，1992年发达国家除日本和西班牙外，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都在5％以上，其中挪威等均在7％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2％，最不发达国家平均为2.8％。而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为2.0％。另外根据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的研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91年为2.86％，此后持续下降，最低为1995年的2.41％，2002年回升到3.32％以后，又开始下滑，2004年下滑到2.79％(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调高了2.3万亿元）。教育资源配置总量严重短缺是当前城乡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现在我们出发点就是在这样的资源配置总量短缺背景下来考虑城乡教育资源的协调与优化。
第二，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结构失衡。这里讲的结构是指城镇与农村二元体系结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结构失衡表现为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模式。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差异具体反应在城乡教育经费差距、城乡师资力量差异、城乡升学率差异、城乡辍学率差异、城乡教学仪器设备条件差异、城乡开课率差异等诸多方面。根据袁振国的研究，2001年生均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我国城镇小学的生均经费平均为1484元，农村为798元，城镇是农村的1.86倍。初中的生均教育经费城镇平均为1955元，农村为1014元，城镇是农村的1.93倍。还有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城乡差异、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城乡差异，城镇均为农村的1.6—3.4倍之多。另外结构失衡也表现在初等教育（小学）、中等教育（包括中学、中专、技校、职中）、高等教育（大学）三级体系结构下的失衡，具体表现为这三级教育中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基础教育按人口比例来讲大部分在农村，这样也就间接的造成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
二、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途径
探讨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途径的实质，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对教育资源的配置中找到一种均衡，靠单一的配置模式是行不通的。
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共同属性，就是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现阶段我们依然强调政府应该对教育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平衡，尤其是对实现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强调政府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利支配教育资源，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法律、法规、条例等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的。
明确了政府在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1)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
在全国有限的教育经费中分配给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比例要进一步加大，加大经费投入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解决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最有效措施。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又主要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我国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而县、乡两级政府公共财政困难，特别是一些贫困山区和贫困县、乡财政更是困难重重，却要承担基础教育的筹资重任，县乡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拨款微乎其微。再加上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教育“口子费”（即为弥补农村教育费附加不能满足教师工资发放而余下的资金缺口，而向农民收取的费用），目前农村学校的经费来源就只有勤工俭学收入，其他渠道很难筹集到资金，这些微薄的经费来源导致每年出现巨大的经费缺口。因此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应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加强农村师资力量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原本师资数量少、学历低；职称低的中小学，一部分年轻教师离开了教师工作岗位，下海创业、经商、甚至打工去了，农村基础教育师资雪上加霜。剩下的教师基本上是年龄偏大的老教师，年龄严重老化、知识老化，所以要想尽千方百计加强农村师资力量建设。要从数量、年龄、学历、职称等多方面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师资队伍。
(3)改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
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落后，设施设备老化，或者干脆就缺少设备，这主要表现在硬件上，比如房屋简陋、桌椅破烂、音体美等教学设备缺乏、现代化教学设施设备奇缺等等。这都需要政府投入财政经费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
(4)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
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其实是改善办学条件的手段之一，可以通过大学生教育实习、大学生援教、现代远程教育、多媒体软件教学等多种方式，把城市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通过这种手段间接输送到农村基础教育中，弥补农村学校资源的不足。
(5)深化城乡教育体制改革
深化城乡教育体制改革，首先就是要改革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即改革目前的大学教育中央管、中学教育省市管、小学教育县乡管的管理体制。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是农业人口脱贫致富的根本保障，涉及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利益，属于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这是解决农村教育存在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办法。其次，就是农村学校要从人事方面激励教师积极性，从招生方面扩大生源，从教学方面改善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