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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艺术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文艺思想所提出的一个美学的、文学艺术的、也是文化的命题。所谓“人生艺术化”，也就是要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濡染人格与心灵，使人的整个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般美丽而富有意义的诗性境界。
“人生艺术化”的核心精神源自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为学与做人》等文中率先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并将“生活的艺术化”的精神阐释为“无所为而为”的“趣味主义”精神，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喜欢做便做”。这种“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的境界梁启超将其誉为“趣味化艺术化”的境界。它的要旨是“责任”与“兴味”的统一，所谓“责任”是宇宙众生运化的大境界，“兴味”则是个体情感的激扬勃发。它倡导实践主体由情而动，有真性情，有大情怀，能将小我之兴味与众生宇宙之运化相融通，最终超越小我之成败得失而体会“无所为而为”的真生命创化之“春意”，从而使人生从烦闷至清凉，从平淡显灿烂。因此“生活的艺术化”非逃避责任，也非游戏人生，而是要求个体从生命最根本处建立纯粹的情感与人格，实现生命的大境界大价值，并从中体会到生命的美与意味。
“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与精神最早为朱光潜所承续。20世纪30年代初，朱光潜在《谈美》中专列了一节“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他较为集中而具体地发挥丰富了梁启超所提出的命题，并将其表述明确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提法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逐渐定型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光潜着重从艺术切入，强调艺术的精神就是“无所为而为”的审美精神，我们的学问、事业、人生都要像创造艺术品一样贯彻美的艺术精神。朱光潜对艺术的审美本质及其美感要素作了具体的阐释。他提出，“人生的艺术化”既是“人生的情趣化”，也是“人生的严肃主义”。
三四十年代，丰子恺、宗白华等也对“人生艺术化”命题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子恺提出了“真率人生”的命题，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白华则从意境出发对生命的自由诗境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构建，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最为绚烂的华章之一。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是有自己孕生的历史语境的。一战结束后，1919年至1920年初，梁启超携学生赴欧主要国家20几个名城考察。梁启超本是中国现代较早主张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他曾主张要对不同文化作无制限的输入。但是，这次欧洲之旅却使他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潜藏的弊端，虽然他把中西文化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但他却极其敏锐且不无超前地提出了现代社会中精神文化与价值理想对于人类的意义问题，提出了情感与人格建设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问题。20年代，他以“趣味”为核心范畴，建构了“无所为而为”的趣味哲学与“生活的艺术化”理想。20年代至40年代，“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得到当时文化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之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决定了这种美学与文化思想在当时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直接投身到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更为有效而现实的道路。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试图以民族和大众启蒙者的姿态来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答案。与梁启超一样，朱光潜、丰子恺、宗白华等也都是融通古今的饱学之士，同时也都有域外的经历，对西方文化有切身的体会。相对于国人，他们较早敏感到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所伴生的某些问题。他们所提出的“人生艺术化”的道路相对于当时的民族困境来看，不免过于高蹈，但这恰恰又是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真挚发言。而它的价值与意义在今天进一步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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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的文化思想与历史实践看，对于人生的艺术化（性）追求并非只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的专利。就其主导倾向与精神特征来区分，我以为其中大体呈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第一类是对生活形式的艺术化（性）追求。主要是把艺术化理解为装饰性或新奇性。具体表现为对生活用品、生活环境及人体的艺术化装饰与修饰。如19世纪唯美派代表人物王尔德喜欢在自己的身体上装饰以向日葵，佩特则重视对日用器皿和居室环境的修饰。今天，对自己的头发、指甲、面部等身体各部位的修饰早已为人们所接受，而对生活用品、居住环境、购物环境等的艺术化追求也正成为一种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情趣。“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类情趣的一种表现。这类艺术（审美）化追求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升生活的品位与情趣，但其着眼点主要在生活的外形式上，对于形式的过分重视亦可能流衍为奢靡、颓废与媚俗。第二类是对生活技巧与社会关系的艺术化（性）追求。即把艺术化导衍为生存与生活的技巧，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生存态度、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如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推崇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方式与态度，实际上就隐含着处理现实关系的某种圆滑技巧。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本来应该是“学而优则仕”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是不能如愿的，这可能有多重原因。于是，士大夫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进可退的，在某种情况下是明智的在某种情况下显然是圆滑的生存哲学。林语堂以“中等阶级生活”为基础的“生活的艺术”，以及种种所谓公关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归于这个类别。这种艺术化化衍得当，确实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润泽，但过分重视则可能流为精神的退化。
这两种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倾向及其生活实践，严格说来是对生活中的局部艺术性要素的追求，而非人的整个生命境界与人格心灵的艺术化。
第三类则体现了对人格与心灵境界的艺术化追求，是人生艺术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基本取向。这个艺术化就是人类对自我精神与人格之美的追求。这个艺术化的本质实际上隐含着的是对于美和艺术精神的理解与把握的问题。在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中，美与艺术的精神主要被阐释为以情感为根基、理想为品格的弘扬价值、追寻意义的诗性生命精神。这个精神包含了对真率、生动、热情、圆满、完整、和谐、秩序、创造、自由等品格的向往，要求超越粗鄙、麻木、虚伪的纯物质人生。
前两种艺术化可以说是艺术因素对生活的渗透与泛化，而最后一种则是艺术精神对生命与人格的提升，它要求从根本上改造人格境界与生命境界。它所选择的武器就是美的艺术，它所追求的境界就是生命的审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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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核心是要将人的人格与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即要使人的生命在美的自由升华中获得诗意提升与诗性实现。这种人生理想与精神旨趣在其孕生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容讳言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在严峻的民族战争中，光靠“人生艺术化”是不可能力挽民族于危亡的。但是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人生艺术化”命题所深蕴的诗性光芒，却具有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意义。
与艺术化相对的是科学化。艺术化代表了情感的、个性的、整一的、生动的、诗意的等创造模式。科学化代表了理性的、统一的、逻辑的、规整的、现实的等实践方式。在人类早期，我们并未严格区别艺术活动与科学活动的界限。理性的实用的活动中就蕴涵着艺术的审美的因素。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艺术与科学逐渐区别开来。这种界限尤其在现代性进程中日趋严格。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伴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也自然而然地促生了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穷究宇宙的奥秘，科学与美并非不可通约。穷极人生的究竟，伦理与美也非互不关联。完美的人的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认识在康德、席勒的人本主义哲学与美学中已明确提出。康德认为以情为本质的审美判断力是沟通纯粹理性的知和实践理性的意的桥梁。席勒提出可以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使人实现从感受的受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志的能动状态的转变，成为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相协调的自由完整的人。“人生艺术化”理论正是顺着这一理路而来的。当然它所针对的不仅是西方美学所主要批判的人性分裂问题，更基础的还是在民族困境中的人性麻木、自私庸俗的无情俗情问题。而在对后者的探讨中，它也警觉到科技文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与西方社会相似的现代性问题。由此，“人生艺术化”命题也把人格建设、人性完善的历史实践问题和人生意义、价值信仰的形上问题一并提到了现代中国人的面前。
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艺术作品必须可以和接受者进行对话或交流，尽管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对话或交流可以是非正向的甚至对抗式的。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艺术的真实性或客观性。这种真实强调的是一种逻辑上的真实，而不是简单的写实主义式的真实。可以说，真实是一种原则，它来自于创作者的诚意和真诚表达的能力，同时也成为接受者理解和沟通的基础。所谓文化艺术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即是说文化艺术作品的形象要符合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实际，符合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实际。这是一般再现型或再现性艺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所谓“再现”是指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对他所认识的客观对象或社会生活的具体描绘，在创作手法上偏重于写实，追求感性形式的完美和现实的真实;在创作倾向上偏重于认识客体，模仿现实。再现性的文化艺术创作是中外文化艺术史上的主要倾向，其作品平易近人，如实摹写，生动细腻，具有独特的审美魅力，一般容易为受众所欣赏和接受，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其特点是感性的现实和冷静的理智在创作中起主导作用，观察缜密，技法严格，细节真实。文化艺术的真实性还体现在表现艺术家主观世界的真实，即真实地表现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包括他的思想、情感、个性、人生态度和理想追求等等。这是一般表现性文化艺术所特别强调的。所谓“表现”是指艺术家运用艺术表现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在创作手法上偏重于理想地、情感地表现对象，或抛弃具体的物象，追求超感觉的内容和观念，常常采取象征、寓意、夸张、变形以至抽象等艺术语言，以突破感受的经验习惯;在创作倾向上，则偏重于表现主体意识，直抒胸臆。文化艺术中表现的真实，即文化艺术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的真诚与真挚。表现性艺术具有震撼人心、高度概括、不求形似等特点，是中外文化艺术史上的另一主要倾向。不论是再现性艺术，还是表现性艺术，只要达到精品的程度，一般都会具有较高的作品接受难度，但其程度并不妨碍接受者的感受和认知。事实上，思想或形式上的高度或难度并不是阻碍读者或观众接受的根本。创作者充满诚意的言说以及有效的表达，是文化艺术精品产生群体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在这种交流沟通机制中，文化艺术精品的社会功能得以实现。很多时候，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才可以真正地改变接受者，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在这种有价值的交流与沟通中，接受者自身的理解力、创造力和感受力都会得到提高，从而产生对作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完善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机制
制定精品战略，提倡精品，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平台和机制才可以最终落到实处。而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首先要从艺术家创造力的涵育入手。我们知道，任何一件文化艺术精品都是由某个或某群艺术家倾力创造出来的，除了生活阅历、个人信仰和创作诚意外，艺术家一般还需要系统的专业训练。艺术家的艺术技能、个人才情，再加上必要的作品物化条件，构成了一件文化艺术精品的“胚芽”。为这些有价值的“胚芽”提供成长所需要的土壤、水、阳光等环境条件，并为这些胚芽破土而出、成长为一棵枝叶葳蕤的大树保驾护航，最后设计渠道将果子输送给有需求的人，这就是贯穿于文化艺术精品生产与消费全过程的涵育与推动机制。可以说，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机制是一个需要各方协力的系统工程。
(一)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环境条件
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具备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条件。首先，国家和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为文化艺术精品的生产与推广铺设有效的绿色通道，并借助法律、法规的制定来使之常态化。比如，我国近年来连续推出的文化产业政策、艺术教育政策等新的相关文化政策，都为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除了匹配支持政策之外，某些约束性政策和法规的出台则为文化艺术精品生产的专业化、规范化提供了环境条件。其次，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还需具备必要的经济条件。据有关文化产业研究的论证，某些文化产业类型的兴起与人均GDP有直接的对位关系，而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可以带动经济的整体增长。这种文化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也可以用到文化艺术精品育成机制的分析中。事实上，文化艺术精品的规模化生产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系统推进文化艺术精品生产的程度，而且国民购买力也已经可以基本支撑起文化艺术精品的消费。最后，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匹配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其一，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文化资源的依托。因此在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过程中，应深入挖掘所在环境中的文化资源，整合、利用并借助各种新的文化理念、艺术手段和技术条件，在数量和质量直接推动文化艺术精品的生产。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民族和广袤的地域，千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将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创意，一直是文化艺术生产者探讨的重点。其二，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培养创造性的思维环境和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艺术家个体创造性的激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比个体作品创造还复杂的创意激荡环境。从纵向的角度看，艺术家既有长期积累的惯性优势，也有一定的群体依赖性和个体惰性。真正独立、自主的创作者必须在时代背景下，借助有效的手段激发和培育出来。此外，从横向的角度看，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虽然在文化发展史上，不乏“悲愤出诗人”的个案，但一个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才是保障人才和作品井喷式出现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群星璀璨、盛唐时期文化精品频出充分说明了多元的文化、宽容的环境才是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根本条件。
(二)建立文化艺术精品的创作支持机制
良好的环境条件为文化精品的育成提供了必备的土壤，但“胚芽”破土而出还需要更有效、更直接的支持机制。就目前而言，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应该在国家顶层设计之下，建立相应的引导、激励和扶持资助机制，以提供系统的、长线的、高效的文化艺术精品育成支持。我们知道，艺术家完成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创作往往受诸多因素影响与制约。其中，就主观层面而言，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心理诉求、生活阅历、创作灵感、形象及抽象思维能力都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此，对艺术家的“同情的理解”和“适当的管理”就构成了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引导机制。如果这个原则和分寸把握好了，并且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那么，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国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样一来，长期困扰基层管理者的“一管就傻、不管就疯”的窘境才可以改变，而艺术家的精神独立性和个体创造性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在此基础上，科学的文化艺术精品激励机制才可以建立起来。要实现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仅仅靠政府财政补贴和奖励等直接物质激励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在科学评估体系和绩效评估体系尚未确立之际，一味的补贴和奖励或许会走到精品育成的反面。久而久之，趋利的寻租心理将束缚而不是激励艺术家的心灵。艺术家创造的初衷如果掺杂了过多杂质，那么他的创造活力和深度势必会受影响。因此，分类分层管理才有可能实现正向的激励作用。简而言之，设计高效的文化艺术精品激励机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妥善处理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找到一个富有成效的平衡点。而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通过政策、舆论甚至物质刺激等手段，梳理艺术家乃至全社会的精品意识。在文化艺术作品生产过程中，精品艺术也是精品生产的先导。可以说，没有精品意识就不可能有文化艺术精品的产生。精品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不是某个人靠一时的灵感侥幸创造出来的。它需要艺术家不断丰富自己，并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创作完成。在这期间，精品意识始终占据着创作者的头脑，它是创作者精品创作的先决。当创作者怀着一种生产精品的意识去从事创作时，他才会用十分的心思到生活中去选取素材，用十分的心思去结构布局他的作品，用最为真挚的深切的语汇去表现他的作品，而只有这样，那种高品位的、人民群众最为喜爱的精品之作才能够产生。
(三)构建良性的文化艺术传播与接受机制
文化艺术传播古已有之，方式多种多样。从远古就出现了口头传播，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又陆续出现了文字、纸质出版、电子和网络等传播方式。当今时代，传播方式中比较集中、为人们普遍接受和经常使用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展览式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文化艺术作品因其自身的特点，有其独特的接受机制。文化艺术作品通过受众的鉴赏来体现自身的价值。文化艺术鉴赏指作为文化艺术传播的接受者，读者、观众、听众凭借艺术作品而开展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审美再创造活动。文化艺术作品为了满足更多受众的期望同时又承载了传承优秀文化艺术的重任，不仅仅只停留在外在形式的推陈出新。受众的需求、要求不断提高，促使文化艺术作品不断涌现出精品。精品本身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审美功能也深深影响着受众群格调的提升。
三、建立文化艺术精品的判定标准
(一)文化艺术精品的分层与分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文化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者精益求精，力求打造文化艺术精品。然而，划分文化艺术精品和非文化艺术精品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此，我们着重将文化艺术精品与非文化艺术精品在内涵层次进行区分。真正让受众感同身受、产生较好审美感受的是传统文化艺术精品;次之，大众流行文化时尚精品也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艺术社会化的典范;再次之，审美功能一般、旨在填充精神生活的，便只能称作文化产品。其中，传统文化艺术精品在内容上更加具有经典性、先锋性和开创性，形式紧紧围绕内容并为内容服务，同时，传统文化艺术精品更加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大众流行文化时尚产品在内容上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时尚性的特点，形式多样，形态也更加开放，传播手段丰富新颖，注重受众的拓展，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在两大类文化艺术精品中，根据其基本形态又可以划分为视觉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表演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影视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建筑及城市时尚类文化艺术精品、城市民间及公共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等五种。一般而言，文化艺术精品是文化工作者思想水平和艺术造诣的体现，是对时代生活的思考和再现，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是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和审美需求不断提高的产物。因此，对文化艺术精品的判定标准绝不是单一的、绝对的，而应该是复杂的、辩证的。任何一件艺术作品的好坏与观众的主观意识和审美水平有很大关系。观众通过用视觉、听觉等感官意识对艺术作品进行观察和欣赏，经过复杂的审美过程得出结果。迄今为止，并没有专家学者得出绝对准确的审美判定标准，更多的是通过各门类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对作品进行理性和感性分析，从而得出相对合理的判定。例如:对建筑艺术作品的判定，首先应遵循“实用、坚固、美观”的标准，其次看其是否具备形象美、文化性和时代感的艺术形式，综合各方面数据判定是否是建筑艺术精品;对影视艺术作品的判定，看其是否有效运用影视艺术的艺术语言，将各门类艺术和谐统一，其作品是否具有情节性、文学性、表演性等艺术特征，是否具有时代感，是否具有创新性。简而言之，判定一件文化艺术精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要仔细探究每一门类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统一性和特殊性，并制定相应的一般标准和特殊标准。
(二)文化艺术精品的判定标准
首先，我们要对文化艺术精品的主要类型进行判定标准的设置，就要对其有所判断。我们必须考虑到的是文化艺术精品的民族性、时代性，同时还要兼顾到各门类艺术作品的本体特性。各种因素下更需找到综合考量的一般判定标准，即文化艺术精品大体一致的评价体系。据此，在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中国文化艺术与西方文化艺术等艺术精品之间，我们势必应当找到一种可能的桥梁———沟通路径。在沟通路径的选择上，通常情况下，我们有艺术创作维度与接受维度的沟通，创作、接受艺术与社会文化判断基础标准的沟通。而倘使我们将其两个方向上的沟通剥离开来，将内核部分抽取出来，弃置差异性，回归共通性，就找到了文化艺术精品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文化艺术精品判定标准。好的文化艺术精品需要具备怎样的“最大公约数”呢?就艺术系统角度而言，文化艺术精品需要同时具备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也只有这三性合一，好的文化艺术精品创作才能真正成为精品。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文化艺术精品判定标准的“最大公约数”。据此，我们可以对文化艺术精品进行一个初始界定，并进而找到文化艺术精品判定的具体方法和标准。首先，文化艺术精品必须具备思想性。所谓思想性标准一般会根据作品的层次和类型而有所区别。比如，对传统文化艺术精品而言，作品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就是必备的思想性要求。这类文化艺术精品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与追求。当这样的精神信息传递给读者或者观众时，往往会起到启迪心智、涵育情怀，甚或提升意志的作用。而对大众流行文化时尚精品而言，作品的娱乐性、消遣性和舒缓性作用就会凸显出来。这类作品所传递出的思想、意识、情感大多已经类型化、正典化，接受难度不高。大众流行文化时尚精品往往会起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生活品质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一些有难度的传统文化艺术精品也会向时尚类精品转换，而其富含的思想精神则会在这种转换过程中随着受众的拓展而“稀释”，从而成为某种时尚的元素。例如，早年颇具先锋意识的孟京辉话剧如今已经成为都市白领们的时尚消费品。同样，某些流行时尚精品随着流行性的降低，或许会因其承载的文化含量的上升而为传统文化艺术精品。例如，早年的流行剧场艺术京剧，在今天则成为居庙堂之高的传统文化精品了。其次，文化艺术精品必须具备艺术性。我们固然强调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但事实上，文化艺术精品的艺术性标准主要用来衡量其艺术本体的价值，包括作品的独特性、原创性和有效驾驭同类艺术的技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丰富的审美价值等。具体而言，评估一个文化艺术作品是否在艺术性方面已经达到精品的高度，可以有如下两个评估维度入手:第一，其艺术语言是否鲜明、独特、准确，能够有效传递其精神内涵，并且创造了典型的艺术形象或意蕴;第二，其创作手法是否老道、精准或创新，能够创造节奏适当的艺术结构，并在艺术处理和表现方面达到巧夺天工的高度。
数字艺术究其创作手法、风格与传播方式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色，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原创性、交互性和使用数字媒介三大特征。(1)原创性。数字艺术和所有的艺术创作一样，是以审美为主导的原创性活动。大凡艺术都要讲究原创，没有原创就没有艺术。数字艺术作品由于它表现介质的特殊性，使它表现为“复制”的无差别性，它可以被反复的拷贝、粘贴，源文件稍稍更改表现内容就会有改变。［3］但是，由于数字艺术作品的素材来源便捷和作品形式的普泛，也就对数字艺术作品的原创性的保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交互性。数字艺术许多种类是以互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在相互交流的方式下进行，这完全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单向式的创作和欣赏过程。让欣赏主体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中来，不仅可以在视觉上进行沟通，还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进一步感受数字艺术带给欣赏主体的乐趣，这是绝大部分传统的艺术作品创作无法做到的。如果说传统艺术是一种“只读艺术”，那么数字艺术就是一种“可读写艺术”。(3)使用数字媒介。数字媒介包括数字化工具与网络媒体等。数字艺术中的技术和工具是传统美术创作工具的重要延伸。画笔变为数位板，画布变为显示器等，所以，很多传统的手法所变现不出来的肌理或效果，通过数字工具得到实现，当然，那些传统手段在传统的表现介质上可以表现的，数字艺术也能够表达出来。数字作品的传播也因为计算机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融合大大优于传统艺术，其网络传播的效率之高，是数字艺术真正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不同于传统艺术的高高在上，数字媒介的介入使的艺术真正贴近于生活，造就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条件。
2对于文化艺术传承的影响
数字艺术不管如何的特立独行都离不开传统艺术的传承。但作为技术与美学，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代表的是数字时代的新思维，新技术和新的美学思想。
2．1对于传统艺术形式的拓展与颠覆
数字艺术为人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摄取、生成、存储和处理视觉形象的艺术表现媒体和表现形式，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新颖的视觉天地。以往用手工很难实现的视觉效果，被计算机轻而易举地完成，甚至完成的比预想的还要好。例如，传统以“手绘”为核心的技法以来于纸笔、颜料等实际存在的一些物质工具;而电脑技法则以“笔墨”的概念，而非真实的笔墨进行肌理效果的表现。数字化技术作为手与脑的延长提高了设计的表现力和效率。计算机所提供的各种迅捷的方式和手段，将人们的双手从繁重、缓慢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空间，开拓了艺术家创意的潜能。数字艺术相较于传统设计有着不可比拟的高精度、高效率和丰富多样的表现效果，从而使人们能够摆脱大量枯燥、繁杂的制作和修改。资料表明:从最初的构思到作品完成，修改的比例大约是70%以上，全部重来也屡见不鲜．电脑图形设计的修改便利和“所见即所得”(即任何改变都可迅速反映在屏幕上)，对任何的内容都可以进行无数次的修改和恢复，电脑给人们提供了后悔的权力。［4］在发达国家艺术学院中数字技术已成为继素描、色彩和摄影之后的第四大基础课。电脑图形技术缩短了创意和成品之间的距离，因而被广泛地接受。
2．2对于大众审美的冲击
“科学追求的是‘真’，艺术追求的是‘美’。审美，即是对美的欣赏，是满足审美需要而引起的审美愉悦，是数字艺术最主要的情感价值所在。”［5］数字艺术不仅传承了传统艺术形式，而且多媒交融、形式多样。数字化的美学特质也为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创作方式和艺术语言。一件好的数字艺术品，能够吸引受众产生共鸣，是因为具备有技术美与艺术美的品质。人们通过对艺术品的欣赏与互动，完全沉浸于计算机所创造的虚拟环境中，其想象、情感、认知等各种心理能力便被激活，进入一个忘我的虚拟艺术世界，开始了不同的心理体验的历程，获得审美享受，这正是数字艺术所具有的不同于传统艺术的魅力所在。传统艺术形式和数字化艺术创作审美情感的差异，首先是文化渊源的不同:传统艺术创作是建立在地域性文化底蕴和民族国家历史渊源上的，包涵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和审美观念，能体现出深远的历史传统及地域民族文化，作品形式大多有一定的固定形式;而新一代的数字化艺术是在科技和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化设计，信息传递、网络界面之类数字语言都具有非物质性质和非传统化，因此凸显的是一种“全球化”的形式。其次是视觉感知的转换。在视觉审美的过程中，当数字化技术下的图像图形超越了现实的真实进入到另一个虚幻的世界，并让眼睛观看到了最极端的表现，人类由认知图式所带来的想象就彻底地被改变，观看主体对于视觉化画面不再抱有由辨认的所带来的审美愉悦，转而去期待一个更为刺激的虚拟彼岸。［6］主体的这种好奇心成为数字化技术下进行观看行为最为普遍的读图动力，从而也导致了观看方式由“辨认的”转向“悬念的刺激”。［7］数字艺术的出现为我们的审美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试听感受。虽然它不能为我们创造真正意义上的感官体验，但是它强大的虚拟功能可以使人们的审美全方位的发展成为可能。
2．3对于视觉文化形态的建立
从手工模仿到相机复制，再到数字图像技术。科技发展的同时也推动这艺术的蓬勃发展。数字艺术的发展造就了新的虚拟文化的产生。借助于电脑，人的视觉想象力和空间探索范围进一步拓展，从而进入了轻盈的全息世界，视觉图像的组合、变异和更新的可能性提高了，各种电脑软件和程序，为视觉创新提供了契机。电脑的出现也预示着另一种全新文化的到来———虚拟的文化。电脑对形象的处理和塑造完全可以在没有原本的情况下进行，虽然电脑也是复制，但这种复制已与摄影有质的区别。它把视觉文化的虚拟性发展到了极致。更重要的是，虚拟文化的出现，迫使我们思考新的问题，调整我们的创作策略，建构新的美学方式来面对这些深刻的文化变迁。美国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我坚信，当代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8］数字艺术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着一种新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当然，这更也将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再次转换。
3对于数字艺术的反思
在贵州省紫云县麻山苗族地区的一部英雄史诗及其唱诵仪式。自200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活动中进入学界的视野，尤其是201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文化产业公司对亚鲁王文化资本的开发也迅速展开，以期通过举办亚鲁王文化旅游节等活动提升地方知名度和经济实力。对此有学者指出“这一文化产业化过程中的部分内容脱离对麻山苗人文化的理解，长此以往必将伤害到《亚鲁王》的文化内核，导致文化消解甚至消亡”。针对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产业化—消损—消亡”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影视艺术的介入并成为产业化的主体或许能够将亚鲁王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增进外界对亚鲁王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的同时促进麻山地区人民的树立文化自信，自觉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走出一条“影视化—繁荣—复兴”的新路。首先，从信源角度说，亚鲁王文化具有很高的影视传播价值。作为苗族第一部英雄史诗、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中国六大社科学术事件之一的《亚鲁王》口传史诗的文学内涵及其唱诵仪式为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原始素材。
一方面，从史诗演述的语境来说，葬礼仪式体现着一种麻山苗族独特的生死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就要在“老摩公”的指引下沿着祖先迁徙的足迹回到东方的故土，与祖先亚鲁团聚而开始新的生活。其中的“砍马”和“开路”两个仪式是比较突出的文化样式。也有学者认为“葬礼实际上是在模拟古代部族国家将相出征之礼”。这种带有原生态“巫”文化色彩的仪式化演绎是工业文明时代难得一见的族群记忆和宝贵遗产，其中所展现的人文美和历史感正是纪录片的基本价值维度和审美追求。
另一方面，从史诗的内容上看，神话色彩中彰显着民族发展的历史，两万六千余行的宏大叙事体系中不仅有亚鲁王与戚鞅部落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有戚鞅的儿子与亚鲁王的女儿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十四个王子和两百多个王族后裔的迁徙故事，其中所蕴含的适应当代大众文化的影视创作母题十分丰富，为广大创作者提供了较大的二度创作空间，有利于创作出集民族性、艺术性、思想性的优秀影视作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次，从信道角度说，新媒体时代下的亚鲁王文化传播需要影视艺术。新媒体是人们在交流信息过程中制作、传播、接受、文化影响等可以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的互动数字传播平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影视制作和传播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视音频信息的采集、编辑和加工的手段日渐成熟，以超高清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潮流的制作模式让受众在观影时有“身临其境”之感，实现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的结合，从自然生态、建筑风格、历史文物、民族服饰、史诗故事、唱诵仪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亚鲁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影视符号的世界通用性打破了语言文字隔阂和民族文化壁垒，使各地区交往呈现“地球村”的趋势，成为新媒体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符号系统。与此同时传统的影视艺术在web3.0时代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以“微电影”为代表的新媒体艺术凭借其投资小、效率高、片长短、易观看的特点赢得了广大创作者和受众的认同。近年来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为背景的微电影蓬勃发展，涌现出《缘分西江》《喊寨人》《绣花里的歌谣》等优秀的作品，为树立民族形象、创立文化品牌发挥了较大作用。我们认为有必要运用微电影艺术传播亚鲁王文化，发掘其当代价值。
二从信宿角度说
群众文化是衡量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群众感受政府工作的最直接的方式。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使群众在劳动之余有自己快乐的娱乐活动，有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群众文化对群众和政府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能够稳定群众文化活动队伍。群众文化活动使得一些基层文艺骨干有了用武之地，使这些文艺骨干凝聚到一起，为群众文化出谋划策，群策群力，体现自己的文艺特长。这些文艺骨干的参与，使得群众文化活动队伍有了凝聚力，推动、促进了群众文化，使一批群众文艺人才脱颖而出，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己文艺特长的平台。其次，创新文化载体，构建和谐社会氛围。文化活动时舒缓压力，缓解情绪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对于创设和谐的社会交往氛围至关重要。群众文化活动是沟通政府和群众的媒介和桥梁，群众文化就是破开经济发展坚冰的春风。
2激活群众的艺术梦想，让群众文化活动走向基层的策略
2.1拓展群众文化发展空间，满足基层群众对艺术梦想的追求。群众文化不能仅仅面对城镇群众，还要关注广大农村基层群众的对文化活动的需求。群众文化艺术活动要拓展不同的空间，例如适合老年人的戏曲，讲故事、杂谈等，适合中老年的广场舞、快走、韵律操，适合青年人的街舞，歌曲等，适合学生的校园文化，适合儿童的轮滑等。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文化空间，就可以把群众文化推进到基层的方方面面，能够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2.2开展免费文化艺术培训活动，打开基层群众的艺术梦想。群众文化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一项公益事业，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大对群众文化的投资力度，完善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所需要的设施、设备，加大免费文化艺术活动的培训力度，建立基层群众文化培训网点。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要充分借助每一级政府的文化馆来指导群众文化活动，面向基层群众开办绘画班、音乐班、舞蹈班、刺绣班、剪纸班等。例如喜欢广场舞的群众本来在广场上跳广场舞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对于舞技不加考虑，也不能在舞技上有所提高，通过文化馆的舞蹈培训，这些爱好广场舞的群众，既可以锻炼身体，也从舞蹈技巧上得到了提升，把他们对舞蹈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甚至一些群众通过培训和自己的锻炼，参加一些大型的舞蹈比赛也能够获奖。
2.3倡导文化艺术志愿者服务活动，把艺术梦想带到田间地头。要想打开基层群众的艺术梦想，还要有一些文化志愿者来为群众提供更好地文化服务。这些文化志愿者往往是具有艺术专长的人，他们的加入，极大地充实了群众文化队伍。文化馆要精心选取一些代表平常百姓生活的小事，这些小事要取自群众身边，例如婆媳关系，邻里关系等，把这些小事加以提炼，再以歌舞剧、相声、小品、秧歌等群众喜欢的形式进行创作，然后送到老百姓中间，让群众看到艺术不是高不可攀的，艺术就在自己身边，打消群众对艺术的神秘感和畏惧感，用艺术引导群众的思想，用艺术开启群众的梦想。文化馆要积极倡导文化志愿者活动，这些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着对文艺的共同爱好，他们用自己的特长为群众服务，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送到田间地头，激发了群众对于文艺的热爱。
2.4用通俗带动梦想。群众文化的自我参与，自我创作，自娱自乐决定了群众文化从产生之初就带有一定的通俗性。任何群众文化的艺术形式都只有根植于群众当中，用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加以编创，才能拉近群众与艺术的距离。通俗的艺术作品更能被群众接受，也更能反应群众的情感，不是说通俗的就不是艺术，恰恰相反，通俗更是贴近群众的一种艺术。因此，推动通俗文艺的发展，才更能打开群众的艺术梦想。政府可以组织群众乐于参与的一些比赛活动，例如广场舞比赛，让群众自编自演，无论获不获奖，群众都会乐于参与到活动中。相对于美声来说，流行歌曲是通俗的，美声是艺术，通俗歌曲也是艺术。因为通俗，才更易于传播。政府可以通过举办群众文化节促进群众艺术的发展和推广，使群众艺术深入基层。
2.5培养文艺骨干队伍，把艺术梦想提升水平。梦想是需要人引领的，如果没有专业素养较高的文艺骨干的带动和引领，群众的文化活动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就会因为动力不足而终结。因此，培养基层文艺骨干队伍，在推动群众文化中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在进行群众文艺免费培训的基础上，要重点打造一支专业素养较高的文艺骨干队伍，例如县文化馆牵头，每个社区或者自然村，定期选拔5~10人的文艺爱好者，进行系统的、专业对口培训，在声乐、舞蹈、器乐、相声、剪纸、书法、棋类等群众喜爱的文化形式上，重点培训和扶持。培训结束后，让这些文艺骨干带领社区、或者农村基层的群众进行系列节目的编排，从而使得群众文化不断得以发展和提高。
中国是多民族聚集的国家，得益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各民族、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别具特色，地域性构成民族区域的文化标志，塑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代表着人们的生活习尚，体现出浓郁的民俗色彩和地域风情。如陕北剪纸，东北皮影、蛋雕，徽州三雕，河南的年画，唐卡等，④透过不同形式的民间美术，人们可以窥探到不同民族、区域的民间礼仪、民俗风情、审美情趣。内容丰满形式多样，原汁原味的自然流露，随性而质朴的表现风格，具有感人的力量，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和乡土情结。在海纳百川中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北方的画家，应着眼于北方的人文景观地域特色，在我国北方，流人文化、鹤文化、冰雪文化、工业文化包含着东北特有的生态文化资源，是历史发展的人文印记，“鹤”被誉为神鸟，生态鸟、吉祥鸟，它以形态之美、色彩之美、声韵之美而著称。它的姿态优雅、本色天然，在芦荻雁荡生生不息，群鹤翔舞蔚为壮观。鹤已成为北方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养分。白山黑水的冰雪世界孕育了北大荒版画，冰雪文化构成东北最具品牌的旅游产业，演绎为城市的文化气质。纪念册、旅游工艺品、摄影、雕塑、浮雕、壁画等，作为公共空间艺术从题材到形式是城市文化的标志和符号。北方的画家应更加关注北方的地域民俗中典型化的原始生态，地域性的民族、民间艺术独有的人文风情。北方，沼泽湖泊、沃野千里，南方多石林舟桥，湖畔观荷柳暗花明，北方多森林平原，白山黑水冬花雪韵。北方的桦树皮制作的工艺品以天然本色、自然肌理与精美手工艺巧妙结合，尽显天然气象，北方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的田园渔猎生活，体现了人与自然天地和谐共生。驯鹿、帐篷、雪橇，不惧寒酷的生活，就是他们与世相处的存在方式。他们使用的弓箭，取自天然，造型精美，手工技艺精湛，以兽皮自作服饰，传统饰品、一派天然本色。达斡尔人的服饰图案精美、巧夺天工，刺绣结合装饰工艺，装饰纹样体现了民族的传统寓意。这些都是历史和文化的宝藏，也是创作的重要素材，各种精湛的技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创意在民间散发出异样的光彩，作为艺术家要看到生活的地方，那些即将被人淡忘的地方，那些渐行渐远的风景。自然本身并非艺术，但真正的艺术来自于生命体验，离不开我们的精神家园。在我国南方，民间工艺特色浓郁，例如石雕、砖雕、浮雕，其根基发源于民间，虽然形式朴素却极富创造智慧和工艺之美。徽州文化沧桑的历史风貌，在寻常巷陌中所散发出的人文气息，蕴藏在雕梁画栋之间，引发无限的思古幽情。木雕、石雕、砖雕堪称三绝，徽州三雕早已名扬天下。传统的建筑雕刻装饰，从结构上重视牢固与美学协调统一，饰以雕刻的地方极为讲究，形象与色彩皆自然得体入理入微，常以材料本色别具匠心。木雕上的松石、云泉与奇花异草、来自民间的传统，就是徽州典型地域形象。徽州文化具有程式化、符号化的美学特征。浓郁的徽派建筑在造型上别具特色，融化在整体环境之中，白墙青瓦、古朴淡雅，特别是木雕艺术，历经工匠打磨雕琢更为华美典雅，身临其境，令人留连忘返。三分精美，七分儒雅的古旧浮雕，构筑成立体的景观空间，令人感叹！徽州民居依山傍水，风水布局、修竹茂林、相互掩映，从自然天成的环境到人工配置的山水林木，总是和建筑雕刻浑然一体自成格调，民居的前庭后院饰以庭园植物、花草，粉墙以砖雕，石雕、花窗为装饰，石砖铺地，曲径通幽。马头墙绵延起伏，错落有致、形式独特巧夺天工，使建筑、山水、花木相得益彰，宛若诗意的田园，显示出园林化的格调，达到了建筑功能与审美的和谐统一。浓郁的地域的民俗风情，也是木雕中题材内容的来源，即便是人物为主的木雕，其衬景，也是从徽州园林中摄取精华，汲取了山区古老村落独有的灵秀气韵。徽派建筑成就令世人瞩目，雕梁、斗拱、门廊、窗棂、均以平雕、浮雕、镂雕作装饰，恢弘而大气。内容多以花鸟虫鱼为题材，或以戏文故事借物喻人。祥兽蠢蠢欲动，方寸之间寄托着达官仕子踌躇满志的情怀抱负。其中狮子象征飞黄腾达、鱼和莲花寓意连年有余。成串的葡萄代表子孙繁盛。枕和蝙蝠象征着四季吉祥。徽派建筑门楼多以水磨青砖、石雕青瓦装饰，造型别致酷似汉字的商字。民居多以木结构为主，天井书斋、内堂高大，门窗为镂空雕刻，工艺繁复精巧。早年内院串通，据说可以穿堂入户雨不湿杉。小溪沿山脚由东而西、弥漫着青灰色调，红灯高挂、古韵犹存，极为赏心悦目。邻里旅人谈古说今，伴着四溢的茶香、挑夫的木履，置身其中仿佛时光倒流，令人回到历史的深处……流连于古镇西递，可谓移步换景。胡氏宗族营造的邸宅家院、古道民风，虽历经风雨洗尽浮华，却更显历史悠久，古朴典雅。这里曾孕育了无数饱学之士、文人墨客。在茶楼面铺，绵延伸展、高低错落的古老村落中，依稀可见昔日的繁华。明德园、流水人家、胡氏宗祠、应福堂、老屋子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徽派建筑白墙青瓦、檐角飞翘、处处独具匠心。徽派经典结构样式其实都源自于民间艺人的杰出智慧与发明创造。
二、民间艺术的的精神世界
宗教与世俗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宗教源自于古老的民间传统和精神信仰。各民族生活习俗与各不相同，但宗教情结，却深入民间，衍生为各种文化形态。以对神灵的尊崇与供奉、祈愿，获得神灵的保佑庇护，在民间建有大量庙宇、传播教义、朝圣祭祀表达民间信仰等。民间艺术中的宗教形式，目的是为宗教服务的。民间艺术并非宗教艺术，但二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民间艺术中有众多的题材内容与宗教有关。佛教故事内容大量留载于世，包括建筑、祠庙、浮雕、宗教题材的民间壁画、建筑墙饰和工艺品，描绘出超脱世俗的天庭境界，反映了民间对宗教的神圣敬畏。自唐宋到明清，敦煌、龙门、永乐宫、法海寺等代表作，都体现出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巨大影响，也寄托着民间文化中的“宗教情结”。中国的传统壁画的宗教内容主要是表现佛祖的修行历程、佛法记述的本生故事，天庭世界的芸芸众生，使人沉迷于想象的世界获得超脱，令信仰者顿生修行信念。风格上往往气势宏大、富丽堂皇、色彩华美、画工精湛。据学者研究考证：敦煌壁画乐舞包括天乐和俗乐。天乐寄托对天国的幻象，展示出佛教世界的繁华，俗乐表现了世俗世界的欢场，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实际上，宗教作为统治者的精神工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但作为文化传统，在各种形态的民间艺术中也传播“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因此在世俗社会影响深远。最丰富的想象都来自于民间。历代的工匠、画师以想象和智慧为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早已突破了民间画工与艺术家的界限。建筑是造型与结构的艺术形式，门庭寺院在民间的广泛设立，作为面向社会开放的场所，为信仰者提供了求神纳福的场所，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气氛。建筑构件的铺排组合、美化装饰，屋檐斗拱、瓦当门楼、匾额砖雕、风水布局、院中其他雕刻装饰等都有特别的讲究。民间艺术的祭祀供奉与民间宗教有关的装饰艺术，如各类神像、祖先像、祭祀物品。它们往往按照传统的规范样式进行创作，在人物的造像、比例设色、装饰配置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法度规范。在民间各类神像家喻户晓，民间艺术中的宗教题材，所表现内容除了佛教、道教外，也包含了流传民间的原始宗教、他们或来自于图腾崇拜、祖先信仰，或是历史故事、人物传说、神话名录的经典传奇，又结合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内容极为丰富，天地神灵与人生活有关的神祇在民间广为祭奠。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时民间艺术也出离宗教藩篱、转向世俗化，强调实用功能装饰效果与审美效果。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充满浪漫想象、世俗趣味的文化精神世界。
三、解读民间艺术的审美特征、象征性、隐喻性、装饰性
在理论总结、梳理后我们发现：民间艺术来源于生活，植根于情感，生长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观念决定形态，艺术作为精神世界的支撑，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中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伦理观念持续发展，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都体现出和谐、圆满、丰收、吉祥的精神气象。深入到汉族吉祥文化印记中。在持续的演绎发展中，编结了文化根脉发育生长的基因。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凭空而来。民间的各种造型元素都有发源的根脉，可谓意味深远，从普遍意义上，龙被喻为告天命者，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汉文化的精神图腾。龙凤呈祥代表天地之间阴阳调和，每逢年节，舞龙、舞狮成为汉族独特的人文景观。饕餮被喻为神界的主宰，来自于兽首纹样的复合变异，象征统治者的威严，在商代是权贵与身份的象征。这类复合纹样在青铜器上的尊、鼎、爵等器物上绽放异彩，表达了庄严、狞厉之美。石狮被誉为神兽，狮的造型庄重威严且成双成对，作为宫廷宅院的重要装饰，昂然肃立驱邪镇宅。莲花与佛教故事紧密相连，民间信奉佛祖、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成为民间世俗化的精神信仰。花鸟虫鱼、装饰手法蕴涵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再饰以彩漆做旧更加天然古朴。鸟和鱼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在各种艺术与题材中都是民间热衷的主题，鱼的造型被民间艺人表现得情态跃动、生趣盎然，早已深入人心。这些技艺传承的传奇故事，不断演绎变幻，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来自民间百姓的平实生活图卷，也是历代艺术家们关注的题材，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参照和图式信息。这些元素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和精神象征以及文化符号特有的内涵。这些平淡事物衍生的图示语言，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和启示，对今天的艺术创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民间艺术蕴涵文化思想，代表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普世价值观，充满人文关怀，是一部图像学的百科全书。
四、保护与发掘———关于复兴民族、民间文化的思考
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特点所谓的跨文化，一方面是指尊重文化差异。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风俗存在千差万别的差异，因而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必然会存在一定差异;另一方面，要求交际性与实用性保持一致。交际性要求尊重文化发展的现实环境，并且通过跨文化研究来提高其交际能力，而实用性主要要求对作品的研究程度进一步加深，从而理解出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跨文化的视角来说，英美文学的语言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强调使用戏剧性独白
在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中，使用较多的就是戏剧性独白。戏剧性独白的最早使用与发展主要得益于诗人索恩伯里，他在1857年创作的《骑士与圆颅党人之歌》中一些诗歌片段就是文学艺术领域的“戏剧独白”。而戏剧性独白的广泛应用则是在1886年之后，丁尼生创作了《六十年后的洛克斯勒观》并将其出版，从而使戏剧性独白的使用具有了高度的权威性，并得到了推广与应用。戏剧性独白使说话人与作者分离开来，如在彭斯的《威力神父的祷告》中，不仅可以听见人物的声音，还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尽管其没有高度权威性，却依然能够留给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
2．来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
很多英美文学作品都从现实中创作而来，而发展却远远超越现实。在赏析英美文学作品时，应当结合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在充分了解英美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对作品展开深入的理解与研究。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更加注重的是对生命的感悟与思考，以及对社会价值追求的理解与判断，是作者在走过人生之旅后对社会、人生的真实体验与领悟。英美文学作品采用的文体风格与语言文化都是多样而变化的，且在语言表现方面也更加多元化。因此，对英美文学发展历程进行探究，是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精神价值与内涵的重要手段。
3．语言艺术中的经典引用与发挥
对经典的全面引用是英美文学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体现出对语言艺术的极致发挥，即通过简单的语言表述可以体现出寓意深刻的故事。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基里斯为例，在幼年时期，他的母亲就抓住他的脚后跟将他长期放置在斯提克斯河中浸泡。正因如此，他逐渐练就了一副铜墙铁壁般的身体。然而由于他的母亲捏着他的脚后跟，而使得没有浸泡在神河中的脚后跟成为他唯一的致命缺点。阿基里斯在全力攻打特洛伊城的时候，他的脚后跟中了太阳神的致命一箭，因此而丧命。也是从那时开始，英美文学作品中出现了“Achile’sheels”，表示“致命的缺点、要害部位”的意思。
二、结语
面对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面对权威的丧失和话语权的取代，作为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内容博大精深，底蕴宏厚悠久的文学艺术一时手足无措。在影视艺术的冲击下，文学在话语地位﹑审美形态﹑情感的表达及作家的生存方式﹑身份处境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变［4］。“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视觉狂欢时代的到来已是大势所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面对视觉文化的冲击，文学没有必要哀叹和担忧，也没必要誓死坚守和排斥新生艺术。虽然新事物的成长必然伴随着旧事物的抗争，但是文学艺术想要在新的时代下生存下去，切勿故步自封﹑孤芳自赏，与影视艺术斗争到底；而应放低姿态正视影视艺术，敞开胸怀欢迎影视艺术，及时调整自身，与影视艺术交融共生，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从信息的流向来看，文学是信息的者，而电影、电视则是信息的接受者，文学一直是影视最重要的资讯来源。文学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流变中，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叙事手法、结构样式、表现技巧，沉淀了一大批经典之作，为影视的艺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素材和营养，并直接催生出了一批优秀影视剧作品。近年来兴起的“影视同期书”就是影视文化和文学艺术合作的范本。“影视同期书就是与热播的影视剧同期或后期推出的文学读本，它是以影视媒体转换成印刷媒体的形式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剧本———影视的改编过程，而倒置为剧本———影视———小说，它是传统小说与影视剧作两种艺术形式的衍生物”。
这种从影视艺术到小说艺术的讨巧的变迁方式，正说明文学艺术不排斥影视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借助影视的力量来发展自身。但是，在为文学作品带来意想不到的知名度的同时，影视给文学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有目共睹。在影视狂欢的时代，文学一方面必须不拒绝影视艺术，反而应该将文学的各种艺术形式渗透到影视艺术之中；一方面又需要对大众影视文化保持警惕，因为向影视艺术献媚并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出路。例如，近年来出现的为拍影视即兴创作的剧本或脚本，这种为影视而文学的作品，影视化的痕迹明显，文学的味道全无。正如作家、编剧徐小斌分析说：“为了迎合市场，不少作品都被打上了浓厚的商业化烙印，粗制滥造、狗尾续貂之作比比皆是”［6］。这种舍本逐末的文学创作道路，无疑是不可取的。文学应该在融合其他媒介的基础上，丰富自身的表现力和吸引力。
其次，影视艺术要以开放谦卑的姿态面对文学艺术。影视艺术是多元吸纳、全方位融合艺术成果的一种新的媒介艺术，诞生发展的历史仅百余年，所以各个方面发展还不完善，在文学艺术面前，多少显得有点稚嫩。文学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流变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叙事手法、结构样式、表现技巧，沉淀了一大批经典之作，为影视的艺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素材和营养，所以我们要看到影视艺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艺术，如果没有文学各种艺术形式作支撑，影视艺术很难获得飞速发展。正如张艺谋说：“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7］不仅仅是小说对影视贡献极大，文学的其他三种体裁（诗歌、散文、戏剧）都极大地影响了影视的发展，无数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不断被直接改编成为电影，如古典四大名著、莎士比亚的戏剧、海明威和莫言的小说等。影视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但如果没有文学的支撑很难有佳作。
众所周知，影视剧本大体有两种类型：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原创剧本是影视编剧专为拍摄影视剧而写的，虽然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爱情公寓》《我的青春谁做主》等。但这类剧本多少有点急功近利，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而“绝大多数有品位、上档次、能吸引观众的影视剧则是来源于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8］。例如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高粱地》，《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小说。这就足以说明，影视艺术若想长期生存，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来提升。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在大众文化浪潮下影视艺术对文学造成了挤压，但是影视艺术固有的局限性使它远远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是“读”，影视是“看”。“读”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思维活动，形象思维融汇其中，意义更加丰富深刻，而“看”，如看电影，却主要是一种直观的感性活动，比较平面化，缺乏深层思索。因此，文学的发展为影视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能量和物质基础，而影视艺术也正是强大的文学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述和体现。总之，影视艺术和文学两种媒介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正如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宁宇所说：“影视和文学的联姻，不过是消费时代各取所需的结果。许多文学作品纷纷‘触电’带动了影视剧的发展，更有许多小说因为搭乘影视顺风车，而一跃成为畅销书”。
第一，蒙古族生活的历史地理环境
游牧民族常年逐水草而居，生活在茫茫的大草原上，与蓝天、白云、绿草、蒙古包相伴。所以，这些生活、自然环境元素最能激发出设计师的灵感。如，内蒙古博物院整体凌驾于周边的道路之上，突起的斜坡营造出一种蒙古高原的形象。主体建筑物是由两个椭圆形的、类似蒙古包造型的建筑物组成，并由一条长长的如同飘动的哈达的造型将两个主体建筑联系起来。两侧绿色的人造草坪给整个建筑物增添了一抹生机。
第二，蒙古族传统服饰
蒙古族在几千年的生息、迁徙中发展到现代，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服饰文化。如蒙古族大剧院，该建筑整体是由两个类似蒙古族男女头饰的圆形建筑通过如同飘动的哈达造型的玻璃幕墙连在一起组成的。建筑外部吸收了头饰中菱形交叉的网格状的线条形式，并且采用镂空的技术手段，将镂空处加以玻璃幕墙材质，使阳光可以照射到建筑物内部，形成了很好的光影效果。
第三，蒙古族传统图案纹样
运用传统民族图案是最直接、最简单，并且能在短时间内传达民族文化、体现民族特色的方式之一。如蒙元文化街，其建筑的外墙体采用蒙古族传统图案进行装饰。
第四，蒙古族传统文学著作
文学著作是艺术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之一，如壁画、雕塑等艺术作品的创作。因此，从文学作品中寻找一些相关的设计灵感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途径。如鄂尔多斯图书馆，该建筑设计理念源于蒙古族三大历史典籍，以中三本书的造型为雏形，每本书均以一定的角度倾斜，建筑物与其内部空间层叠，仿佛书页展开，体现了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又因建筑本身就是一座图书馆，以书的造型为依托进行设计，更加明确了该建筑的指向性。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对部分市民进行了口头采访，大部分市民都表示内蒙古地区有些城市建筑还是有明显的蒙古族民族特征的，起到了美化城市及体现地域性城市特征的作用。但是也有部分市民表示，有些城市建筑的民族性特征没有深度，只是做表面文章，没有深层次地表达出蒙古族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内蒙古地区发展建筑造型文化
第一，发展地方建筑文化不能仅仅从地方建筑的本土化出发
建筑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我们在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精髓的同时，也要有选择性地借鉴现代国际的新思想、新动态、新技术等，结合运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材料，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建筑的时代特征、民族精神。因此，在发展地方建筑美学的同时，要坚持与国际建筑美学接轨，真正体现出建筑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
第二，体现建筑的民族特色
不仅仅要从传统文化中提取符号，作为标签贴在现代建筑上，还要从自然气候、地形地貌、地域环境、传统文化、风土人情、出土文物等各个方面深入挖掘地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并将其恰当地融入现代城市建筑，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
第三，建设地方民族特色城市，要将城市建筑与城市规划相结合
城市文化要通过城市规划营造，而城市建筑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建筑又是体现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建设地方特色城市不能只是简单地在建筑上添加一些民族文化元素，而要通过城市规划营造整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全方位地展现民族文化特征。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