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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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商务面对的政治风险已经由战争、征收、国有化等传统型风险，向更为复杂、隐蔽的非传统型风险演化，其主要表现为由于东道国政策的变化、区域保护、区域内部协调、第三国的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原因引起的风险。这对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的我国企业影响较大，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去面对。
(一)评估政治风险，慎重选择经营区域
政治风险的评估，就是分析判定有关目标国的总体政治形势，据此筛选相对适宜的东道国。风险评估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政府的能力、政治风险的类别及稳定程度进行调查分析，以确定风险程度。评估的重点是导致商务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即政府对外国公司的政策；以往的政府类型、党派结构和各政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政策的历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选择程序；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时间较短，其中大部分是资源型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更加复杂，需要慎重对待。以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为例，按照“风险最小、投资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确定我国未来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战略地区的选择为：积极进入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石油市场，适当参与南美和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石油市场的发展变化，伺机进入。
(二)恰当安排股权结构，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股权安排主要有：(1)独资经营。这种方式虽然企业取得了完全控股，但是投资风险大，如果东道国发生民族主义的排外运动，不利于风险分担。因此，我国企业不宜采取在海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方式，甚至不能认为股权比例越高越好，特别是在政治动荡、民族主义斗争尖锐的国家。(2)合资方式。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合资方式易于为东道国所接受。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投标的中标率，而且可以进一步熟悉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不会轻易引起东道国内部政策变动和可能的民族主义等政治风险。与国际大公司合资，可以学习其规避风险的方法和经验，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3)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这种方式由东道国雇佣我方承包服务项目，并支付服务费或获得份额资源。它可以发挥中方的技术优势，提高投资热情，进而获得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有利于我国企业未来市场的开拓。
(三)购买海外投资保险，转移政治风险
在具有政治风险的领域中，通过对各种资产进行投保，企业可以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从而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经营业务。当前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通常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一种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的保险方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已经开设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企业可以考虑通过投保来转嫁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转移投资风险，更大胆地开拓海外市场。
(四)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如果缺乏高效、灵敏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便无法有效收集处理蕴涵着政治风险的信息。当政治风险发生时，企业会反应迟钝，不能与东道国及时沟通，从而丧失处理风险的时机。建立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当政治风险增大时，企业可以及时与东道国沟通，阐明风险将对企业和东道国产生的危害，以获得谅解和支持，同时将信息反馈给我国政府，争取通过外交途径保护我国企业的海外财产。企业还可以借鉴国际大公司合作和沟通的成熟经验，学习他们处理与东道国关系的方式，预防、规避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法律是东道国和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企业必须熟练掌握国际贸易、投资法律规则，改善企业的内部微观法律制度，加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参与国际法律机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一)聘请知名律师事务所。处理涉外法律事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拥有专攻于某些行业的高级律师，拥有服务重大复杂项目的丰富的业界经验，以其很强的专业性，而处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它知道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服务、如何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还可以运用其强大的客户或信息资源，为客户提供“传递项目信息”、“协调斡旋”、“提供商机”等附加增值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所或分支机构，拥有世界性的法律资源。如果需要处理跨地区、跨国家的法律事务，它们也可以充分、合理地调配和组织其国际性法律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他们熟悉东道国的法律，可以直接处理法律事务，与东道国政府和法律界关系良好，具有很多便利条件。即使在东道国没有法律从业资质或无法执业，它们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间接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重视法律理论研究，对行业项目模式创新、东道国法律、政策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力。他们注重收集、整理和研究各国法律法规，拥有强大的法律数据库系统，也经常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对行业项目模式、东道国法律法规、政策等进行评价、提出建议，对促进立法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遵守制度，严格控制合同流程
所有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首先要进行资信审查。承办单位应审查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相应资质证明、资金状况、生产经营实力、技术条件、债权债务情况和商业信誉等，必要时可提请相关部门予以协助。谈判前承办部门必须进行技术、商务审查和法律审查。审查定稿后，承办部门应在签署前，办理内部会签手续，除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亲自签署外，公司其他人员对外签署合同必须获得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书面授权。合同履行结算时，合同承办单位应按规定办理内部会签手续。未经会签的合同，不能办理结算与支付。在合同履行期间，需要变更、转让或解除合同时，应当按照原合同订立程序重新和对方达成一致协议，并履行相应审查和报批程序后，以书面形式确定。凡以公司或境外分(子)公司名义签署的项目合同及非项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提前解除或终止，应办理关闭手续，表明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无任何遗留问题。合同争议发生后，合同履行部门或单位应及时向公司申报。
(三)选择仲裁机构，一般协商争议解决
在涉外的合同中，一般都有争议解决条款。合作各方都会认真选择争议解决机构。国内公司和其合作伙伴通常都在其争议解决条款中选择国际知名仲裁机构作为争议解决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人员，一般对涉外商务问题、行业法律问题不很熟悉，无法合理、妥善解决海外贸易投资法律纠纷。而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具有处理重大复杂项目法律纠纷和争议的能力，且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对于国际诉讼而言，国际仲裁无论是在时间效率、成本、公平性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大部分争议、纠纷都会通过协商解决，双方一般不愿进行诉讼。因为，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各方一方面不愿意因为争议而损害各自的商业形象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大信任争议解决机构的能力和效率，加上争议解决成本等的原因，所以都乐于通过协商解决其争议和纠纷。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项目东道国发生的小型诉讼，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一般都自行协商解决。
三、治理结构风险
组织模式和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内部保障。对企业来说，并不存在统一的或最好的组织结构。考察国际公司的组织架构和治理管理模式，一般存在以下一些共性，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
(一)实行股份制，机构权贵明确
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大量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通过互相参股、环形持股的方式来转移和降低投资风险。埃克森公司、壳牌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都是跨国经营的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股东大会权力层、监事会决策层、经理人员执行层，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明确，相互制衡，保证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内部职能部门、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设置一般都采取分部制。
(二)建立责任制，规范内部管控
大型企业的内部控制一般以责任制为中心，各管理层次分责分权、责权明确。总部职能主要集中在战略与风险评价、财务及内部控制、人力资源与组织、法律事务等关键职能领域，基本没有具体的业务管理部门。子公司为业务经营管理公司，按总部规定负责归口管理某种类别业务，是利润责任中心。孙公司为经营性子公司，负责在某个国家或特定地区从事某种业务经营活动的公司，是子公司的分利润中心。作业区为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基层单位，没有法人地位，其中心任务是用一定的成本去完成具体的任务，是成本控制中心。
(三)实行专业化经营，调动积极性
各大公司为适应业务面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普遍将原来按地区划分的各分(子)公司改组成按专业划分，使分(子)公司成为拥有较大独立权力，在经济上又能单独核算的经营单位。减少管理层次和实行多事业部制，增加业务分部或分公司是国际大公司组织结构改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
(四)筹划税收衔接产业，增加利润
国有企业在决策海外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布局时，一定要把取得最为有利的税赋环境考虑进去。把税收筹划作为设计公司组织机构和布局的一个要素，可以减少企业负担，直接增加利润。必须注意的是机构设置以效益为唯一标准，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组织模式，而要随着东道国税务制度的改变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此外，坚持和促进上下游一体化协调发展。以国有石油公司为例，多数石油公司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兼营原油运输、炼制、化工、电子、煤炭、冶金等相关产业，要挖掘产业链之间的合作潜力，实现整体资源优化配置。
(五)外部科层化，增强外部控制力
企业除了通过股权关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统的企业之外，还要注重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合同控制巨大的“合同性资产”，使公司成为各种非股权关系的网络中心。通过这些网络，公司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外部科层组织”。在某程度上，企业的“外部科层组织”已经具有了协调紧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功能，它与通过股权关系所建立的科层组织功能相近，公司虽然不拥有该类企业的所有权，但同样能控制其行为，让它们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成为公司价值链的一部分。
四、经营风险
跨国经营通常应以产品出口为先导，取得经验，了解市场，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经营环境后，再循序渐进，逐步开展合资、合作乃至独资、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方式。
(一)利用多种渠道，实行品牌战略
企业应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积极开展品牌国际活动促销活动，实施品牌先行。企业可以利用国际上的一些比赛，做产品的广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产品，树立自己的品牌；还可以利用政府外援的途径，先向我国政府援助的国家无偿提供设备，然后逐渐打开该国市场。如深圳华为集团的通讯产品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打入了南非市场。在国内市场有很高的知名度，资金雄厚，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以自己的品牌来扩大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如海尔集团等。
(二)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主体
首先是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合营企业，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有利于减少我方经营的风险。其次是非股权安排。企业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销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方式，往往受到东道国的欢迎，有利于企业打入市场。再次是建立独资企业。独资的好处是有经营自，可与母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但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应慎重选择。
(三)实施战略联盟，降低经营成本
战略联盟一般以契约协议的方式实现，常见的类型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生产制造联盟、联合销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战略联盟的好处在于降低成本、减少竞争、分散风险、适应性强等。战略联盟比母子公司的关系要松散灵活，在联合的多个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既有内部贸易的性质，又有外部贸易的特征，兼内外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收购兼并外企，搭建销售平台
收购或兼并国外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国外公司发达的营销网络，实行跨国经营，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尽快地推向国际市场。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已收购兼并了16家国外企业，并涉足国外金融保险业，其产品已打入欧美和非洲市场。
(五)培养国际人才，应对复杂形势
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需要水平过硬的技术人才，更要有复合型具备国际经营资质的管理人员。我国企业今后海外投资的重点是中东、中亚、北非、俄罗斯以及南美等地区，这些地区文化组成纷呈，民族、种族矛盾复杂，历史风俗差别显著，政治环境多变，对企业投资形成了挑战。因此，应该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和人才队伍的完善，形成一支精通外语、外贸，熟悉国际投资规则，能够识别和评估风险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化解或减少风险的国际化队伍。
五、本土化风险
“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是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重要理念，也是很多著名跨国公司的成功之道。本土化经营是企业解决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矛盾与冲突的最佳方式。我国企业本土化策略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发本土化，生产适用产品
世界各国风俗文化多样，生活消费习惯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产出适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才可能在东道国占据一席之地。而只有立足东道国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态，才能不断研发出新的适应性产品，持续提升东道国消费者对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诚度。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术发展动态，增加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研发的本土化程度，制造出适合当地消费者消费习惯的适路产品。
(二)生产销售本土化，增加企业利润
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一是能够大幅度降低运输、人力等生产经营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开东道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三是可以极大地减少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富或生产要素成本低等区位优势；五是可以获得东道国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东道国寻求熟悉当地市场的销售，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利用他们成熟的营销网络，对于国外销售渠道不太健全的企业而言，将产品方便、快捷、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不失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进军东道国的捷径。
(三)人才本土化，发掘人际潜力
与企业自派人员相比，东道国人才具有熟悉当地生产经营环境、了解消费者需求、善于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打交道等优势。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大胆聘用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的适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符合东道国企业行为规范，更快地拓展东道国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的防范抵触情绪，极大地增强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
(四)公共关系本土化，创造融洽氛围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东道国政府、银行、工商、税务、消费者、原料供应商等息息相关，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对立足长远的企业而言不可或缺。因此，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时，一是要加强与东道国各级政府和工会等民间组织的对话和沟通，或者寻找企业代言人以获取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乡随俗，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同时，注意尊重当地关于营业时间、人员雇佣、薪酬福利等规定，尽量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参与东道国的公益事业，努力争取东道国公众的好感和信任。
六、文化冲突风险
来自不同文化的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合作经营，会带来多元文化冲突，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影响。能否克服文化冲突，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之一。
(一)宽容多元.建立跨文化沟通机制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总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充满自豪，大多数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正统，而把外国人的言行举止看作稀奇古怪。而事实上，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该国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体之间建立多层次、制度化、正式及非正式沟通形式，让他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确保信息畅通，可以增进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产生信任，并最终形成文化整合和创新。跨国企业应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找到不同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
(二)整合创新，创建新型文化
通常，解决跨文化冲突有三种方案：一是凌驾式。其特点是组织中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组织决策和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这种方式可在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弱势公司能对强势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在短期内形成“统一”的组织文化；缺点是不易博采众长，因其他文化受到压抑而使其成员产生反感，最终加剧冲突。二是共存式。企业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共存，可保留双方各自的文化，追求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缩小时，才能采用此方法。三是融合创新式。双方文化应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和融合，原有各方的企业文化既失去了自身一些特质，又从异质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新的特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在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公司文化，既保留着母国文化，又与当地文化环境相适应，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
(三)多种渠道培训跨文化人才
首先是日常培训。企业既可以通过企业的网站、培训班进行跨文化培训，也可以聘用文化顾问来指导员工；有些企业运用“文化翻译”，帮助解释各方行为的含义；也可以选择采用全职培训专家解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文化阐释问题。
其次是通过商务实践对员工的培养。企业可以利用与外籍同事、供应商、客户的日常接触，培养员工跨文化能力。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电视会议或面谈都是进行沟通的途径；在项目合作中，学习外籍人士解决分歧和克服误解的方法。
再次，可以通过聘用来自多样文化背景的员工或具备广泛国际经历的人员，直接参与公司的海外业务的管理。
(四)借助第三方文化，进行跨文化管理
企业在进行全球化经营时，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由“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经营环境，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已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文化的直接冲突，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开展。
七、社会责任风险
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创造财富之外，还应对社会负责，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等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标准日益得到全球范围的支持，经营者应当高度重视。
(一)树立社会责任观，把握责任新趋势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制约，其宗旨是保护弱势的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跨国经营企业应积极推行社会责任标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适应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需要。
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不仅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环境、价值观念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因此，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观念有所不同。企业应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民间组织、合作伙伴的交流与沟通，宣传自己在本国经济条件下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宣传企业责任立场和观念，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与时同时，企业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的社会责任问题的最新动态，收集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关于社会责任的新法规、新标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以便企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转变发展模式，注重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基本上摆脱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把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但过犹不及的是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强调企业利润的积累，而忽视员工权益维护和环境的保护，产生了社会责任的缺失。事实上，当今企业的竞争已经从商品竞争、环境竞争向道德竞争过渡，加之发达国家民众消费意识的成熟，在国际贸易中，非伦理化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受到排斥。实际也证明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惟一目标，是造成企业过早夭折的重要根源。因此，企业应当实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经营理念，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三)不歧视，保障劳工权益
员工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也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人本管理”的理念出发，给予员工人格尊重、扩大员工权利范围，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一个企业如果想在经营活动中取得成功，就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的、训练有素的、富有激情的员工积极合作。因此，企业在跨国聘用员工时，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只要达到所规定的工作要求，不会因为人种、信仰、肤色、国籍、民族、年龄、宗教、性别、残疾等因素受到不合法待遇。同时还要根据员工人的个人能力、业绩及公司的赢利情况制定奖励方案，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充满快乐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提供条件。
(四)减少能耗，保护环境
随着企业的巨型化和国际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而且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企业开始转变经营观念，主动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乃至消除生产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企业应坚持“为环境而设计”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营，到货后服务、废品回收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考虑环保因素，从而使产品实现最高的环保效率，材料和能源消耗保持在最低水平。
【关键词】海外投资风险防范
海外投资当然有许多成功的事例,然而正如上面的数据显示,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和布局网点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投资环境和法律风险没有充足的认识,而存在诸多风险,企业损失惨重。
一、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1.政治风险
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国家,政局往往很不稳定。在政权更迭之后,对外资政策也会相应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之后,他们往往对于外国投资者采取敌视政策。撕毁前任政府的正式承诺甚至书面合同,通过强制性方式剥夺外国投资者的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令外国投资者损失惨重。也有一些国家政府的外资政策朝令夕改,令外国投资者投诉无门。
2.投资决策风险
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境外企业是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下活动,必须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3.海外融资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原因如下: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自身投资参股于工商企业活动的很少。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一般不愿支持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担心中国企业规模小、收益低、风险大,会给银行带来损失;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
4.政府管理及服务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在有关国外一般性商务信息和政策法规的情报搜集和传递方面,还未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因此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影响中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保护本国企业投资者境外投资利益的制度还很不完善,没有境外投资法,境外投资保险覆盖面窄,支持力度小,投资保护协定签订工作滞后。
二、海外投资风险的有效防范措施
根据商务部研究所的一项数据表明,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65%是亏损的。吴田平认为,企业到海外投资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对目标市场全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选择合作伙伴和咨询机构时要保持谨慎。
1.投资前做好可行性研究
细究中国一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失败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没有对项目和当地情况进行认真地考察,没有做出一个符合实际的项目可行性研究,致使项目先天不足。因此,中国企业一方面要舍得付出成本对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争取拿到各方面的数据,这是做出投资决策的前提;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项目可行性分析程序。做可行性研究要循其规律进行,按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进行探询,领导者的主观臆断常常是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
2.强化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服务功能
行业协会要发挥指导作用。行业协会要教会企业如何规避风险、如何寻找合适的合作方式、如何选择投资方向、如何避免恶性竞争等。协会应该就企业拟投资国家的基本情况提供咨询和指导,有条件地,对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进行主动协调。
大多数发达国家设立特别金融机构,对本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活动,用贷款或出资的方式加以支持,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此外,加强对境外投资的指导和加快相关立法的建设、加强对境外投资的信息服务及对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保护等都是政府宏观服务的体现。
3.了解相关的法律及保险制度
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如江苏昆山一家生产童车、玩具的企业,在进入欧美市场的同时,就申请了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东道国市场的其他竞争者仿冒其技术,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由于缺少资金和法律援助,企业一直无力提讼。
投资的组织形式应该属于投资所在国的管辖范围,应依照该国关于投资的法律规定办理。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分散风险。
4.做好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
如果投资目标国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可以限于股权、债权、服务合同等方面的常规性考虑;如果投资目标是法治欠缺的发展中国家,以股权形式投资会面临财产被当地合法侵蚀的风险。就投资的行业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海外扩张,为了保证制造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对海外企业进行内部控制是有必要的;而资源性企业的产出并不是与大众市场打交道的消费品,持股反而增加企业的海外产权风险,不妨以保证资源供给为首要目标,采取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的形式。
另外,通过购买跨国公司股份的形式介入海外经营也是值得考虑的。依照公司法律,美国和欧盟对外国投资者的持股基本没有限制。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公开购买股份,成为占较大股份的股东,进入董事会参与跨国经营。这样,外国公司在第三国获利以后,中国也能够分得一部分,这比自己去直接投资更安全。
5.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
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幷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长远看来,中国要制订出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经济人才,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欲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应借助各方力量共防风险。这样才能尽量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合理水平内,降低因某一笔投资失误而导致企业承受灭顶之灾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投资风险较大
政府财力弱，信用评级低，法律制度不健全，一些国家政局动荡，项目风险较大。并且中国企业普遍缺乏统筹和指导，部分无序竞争激烈，缺乏清晰的投资策略，对非洲投资风险缺少专业分析和理智认识。[2]
2.技术标准不统一
非洲国家没有完善的技术规范，对于一些工程项目，当地监理在工程进程中，通常笼统的套用欧洲的现有规范以及以往的经验，比如加纳等国通常套用英国规范，多哥等国套用法国规范。而欧洲规范与中国规范体系不同，很多标准及理念存在差异，一旦在施工过程中产生分歧很难达成统一，导致项目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如当地监理由于设计理念不同对设计图纸提出变更，而变更导致的费用增加业主不愿承担，以致设计变更无法确定、延误工期；部分设计为同时满足中国规范及欧洲规范要求，而提高技术指标，导致成本增加等）。
3.文化差异问题
由于非洲国家工作习惯已经价值观与中国存在差异，非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北非国家大都信仰很强的宿命论倾向伊斯兰教，当地工人难以长期为同一项目工作，人员流动率大，这就导致中国企业对当地工人的管理难度增加。另外由于中国公司在非洲项目所雇佣中方员工通常没有语言基础，导致中方现场管理人员与当地雇员交流存在一定障碍，该现象在非英语国家尤其明显。非洲国家处理问题周期往往比较长，如果中方企业没有考虑相关因素，提前准备，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缺乏跨国战略管理和实务管理的团队
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对非洲的项目采取的管理模式为：国内派遣项目管理团队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具体施工工人从当地招募。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国内的管理模式不适合国外实际情况。比如当地工人每日的工作时间有限，不能加班，可能导致合同工期的延误。其次，领导层的管理能力、应变能力和国际经验局限，一些基建项目往往涉及拆迁和搬迁等问题，项目出现问题时不能快速妥善解决。最后，海外项目工作人员知识结构差别大，素质偏差就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发生，比如当地工人偷卖项目物资，施工现场管理混乱等。对本国派出去的业务人员也起不到稳定作用。
二、应对策略
1.国家应健全投资保障体系，降低企业投资风险
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建立非洲各国相对详细的信息库，企业在投资前可通过信息库对投资国家的风险进行评估，[3]使企业能够正确的选择投资地域，并且在投资以后与当地的各种政治力量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制定周全的风险防范原基础上，有效的避免各种风险。此外，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一方面规范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盲目竞争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保护企业对非投资的合法利益。
2.加强项目前期工作，避免因标准不统一而导致项目成本增加
为了避免由于是套用不同国家的施工规范而导致施工过程中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导致项目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在项目启动前，与当地监理及业主商定统一的技术指标并作为附件技术条款拟定在合同中，在合同中写明索赔条款并与业主方协商确认，施工过程中发生设计变更时及时对照合同、为索赔提供准确有力的证据。与地政府机构及公司沟通过程中，应尽量细化问题，不能想当然的套用国内现有的方式。
3.综合协调项目资源，多渠道、多方式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在考虑机会成本的情况下，作为风险企业家与有限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j-~E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对风险资本家管理支持力度的合理分配，达到可行的帕累托边界，并最终实现风险企业家和有限合伙人的利润最大化。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二、投资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1.1样本选择影响风险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风险投资退出的渠道顺畅与否，风险投资的IPO为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中小企业自2004年设立以来，短短10年间上市公司数量从2004年的38家发展至目前的719家。中小企业为风险投资提供了优越的发展平台，同时风险投资也为中小企业注入了企业成长的动力。中小企业的发展与风险投资息息相关。选取制造业及信息技术业作为样本，一是因为基于以往研究，这2个行业与风险投资呈现较强的相关关系，二是因为这2个行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相对明显，研究的样本数据也大多集中于这两个行业。
1.2变量选择企业自主创新指标的选取在国内外都有各种不同的选取方法。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创新投入指标，包括R&D支出和R&D人员数；二是创新产出指标，包括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及新产品的销售收入。综合分析以上指标，R&D人员数在我国企业的年度报告及各方面都较难收集到数据，将给问题的研究带来较大难度，同时R&D人员数在各个行业中有较大差距，不具有严谨性。新产品的销售收入若作为自主创新指标，则对新产品与其他产品的划分存在争议，而且一些新产品并不涉及技术开发，容易误导数据分析的结果。因此，本文选取R&D支出占营业额的比重（即R&D投入强度）和企业申请专利数分别作为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考虑到专利数量是非连续型变量，而是一种计数变量，取值为非负整数，这给模型分析和解释带来困难。因此选择对数回归模型，并且将专利为0的对数默认为0，代表企业的创新产出能力。
2样本数据分析
2.1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中的描述性统计显示：2001-2013年100家上市的中小企业中申请专利最多为3020项，而最少为0项，其中申请专利为0的公司共有14家，申请专利的均值为107.77项，专利指标的方差较大，表现了各个公司专利申请数量差异较大，较大型企业如烽火电子的专利数多达3020项，较小型高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较为稳定。风险投资指标即风险投资在企业十大股东中所占的股份比例，最大值达91.36%，最小值仅为0.98%，选取样本中风险投资指标的均值为28.89%，同时由于数据中专利数量为0的企业过多，加大了数据分析的难度，因此默认专利为0的企业专利取对数为0。技术公司投资指标即技术公司在企业十大股东中所占的股份比例，最大值为97.95%，最小值为0，由表可知，在信息技术业及制造业中，技术公司股份普遍占较大比例，方差较小。
2.2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将收集到的100家企业的相关数据导入到spss软件中进行变量相关性分析。R&D指标、专利指标与风险投资指标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反而，与技术公司投资指标和个人投资指标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专利指标与技术公司投资指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个人投资指标呈负相关关系。
2.3样本数据的线性回归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建立如下所示的模型（1）用以探究风险投资、技术公司投资及个人投资对中小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模型(1)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由分析可知，个人投资指标与风险投资指标、技术公司投资指标之间共线性严重，因此将该变量从模型中排除。事实上，我们将企业股份归为风险投资、技术公司、个人投资三类时，其中个人投资比例的增加一定意味着另外两种比例的减少，个人投资比例与风投比例、技术公司比例之和为100%，也就意味着该变量在模型中并没有研究意义。然后，由anova分析可知，该模型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对应的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拒绝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原假设，即各变量系数不同时为0的情况下，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所建立的线性模型是合理的。然而，由分析可知，因变量与风险投资指标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验证了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为了优化模型的拟合程度，我们建立模型。按照上述分析方法，同理得到该模型是合理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而且模型的概率P-值由0.013减小到0.004，说明模型（2）优于模型（1）。
3结论
从2001-2013年10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我们并没有得到风险投资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中的作用，分析结果是风险投资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然而技术公司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此，我们比较了风险投资与技术公司投资两者的不同，认为是以下原因导致的结果：①技术公司的投资具有针对性，更能激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相比较之下，风险投资就具有盲目性，很多风险投资更愿意投资一些收益稳定缺乏发展动力的传统技术企业，这与我国投资资金退出渠道不畅，相关规定不完善有着一定的关系。而且，风险投资在评估是否为一个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时，会考虑到相应的风险，在我国，一些较大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国有控股较多，各方面的保障制度也相对完善，因此，风险投资更宁愿选择风险较小、收益稳定的较大型技术企业。②企业的未来发展能力缺乏相应的评估标准，因此在专业技术创新方面，技术公司比风险投资更具有准确的判断，从而激发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更加明确地发展企业技术。③中小企业在专利申请方面没有足够的重视。100家企业中申请专利为0的高达14家，专利申请同时有着部分集中的特点，如烽火电子注重技术创新发展的企业的专利数量明显高于其他企业。
笔者试图探讨风险投资和银行贷款作为不同的融资渠道对中小企业成长性影响的差异和差异背后的逻辑基础。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表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的行业，风险投资与银行的发达程度对地区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有明显差异。风险投资相比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排斥更弱，对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有积极作用。文章的创新之处：第一，实证检验了企业选择不同融资渠道时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企业成长的作用，且用DID的方法避免了互为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拓展和深化了前人研究。第二，现有文献大多从不同的银行业结构和银行体系视角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笔者引入风险投资，探讨了风险投资发达程度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状况的影响。第三，以RajanandZingales为代表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文献仅仅考察了地区层面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笔者则从企业层面讨论了金融发展程度（包括银行业发展程度和风险投资发展程度）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充实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选择
（一）研究设计
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领域文献的实证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内生性的把握。简单的OLS回归只能证明金融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既可以被解释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同样可以解释为金融发展水平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提高，也就是说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性。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性同样存在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融资约束较松的企业由于更容易获取用于投资和生产经营的资金，从而能够实现更快速的企业成长；另一方面，企业的快速成长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了关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良好信息，这会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缓解融资约束。为了控制该内生性问题，笔者参照Rajan和Zingales采用DID方法，设立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与银行业发展水平、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与风险投资发展水平的交叉项，通过考察该交叉项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来考察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若交叉项在对企业成长性的回归中系数为正，则说明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在银行业发展水平（或风险投资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成长性越高，从而说明银行业发展（或风险投资发展）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促进企业的成长。
（二）样本数据
笔者数据选取2002—2013年A股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剔除掉ST、金融行业，同时删除了所有者权益为负和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最终得到的研究样本共有2193家公司，12184个观测值。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Wind数据库，托宾Q指标源于Resset数据库。借鉴吴超鹏等所采用的方法对于上市公司有无风险投资背景进行识别。第一，若上市公司十大股东的名称中含有关键词“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创业资本投资”，则该公司被认定为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第二，若上市公司十大股东的名称中含有关键词“高科技投资”“高新投资”“创新投资”“科技投资”“技术改造投资”“信息产业投资”“科技产业投资”“高科技股份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技术投资”“投资公司”“投资有限公司”，则需进一步判定，若其被《中国风险投资年鉴2002—2013》收录，则该公司具有风险投资背景，否则该公司被认为无风险投资背景。吴超鹏等使用了《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笔者之所以采用《中国风险投资年鉴》，是因为其覆盖的机构数超过了《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并且列出了海外风险投资机构。实际上，两者所列的机构有相当大一部分交集。为了集中考察企业规模和抵押品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笔者以资产总计的中位数划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用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中位数划分抵押品多和抵押品少的企业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为了去除离群点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偏误，笔者所有数值型变量均采用Winsor方法去除前后1%的观测值。此外，笔者采用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对企业所属行业进行分类。
（三）变量定义
笔者以净利润增长率（ProfitGrowth）衡量企业成长性，以是否有风险投资背景（VCFinancing）衡量企业是否获得风险投资，以获取短期借款占资产总计的比重（DebtFinancing，DebtFinancing2）衡量获取银行贷款融资的程度。以行业为单位，计算每个行业中所有企业外部融资比率的中位数，作为该行业整体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指标（ExtDep）。以省份为单位，计算每个省份中所有企业获取银行贷款融资程度的平均数作为该省的银行业发展程度指标（BankDev），计算每个省份中所有企业获取风险投资的平均数作为该省的风险投资发展程度指标（VCDev）。回归中所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以资产总计（As－set）或者营业收入（Income）衡量，企业有形性以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Tang）衡量，企业年龄以企业上市年数（Age）或者成立年数（Age2）衡量，托宾Q值以市场价值与期末总资产之比（Qc）或市场价值占资产总额与无形资产净值之差的比重（Qd）衡量，税盾以营业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TaxShield）或者财务费用占三项费用的比重（TaxShield2）衡量，盈利性以净资产收益率（ROE）或者总资产回报率（ROA）衡量，破产风险以一系列相关指标组合成破产风险指标（Z）衡量，具体变量的定义见表1。笔者所有的回归分析中均包含年份哑变量，以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四）描述性统计表2是对以上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3为按照是否有风险投资背景区分子样本之后的变量统计数据表。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考察不同融资渠道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差异，笔者首先进行如下形式的回归分析：ProfitGrowthijtp=β0+β1×ExtDepjt+β2×VCDevit+β3×（ExtDepjt×VCDevit）+Controls×δ+γt+φp+εitp（1）ProfitGrowthijtp=β0+β1×ExtDepjt+β2×BankDevit+β3×（ExtDepjt×BankDevit）+Controls×δ+γt+φp+εitp（2）其中，ProfitGrowthijtp指的是i省j行业t年p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率，ExtDepjt指的是j行业t年平均的外部融资依赖度，VCDevit和BankDevit分别指的是i省t年的风险投资发展程度和银行业发展程度，Controls是回归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Asset）、有形性（Tang）、上市年限（Age）、上市年限的平方项（Age_Sq）、托宾Q值（Qd）、破产风险（Z）和税盾（TaxShield）。等式（1）主要考察风险投资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等式（2）则考察银行贷款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着重关注交叉项系数β3，若（1）式β3显著为正，则说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在风险投资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中小企业成长越快；若（2）式中β3显著为正，则说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在银行业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大企业成长越快。为了考察不同企业规模和有形性下融资渠道对企业成长性的差异性影响，笔者首先以企业资产总计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样本分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然后以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样本分为抵押品较少的企业和抵押品较多的企业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表4中第1、2、5、6列为中小企业样本，3、4、7、8列为大企业样本，第1、3、5、7列仅仅加入核心自变量，第2、4、6、8列在核心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比较第1、2列与第3、4列，大企业增长性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以及风险投资发展水平不敏感，而中小企业增长性与两者显著相关，比较第5、6列与第7、8列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说明，融资约束问题主要困扰的是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大企业由于执行较为规范的会计准则，具备完善的财务数据，信息不对称程度小，能够获取充足的外部融资；而中小企业则由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抵押品少等面临较为严峻的融资约束，无法获得充足的外部融资。根据第1、2列，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ExtDep）系数显著为正，风险投资发展程度指标（VCDev）系数不显著，两者交叉项（ExtDep×VCDev）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从事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行业的中小企业，在风险投资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成长性较快；根据第5、6列，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ExtDep）系数显著为正，银行业发展程度指标（BankDev）系数不显著，两者交叉项（ExtDep×BankDev）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从事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行业的企业，在银行业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成长较慢。这说明，对于依赖外部融资的中小企业而言，银行业发展程度的提高并不能提高企业的成长性，而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程度的提高则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成长性。作为融资渠道，风险投资相比于银行贷款更能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表5按照企业有形性对样本进行区分，比较第1、2、5、6列与第3、4、7、8列，发现抵押品较少的企业的成长性受外部融资依赖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影响较大，而抵押品较多的企业成长性对上述指标不敏感，这说明在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下，受到融资约束困扰的是抵押品较少的企业，因为抵押品是获取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诸多外部融资的前提条件。交叉项的系数进一步支持了表4的结论，从事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行业的企业，在银行业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成长性较慢，而在风险投资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成长性较快。控制变量的系数也符合理论预期。对于抵押品较少的企业而言，企业规模与成长性不显著，而对于抵押品较多的企业而言，企业规模与成长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抵押品较少的企业通常是规模较小的企业，还不具有生产的规模效应，而抵押品较多的企业则通常规模较大，生产的规模效应导致规模越大企业成长性越快。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有形性与成长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形性与成长性不相关，这是因为规模较小的企业通常参加更多的研发创新活动，过多的有形资产占用了企业并不富余资金中的大部分，将不利于企业通过研发创新获取生产进步和企业成长，而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融资约束较松，不存在有形资产与研发创新之间争抢资金资源的现象。上市年限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显著，且影响的方向不一致，这说明企业成长性与上市年限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对于大企业来说，托宾Q值与成长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于中小企业该相关关系不显著，这说明股票市场能够及时发现大企业的成长性，并将成长性反映了较高的托宾Q值，而股票市场发现中小企业成长性的能力较差，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程度高，且财务指标信息相对不健全，其未来成长盈利无法及时传递给投资者，从而无法转化为更高的托宾Q值。对于抵押品较少的企业而言，破产风险与成长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对于抵押品较多的企业，该关系不显著，这说明抵押品较少的企业由于无法获取充足的外部融资支持，成长性的下降能够通过企业自身财务状况的恶化迅速地传导而导致企业破产风险上升，而抵押品较多的企业由于能够获取更多的外部融资，成长性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从而破产风险上升。税盾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显著为负，这说明快速成长中的企业对通过调整融资结构获取税收优惠的动机不强烈，而成长性较低的企业才有更强的动机获取税收的优惠。企业能否获取风险投资与企业规模（Asset）不相关，而与企业有形性具有显著为负的相关性，从表7中可以看出，企业能否获取银行贷款则显著地正相关于企业规模和企业有形性。这说明，作为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方式，银行贷款更倾向于规模较大以及抵押品较多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具有更稳定的经营活动和未来现金流，具有获取外部融资充足的抵押品，因此规模大、抵押品多的企业能够获取充足的银行贷款融资；而规模小、抵押品少的企业，由于无法提供充足的抵押品、未来现金流不稳定、信息不对称程度高，较难获取充足的银行贷款融资。风险投资作为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另一种方式，对企业规模不敏感，对企业抵押品同样也不敏感，但由于抵押品较少的企业不能获取足够的银行贷款融资而转向风险投资，导致抵押品较少的企业反而风险投资获取较多。从影响企业获取风险投资和银行贷款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看，实证结果支持了理论上对于风险投资及银行贷款融资方式差异的讨论。因为风险投资多以股权投资形式存在，而银行贷款则主要形成公司负债，因此风险投资更加倾向于风险高、收益也高的中小企业，而银行贷款倾向于风险低收益低的大企业；银行贷款专业化程度低，主要通过监控贷款企业的财务状况确保贷款收益，而风险投资专业化程度高，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企业战略制定和经营管理中，因此银行贷款大多以抵押品为首要条件，通过控制企业提供给银行的抵押品来确保银行贷款收益，而风险投资则大多不需要企业提供抵押品，通过参与企业战略制定和经营管理促进企业发展确保投资收益[15]。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笔者进行了稳健性检验③：首先，将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由资产总计（Asset）替换为营业收入（Income），将盈利性指标从净资产收益率（ROE）替换为总资产回报率（ROA），将托宾Q值由市场价值占资产总额与无形资产净值之差的比重（Qd）替换为市场价值与期末总资产之比（Qc），将企业上市年数（Age）替换为企业成立年数（Age2），进行回归分析；其次，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笔者将所有财务指标滞后一期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各项指标之间关系与笔者研究结论没有实质性差异，支持了之前得出的结论。
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政策建议
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总量超过4200万家，比2007年增长了49.4%，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同时，中小企业也贡献了58.5%的GDP，68.3%的外贸出口额，52.2%的税收和80%的就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教兴国、优化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快速稳定成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带来深刻的启示。
1.要积极支持非银行金融体系的发展，形成银行贷款与风险投资相互补充的中小企业融资格局。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普遍存在，这与我国以银行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不无关系。由于银行贷款本身具有的依赖抵押品、专业化程度低以及债务融资的特点，银行体系的发展不会改变银行贷款倾向于规模大、抵押品多的企业的特征。尽管政府一再出台干预型政策，但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而包含风险投资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具有不依赖抵押品、专业化程度高、股权融资为主等特点，能够有效地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成长。特别是对一些具有核心技术、市场前景广阔的高科技企业作用更优。因此，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应当更加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体系，建立一个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2.提高风险投资的收益，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风险项目。
由于缺少投资渠道，很多社会资金流入了回报较高的“地下钱庄”，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提高风险投资的成功率和回报，可以吸收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有效解决社会资金的投资需求。中小企业大多为家族企业或合伙企业。引入风险投资必须明晰企业产权、确定股权比例，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这必然会促进中小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另外，风险投资公司为了提高投资收益，往往会积极地参与企业战略研究，向企业提供专业的财务、营销咨询，帮助企业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新的经营方式，不断给企业输入新信息，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这种主动参与经营的投资方式，使得由风险投资支持发展起来的企业，成长远快于使用银行贷款的公司。因此，扶持风险投资不仅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且对于中小企业的快速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从目前情况看，收益因素仍是制约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据统计，2004—2008年近三分之二的风险投资项目退出时发生亏损。因此，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研究制定收益改善型的政策措施上来，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出台新的免税、退税、税收扣除、加速折旧等激励政策，给予风险投资公司利益让渡。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解决好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长时间排队不能及早上市的问题，降低风险投资的隐形成本。众所周知，美国纳斯达克是与众多创新型小企业一同成长起来的资本市场，已发展成为全球创新型小企业最向往的上市场所。我国很多优质的中小企业，由于在国内上市难，不远万里跑到美国上市。与纳斯达克相比较，我国的创业板和中小板市场，还存在大量的制度性问题需要解决和完善，这也为今后的改革提供了空间和方向。
3.提高政府效率，优化风险投资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信托金融产品风险委托人控制
一、我国信托业风险分析
随着《信托法》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的出台，我国信托业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许多信托公司迅速推出了大量的信托产品，这些信托产品打通了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隔阂，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理财方式，受到广大投资者的普遍欢迎。我们在对此感到欣喜的同时，还应对信托业存在的风险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强有力的控制，以使信托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1.信用风险。信托行动中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受托人信用存在的不确定性而对其他信托主体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受托人的信用是信托公司经营的生命线，而委托人正是出于对其无比的信任才将自有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而一旦信托公司丧失了信用，那么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就会迅速被市场所淘汰，甚至还会对同业其他企业的信用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信托公司在经营中一定要坚持诚信原则，努力锻造本企业的金字招牌。
2.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委托人因信托产品流动性的不确定变化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当前，信托投资公司推出了大量的资金信托计划，这些信托计划一般属于中长期金融产品，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进行法定交易的平台，这就使其极其缺乏流通性，其流通性甚至远远比不上债券等其他投资工具。一旦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发生较大的变化，委托人就有可能会面临损失。因此，提高信托产品的流动性是信托业一个急迫的课题。
3.投资风险。投资风险是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变化给委托人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根据信托法规，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承诺或保证信托产品的收益，而其风险应由信托财产承担。而信托公司往往在投资中追求高回报，管理又缺乏风险控制，造成由于投资项目和合作对象选择不当使投资的实际收益低于投资成本，或没达到预期收益，以及由于资金运用不当而形成风险。如：资金来源利率高于资金运用利率，短期资金来源作长期运用等等。这种状况以往普遍存在于信托投资公司的自营投资和委托投资中，是造成信托投资公司资产质量差的主要原因。
4.财务风险。财务风险是指因财务管理不善而造成的风险。根据信托法规，信托公司应对信托资产与自有资产分开管理，单独核算。我国许多信托投资公司财务管理手段落后，在财务状况发生危机时还全然不知，更没有建立起信托资产与自有资产之间的防火墙，容易引起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
5.管理风险。管理风险在信托业中主要是指信托公司的管理不善给其他信托当事人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信托公司以往大都属于国有独资的行政性公司，其内部往往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多数公司没有做到政企分开，在经营过程中受政府干预较大，缺乏科学管理的机制。这种较为弱化的管理模式往往会给委托人及其收益人带来较大的风险。
6.法律风险。指当信托企业正常的业务经营与法规不相适应时，公司就面临不得不转变经营决策而导致的风险。在我国《信托法》已出台，与其相配的制度法规尚不完善，而信托业有着强烈的拓展新业务的冲动，因此在高速发展的信托业与滞后的法规建设之间蕴藏着很大的风险。
二、信托业风险防范与控制
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对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了清理整顿并重新登记，80多家资产质量较好的信托公司得以保留。在此过程中，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信托活动进行规范和指导。信托业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但此时我们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充分借鉴西方同行的成功经验，在开拓新业务之前，首先建立一套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
1.健全内部控制机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英国著名的百年银行巴林银行，由于缺乏内控机制，竟然毁于一个普通交易员之手。我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发育初期，外部环境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市场规则体系，在这种条件下，信托投资公司必须勇于从自身做起，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机制，从而有效地防范风险，大幅度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1）全员参与，制定信托机构风险控制制度。建立风险控制机制，首先要制度先行。必须在有利于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制定业务计划、操作规程和经营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在领导体制上，要充分体现监事会的监督制约职能，对企业管理层的管理、决策活动违规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动员全体员工，充分发现经营活动中各个环节所存在的风险，只有全员参与风险控制，才能把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工作联系起来，上下一致，相互协调，形成一个严格防范风险的工作体系，将防范风险的工作落到实处。
（2）建立信托机构的风险控制机构，落实各级风险控制责任。风险控制作为信托机构的大事，必须要有专业的部门来抓。这个部门应直属总经理管理，并定期向董事会汇报风险管理的工作。通过此部门把企业各部门、各环节的风险控制活动严密地组织起来，并使之责权明确、相互促进、协调统一，严格落实已制定的责任制度，并积极开展风险教育，组织群众性的风险控制活动。
（3）建立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要以预防为主，保证业务稳健运行。信托机构一旦发生业务风险，后果往往非常严重，轻则会使信誉受到严重的损失，重则会立即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因此信托机构要对经营风险实行严防死守的态度，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实现信托机构内部组织体系的控制、资金交易风险的控制、衍生工具交易的控制、信贷资金风险的控制、基金风险的控制、会计系统的控制、授权授信的控制和计算机业务系统的控制等。全面贯彻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和央行监管规章的贯彻执行，确保将各种风险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确保自身发展战略与经营目标的全面实施，并有利于防弊查错，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保证业务的稳健运行。
（4）完善内部控制约束机制，建立合理规范的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结构。信托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取决于其治理结构的合理与健全程度。信托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据此对公司进行管理与控制的体系，它规定了公司的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的责任与权力分布，并且清楚地说明了决策时，所以遵循的规则与程序。信托企业只有建立起了良好的治理结构，委托人与收益人才会对其树立起高度的信心。股东的基本权利应包括：稳妥可靠的所有权登记办法，可以转让和转移自己的股份；及时、定期地获取公司的有关信息；出席股东大会并投票；选举董事会成员，参与公司利润分红。股东有权参与并了解有关公司重大变化的决定，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内部人交易和滥用权利进行自我交易必须受到禁止，利害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尊重，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时，应有机会得到补偿。利害相关者应当能够得到有关的信息。
（5）建立信托风险基金制度，提高防范系统风险的能力。在银监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建立信托业基金制度。各信托机构应按每年实现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专款专存，统一交由银监会管理。当信托机构整体出现系统性风险时，可用此基金挽救陷入经营困境的信托公司。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风险补偿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建立了金融防范机制，又拥有金融风险补偿的雄厚经济实力，才能经受起金融风险的考验，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6）保证信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作为公信力很强的信托企业，应建立起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其内部信息的透明度。应当披露的重大信息至少应包括：信托财产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信托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阶段目标；公司股份的分布；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可预见的风险因素；重大的关联交易及对外担保情况等重大事项。
2.健全信托法规，从外部控制信托业风险。信托业能够健康地发展，必须要以法规来引导。在中国信托业发展的初期，信托立法滞后一直是困扰信托业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20多年来，信托业一直在银行、证券、保险的夹缝中生存，始终走不出整顿、发展、再整顿、再发展的怪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信托业的问题与困境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现象和政策性现象。因此，健全法规并与国际接轨是信托业的当务之急。
高科技中小企业与风险投资的产生只相差12年，第一家科技公司在1934年的硅谷产生，风险投资在1946年的美国出现。我国的发展比较慢，直到2004年深圳中小板的创立和2009年创业板的开启才打开了风险投资的大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风险投资推动了高科技中小企业的的发展，使高科技中小企业不断地创新，解决了一些制度、法律和首当其冲的融资难问题，使企业更好的快速发展；而高科技中小企业作为风险投资的载体，具有创新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为风险投资带来了高额的利润率。换句话说，高科技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的结合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
二、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
对风险投资家来讲，他投入资金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回报，企业发展的好坏决定了风险投资家的盈利和亏损；而对中小企业来讲,风险投资给予了中小企业难得的机遇和挑战,即使失败，也不会背上债务。一般而言，企业生命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研发阶段、创建阶段、早期发展阶段、加速成长阶段。风险投资活动在不同的时期为其所投资企业的提供不同的帮助。
（一）研发阶段
第一阶段是技术的发明阶段，发明家有了新的创意，这一时期需要的资金量很少，但常常会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因此就会向社会募集资金。主要来源有个人积蓄、家庭财产、朋友借款、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等，通过这种方式一般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维持产品的研究发展，但财务上属于纯亏损阶段。
（二）创建阶段
创建阶段是技术创新和产品试销阶段。发明者完成产品开发之后就要准备投入市场，因此所需资金就会逐渐增加。融资渠道就要进一步扩大，可以请求银行给予贷款，但往往因为无抵押品等原因被拒，有些幸运的企业有机会会获得金额不高的短期贷款，但若短期贷款越多，其债务负担就越重，这样很难获得下一笔银行贷款。如果风险投资公司觉得投资目标有发展潜力，同时在经营管理与市场开发上也可以提高效率，则会进行风险投资。
（三）早期发展阶段
从这一阶段开始，产品开始正常出入市场，公司销售额一般能达到一定满意值。若市场接受公司产品，则公司需要再次扩充来增加市场竞争力，然而这需要更多的新资本。此时，由于公司的营业状况仍不足以达到发行股票的地步，其主要的资金提供者仍为风险投资公司。在风险投资公司的帮助下，企业的创业风险降低，有利于调动创业家的创业积极性。这一阶段是公司发展的重要分界点。
（四）加速成长阶段
这一阶段企业需引入新生产线,正式成立公司组织，这一阶段将决定公司是否能继续成长为大、中型企业。公司的经营记录达到预期水平之后，就要计划在公开市场筹集数额巨大的新资金，公开上市获得长期资本,同时改善资产负债比率，增加资本流动，获得庞大的新资本。
三、我国风险基金投资
高科技中小企业遇到的问题1985年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开始起步，在短短的29年中我国的风险投资已基本形成自己的投资思路，有基本的理论构架，即使风险投资方式与传统的投资方式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但各地希望推进风险投资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创新的风险投资指日可待。
四、风险基金投资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建议
中小企业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吸引风险投资，而作为风险投资专家更需要敏锐的未来风险预测能力和洞察能力，来降低投资的失败率，提高成功率，风险投资主要参与以下四个阶段：选择阶段、协议阶段、协助阶段和退出阶段。选择阶段：选择项目风险投资的起点，是对所有项目进行筛选，从中选择具有发展潜能的几个项目进行投资，在这一阶段，需要风险投资家有准确的超出一般的判断分析能力。协议阶段：如果风险投资机构对该项目产生了兴趣，就要对企业做进一步的考察，进行价值评估与尽职调查。协助阶段：投资确定后就要对企业经营管理，组织计划，法律服务等进行协助。同时风险投资可以将企业推向上市，通过股票继续筹集资金，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退出阶段：经过几年的投资发展，无论被投资企业是成功还是失败，风险投资公司都将根据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外部金融环境的不同，通过上市、被并购、资本重组、被企业回购等途径实现风险资金的退出。
五、高科技中小企业赢得风险投资的建议
风险基金的运作与管理不仅需要风险投资企业良好的选择能力，还需要高科技企业有自我完善和推荐意识，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共创未来。
（一）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核心竞争力
风险投资主要的投资对象是创新型技术性产品，因此对于拥有核心技术和独立自主产权的项目更能受到风险投资机构的青睐。目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普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技术缺乏的情况，国际竞争能力总的来说还很薄弱。因此对于中小企业想要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应继续全面实施科技兴贸战略，集中科研力量大力研发高新技术产品，培育高新技术主导产业。在加强风险掌控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发挥企业优势提高竞争力。
（二）构建统一规范的信息
交流平台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及时性对风险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的脱节往往会导致投资的失败，在网络快速发展的现代，对于信息交流不畅等问题，可以通过网络构建统一规范的信息交流平台，让投资者及时了解投资企业的动态信息，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的市场行情，提供更多风险投资项目的选择；而创业者可以及时产品开发进程和资金缺口，这样通过在线的产品展示能更广泛地吸引外来投资，也算是一个新的融资方式，供需双方不用面对面交流就能了解彼此所需。
（三）积极宣传和推销
本企业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在如今这个信息化快速更新的时代，若是发展不及时就会被市场淘汰，因此应该要做好对本企业的宣传和推销工作，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实现，例如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参加高交会，或者通过有影响的中介机构推荐，甚至可以直接上门等方式吸引风险投资。但前提是要做好充足的企业介绍和产品介绍，并根据风险投资机构的要求不断地补充相关资料，还需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总之，作为风险投资企业要与中小企业同舟共济，要不断壮大相关的人才队伍，从成功的案例和失败的教训中吸取社会经验，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正确对待风险不确定性，理性选择投资项目，并将风险分摊到多个投资项目去，降低风险，学会选择适当的时间退出。
六、结束语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投资管理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甚至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想让企业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就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来完善投资管理活动。一般情况下，企业完善投资管理活动时，应遵循如下基本原则：一是企业的投资决策必须符合国家各项方针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投资活动必须符合本行业的整体发展规划和基本要求。二是在投资管理活动与决策活动中，必须严格按照企业制定的流程、程序进行，群策群力，避免出现盲目投资的现象。三是在投资活动的决策上必须要坚持科学决策原则，即一切决策要有数据分析做支撑。同时，必须坚持成本效益原则，即尽可能做到少投入，而获取多的产出。四是所投资的项目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确保企业投入资金后有市场、有收益。五是在投资管理活动中企业必须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防止出现企业投资过快却缺乏资金等问题。
2企业投资管理中现存的问题分析
2.1在投资决策中主观判断因素占比较多企业中的投资决策活动是其所有决策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与经营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有效的资本运作，以便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企业在实施投资之前要严格开展可行性研究与风险论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数企业未能及时获取市场上的相关资料，也没有进行认真分析与充分研究，管理者只是凭借积累的工作经验与主观判断，在投资过程中盲目决策，从而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运转，并制约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加大了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企业发展形成障碍。
2.2在投资管理中缺乏强有力的审计监督机制在企业的投资活动中，大部分企业所关注的内容往往是投资前期对项目的评估以及融资活动，却忽视了对所投资项目后期的经营与管理，未能制定相关的监督管理制度，致使许多投资项目因为管理上的疏忽，而处于自生自灭的发展状态中，加大了企业的投资风险，甚至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审计是风险管控的最重要手段，但在企业投资管理上却显得较为薄弱，即使是迫于外界压力而开展的审计活动，也仅局限于审计程序上的对计提利息和公允价值等进行审核，而缺乏一套完整的、可操作性的、强有力的审计监督机制。这样的审计结果难以使企业管理者对投资项目运行情况具有客观全面地认识和掌握。
2.3投资与发展规划不合理，资本限额缺乏约束力多数企业通常都没有形成一个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投资与发展规划，其往往是按照政府或者区域的发展政策来选择投资领域和项目，具有临时性和一定的随机性。这种方式最大的缺点就是，企业自主经营项目的投资比例相对较低，随时都有可能因政策的改变而使企业投资收益发生变化，使企业承担较大的投资风险，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此外，因缺乏系统性与独立性的投资规划，常常使得企业的资本限额缺乏约束力，使企业超预算上限进行投资，并处于高风险的运行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可能为了短期利益，不顾资本限额而投资于一些发展前景不佳的项目，甚至高息举债来解决资金问题，盲目扩大投资规模。
2.4企业缺乏高素质的投资管理人才及队伍人才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也是一切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有序开展的关键。企业投资管理活动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人才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反之，若企业的投资管理活动失败，通常也是因人为因素而造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对投资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企业在投资管理的决策制定、分析研究、执行控制及评价总结等环节，往往缺乏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人才。多数企业的投资管理相关人员专业知识不扎实，工作经验不足、职业技能不高，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投资管理活动的开展，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3解决企业投资管理问题的对策建议
3.1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管理战略企业应站在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上，规划企业的长期发展框架，并构建起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投资管理活动纲领。企业不仅要准确把握国家政策动向，以及当前经济形势，而且必须及时掌握所处行业的市场环境、市场需求、经营竞争情况等，在此基础上对本企业的投资管理活动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做好资源的统筹与调配，同时要结合企业自身发展，制定最优的企业投资战略，使其成为企业的中长期投资管理指南，从而有效地发挥出战略管理在投资活动中的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确保企业经营与管理活动能够有效开展，进一步发挥投资管理的超前性作用，使企业在投资管理过程中更加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及合理性。
3.2建立健全企业预算管理机制企业在制订未来的总体经营规划时离不开预算管理，预算管理作为其经营管理中不可或缺的管理工具之一，能够合理配置企业有限的资源。健全的预算管理体系能够协助企业管理人员对经营全过程实施有效地控制及评价，协调好企业内部管理部门及人员的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此外，做好预算管理工作，可以不断提升企业综合管理水平，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企业投资计划一旦实施，就必定会面对国家宏观政策的变更、市场环境的变化及企业自身发展情况的改变等风险，而面对上述问题，企业只有制定出科学、合理、完善的预算管理体制，才能为企业投资前的规划提供制度上的保障。通过建立健全目标明确、层级关系清晰、定量与定性结合以及弹性与刚性结合的预算管理体制，有效地促进对投资项目的调研与分析，从而有效防控企业投资过程中可能涉及的风险等，确保企业各项投资活动的有序开展。
3.3建立系统化的资金运转与管理制度资金运转作为企业在经营与管理活动中的主要内容，涉及资金的筹集、投放、回收及分配等内容。资金管理始终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当中，而系统化的资金管理制度，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的投资活动则以资金的投放作为起点，以资金的回收作为终点，可以说企业的资金管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投资管理的成败。由此可见，企业在进行投资管理的整个过程中，有必要建立起系统化的资金运转与管理制度。该制度要将资金均衡有效的流动作为中心目标，在确保企业资金安全使用的基础上，采用计划、专项、统一集中及分口分级等管理手段，积极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加强对投资管理中资金运用的分析，从而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进而确保企业资金运作的良性发展，为提高其投资管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3.4加强企业的高素质型人才培养及团队建设为了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必须努力培养一支能够适应现代化投资管理需要的专业性人才队伍。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一个合格的投资管理人才不仅要懂得财务知识，还要熟悉法律、金融以及生产环节相关知识，同时还要具备依法执业的意识、爱岗敬业的态度、刻苦钻研的精神以及拥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因此，加强企业投资管理队伍的建设，可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开展：一是加强对投资管理相关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鼓励其积极参与各种后续教育与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其综合素质；二是要完善优秀投资管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机制，构建科学的人才吸纳平台；三是创建适应企业自身发展规律，且具备现代化投资管理理念的人才队伍；四是建立人才信息库，并对人才结构实施动态优化管理，不断吸收优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