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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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是一种比较正规的审查形式，有组织、有准备、有鉴定、有计划的。答辩会由校方、答辩委员会还有答辩者组成。接下来小编为大家整理了7篇论文答辩开场白，欢迎大家阅读!
论文答辩开场白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叫___，是__级__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如何在高校进行物流回收浅析”，论文是在齐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那里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想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四年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下面我将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资料向各位老师作一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篇毕业论文设计的思路与目的及好处!
论文答辩开场白2
各位老师，上午好!我叫……，是……级……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论文是在……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那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三年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资料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目的及好处。
论文答辩开场白3
各位老师好!我叫___，来自___，我的论文题目是“行政系统中的非正式组织评估”。在那里，请允许我向__老师的悉心指导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劳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将从论文的思想资料、结构框架、遣词造句三个方面向各位老师作一大概介绍，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论文答辩开场白4
各位老师好!我叫___，是__级__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______，论文是在___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那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三年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资料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论文答辩开场白5
各位老师，下午好!我叫___，是__级__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论文是在__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那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三年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资料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目的及好处。
论文答辩开场白6
各位老师，上午好!
我叫赵晓琦，是土木工程0801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为西安市八十八中学办公楼的设计。设计是在姚力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那里我向我的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也向在坐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上大学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
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资料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简单介绍本设计。
本工程为西安市八十八中学办公楼采用多层框架结构，主体结构为6层，内外装修均为一般装修，为永久性建筑。该楼总建筑面积为3981㎡，拟建位置另行给定，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资料。
论文答辩开场白7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叫……来自对外汉语071班，我的论文题目是《小王子》的象征好处。论文是在霍继超老师的指点下完成的，在那里我向霍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参加我的论文答辩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四年来的授课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
下面是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资料向各位老师做一个汇报，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论文摘要：阐述了建筑批砰既是“外部的卫是“内揶的既是文化赴封卫是学术批评，这是出建筑活动自身的文化恃性所决定的文章舟析了两种批评的功能、依据和它|】互扑、互动、互台的关最．星示了建筑批的宵机性和整体性。
1两种批评
近年的建筑理论与批评、呈现了两种着似抵悟的趋向;一方面.是建筑的“外部”批评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建筑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突破其一自身”的网限.去获取更大范围的话语权力和干预社会与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和批评又表现出一由外向内‘转移的取向、仿佛是要抵消过热的‘外部”批评所带来的偏颇和“盲视“。由此、建筑理论与批评不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视野和路向.而且导致了所谓文化批判与学术批评之争。事实上，这种争论并不仅仅出现在建筑界.在当代文学理论以至整个艺术理论中也早已出现了同样或类似的问硒，尽管就目前的建筑领域而言，“‘外部“批评的呼声正高.这种争论尚未充分展开。但两者之间存在若明显的张力关系，确是不容置疑.对之进行探讨‘不无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两种倾向的批评并非象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隔绝和对立，相反。它们更多地是在不同层面上构成着某种互补的关系。所谓“外部”批评.就其棋式来说、主要是指对建筑作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考寮，承认并强调建筑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必然联系、从而最终把握和深人建筑活动与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的根本联系。而所谓“由外向内，转移.则是主张由这种着重考寮建筑外部联系t他律性)的批评向探人研究建筑的内部规律叉自律性》转移，显然、前者的目标在于使建筑批评日益成为一种“文化批判’.而后者则试图使批评成为更纯摔意义上的学术批评;前者更多的是一种宏观的和思想观念的批评、后者则更偏于方法、方法论和技术层面问题的探究(当然、这里同样也有思想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建筑的批评作为一种整体有机的文化活动方式，而不是单纯思想观念成技术性的运作，那么应该说，这两种批评都是不可缺少并且不可替代的。因而.站在确立批评的视野与理路的角度.我们强调或倚重哪一种批评.就不应是一般念义上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注重我们现实的批评实践和理论中真正缺少的东西。
2建筑文化批判的目标与意义
众所周知，文化批判是随着现代文化哲学的兴起而兴起的。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川。因此.人类文化应该从根本上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应该体现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提供种种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换句话说。文化的发展总是同人的发展紧密相联的、正是由于有人的自我完善、自我解放作为原动力.人类文化才总是在自我批判中向前发展，网时又在这种发展中发挥其功能的。这是文化批封的实质与意义所在，也是文化批封的基础和很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批判首先是文化主体的批判.是对人类自身的批翔。
作为与人的日常生活最直接相关的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建筑本当是人们最熟悉、最了解的事物，而事实上人们对它的误解却似乎比对其他任何事物都更普谊、更严重、这是值得探思的。从某种惫义上说.也许正是由于建筑同人类的这种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使一灿人很少意识到它对于我们的真实涌义.就如同我们的生命离不开空气.但却很少意识到它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一样。因此.尽管人们对建筑误解的程度及其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没有将建筑同人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惫义联系起来.而只是把它当作某种外在于人、外在于人的生命的“对象物，来看待。这样.建筑便失却了与生活的内在关联.失却了它粗以存在的文化土旗。建筑的设什和建造仅仅成了一种与人的生活无关的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制造.或所谓“艺术的”创造~一这两种表面上极不相同的思想倾向.在无视建筑的人文品格.将建筑与人的生存意义相剥离的傲法上却是共通的。因而，这种建筑无法清足人们生活的真实需求.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喜爱和共呜，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方面，建筑决不是一种单纯孤立的物质生产活动.特定社会文化的各种思想、观念、理想和矛盾都必然要深刻地反映到它的建筑活动中并获得充分的体现。建筑之于人的生活和存在而言.其意义恐怕远未为今天的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对生命意义的体认之不足。因此我以为，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建筑就只有首先充分认识自我.充分理解生童，充分恤得生活的涵义—就必须还建筑话动以强烈的主体惫识和人文精神。而这，正是建筑文化批月的任务和目的所在。
就世界范围而言、so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及俏息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一方面.建筑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的发展和创新的可能性.但人们却未能很好地利用和把握这一机缘。另一方面.却是当代建筑越来越表现出对手段和物质的过份强调，为了建筑自身个性的表现和自我完善.常常自成一体而不顾及所处的环境，甚至忽视和牺牲建筑预期的功招要求.这就使其违背和远离了现代建筑运动的初衷，模糊以至顺例了建筑的手段和目的。因此.自74年代以来.首先在欧美.继而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涌现了试图冲破这种思维模式的尝试.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创作中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热情。表面上.这种变革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建筑形式的革新要求、反映的是物质经济状况以及审美趣味的变化‘而事实上。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在当代文化的大背景中，以文化批判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则不难发现，在建筑形式和审美趣味变化的背后，是建筑观念的更新‘是对建筑更深人的理解和追求.一~人们试图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重新认识和把握建筑存在的本质、找回失却的建筑的意义与价值。于是，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成了建筑理论、建筑批评乃至整个文化思想领城共同关注的课题。这种关注，归根到底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状况的关切。广义地说.它是人类在寻求自身存在与发展中的一种战略性思考—一种文化哲学
对文化的哲学思考和研究，在文化与哲学相结合所产生的活力与影响中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在此氛围中、建筑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比如、的年代后期在欧洲出现并盛行的结构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哲学它在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批评及文学理论中的成就对当时正面临困境的建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格地说、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撮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结构主义哲学家虽然对一结构、.的解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从结构与成分的区分去了解现象。比如。结构主义思想的先驱者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先验的结构与人们日常讲的言语不同.这就是结构与经验现象的不同。这一语言结构理论成为结构主义的原始摸式。事实上，结构主义的核心正是以语言学的原则作为基本模式。试图发现存在于现实中的规律.即到具体现象关系心表层结构)背后去寻搜事物的本质结构(深层结构〕。so年代以后，法国社会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学，特别是用于原始部落社会中社会现象与社会意识的分析，并因而使结构主义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
列维一斯特劳斯在(神话与意力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结构主义是全新的哲学或革命的哲学.是一种误解冬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以至于现在都贯穿着这种思想倾向。他认为，科学研究方法不是还原主义的便是结构主义的，当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可以还原到其他层次的比较简单的现象.那么就可以采用还原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不能解释全部现象。如果遇到太复杂的现象不能还原到较低的层次.那么就只能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尝试去了解它们是由哪一类原始的系统所构成的。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由许多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又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是现象的内部联系。只有通过模式才可以认识，而表层结构则是现象的外部联系。通过人们的感觉就可以把握。因此，结构主义注重和强调的是深层结构。殉维一斯特劳斯说，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为了从馄乱的现象背后找出一种秩序而苦冲2}.面结构主义的中心课题就是从馄乱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和关系来。在他看来，结构便是一种模式，棋式的构成使一切被观察的事实成为直接可理解的。而结构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借助模式去研究社会关系。就是说，建立一种显示结构特点的模式作为认识客观结构的手段。显然，就出发点而言。结构主义并不把事物的本质视为先验、永恒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结构。即一种关系的组合一套完整的关系系统，在这系统中各种要素都能变化，不过.构成事物的各要素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只能从关系中发现其意义，因此，它们的变化不是随意的。而是在保证对整体依棘的前提下进行‘各要素既自由又受到整体关系的约束。这样，结构就应当是一种开放和连续的建构过程的结果，是有历史、有功能并不断延续的，因而它使我们与过去和未来建立起内在的联系。结构主义的目标正是通过事物结构的运作从无意义的构成要素中，寻找到事物有意义的本质关系。
这种思想给正试图恢复自己目标的建筑研究和批评以深刻的启示。针对当代建筑活动中因把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排除于它的时空框架以外而导致的意义的丧失和与社会生活日益严重的剥离，人们热切地期望和要求恢复建筑的本来意义‘重建与现实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内在关联1为了抓住建筑的本质结构。找回被现代文明压抑了的那些基本的和本能的需要.不少建筑师、理论家和批评家、把具光投向了史前原始建筑和那些自然生长的‘.家人建筑“、自然聚落以及乡土建筑等.就象要建造历史上第一座房屋那样，不带偏见和预设地去考虑建筑的最基本问题.并由此体认建筑存在的意义。日本的原广司，美国的林奇、拉波波特、亚历山大.埃及的法赛和娜威的舒尔茨以及印度的柯里1等，都曾为此进行过探索并取得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建筑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并不一致.但都反对仅仅用传统的几何学的或符号的概念去描述建筑和建筑思想，而是强调把建筑当作具有意义和文化特征的结构体系来理解心因为，尽管房屋的设计和建造是科学、理性的工作.然而它的使用却杂揉着多重情意，它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实体空间，而且是人类心灵中十分重要的精神场所和意象。建筑只有当其能够存放我们的回忆，蕴藏我们的梦想，方能改善和强化—而不是破坏—我们的生活。所以、建筑活动的真正目标就不是对建筑的某些自律性原则的探究和寻觅，而是要把某个地方转变成真正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场所—能使人领悟到其自身存在的具有一定意义和特征的环境。
在这种认识下、我们不仅很难再把对建筑的研究和批评简单地区分为”外部的二和一内部的”，而且也无法将两者分别称作.，文化”批判和.’学术I.批评。因为很显然，文化的批判对于建筑活动并不完全是‘.外部“的.相反，它恰恰更多地针对着建筑活动的深层结构，是真正意义上一内在”的联系和批评，因而，‘’学术“批评也就不可能排除这种联系而仅仅囿于“内部一规律的探索。比如.在大量的建筑行为中，人们往往把诸如生理需要、地形气候、房屋生产、经济技术，特别是建筑形式、环境要素等作为考虑的对象，分别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些因家也的确是包括在场所概念里因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质量以及影响这种质t的人们关于环境的意象.的确受着这些因素的影.自和牵早，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视作建筑的“内部I.规律或条件。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因索并不能单独和最终解释人类聚居的现象和间题，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却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中人们生活的方式、理想、信念与环境的契合.它不仅关涉物之理，同时也关涉人文、人伦、人情，关涉人们的建筑价值观和人生观，正是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构成了建筑活动的真正基础.因而成为建筑活动的深层结构。可以这样说，理想环境的创造是通过特定的空间组织和物质形式的操作而实现的.但这种组织和操作又并非完全独立和自律、它依附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依附于人们生活的不同方面及其现实的变化方式、由此才产生了建筑环境的整体质量和特征。正是这种质量和特征构成了建筑的本质(如果我们承认它具有本质的话)。因此.对于作为整体的建筑批评.文化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典荃的作用，它给建筑批评以大方向、大观念和大思路的宏观把握。目的在于使批评面对更加真实的问题，从而更加趋近其本来的目标。
3‘.外韶，与“内部”的互动和互补
“外部“批评在当前日益受到重视，并非诵然。毋宁说，它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深人思索的结果。因此。这种倾向不光在建筑中，在文学艺术批评中也有深刻的反映。在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刹一书中.1}希利斯就曾指出，自70年代以来。欧笑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t。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论述权力、历史、愈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闷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间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当文学研究不再严甫地思考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文学的特性时，所一贯倾向于成为的东西上去。‑}=i这似乎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显然.在这里“外部，.批评并不意味着故弃或拒斥“内娜”批评，而是把视野投向更加广泛的间题和领域、以探究对象与其本来就存在的复杂关系。建筑文化批判的功能和目的也在于此c
但是。文化批判并不能代替对建筑一切问题的研究和批评，特别是不能代替许多具体的技术层面和语言层面的间题的分析与批评，它恰恰需要后者有力的支持和补充。比如.我们很容易发展，建筑中的结构主义思想在实际的运用中就遇到了困难和矛盾。一方面，结构主义强调了建筑与人的联系:另一方面，为“发现人的始终不变的本质一(凡，艾克}。以寻求建筑的永恒之道。它又赋予结构概念以实体的性质，又把它看作是超时代、超社会、凌驾于人类文化之上的原始范畴，看作是一劳永逸的确定了的和谐而没有矛盾、没有内部动力的东西。结果就把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模式看成是一个不受外部条件制约的内部发展过程;研究人类发展。以至建筑发展过程，就变成浏览某种固定的原始结构的历史，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用释历史发展过程的可能性。毫无疑间.这是有违其初衷的。事实上。事物的内在结构也是受时代与社会的影响而发展的.它们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以新的方式组合。所以，仅仅从史前建筑或”素人建筑’中搜寻建筑的”原型“是不够的.它只能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面重要的是由此探究人与社会本欧结构植变、发展的逻辑关系，从而切实理解此时此地人们的生活需求与理想。而建筑的创作，理论和批评，剧应致力于探索建筑内在结构重组的可能性及其途径和方法。使之回应这种藉求和理想，从而创造出满足当代人生活意象的空间和场所。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世界，
因此。更具启示惫义的，是结构主义一为克服功能理性主义的侣死和异化—以建筑的可解释性椒念伪基础所提出的“多价空间’的思想。I9b3年.荷兰建筑师赫兹伯格表明了这种观点，’，我们所迫求的.是用某种个人得以解释集体模式的原型来代替集体对个人生活模式的解释·一因为我们不可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造成一种能恰好适应每个个人的个别环境。我们就必须为个人的解释创造一种可能性.其方法是使我们创造的事物真正成为可以被解开的’[)]。赫兹伯格所意欲创造的这种，’可以被解释的’‘事物.就是一种“多价空间”。比如。他认为功能主义者把住宅单元严格划分为起居、价室、厨房、盟洗及卧室等功能组织是一种粗释的作法;他提倡恢复前工业时代房屋相互联系的那种模式。以便在空间与人类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更为松弛、自由的联系。满足不同使用者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不难看出.这种建筑思想中休现了更多的对人的关怀与薄重。这里。显示了两种批评所具有的互动和互补的关系。
应当指出的是。说明两种批评之间存在着互动、互补。甚至互含的关系，并不愈味着我们对它们的讨论和分析失去了愈义，相反‘它恰恰使我们对两种批评都更加深了认识和理解，尽管在一般惫义上说，两种批评都具有各自存在的理由。都不可或缺。但在中国当前的建筑批评中。它们更有着各自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以往的批评模式中.“外部，l批评(主要是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占有重要位t。它是以苏联模式的文学艺术批评为中介而引进的，其中自有其科学的光芒(由鲁迅的逸择便可得知》。但是。在较长一段时期中。这一批评方法也受到“左“的政治的影响。出现了普遭而明显的简单化、腐俗化倾向。同时。由于客观上长期的封闭状态.使得这种批评与其他正在迅速发展的批评方法几近隔绝，从而丧失了理论的活力，使我们对建筑的研究和批评、在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层面上。显得十分苍白和无力。因而，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提出所谓“由外向内’的口号，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积极涵义的。如果正确的理解和推行。财它应当具有“回到事情本身’的惫义.不仅有可能使我们的建筑研究和批评排除太多的来自非学术因素和非学理方式的侵扰，而且也将拓展和探化我们对建筑“自身一规律和伺题的探索、从而根本上改变以往批评长期只在内容与形式、主题思想与艺术手法等浅表层面徘徊的局面二
《建筑创作》发刊时设计院已届不惑之年，其实设计院一直关注学术杂杂的出版，早在吴观张任院长的1980年，就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了《世界建筑》，并一直协办至今。而《建筑创作》作为专业的民用建筑设计院自己独立承办的学术杂志，当时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对她都寄予厚望，叶如棠部长在题词中要求“唤起全体设计工作者的创作意识，自觉地承担起神圣的使命，这是当务之急”。时任院长的王惠敏希望“她将成为我们技术交流的新空间，人才展示的新场所，学习研究的新天地”。编辑部也提出“繁荣建筑创作，交流设计经验，推动技术进步”的宗旨。万事开头难，但终究是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在这百期的18年中，我国城市和建筑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城市化、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加人WTO、外国建筑师大举进入，激烈的竞争、形象工程、房地产业和开发商、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同样印刷媒体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数字化，电子传媒、读图时代、文本、语境、博客、点击率、话语权，SCI、EI……《建筑创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变化当中不断适应、不断调整，在建筑事业和传媒事业的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争中不断找准身边的定位，扩大社会影响，吸引更多更广泛的读者群。
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传播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随着世界经济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随着信息的膨胀和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信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由于传播媒介的变化对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语言曾是最早的传播媒介，随后文字媒介打破了语言社会的秩序，当时这种媒介需要长期的学习并为少数人掌握，而印刷媒体的出现成为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和了解的传媒。但电子传媒的出现再次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它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程度，使更多的人们参与交流。它的出现对文字媒介即传统出版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文字阅读也形成挑战，据抽样调查，我国的国民阅读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国民中有读书习惯者仅占5％，一时间“读图”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体将取代纸质媒体等议论甚多，尤其对于急功近利、立足“急用先学”的建筑专业，图像的传播似乎更为实用、快捷与功利。即使这样，《建筑创作》仍在这种形势下稳步发展，篇幅也由最初的80页扩展到了160页，由半年刊发展到了月刊，说明了文字媒体仍然具有其活力及生命力，说明读书还不会被读图所替代。且不说阅读是一个民族传承文明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手段，建筑师也需要通过文和图的阅读，通过自身的思维进行深入和更为复杂的感悟和思考，在享受数字化和网络所带来的方便和快捷的同时，也不应牺牲面对面的交流与思考，实际上读书和读图本身就应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作为学术杂志的运作还必须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国内的许多科技学术期刊都将其学术水平认定于论文刊出情况，被引用情况以及国际及国内检索系统的收录情况，如SCI、EI等，这是一方面。但作为以建筑学和城市学为主要内容的杂志，除涉及工程科学技术的内容外，更多还要涉及美学、社会学、民俗学、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工程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冲突与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建筑创作》中人文色彩的凸显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杂志“文化”、教育、“口述历史”、“视点”，杂志已不满足于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的一般介绍，开始关注工程技术和艺术对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影响，关注工程技术和建筑师的社会责任问题。如路甬祥在一次报告中提到：“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不然，我们建造了大批水泥森林，却浪费土地，浪费资源，浪费能源；我们创造了城市，却使他无法宜居，我们设计了“豪宅”，却使社会更不和谐。我们需要从人文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或称之为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化。
关键词：中文 母语 写作课 教法 探新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8-0014-02
作者简介：孙新峰（1972―），陕西洛南人，文学硕士，宝鸡文理学院写作学教授，校陕西文学研究所所长，校高层次“优秀拨尖人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校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陕西文学文化批评。
笔者是一所地方高校文学院的写作课教师，所任教的学校不大，但学生的写作能力可以与一些名校、强校一较高下。笔者的学生敢于操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文体，而且写得有模有样；在全国90后学生普遍不读书、学风浮躁情况下，他们坚持文人基本品格，保持了对母语学习、文学写作的浓厚兴趣，作为一个长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的语文教师，笔者个人认为这就是最大的欣慰和成功。
作为写作课教师，笔者从“模仿”起步，先做“匍匐式”普及工作。在写作课堂上，不选那些名篇名作作为范文吓倒学生，而主要直接选取本校高年级学生发表的优秀习作供学生进行形神兼备的模仿。当学生看到经过自己的再思考、再创作，“美文”也能从自己手中产出的时候，就不自觉地爱上了写作。时机成熟时再做“眺望式”提高工作，贯彻“创意写作”思想，鉴赏名家名作，让学生知道要用思想、用心写出真正的好文章要走的道路还很漫长。同时借助学校“金笔杯”校园征文大赛，将一些写作出色者选，跟踪培养。在这些“写作苗子”的感召下，全体学生写作兴趣高涨，激励竞争、比学赶超成为主流。
一、懂得感恩，写好亲情、乡情、文化类散文
感恩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一环，写好这类题材也是人之本分。这类文章主要有三个目的：一练学生眼力，看其生活储备，能不能从生活中选出有意味的连贯性意象；二练学生的话语逻辑感觉，看其能否纵深分析，横向拓展，使得未来的文章有层次感，结构清晰；三练学生思维，看其能否找到所选之象与所表之情的深度关联。
笔者鼓励学生以小见大进行选材，找准动情点，写好关节点（相对连缀的情节与细节，有时空的嬗变），靠真情动人；尤其在结尾部分，讲究回环，注意生活意象的意义提升和开拓。学生佳作有《圆圆的烧饼，满满的情》《烟斗情》《“木头”父亲》等。比如在《“木头”父亲》中学生写道：从那天起，我知道，父亲并不是一块“木头”，他是一个我必须用满满的爱真心回报的最爱的人。……爸，我决定了，下辈子不做您的女儿，我也要变成木头，变成一棵树，为您遮雨挡阳；变成一条板凳，让您随时歇息；变成一双筷子，让您尝遍佳肴美味……学生不仅学会了写文章，更学会了做人。学校为此专设“感恩堂”专栏，集中编发学生的优秀习作。在日前结束的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感恩书信征文大赛中，笔者指导推荐的35篇文章，6篇获一等奖，笔者也被授予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乡情写作也是写作教学中一个重点。怀乡和恋乡类文章写作，最终的指向是怀古或惜今，或两情兼具。在教学中，笔者以著名作家刘成章的《关中味》等文章为范本，学生摹写出了《陕南味》《天津人》等充满着乡情和文化韵味的作品。如在《陕南味》一文中，学生以陕南腊肉为切口，指出陕南人就如同陕南腊肉，经受得了烟熏火燎，四季变换，形成了坚韧、执拗等人文品格，让人激赏。
二、会讲故事，会用“大象征”手法写小小说
小说写作主要培养学生会利用意象艺术地讲故事的能力，会用基本的抑扬法、对比、象征、反讽、隐喻、误会法，甚至欧・亨利法等，而这些技法其实都可化归在大的象征手法中。
在小说写作教学方面，笔者特别选择了徐光兴的经典小小说《枪口》、潘高鹏的《医“术”》《画“法”》、杨谭林的《神丸》等颇富象征意味的小小说作品，进行精细分析，深度摹写，曲笔写意。学生中涌现出了《井》《棋“术”》《海葬》等佳作。特别是2011级学生程丹的万字小说《牡丹枕》被有“小人民文学”之称的《延河》杂志在2012年第11期发表，其《贞节碑》小说亦出手不凡。2013年6月，学生李婕的小说《山神》一举夺得陕西省环保创意文学大赛一等奖。
三、酿造诗意，锻造诗味
由于传统诗歌文体教学重格律、章法，使学生望而生畏，仅有的一点诗情也快被湮灭了。
诗言志。笔者首先鼓励学生会自选合适意象，会用“简的意”，表达“深的情”，不管押韵和平仄，能写出诗意、诗味即可，诗思、诗趣、诗乐先不要想。在笔者的鼓励下，学生读诗、写诗成为风尚。如有学生写下了《我不想念》：我在流年里散步？筑不小心跌进了时光的店？筑于是，点了一杯想念？筑我把想念灌进喉里？筑喝进肚里？筑放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筑某年某月某日？筑某个阳光晴朗的午后？筑我把她拿出来晾晒？筑瞬间，思念爬满了心壁？筑我的心成了蓄满雨的云？筑只怕轻轻一触？筑就会泛滥出大雨滂沱。说不想念，表达的却是最深切的想念，多么真切、鲜活、形象的生活和艺术感觉！在有了基本的感觉之后，笔者和学生一道，开始品评舒婷、北岛等著名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让学生体味当下文学真正风行的是什么样的诗歌，然后让大学生改写和摹写。诗歌文体教学收尾也颇具新意，笔者要求每个大学生以诗的形式谈自己对诗歌写作的认识，因为如哽在喉，有话想说，学生写作激情很高。
四、会做学院派评论文章
学院派批评已经成为当下文坛批评的主流和主导。大学生更是学院派批评新军，其文学感觉、批评素养直接影响着母语学科的长远发展。在写作课堂上，笔者引导学生小题大做，精心“育苗”。如对学生程丹6000余字的短篇小说习作《贞节碑》的分析，笔者要求每个学生选择一个角度撰写读后感，自己也撰写了将近8000字的评论文章示范，结果许多学生把读后感写得优雅、诗意、唯美，让人击节称赞。注意挖掘、培养学生对文学鲜活的第一感受是笔者的一贯做法，如果文学感觉死了，那文学研究之河自然也就干涸了。在全面激活文学艺术感觉的基础上，笔者向学生推荐了全国、全省文学评论界有一定影响的文学评论家风格多样的评论作品，让学生精读、体悟并分析文学评论和一般的文学读后感的异同，然后写成读后感进行课堂交流，并当场打分评议，并允许学生对教师的评议进行质询，培养学生商榷、讨论、反批评的能力。认识清楚了，学生在以后写作文学评论就会游刃有余。
五、精读一个或多个作家的系列作品，养成长期研究意识
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西方莎学研究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历经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直到后现代时期，其间的理论思潮此起彼伏。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流派都把莎士比亚当成作其理论的试金石，形成了蔚为壮观、纷扰繁复的景象。而其中现代主义的丰富解读使得莎学研究的意蕴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和延伸，所出现的专著和文章，可谓浩如烟海，令人望洋兴叹。近读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深切感受到作者对莎学研究执著的探索精神。著者文化视野宏阔，文献资料丰实，理论阐述清新，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见的厚重佳作。通观全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之。一、资料翔实，研究深入细致笔者也是莎学研究爱好者，经常拜读李伟民的文章，觉得李伟民先生不仅研究认真，而且还花大力开展莎学情报资料工作。本书的撰写也不例外，体现了他一贯的认真扎实的学术风范。在此之前，他全面搜集、分析了近年来年外国文学刊物、高等学院学报、社科院系统刊物、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物、戏剧与文化类刊物上发表的莎学文章，论述了中国莎学新时期发展的轨迹，为今后的中国莎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他先后撰写了《1993-1994年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及戏剧研究综述(1995-1996)》《、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著作与论文的引文分析和评价》、《1993-1994年高等学校学报(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引文分析与评价》《、艰难的进展与希望———近年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述评》《、二十世纪末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统计与分析》《、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等，以及朱生豪、梁实秋、张泗洋、李赋宁、杨周翰、卞之琳的莎学研究思想等系列论文。“这些系列论文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对中国莎学研究文献情报成果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计量研究;对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层结构进行了文献计量学角度的对比评价，通过对中国莎学文献引文有关数据的分析与比较，论述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趋势，客观地揭示了中国莎学学术研究的学科动向、进展以及现阶段的学术水平”。[1]27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这本著作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书后，仅主要参考数目就列了20多页，足见作者的资料搜集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当然，这不是一般莎士比亚批评的资料汇编，而是这些年来作者在莎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一部学术性著作。
二、结构模式新颖独特，富有创见和开拓精神首先，在绪论中，作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为起点，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契丹人”切入，细细梳理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入、接受和影响的历史流变。全书内容分为七章，作者从《哈姆莱特》入手，进而进入悲剧的文本与舞台，以及莎氏历史剧和戏剧的人民性与人性的关系;另外，对莎氏的传奇剧和诗歌批评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五、六两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和莎氏戏剧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还原与变形也是莎学研究者值得深入的一个领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评方式，特别是现代性的莎学批评更是值得关注的。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历来是莎学研究中的重点，四大悲剧又构成了莎氏悲剧中的重点《，哈姆莱特》研究则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没有按部就班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记下莎学研究的“流水帐”，而是从《哈姆雷特》着手，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国形象批评在中国的演进以及对哈姆雷特的形象认识辨析，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我们知道，对待哈姆雷特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众说纷纭，多棱镜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雾里看花，使人琢磨不透。李伟民从哈姆雷特强烈的自杀意识、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以及对女人的看法和行为等几个方面深入细致的论述了哈姆雷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哈姆雷特在中国的形象问题，作者提出了应该全面看待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应该从人民性、人文主义者、并非人文主义者进行研究。事实上，在哈姆雷特身上，很难看到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却存在相当多的非人文主义思想。接下来，在第二章，作者从莎氏四大悲剧出发，探讨了中国语境下文本与舞台的莎学批评演进。重点论述了作为舞台演出的莎氏戏剧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戏剧的影响以及对莎翁戏剧的改编接受情况。莎士比亚的贡献除了悲剧之外，历史剧和喜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作者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与人性的独特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了莎士比亚批评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与认识。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把他的作品誉为“世界艺术高峰之一”。历来文学研究家们都把莎士比亚当作试金石，作为检验其理论的依据。因此，对莎学批评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方式。进入20世纪，由于莎士比亚的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传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日显局限。历史学派针对浪漫主义对莎剧诗性、阅读性和不可演出性的无限扩大和盲目崇拜，研究莎士比亚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契合，包括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舞台及演员表演，揭开了对莎士比亚“现代”解读的庞大序幕。于是，种种冠以“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派”等以“现代”语词为核心的解读此起彼落，甚至一涌而上，使这一世纪的莎评既呈现出极其壮观的景象，又放射出无比怪异的光芒。其壮观固然体现出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可喜成果，其怪异却也展示了对莎士比亚的无限夸大和歪曲，并产生了对莎学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取多元化的视角对莎学研究在中国的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批评演进为出发点，从哲学上矛盾对立和美学范畴来认识这一对文学观念的深层涵义。
三、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文学批评理念第五章:从历史走向未来。主要论述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50年的发展脉络，也是本书的另一个特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苏俄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人对莎作有了更深的体会。20世纪30年代对苏俄莎学的介绍，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有了较系统的观照。这一时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深受苏联莎评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莎士比亚被中国的政治涂上了各种油彩，在中国政治的影响下不断变脸。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中国莎学中，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构成了评论、研究与演出的基础。”[2]272中国的莎学研究大都是从文本出发，但是却鲜有人对他们的翻译经验，翻译研究中的各种批评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学理的探讨。显然，这与翻译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作者对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对此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作者不仅对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翻译作了资料性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从具体译家出发，通过梁实秋和鲁迅对于莎士比亚翻译的论争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中的理论问题。另外，莎剧翻译中的版本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版本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早期的莎作翻译中，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早期的莎剧译者或限于条件或考虑不够，一般不大讲究版本。朱生豪、梁实秋采用的是牛津版，而牛津版在19世纪的莎学版本中，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选择上或因条件限制，或因认识不足，因而对版本问题注意不够;那么在对莎氏时代的语言的性质、语音、拼法和词汇的研究就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一些莎作的翻译受到了批评。顾绶昌认为，粱实秋译的莎剧，在文字上显得干燥乏味，每句似乎都通顺，合起来整段却不像舞台上的对话，并且译文语气很少变化，原文诗意也很少保存，这是译文最大的缺点。朱生豪译文虽做到“明白晓畅”，然而喜欢重组原句，损益原文，不是太罗嗦，就是太简，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又过于渲染铺张，它的最大缺点是任意漏译，并且译文中还时常夹杂些不必要的诠释。[2]285本书在研究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基础上进而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思考，不仅总结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的成果，也提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如对莎氏翻译家比较系统、全面的翻译思想的探讨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中有些批评的目的并不在翻译批评本身，而是为了思想和文学论争的需要。这样的批评虽然也涉及到对莎作的翻译批评，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莎作批评，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翻译观点的论战。[2]304-305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生死、战争与和平、人与宗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和谐问题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因此，阅读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目的是从文化、文学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艺术精髓，结合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点进行阐释，为我们今后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批评以及对这种批评的梳理，或许我们会在现代意义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2]505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但同时他又是属于世界的。约翰逊曾这样称赞莎士比亚作品的永恒性“: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冲刷其他诗人们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像花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3]125李伟民莎学研究的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在这本专著中，读者可以看到伟民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有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辞书研究，也有莎学传记研究、莎学批评研究和莎学家的研究，还有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论结合，以中国当代莎学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总之，研究角度丰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富有创见的莎学学者思想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总的来看，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正如著者在绪言中所说，中国莎学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规模宏大声音色彩鲜明响亮的长篇巨制交响乐，而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则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色。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李伟民先生对这种特色加以梳理，勾勒其历史的痕迹，研究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的本质和特色，掌握文艺批评规律，提高对莎作的鉴赏水平和批评的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1] 曹树钧.简论四川学者李伟民的莎学研究[J].四川戏剧，2002(5).
后来文学理论“发达”了，大学里、社科系统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持有西方最新理论武器的理论家，可是大浪淘沙、披沙拣金之后留下的好批评反不多见了。是何道理？西方文论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反抗理论、抵制理论、反省理论的限度，后理论时代来临了。向以引进、输入西方理论的中国理论界也便突然陷入理论匮乏，大量引进来的跟中国现实、文学实践关系不大的理论问题、理论术语因其不接地气、文不对题开始渐渐淡出。找到中国文论自己的问题域、实现中国文论的自主造血以及如何从传统文论中汲取营养转化生成现代文论成为真正的理论问题。
民间不管批评界的三分法（学院派、作协派和媒体批评），只按文本的文体风格，将现今的批评大体分为八股和八卦。八股大体指学院派的文风，自我缠绕在一些不是理论的理论里、踩空踏空不及物、自我增值不自觉……但有些准学院派、拼命向论文看齐的作协派、媒体派也很能八股，八股起来不输于学院派，因我们的学术生产机制就是这样，晋身提升惟论文是举；八卦大体指媒体批评，他们常常东鳞西爪地“胡说八道”，为吸引公众的目光没有不敢说的。但有些学院派动不动预言一下全球化时论的未来、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走向等等说不清道不明的理论时，也显得很八卦；而作协派由于跟作家走得太近，摆起作家的八卦向无人能及……不管是哪一派，就文体风格而言，八股和八卦的分野倒是呈泾渭分明状。
在批评界纷纷反思批评批评本身的时候，不揣浅陋地往上加一根柴，也算是为批评共同体在共有话题上的“接着说”。因为每个人都要另辟话题，话题太多自然不集中，每个人都要驳倒别人提出新见，新见太多，最后每个话题都没有说透说明白。撇开身份派别，就批评的八股或八卦，引出以下的“接着说”：好批评不惧怕理论、好批评不拒绝神采、好批评是一个实践问题、问题意识以及它犀利的思想性。
好批评不惧怕理论
批评的八股和八卦是不是本就不该有什么绝对的分野？那些倾向于批评的八卦的论者应该研究点理论，免得在指点文坛江山的时候，显得过于意气用事，让学院的八股们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卑之无甚高论。你说、你认为、你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你有相关知识学问的积淀吗？有相关学科的前理解吗？了解相关场域的最前沿信息和动态吗？你有爱智求真的科学态度吗？你在有所发现的时候附着上逻辑缜密的科学论证了吗？如果这些都做到了，再配合上你的发现、创见、新见，也许就是站得住脚的批评了。理论很多时候惹人厌烦，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那些运作理论的人的误用和滥用，在不该六经注我时乱注，毫无创见、断章取义的抄袭沿用，跟理论两张皮扯不到一块地瞎用。用得好的理论应该是跟理论保持紧张的张力关系，相互增值的理解深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远眺，是与巨人对话辩论的理与智，以及尊重知识场域学问增长的知性。理论的系统和深度本就是相关学科的知识场，大家都要在这个场域里“接着说”，所以场域里原有的传统是学术增长的基础和原料，是相关学科已知已证的“真”，要进一步阐发这个“真”，就必然离不开相关的理论。因此，好批评不惧怕理论。当相关理论了然于胸、自如运用、有所发现和创见，离批评所追求的真谛更进一步，差不多就是好批评了。
好批评不拒绝神采
学术生产的论文机制短时期内不可能改变，但改变论文空洞陋乏、僵化平庸的八股味儿是可能的。就连西方文论的生产机制也同样遏制了自己的优秀文论：本雅明的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曾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决，但后来此书却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经典。尼采、福柯、弗洛伊德都曾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蹭蹬过。但是真的学术，哪怕是有争议的学术，总会穿越时代证明自己的价值。马克思曾给恩格斯写信，宣称“要把《资本论》各卷写成一个艺术整体”。蒙田的随笔，几百年来就滋养着西方后世的哲学家、文学家；尼采的哲学之前不被承认，因其行文像疯癫的诗，可是人们最终被他诗一样的语言才能穿透的深刻思想折服―――内心深处，哲学家都以被当作诗人为荣；福柯在法国高师的论文就写得过于文学化而饱受诟病，但谁能否认这位思想家的文章魅力；西马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以及海德格尔、苏珊・桑塔格、赛义德等等，要说理论，理论是他们的职业，但他们的大部分论文都不是不忍卒读的类型。
不能想象一个做到“真”的批评文本，没有做到“美”，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美是一种价值，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审美的，而现阶段更是一个以审美、消费及个体为话语特征的中产阶级时代。对批评来说，在发现“真”的层面之上，表述得更有神采、更有形式之美、更有情趣，这个情趣包含论者的个性、幽默甚至智慧、性灵，不是使批评有如一个生命体一样活起来了吗？“文体”之“体”，从词源学上追溯，就与人的生命体之体有总属关系。李泽厚告别学术之作《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后又出版《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不管其间的哲学思想是否还要商榷争鸣，起码作者立足中西哲学的互通有无以及中国哲学在这个世纪的传承与更新的问题意识就令人钦服。而其哲学著作，没有佶屈聱牙专事吓人的术语缠绕及狂轰滥炸，中式汉语思维控制之下的学术论述清晰晓畅条分缕析、知识学问经由生命经验点化之后的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真正的大家也许恰恰不拽八股，反而力争表述的个性情趣。引这个例子只为说明，连哲学论著都可以做到令人可亲，文学批评有什么必要灰头土脸面目可憎呢。如果不能做到言说有神采，劝君不做批评也罢。
好批评是一个实践问题
最近，关于批评自身的批评层出不穷。最后自然就聚焦在批评的有效性上。这个命题的提出，显然有之前的批评都不怎么有效的意思，倒咣然有声独排众议。可是细细思量之下，发现其实没说什么，说了也白说――因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有效还是无效不是按开关，说有效也没见谁论证出来，说无效也许若干年后倒见出效果。有效还是无效本身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一切都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没有谁能突然叫停历史。
批评你只要本着良心在做着，认真关注了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以及代表作品代表作家，提出了自己融真与美的批评看法与分析，比做那些大而无当空说没劲的大讨论有意义得多。说到底，批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真正令人尊敬的批评，可以是那些宏观的总体的史的批评，也更是对某个文学问题、甚至小到对某位作家的精彩评论所做的贡献。中国的批评界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英美新批评派、法德结构解构派、苏俄车别杜、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等各帮各派，都有自己在中国的铁杆追随者，也常常为各自的学统自以为正宗。这倒也不奇怪，武林争霸从来争的都是谁是正宗，谁是旁门左道。但批评也这样小性子，让我们这些门外人看不明白――难道我们大家最后不都得说中国自己的批评么。知识是用来积累交融和转化生成的，不是用来相互排斥自囿门户的，尤其关于文学的知识，有什么难以交流、对话的盲区？只要大家都是人类，关于文学的共通点应该是最多的。要是谁有本事既通英美新批评，也通法德结构解构，还通苏俄车别杜，更通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同时不忘中国自己的古典文论，在应对具体文学问题时，哪套适用，或者融会贯通地打出一套无影拳，才是高手呢。
好批评的问题意识
批评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也许是对问题惧怕了吧，人们经历了批评被政治牵着跑、现在被商品经济引着跑的历史，不论是学院派还是作协派就都自然地转向文学内部，在文学内部专注于玩形式，一批作家的创作在搞纯形式的大比拼，干巴巴冷冰冰的文本试验形式追新永无止休，最终不过追新至死。批评也在文本的内部打转，成了最稳妥也最“学术”的策略。以前听惯了批评动不动“社会”“时代”的，现在则又几乎听不到了，这也不正常。连哲学都承认是靠政治过活的，没有哪种社会意识或者文化艺术能脱离社会和时代。批评要是与现实生活无关，无怪乎无效；批评要想有生机和活力，就得搞清楚这个时代和社会。
可是不论是作家，更是批评家在脱离社会和时代。批评家要是懂得这个时代农村的变化，从物质到精神的一系列最深刻最细微的变化，就不会对《秦腔》众口一词地全部说好。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质疑一点点不同？好像大家都长着一个脑袋。《秦腔》只写出了一个戏剧化的、粗略的、符合寓居在大都市的教授们想象的农村。真实的农村远比《秦腔》表现得深厚、复杂、荒诞、寂寞和不可知得多。为什么寓居在大都市的教授们会惊奇地说，天哪，这就是中国现时段的农村啊。就像瞎子摸象，摸到哪截算哪截吧。贾平凹自己对乡村也早已是一个客入者的身份了，能将他有限的感性经验抽象成《秦腔》也算尽力了。
但是不是就没人能写好现时段的农村？在民间名不见经传的人多得很，他们对农村的谙熟使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完全超乎想象，这样的作家是存在的。可是我们的文学，我称之为无情的文学，眼睛只盯着几个功成名就的作家，就只能是这样一个结果。
批评的问题意识还体现在，一些应该关注的问题没及时关注，不是问题或一时不可能说清道明的问题却引起空头热议。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早就应该找出其典型性代表作家，作文化研究也好、文本分析也好地予以集中关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也除了批评他们的商业化写作，并没有真拿他们当回事，没人深入研究他们的写作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而他们也许恰恰是时代征候群的集中体现者。还有一些别的问题：边缘写作者的身份识别；50后、60后作家造就的写作模式和接受模式的因袭是否应突破；中国文学如何重新找到情之根本；作家并不缺想象，反而是哲学的抽象能力渐弱……等等。
好批评的思想性
思想也快成陈词滥调了。心理学上说，人一般没有什么就嚷嚷什么。叙事的平面化、削平深度、认为语言是终级目的的风潮，使思想离人们越来越远，越来越习惯于成为不思考的娱乐的奴隶。有穿透性思想深度和新意的批评少见了，多见的是语言上缠绕术语和修辞，看的时候似乎言之凿凿，看完毫无触动的消费性文本。
以前中国人文史哲不分家，后来学科细化，古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地一分，各人管各人一块自留地，不得越界。培养出来的博士其实不博，质量好的也只能算很小一块自留地的专门家。这样的知识背景有什么可值得狂妄甚或炫耀的？大学里的教授自己说的，为什么当代难以产生大家？知识积累到了今天，全靠门口一块自留地混饭当然产生不了大家，大家绝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的技术操作，大家是要有对时代的思想贡献的。当然，专门家是需要的，但紧紧地只抱着文艺学是不行的，在专的基础上更需要博，需要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都能通一点，不然很难想象能写出有思想深度的好批评。这是为什么宗白华、朱光潜这些美学家谈起文学，更令人心动，因为他们有历史、现实视野，他们的哲学功底、融通中西美学的学术积淀，使他们的表述更有穿透力和思想上的超迈。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 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 。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着名批评着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着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着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唐。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解构主义，认识
对于解构主义，很难找到一种完整的理论来说服自己。一直以来我也受到那些著名的哲学家、大师理论以及作品的冲击，更多的是一种不走寻常路的设计方式、看似杂乱的、不稳定的、没有预定设计的建筑带给我无法用言语定论的对“解构主义”的粗浅认识。但是很妙的是，恰恰是这种不定的、或有冲击感或变化丰富莫测的设计，给我带来无穷的惊喜，也许可以说成是某种“灵感”的来源。这种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让我努力去寻找“解构主义”的来源及影响。
要了解解构主义的本质，应该从它的来源谈起。哲学的东西是高深莫测的，而对于解构主义思想的创立者雅克德里达，他的思想代表了法国激进反传统倾向,他的解构主义也值得我们再次深思。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虽然专业术语难懂而晦涩，但也可以归纳出他所谓的“解构主义”是没有中心的、也没有绝对权威的、是自由的、可变的。
争议与影响一直存在。德里达也曾被认为是热衷于玩弄文字游戏的激进的摧毁者。由于德里达的思想和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格格不入，因此他从来不被美国的哲学系所重视，也不被许多传统学者所接受。他的解构主义的确很容易被人误解,被误认为是反权威、反传统,否定一切历史,否定一切真理价值和意义的荒唐而不值得信任的理论,解构主义理论也就因此经常被等同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但他死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他，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
其实,德里达只是向人们指出一种看世界的观点,这种观点既不属于哲学反思,也不属于科学思想,但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德里达敢于对文学文本的封闭结构提出质疑,甚至拆解,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促成了结构主义批评之后的文化转向,他给人们以胆量和武器来质疑一切理论教条和文本。
总之, 解构神秘也普通,晦涩也简单,如德里达自己所言,解构不是别的,它就是怀疑、批判、扬弃。尽管有这些争议的存在，不管我们理解认识或赞同多少，解构主义对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已经存在的，并且也已经渗透到很多的设计领域。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受到解构的影响。。
下面谈谈对解构主义建筑作品的一点认识，从解构主义大师及其作品谈起。
有这样一位奇特的建筑师――他将建筑设计作为学术研究的过程，他希望赋予建筑以使命感和社会意义，而他渊博的知识和强烈的责任感更令同行难望其项背。他的建筑作品与他本人一样，都是近30年来建筑界最富于争议的，即便不认同他的人，也都无法否认他具有理论性和实验性的巨大创新能力。这个人就是彼得艾森曼，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艾森曼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息，在设计上讲究理论依据。他以深厚的学术造诣为解构主义摇旗呐喊，对于解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1 艾森曼的作品
埃森曼认为设计的过程就是要排除个人和文化的因素，他强调建筑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埃森曼曾谈到“我的每个作品都在非常狂热地探求什么是建筑；建筑与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建筑象征着什么以及建筑功能是什么，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建筑应该解决的问题。很多设计建筑的人假定对建筑非常了解，因此就存在了现有的建筑语言。但建筑的语言是连续的，那么建筑要发展――帕拉迪奥的建筑，并不比勒柯布西耶的建筑差，他们只是不同而已。”
(左一)弗兰克盖里在1994年设计的巴黎“美国文化中心”--解构主义的代表作(中、右)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盖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解构主义的建筑设计家。盖里成立盖里事务所后，他开始逐步采用解构主义的哲学观点融入到自己的建筑中。。他的作品反映出对现代主义的总体性的怀疑，对于整体性的否定，对于部件个体的兴趣，他设计的在巴黎的“美国中心”，洛杉矶的迪尼斯音乐中心，巴塞罗那的奥林匹亚村都具有鲜明的解构主义特征，盖里的设计即把完整的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建筑整体打破，然后重新组合，形成一种所谓“完整”的空间和形态。
柏林犹太人博物馆
博物馆是“解构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李博斯金的代表作。在建造过程中，连续遭受不断的波折和人们种种不同的评价。因为他的方案从根本上震撼了形态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摆脱和谐、明净，代之以不和谐、神秘，其次是不强调完美、统一，代之以破坏完整、破碎。由一条破碎的直线穿过一条延续的折线组成，二者之间相互游离，反复连续的锐角曲折、幅宽被强制压缩的长方体，以一种线状的狭窄空间与支离破碎的处理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一个民族的悲惨命运......
这些作品以它们独特的表达方式吸引震撼着我，我吃惊于这些空间形态、视觉享受，我无法用理论来推理，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解构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它们的到来是这样的不羁却也无不在大师的理论中存在，虽然我还无法参透大师的理论及设计的哲学基础，但我也隐隐感觉在设计的某个角落深深烙下了它们的烙印。
[参考文献]
[1]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现代建筑名家名作系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与传统哲学的交锋―论达里德解构主义思想.
论文摘要：闻一多关于《女神>的两篇评论是新诗史上的重要文献。他在高度赞扬时代精神的同时，又批评《女神>“薄于地方色彩”，有严重的欧化倾向，从而提出了中国新诗“应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编织的一匹锦”的重要观点。而他自己在创作《红烛>时自觉地贯彻了这一艺术主张，使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红烛>的明显美学特征。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和闻一多的《红烛》同为新诗草创时期的两部重要作品，可以合称浪漫主义双璧。由于郭氏成名在前，《女神》出版亦在前，故前者对于后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红烛》的出版正是闻一多对《女神》震惊、钦羡的产物。…同时，闻一多对郭沫若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具有独立的批评意识，并善于在自己的创作中避彼之短而扬己之长，从而使《红烛》成为一部不同于《女神》而自有其面目，并且能与之各焕异彩、交相辉映的经典之作。
闻一多的《女神》批评
闻一多“生平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在留学美国的轮船上，还兴致勃勃地背诵
立即回信说，这使自己“欣喜如狂”，“记得我在国时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如今果然证明他是与我们同调者”，并且说出了这样极端的话：“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闻一多的出版于1923年9月，是经郭沫若、成仿吾介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的。出版前，他请家人到泰东书局了解“是什么办法”出的，表示“纸张字体我想都照《女神》的样子”。学美术的闻一多，《红烛>的封面却如《女神>未加任何画饰，足见其对《女神>的喜爱之情。
当然闻一多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思考，有着自己独立见解，审美趣味很高的诗人和诗评家。他对郭沫若在服膺和赞赏的同时，也把他视为“劲敌”。对也是褒贬皆有，实话实说。闻一多在1923年6月3日和10日的上连续刊出两篇著名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成为《女神》问世后最及时的反应，至今仍称得上深刻而有深远影响的评论。前者开宗明义给予
在新诗史上，闻一多独具慧眼，最早针对《女神》提出了对于新诗创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地方色彩”问题。《女神》诞生于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可谓“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创作
对于《女神》缺乏“地方色彩”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整个诗坛盲目西化问题的针砭。尤为可贵的是，闻一多在这篇评论中还明确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新诗的重要观点：新诗的“新”，“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也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认为，诗与一切艺术一样，都“应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编织的一匹锦”，新诗人应该随时都不能忘了我们的“今时”与我们的“此地”。他进一步分析说，《女神》“薄于地方色彩”表现为使用大量的西方事物名词、典故和洋文，以及他所讴歌的东方人物如屈原、聂政、聂婪、庄子、老子、墨子，“都带有几分西方人的色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女神》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
批评《女神》与《红烛》的创作
闻一多批评《女神》时提出的上述艺术主张，在《红烛》创作中得到了自觉的贯彻。鲜明的民族色彩是《红烛》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在统摄全书、堪称“主题诗”的《红烛》诗前，他引用李商隐的名句“蜡炬成灰泪始干”作为题词。《太阳吟》、《忆菊》都和我国古代诗中的意象既有联系而又完全是崭新的创造。《太阳吟》在《离骚》意象的基础上使之现代化，作了飞跃性的拓展。《忆菊——重阳前一日作》中的本来也是传统意象，但在闻一多的演绎下，最后显露为“我的希望之花”灿烂开放，独特新颖，迥异于前人，可以说已经使之“脱胎换骨”，与“时代的经线”密切地结合起来，获得了鲜活的生命。《红烛>中的许多篇章，在提炼白话口语的基础上，吸收古典词语，化用传统典故，同时又适当采用一点欧化句法，多种元素有机结合，形成独特风貌，大大提高了诗的语言表达能力，新奇而富有创造性。
这种融合得益于闻一多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留学的机缘。闻一多在清华，最初学的是古文，写的也是古文。他对旧体诗词赋均有所尝试，并得到老师赏识，在学校享有盛名，曾辑有未刊之《古瓦集》。“五四”以后，转而钟情新诗，全身心投入，收获甚丰。1922年寒假，在蜜月之中，竞完成论文《律诗之研究》。暑假“放洋”前，又复“埋首故实”作《义山诗目提要》，“研究放翁，做笔记少许”。到美国留学，虽然学的是美术，却只是以美术为文学之辅助而已，仍对中国古代诗歌研习不辍。到芝加哥以后，趁开学之前，“作就陆游、韩愈两家的研究，蝇头细字，累纸盈寸”。开学后，又称“近复细读昌黎，得笔记盈寸”。他与同住学友爱在晚饭后到芝加哥的公园散步，躺在草地上同读等中国古诗。与此同时，在留学期间，他广泛地涉猎了欧美诗歌，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特别偏爱，衷心钦敬。这些英国诗人一般注重诗的节奏和形式，让讲究诗歌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闻一多强烈共鸣。《红烛》中的长诗
闻一多认为，郭沫若《女神》中那种过于欧化的毛病，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分析“也许就是太不‘做’的结果”。闻一多这里的“做”指的是一种自觉的文体建设的精神与态度。尽管闻一多“也不相信没有得着诗的灵感者就可以从揉练字句中作出好诗来”，但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仍直接批评说“郭君是个不相信‘做’诗的人”。这是符合事实的。
当《女神》以惊世骇俗的艺术品相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诗歌美学发生激烈的对抗与冲撞，其卓然独步的雄姿震撼新诗坛时，郭沫若最初作诗的直接诱因却很简单：与日本姑娘安娜的恋爱，爱情带来了创作的激情与灵感。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诗人“虽然闻听了他们的风声却不曾瞻仰过他们的实际”，《新青年》杂志在1920年回上海时才得以阅读。当时诗人得见的唯一国内刊物是
针对《女神》“写”诗而疏忽形式建设的问题，闻一多提出，“选择是创造艺术的程序中最紧要的一层手续”，因为，“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1923年，他又在《莪默伽亚漠之绝句》中批评郭沫若“每一动笔”，“总可以看出一个粗心大意的不修边幅的天才乱跳乱舞游戏于纸墨之间，一笔点成了明珠艳卉随着一笔又沥出些马勃牛溲……”因此，便使“我们不能不埋怨他太不认真把事当事做了。”闻一多推崇杜甫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作风。这种苦吟在《红烛》中既表现为炼字造句，也表现为对于形式的自觉追求。闻一多于1926年在《晨报·诗镌》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倡导新诗走格律化的道路，犹如石破天惊。但是，他的这一理论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在《红烛》出版前后就开始思索并进行试验的。事实上在美国期间，他已经着手新诗格律的尝试。在《红烛》中，可以看到由无韵到有意识押韵的变化。诗人自己曾不无得意地向友人宣称：“现在我极善用韵。本来中国韵极宽，用韵不是难事，并不足以妨害词意。能多用韵的时候，我们何必不用呢?用韵能帮助音节，完成艺术；不用正同藏金于室而自甘冻饿，不亦愚乎?《太阳吟》自始至终皆用一韵，我并不吃力。这是我的经验。你们可以试试。”对此，唐鸿棣在具体分析《红烛》中部分作品的基础上所做的论断是相当精辟的：“闻一多早在1922年便开始了对格律新诗的尝试，从《红烛》集里，可以看到诗人后来倡导格律体新诗的端倪。”
闻一多自觉的新诗建设意识实际上在“五四”时期就开始萌芽了。闻一多弃“旧”图“新”，最直接的推动是“五四”。1920年秋清华园内突然兴起一阵吟诵古典诗词的风气，闻一多当即在《清华周刊》第211期发表《敬告落伍的诗家》一文予以抨击，正告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Ll他还开列了、康白情的文章供大家参阅，从中理解、探索写新诗的路径。他最早发表的新诗是1920年4月《清华周刊》191期上的《西岸》，后来收入《红烛》。在《红烛》出版之前，他还将自己最早的15首新诗辑为《真我集》，诗人对其“少作”要求很严，只有4首后来编入《红烛》。其中的《雪》，经过大幅度修改，并删去了原注：“有一次作文课的题是赏雪歌，我就试了一首白话诗。瑞候先生的评语讲‘生本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附潮流。’真是可笑，特把他录下来。”其实，这倒是他当时热衷于新诗的一个重要史料。他觉得再写旧诗是可笑的，竞不遵师命而冒违规之险，果然受到老师的批评。诚然，评语于婉转批评中不无夸奖之意，但他还是觉得不合真正的时代潮流，宁愿坚决“趋附”之而不悔。闻一多对于新诗“质”的要求很高。1921年6月，他在《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上发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对于“本年度”发表的旧诗不屑一顾，认为本来就不该发表，发表了也不应批评，因为“批评便是提倡”。他对自己发表的6首作品“不便批评”，而对于另外的10首则一一点评。此文所透露的他的诗观，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对于移植十四行诗的肯定；二、提出“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他的美了”的观点，可以视为他后来提倡新诗格律的滥觞；三、不但“没有感兴不能作诗”，而且应以“可以不做就不做”为“全科玉律”，强调有感而发，反对无病，甚至“小小感冒，不必呻而呻”也在反对之列；四、对音韵节奏的重视，体现于对一些作品具体细致的分析；五、经常引证中国古代和外国诗歌与批评对象进行比较分析，足见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受到纵横两个方面的影响，这在《红烛》中有充分的反映。此文作为他从事新诗批评的开始，起点可谓高矣；而且这样有见解有分量的评论，在当时简直是风毛麟角，应该视为新诗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余绪
以上通过闻一多对于《红烛》的批评，通过他在批评中所阐明的诗歌理念在自己的创作中的贯彻，说明闻一多的《红烛》既受益于《女神》，又自觉避免了《女神》的不足之处。闻一多是一位对于诗歌艺术自觉而执著的追求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统一者。这在新诗史上也是难能可贵的个案，因而特别值得珍视。由于论题的限制，我们没有更多地涉及《红烛》创作所受到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例如闻一多与梁实秋的情谊与诗谊，他们的互相促进与砥砺；闻一多在美国强烈地感受到的民族歧视对于他的创作的激发；闻一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和对于诗歌艺术的无限忠诚、不懈追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虽然闻一多对《女神》的批评和《红烛》的创作，距今都已经有8O年之久，但是对于当今的诗坛，其现实意义仍然显而易见；对于当今诗坛的若干流弊，显然不失其针砭作用；而对于今日的新诗创作，也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每念及此，我们一方面不能不敬佩闻一多先生的伟大，他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感慨莫名，疑虑丛生。
1925年4月，闻一多自美返国之前，在致梁实秋信中，附录了他“废旧诗六年”后“复理铅椠”所得的四首旧诗，让我们以其中的《解疑》一诗作为本文的结尾，一则以此印证本文的论述，一则以期振聋发聩也：
艺国前途正渺茫。新陈代谢费扶将。
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