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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
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业所要履行的各类社会责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与企业经营服务范围内满足需求的责任联系在一起；Bowe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和责任所采取的行动和义务；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业追求利润同时有义务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2) 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方法不同；
[关键词]世博会;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
一、引言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近年来,中外学者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不少研究。富莱希尼建立了俱乐部模型,指出每个俱乐部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1]袁家冬等指出了我国目前都市圈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对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质、形成机理、地域结构与空间形态、类型与规模等进行了分析。[2]彭际作把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以长三角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并对其空间结构的阶段性表现进行了总结。[3]李瑞林等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应该以市场化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4]从历届举办过世博会的城市来看,世博会带动了举办城市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世博经济圈”,如1970年日本世博会形成了著名的“关西经济带”、2000年德国世博会造就了汉诺威国际会展业的龙头城市。
长三角是由沪、苏、浙16个地级以上城市组成的复合型区域,世博会对长三角会展、旅游、环境、就业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将产生直接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一定成绩,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障碍。长三角这一复合型行政区域,经济运行带有明显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区域合作与摩擦并存,生产要素缺乏完全自由流动,各城市间的规划缺乏统筹衔接。[5]区域内各城市招商引资呈“倾斜式”竞争态势,相继以过度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区域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使得区域内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此外,长三角跨省市的重大基础设施未能实现统筹规划、有效衔接,造成许多基础设施(主要为港口和机场)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区域经济发展中尽管存在诸多障碍,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目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为推动和加强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1997年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在2006年的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第七次会议上,16个成员城市以“研究区域发展规划,提升长三角国际竞争力”为主题,研究区域合作大计。2007年的第八次会议上又提出“调动长三角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将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与世博会紧密互动”的主题,从而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以从一般的产业项目协作向资本融合方向发展,从单一的生产合作向科研开发合作方向过渡,从工业领域为主向金融、房地产、旅游等全方位拓展。在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在信息、规划、科技、产权、旅游、协作等六个领域进行合作的基础上,2007年又拓宽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环保与世博会成为了合作的新项目。区域经济合作重点也在不断深化中。在世博会举办这段时期,区域合作重点转到了城市交通、生态环境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交通等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已经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区域,区域内服务业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在不断扩展。
本文依据长三角经济发展轨迹及该地区城市间合作现状,以合作博弈的视角对2010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路展开深入剖析。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仍面临一定障碍,但合作已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2010上海世博会将成为推动长三角区域竞争、合作的重要契机。
(一)世博会与城市群的相关性
从历届世博会的举办(见表1)中,我们看到举办城市往往是有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腹地区域作支撑。这是因为:
一方面,世博会的举办需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这要求举办地有一定经济实力以保证一届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美国的纽约、芝加哥、费城,欧洲的巴黎、汉诺威、伦敦,日本的大阪,都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是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源地和经济中心,这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成功举办世博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将使得区域经济串联起来,通过一系列局部多赢合作,推动区域内部从浅度合作进入深度合作,从而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壮大。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效应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促使长三角地区形成一个全新的“世博经济圈”,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加速融合,最终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利契机。当前,区划经济成为长三角各地区间深化协作的重要障碍。而世博会的举办将利于长三角各地区打破区划阻碍,加强协作实现共赢。世博会的溢出效应首先辐射到长三角都市圈各城市,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发挥整体优势。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使长三角地区生产要素跨地区的流动性明显增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地区经济的封闭性逐渐减弱,有利于在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与产品跨地区的自由流动与整合,促成以资源有效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格局形成。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当前的产业同构现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加快区域内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整合,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合作博弈模型
(一)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根据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论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博弈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双方能否达成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益,而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
合作博弈研究的两个重点:一是联盟是怎样形成,二是联盟中的成员如何分配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
(二)建立合作博弈模型
依据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可建立合作博弈模型。根据长三角城市等级体系,可将长三角城市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第二层次是南京和杭州,第三层次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
设每个城市所在的层次为一个代表性成员来参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则该博弈可看作是由三个成员参加的博弈。其中每个成员作为一个局中人都需要考虑是单独行动还是与其他局中人进行合作的问题。因此,对每个局中人来讲,重要的不是他在策略集中选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而是与哪些局中人结成联盟以实现协调行动。可建立如下模型:
G(N,v)=S1,S2,S3;b1,b2,b3;v1,v2,v3
其中,G(N,v)为有3个局中人参加的合作博弈;S1,S2,S3为各个局中人的策略空间;b1,b2,b3为联盟所达成的协议;vi为第i个局中人的特征函数(即得益函数),v(S)可以解释为联盟中当成员合作时所能实现的最大利益。其征函数具有可超加性,对任意两个独立联盟S与T(即S∩T=),有V(S∪T)v(S)+v(T)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分配可表示为:在合作博弈中对三个局中人而言,存在一个向量X=(x1,x2,x3),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xi=v(N)(1)
xiv(i),i=1,2,3(2)
其中,xi表示合作博弈中局中人从联盟的收益中分得的利益分额,v(n)表示3个局中人的总和收益。v(i)表示单个局中人的收益。条件(1)说明各局中人分配的利益总和正好是所有局中人的最大总和收益。条件(2)说明从联盟中各局中人分配到的收益不小于单个局中人所得到的收益。
由上可知,合作博弈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联盟来说,整体收益大于其单个局中人单独博弈时的收益之和;二是对联盟内部而言,应存在着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即每加盟的局中人都能获得比不加盟时更多的收益。也即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只有同时满足集体理性条件和个体理性的条件时,才能使得区域内各个成员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短期收益,实现区域内一体化合作发展。
我们可利用公式化方法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在博弈G(N,v)中,局中人i∈N的Shapely值的正式定义如下:
φi(N,v)=∑[v(S)-v(S/i)]
其中,|S|表示联盟中所含局中人的个数。进一步可知,长三角区域对参与合作博弈的成员按其收益贡献率来分配收益,这一合作博弈具有稳定性。
(三)合作博弈与世博会
我们还可通过纳什均衡理论进一步分析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影响,从中求出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设甲、乙为参加长三角区域合作博弈的两个局中人,他们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竞争和合作。如图1、2双向量矩阵所示:
其中,图1表示未受世博会影响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图2表示世博会影响下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设b>c,e>f,且a,b,c,e,f,g均>0。
图1,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得到0的预期收益,选择合作将遭受a的预期损失。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竞争。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竞争,竞争)纳什均衡解。这也是当前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存在很多制约性因素的原因。
图2,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遭受e的预期损失,选择合作将遭受f的预期损失。由于e>f,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合作。
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合作,合作)是纳什均衡解。这一结论成为破解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竞争有余、合作不足的对策思路。
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区域内各地政府层面的合作
为改变区域内各自为政的现象,长三角区域各地方政府应以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合作磋商,突破区域间的障碍。紧密结合世博会的筹办展开沟通与合作,充分重视与世博会相关的协调机构的作用,并赋予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与世博会举办有关的跨行政区的各项工作,建立区域规划指导和政策扶持,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与管理服务,以现有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依托,共同推动世博经济发展。同时还可考虑设立长三角区域共同发展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
此外,长三角区域还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依靠各种经济手段,优化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6]
(二)发挥区域市场的主导作用
长三角各地区应以世博会为契机,放开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流动,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其在建立共同市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6]根据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经验,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大都市圈的整体协调发展需要经济要素的自由、畅通流动,在城市互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打破地区分割、城乡分割的现状,积极实现人才、能源、资金等的顺利流通。打破市场的地区分割,消除地方行政保护,让产品、服务在各个市场上公平、平等竞争,真正实现消费者导向,而不是政府导向的市场需求,积极实现市场的一体化,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提供活力。[7]长三角各地区应突出市场的主导作用,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格局,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的障碍,进一步改善区域内商贸流通体系,从而促进长三角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8]同时可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组合,加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以资源优化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格局。
(三)合理分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各层级城市功能转型
长三角各地区不应把眼光注重在自己的“小地盘”上,应加强沟通、积极配合,以世博会为契机,积极培育整个区域的优势产业,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特色产业。区域内应积极主动地分工,减少、避免产业的同质和同构。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市场的范围大大扩张,服务业尤其以商业、交通、通讯为代表的网络服务业的发展将会促进制造业产业的分工;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分工。上海正在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长三角各地区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分工,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前提下,将核心城市上海对外开放的核心转移到通过开放吸引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经验上,在提升制造业技术档次的同时,提升服务业的绩效,促进上海进而带动二级城市功能的转型,最终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发展。
(四)发挥辐射作用,整合资源,形成错位竞争格局
长三角作为全国发挥重要辐射作用的地区,区内各城市应融入地区整体发展大局中,依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产业结构定位。要突破行政分割对科技资源的隔阂,整合区内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研究机构、科技中介的科技资源,建立起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新兴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成长为长三角的主导产业。推动科研机构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开发科研机构与企业联系的信息网络、交易和协作网络。应加快区域信息网络化体系建设,注重区域内部信息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推动信息要素交流,在区域内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全面提升本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以信息化促进地区整体效益的提高。
上海与二级城市形成错位发展,合理配置有限的城市资源。实现水平分工的关键在于:二级城市的主导产业必须实现与首位城市的错位发展。长三角各地区要凭借“错位战略”的创造性发展思路,根据各自现有经济状况、自然禀赋及产业发展的不同层次,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努力重点和方向也应有所差别。各城市在建设各自主导产业聚集区中,应寻找“比较优势”,重点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各具特色、错位竞争的主导产业分工格局。
(五)上海应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
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区域内各城市要加强合作,举办有区域特色的展览会,与世博会产生协同效应,带动区域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根据国际大都市圈发展经验,各大都市圈都有一个地位相当重要的中心城市,这个城市是大都市圈形成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并且,中心城市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作用无可替代。在我国的大都市圈发展中,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中,也应参照发达国家大都市圈发展的经验,各地在产业发展上应根据自己的优、劣势,以世博会为契机,在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自觉选择各自的特色产业,并形成中心城市服务业主导、周边城市制造业主导的局面。上海应着力吸引高级产业,这样才能在产业体系的各种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成为新型产业的策源地。
二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其他二级城市之间要实施错位发展战略,避免走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的老路子。从今后发展看,区内二级城市应努力承担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功能,努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区域现代生产业和技术创新中心。二级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产业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增强第一、第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发展目标是:顺应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方向,以服务本地化和特色化为导向,建立具有一定功能特色的现代服务体系、产业市场服务体系,增强城市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人流的吸引和控制力,增强城市活力,以符合区内核心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趋势。[9]
世博会影响下长三角各城市间采取合作策略,对各地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世博会将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克服发展中的限制性因素,如过分强调行政区划、恶性竞争、产业结构趋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充分利用世博会举办所产生的同城效应,突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加强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组织协调,从而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加速融合,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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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瑞林,骆华松.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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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谷永芬,宋胜洲等.大都市圈生产业——以长三角为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1.1总量传导机制
当前我国石油储备体系、石油定价机制的不完善，加之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石油价格，使我国的石油进口出现了买涨不买跌的怪象。石油进口量因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就大量减少了用于石油进口的外汇储备量；持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会使世界经济整体衰退，对我国出口商品的消费需求减少，降低了我国出口总额；严重影响我国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1.2配置传导机制
1.2.1在消费需求方向的传导。市场总体价格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而被推高，消费者对生活必需消费品以外的商品消费需求减少；油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更加谨慎；间接影响消费支出结构，对消费者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
1.2.2在投资需求方向的传导。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对于石油产业链下游及相关行业的生产性投资更加谨慎；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国民经济增长趋缓，使公共产品投资减少。
1.3利率传导机制。
1.3.1投资需求受基准利率调整的影响面比较广泛。利率上调会提高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影响资金高投入产业，增加了商业银行贷款积极性，增强部分企业对外投资的冲动，影响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在金融市场方面可对流动性过剩予以抑制、上市公司成本得到提高、降低了股票、基金市场的投资需求等等。
1.3.2消费需求受利率调整的影响。基准利率上调使居民储蓄增加，市场消费受到抑制，但居民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使商品消费和出国消费增加。利率下调会使生活消费支出相对增加。国际石油价格和我国的存款、贷款基准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其波动趋势比较一致，利率的调整及波动幅度要滞后并小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它们之间的指数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1.4汇率传导机制
利率政策通过经常项目影响汇率，通过国际资本流动间接影响汇率。国际油价会通过国际收支的渠道传导到人民币汇率，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对汇率传导的效应较小。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宏观经济，对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会产生较大压力，较大的冲击着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会冲击国内市场，抑制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存在负相关性，汇率的变化和石油价格波动相反，二者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对策
2.1开源节流，保障国内能源供应的基础
首先，加强建设国内石油生产供应能力。加大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进原油增储稳产，加强老油田稳产改造，提高采收率。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增强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其次，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合理规划风电发展，加强经济性研究，做好和电力规划相协调的发展。大力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其发展极具潜力，是要高度重视的产业，其发展需要政策、技术、金融三大要素的支持。适度推进生物质能发展，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再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对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电力工业结构优化的实现，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积极推进节能型国家建设。战略提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创新技术，强化重点消费领域的用能管理；树立理念，倡导绿色消费、全民节能；关注三农，重视农业、农村节能减排。
2.2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建设要全面加强
为保障石油储备建设要完善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布局科学地制定石油储备发展规划，为实现多主体参与石油储备的发展格局要放松管制，为石油储备建设要拓宽渠道多方面筹措资金，根据实际情况实现石油储备品种和方式的多元化。
2.3对能源金融体系要不断健全并完善
首先要改革国内石油价格定价机制，使其更趋于合理化。发展国内石油期货市场，其关键是要放开市场。加强石油金融工具创新，建立石油银行、石油外汇储备、设立石油基金。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制度。
2.4大力加强能源国际合作
摘要：广播电视信号传输和播出手段主要有微波、卫星、光缆3种，本文简述了的广播电视移动接收的制式及技术。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随着广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移动接收成为发展方向之一。广播电视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移动接收的进展却不尽人意。即使是调频广播，在汽车高速行驶中的接收也往往遇到困难。电视的移动接收问题要比广播的移动接收困难得多，所以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广播电视的移动接收引起广电界的重视。
一、移动电视
移动电视是数字电视地面广播的重要应用。数字电视地面广播在应用需求上要求实现移动和便携接收的功能，使整个技术系统的要求最高。它具备无线数字系统所共有的优点，较之卫星接收，有实现容易、价格低廉的特点；较之有线接收不易受城市施工建设、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造成的断网影响。移动和便携的独特优势使该系统能满足现代信息社会“信息到人”的要求，也就是无论何人何时在何地均能任意获取他想得到的信息。
二、移动接收制式
众所周知，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目前有多种制式，除了国外正在使用的几种标准外，还有我国自己提出的若干种制式。这些制式总体上可以分为单载波方式和多载波方式两类，美国用的ATSC是单载波的，欧洲的DVB-T是多载波的。国外主要有三种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标准：欧洲的DVB-T(DigitalVideoBroadcasting-Terrestrial)、美国的ATSC(AdvancedTelevisionSystemsCommittee)和日本的ISDB-T(IntegratedServicesDigitalBroadcastingTerrestrial)(综合业务数字广播)。
ATSC采用的是单载波调制方式(VSB)，抗多径干扰和抗多谱勒效应能力差，难以建立单频网和进行移动接收。ISDB-T虽然支持单频网和移动接收的应用要求，但是该技术应用较少。从世界各地对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标准的采用情况来看，DVB-T标准较ATSC和ISDB-T更具优势。DVB-T是欧洲DVB系列标准中较新的一个标准(此外还有有线数字电视标准DVB-C，以及卫星数字电视标准DVB-S)，也是最复杂的DVB传输系统。此标准是1998年2月批准通过的。DVB-T标准的核心是MPEG-2数字视音频压缩编码，采用编码正交频分复用COFDM(CodedOrthogonalFrequencyDivisionMultiplexing)调制方式，适用于大范围多发射机的8k载波方式。为高清晰度电视(HDTV)信号传输提供大于20Mbps的净荷码率，支持简单天线室内固定接收。为标准清晰度电视(SDTV)信号传输提供大于5Mbps的净荷码率，并能在车速移动条件下支持移动接收。具有单频组网能力。目前采用DVB-T标准的国家和地区有德国、西班牙、挪威等欧洲国家及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其它国家。其中新加坡和德国等国将移动接收和手持设备作为主要方向。欧洲的DVB-T标准最初是为便携和固定接收而设计，它采用的是COFDM（编码正交频分复用）多载波调制方式，其调制参数（如星座图、编码率、保护间隔等）可调，可提供120种常规模式和1200种分级模式。随后，针对DVB-T(DigitalvideobroadcastingTerrestrial)在移动接收中的不足，人们提出了一种DVB-H的制式专门用于移动接收，而原有的数字音频广播（DAB）也发展到播出多媒体。
DVB-H(Digitalvideobroadcastinghandheld)，通过地面数字广播网络向便携/手持终端提供多媒体业务所制定的传输标准。该标准是欧洲的数字电视标准DVB-T的扩展应用。和DVB-T相比，DVB-H终端具有功耗更低、移动接收和抗干扰性更强的特点，因此该标准适用于移动电话、手持计算机等小型便携设备通过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网络接收信号。也可以说DVB-H标准依托DVB-T传输系统，通过增加一定的附加功能和改进技术使手机等手持便携设备能够在固定和移动状态下稳定地接收广播电视信号。DVB-H采用时分数字多媒体广播带宽、以脉冲方式发送各频道的数据。一般情况下，除接收所需频道的数据外，调谐器电路在其它时间均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可有效减少耗电。DVB-H的基本商业要求是用电池供电的小的屏幕移动终端。它应该能够在手提式的，移动的和室内的环境中，使用单一天线接收多媒体业务。目前看来，数字移动电视非数字电视地面广播莫属。我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于2006年8月18日颁布(GB20600-2006)，并自2007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标地面数字电视标准简称为DTMB-DigitalTerrestrialMultimediaBroadcasting。较早时也称为DMBTH)。DMB-TH采用了PN序列填充的时域同步正交频分复用(TDS-OFDM)多载波调制技术，这种独特的先进技术有机地将信号在时域和频域的传输结合起来，在频域传送有效载荷，在时域通过扩频技术传送控制信号以便进行同步、信道估计，实现快速码字捕获和稳健的同步跟踪性能。DMB-TH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较好地支持移动接收，高清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组网。
三、小结
广播电视的移动接收作为当前的技术热点，尽管它的市场前景和受众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它的技术还在发展中。它还有着信号衰落、多普勒效应、覆盖网的建设，接收机（特别是便携机）的耗电，接收天线的安装等问题，所以要说哪一种制式最适合移动接收还为时尚早，因为每种制式都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及时改进其技术，从而改善其移动接收的性能。
参考文献：
[1]都研美，刘峰.浅谈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技术[J].广西轻工业，2007(05).
关键词：广播电视；市场经济；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广电系统在体制上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变革，特别是在入世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随着有线、无线台的合并，地市台的职能转变完成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而集团化正是广电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我国的广播电视又是特殊的产业，必须正确处理好其特殊性和一般产业属性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它的特殊性而不强调它的产业发展，也不能因为它的产业发展而忽视它的特殊性。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广播电视是党的重要喉舌和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正确处理好广播电视事业与党委、政府的关系，是广播电视事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广播电视事业由党委宣传部领导，政府有关部门实行行业管理。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体现在管集团的舆论导向、管干部、管政策。政府主管部门主要是对集团实行社会化的行业性的依法管理。
政府要为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以促进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另外，法律服务还包括将广播电视的发展与我国广电体制改革、战略改组以及广播电视立法结合起来。
只要有阶级，无论是什么国家，广播电视都带有政治属性，讲求社会效益，强调宣传管理。就连自我标榜最自由化的美国也不例外。例如：2003年3月份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加紧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大量提供对己有利的宣传材料，限制对己不利的新闻报道。3月31日，两名美国记者被控违反报道规定而遭到封杀。我国广电业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负有重要社会责任。我们不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宣传工作为中心，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前提，以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为己任，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其产业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就没有听众观众，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任务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广播影视事业在发展速度，扩张规模上，要做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同步，与世界传媒业相匹敌，必须突破原有的思想认识、思维方法、工作模式、运行机制，确立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特别是要把宣传功能和产业功能进一步开发起来。
加强宣传管理与产业经营并无矛盾，只有加强宣传管理，产业经营才更规范；只有加快产业经营才能发展壮大宣传规模，加强宣传力度。
当社会信息化环境趋于成熟和企业内部组织规模膨胀的时候，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在信息产业化进程中，媒介的资本运营问题。“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行政力量始终是一头独大的，因此，取得外在行政力量对广电改革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取得外部行政力量的理解之后改革本身的阻力得以化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行政力量的强大力量整合资源，推进改革的进程。”行政整合还包括完善激励机制，整合人才资源；推动理论创新，整合智力资源；推动技术挖潜，整合设备资源；增强传播实效，整合宣传资源；实施项目制，整合节目资源；强化资本运营，整合社会资源。必须指出，行政整合虽然是中国电视业改革进程中一个阶段内的必然结果，但不是最终方向。
产业经营的目的是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由一切具有特定的欲望和需求并且愿意和能够以交换来满足此欲望和需求的潜在顾客组成。”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短期利润与长期战略发生冲突的现象。每当遇到这种冲突时，有眼光的企业家通常以选择后者为上策。比如一批虚假医疗广告的投放可能会在短期中获取丰厚的利润，但当这些虚假广告被广大患者识穿时，就会严重影响到媒体的社会形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特别重视追求长远利益，它把企业的长远利益与日常报道结合起来，无处不体现出着眼大处的远瞻风范。
由于我国的政策规定不准国外的资本、民间的资本甚至行业。广电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可以称为垄断行业广播电视是独家经营的，广告是垄断的，播出是垄断的。视频业务是有线电视网的强项，还有政府政策上的垄断保护，盈利能力有充分的保证，掌握着垄断性的行业资源。电视网络成了广电安身立命的根本。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播节目、播广告，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开展数字电视、视频点播、互动电视、立体电视等，这些都属于“垄断性”项目。随着国外传媒的“入侵”，随着做强做大的要求，还必须积极应对竞争。垄断是相对的，竞争是绝对的。比如，行业内台与台之间，频道与频道之间抢收视率就是竞争；行业外增值业务中的宽带上网、IP电话、数据传输等的开展就是竞争。
注重品牌是广播电视走向成功的做法。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在80年代买下20世纪Fox，并将其他资源纳入Fox的品牌之下，如今Fox已经成为著名的新闻台标识。品牌必须与相关资源有效配置，才能产生最佳效益。又比如CNN，为了吸引一流人才，发挥他们的名人效应，CNN可谓不惜血本。
另一方面广播电视事业属于高科技、高投入、高消耗部门，节目制作的成本可高可低，可大可小，伸缩性很大。可见成本核算非常重要。因此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在广播电视内进行以实施成本核算、强化成本管理为突破口的改革尤为迫切。这一举措，会极大地提高电视生产力，调动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这就需要对广电的上十万个原始数据资料的采集、分析，形成广播电视成本管理数据库。现在不少电台、电视台开始以成本核算来采制节目，讲求经济效益。
伴随着广告业的飞速发展，广告经营也逐渐占据了传媒产业的主导地位，而广告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兴旺，因而经济发达的省市的广告收入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市，如果当地经济发展有所波动，广电产业的主业务必定殃及池鱼。随着境外传媒的“落地”，电视广告成本的加重，加上新兴的第四媒体的强劲冲击，导致电视媒体的广告经营发展缓慢。经济上过分依赖广告收入，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要把广播电视事业做强做大，眼光只放在广告一个目标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加紧在增值业务上做文章，开发新兴产业，重视高新产业。所谓增值业务，是指有线电视公司利用富裕的网络带宽资源，开展电视信号转播以外的业务，目前以宽带上网的技术条件最为成熟，成为有线电视公司增值业务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国已成立的广电集团宜采用专业化的经营模式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核心竞争力是做强做大的一个核心因素，核心竞争力强调的一是组织，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的资源整合；二是能帮助组织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三是它具有价值性、延展性和别人很难复制的特点。
媒体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在几十年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中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他们在节目的采制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随着产业化的发展，广播电视事业更需要一批懂业务、会经营、擅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既精通广电业务又深谙传媒经营管理的高级人才。由于传媒经济发展迅速，竞争加剧，业界既需要专业人才，更急需复合型的高级管理人才。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文化安全
经济的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生存环境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了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碰撞与重构。它意味着，在表层经济形态之下实际上蕴含着一种超乎经济范畴的深层文化机制的运作。这就使得一切关于文化的话题变得复杂化而且无法回避。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广告是商品经济时代的必然文化产物。在广告传播的过程中，它给文化价值的建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在此，我们仅就经济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安全问题的挑战作一些粗略的思考与探索：商品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究竟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其主要价值诉求又是什么?作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广告文化形态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安全问题?本文拟将广告传播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与其他诸多文化形态一样，纳入到价值建构的范畴中加以考察。
广告文化的安全问题是与它对人的价值建构密切相关的，广告自身的商品诉求性决定了它的话语功能必然要体现出消费的特征。就以纯粹的商品消费行为本身而言，广告的这一功能特征显然是不会带来关于人的价值意义的确认的。此时，商品也只是作为一种物性的形态而体现出其实用的价值。商品与广告在能指与所指上是完全和谐一致的。然而，当广告超出了商品的所指范畴，即广告对消费者的话语诉求与商品本身的特征失去了必然的关联性的时候，广告也就变成了无所指的能指。这意味着，此时的广告实际上已经被塑造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形态。具体地说，就是广告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实质则是消费至上的权利机制。广告的这种意识形态导向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并重塑了当代大众的价值理念。而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性的。总地说来，广告的传播对当代人文精神的价值释义至少已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广告文化所表征的商品时代媚俗的价值理念
广告是经济时代具有很强表征性的文化现象之一。不可否认，我们正处于为广告所包围的生活语境中。广告对现实生活的渗透在引导着我们的消费观的同时，也在更深层面上对我们的价值观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冲击了传统文化有关人的责任、道德、自我实现等命题的合理确立。具体表现为，广告的价值取向有其作为商品附加值的内在逻辑的规定性。其目的则在于实现大众对商品的最大化消费。它决定了广告的基本表现手法是“欲望修辞”学，其任务就是把人对商品的欲望通过广告表现手法的粉饰给诱发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告不惜以媚俗的姿态迎合于大众原始的、本能的生理与心理诉求，以媚俗来迎合“最低的共同文化”或“最低的大众素养”。它同时也表明，商品经济下的文化媚俗现象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着商品消费时代的内在要求。经济利益的内驱力使得一切都被尽可能地纳入到商业运作的模式中，成为经济增值的筹码，而衡量的标准则体现为商品的畅销。此时，文化产品自然也无法例外，它的生产是以是否满足了最广泛的消费者的需求为指向。此时，畅销也就自然成了广告诱发大众消费欲望的有效的宣传语。在这里，广告的潜台词就是畅销即是有价值的。广告的这种消费观念直接影响了大众的文化建构，它实际上是在引导着大众的知识建构走向平庸，塑造的是一群没有自我意识的、平面化的、单向度的族群。人在这里失去了作为自我表现存在的个性特征。这自然会导致整个社会文化质素的弱化和功能的僵化。
二、广告文化代表了一种逃避主义价值观
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广告模糊了现实与理想的界限，它给大众制造出一种“生活在别处”的幻境。广告向大众传达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我们的现实是处处充满问题的，而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使用我们所推荐的商品。这就是广告的逻辑。它将现实的一切矛盾都归结于物质的层面上，并使人们深信，矛盾是可轻而易举地解决的，只要你消费了。这样，理想也就因为购买行为而变得不再是理想。显然，在这里，理想的内涵是被无限约化了，它被塑造成了一种纯感官的追求，而商品的易获性无疑又无限放大了人的心理满足感，使其认为这就是幸福的所在。这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人对广告的生理、心理依赖性。广告在大众身上所制造出来的这种自居效应其实是人对商品的恶性消费的制导器，其所造成的负面价值则体现为人作为文化背景下角色的退化和作为欲望动物的本能的提升。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逃避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它遮蔽了现实中存在的真正矛盾。在此，广告文化中的“文化”的内涵显然已发生了变异。它已与传统文化有关人类道德伦理的规范与建构相悖离。而使人在对感官刺激的虚假追求中丧失了自我实现的意义，将人的自我认同肤浅化为物欲的实现。因此，广告文化不可能升华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力量，来规范和维系社会价值的崇高性。它实际上是消费文化的代名词，规定了人们对于现实的态度，即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这就是广告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文化危机感。我们所说的文化安全问题也就体现在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的这种恶性建构中。
三、广告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倒置了物质与精神的逻辑关系
从创意的角度看，为了获得大众对商品的认同性，广告常常要借助大众所能接受的观念来推销产品，而这些观念又往往体现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主旋律。也就是说，广告创意有意把属于精神、价值观念层面的东西作为广告设计的切入点。但这却无法遮蔽广告消费主义的终极价值观，反而暴露了广告传播中的反文化意识。在此，消费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并不体现在具体的某条广告中，而是通过广告的整体言说、日久见人心的持久渗透，来影响社会生活、当代文化、以及受众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广告的“深层意识形态”。广告的最终动机仍是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一切关于文化和精神的言说都只是物质世界的推销术，是广告的手段和花枪，它实际上并不背负文化建设的重任。这样，文化的思考便被淹没在广告关于物质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中，变得微不足道；这样，广告又进一步异化了文化对人的建构功能，是对文化安全的一种挑衅。
对于广告传播给文化所造成的这些消极影响，不少学者都提出了批评。然而我们必须正视：尽管广告的传播可能存在着上述种种负面价值，也确实给文化的良性建构带来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这是商品经济时代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不可规避的现实。它必然要求我们应该以更加智性的眼光来对待广告传播的问题。其实，广告传播中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广告自身必然的取值向度，它的存在实际上是由人们对广告本体性的认知偏差所造成的。也就是说，由于广告创作者在实践中对广告本体性的漠视，才导致广告被强行赋予了不光彩的价值属性，而批评者也正是由广告在实践中的误用所产生的文化负价值而对其进行发难的。也就是说，广告创作者和批评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在偏离广告本体的层面上实践和探讨着广告的传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要在认知理念上实现对广告本体功能的复归。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厘清广告传播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其实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人们对商品的消费行为本身是并不体现出价值理念的附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商品消费功能实现的手段，广告的身份实际上就是一种纯粹的商品传播介质的，它体现了广告与商品的能指与所指的和谐共构，而广告的本体意义也应该从这一层面加以确认。不难看出，无论是广告的逃避主义还是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倒置，都有一个基本的创作立场，就是把广告纳入到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高度，从而使广告自身被赋予了形而上的色彩。但是，广告实际上是不应该承担这些原本不属于它的价值功能的，这些功能的强行介入只能导致对价值意义的破坏，这首先有着商品与文化功能的非调和性的内在规定。这是因为，商品的理念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费的理念，商品实现流通完全是建立在物品被消耗的基础上，它在观念的建构上是破坏性的。同时，它还倡导一种一次性消费的原则，以达到生产的高效运作和理论的高回报。而创新则会在时间向度上体现出对利润的阻滞。因此，它的生产模式是批量性的。这就使商品不可避免地体现反创造的内核。虽然它也有认同创新的一面，但远不及破坏所带来的影响力。而从文化的价值意义看，它诉求的则是一种不断创新、不断进取的功能。唯其如此，社会才能实现健康稳健的发展，而重复和循环只能导致社会功能的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是无力承担文化诉说的功能的。而作为商品传播介质的广告，因其与商品诉求的一致性，自然也就不应该表征为文化的形态。在此，广告的本体性就体现为其宏大叙事外壳的剥离，还商品以本来面目，否则只能对人的文化意识功能的建构造成伤害，具体就体现在逃避主义和对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倒置中。这就意味着，广告的功能必须体现在商品使用价值的实现中。进一步说，如果广告宣传了一种文化理念，那也只能是一种已被社会所认同的理念。广告文本所做的只不过是对既定文化认知的一种重复，是在固化人的认知，它对人文精神的良性建构是不具意义的。从文化创新的角度说，它反而是一种认知的倒退。
一、传统电视新闻传播与编辑的缺陷分析
自媒体时代是在传统的电视新闻时代逐渐演变过来的，新媒体具有传统媒体的一些特点，但更多的是现代元素在里面。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导致关注传统媒体的人越来越少。
（一）传统电视新闻无法第一时间传播信息
新闻最重要的是内容新，也就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捕获到信息，并将它及时地传播出去，可以让人们及时地看到事情的真实情况。然而，传统的新闻电视需要先进行制作，再传播出去，制作过程有时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这样的新闻已经不是称之为新闻了，只能叫做消息。
（二）传统电视新闻的传播步骤太固化
每天随时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然而电视新闻需要经信息整理好，到固定时间在固定的媒体平台，再将信息传播出去，在时间上太过于固化，传播步骤过于固化，不够灵活多变。
（三）传统电视新闻缺乏群众的积极参与
当人们被赋予某种责任的时候才会对一件事情更为关心，然而传统的电视新闻只是单向地通过屏幕向人们传达着某些信息，没有给人们评论提供交流的机会，缺乏与人们群众的交流与互动，与此同时也不能让社会舆论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影响了信息反馈作用的充分发挥，降低了人们群众的参与积极性。
二、自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的特点
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自媒体环境下的电视新闻传播也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笔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简要概括。
（一）自媒体让人们感觉到“生活在别处”
在自媒体时代，手机成了人们生活中必要的传播工具，电视新闻的传播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除了可以借助传统电视媒体传播信息，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或借助手机等传播媒介传播信息。目前，手机是自媒体时代主要的传播交流媒介，人是使用手机的主要操作人，借助手机，人的精神可以在不同场合进行切换，也就出现了类似“生活在别处”的状态。
（二）自媒体时代实现了平民的狂欢
自媒体传播内容在选择上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那就是网络恶搞，对电视节目的网络恶搞是对新闻的戏谑式传播，而网络恶搞本身是网民借助互联网炮制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网络恶作剧，这些恶搞本身存在戏虐和狂欢的性质，是对主流文化的颠覆，网络恶搞的主体也趋向于平民化，每个网民都可以借助手机等自媒体手段对电视新闻节目中的内容进行恶搞，当然，网络恶搞大多没有针对社会现实，大都是个人的无意之举，但是，在自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网络恶搞行为却经常成为风行一时的网络舆论。
（三）自媒体时代实现了思想的私享
与新媒体时代的博客等向所有受众开放的模式不同，自媒体时代的微信朋友圈在传播方式上更加关注受众的选择，传播者可以通过分组、屏蔽等多种方式实现思想的有选择的私享。以微信朋友圈为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微信用户，用户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另一个微信用户加入微信朋友圈，有选择地分享自己的思想。
三、自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的编辑策略
自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的编辑策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实施。
（一）积极创新编辑理念
自媒体用户在信息的过程中，不会经过类似电视新闻严格的编辑把关过程，传播者自己拥有直接的权，这也使他们的信息更加及时，内容更加丰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没有经过严格的编辑把关，很多虚假、不规范的信息也呈现在网络上。为此，自媒体时代的电视新闻编辑应该创新自己的编辑理念，在确保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提高电视新闻编辑的质量。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不仅不会导致网络编辑的消亡，反而会使其变得更为重要，“麦田”仍需“守望者”，要充分发挥其监督与规范作用。因此，在自媒体背景下，新闻编辑的工作重点转移变得尤为重要。
（二）充分重视舆论的引导
随着自媒体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自媒体的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尤其是信息的传播内容以及新闻评论内容方面，很多重要的新闻信息可能会被自媒体用户曲解，而那些缺乏媒介素养的人可能会偏信一些错误的评论信息，最终形成错误的网络舆论，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另外，在自媒体时代，新闻的者不经过编辑这一环节就直接传播信息，也使得新闻信息的假难辨，由此可见电视新闻编辑的重要性。为此，在自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编辑尤其应该发挥自身的价值，重视对新闻真实性的考察，并着重发现和传播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为了炒作而炒作。对重要的新闻事件还应该挖掘其背后的社会价值，通过深层次、全方位的新闻报道，引导社会舆论走向，为社会大众提供真实的新闻信息，净化网络舆论环境。编辑的角色转换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应该从信息的“修补者”变为信息的“深加工者”，去发掘有意义的新闻事件，挖掘其背后的社会涵义，通过这种深层次、全方位的新闻策划，创造出不同于一般网络消息的深度报道，从而引导舆论的走向。
（三）积极采用应用先进技术
在自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编辑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能素养，创新新闻信息渠道，积极采用应用先进技术，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信息之后，信息者和编辑就完成了“说”的环节，其对于受众的反应不大关注，但是在自媒体时代，仅仅借助传统的电视传播手段传播新闻信息，已无法满足受众的需要，为了改变被动的编辑地位，新闻编辑人员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借助新的互联网技术平台，设置属于电视新闻媒体的信息平台。比如，通过设置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让受众可以在手机上随时关注电视新闻的更新和情况，以权威及时的新闻信息推送吸引更多的受众，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然而，面对众多的新闻公众号，电视新闻如何在众多新闻公众号中吸引更多的关注，还需要新闻编辑依照受众的信息需要，创新新闻模式，借助电视媒体权威性和真实性较好的优势，不断拓展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以适应自媒体时代受众的信息需要。
（四）增加电视新闻编辑与传播的互动性
改变电视新闻传播的单向性，调动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让有话要说的群众积极的参与到事情的讨论中来，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与讨论的平台，可以在无形中提高新闻的关注度和新闻对群众的影响力。这种互动体现在观众与媒体之间，观众与观众之间，讨论的过程就是对新闻内容的传播。与此同时，媒体可以对观众的意见进行分析和汇总，然后反馈给社会，让知道大多数人的对某件事的看法，媒体借此机会也可以开阔自己的思路，并且能及时地发现自己在工作方面存在的不足与今后的改正方向。
论文关键词:符号经济消费文化广告传播价值
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以一种历史终结观来观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终结点上。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新的历史转折涉及任何领域，对媒体、营销产生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革命。而其中作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随着符号经济的迅猛崛起，也就使得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媒体文化形态变迁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发掘和再造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符号经济的特征和本质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并提升广告的传播价值和功能。
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当中，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通过对英、美、法、德和瑞典等国进行的时空、阶级和文化的分析，系统地考察了五国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历程，描述了这一历程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并认为，“我们正生活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时代”，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①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引人新的时间变量进行划分: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各种资本的流通大致在地区层次运作，交叉重叠较少;20世纪是“组织化”资本主义，货币、生产资料、消费品和劳动力在全国规模明显流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乃至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产生意义。20世纪末，商品、生产资本、货币的流通有了质的扩张，臻于国际化，表现在全球贸易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全球金融运动扩大等方面。他们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转变，称之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根据他们的分析，作为客体的资本形式，货币、生产资本、商品等在国际空间的流通，与作为主体的可变资本即劳动力，在组织化资本主义向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中，不仅仅沿着越来越远的路线流通，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流通，特别是在电子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加快的客体流通，构成了“消费资本主义”的特质。而随着资本流通涉及的客体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客体日益掏空了物质内容。增加生产的不是物质客体，而是符号。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以认知为主的内容，是后工业或信息物品;一种拥有以审美为主的内容，叫作后现代物品。后者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拥有实在的审美成分的客体〔例如流行音乐、电影、休闲、杂志、录像〕的激增，而且表现在物质客体内部所体现的符号价值即形象成分的增加。这种物品在生产、流通、消费之中，发生了物质客体的审美化。”这被称为在组织化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独特的“符号和空间经济”。
当然，他们所谓的“符号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或是说一种结构性的状态，它的形成是逐步的，也是不断变动的。它的生成、扩大与表现直接受制于各地资本体系下的经济生产，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符号经济特征和文化逻辑构成了把握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架。当消费活动更为频繁、类型更多元化，我们确实无法套用工业社会的世界图像加以解释，也无法用任何理论去贯通前后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也正是宣告了一个新的消费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面临着广告化和媒介化的包围环境中，符号的传播更成为普遍的认同方式和文化表象，使一切社会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力量用以维持组织动员能力的象征资源。今天的社会是在以符号为基础的结构中实施统治和支配。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以“消费”或“消费文化”为研究范式，对当代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逻辑进行探讨。正如费瑟斯通曾提出以消费文化理论的三个观点来观照消费社会现象的，“消费的生产”，意味着随着商品的累积而发展出来的文化将导致更大的控制力。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大众成为消费者，物品已经失去其“使用价值”，而只剩下“交换价值”。而“消费的形式”，就是强调物品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记物，也就是用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关系，表彰自己社会地位的符号。而“消费梦想、影像和愉悦”，即把消费视为一种情感和审美的快乐经验。因此，根据费瑟斯通的分析，消费社会从消费的生产到消费的形式，一直到消费梦想、影像与愉悦，都贯彻着符号意义的运作。换言之，当我们消费一样物品时，我们消费的是它经由符号而产生的意义，这些符号也许跟物品本身毫无关联，但是重要的是它们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在消费社会，消费者通过产品的符号消费得以将实际的使用价值转换为抽象性的情感文化价值，在产品消费行为中建立社会文化的共同价值认同体系。因此，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也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
正如鲍德里亚曾经指出的，消费社会的消费者不但消费物品，而且消费符号。消费社会的主要表征在于“消费的符号化现象”。或者说“消费的符号化现象”就是在这种过度充裕的消费为背景之下存在着。大多数商品本身与其它同类商品并无明显差异，它所销售的不单只是产品、服务，更是一种概念与价值观，所以广告所执行的任务不仅仅只是商品销售，在不同的广告的不同的诉求手法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价值涵意。商品一方面越来越带有“文化”的意味，而且逐渐形成一种非纯粹的“物品”，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消费”;另一方面，“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社会已超出维持生存水准的消费，而开始加人了一些文化的，感性的因素，即消费者的活动开始出现具有非理性的倾向。通过广告和其他方式的商品展示，消费文化得以对货物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进行改变，并附以新的形象和符号。这些新的形象和符号唤起人们内心的各种深层欲望。
在消费社会，符号意义愈来愈被纳人商品生产的范畴，其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大众媒介和消费文化密切结合，共同进行“符号”世界的宣传，提倡“符号”消费，真正形成后现代社会所说的“仿像”社会: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已经没有区别，人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当中，消费符号也享受符号。
消费的“象征性”、“符号性”也由此变得更为明晰，并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消费的象征”—消费表达传递了包括个人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的意义和符号，消费过程不但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成了现代人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二是“象征的消费”—不但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些商品所象征或代表的某种文化社会意义，包括个人的心情、美感、档次、身份、地位、氛围、气派、气氛、情调，具有文化再生产或消费情绪、欲求的再生产特征。
“符号经济”生产的不仅是为了创造物质产品，更是为了创造差异化的符号。而符号的交换和消费的实质就是文化与意义的交换和消费。正是通过符号性的生产和消费，构成了后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存在的差异:“前现代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是通过充满意义、内容，居住着鬼神的象征系统来实施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统治通过自由主义、平等、进步、科学等等已经掏空或抽象的意识形态而实现。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则通过象征符号暴力来实现，后者更加掏空，更加解域化，其最低限度的基础已经被扫掉了。”⑤“随着周转时间不断加快，客体以及文化制品成为可任意处置的东西，一次性使用，意义也就耗竭了。其中某些客体，例如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音响，补充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制品或符号[‘能指’〕，令人目不暇接，无法应付。人们受到能指的轰击，渐渐无法赋予其‘所指’即意义。”所以，在符号经济文化的主导下，主客体世界的分隔消失，客观世界本身已经成为一系列的文本作品与类像。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人在商品消费过程中，更注重的是要藉由对商品影响得到“愿景”式的想像乐趣，并满足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某种经验。因此，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说，通过挪用原始的符码意涵，通过对符号的操弄与建构，建构了一种消费符号的新秩序结构，将讯息转化为多义的开放性文本。
我们以台湾地区的手机广告为例进行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说，手机作为一种现代人交往和人际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其消费就不仅仅是通信器材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伴随着手机文化的一系列符号意义的“迷思”的过程。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在手机的商品消费上，存在有一种“去物质化”的倾向，其不仅在于跨国资本流通与交换价值本身无可避免的抽象化，更在于商品本身物质性基础的逐渐缩小。例如昔日的黑金刚大哥大，就算是手机功能不落伍，光是巨大粗壮的外型与重量就要被淘汰。但要让手机的淘汰速度，达到“每28秒就有人喜新厌旧”(台湾易利信T28的广告语)的夸张想象，就必须有一套属于手机“功能嬉(chic)”的抽象符号系统被建立，如:高速传输、听声辨人、两面换壳、备忘录功能、自录响铃、自选铃声编曲、短讯息聊天室、游戏功能等等。这些抽象符号系统的更新换代，不在于使用方式与耗损状态，而在于“流行时尚”这一概念的不断标示、不断加速的推陈出新。
关键词：会展；文化传播；情境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6-0080-03
一、现代会展与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由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人与人的交往以物（商品、货币）为媒介。而会展作为一种以物（商品、服务）为媒介在特定时空内集中性展示与交流活动，是围绕特定主题的、以展馆或会场为主要场所进行的。从19世纪伦敦首届万国工业博览会、巴黎世博会等近现代会展活动伊始，会展的发展史都清晰地显示了如下特征：展会中的“展品逐渐成为公共需求和所谓个人化选择的影像，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心理投射。……也体现出了组织者所遵循的思想意识等，凸显出会展精神、理念、价值等方面的内涵。[1]”可以说，会展不仅是展示具象的物品，实质上是进行符号展示与文化沟通，乃至依托城市、国家实力的竞技舞台，其目标在于促进参与各方的理解与共识。因此，我们说会展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广义上讲，它是一种建立在符号互动基础之上的文化交流与展示活动。
而就策略层面来讲，会展沟通过程中也离不开文化要素。作为社会多方参与的集中交流与传播平台，现代会展具有跨地域性和跨文化传播的特征。依托发达的现代交通和媒介，它从传统的静态陈列或单向表述转向多样化、互动式的展示与沟通，旨在增进理解、达成共识。会展中的文化符号既是一种意义载体，又是联结参与各方的“纽带”，营造了有助于意义共享的“语境”。只有实现了价值共享，会展传受双方才有可能达成认知调和、避免文化冲突，会展活动才能实现其目的和效果。“会展活动长期孕育形成的观念文化，即人类的心理结构、审美情趣、思维力式和价值观念，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而这正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它直接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2]”
二、现代会展的信息传播本质及文化语境的影响
会展从传播学角度来讲是“以会展为信息交流的媒介，……它的运作过程始终伴以高密度的信息运动，它的活动结果就是信息传播的效果”[3]。现代会展“在交流的层面上，主要涉及的是大众传播这个层面。即信息的发出者与传播者（参展商）使用技术手段，把信息（参展商要传达给观众的信息）传送给信息的接收者（受众）。[4]”在会展活动过程中，观众的期望与意义解读，组织者、传播者的展示与宣传，都是在同一情境中发生的互动。由于传受双方对意义的理解及认知基础有所差异，会展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组展方的组织、策划水平和参展方的展示方式、符号加工与选择的合理性等诸多要素。就会展的目标与符号互动过程来看，其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会展传播效果是衡量会展规模和影响力的关键指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会展传播重于展会本身。[5]”会展传播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会展传播之拉斯韦尔五“W”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何强.基于传播学视角的会展策略分析[D].大连理工大学，2010.
既然会展旨在实现参与各方的相互理解并促成合作，那么其传播策划活动应着眼于如何促进符号理解与意义共享，其共识的达成取决于沟通所依托的文化“语境”。“语境”（context）传统上是指语言符号的使用环境，是语言学中的基本概念，由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1884-1942）最早提出，语言学上的“语境”与传播学上的“传播情境”十分接近，这里笔者借用它来分析会展传播的内涵与方式。功能语言学着重研究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社会语境包括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情景语境”指常识、交际时间、地点、主题、正式程度和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情景知识；“文化语境”指一个民族所共有的社会规范、会话规则和文化传统等背景的知识。功能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语境”正是传播学关注的“传播情境”，都是指能够直接或间接制约文本的意义生成、影响传播效果的“外部”因素的集合[6]。
对具有跨文化、跨地域特征的会展传播来讲，来自不同语境的文化主体间的观念碰撞、文化冲突与融合既是会展交流的主要内容，也是会展传播的文化目的，意义的理解与语境的共通对于能否实现会展效果尤为重要，而这恰恰取决于在具体交流情境中“文化语境”对符号意义解读的决定性影响。只有在组织环节和场域营造上协调传受各方对会展情境的“文化语境”感知，才能有助于展示符号及意义内容的顺利解读。从具体条件上看，会展作为一种围绕特定主题、在特定时空内的价值沟通与共享活动，对其语境的营造与传受双方的认知协调相比其他大众传播方式要求更高，想达成参与各方的顺畅交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方面是符号载体――展品或者议题的设置与加工，另一方面在于对会展情境的营造，旨在让参与各方（包括观众在内）尽快融入会展情境。文化语境的影响作用及会展传播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文化语境下的会展传播之香农-韦弗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本图为笔者依据会展活动的文化传播过程提炼并绘制
1.对载体――展品符号或议题的设置与加工须考虑参与各方已有的文化语境
现代会展已经从观众单纯的观摩、与会者被动的聆听发展到使其深度地卷入互动情境，基于展示符号的文化理解发生交流与共鸣。霍尔指出：“文化产品的意义不是传递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意识形态的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观众远不是消极被动的昏昏欲睡的电视虫，传送者本人的解释并不相等于接受者自己的解释。[7]”会展中的展品和议题也一样，同样具有文化产品的性质，其展示的技术、文化内核也需要被观众充分地解读才能称之为成功的传播。组展方和参展方可以借用接受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行动，使会展陈列的展品到会议议题等在形式上、内容上更贴近观众既有的文化体验，选取与他们认知习惯相似的展示符号，这点对非专业受众来说尤为关键。
而意义的认知协调关键在于，使这套符号系统（展品外在形式及相关介绍或是议题要传达的意义信息）尽量组合要素以对接观众所熟悉文化语境。具体操作可以通过整合传播策略来进行，即在媒介信息“接触点”的引导下培养、重塑观众的认知态度。例如2010上海世博会围绕“城市生活”的主题，借助整合的媒介宣传，精心组织、设计会展参与者之间的多个“接触点”，向观众呈现既可理解又新奇的未来城市生活场景、传播与观众利益息息相关、容易引起共鸣的“绿色城市”等新观念、新提法。操作上，主办方通过展前的大规模宣传造势，及早传递与会展情境相关的文化讯息，高举“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大旗，为观众的意义解读进行铺垫；在展中阶段，则主要借助“海宝”吉祥物、展现未来城市场景的展馆、园区等具象载体，通过现场展示、背景烘托、主题讲解等沟通方式传递符号编码信息，强化说服效果。“城市生活”是一个各国公众都容易理解、达成共识的主题，但又具有充分的内容创新空间，这种主题设计方式反映出世博会展示策略的成功经验：无论是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首次提出展示主题“进步的一个世纪”，还是1939年处于二战期间的纽约世博会强调“建设明天的世界”，历届世博会都力求达成展示理念的“最大公约数”，以吸引多元文化的共同参与。所有围绕该主题的设计、传播都是在之前系统研究目标受众的文化习惯和所处情境才能提供的，其准备工作以受众能方便快捷的理解、避免认知失调为标准。
2.会展传播过程中对文化语境的营造为顺利交流、互动创造条件
会展目标的达成关键在于传受双方能否形成良性的互动过程。传统会展观念中过分强调传者的主导地位，只关心自己在会展上“说什么、Show什么”；而现代会展更关注观众在会展上“需求什么、对什么感兴趣”。从策略上看，即选择具体的编码符号进行意义加工时， 须注意它所依托的文化语境通用性，避免选取容易引起误解、甚至文化冲突的符号和议题。例如近代世博会通常以炫耀海外殖民地的物产、展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为目标，在历次展会现场时常出现引起国人愤慨的小脚女人、鸦片烟枪等“辱华”展品，大大降低了对东方大国观众的会展传播效果；而现代会展的传播因媒介的发达、观众文化层次和整体需求的提升，主办方、参展商和观众的传受双方角色相对模糊，其顺利交流的必要条件就是参与各方基于共通的文化语境中达成认知协调，实时互动。主办方因此努力地为会展文化场域的生成与维护宣传造势，如通过世博园区现场的系统化主题设计，结合新闻报道等“不在场”的文化宣传，向观众尽可能多渠道地传递主题讯息；在展会召开期间，则通过媒介仪式化的传播方式，全部宣传媒体同时开动，让与会者感受强烈的一种节庆狂欢的氛围，尽快融入其文化情境之中。
三、会展传播的“透镜”效应
现代会展对信息的筛选、加工与传播要求非常高，会展传播不仅从策划、宣传、技术等角度进行设计，而是为达成效果提供全面、系统的支持，其发挥效用的范围远远超越展会现场的时空，凡是接触到会展传播信息的受众及其所在领域，都可以视为隶属会展传播的范畴，包括“在场”和“不在场”的两类，从后者来衡量，会展被视为一种“媒介事件”。而且，会展传播的各个环节如整体活动策划、展品展馆的设计、主题内容的表述、宣传组合方式、人员沟通及公关等各要素之间均须紧密配合，围绕主旨进行整合传播，可视为一个协调运作的信息系统。该系统从运作实施上分为三部分：展前的策划与预热宣传、场馆及场地设计表达；展中的活动造势、交流论坛的组织协调；展后的场外交流跟踪、相关媒体的延续性宣传。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情境作为会展传播系统运作的必要考虑因素之一，对系统设计时的目标定位、议程设置、宣传表现形式、媒介组合方式等具有指导性与规制作用。内在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文化语境下的会展传播系统之信息把关模式
资料来源：图为笔者根据会展传播系统中各环节的制约关系绘制
从图3会展传播模式可见，展商与公众之间传递的信息流，包括交流活动、大众传播、人际沟通等传播方式，都在传播情境中受文化语境要素的影响与规制，经由会展传播系统运作从主办方、参展商向受众流动。当然，会展传播模式并不仅限于此，其展商间内部组织的横向传播，观众间的人际传播等也在会展沟通过程中受文化情境的影响。在此信息流动过程中，居于模型中心的“会展传播系统”作用关键，它决定了会展能否有效发挥预期效能。该系统依靠内部各要素间的整合与协调得以运作，由于会展活动的集中性和场域性质，力图使信息交互形成聚合效应，加快沟通频率，提升意义共享可能性，从而强化传播、说服的效果。从图中我们可见：会展传受双方相重叠的文化语境呈现类似“凸透镜”的形状，这个橄榄型的交叉区域即为双方共通的文化语境。所有来自传播者想要表达的庞杂信息，都须经这样一个重叠区域后才流向受众。无论冗余信息是由经传播者主动剔除的，还是受众被动过滤的，这个重叠相交的语境好似一面汇聚与整合大量庞杂资讯的“凸透镜”，使得原本分散游离的信息通过会展现场聚焦受众，并由于沟通的加速与情境的体验，更易被理解和接受，对此本文界定为基于会展文化语境生成的传播“透镜效应”。
罗曼・雅各布森认为，符号意义的生成依赖于其所处的系统，语言的符号意义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一方面会展语境能够为其传播系统集中地提供信息素材和符号资源，并借助展会场域像凸透镜一样将庞杂的传播信息筛选、聚焦，另一方面也使信息内容的表述及符号所承载的意义和价值指向受众认知目标发生“折射”：即会展传播过程使大量信息被重组与整合，旨在达成传受双方在此沟通情境下顺利完成观念交流与价值共享。这个由传受双方的文化认知系统交叠而成的意义共享语境，是会展传播生态系统的建构基础，也使该系统能够发挥更强的传播情境效能。相比新闻、广告等其他大众传播方式，会展集中而强烈的文化情境效应，使之产生更集中、高频的文化沟通效果，因此常被专业化的传播主体所青睐。
为集中交流信息而组织运作的会展活动，也借助基于文化语境的传播“透镜”效应在有限时空内尝试整合传播以达到效果的最大化，其整合的传播机理在于文化符号的编码与解码：“从编码过程看，传播活动的范围和主题直接制约符号的选择、风格定位、发言人或代言人的使用、媒介的选择与组合，导致其信息符号系统产生；从解码过程看，范围和主题决定符号解释的方向、反映编码者的立场、态度和标准[6]”在其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文化语境对信息的过滤与筛选、受众的认知与解读具有全方位的影响。例如大型车展等商展在展览前往往重视大众媒体的花边宣传、场馆及车辆展品的设计表现等氛围预热；展中采用的具象符号载体，包括车模等人体媒介的精心打造、导购人员的沟通策略与公司公关活动的现场营造；展后则通过场外交易意向的跟踪、舆论反馈的延续性报道等形成一整套传播流程。所有“媒介接触点[8]”都要依据车展受众的有效解码进行系统化整合，剔除与主题风格、文化认知相冲突的不和谐元素，强化利益共享与认知协调。在考虑情境因素的前提下，组织者会慎重筛选和加工展示符号，严格管理受众可能接触到的所有媒介“接触点”，以建立、维系共通的文化语境为目标，强化传播情境的营造，多维度地强化与目标受众之间的认知协调。具体策略包括：1.选择贴近目标受众的文化认知习惯的元素、符号载体及表现形式；2.对主题的设定与内容生产要兼顾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目标受众认知习惯；3.在会展环境、展示符号的表现与设计中以贴近性为原则进行符号重组与情境再造。总的来说，意味着从展示主题的定位开始，就要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取向、认知习惯、喜好品味等因素进行本土化、民族化的情境再造，融入具有普适性的、“最大公约数”的文化元素，以便促成传受各方的相互理解与价值共享。
四、结 论
现代会展的进步不仅体现在规模、效益、展示手段等硬件方面，还取决于会展理念的革新及其带来的交流方式变化。总体上，会展传播活动已经发展为一种复杂的符号交互系统，其发挥效能的基础深受文化语境的影响。组织者、参展者在围绕展品、展示环境等符号交流的过程中，须将文化要素与现代展示科技有机结合，注重文化调试、避免文化冲突，才能有效提升会展活动效益。
参考文献：
[1] 周利方.从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角度论会展的社会文化功能[J].商业时代，2011（10）.
[2] 方向东.对“会展文化”概念的深入探究[J].商场现代化，2009（12）.
[3] 王春燕.会展传播探析[D].辽宁大学，2004.
[4] 刘大可，王起静.会展活动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 何强.基于传播学视角的会展策略分析[D].大连理工大学，2010.
[6] 周永秀，毕研韬.浅谈情景语境的传播学价值[J].中国地名，2008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