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7 18: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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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角度，鼓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特别是从美国价值观优越论的立场出发，将西方的社会和文化模式视为全球普遍化的模式，认为西方文明和价值体系是高级的，其他的则是低级的，其出路和归宿将是与西方文明和价值体系认同。”[1]在此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席卷中，年轻的大学生无力抵抗，对西方文化产生很大的好感。现实生活中，《生活大爆炸》、《绯闻女孩》、《老友记》、《实习医生格雷》、《犯罪现场》等都是大学生成为网上追求的美剧，学生从美剧中了解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对待事件的处理态度和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在欣赏故事情节的同时不自觉地受美剧价值观的影响。美国的好莱坞在电影产业中占支配地位，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美国大片式的影响力，借助娱乐业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让中国的青年学生目不暇接，为其折服。现代的大学生对西方的节日也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尤其是情人节、圣诞节，几乎成为大学生必过的节日，在商家、媒体的宣传下，显得尤为热闹和重要。相反，他们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甚至春节都表现得很冷淡。肯德基、麦当劳、卡拉OKKTV、桑拿浴、高尔夫球、保龄球、网球、皮尔·卡丹、XO、人头马……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某些阶层中风行，也成为部分青少年追逐的目标。年轻一代民族认同感被弱化，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有所丧失，并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倾向。西方消费思潮也直接影响着高校学生的生活消费方式。一部分学生爱慕虚荣，在购买商品时都以购买外国货特别是美国货为荣，崇尚洋牌名牌，并把它作为时尚、高品位的表现，盲目攀比现象愈演愈烈。这些不顾个人消费能力的行为，加重学生的家庭负担，使人际关系世俗化，侵蚀着社会风气。本质上，青年学生的政治观念发生改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宣传和打包出售，许多青年人不顾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及具体国情，盲目否定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并对西方政治观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学生的价值观念上西化。西方文化的渗透也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一定影响。西方个人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使得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个人主义在大学生思想中已有广泛影响。这种个人至上、金钱万能、生活就是享乐的价值观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产生不利影响，也对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和道德观带来挑战。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也对我们国家的民族文化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的淡化。
二、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一词由先生于1997年提出，一般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在历史长河与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及未来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大学生文化自觉是指作为一个群体的大学生对自己民族和执政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历史化和革命文化的认同和觉醒以及追求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国际思想文化领域交流日益增多，西方发达国家对优秀人才尽力争夺，对外文化渗透的力度不断加大，利用各种方式来传播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比较中华文华和其他文化的差异，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奋斗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悠久的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力量，是纽带，在新时期是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东西。只有深入学习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才能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蚀。在高校中，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忽视了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其实，思想政治德育课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课应该相辅相成、不分薄厚的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显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育人应该是一项隐蔽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课是艺术性的课程，它不像思想政治课那样咄咄逼人，目的性、说教性明显，容易让青少年接受教育者，不产生抵触情绪。它可以采取温和多样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把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文学、伦理、思想与宗教等和弦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教授给学生。往往文化中的美好爱情、热爱祖国、团结奋斗、孝心勤奋等主题都会得到学生的认同，其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渗透性与感染力都比较强。也就是说，文化课能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把深刻的思想艺术化，对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往往起着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2]也只有大量的接触到中国的优秀文化，大学生才会自觉自动地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优秀文化，克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只有建立自己文化心理的防线，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林林总总的时候，才能做到不惊慌、不震惊，守住自己的道德与伦理底线，也有思想武器与其对抗，经得起西方腐败思想的诱惑。
三、要健全大学生的校园网络文化
我国的煤炭行业在安全文化思想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煤炭生产安全文化的制度和操作方面都取得进展。煤炭企业各级部门坚持安全第一、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实现了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安全文化思想模式。但是，煤炭企业安全文化思想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们分析和改进。
1、管理层缺乏安全第一理念
一些煤炭企业的管理层过分关注业绩和经济利益，在实行矿长负责制后，为实现生产任务，达到指标产量，缺乏对安全和预防的重视程度。尤其在生产任务紧急时，为了加快生产而忽视对安全的强调甚至违规操作。有的领导在发生各类安全事故时，强度事故是常态，推脱责任。不主动对各类安全设施和建设进行投入和重视，对技术设备的维护和改造、对安全设备的资金投入等都不到位。
2、作业人员缺乏安全意识和能力
煤炭企业的基层作业人员主体是重体力工人，一般文化素质不高，操作技术不强，对高强度的集约化、机械化生产作业适应性差，工人缺乏安全预防和操作的主动性，被动遵守操作章程，认不清安全操作的重大意义，缺乏总结安全事故教训的自觉性。
3、安全管理经验落后，重形式、轻落实
传统煤炭企业的管理方式较粗放，不重视对安全管理方法、手段的改进和创新，虽然在安全技术、装备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有些安全软科学，如安全系统工程，安全心理、安全行为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较少。在安全宣传方面，重形式、轻落实。为了对企业员工进行安全教育与警示，煤矿管理者制定了许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考核办法，也经常结合时势，利用各类传媒烘托气氛；通过安全征文、安全评比、安全警句、安全标志、开展安全牌板展、安全知识竞赛等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动打造安全文化氛围。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习惯性违章仍然屡禁不止，工伤事故依然时有发生。
4、安全规章制度不完善
影响煤炭企业安全的上述理由的源头在于规章制度不健全，关于事故调查人员的责任和义务规定不明确，安全技术措施编制审批环节不完善。在重大事故的组、追查处理时，负有相应责任的主管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不突出。安全管理考核奖励章程规定不科学，没有针对管理人员做出处罚措施，对主管领导的处理缺乏统一标准，体现了人治思想，丧失了权责统一的现代管理理念，使安全规章制度对人们的预警功能大大减弱，使管理层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文化思想意识淡薄。
二、如何构建煤炭企业的安全文化
1、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
煤炭企业要真正理解安全的重要意义，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同时要注重预防，综合治理，把安全当做企业的生命线。要围绕安全生产的各项任务，大力创设安全舆论氛围和文化氛围，力争培育企业安全文化，能够用文化的力量引领和推动企业的安全生产。要达到让安全文化思想内化于全体员工的内心，外化为企业生产的实际行动，提高安全思想觉悟，将事故排除在有效预防和综合治理之外。
2、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机制
煤炭企业管理人员要检查以人为本，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要从管理上真正落实，加强安全管理结构和管理人员的组织和建设，提高安全管理的实效性；要从上到下做好各个环节的排查治理隐患工作，加大安全生产的资金和设备的投入，重视对一线工作人员劳动条件和安全生产设施的改善，设立事故应急预案和援救系统，增强煤炭企业事故预防和抗灾能力。煤炭企业领导层、各部门主管、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实行权力和责任统一的机制，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头，做到有全必有责，出现事故各级责任人负责受罚。避免因为互相推卸责任而忽视岗位安全意识。
3、重视安全生产的精神文化建设
要做好重注以安全和生命为主题的精神文化建设，积极做好企业安全思想文化观的传播和落实，可以结合本单位实际，创造典型特色车间班组文化建设、煤炭企业特色安全文化思想宣传等活动，全面开展现场安全作业标准化建设。企业要加强安全文化思想建设成果的巩固，凝聚安全文化思想观念，提高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提高一线作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加强工人的信息化、机械化理论和技能的辅导和培训，增强安全实践的软实力建设，使安全生产的精神文化建设与煤炭生产的实践相结合。
4、强化安全生产常规工作
要在煤炭企业日常运行中，注重常规安全检查和监督工作。坚持节假日轮流值班和重点时段24小时监控相结合、领导带队检查和员工值班结合、每周例会和安全形势分析会议相结合。要制定标准化质量标准，发挥其示范，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定期检查煤矿井下系统，对破坏设施进行维护，对落后设施和技术进行升级改造。对地质水文情况动态检查记录。对巷道维修必须遵循标准，实时检测监控，对矿产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合理设计开采，每次都要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出事故隐患，提高煤矿安全整体预防效果。
1.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内涵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构建群众的积极人生观，提升群众自立、自强精神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现代社会同样呼唤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在思政教学内容上，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内容，从而实现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而融入了传统文化基因的内容，对于群众的学习来说，也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从而逐步构建和整体民族精神一样的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对此只有人民群众的内心始终将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心中，群众个体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践必须要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民族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上。在现代思政教育体系中，要大力开展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就需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融入，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进行创新和传承，才能够更好的丰富现代思政教育内容体系。
3.传统文化中体现的以人为本、修身齐家的人文精神对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人生观教育教育方面无疑提供了充分的精神积淀。
我国长达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长河中，人道主义精神始终发出璀璨的光芒。重视自身素养的修炼，尊崇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对于开展人生观教育，促进群众思想素质的提升显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算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现代社会同样需要这种修身精神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精神。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引入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就能够更好的为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作出更好的服务。
4.传统文化所注重人际关系中的道德伦理调节，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无疑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
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个体和集体等不同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和社会以及集体保持高度的和谐统一。虽然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但是我国五千年文化形成的人际关系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容，对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积极引入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思想内涵，对于提升我国思政工作水平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发展传统文化，有效提升思政工作水平的几点措施
1.对广大群众开展正确的“三观”教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方的很多思想观念对于我国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比如叔本华的宿命论、尼采的唯意志论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这些思想理论体系，开始对我国群众构成了明显的影响，这些理论体系中往往受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存在着一些糟粕，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这些西方理论进行重新加工，取其精华，并积极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为构建群众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供重要的内容基础。
2.科学利用教育资源，并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够更好的引导流行文化，同时也能够满足受教育者求知的需求和欲望。理论的说教往往会让思政教育变得非常苍白，而结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教学，则能够让群众更好的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以及培养群众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促进他们的思想体系不断成熟。
3.在社会大众的传播方面，要注重舆论导向，规避不良思潮的影响和泛滥。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群众接受外来思想变得更加容易，而这些外来的思想既有其正确性，但是也带有非常明显的糟粕，比如西方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都会对现代青年构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这些不良的思潮泛滥，无疑会对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作为社会媒体要对这些思想进行批判也引导，积极挖掘外来思想的积极内容，同时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并结合生动的实例来进行说明，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让群众远离腐朽思想和粗俗文化，摆脱低级趣味，从而树立正确的“三观”。
三、结束语
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企业中有着不同的发展地位，在当今各大企业转型发展的大环境下，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入手，对企业文化建设进行强化，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之一。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为企业文化确立企业精神追求和价值目标
在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如何找准方向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我国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下的产物。其必然会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企业管理工作的政治保证、思想保证、理论保证，为企业发展注入了较为夯实的思想概念基础和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等也提出了新要求，这就需要切实加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提高职工素质，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企业经济发展提速，为企业文化确立企业精神追求和价值目标，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传播精神文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与激励功能，为企业文化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持
所谓渗透功能，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有效手段，以潜移默化的状态进行，让人在无形之中得到渗透影响。激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善于运用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来改变人的思想，并且通过刺激受教育者而达到调动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目的，使员工自觉将组织目标转化为个人目标并为之奋斗的工作准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从精神层面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想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就必须对广大职工干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帮助职工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譬如说：当企业取得一定程度发展的时候，员工的收入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加，在这个时候，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从思想上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从而促进生产的有效发展；如果企业面临发展风险或苦难的时候，员工就会很容易产生低落情绪，在这个时候，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减轻员工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调整其积极性，让其重新振作起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给企业文化建设带来的影响就是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以此来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供必要的思想前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与约束功能，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优良的企业人文组织环境
企业是职工赖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一间企业要想取得发展优势，就必须为职工创建一个适合于劳动和生活的环境，使职工能够合理、文明地开展工作和生活。如果职工长期生活在一个压迫、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底下，他们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自然而然就会降低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了，也就无从谈起建设优质的企业文化，更别说促进企业的和谐稳定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一切从“人性”出发，重视人们潜能、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其与企业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保障了职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二、结语
对于选择与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对其理解不一。在本文中，教育与选择应当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教育”作为一种代表社会大众发展利益的活动而存在，其符合社会性利益与发展方向的选择，即为当前关注的“教育选择”；另一个是选择教育，即不同文化背景下，某一群体作为选择的主体，对自身教育的能动地、有特色地选择。从教育的形成发展史看，教育产生于人类社会活动和生活需要，本身无能动的选择性。因此，教育的选择过程是落实在真正参与教育活动的主体中，一切与教育活动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个体和组织才是教育选择主体。但这并不代表教育选择是个体意志的体现。教育选择不能忽视甚至放弃本有的价值追求，要关注个体存在价值，关注更多的差异性存在，让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可以从自身文化环境出发，进行选择教育，彰显教育本性，回归自己价值本位。
二、文化选择
何谓“文化”，对此有着各式各样的回答。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能够达成共识的大概只能把文化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一方面，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思想凝结于客体，使客体成为人的智慧和思想的加工对象，这是一种‘人化’的‘内化’形式；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智慧和思想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通过世代的遗传和积累，淀积而影响主体的发展，这又是文化‘人化’的‘外化’形式。”本文认为，文化选择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遵照文化发展的规律，以人的存在发展为根本旨趣，基于对各种文化的评判分析，对某种或某一部分文化的吸收或舍弃。首先，如上所述，选择是立足于实践的对象性活动。文化是本质力量实现的自我证明“，它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实践能力、方式及成果之总称。”相应地，文化选择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其次，选择是合规律性的实践，文化选择就是主体按照文化客体的内在规律，在多元文化中进行比对和筛选。郭建宁从文化选择规律出发，认为文化选择是按照优胜劣汰的文化发展规律进行的文化筛选和过滤，本质上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旧文化与新文化的矛盾运动中必然产生的一种文化调节与适应机制。最后，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即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凡人化的东西，就是文化。”选择，从深层意义上说，“本身就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体现着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因此，可以说，文化选择就是最终目的是指向着人的发展。综上所述，文化选择就是主体按照文化内部的逻辑结构和基本规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对某种文化作出的甄别和选取。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较早，也比较多，但大多数是从文化的视角看待文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的影响不多。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的论文只有约七篇，且对于思想政治文化选择基本停留在功能和价值研究上，层面对其探索分析，目前还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缘由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不仅在文化影响教育，“文化的发展制约和影响着教育”，而且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也贡献自己的力量。“教育对文化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两点，即：使文化代代相传的是教育，开辟文化道路的也是教育。”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人类文化的代代相传。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发生对原有价值观、习惯等的排斥和舍弃现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工作，它善于攫取文化中的精华，传递适应于社会生活的理想、态度、知识，借助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传递给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学界将文化一般分为三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核心是精神文化即为思想观念。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问题。价值观念既是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概括，又是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依据，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力。文化，从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和以及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能力。从动态角度来认识，这种“力”，是人类能力的凝聚与体现，反过来，又通过人的文化生活而实现对人的“以文而化”，即塑造人的文化性或社会性。“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品类所具有及发挥的作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本质与整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之力：它是教育者借助人性通悟而启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追问与反思所形成的精神生产之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文化场力对人们的影响而激发出来的意志创造之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内涵
教育对文化的选择，一般说来包含三个基本命题，即“为什么选择”、“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从文化选择的主体与实践关系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依据教育目的，按照教育原则，对教育中所涉及的文化现象及其成果，进行整理、筛选并创新的过程。其中包含三个层面内涵：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依据一定思想，遵循一定思维方式，解答传统与现代文化、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关系问题。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以什么思想和内容为核心、沿着怎样的道路和方向前进。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标准、类型、方式和机制。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的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不仅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去进行文化选择，同时又利用被选定的文化对思想政治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选择。正是由于这种双向选择的关系，使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更为重要，并呈现如下特征。一是政治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讲，是指社会或社会集团利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符合一定社会或阶级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反映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首要的任务就是传播政治文化，巩固的指导地位，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显而易见，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的首要特征便是讲政治，坚持政治性。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尤其是以人的思想、精神世界为工作对象的社会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的现实存在为出发点，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承认人的差异性、个别性，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特性，即人文性特征。二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中选择“合乎一定社会需求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一旦涉及真善美与假丑恶、有用与无用的辨别，就同文化所依据的社会条件有关，同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有关。一定社会的教育体制中所吸取的文化不仅反映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文化，还总是与社会发展现状和历史传统有关。那种帮助民众很好地认识到自己面临问题，更好地解决问题，能够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文化，总能得到认同。因此，文化选择一定要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的特点和需要，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目的。三是扬弃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哲学认为，否定所实现的发展，而是在扬弃旧事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因为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即既克服又保留的态度，才会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才会有事物的不断发展，扬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反思、批判和借鉴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发展中价值观、生活观、社会思潮等文化思想进行有目的反思、批判和宣讲，目的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意识形态宣讲的主渠道作用。具体说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首先要坚持批判和继承的有机结合，积极研究探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制约性的不利因素，对其进行理性判断和舍弃。对于其中具有积极性和可持续性的理论内容和文化结构要继承发扬。其次，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坚持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积极探寻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利用其优秀的方面推动主流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任何积极有价值的的文化选择都是一种创造，而创造的文化选择又总是以扬弃已有文化成果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须秉着创新发展的基本态度，在对传统继承发扬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要求，突出体系创造性的价值功能。
（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原则
教育承担着选择文化、传递文化、塑造人格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形式之一，同样具有文化选择作用和功能，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按照一定的社会，政治的需求及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性质进行。具体说来，即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须立足于基本原则。一是科学的尺度。文化有优秀文化与劣质文化、精华与糟粕之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带目的性地文化价值引导工作，理应承担着从一般文化中选择“有文化价值的文化”，撷取文化的精华，使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取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运用科学的原则，接纳科学的文化，抵制反科学的内容，去伪存真，除恶扬善，避丑向美，取有用之文化。二是社会发展的尺度。社会发展的需要总是对文化做出强有力的选择，而被选定的文化反过来又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只有以社会发展需要为基点去选择文化，顺应时代脉搏，才能真正地实现其价值。三是教育的尺度。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要从适合于特定社会需求的有价值的文化中挑选“适合教育过程的文化”。只有被受教育者体验了文化创造过程并纳入其人格的文化，即真正被他们内化了文化，才称得上有教育价值的文化；而只有经过教育者依照一定社会需求，对有价值的文化进行特殊选择、提炼和整理了的文化，才可能使受教育者内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要符合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有利于受教育者内化吸收。四是民族的尺度。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本国传统文化中经过历史的筛选而积淀起来的精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对于促进民族精神，形成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可以抗击外来压迫的民族精神，铸成了伟大的民族品格。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善用民族的尺度，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作为重要内容，把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深深植根于受教育者心中，促进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以抵御当代西方文化的负面消极影响。
（五）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的路径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一、贯彻“深”、“厚”精神，提高思品课的教学质量
所谓“深”，就是实事求是、有的放失、有针对性地教育好学生；就是要观点正确、说理明白、深入浅出、讲求实效；就是要把大纲吃透，把教材吃透，把学生的情况吃透，把大纲用活，把教材讲活，把学生教活。在思品课教学中，我们引导教师做到以下几点：
1．挖掘教材。设计好问题与习题。实践证明，只有挖掘教材，才能理解教材中的观点。只有理解教材中的观点，掌握要求，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所设计的问题和习题才能符合教材要求，具有针对性；才能触及学生的思想实际，达到统一认识、提高认识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让教师吃透教材、更深刻地认识理解教材中的观点呢？
我们的做法是：
第一，组织教师学纲。大纲是讲课的依据和遵循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在每学期开学伊始，都组织教师认真地学纲，为把思品课推上一个新台阶而打下了良好的基矗
第二，抓住备课这一关。给时间让教师自己备课，找时间让教师集中备课。把共性问题和疑问提出来共同研究探讨，这样能深刻地理解教材，把握教材、驾驭教材。如，在研究新教材三年级下册《拾金不昧》一课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让大家研究：“拾到一分钱或巨款交还失主或交公，应该表扬谁？”“拾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拾到十元钱或更多的钱交给爸爸，这样做对不对？为什么？”由于教材掌握得好、道理讲得明白，使得课堂气氛活泼，收到了良好效果。
2．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教学效果。“运用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分辩是非，自己教育自己。”这是大纲对思品教学的要求。根据这一要求，我们在思品课上采取了故事启迪、情景激发、行为辨析、示范训练、录音录像、幻灯图片、讨论交流等教学方法，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3．运用榜样的力量，进行正面教育。少年儿童具有模仿性强，可逆性大的特点。我们运用榜样人物的模范行为和优秀品德影响学生的思想、感情和行动，把高深的政治思想理论、抽象的道德标准人格化，使少年儿童在富于形象性、感染性和现实性的范例中获得难忘的印象，对少年儿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和“导向”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向教师提出了如下要求：其一，选择榜样要注意典型性、针对性和可接近性。思品教学中，我们在贯彻“深”的精神的同时，还贯彻了“厚”的精神。由于每课教材都反映了大纲的一个教育要求，但因篇幅所限，都不够“厚”。因此，我们提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补充几个小故事，或让学生搜集更多地反映课文中观点的事例，使得说明观点的材料更加丰富。比如，我校教师在教学《拾金不昧》一课时，为了使这一课“厚”起来，组织学生表演了《归还飞机票》的小品，使学生的学习兴趣盎然、气氛活跃，加深了对本课观点的理解。我们还采取了演课本剧、小品、歌咏舞蹈、参观访问等使课文内容丰富起来，以求得学生对教育观点的深刻理解。
二、狠抓系列化活动，拓宽思品课的教育空间
由于小学生品德的形成是以一定的道德认识和行为实践为基础的，并通过反复训练、不断强化的过程逐步形成发展的。所以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光靠思想品德课是远远不够的。在实践中，我们根据思品课的教学内容，采取了系列化活动向学生进行多渠道的思想品德教育，做为思品课教学的补充。
1．注重思品课的社会延伸。我校在抓好思品课课堂教学的同时，非常注重课堂教学内容的社会延伸。如我校思品教师董秋梅在教学《在集体中想着别人》一课时，在总结全课内容时有这样几句话：“同学们，在我们集体中关心别人一次、两次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想着别人，主动关心别人，把方便让给别人。雷锋叔叔之所以受到大家的爱戴，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向他学习，就是因为他能始终想着别人。希望你们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关心别人。”董老师这番话，不单单是本课教学内容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思品课的社会延伸，突出了导行的持久性和永恒性。在老师的激励下，我校黄涛等8名同学主动坚持常年照顾翠竹小区的孤寡老人，受到了学校及社会的好评。在他们的影响下，全校学生开展了净化、美化一条街活动，定期清扫红梅小区部分居民楼环境卫生，得到了小区居民的称赞。目前，全校学生争做好人好事已蔚然成风。
2．根据思品课内容，结合学校特点，加强学生的养成教育。我校的学生来自天南地北。由于各地教育的差异，造成了每个学生的道德水平及行为习惯都有很大的不同。针对这一实际，我校思品教师在教学《自觉遵守学校纪律》一课后，向学生进行《楼内规则》、《红梅小学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纪律卫生具体要求》、《校园秩序管理暂行规定》等规章制度的教育，使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得到了逐步的形成。目前，我校学生都能自觉地遵守校内外各项规章制度，文明、守纪、团结、友爱、勤奋、向上的校风已经形成。
3．根据思品课的内容，结合少先队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去年是大连开发区建区十周年。我校思品教师在教学《祖国在我心中》一课后，与少先队大队部联系，开展了“我爱家乡——开发区”的系列活动，向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这个系列活动分四个阶段进行：（1）祖国——我爱您。（2）开发区，您好！（3）开发区的发展——父辈的建设。（4）开发区长大我长大。在开展“开发区，您好”这项活动中，我校每个中队的队员，在思品教师、中队辅导员老师的指导下，自编自演了20余项文艺节目。这些小队员抽业余时间，围绕着“开发区，您好”这个主题，查找资料，采访先进人物，排练文艺节目，讴歌了大连开发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所取得的举世中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次活动，尤其使学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教育。
4．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紧密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我校具体抓了以下两点：
教学情境就是一种在生活背景下的情境化教学，其目的就是在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间建立具体联系，使知识点能够较快地纳入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能把知识点理解透彻。而以往的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中，多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更多地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来记住知识点，而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正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批评的：这好比是“在岸上做动作教儿童游泳”，学生缺少真实体验，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不信，知而不行”。使学生习得的知识也只不过是空洞的理论而已。因此，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将知识点弄懂弄透之后并熟记在心是新课改条件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按照生活化的教学理念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创设适合生活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自主活动中来体验和感受。
二、采用启发式和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一般来讲，启发式教学就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不同的教学目的、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采取各种方式不断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启发式教学的核心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而教师的主导作用集中体现在引导学生自觉地学习和积极地思维。启发式教学是教师的“启”和学生的“发”有机地结合，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双边活动。而在采用启发式教学的过程中，又不可缺少学生自主学习的贯彻。
三、制作取材于生活的教学课件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做课件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充分、生动和质地优良的材料，只有在技术上兜圈子，翻花样。而这些材料的应用不但要求教师要对教材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还要在掌握生活素材的基础之上结合所要讲的知识点，准确地选取和恰当地运用。课件集声音、图片、视频、动画等内容为一体，但课件不应当是用图片和文字“拼接”出来的，用音乐和动作按钮“堆砌”出来的，而应当是内容与形式、图片与文字相互渗透的统一体，这样做出来的课件才能真实、自然。课件制作中的“有米可炊”单靠在生活中观察、搜寻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勤于积累。教师必须广泛阅读，在网上浏览时事信息，收集可以在讲课中用得到的或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图片和影音资料，实实在在地下一点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细工夫，这样才能在课件制作时信手拈来。五、开发生活化的教学资源，通俗地说，是指一切可以帮助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物化了的显性的或隐性的、可以为学生的学习服务的教学组成要素。包括教材、社会生活、录像、图书、网络、小品相声、时政资料、电视广告等等。这里我们以社会生活、网络、电视广告三种教学资源为主来谈一谈如何开发生活化的教学资源，如何将这些教学资源应用于教学实践。
（一）社会生活走进社会生活是构建
“生活化课堂”的延续。传统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一般只局限于书本和教室，但随着教学的生活化理念的提倡，教师有必要为学生拓宽学习的空间，增加学生实践的机会。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让学生走进社会，开展研究性学习等有意义的活动，把政治课置于社会生活实践当中，为学生打开了解社会的窗户，丰富学生的生活体验，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思想政治，生活中时时有思想政治。
（二）网络资源网络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出现
为人类提供了最为广泛的教学资源。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形势每日都在变，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也不断更新，这就要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充实新的素材。网上资源时效性强，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库。
（三）广告资源借助广告
可以帮助学生深入浅出地领会基础知识，理解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不管商业广告还是公益广告，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实状况，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政治课的观点。
四、总结
驾驭万物的力量感也好，沉雄博大的气息也好，都是汉画像石强烈的表现形式所产生的效果。以徐州画像石中常见的“龙”形象为例，所收集到的九个龙形象中，没有任何两条龙的姿态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两条龙的表现形式是一样的。这些“龙”中有长有短，有的尾长，有的颈长，品种各不相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夸张与变形是汉画像石形象千变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分类对比，古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变形。
1.比例上的夸张手法。强调物象的某个部分，把它的体积肆意扩大或缩小。如《乐舞图》（图一）中靠右的两个人身形比例明显不同——左小右大，这是左边的人物形象要照顾到其它形象的结果。又如图二中的最右边的舞者上下肢体的比例明显经过了夸张处理。这种比例上的夸张手法最常见于杂技百戏类的形象创作。
2.拉长与缩短。如图六中的瑞兽形象四肢颀长，把身体架在空中，给人以轻盈之感。拉长的手法，在表现瑞兽、动物，神仙境界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种最常用的变形手段。
3.徐州画像石还有一种特殊的的情况，不对所描绘物象进行变形，而是改变对同一物象的观察视角，并且把不同视角的观察表现完美统一，这是美感产生的源泉。夸张与变形有两个效果，一是“加”的效果——繁化，一是“减”的效果——简化。综合这些情况，暂且为之下一个定义：为了画面效果的的需要，把形象的局部进行变形，延伸或缩短、忽略，从而配合整体画面或其它形象单位的方法叫“简化”或“繁化”。
简化和繁化的关键在于变形。变形是这种手法的全部。第一，它说明古代艺匠是把整个画格作为一个整体来布置的，形象与形象紧密配合，互相照应，不仅在内容、情节上紧密相连，而且在形式上也连为一个整体。在这里，形式和内容达成了一致，形式的呼应服从于内容的召唤。第二，形式高于内容。内容优秀，形式则双倍的优秀；内容恒常不变，但形式却千变万化。试想，如果汉画像石的程式达到固化，所有相同的主题全都用相同的形象来表现，那么这种艺术将会是多么黯然失色，索然无趣。
从宏观上看，不同石面上的主体形象也普遍存在着分解和重组的现象，这也是画像石形象互相联系的一个途径。进一步想，如果这些在组织形式方面互相联系的多块画像石是出土于同一地点，或是在其寓意、宗教功能方面也有联系的话，那么这种形式上的重组就更加意味深长了。这意味着，古代艺匠在处理画像石的石面的时候，是把从点线面到单个形象、再到构图形式等画面的要素当做符号来处理的。
变形和夸张的意义在于古代艺匠在创作时突破了事物形体的束缚，无限扩大了想象的空间和表现的舞台，使汉人的精神气质得到了充分体现，使汉画在形式上无限接近那个时代的节奏，使汉画像石与汉赋、汉代建筑等艺术门类保持相近的艺术特色。这种形式上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汉画的另一大特点——运动感。
运动感是人在观赏汉画像石时所能直接感受到的。这当然绝非理智的思维结果，而是汉画的形式作用于人的视网膜之后产生的心理效果。在汉代文学里，充满了华丽的词句，激昂的情调，浪漫的吟诵，直率的叙说，激越的议论，正如整个世界因元气充塞其间而不停流动一样，汉人的心理世界也处于这种不停的变幻状况中。汉画像石是追求流动感的作品，运动和张力和动势在汉画像石中无处不在，人之所以被打动，强烈的动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汉画像石有如此强烈的动感呢？简单地说，这是广泛运用曲线的效果。“波状线比任何线都能创造美，因此我们称这种线条为美的线条。”[2]对汉画像石的运动美的分析，不得不从曲线（即上文所说的波状线）开始。虽然曲线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任何美术门类——卷轴画、雕塑、建筑、青铜器、彩陶等等都是曲线幻化出来的。但是，对汉画像石形象追根究底的分析，就会发现汉画像石在使用曲线方面比其它艺术门类都要倾向于依赖曲线美。雕塑虽然也有这一特点，但雕塑还有体量的表现力，对曲线的依赖不如画像石明显。汉画像石是真正的曲线的艺术。
在汉画像石中，曲线是最基本的构造单位，关于画像石的造型美的大量秘密隐藏在曲线中。它的构建原则一是无限延伸，二是不断反向转弯。因此曲线包括了弧线，它具有弧线的的性质。曲线具有无限的可变性，人的目光顺着它的轨迹游走，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它将伸向何方。请注意这个过程，人的目光顺着曲线（在汉画中则为曲线形象）游走，这是一种现实行为，人的现实行为与心理行为可以相互影响，反映在视网膜上的物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与此同时，人的心理也产生某种效果，激发人的某些情感。因此可以说，曲线是最富有美感的线。
曲线的秘密还不止于此，继续深入分析就可以知道汉画像石是怎样利用曲线的。曲线的方向不断变化它的转向力度也不断在变化，在人的心理层面上所起的效果是游走的线条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于弧线，这既是物理上的力（弧线意味着向心力的存在）又是心理上的力。[3]当人的心理感受到曲线形象的“力”的时候，运动感也就在人的心理中产生了。在我收集到的100多个精彩地体现运动感的画像形象中，几乎全部巧妙地使用了曲线，其中，40%为神话动物形象，23%为人物衣带，其余的为云水图案和车马出行。而人物和建筑形象较为程式化，使用的线条也较为呆板。可以说，人物形象之美在于巧妙地运用块面，建筑之美在于精细的结构和宏大的场面。
需要指出的是，汉画像石中的曲线形象千变万化，以上只是按照其特点进行的归类。我们今天不知道古代匠人是否有意为之，在利用曲线塑造画像形象时似乎遵循某种程式。例如，几乎所有的老虎造型都使用3型曲线。我们还可以发现，不但在整体造型上有这些特点，而且形象的局部如老虎的一只腿、一个尾巴，所显现出来的曲线也有这些特点。
总而言之，汉画形象的构造确实遵循某种法则，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客观的法则的运作与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产生了联系，对画像石的形式美的感知就建立在这种联系上。
文有文眼，画有画心。几乎每一幅画像石都有主体形象，主体形象在画格中占的面积大，引人注目，通常居于中心或偏右的位置，这是古人从右向左的视觉习惯使然。尤其是在一些叙事型的作品里更是这样。在一些装饰性强的作品里，不容易看出主体的形象，但是人的眼睛依然会被与众不同的、引人瞩目的形象所吸引。审美欣赏主体，首先被一个或一组形象吸引，然后由此及其他。这是一个在欣赏画像石过程中的视觉路线的问题，画像石本身就有引导审美主体的视觉线路的功能，这是通过强调实现的。
强调某个形象，把他从一组形象中凸现出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使用各种手段使之醒目与众不同。如果是单个的形象，最常见的是使用反衬，在一个包含大量竖直线的形象环境中，一条优美的曲线足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图十九中，上下两个鸟形象就因为周围大量的竖直线而十分显眼。如果是一组形象通常是使用重复，如大多数的车马出行图即使如此。车马全都是面朝左，尾向右，步调一致，姿态相同，加上大量的弧线效果，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完全表现了雄强厚重的汉代精神。强调的意义在于它引导人的视线，无论是从微观到宏观还是反过来，它都能使人的眼光恰当地停留或划过，对形式美感的产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除了这些构图法之外，追求对称，也是普遍存在的原则。对称之美早就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无论用在何处，它总是给人以稳定和平衡的感觉。另外凡是对称必有对称中心，因此有时它会起到视觉中心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