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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情感体验 高校学生 影响因素
1引言
国外对于爱情体验的研究是很广泛的,然而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匮乏,而且有不少研究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调查和总结阶段。本文以基于“爱情三元理论”的爱情三元量表为依据,对高校学生的情感体验进行考察和讨论。
2 具体研究过程
2.1研究方法
(1)被试的选择
本研究选取正在进行恋爱的在读大学的本科学生与硕士学生共139人,男40人、女99人,平均年龄23.45岁。
(2)测量工具的选择
a.STLS,即爱情三元量表。在预测量阶段已经检验了其信度与效度,总体为0.984,激情0.934,亲密0.965,承诺0.943,三因子可解释方差58.242%。
b.自编个人信息。自编个人信息由人口学变量被测者年级、被测者年龄、被测者学科以及恋爱变量被测者恋爱次数、被测者初恋年龄、被测者恋爱持续时间共同组成。
(3)测试过程
通过自由的方式招募被试者,在实验室请被试者回答问卷,供测试被试者139人,被试者单独在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中回答问卷,问卷的回收率100%。
2.2研究结果及分析
(1)情感体验的3种成分分析
被试者的情感体验量表均值和标准差如下表:
根据表中亲密、激情、承诺三者的均值,可知其间差别并不大。可见大学生的爱情“完美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与社会上对高校爱情的刻板印象并不一致。
(2)3种成分的相关性分析
亲密、激情、承诺三者相关系数如下表:
由此可知,3种成分的相关性均很高,且在0.01上呈现显著水平,这同时也可说明爱情三元量表中的亲密、激情、承诺三者并非彼此独立。
(3)差异检验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情感体验的三成分的差异性,对其进行了两两相关样本t检验,下表为结果:
由数据可知,承诺成分与亲密成分的t检验差异没有显著差异,激情成分与亲密成分和承诺成分的差异0.01水平显著,这可以说明高校学生对于激情方面的体验要明显比承诺与亲密方面的体验低。
3 讨论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在高校学生情感因素的三种组成成分之中,激情成分明显小于承诺和亲密,可以解释为这三种成分各自具有不同的变化规律,尤其是亲密成分与激情成分,前者是单调上升趋势,而后者则比较短暂,呈下降趋势。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高校学生情感体验中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学历及其学科差异进行了测量研究,数据及分析可以为高校学生的情感发展和引导,以及高校的学生工作进行借鉴,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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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女性形象；意义
“纵观漱石的文学主脉，夏目漱石大致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一种是上过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姑娘或夫人；另一种是操持家务，具有庶民特质的家庭主妇。”①其中第一类是其作品中出现最多的一类，美弥子（《三四郎》）、三千代（《从此以后》）、阿米（《门》）都属此类。而《三四郎》中远在家乡的母亲、三轮田的阿光，《从此以后》的嫂嫂，《门》中的房东妻子，则属于第二类，处于次要地位，故本文主要讨论第一种女性形象。
一、爱的复杂
三部曲一个共同的特点则是：三角关系的背景。《三四郎》中美弥子与三四郎和野野宗八，《从此以后》三千代与代助和平岗，到《门》阿米与宗助和安井，我们不得不反问为什么夏目这样执着于三角关系的描写？
如果审视每一对三角关系，会发现每一对关系都是二元甚至多元的。如三四郎以为自己，野野宫宗八君，美弥子三者之间构成复杂的爱的关系，但同时三四郎，美弥子，美弥子的未婚夫在美弥子眼中也能构成这种复杂的爱的关系。而这一复杂的精神性选择在代助的身上又一次重演，代助，三千代，平冈三者之间构成了整个文本的三角架构。
《门》中阿米与宗助只是“寂寥而和睦地生活着”，“看上去，好像一开始就是两个极平常的人、极不显眼的人为了结例行的夫妇关系而凑合到一起来似的”②。《三四郎》中美弥子代表的是代助心中的“第三个世界”，这个世界“宛如春光灿烂的春天在荡漾，有电灯，有银质匙，有欢声，有笑语，有杯里直冒泡的香槟酒，有出类拔萃的女子。”③美弥子如同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神，表现出三四郎精神追求的压抑，彷徨和幻灭。而《从此以后》中三千代之于代助，则像是百合花，百合花纯洁的白色和淡淡的香气总会唤起代助记忆里的三千代，也会唤起代助心中的困惑和后悔甚至是罪恶感。
美弥子，三千代，阿米分别在各自的三角架构中充当着一个节点，与其他的女性和男性共同构成这一三角架构的束缚，但作为核心的她们却缺少作为独立的女性个体存在，这是因为夏目漱石笔下的爱情并不是着眼于爱情本身的精细丰满，“可以说所有的女人在夏目漱石的笔下都是知识分子的陪衬，都是知识分子自我觉醒、自我批判过程中的一个客体，是他们追求道德完美目标中的参照物。”④
二、情感的彷徨
面对双重选择，面对复杂的爱情，彷徨，犹豫，苦闷，无奈的一直萦绕心间。无论是三四郎、代助、宗助，还是美弥子、三千代、阿米，在面对情感的彷徨时，他们总是想通过某种诉求来摆脱。
《三四郎》中的美称子热情追求西方妇女解放，但又无力同旧势力抗争，更像是明治这个动荡激烈、新旧交替时时期中的迷惘女性，是一只“迷途的羊”。“Stray sheep”这一个源自基督教《圣经》中的意象在文本中一再复现，从美弥子在观菊偶展后跳过泥泞地时第一次对三四郎说起，到送给三四郎的画有这一场景的明信片，再到最后作品最后三四郎知道美弥子的婚事在嘴里反复说着的“迷途的羊”。美弥子在面对情感的彷徨时，试图向宗教寻求安慰。
美弥子的寻找起到作用了吗？或许《从此以后》中的三千代能够回答。三年前当自己心爱的代助来撮合自己的时候，三千代正如一只“迷途的羊”，不知道改走向何方，便“糊里糊涂”地跟平冈结合了。当三年后重逢代助后，代助的表现让我们知道了其实代助自己才是那只“迷途的羊”，“回溯三年前自己为了三千代同平冈的结合而不辞辛劳从中斡旋的情景，简直像是在做梦。”⑤“代助仿佛在追踩行将逝去的影子似的，迅速逮住了它的尾巴。”⑥三千代在这里成了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高等游民”的代助的唯一追求。
在《门》中则呈现出在面对双重选择之后，也即打破三角关系之后内心的惶惑和反省。“阿米在信仰方面也许是幸福的，因为她在这一方面根本没有任何清晰完整的观念。夫妇俩既不曾到教堂里去倚过长凳子，也不曾进过寺庙的门。他俩只是靠着大自然赐给的时间这一缓和剂的力量，才使内心安顿下来。”⑦我们可以通过三四郎、代助、宗助丰富的内心世界看到其情感的彷徨。
三、理性的困惑
夏目漱石以严肃的伦理感贯穿所有爱情书写，描绘人生的真实。他所探讨的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活下去这样一种道德的苦恼。首先，女性在这里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文学表达。温柔敦厚的三千代、阿米、她们是知识分子倾心恋慕的爱人，而略带傲慢的美称子、锋芒稍露的千代子以及倔强固执的阿直却是令知识分子头疼的对象。
但其对显露独立性格女性的不欣赏甚至厌恶暴露出其作为男性知识分子的偏见。这可视为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成为现代人的过程中对于女性的传统认识的不彻底的超越，认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只是男性的附庸，不具独立思考和表达的权利。
第三，女性形象在夏目漱石中的爱情三部曲中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女性充当着明治维新时期知识分子苦闷困顿的心理外化，女性在作品中可以被现代文明所替换，三角架构中的双重选择也可以看做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选择，亦可以看做是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选择。女性形象的最主要的意义也就呼之欲出：女性作为作者表现理性的困惑的媒介而存在。（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注释：
① 李国栋：《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② 夏目漱石：《门》，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③ 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④ 袁媛：《无法温暖的归宿――论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的爱情书写》，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⑤ ⑥⑦夏目漱石：《后来的事》，吴树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59、87、92页。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2]夏目漱石：《后来的事》，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3]夏目漱石：《门》，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4]李国栋：《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5]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与表现》 叶渭渠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6]张小玲：《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7]何乃英：《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 北京出版社 1985年
[8]何少贤：《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年
[9]袁媛：《无法温暖的归宿――论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的爱情书写》 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10]李光贞：《从早期三部曲看夏目漱石的情感世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1月
[11]梁潮：《三四郎的恋爱心理描写》，《日本研究》198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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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晚唐 李商隐 温庭筠 诗变 词体
唐诗历四时三变，跨度大。对于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状况，1943年缪钺先生《论李义山诗》一文从总体上明确提出了李商隐诗与词体的关系――“意脉相通”[1]；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才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并有一定的研究，主要涉及李商隐诗与唐宋词、温庭筠诗与唐宋词、李商隐诗与温庭筠词、温庭筠诗与温庭筠词等四大关系。本文按年代顺序就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简要地综述，或许能为该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20世纪80年代，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较少，主要有万云骏《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及发展》、吴肃森《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杨海明《“心曲”的外物化和优美化――论温庭筠词》、刘学锴《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王希斌《绘阴柔之色，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等论文和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论著《唐五代北宋词研究》。
万云骏文从语言题材、艺术手法、感情倾向等方面论述了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风对词体风格形成的影响，吴肃森文也从这些方面论述了温庭筠恋情词的婉约风格是李商隐的绮词艳语从正面推动的结果。杨海明文论述了温庭筠把晚唐诗中香艳纤弱的风气纳入到新兴的词体中而创造出比诗较狭却又较细、较深的词境。刘学锴文从比较中说明了“温李”诗歌的词化特征，论述了义山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王希斌文认为温庭筠的乐府诗在韵律、句式和格调上引进了词的创作机制。村上哲见在“温飞卿词论”一章中认为温庭筠的诗与词在描绘感情世界的手法上、“在那根柢里的诗思方面”[2]是相近似的，有很多共同性。
20世纪90年代，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依然较少，主要有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杨世明《唐诗史》、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等论著和赵山林《晚唐诗境与词境》、迟宝东《词“别是一家”：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异趋论――以温庭筠的词与绮艳诗为中心》、文艳蓉《试论李商隐爱情诗的历史地位》等论文。
霍然在“梦断魂消的晚唐词”一节中认为温庭筠等人把诗歌创作的着眼点从男子的外在世界转移到女子的内心世界，自此“描绘各色女子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成为曲子词的创作心理定势”[3]。林庚在“词的成长”一节中论述了“温李”的恋情诗，为词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杨世明在“为婉约词开道的绮艳诗人――李商隐、温庭筠”一节中认为李商隐的艳诗“为词的转写恋情发出嚆矢”[4]，温庭筠的“乐府诗善于描写，精丽纤细，对于他写作曲子词，是有帮助的”[5]。刘扬忠在“孕育词体文学的文化土壤”一节中认为李商隐诗在题旨、意境、语言、风格、表现手法及感情倾向等方面都接近了词的艺术规范，“接近了长短句词的内在特质和主体风骨格调”[6]；温庭筠等人把晚唐诗风带进新兴词体之中，铸成了花间词风，促成了词体的独立和繁盛，“温庭筠的典范性创作，使古典诗歌形式完成了从齐言诗向长短句词的演变”[7]。赵山林文以李商隐的诗歌为例，从深情与苦调、艳体与曲笔、细意与静境等方面论述了词体的形成受到晚唐诗的深刻影响。迟宝东文论述了温庭筠诗词在撷取物象及表现手法上有统一的风格。文艳蓉文论述了李商隐的爱情诗在情感基调和艺术表现方式上与词有相通之处，认为他是由诗向词过渡的转递人。
21世纪前十年，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有倪进、赵立新、罗立刚、李承辉《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以诗词互动为中心》等论著和许总《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李中华、韩樱《晚唐温李诗风评议》，李然《温庭筠的诗词比较――兼论晚唐文人的诗体与词体观念》，张煜《温庭筠歌诗研究》，陈如静、王冬艳《幽艳晚香沁词林――论晚唐诗歌对唐宋词的影响》，慈波《温庭筠绮艳诗刍议》，蔡燕《徘徊于诗境与词境之间的义山情诗与白石情词》，高慎涛《论温庭筠词》，蒋晓城《流变与审美视域中的唐宋词》，徐秀燕《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研究》，林春香《温庭筠恋情诗词比较》，张巍《温庭筠的诗法与词法》，刘霁《温庭筠诗歌艺术研究》，余祖坤《中晚唐诗变与词体独立》，张英《论李商隐诗歌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高骅《诗学背景下词体特征的确立――中晚唐五代诗歌和同时期文人词关系研究》，叶帮义、余恕诚《“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中晚唐诗歌的一种重要走向》，李定广《由诗词关系审视唐五代词的演变轨迹》，李静、唐颖菲《论李商隐和朱淑真两位爱情诗人之以词为诗》，王伟《唐五代诗体背景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黄立芹《温庭筠品行及其诗词若干问题考述》，余恕诚《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余倩《从温庭筠诗看晚唐诗的词体特征》，过元琛《从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到温庭筠的爱情词》，张丽丽《晚唐诗的兴盛与诗学观的转变》等论文。
倪进、赵立新等在“缘情侧艳与诗词一源”一节中论述了温庭筠的词风是其诗风的自然延伸。董希平在“晚唐五代诗歌的演进与词体的确立”一章中论述了李商隐缠绵悱恻的诗情与晚唐五代词中男女情爱的色彩是相一致的，已经具有了温庭筠开创的花间风味；“温李”写情之作在意象、表述方式上是相似的。许总的文章指出温庭筠情爱题材的诗歌创作侧重于感官的描绘，这一特点在温词中得到极端化发展。李中华、韩樱的文章从情感意境、语言技巧、配乐歌唱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风对词风的影响。李然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的诗与词在意境与意象运用上的异同以及他如何以乐府入词。张煜在文章中认为温庭筠的歌诗中出现了词在题材上相对集中的现象。陈如静、王冬艳文从表情深挚婉曲、景物细小静止、意境与凄艳美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歌对词的影响。慈波的文章论述了温庭筠的绮艳诗是诗词过渡阶段的产物。蔡燕的文章论述了李商隐情诗具有从诗境向词境位移的过渡色彩，境界走向狭窄深隐。高慎涛文论述了“温李”诗歌的词化。蒋晓城文论述了“温李”诗在表现方式、意境、风格、体式上与词十分相近。徐秀燕文从女性形象和绮怨风格等方面论述了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与其词的亲缘关系。林春香文从女性形象、意象、主体风格等方面揭示了温庭筠对诗词两种文体的把握和运用以及其恋情诗在婉约词产生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张巍在文章中比较了温诗温词的异同之处，论述了温庭筠以诗法入词。刘霁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由诗入词的诗歌艺术特殊性.余祖坤文论述了“温李”诗歌在意象、意境等方面已极近于词；温庭筠等人将诗歌的移情、烘托、象征等艺术手法运用于词的创作中，促成了词体美质的形成.张英的文章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无题意义等方面论述了李商隐诗与婉约词的关系。高骅文论述了“温李”的古体诗、近体诗与词的关系。叶帮义、余恕诚文从题材、境界、意象、情调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歌渐入诗余的现象。李定广文论述了温庭筠诗词的一体化。李静、唐颖菲文论述了李商隐的爱情诗表现出以词为诗的特点。王伟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借鉴诗情景相交之法而形成委婉含蓄的词风。黄立芹文论述了李商隐诗中的词化现象，论述了温庭筠绮艳诗的创作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对其词的影响，探讨了温诗温词在女性形象、意象运用、意境表现等方面的内在关联。余恕诚文从表现“迷魂”、“心曲”，心象融铸物象，意象错综跳跃，接受楚辞影响等方面论述了“温李”绮艳诗风与花间词风的关系。余倩的文章从总体风格、题材、绮怨形象、意境等方面论述了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的词体特征。过元琛文通过李商隐无题爱情诗与温庭筠爱情词在笔法、意象、意境等方面的比较来看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张丽丽文论述了“温李”诗在题材风格、艺术手法、营造意境、语言声律等方面对词的影响。
由此观之，唐诗流变中关于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不够丰富，尚未出现专著。陈伯海先生曾在《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一文中对唐诗研究趋向提出建言：“唐诗流变及其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关系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还要进行深入的探察和剖解，务使历史的总体风貌能得到较为全面而准确的展现，这也是科学总结工作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我觉得目前兴起的综合性课题研究很值得提倡，无论是对诗人群体、流派、诗歌体式、类别、历史时段、地区风貌以及诗歌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乃至各种文体间的交互影响，均尚有深入发掘的余地，只有把这方方面面的环节把握住了，一代诗史的精细脉络才能清晰无误地显露出来。”[8]因而笔者认为，对本文所综述的这一课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注释：
[1]缪钺：《论李义山诗》，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25期。
[2][日]村上哲见著，杨铁婴译：《唐五代北宋词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3]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4][5]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647页，第661页。
[6][7]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第56页。
[8]陈伯海：《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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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理协会成员，把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时反映给图书馆、心理学教师或医生。图书馆在阅读、流通两大接触学生最多的部门，挑选出热爱这项工作，并具备相关知识的专职人员，根据医学生的心理需求，有针对性地、经常地提供心理咨询书目、刊目、专题文章，指导学生阅读。
【关键词】心理协会成员 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 反映给图书馆 心理学教师或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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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89年，赖尔登和威尔逊分析了1981年以后的所有试验报告，得出结论说：“图书治疗是有效的，特别表现在增进自信、改善行为和改善人际关系方面”。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一般从认同、净化和领悟等几个角度来解释图书阅读的机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经历着与作者同样的心理历程，这种历程是从艺术形式的意识和知觉发展到潜意识的阐释，直至引起“本我”的反响和“自我”的放松控制，作品内容与“本我”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审美的幻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我”的欲求得到了有效的释放，同时避开了“本我”的欲求产生的恐惧和“超我”的压力，使读者恢复到和谐状态。文字作品的内容使人的内心冲突外化，而人的心理活动又使文字作品的情绪内容内化，成为人的总体行为的一部分，这种整合最终就产生了领悟。医学生喜欢到图书馆去找“心药”，首先是经济、简便、及时。高校图书馆对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不必花钱，又可以随时借阅，同时携带方便；第二，图书馆是个人人都去的公共场所，到那里进行“ 阅读治疗”，不泄露任何隐私，没有精神压力，不会有伤自尊。比如，有些心理困扰是难以启齿的，性困惑就是典型的一例。据调查：“90.9%的学生未接受过有组织的性教育”。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体系对性的长期禁锢，使得青少年在性发育成熟到来时，得不到科学的性生理和性心理教育，以致产生困惑。有了性困惑又羞于向别人启齿，图书馆便成了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1997年3月，同济医科大学张揆一教授在《爱情婚姻家庭》杂志上开设的《医学教授谈性知识》系列讲座，受到了的普遍欢迎。它不仅传播了科学的性知识，而且也使读者解除了困惑。此外，目前高校里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老师还太少，设施也不完备，即使想寻求帮助，也往往有许多顾虑和限制，而“图书阅读”弥补了这一不足。中常见的心理困扰和心理障碍，一般都能从图书馆收集的心理学著作和文章中找到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对于渴望更深地认识自己和克服成长障碍的来说，阅读这些著作和文章，就是与心理学家进行无声的交谈。有些同学正是通过读书，鼓起了去找心理医生的勇气。即使没有心理疾患，也可以通过读书增长心理健康知识，增强抵御心理“病毒”的免疫力，开发生命的潜能。可以说，图书阅读既能起到治疗的作用，也能起到预防和促进发展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施这项工作。成立由心理学教师或医生为指导，图书馆员、心理协会成员参加的阅读治疗机构。
心理协会成员，把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时反映给图书馆、心理学教师或医生。图书馆在阅读、流通两大接触学生最多的部门，挑选出热爱这项工作，并具备相关知识的专职人员，根据医学生的心理需求，有针对性地、经常地提供心理咨询书目、刊目、专题文章，指导学生阅读。可以开辟图书阅读阅览室，为了避免出现像心理咨询这样的闲屋”、“轻松一隅”、“心灵家园”等。环境布置要尽可能优雅、祥和、轻松，并备有诸如“解忧”、“饶恕”、“自信”、“竞争”、“悟道”、“拼搏”等导读标志，以方便读者自由选择，在阅览制度上也要有别于其他书刊阅览室的借阅方式，尽量营造出一种轻松、自由、随和的阅读氛围，让图书阅读阅览室成为最喜欢、最愿意去的地方。图书能否象我们预测的那样对的心理调适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引导和启发工作十分重要，图书阅读要求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既需要具有语文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具有哲学、心理学、社会、教育学、医学美生保健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因此，要求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必要时参加各种培训。同时注意学生阅读疗效的观察与跟踪，利用日记、作文等形式与学生沟通，使图书阅读更加有的放矢。大力开展图书阅读的宣传教育，可以组织图书阅读讲座，向学生介绍图书阅读的作用与基本常识。向宣传新的心理健康理念，明白心理健康同身体健康一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出现问题是正常的现象，经过及时治疗可以康复，如果听之任之，也可能加重。这有助于在大学期间，乃至今后到社会上能够自觉而有效地利用图书这种特殊的工具来预防和调适心理障碍，使之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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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生；性别；性别角色；爱情观
分类号 B848.3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07.006
1 问题提出
社会心理学家Rubin（1970）将爱情界定为一个人对某一特定他人所持有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使他（她）以某种方式表现对该特定对象的思考、感情与行为。因为态度是可测量的，所以爱情也可测量。而后，加拿大社会学家Lee（1973）提出爱情的三原色：激情、游戏和友谊，并进而把爱情划分为浪漫爱、游戏爱、同伴爱、现实爱、占有爱和奉献爱等6种类型。（1）浪漫爱类型的人最注重的是对方的外表和身体的接触，只要是好看的，就容易跟对方坠入情网；（2）游戏爱类型的人视爱情为游戏，爱情的关系短暂，经常更换对象，承诺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几乎看不到；（3）同伴爱类型的人感情发展细水长流，平静而祥和，通常刚开始时都只是好朋友的关系，后来才慢慢从相知友谊发展成爱情；（4）现实爱类型的人选择对象以理性条件的考虑为主，诸如教育背景、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5）占有爱类型的人占有欲和嫉妒心强烈，关系也有如风暴，起伏不定，对方一点爱意的表示就会让他狂喜，一点点降温或关系出现点小问题就痛苦不已；（6）奉献爱类型的人与占有型相反，愿意为爱人完全付出自己，关心对方、爱对方而不求回报。美国心理学家Hendrick和Hendrick（1986）根据Rubin和Lee的理论，编制了爱情观量表（Love Attitude Scale，LAS），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确有6个维度，验证了Lee的理论。此量表被多个国家的研究者广泛使用，证明爱情观六类型有较强的跨文化适应性（Neto， Mullet， Deschamps，
Bartos， Benvindo， Carmino， et al.，2000）。
很多研究中涉及性别差异时，sex与gender常常混用，但二者区别甚大，sex指生理性别，而gender指的是心理性别或社会性别，即男性和女性都具有社会文化认同的人格特征（郭永玉，2005）。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学者将男女性别角色特质视为单一维度上的两端，认为男性化特质高者相对的女性化特质必然低，反之亦然。后来的学者则将男女两种性别角色特质视为互相独立或相关很低的特质，它们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很多研究都发现，兼具男性与女性特质的双性化者的性别角色行为较具有弹性，可以根据情景的不同而表现出男性或女性角色行为，因此较容易获得人际交往的和谐与各方面的良好适应（Bem，1975）。我国大陆学者近几年才修订了性别角色量表，有关性别角色的相关研究较少，多数研究者习惯以生理性别（sex）作为自变量探讨与因变量的关系，等于预先承认了所研究的因变量是由生理差异造成的。
许多性别角色与亲密关系的研究发现，双性化者的亲密关系优于其他性别角色类型者，而未分化者最差（Antill，1983；Bailey，
Hendrick， & Hendrick，
1987；Davidson，& Sollie，1987）。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由于双性化者会受到社会期待人们表现与性别相符的性别角色行为的压力，且当本身的两种性别角色无法统合或转换不适应时，可能使其感受到比其他性别角色类型更多的角色困扰（李美枝，钟秋玉，1996）。在爱情关系方面，同样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尚缺乏使用标准化量表的爱情观研究，使得这一问题具备了深入探究的价值。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性别及性别角色的分布及其与爱情观之间的关系。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原则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庆三地的师范类高校以整群取样和个别取样结合的方式对98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收回问卷907份，回收率92.08%；剔除没有回答完整及不认真填答的问卷72份和未通过检测题的问卷13份，共得有效样本822人，占90.63%。其中男生330名（占40.1%），女生492名（占59.9%）；平均年龄21.23±1.57岁。
2.2 测量工具
2.2.1 爱情观问卷
采用Hendrick夫妇（1986）编制的爱情观量表，参考我国台湾学者张志成（2005）的译本，根据内地语言习惯对个别语汇进行了修改。该量表包括浪漫爱、游戏爱、同伴爱、现实爱、占有爱和奉献爱6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7个题项，共42题。被试根据题项所描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回答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采用Likert五点计分。各分量表总分即反映被试的爱情观倾向。此量表的编制者Hendrick夫妇（1986）报告其6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62～0.84之间，重测信度在0.60～0.81之间；效度方面，6个因素共可解释44.2%，因素负荷量介于0.33～0.83之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使用此量表时进行的信、效度检验结果与之接近（张志成，2005；吴昭仪，吴丽娟，2005）。
2.2.2 性别角色问卷
选用钱铭怡和张光健（2000）编制的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该量表包括男性正性量表、女性正性量表、男性负性量表、女性负性量表以及中性干扰量表共5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20个题项，共100个题项。题项均为描述男性及女性特征的形容词，顺序随机排列，回答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采用Likert五点计分。
2.3 数据收集与整理
问卷的施测采用团体施测和个别施测两种方式。团体施测以班级为单位，主试由心理学专业教师担任；个别施测以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在自习室、寝室等场所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两种施测方式分别发放问卷585份和400份。
采用SPSS21.0建立数据库，进行卡方检验、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总体情况
爱情观量表的6个分量表、性别角色量表中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总分均大体符合正态分布。爱情观6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46～0.69之间，男性化与女性化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0和0.88。爱情观量表中浪漫、游戏、同伴、现实、占有和奉献爱的平均得分依次为20.11±3.17、18.77±3.55、23.69±3.88、22.14±4.20、22.66±3.79、25.07±3.83。
3.2 性别与性别角色
性别角色类型的划分采用Spence（1993）的中位数分类法，即找出总样本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中位数（分别为119.5和129），男性特质高于中位数、且女性特质低于中位数的为男性化类型；男性特质低于中位数、且女性特质高于中位数的为女性化类型；二者皆高于中位数的为双性化类型；二者皆低于中位数则为未分化类型。被试中各性别角色类型在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如表1所示。
经卡方检验，本研究中男性被试与女性被试相比，不同性别的性别角色类型显著不同，χ2（3，822）=26.254，p
3.3 性别、性别角色与爱情观
根据Anderson（1986）对性别角色数据分析方法的建议，首先计算男性化得分、女性化得分与爱情观6个分量表之间的相互关系（见表2）。可以看出，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存在显著负相关，与浪漫爱、游戏爱和奉献爱均有显著正相关；女性特质与游戏爱显著负相关，与现实爱、占有爱和奉献爱显著正相关。虽然性别角色特质与爱情观之间显示出一些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应该注意的是，其相关系数值均不高（0.095～0.227），这可能是受样本量较大的影响。使用方差分析进一步验证性别、性别角色类型与爱情观的关系。
4 讨论
4.1 性别与性别角色的分布
我国大陆学者以大学生为样本的性别角色研究发现，各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但不同性别的性别角色类型差异显著，男性样本中的双性化类型最多（钱铭怡，张光健，2000；杨玲，王雄雄，2005）。本研究总体样本中各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女性样本中女性化类型最多，与钱铭怡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但男性被试中的男性化类型最多，未分化类型其次，结果与上述研究并不一致。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取样的地域在东北地区，样本以东北人为主，东北男性的性别角色中可能男性化更突出，即所谓“东北爷们儿”。可以看出本研究中男女大学生仍受传统性别角色观的影响，男性更多男性化，女性更多女性化。当今社会对跨性别角色者的态度愈渐宽容，现实中存在着男性女性化者相对于女性男性化者承受更多的社会压力，而具备男性特质的女性在社会竞争中更有优势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前因后果都是十分值得心理学工作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4.2 性别与爱情观
我国台湾学者研究发现，女生的爱情观比男生具有更多的现实成分（董福强，2004；吴昭仪，吴丽娟，2005），而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浪漫爱、游戏爱和奉献爱（卓纹君，2004）。本研究发现，男性样本的浪漫爱、游戏爱、同伴爱、占有爱和奉献爱都显著高于女性样本，只有现实爱得分略低于女性样本。显示出男性比女性在感情上更倾向真情的投入，情感表现较女性浪漫、热烈，也较勇于付出，而且带有游戏性，与西方的研究结果类似。男性在求偶过程中一直扮演主动的角色，而女性在感情发展的过程中多半扮演被动等待与抉择的角色（李美枝，钟秋玉，1996）。这个现象可从两方面解释，一是从生物演化的机制上说，男性生物遗传的生理机制表现为明显的性需求和繁衍后代的任务；二是从社会文化的角色期许上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追求往往需要冲锋陷阵般的投入与付出，才有赢得美人芳心的可能。
4.3 性别角色与爱情观
本研究发现男性化特质与浪漫爱和游戏爱显著正相关；女性化特质与现实爱和占有爱显著正相关、与游戏爱显著负相关；两种性别角色特质都与奉献爱显著正相关。男性化者较女性化者更倾向于游戏爱，而女性化者更倾向于现实爱和占有爱。可见中国大学生的爱情观仍多少反映出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的期许，“大丈夫何患无妻”式的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规范还未完全被“男女平等”的观念取代。
很多关于性别角色类型的研究都显示，双性化者有着相对较好的社会适应和人际和谐水平，有学者认为浪漫爱与游戏爱都是不适应的爱情观，并发现双性化者具有较少的不适应的爱情观，由此认为双性化者会发展出更和谐的爱情关系（王庆福，王郁茗，2003）。但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即女性化者在占有爱中显著稍高于其他性别角色类型者，其余未见差异（卓纹君，2004）。本研究中的双性化样本的浪漫爱和游戏爱得分并未明显低于其他性别类型，其浪漫爱的得分反而最高。比较明显的是，男性化样本存在相对较多不适应的爱情观。造成这些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有：（1）所使用的爱情观量表需要根据我国国情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删除或添改不适当的题目；（2）所用测定性别角色的工具不统一；（3）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大学生的爱情观在性别角色上确实存在差异，这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表明，分别以性别和性别角色为自变量得到的，其与大学生爱情观的关系并不一致。性别与性别角色对爱情观的影响不具有交互作用。相对性别而言，引入性别角色变量能够深入探讨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对人们心理及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中性别角色特质与部分爱情观的相关显著但相关系数并不高，虽然使用方差分析方法弥补，但本研究的结论仍受一定制约，有待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在爱情观上，男性接收到的多是诸如“妻子如衣服”这样的信息，而女性则接收到“女怕嫁错郎”的信息，不同的生物性别取向和社会性别角色期许在择偶和婚配过程中的关系不可分割，今后可以对不同性别角色类型搭配的情侣或夫妻的爱情关系及相关因素进行进一步研究，不仅极具理论研究价值而且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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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当代大学生的恋爱心理探讨
摘要：恋爱是大学校园中被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能否处理好恋爱关系，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非常重要。恋爱是两个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也是培养爱情和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代大学生的恋爱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而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因素，也关乎着爱情之花能否开得艳丽、长久。
关键词：爱情 大学生 恋爱观
当代大学生普遍处于心理断乳期，心灵的空虚需要某种东西来充实，而爱情作为人类美好的情感被大学生所向往和体验。可是当爱情匆匆来临时，他们又惊慌失措，不懂得如何去恋爱，没有过多地考虑就陷入爱情的泥沼。当从爱情中失败地退出来的时候，他们又不懂得如何去面对。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对于大学生心理的成长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一、恋爱对当代大学生的意义
（一）恋爱是学习建立亲密关系和逐步培养爱情的过程
恋爱是两个人之间建立某种关系的一个过程，这个关系既是亲密的，也是激情的，也是有承诺的。在恋爱中，两个人要学习如何与亲密的爱人相处，学会宽容、理解，学会如何让恋爱关系成熟稳固，也是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成长。
在恋爱过程中，爱情要巩固和发展就需要不断地培养。爱得久了，爱情会平淡，但这不是因为彼此的爱意淡了，而是在爱情关系中，少了激情，多了亲密和承诺。
不同的交际圈和兴趣圈能够在沟通和交流中让彼此接触新的思想和感受，在不断分享的过程中，新鲜事物不断涌现，这也给爱情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二）恋爱是自我认识与成长的过程
法国作家莫里哀有句名言， 恋爱是一所学校，教我们重新做人！通过恋爱，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在恋爱过程中，彼此就像一面镜子，能够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换句话说，爱情双方能够在恋爱关系中，提高对本来的我的认识，了解真实的我的状况，挖掘隐藏的我的信息，明确未来的我的方向。
二、当代大学生恋爱的特点
（一）自主性强，恋爱行为公开化当代大学生思想比较开放，易接受新观念，独立意识比较强。
在恋爱问题上，大学生往往个性突出，不太受他人尤其是长辈的影响，不再顾忌他人的评价。在恋爱问题上，努力追求自己看好的爱情，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大部分会选择大胆追求和主动表白。
（二）注重恋爱过程，依赖性强
自我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面笑这句话横空出世，物质条件似乎已经成为爱情的核心条件。但当代大学生对待爱情一般不考虑物质、地位等社会性问题。他们往往对精神层面看得较重，注重情感体验和交流。
一些大学生把恋爱当做一种情感体验，恋爱动机多数是为了填补空虚、寻求刺激、追赶潮流。对恋爱过程的过度重视，导致大学生们往往轻视了恋爱结果，这实质上是只强调爱的权利，而否认了爱的责任。同时，大学生们由独生子女的孤独感和习惯了他人的呵护与关爱所致的依赖心理，缺乏独立意识和自立能力，在恋爱关系中容易受挫。
（三）恋爱过程中无条件地奉献
大学生年纪轻、经历少，当他们沉浸在美好的爱情中，当他们遇到家人以外自己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往往视爱情、恋人高于一切，处处想着为恋人多做贡献，对爱情只求付出不求索取，甘愿为对方奉献牺牲一切，只为博得对方欢心。
爱需要付出，而过分的付出是一种情感不成熟、情感缺失的表现。过分的付出，也会导致爱情天平发生倾斜，使爱情双方无法正常平等地相处，久而久之便会对感情造成伤害。
（四）恋爱观念开放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恋爱观念日益开放，很多同学对婚前性行为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认为只要真心相爱，无需指责,传统的观在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中逐渐淡化。
在这种开放思想的影响下，大学生在理智与情感方面处于矛盾的漩涡，恋爱道德弱化，责任意识下降，对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持开放、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三、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一）了解爱情的本质，确立合理的恋爱动机
爱情的本质是给予，是承担责任，是一种奉献，不是索取和占有。正是这种无私的奉献和给予，才使得爱情高尚、纯洁和美好。恋爱动机是保证恋爱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恋爱应当建立在相互了解、志同道合、感情相投、心灵相契的基础之上，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慎独的选择常常经不起考验，带来不良的后果。我们必须摒弃不正确的动机，本着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的态度，努力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二）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
恋爱应当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应当追求持久永恒，同时应当摆正恋爱在人生中的位置。处在恋爱关系中的大学生，应当本着对对方负责的态度，将亲密、激情、承诺紧密结合，绝不能为了一时欢愉，让彼此受到伤害。用脑思考，用心体会，真正的爱情之花才能开得艳丽、长久。
参考文献:
[1]张慧芳。当代大学生的恋爱心理困惑及对策[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6（32）。
关键词：《简・爱》 接受 多视角
自《简・爱》出版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中，已被翻译成世界上20多种语言[1]，单在英国就有20多个版本。其遍布世界范围的文化播散在为其注入新生活力的同时促成了异质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更滋养了它经久不衰的智性生命。
从《简・爱》出版之初所引起的轰动性效应，到“作家三姐妹”公开亮相后人们争相撰写和阅读勃朗台家族人物传记的所谓“勃朗特热”，到夏洛蒂情书被发现时的震动，而使人们对《简・爱》产生的更浓的反谈性兴趣以及到后来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文评对《简・爱》的再认识――甚至是令人惊奇的再创造……《简・爱》及其作者带给人们的冲击不断，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本文就针对《简・爱》的文学接受的多样性进行分析、整理，以期探寻《简・爱》研究的新视角。
一.译介视角
作为一部外国文学的经典之作，笔者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译介问题。
中国对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7年的《译文》杂志曾刊登茅盾的文章《真亚耳（Jeneeyre）》的两个译本。该文比较了伍光建和李霁野的《简・爱》汉译本，评价了两个译本的优劣。20世纪50至70年代末，国内出版发行的《简・爱》译本主要是李霁野的译本。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出版了60多个版本（《简・爱》译本），其中有全译本或缩写本，也有儿童版译本。为了配合读者的英文学习，还出版了多种全本和缩写本的中英文对照版本，甚至还有以连环画形式出版的《简・爱》”[2]。21世纪初的十年间，超过50多个版本的《简・爱》译本在我国问世。此外，各种缩写本口袋书、中英文对照读本、连环画也层出不穷。
20世纪80年代，在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研究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是1983年出版的《勃朗特姐妹研究》一书，该书作者杨静远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最全面译介勃朗特姐妹作品的学者。除《勃朗特姐妹研究》之外，她还翻译了《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以及《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并在《读书》杂志1983年第6期发表文章《一百多年来的勃朗特姐妹研究》。这些研究著作、论文和译著的出版为日后国内夏洛蒂研究以及勃朗特姐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对《简・爱》的研究转变了，但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从译介视角研究《简・爱》的热潮，如：茅盾《的两个译本》（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中国翻译，2003）等，都是从译介视角对《简・爱》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接受视角
近30年来，国内各类刊物上相继刊出《简・爱》研究论文400余篇（可能更多）。早期的30余篇研究论文（1983―1999）多聚焦简・爱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3]，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剖析简・爱的人物性格。大多是从《简・爱》的文本叙述策略、形式技巧和创作风格、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这些因素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大多是在赞扬简・爱的自尊、自立、前卫的爱情观等人性光辉，后来虽然也有出现一些关于简・爱双重性格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这也是文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正常规律，总而言之，在传统接受视角中，对《简・爱》的研究无疑是褒大于贬的。
三.批评接受视角
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刊登的韩敏中的论文《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介绍了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义文论专著《阁楼上的疯女人》，该文标志着国内《简・爱》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引入。
2000年至今的300余篇研究论文多从女性主义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心理批评等视角，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简・爱》这部不朽经典作出了相应的批评，如：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的重新读解》（外国文学研究， 2008 01）；兰守亭《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 02）；季然《浅谈的女性主义特征》（大学英语，2008 05）；马瑞巧《论简爱的心理陈碍及其外化形象》（中国语文，2007 07）都是从《简・爱》中所体现出的新女性形象特征，及其对父权制文化秩序的反叛，笔者认为可以说是承袭传统接受视角却利用新的理论进行再研究的成功范例。
四.多元化研究趋势
经笔者粗略统计，近10年来，国内的《简・爱》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一现象想必与理论的进步和文本的丰富寓意是分不开的。
1.后殖民视角
近10年来，有许多研究先从后殖民视角切入，以期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人物形象入手，以此阐明的殖民主义主题及其对小说叙事、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揭示殖民主义文化对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人格扭曲与分裂等异化影响[4]。
如：贾文胜《与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中国语文，2006）；罗世平《凝视：后殖民主义文学折射》（国外文学，2006 04）等都是从后殖民这个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2.《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视角
《简爱》成功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一个经典女性形象， 其独立自尊的生活态度及争取平等的爱情观念备受赞誉， 而其矛盾复杂的宗教观念饱受争议。很多研究尝试从作者生活背景的宗教溯源、作品典型人物的宗教色彩及女主人公的自我救赎等角度探讨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5]。
如：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大学英语，2007 04）；杨小洪《：圣经与前圣经场景的双重投影》（外国语 2003 03）；王一平《对的恪守与反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05）等都是从《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这个新视角来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3.《简・爱》中火、鸽子、月亮及冰等意象的研究视角
笔者发现近年来，有不少别出心裁的研究，如：范彩霞《从的“火”意象看夏洛特・勃朗特的生态女性意识》（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 03）；龙丽伟、魏现江《小说中梦境的审美分析》（铜仁学院学报，2007 04）等，都是标新立异的研究结果，以期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分析出《简・爱》艺术效果和艺术张力[6]，探究其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
这些研究别出心裁，研究视角独特，但是研究结果也同样吸引眼球，值得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展开。
4.比较文学文本研究视角
《简・爱》研究论文的另一大板块是《简・爱》与其他文本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简・爱》与《藻海无边》的比较研究和《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比较研究居多。其他涉及到的比较文本有《苔丝》、《蝴蝶梦》、《红字》、《傲慢与偏见》、《飘》、《名利场》、《金色王国》、《法国中尉的女人》、《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以及跨文化比较文本如《红楼梦》、《庭院深深》、《伤逝》等。总体说来，这些研究的内容和切入点大多比较单一。在《简・爱》的经典重写研究方面，视点过分集中在《藻海无边》和《蝴蝶梦》两个文本，对《简・爱》的其他重写或改写文本则无人问津[7]。
笔者认为虽然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是却总是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研究视角，很值得深入探讨，也很有研究价值。
5.其他视角
此外，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勃朗特的宗教观、小说中出现的神话传说以及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刻画也得到了研究者相应的重视。在上述几方面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有：理查德・邓恩的论文《自然的心：简・爱的浪漫主义》，芭芭拉・哈迪的专著《恰当的形式：关于小说的论述》，菲利斯・C.・拉尔夫的专著《维多利亚改写：童话，青春和女性成长小说》；F.A.C.威尔逊和盖尔・B.・格里芬的论文《淡黄色花环：勃朗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和《爱德华・罗切斯特的人性化》，简・米勒的专著《书写男人的女人们》。
在卷帙浩繁的《简・爱》研究中，不乏探究该作品文学源流的力作。这些著作或论文揭示出《简・爱》对圣经文学以及英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皮尼翁在《勃朗特指南》中列举了勃朗特作品对《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引用。米尔盖特在论文《简・爱的心路历程》，巴里・考尔斯在专著《维多利亚小说中世俗的朝圣者：小说作为生活教科书》中分别探讨了班扬的《天路历程》对夏洛蒂・勃朗特的影响。
近20年来，国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简・爱》的跨文类、跨文化与跨媒介重写现象，将这部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巨大网络，探究《简・爱》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的播散。由英国霍尔大学19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专家帕特兹・斯通曼撰写的《勃朗特改编：〈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文化播散》（1996）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辅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结合各个时代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作者斯通曼梳理了《简・爱》与《呼啸山庄》自出版至20世纪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上述两部小说的批评接受与读者接受，并在该书的附录中详细列出自两部小说出版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各种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的目录，为《简・爱》重写现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重写作品的阅读过程与写作过程，斯通曼教授试图探寻生成性文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改编，以及这些改编与其所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8]。
笔者甚至还找到了一些更加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如：龚晨枫《法律与文学视角下的》等，更是从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且得出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结果，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恰恰说明了文学接受存在多种可能，有待我们去开拓。
五.结语
寓意丰富又无确定指向的文学文本，具有产生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学的特点――语言艺术的丰富性、形象话语的开放性和文本蕴意的多义性使其具有发挥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而且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决定着文学功能实现的方向和程度，这也就是说文学文本意义的实现与接受有关。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简・爱》这部不朽的经典之作来说，还是存在着多种阐释和接受可能的。时至今日，《简・爱》的各种小说及诗歌重写，由小说《简・爱》改编而成的各种舞台剧、音乐剧、电视剧、电影和广播剧，以《简・爱》故事为蓝本的插画及绘画，《简・爱》的批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正应了100多年前作者夏洛蒂在《简・爱》中的预言。《勃朗特改编》的作者斯通曼曾用“续写症候群”（the sequels syndrome）一词描述过去30年间不断涌现出的《简・爱》跨文类、跨文化、跨媒介重写，这或许为国内学界日后研究《简・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9]，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能够继续有一些“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来充实和丰富对《简・爱》这部传世经典的研究和再创造。
参考文献：
[1]Stoneman，Patsy.Bronte Transforamtions：The CulturalDisseminations of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M].London：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6：220.
[2]冯茜.英国的石楠花在中国―――勃朗特姐妹作品在中国的流布及影响[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4.
[3][7][8][9]陈李萍.近三十年来《简・爱》的批评接受、读者接受及译介综述[Z].名作欣赏，2011.
[4]贾文胜.《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A].中国语文，2006.
[5]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A].大学英语，2007（04）.
[6]龙丽伟、魏现江.小说《简爱》中梦境的审美分析.[A].铜仁学院学报，2007（04）.
关键词：教材 古诗文 传统文化 情感培养
情感是人类固有的本能，中华传统文化对情感的认识与表达是深沉且丰富的。情感内涵大多蕴含在诗词中，有对情感的体验、对命运的思考、对人生的关照，还有理想状态下的个性逍遥，最终期待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理想境界。它的表现简要概括为：道家关注生命、尊重生命，同时具有崇尚个性的价值取向，指出人应摆脱外在的束缚，伸张个性情感的自由;魏晋名士反对以名教束缚自我，李贽在晚明提出“性情不可以一律求”，不必将个人精神世界纳入单一的纲常规范。某种程度上，情感表达的丰富内容已经在长时间的积累中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这种精神文化产生于人的内心深处，是才情灵智的广泛表达。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册中的古诗文选文以及《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先秦诸子选读》和《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作为古诗文选文教学的载体，对中学生情感培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具体分析其古诗文选文现状和教育意义。
一、基本人伦情感
人的基本伦理情感有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中国传统文化以感情为人际交往的联系方式。传统精神文化里人的情感倾向主要表现为：喜聚不喜散，寻找对象进行情感寄托，重视情感关系的连结，感叹悲欢离合等。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囊括了生活中的细微情感、至情至性，他传达的物是人非的悲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祭十二郎文》对亲情的重视不言而喻;苏轼的《文与可画oY谷偃竹记》追忆平凡小事，相比强烈的感情迸发，他悼念亡友的情愫更为细腻;屈原《湘夫人》在政治悲剧之外也展现了相爱而不能相聚的苦痛;《孔雀东南飞并序》《氓》描写爱情婚姻悲剧，情感描写同样细腻;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一剪梅》描写爱情虽然含蓄，但是对相思之情和韶华逝去的叹息尤为深沉。思乡之情主要显现于周邦彦《苏幕遮》、纳兰性德《长相思》等，与《采薇》、韦庄《菩萨蛮（其二）》相似，都抒发了漂泊在外、有家难回的困顿心境。黄遵宪《今别离（其一）》、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涉江采芙蓉》描写离别，表现出人类为分别苦恼忧伤的普遍情感。
以上涉及亲情、爱情、乡情、友情离别和失去等情感的选文篇目抒发了人类对自己生存状况的深切思考和对悲剧命运的感悟。教材选文本身完整地囊括了情感类型，关注细节上的生活体验，展现人性美好和脆弱的一面――渴望拥有亲情、爱情、友情，恐惧离别和孤独，怀念美好情感，慨叹年华易逝和生命的短暂。选文客观上已经将这些情感很全面地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在教学中能够对其进行深入挖掘，特别是在诗歌教学中，情感的体验始终值得开拓和推进。
二、悲愁之情与悲悯情怀
传统社会对命运的思考，源于魏晋时期。当时的人们开始关注个体生命自由，为人生的种种束缚与失意而悲哀。他们对时间和死亡的恐惧，发展成为对人生价值的探索和创造，进而指向对慈悲情怀的抒发，以抗争人生的短暂和命运的不公。
方苞《狱中杂记》、张岱《陶庵梦忆序》、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都表现了作者遭到贬谪之后远离故土或国都的孤寂之情;阮籍《咏怀八十二首（其一）》，鲍照《拟行路难（其四）》、白居易《琵琶行并序》描写命运不公的宦海浮沉，寄托着诗人生命无常的悲哀;李商隐《锦瑟》、李贺《李凭箜篌引》抒发了由于人生的复杂和无尽的苦楚引发的伤感;《虞美人》直抒李煜国破家亡的感受，悲痛之情深沉而恳切;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二）》表达了面对时光流逝内心难以排解的孤独寂寥的心情。
李商隐《马嵬（其二）》、白居易《长恨歌》慨叹人的渺小生命在社会政治面前的卑微;司马迁《项羽之死》、关汉卿《窦娥冤》寄寓并且抒写了作者自身对悲剧的看法;杜甫《阁夜》描写战争，表达出对死亡和流离失所生发的悲悯情怀。《红楼梦》的“失乐园”主题则从多重维度深化了悲剧意识，成为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引起后世读者对人性的无限挖掘和反思。
三、情理合一
在对世事人生思考和感悟的基础上，文学作品的一类情感发展成为对悲剧人生的理性探索，另一类则借自然风物为情感解脱助力，达到“物我一体”的精神境界，对此教材中也有所反映。
从《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到《越中览古》，李白抒发苦闷和不得志的情感，在对命运的思考上，一面失意，一面却能在山水之间超越苦难。他表达了人生志向可以追求却不能强行占有，人应当在悲愁郁闷之时寻找解脱的方法;与李白相比，苏轼的旷达则更为深沉，《念奴娇・赤壁怀古》哀而不伤，寄情山水，笑看人生;《赤壁赋》欲求在遭遇贬谪的悲凉心境之下和恶劣的环境中超越苦难，《新城道中（其一）》《游沙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则超越悲伤，体验生命的广阔和放达;刘基《苦斋记》描写的也是面对苦乐相倚的人生的淡然心态。王羲之《兰亭集序》看重自然景物之灵性，情景交融，于生命虽然有所慨叹，但是仍然体现着积极的生存心态;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表达人生短暂的现实和及时行乐、有所作为的希冀;《滕王阁序》在自然风物中寻找出世与入世的交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与姜夔《扬州慢》沉静悠远，在情与景的相聚与分离中回环往复;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归园田居（其一）》表现出浓郁的人生乐趣，陶渊明本人获得了心灵的真正闲适与洒脱。
情感是人的心理需要，现代情感教育归属于人的“心态结构”层面，要求学生能够真切深刻地体验情感并且表达自身情感。“健全人格的研究表明，合理的情感表达和宣泄对人格健康是非常有益的。”[1]于中学生而言，他们情感的感悟和阅历的积淀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一个完整的情感体系引导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生活中情感的内涵、特质、面貌和深层意蕴。发现情感、体验情感、认识情感、珍视情感，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从对自身的关怀延伸到对他人、社会、自然的关怀，成为悲悯情怀的来源。精神层面的情感思考，蕴含着理性的特质，符合情感方式中的现代情感对“情理合一”的追求，这里将理智与情感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意识层面，表明情感在抒发的同时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现代情感服从于理智，“一定的情感抑制和延迟即时反映的能力对于人的道德和心理健康都是必要的。”[2]这也是情感教育的高层目标，就是要学生具有一定的情感承受能力与掌控能力，做自己情感的主人，也能创造、传递积极情感，用积极的情感指导自己的生活。
由此可见，古诗文中表现人类情感的篇目已经涵盖了人格培养中情感方式的各个层面：充分认识并真实表现自我情感，能够理性掌控情感的表现和抑制，并能够将积极的情感传播予他人和社会。
注释：
[1][2]李虎林：《当代人格教育的理论求索与时代建构》，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参考文献：
[1]曾红.传统人格的结构转换和现代延伸[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2]张福庆.解读王维山水诗中的生命精神[J].名作欣赏，2004，（2）.
[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