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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情感剧的概念
都市情感剧,指的是以现代人的恋爱和婚姻经历为主要内容,表现和挖掘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电视剧。它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要内容——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因此从题材上讲,应当说是包含了部分家庭伦理剧以及言情剧。近年来,随着表现内容的丰富、表现手法的多样和剧集数量的不断增多,这类剧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们以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纠葛、婚恋故事为主题,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从而折射出现代人以恋爱观和婚姻观为核心的感情观和价值观的变迁。这些电视剧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剧,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关注现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时,努力挖掘情感与责任、婚姻与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会内涵;同时,由于所涉及的内容与伦理关系和传统的家庭伦理剧相比要相对简单一些,伦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浓厚,而代之以亲和力和感染力,这也成为它能够同时吸引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原因。
当下我国都市情感剧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指出:“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成为中国人通向外来文明的窗口,同时由于工业化的逐步深化和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都市商业文明开始迅速兴起。都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新生的电视剧艺术也敏感地体察到了这个新兴世界的脉搏,感应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变迁的电视剧迅速涌入人们的视野。同时,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说,都市的形成不仅以都市的经济发展为标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现了。这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复杂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机遇、陷阱、矛盾、选择、困惑、失落与希望。他们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也有在艺术形象中寻找认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厚,人们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情感生活作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为日益迫切的事情。这些都为以都市人婚恋和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都市情感剧发展反映出我国当下受众婚姻伦理观念的嬗变
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为现代人带来的绝不只是发达的网络技术、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人类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冲击才更为巨大和深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匮乏。人们需要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吸取经验,有时甚至希望从艺术作品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在商业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内容、地位以及表达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向来引以为豪的家庭稳固、婚姻稳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对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爱情受到挑战,家庭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艺术创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传播的需要和社会的呼应。中国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经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再也无法隔绝于世界之外,被纳入现代艺术的视野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问题的电视剧也因此备受关注。这些作品往往不是简单地去演绎一个“陈世美”或移情别恋的模式,而是深入到伦理、文化的更深层次,表现当代社会在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多重制约下的男女两性性别心理意识及其复杂多样的情感问题,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比如《蜗居》,以海萍、海藻姐妹俩的情感生活与所需求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为故事主线,内容涉及房价、反腐、外来人员融入城市的艰辛等极具时代特点的话题,把当下民众所面临的区别以往时代的困惑一一展现,使观众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开始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取向。在当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一时成为社会性的话题。
都市情感剧对当下受众审美心理的精神抚慰
电视剧从兴起到今天,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土壤、契合大众的需要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及创作者的努力分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娱乐、大众消费的呼声渐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渴望在疲劳的工作之余,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悦,大批的言情剧应运而生。”①这类电视剧从兴起伊始,就主要以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人们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为讲述对象,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喜剧、悲剧、闹剧,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为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有的则以情感人,滋润观众心灵,成为一剂抚慰心灵创伤的良药。
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是艺术表现的永恒题材,美好的爱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恋题材电视剧兼具言情剧与家庭伦理剧的共同特点,既具有时代感,同时又具备与传统因素的契合点,对观众有一种“圆梦”的吸引力。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让它与电视剧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由于“该类题材的电视剧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政治敏感度不强,因而也就在创作上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是电视剧国情化、地域化、叙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现领域”②。
都市情感剧的发展也体现了创作者们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近年来,电视人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深入挖掘,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中国人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危机,充分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正以其丰富的内容、多元化的创作风格以及直面现实的精神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结语
任何艺术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电视剧艺术作为一种现代新兴的艺术门类,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更有着最为敏锐的嗅觉,它关注的焦点,往往就是社会的焦点和热点。处在这一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既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来观察和阐释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来理解和分析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③。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的巨大变革,使得以婚姻伦理精神为核心的我国婚姻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并存的情况。正是这种变迁,使得以表现现代人婚姻情感为核心的婚恋题材电视剧,从创作理念到价值取向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综观近年来数量庞大的电视剧创作,在内容、题材、主题上对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和贴近,创作视角的平民意识和强烈的现实主义再现风格,成为当下都市情感剧的特征。(本文为2010年度南京艺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都市情感剧研究”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DGCYYDS10)
注 释:
①曾庆瑞:《通俗电视剧艺术论——世俗生活的神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关键词：都市文化；精神文化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都市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早期在现代文学作家笔下被讽刺、诟病的都市慢慢地在中国成长壮大起来。然而，这只是相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我们现在都市发展得很快，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都市化道路。
当今，后物质主义对于全球化的世界浸透，是消解人类精神世界坚定的信仰与简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也在充分的利用世界有限资源，鼓励社会快速增长财富的经济自杀行为，重新分配现有生态资源与破坏环境。在全球化推广与蔓延一种狂热的消费主义思潮，使人们按照全球一体化单一生活方式和标准享受幸福的。
超过了个人实际消费能力，追求过度消费为特征，是后物质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全球化的经济理念造就的现代消费时尚观念，就是在营造更加浪漫式或更加快速的消费场景与氛围，去体验对社会财富浪费式消耗的快乐。而支撑这一理由的消费思想，就是生态资源的可替代性，或者说是世界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幼稚乌托邦空想。人们不是去关心自身是否有能力消费或是消费之后果，而是应该及时行乐的快速把握住消费的时尚，在体验性消费热潮中，人们经历着生命无足轻重的快乐冲动与流逝。后物质主义的快乐消费培养起来的情感就是冷漠的忘记一切后果，忘记自身可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伦理。
人们在过度消费中放弃了精神纯粹性的追求。在后物质主义之外，人们的心灵好像已经麻木，难以接受来自精神的愉悦和幸福的体验。人们放弃了信仰和宗教的情感，去单纯的追求后物质主义的浪漫情景，构成了现代社会场面中最动人的激情；人们沉沦于物质财富的占有与消费中，幸福就是如此浅薄的表现为过度消耗中的快乐。人们满足于虚拟的场面所表达的消费的狂热与快乐，汽车、洋房、美女、权力、荣耀……在一片广告语词的诱惑之下，人们接受了当下世界输入给我们的一切价值选择。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今日中国的都市化浪潮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而提到都市，有人认为它是天堂，有人认为它是地狱。我却以为，都市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都市里的生活，常常面临着各种矛盾、误会、陷阱与背叛。换句话说，都市实乃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为我们提供便捷、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时刻制造着冷漠、虚伪、欺骗与龌龊。因此，表现都市生存中的人情冷漠与人性缺失，也成为当下都市生存中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
也许，我们谁也无法阻挡都市化进程浩浩荡荡的前行脚步。但是，倘若这种都市化报之以人们的精神缺失和生存质量危机为代价，那它的意义何在？在这里，无法从哲理上对都市发展的利益双方进行居高临下的思想审判，很多时候，矛盾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或者一人一事。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对广大都市平民和正在融合的农民来说，除了在自身有限的资源上动脑筋，除了想方设法压榨自身潜力博取更多利润，还有什么更直接更迅速的捷径，能够解决现实的困扰和生活的窘境呢？如某些文学作品中所写：城里人听着多好多滋润，实际上很多都市平民都在为养家糊口，还完房贷之后争取把生活质量弄得好一点而不断奋斗着；对农民而言，外出打工有打工的难处；留下的还有留守妇女和儿童问题；精神信仰和婚姻财产问题等等……这就是当下不可避免的现实！
英国都市规划学者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都市》中对都市化的问题提出了反思。霍华德认为，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都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都市的研究比较物化，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而都市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都市的主体不应该是物质，而应该是人。”
寻求都市困境的解决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质的都市生活，推动中国的都市转型成功。
一、直面现实，打造恰当的城市品牌
不少城市都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获得外界的关注与尊敬，从而摆脱内在的焦虑与空虚。标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
但正如古人说“百年而可以谈礼乐”，城市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传承，而不是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来的商品。由于这个深层的问题，在很多城市的品牌战略与追逐驰骛中，上演的多是一出出暴发户附庸风雅的闹剧。特别是由于这个过程本身严重透支城市的文化资源、恶性损耗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态，因而表面上繁华和强大的城市躯壳包裹的却是一颗极为孱弱和发育畸形的文化灵魂。中国城市由此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上日益陷入焦虑与危机中。因此，必须根据本地实际，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打造恰当的城市品牌，用其带动城市经济健康稳定前进，切勿贪功冒进，得不偿失。
二、避免城市异化，激发文化自觉
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是人们对城市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疏导和化解。
对此，一方面以对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取代以竞争力、GDP排名、总部经济、投资潜力、百强等硬实力排行。尽管这主要是中国城市化“倒逼”的结果，但对疗救在经济发展中被恶性损耗的城市文化机能无疑是一方良剂。另一方面，激发城市文化觉悟，依据本地实际进行城市转型，把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化解当代人与城市之间日益严重的离异感或流浪感，集聚离散的人心和逐渐冷却的人气，把城市建设为平民的当代家园，精神上觉醒市民阶层的集体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把文化建设扎扎实实地推进下去，为都市化进程的“软着陆”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三、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让更多文化转化为生产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发达的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以及优秀的文化产品既可以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又能利用其商业网络迅速的传播城市文化，传承人文精神，加速文化输出与交流，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因此，城市文化产业建设要重点发展文化产品提供和地区教育产业，加大文化研发力度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 陈劲松.《中国当下都市生存背景中的文学书写》，《文艺评论》，2011年09期.
[2] 刘士林.《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文汇报》，2011年8月.
1.1信息化指数模型
国内外学者对信息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理论开展了多年的研究工作[19]，分别从信息经济理论基础角度、社会与经济关系角度2个方面，阐释了信息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波拉特法[20]和RITE模型[21]分别是这2个不同角度的代表方法。其中，波拉特测算方法比较复杂，同时与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统计方式也不相符合，因而国内很多研究人员倾向于采用日本的RITE模型，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类社会信息化程度进行度量。日本学者小松峙清介提出了RITE模型的信息化指数，主要从广播、邮电、电视新闻等行业中选取通信主体水平、信息量、信息系数、信息装备率等进行信息化程度的度量，包含11项具体活动指标，如图1所示。RITE模型是利用统计数据计算出上述4个方面的指数，然后相加得到社会经济信息化总体指数。
1.2基于层次分析法
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采用的是等权重赋权的思想。结合中国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和数据统计情况，以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为基础，改进了部分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信息化指数进行非等权重赋权，克服了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采取等权重不足，以适合中国都市农业信息化指数的测算。结合农业信息化的实际特点，从通信主体水平、信息量、信息系数、信息装备率等4个方面选取了12个相关指标，提出层次分析法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该模型除“通信主体水平”指数未变外，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调整了其他指标。一级指标分别为信息量、通信主体水平、信息装备率、信息系数4个方面。对二级指标进行了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调整：（1）“信息量”中删除原模型中“每平方千米人口密度”、“每万人书籍销售点数”，增加更能反映信息量的“人均年邮政业务总量”、“人均年电信业务总量”，并将“人均年通话次数”界定为“人均年长途电话通话次数”；（2）“信息装备率”中分别界定“每百人电视机数”、“每万人电子计算机数”为“农村每百户彩电数”、“农村每百户电子计算机数”；（3）“信息系数”中增加了“农村家庭第三产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对各一级指标进行两两比较，由专家咨询和定性判断，确定各项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建立矩阵进行重要程度比较。通过式(1)计算，得出各一级指标A、B、C、D的权重值分别为：WA=0.353，WB=0.353，WC=0.177，WD=0.117。同理建立各二级指标的比较矩阵，其中“通信主体水平”和“信息系数”各二级指标权重相同。得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分别为：WA1=0.287，WA2=0.287，WA3=0.142，WA4=0.142，WA5=0.142，WB1=0.333，WB2=0.333，WB3=0.167，WB4=0.167，WC1=0.5，WC2=0.5，WD1=0.5，WD2=0.5。最终农业信息化指标公式为：S=∑(Wi∑WijSij)，其中S表示农业信息化指数；Wi表示一级指标i的权重值；Wij表示一级指标i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Sij表示一级指标i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指数数值。层次分析法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及各项指标权重值，如表1所示。
2农业信息化与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2.1北京市农业信息化相关指数计算
为了分析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发展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北京市200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得到北京市农业信息化各级指标、农业GDP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值（第三产业中除去交通运输、餐饮住宿、金融、房地产等外GDP值）。以2000年为基础年份，计算出2001—2010年北京市农业信息化各级指标指数和其他数据指数，如表2所示。
2.2结果分析
以第三产业中除去交通运输、餐饮住宿、金融、房地产等外GDP指数代表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GDP指数，比较北京市农业信息化相关指标指数，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指数与农业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都成正相关性，表明农业信息化各项指标的增长，对农业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可以看出农业信息化指数增长与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增长具有高度一致，说明农业信息化发展对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增长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农业信息化指数增长对农业DGP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结合北京市周边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度，而其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又是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要发展模式的都市型农业，因此农业信息化对促进第一产业（农业）GDP发展的作用非常有效，而在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特别是推动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方面更为有效。
3政策建议
农业信息化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对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与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农业信息化对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研究还比较少。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指数与农业GDP、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农业信息化对促进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起到关键性作用，农业信息化与促进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成正相关性关系，因此在未来都市型农业发展中，需要加大农业信息化投资力度，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如提高农村地区用户的互联网入网数量、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加大农村人口的高等学历教育等，进而推动都市型农业全面快速发展。
4讨论
都市情感剧的概念
都市情感剧,指的是以现代人的恋爱和婚姻经历为主要内容,表现和挖掘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电视剧。它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要内容——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因此从题材上讲,应当说是包含了部分家庭伦理剧以及言情剧。近年来,随着表现内容的丰富、表现手法的多样和剧集数量的不断增多,这类剧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们以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纠葛、婚恋故事为主题,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从而折射出现代人以恋爱观和婚姻观为核心的感情观和价值观的变迁。这些电视剧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剧,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关注现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时,努力挖掘情感与责任、婚姻与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会内涵;同时,由于所涉及的内容与伦理关系和传统的家庭伦理剧相比要相对简单一些,伦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浓厚,而代之以亲和力和感染力,这也成为它能够同时吸引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原因。
当下我国都市情感剧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指出:“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成为中国人通向外来文明的窗口,同时由于工业化的逐步深化和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都市商业文明开始迅速兴起。都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新生的电视剧艺术也敏感地体察到了这个新兴世界的脉搏,感应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变迁的电视剧迅速涌入人们的视野。同时,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说,都市的形成不仅以都市的经济发展为标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现了。这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复杂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机遇、陷阱、矛盾、选择、困惑、失落与希望。他们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也有在艺术形象中寻找认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厚,人们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情感生活作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为日益迫切的事情。这些都为以都市人婚恋和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都市情感剧发展反映出我国当下受众婚姻伦理观念的嬗变
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为现代人带来的绝不只是发达的网络技术、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人类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冲击才更为巨大和深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匮乏。人们需要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吸取经验,有时甚至希望从艺术作品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在商业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内容、地位以及表达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向来引以为豪的家庭稳固、婚姻稳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对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爱情受到挑战,家庭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艺术创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传播的需要和社会的呼应。中国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经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再也无法隔绝于世界之外,被纳入现代艺术的视野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问题的电视剧也因此备受关注。这些作品往往不是简单地去演绎一个“陈世美”或移情别恋的模式,而是深入到伦理、文化的更深层次,表现当代社会在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多重制约下的男女两性性别心理意识及其复杂多样的情感问题,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比如《蜗居》,以海萍、海藻姐妹俩的情感生活与所需求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为故事主线,内容涉及房价、反腐、外来人员融入城市的艰辛等极具时代特点的话题,把当下民众所面临的区别以往时代的困惑一一展现,使观众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开始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取向。在当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一时成为社会性的话题。
都市情感剧对当下受众审美心理的精神抚慰
电视剧从兴起到今天,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土壤、契合大众的需要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及创作者的努力分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娱乐、大众消费的呼声渐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渴望在疲劳的工作之余,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悦,大批的言情剧应运而生。”①这类电视剧从兴起伊始,就主要以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人们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为讲述对象,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喜剧、悲剧、闹剧,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为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有的则以情感人,滋润观众心灵,成为一剂抚慰心灵创伤的良药。
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是艺术表现的永恒题材,美好的爱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恋题材电视剧兼具言情剧与家庭伦理剧的共同特点,既具有时代感,同时又具备与传统因素的契合点,对观众有一种“圆梦”的吸引力。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让它与电视剧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由于“该类题材的电视剧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政治敏感度不强,因而也就在创作上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是电视剧国情化、地域化、叙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现领域”②。
都市情感剧的发展也体现了创作者们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近年来,电视人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深入挖掘,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中国人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危机,充分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正以其丰富的内容、多元化的创作风格以及直面现实的精神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结语
关键词:体验经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西安
截止2007年底,国务院确定公布了三批及11座增补城市,共11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极强的吸引力在众多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脱颖而出,它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从某种角度看,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是城市旅游和历史文化旅游的复合体,它们彼此互为依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然而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势必映射到旅游活动中,它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之间是否存在不和谐因子,如何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进行优化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体验经济与旅游
1998年,美国学者B.JosephPineⅡ和JamesH.Gilmore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欢迎进入体验经济(WelcometotheExperienceEconomy)”一文。首次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体验是指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从而为个体消费者营造一种难忘的经历。两位学者从“顾客的参与程度”和“与环境的关系”两个层面将体验划分为以下四个组成要素:教育、娱乐、审美和逃避[2]。〖JP+1〗体验经济在服务经济的基础上产生,而又完全不同于服务经济,其实质是强调“顾客参与”和“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顾客的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都将成为“体验”的重要环节,顾客在体验的同时又参与营造了体验的氛围;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吸收(absorption)”还是“沉浸(immersion)”都极大地体现了消费者的主体性和与消费环境的互动性。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性化的服务、个性化的产品和个性化的消费方式将逐渐占据体验经济时代消费活动的主体。
旅游作为体验经济的一种典型代表,在体验经济背景下具有一些新特征:首先,从消费结构看,旅游者更多地关注精神享受和情感需要;其次,从消费内容看,旅游者从习惯于标准化产品和一般化服务向定制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转变;第三,从消费价值看,旅游者由消费“结果”转变为消费“过程”。不再是只关注产品本身,而是关注整个旅游活动过程的感觉和体验;第四,从旅游产品形式看,旅游者更青睐于互动参与式双向沟通型产品。最后,从心智模式看,旅游者由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3]。
二、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不和谐因素
(一)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然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中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矛盾表现突出、由来已久又似乎很难调和。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当然相互促进的一面更好协调也更易理解;而在实践当中,旅游开发者则更多地强调其经济特征,强调文物旅游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即使旅游开发者能够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但因其视角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正如旅游界众所周知的“水洗三孔”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很多争议,的确令人深思。
(二)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
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资源禀赋就决定了其自身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这些城市的旅游资源往往是总量丰富、文物价值高、知识含量高,专业特色浓厚,通俗性较差,参与性较低,或者说静态资源多动态体验少。而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本质是追求审美和愉悦,通过旅游的过程去体验差异和新奇。而且不同于其它城市旅游,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相对而言要求旅游者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较强的感悟能力,具备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素质。然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又要通过旅游媒介(包括旅游中间商、导游服务、目的地居民等)去弥合。旅游媒介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动态体验环节的不足又与体验经济时代的消费特征相抵触。
(三)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
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它的旅游产品形式。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核心产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博物馆类、陵墓类、名人故居、节事类(庆典事件、仿古模拟)、古代建筑、宗教类(宗教建筑、礼仪庆典)等。这种产品形式强调文化性、历史性和知识性。游客体验的本质为“过程消费”而非“结果消费”,体验的核心精神表现为以互动参与式取代单项沟通式。某种程度而言,游客也是“生产者”而非单纯“消费者”。体验经济时代,游客趋向于追求个性化的产品、服务和自身的“沉浸”和愉悦,这种不和谐关系如图1所示。
三、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的理论依据
(一)系统论原理
所谓的系统论是指以一般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也成一般系统论。一般系统论将系统定义为:由若干个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4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系统往往是一个多极的、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一个大系统一般可以分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又可分为多个亚子系统,而亚子系统可以再分。现代系统论的出发点在于运用科学方法寻求系统的最优化,使整个系统的功能大于各子系统的功能总和[4]。
(二)体验经济理论
体验经济及其内涵前面已经有所阐释,此处不再赘述。目前国内有关体验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验经济背景下的特种旅游开发、景区管理模式创新、旅游产品设计等领域[5-7]。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和谐理论
和谐理论的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自构建和谐社会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了旅游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并提出了实现和谐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8]。旅游业以其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影响力大等特点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动力产业之一。和谐理论指导下的旅游发展强调“人地和谐”,即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和谐;“人态和谐”,即旅游者之间、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和谐;“人企和谐”,则指旅游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利益共赢。和谐理论应用于旅游发展的实践,可以归纳为和谐的发展目标、和谐的经营理念、和谐的旅游环境以及和谐的消费意识。
四、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模式
(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结构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需求子系统主要构成要素是旅游者,具体涉及旅游者的欲望、动机、需求、偏好、选择、决策和评价内容;供给子系统则包括核心吸引物(文物、遗址遗迹、历史事件、人物等)、交通、市场营销、信息流和旅游服务等。旅游影响(效应)具有双向性,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效应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需求和供给子系统。旅游环境作为支持系统包括自然和人文两方面,人文环境则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
(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的优化
鉴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构成,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是旅游者以文物、历史事件等为主要吸引物的城市旅游体验活动。旅游体验主要是游客以“三求”为出发点,通过体验过程的“三性”来达到“三感”的目标。所谓“三求”即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三感”即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
1.开发理念优化:突出“三求”,有所选择
首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将有些资源实行“保护”和“开发”相对分离。即不宜开发的旅游资源暂且不开发,以保护为主,谋求长远利益。对于旅游开发价值高的资源进行科学开发,满足旅游者的审美愉悦需求。其次,在开发理念上强化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内涵,改变以往资源导向型的旅游开发模式,变“资源导向型”为“资源依托型”。依托于适宜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旅游者“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的本源旅游体验要求,在文物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
2.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
比较而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有其自身的特点:知识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蕴含大量的知识背景,旅游者自身的知识素养会直接影响旅游体验的质量;并且,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产品往往存在于非自然的历史时期,如遗址遗迹、古代建筑设施、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凝结了后人对历史的诠释和感悟;关注旅游体验的“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不断创新,利用高新技术全方位展示历史文化内涵,是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设计的根本所在。
3.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
旅游服务渗透于游客体验的每个环节,它包括旅游接待的硬件设施,旅游宣传促销和目的地的接待服务等。“以人为本”,为旅游者营造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从而实现旅游者效益的最大化是旅游服务的核心。
五、西安城市旅游发展优化
(一)西安的旅游资源赋存及旅游业发展现状
西安市辖9区4县,在9983平方千米的地域范围,巍峨陡峻、群峰竞秀的秦岭山地与坦荡舒展、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界限分明,构成了西安市的基本地貌。西安市自然旅游资源规模体量大、种类较为齐全,拥有3个主类(缺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标中的天象与气候景观主类)、16个基本类型,共67处资源单体;与自然旅游资源相比,西安市人文旅游资源地位更加突出,全市共有人文旅游资源单体2081个,占到全部旅游资源的969%,涵盖了4大主类、14个亚类和79个基本类型。可以看出,西安市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
丰富的旅游资源不能反映在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指标上。西安虽然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成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人文旅游资源数量多、规模大、品位高、分布广,被誉为中国的“天然历史博物馆”。西安的国际旅游收入和其他城市相比处于很大劣势,在全国排名曾一度降至17名。体验经济的来临,对西安旅游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充分利用优势的文物旅游资源,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西安旅游发展优化的具体构想
1.优化资源开发理念:有所选择,强化体验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产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这些城市所赋存的文物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资源。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要树立“有所选择、注重体验”的理念。不是所有的历史遗存都要开发,也不是所有的文物资源都适合旅游开发。进行旅游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应尽可能具有相对高的审美愉悦价值,尽可能符合旅游者的体验要求。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旅游资源赋存数量多、品位高。但不能追求“高开发利用率”,而是有所选择、走资源开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西安人文旅游资源中比重很大的遗址遗迹和建筑与设施类旅游资源,可以选择性滞后开发或者不开发。
2.旅游产品优化:细分市场、活力精品
西安旅游产品功能结构相对单一是长期以来旅游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西安旅游产品在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突出重点。针对一般国际旅游者特点,突出观光旅游、体验旅游产品。激发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提升西安旅游的国际品牌知名度;其中重点进行秦始皇兵马俑及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和配套,增强参与性、提高感悟性。如博物馆内分设体验区(相关知识竞答、仿陶俑烧制、电脑游戏仿真等)。对国内游客,则融观光、文物、体验、商务会展等旅游产品为一体,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展示西安周、秦、汉、唐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对省内游客,重点依托关中平原向秦岭山地过渡地带的自然旅游资源,打造休闲度假、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产品形式。提升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影响力。
3.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优化:追求人性化
旅游服务的对象是旅游者,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旅游者又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旅游服务要具有“个性化”,追求“人性化”。西安可以借鉴欧洲很多旅游城市,在火车站、飞机场、港口等旅游者集散中心设立游客信息中心(TouristInformation),提供涉及主要客源市场语言的旅游宣传册、地图和旅游专线的票务服务。再加上免费的人工帮助,使旅游者体验到亲切感和满足感。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市场营销在客源地的保持和开拓、市场营销渠道的选择、经销商的选择都有自己的特色。针对国际市场:突出西安作为“秦俑故乡、丝路起点、东方古都”的城市旅游形象;国内市场:突出西安“西部最佳、中国立体博物馆”等城市旅游形象;省内市场:强化“古城新貌、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等旅游形象。可以通过文化传媒、大型节事活动、巡回展览、名人效应等多种途径来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4.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优化:和谐发展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旅游环境系统更多地强调西安作为旅游城市所应具备的有利于游客更好感知西安的通道。该系统的优化存在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耦合,或者说是利益的博弈。最终达到旅游者和城市资源之间的和谐;旅游者和社区居民的和谐;旅游者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旅游影响系统则具有双向性:即针对旅游者又对历史文化名城本身;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如何强化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对旅游者的正面影响,同时减小旅游者对西安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探讨。
六、结论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谐体现在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以及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的不和谐三个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其中开发理念优化要突出“三求”、有所选择;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JP+1〗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为适应体验经济的本质要求,西安旅游应在旅游资源开发理念上有所选择、强化体验;旅游产品上细分市场、活力精品;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领域追求人性化、体现个性化;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系统平衡博弈、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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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建华.系统科学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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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晓琴.体验经济时代下旅游项目设计与实证研究[J].人文地理,2007(3):69-72.
【关键词】电视戏曲 电视化 《窦娥冤》
电视戏曲出现不久，目前一直处于艰苦的创业阶段，虽然我们现在对戏曲与电视联姻后的屏幕形式的多元性还很难作出明确地描绘，但是其广阔前景是可以预见的。目前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可以看到的电视戏曲主要形式有：舞台戏曲实况录像节目、戏曲专题节目和戏曲电视剧。它们分别代表电视戏曲不同发展时期的状况。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蒲剧《窦娥冤》在戏曲与电视结合方面就进行了大胆尝试，全剧采用舞台布景与实景结合，从戏曲电视的发展历史来看，电视戏曲艺术片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更高阶段上发挥电视的优势。为后代学者研究电视戏曲提供了借鉴的榜样。
中国戏曲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传神。传统的戏曲演出，观众只能从一个角度观赏全景式的表演，演员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演员的舞台活动无需交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观众只能远距离地观赏，演员的动作往往是高度夸张的，这些特点都是由舞台演出所决定的。而屏幕中，这些特点都发生了变化。首先，现在的戏剧电视节目都是多机拍摄、自由切换，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多角度多侧面的演员表演，这无疑扩大了观众的视角，尤其是俯仰拍摄，给观众不同于剧场的视觉感受，增加了表演的表现力。但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观众，观众只能随着镜头的推、拉、跟、摇、移去观赏，看到的只是摄像者想看到的，再加上近景镜头的频繁运用，容易造成演员关系的混乱，缺乏彼此的呼应，尤其是戏剧电视剧中的搭景使空间显得有限，人物活动易乱。在这一方面，蒲剧片《窦娥冤》避免了这样的缺点，片中窦娥前往刑场的路途上，整个画面以窦娥为中心，其他人物不上场，人物关系明朗清晰，主次分明。在舞台上人物活动都有一定的规律，人物虽多而不乱，所以说在屏幕上就一定要注意剧场观赏时的整体性特点，全景与中近景的合理交叉，否则多视角的优势可能会变成缺点。其次，电视的小屏幕决定了观众与电视的距离一般在二至三米之间，在镜头运用上也多中、近、特写镜头，由此使得舞台的远距离观赏变成了近距离的审视，这就增加了演员表演的难度，表演上的一点问题就会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如何在实景环境中把握戏曲美的要素，就必须要求戏曲演员有扎实的戏曲表演功底，才有可能使电视戏曲艺术得于日臻完美成热和发展。在戏曲舞台上能产生效应的“明星”的容貌、体态处于次要位置，但在电视屏幕上可能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些艺术家可能因为年龄、容貌、体态等原因，一个中近镜头往往使得观众的美感尽失。这就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多用全景镜头，或者由年轻演员表演，艺术家退居幕后配音。因为艺术追求的是尽善尽美，而电视又是视听结合的艺术，追求画面美感，是其自身规律的要求。蒲剧《窦娥冤》从舞台演出本到电视分镜头拍摄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更是大胆地想象，情景交融，既充分展示电视艺术技巧的运用，又着力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尽力体现戏曲表演艺术的特征，把握住戏曲审美艺术性与电视审美艺术性、构建出鲜活的、有机的艺术整体，使电视戏曲艺术片《窦娥冤》更好听、更好看…… 《窦娥冤》的创作人员热悉戏曲艺术的时空转换关系、把握电视艺术场景写实、时空转换关系、充分利用镜头切换突出简洁，贴切地保持与剧情、人物内心情绪、唱词时空关系的一致、使电视艺术的镜头运用得到了发挥。剧中处，窦娥行刑后，白练瞬间变成红练渐渐消失于漫漫大雪中，紧接着连续几个空镜头，被雪覆盖的台桌以及柱子等等，这一组空镜头将窦娥的冤屈形象地告诉了观众，画面的构思胜过了很多言语唱白的表达，实乃妙不可言，而窦娥在临死之前舍性命含冤情的大段唱腔，丰富的面部表情，戏曲化的技巧身段，又保留并发展了戏曲的精华。既有影视的写实，又丰富了戏曲的写意；既有影视的叙事特点，又有戏曲写意的意境；既保留了戏曲大段唱腔又具备了民族歌剧咏叹调的意蕴堪称电视戏曲的精品。
“境随情迁，时由心变”是中国传统戏曲独特的时空观。其自然环境往往是由剧中人物带出场的，如《窦娥冤》中的大部分情节，就是在写实的景物当中展开的，荒郊野外、庭院、花草、衙门、墙头、夜色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实物。尤其在牢房，窦娥一个人痛苦地回忆过去美好时光，电视戏曲真实地插叙再现了窦娥与相公、婆婆、父亲的美好场面。在真实景物的氛围中，再通过电视画面的着意渲染，使得离别格外令人伤感，且戏曲演员确实流出了眼泪，更让电视观众不能不为之动容。因而，这种写实手法不仅没有破坏舞台戏曲的诗化意境，相反使意境更加优美、深邃，其想象空间更加耐人寻味。
显然，舞台戏曲唱腔的脸谱化和一板一眼的节奏显然己不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要求。现代观众更乐于接受贴近现实的生活化的表演。于是《窦娥冤》中在表现窦娥迎接婆婆时，画面是她焦急表情以及迎接婆婆快步，这本是戏曲舞台的表演身段，但辅之电视镜头的处理技法，既逼真又形象。再如婆婆说道“坐堂招夫”时，窦娥满脸复杂的表情，然后紧接着切到灵位的画面，表现此举对相公的不敬，有预示的作用。这里主人公的表情与灵位紧密联系，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电视镜头的技术化处理，戏曲音乐的歌唱化及念白的口语化，以及字幕的运用等，在戏曲电视中都有所尝试，并不同程度地丰富了电视戏曲的表现手段与艺术内涵，在《窦娥冤》中明显可以看到。当然，并非戏曲电视就完美无缺了，有时因其过多压缩传统戏曲的唱词和舞台剧精湛的表演动作，使得戏迷观众感觉在唱腔与演技上不过瘾，且在戏曲与生活化的结合方式上有时也显得生硬。也就是说，戏曲电视作为传统戏曲嬗变的一种表现形式，既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电视手段，又要保持和发展传统戏曲独特的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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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元素.传统戏曲与现代传媒.艺术研究，2003，（3）.
一、工作目标
通过在淮安高质量举办第29届海峡两岸都市交通学术研讨会，力争将本届研讨会办成全国科协系统影响力最强、学术层次最高、系列成果最为丰硕的海峡两岸都市交通学术会议之一，也将促进淮安市海智工作高质量发展。
预期成果：组织以江苏、淮安交通建设成就为重点的成果展示，广泛宣传“十三五”国家交通发展巨大成就，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搭建两岸专业人员开放交流平台；搭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合作桥梁，推动长三角都市圈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形成专家建议上报中国科协、国台办；组织两岸人才专业考察、专家建言献策，提出淮安发展枢纽经济、建设枢纽城市的对策建议；遴选一批高质量论文，出版有正式刊号论文集；拓展和推动两岸青年人才科技交流、文化融合。
二、工作举措
（一）全方面争取支持。保持与中国科协、省科协、相关主承办单位的密切沟通和联系，及时沟通相关信息，力争使研讨会能得到更多省、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积极争取中国科协领导和省市相关领导的支持。活动拟邀请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理事长、省政府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史和平担任名誉主席，江苏省科协党组书记、执行副主席孙春雷、上海市科协党组书记、执行副主席马兴发和台北市交通安全促进会理事长邱裕钧担任大会主席。认真落实陈之常市长“要围绕会议主题，在交通年度工作中予以重点推进，让与会代表可感知”的批示精神，逐条细化落实。
（二）全身心求实效。为确保本次活动的效果，深入研究历届研讨会的机制和成果，围绕淮安“绿色高地、枢纽新城”发展定位，提出召开圆桌献策会议、合作项目签约的建议，也提出了遴选主旨报告专家、完善活动主题和主要板块活动的设想，得到了省科协的重视，并在论坛方案中予以体现。同时，我们将宣传工作纳入全市外宣大盘子统筹，在信息、体制创新等环节，集聚全国、省级媒体资源，凸显淮安的交通优势，加大媒体宣传力度、激发和放大活动效应。
（三）全景式谋协调。研讨会将按照“项目目标化、目标节点化、节点责任化”的原则，协调做细做实筹备工作，确保在淮安举办一届高质量研讨会。加强与省市科协及市相关部门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对接好各项筹备工作，活动报批、资源汇聚、上下对接等各项筹备工作将有序推进。按照中国科协、省科协相关领导的要求，做好专业展览、疫情防控等相关工作的推进。进行项目化推进，明确责任，挂图作战。
（四）全方位抓落实。本届研讨会精心组织实施研讨会的各板块活动，全方面集聚海峡两岸专家智慧，搭建两岸专业人才开放合作平台，谋划淮安枢纽城市的对策、发展路径，持续推动淮安现代产业创新发展。
一是举办开幕式和主题报告会。拟邀请中国科协、省科协、淮安市领导致辞；拟邀请两岸3位左右重量级专家作主题报告。
二是举办4个专业分论坛。都市圈交通一体化论坛，将围绕都市圈综合交通、城乡交通一体化、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和站城融合主题开展。智慧赋能现代交通论坛，将围绕车路协同与自动驾驶、交通大脑技术及存适性、智慧物流系统建设和数字赋能交通治理开展主题研讨。公交优先绿色出行论坛，将围绕人文交通发展实践、公交优先发展策略、慢行交通出行优化和出行服务信息共享开展主题研讨。都市交通青年论坛，将围绕两岸青年专业人才成长、两岸文化融合开展专题研讨。
三是举办科技成果展示和专业参观。将组织与会专家参观江苏交通发展成果展示；组织台湾及市外嘉宾参观淮安交通建设成就。
四是组织专家建言献策圆桌会.将组织相关专家围绕淮安市交通发展征求与会两岸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
五是举办闭幕式。各分论坛交流汇报成果；第30届研讨会举办地推介。
三、工作进度
1－3月份，研究商讨研讨会主题、内容和组织架构，确定研讨会方案。
4月份底前，完成调研、细化研讨会方案，研究确定研讨会主题、内容和组织架构，形成研讨会方案。
5月份底前，开展论文征集，印发论文征集通知，在海峡两岸同步开展论文征集工作。
6月份，组织论文评审、专家邀请，对征集到的论文进行评审，确定交流论文，编撰论文集，邀请演讲嘉宾。
6月份，完成会议报批，向江苏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报批、中国科协的项目经费申报等工作。
本研究从检视都市计划中市场用地的必然面与偶然面出发，探讨这两者的转变对台中市忠信市场的影响。
关键词：忠信市场；市场用地；都市更新；都市计划；都市区位轮替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一、 研究动机
本研究计划旨在从都市计划公共设施市场用地的「必然面与「偶然面来
探讨忠信市场的现在与未来发展方向。
二、研究目的
1.探讨都市计划中公共设施市场用地的发展情状况与现有法规机制。
2. 了解不同相关者（包含进驻之艺术家对忠信市场有感之居民与开发建商等）的看法与忠信市场存续及再造方向。
第二节、研究范围与方法
一、研究范围
本计划研究范围为位于美术园道的忠信市场为台中市都市计划市场用地 65
号，面积 0.4497 公顷。
（1）、质化访谈法
（2）、口述史法
（3）、文献分析法
（4）、历史研究法
（5）、归纳法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探讨
为了探讨市场用地必然与偶然的发展，在文献回顾中分别针对这两点列出下列几项相关文献，首先从忠信市场的基本介绍开始，再到历史背景、都市计划发展过程。
第一节、市场的界定与其发展及演变
一、 市场意义的界定
设置固定摊位及店铺，或仅设置固定摊位，集中零售物品的交易场所， 都可称之为广义的市场；也可以指一种具体的空间组织，及一般商贩聚集营业的场所，此为狭义之市场，本文中的忠信市场，是指狭义的市场，有具体的空间。
第二节、忠信市场相关介绍
一、忠信市场基本介绍
位于美术园道的忠信市场为台中市都市计划市场用地 65 号，面积 0.4497
公顷。
二、忠信市场内外部配置与相关数据
第三章 忠信市场的演化过程
第一节、忠信市场的演化过程
依据忠信市场的历史大事纪，可将忠信市场的演变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
一、市场成立之前（公元 1969 年前）
台中市因为气候良好与水源丰富的缘故，大多为农业发展中心，而忠信市场、美术馆附近的区域原先也是散布着农田，种植着稻作，并有着一些小聚落。
二、市场成立之初 （公元 1969 年～公元 1983 年）
在 1969 年前后，随着工业转型，小型工厂陆续迁移，大卖场陆续在周遭兴建营业，也对忠信市场起了影响， 致使其市场机能渐衰，顾客开始转移出忠信市场。
三、文化中心与国美馆 （原台湾省立美术馆）设立的影响（公元 1983～公元 1994
年）
公元 1980 年政府在英才路 600 号现址成立了文化中心，附近的环境景观及型态开始转变。文化中心于 1983 年 11 月 12 日竣工，而国立台湾美术馆则于 1988 年 6 月 26 日开馆，这些都再次影响忠信市场。
四、美术园道商店街管理委员会出现的影响（公元 1994 年～公元 2008 年）
1990 年代左右，由于之前建商将住户之间的道路都捐给了政府以省税收及所有权问题限制，没有随着周遭都市发展而重建的忠信市场，相较之下，逐渐显得没落。
五、文创产业进驻 （公元 2008 年开始至今）
初次发声的中部艺文团体「德旺公所于 2011 年左右进驻， 其间陆续也有私人艺廊、咖啡艺文空间、美术社、裱画店的设立。
六、都市更新阶段 （公元 2012 年开始）
在周围的建筑空间都逐渐改变为更加现代化的状况之下，忠信市场却仍然维持着它最为初始的面貌。2012 年，由鼎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都市更新案在此展开。
第五章 结论
此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以都市计划者的角度来探讨忠信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计划希望可以从市府之报告书与目前发展推估其未来可行之发展情况。从市府报告中发现忠信市场并不是政府致力关注的重点，对于忠信市场的篇幅极少，也未有详细的建议与发展方向，使研究增加困难度，因此，计划从报告书中所提及之案例是否能套用或是延用到忠信市场这方向着手，探讨忠信市场未来发展方向，再从相关法规探讨其发展性，最后，尝试以这些经历，预想忠信市场未来可能之发展方向，以其作为后续参考之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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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口径狭窄
传统农学专业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玉米、小麦、水稻，而北京郊区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三大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缩小，甚至生长期间需水量较大的水稻已经限制生产，小麦亦改为节水种植。有限的农用土地逐渐被籽种农业和设施农业的兴起所占领，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应用的舞台日渐缩小。
（二）专业课程老化
传统农学专业的骨干课程主要是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和作物育种学。作物栽培学和耕作学课程的学习目标是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面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农作物种植的多元化、生产的机械化、设备的现代化和农业功能的转化，其学习内容与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渐行渐远。
（三）实践教学简化
学校正向综合大学转变，原本在校内的农场、实验田逐渐被其他功能的建筑所替代，实践教学远离教学区，实验课与理论课在不同场地进行，增大了实验课的难度和成本，原来每天都要求观察农作物生长情况的教学安排，在成本约束下，变成了一次，投入时间少，学生学农兴趣很难形成。（四）动手能力弱化在教学改革“厚基础”的大背景影响下，专业课时逐渐减少，相应的实践学时也在减少,在规定的实践教学时间内，很难培养学生扎实的实践技能。实验课中以验证性实验居多，教师无法得到学生掌握实验技能情况的反馈，学生也以考试能过关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导致实验设计能力差、独立操作能力差。
二、专业方向与课程体系的改革
针对上述问题，按照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和专业教师的业务优势，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提出了“适合北京需求，培养都市型农业人才”的原则，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专业方向，构建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争创特色专业。
（一）调整专业方向
农学专业的支撑学科以作物遗传育种学科为主，作物遗传育种学科是北京农学院重点建设学科，硕士点之一，以农作物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为特色，先后选育出6个小麦品种，6个玉米品种，4个小豆品种，2个大豆品种，师资力量在种子科学方面有优势。其次，根据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籽种农业将成为北京农业的优势产业。因此，农学专业在2003年第一次改革时，将专业学习方向调整为“种子科学与工程”方向。2006年，又针对北京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专业领域，借助本院园艺学科和北京都市农业研究院（北京农学院）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增设了“观光农业”的学习方向。至此，农学专业包括：“种子科学与工程”和“观光农业”两个学习方向，形成了培养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观光农业两个核心产业所需人才的新型农学专业，每年两个专业方向各招收一个本科生班。农学专业的两个专业方向直接针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的人才培养，特色鲜明。“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北京籽种产业发展需要的，掌握种子科学与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理论、技能；懂得国内外种子法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能在种子管理部门、种子加工与生产、种子营销企业等领域和部门，从事新品种选育、种子繁殖生产、种子检验、经营与管理等工作的专业人才；“观光农业”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掌握观光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观光园区、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高科技现代农业园区等部门和领域，从事技术指导、规划设计、项目策划和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构建新型专业课程体系
2005年在北京市教委“农学专业课优化整合及骨干课程体系的研究”教改项目的支持下，根据专业学习方向和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并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手段进行深入调整。经过反复修订，形成了现在的专业课程体系。“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植物育种学》《种子生物学》《种子生产学》《种子加工与贮藏》《种子检验学》《种子法规》《种子经营与管理学》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种子营销学》《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园艺学概论》《植物种质资源学》《国际贸易学》等。专业课程体系以新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加工、贮藏、质量检验、经营管理为主线，涉及种业产业化方方面面的知识；“观光农业”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为《农业生态学》《植物种质资源学》《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生产原理与技术》《都市农业发展规划》《都市型农业评价案例分析》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新农村发展规划》《现代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籽种农业》《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城市园林与绿化》《观赏植物装饰与应用》等，形成了以观光休闲园区、现代高科技园区建设、管理为主线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均面向北京农业生产需求，很多课程没有现成教材，任课教师就边学习、边总结、边教学。学生感到学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有用武之地，增强了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的设置，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学习方向，每个学生都有专业特长。
（三）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为加强实践环节，在教育部“新世纪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工程———农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和校内外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2002-2005）教改项目的支持下，将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技能作为农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形成实践课程《农事学》教学体系。《农事学》在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其配套教材《农事学实践教程》为2005年北京市精品教材。目前，该课程改名为《植物科技技能训练》，成为植科学院所属农学、园艺、植保专业的基础实践课程，该课程从大学第一学期开课直到第四学期，每周3个学时。在农学专业两个新学习方向形成后，又对专业课学习增加实践环节。原则是专业课学时不变，调整实验课时和增加教学实习天数，同时安排一些科研实践、生产训练和创新竞赛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现在的专业课都增加或补充了实践教学，例如，《植物育种学》课程包括30学时理论课、10学时实验课和9天教学实习；《种子加工与贮藏》课程包括16学时理论课、16学时实验课和3天教学实习；《种子检验学》课程包括8学时理论课、16学时实验课和3天教学实习等等。在科研实践、生产训练和创新竞赛等活动安排上，第四学期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假期或周末参加不少于12天的“三农问题调查”和“拓展训练”，在学习专业课之前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农业生产。第六学期以毕业论文为主线，学生自由选择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活动，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前答辩。同时组织、鼓励学生申报市级或校级“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课题，通过参与项目研究的方式激发大学生创新与创业热情，提高科学研究与创业能力，目前，农学专业已经形成了以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为基础、有一定理论体系和实用价值的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包括：（1）大一、大二学生设置有《植物科技技能训练》课程，每周一次3学时，学习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技能。（2）大二学生参加不少于12天、由教师指导的“三农问题调查”和“拓展训练”活动。（3）大三学生开始参加科研训练，加入到指导教师的科研课题中，在科研活动中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实验实施和写作，毕业前完成论文答辩。（4）大四学生在第八学期结合就业参加毕业生产实习。这一套实践教学体系，保证学生在大学四年期间结合农业生产实际不断线，培养学生的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同时，每年聘请名师专家来校讲学，使课堂教学与北京都市农业的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基本实现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科学研究”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往往难以掌控，为了督促师生更好地完成实践环节，在考核上制定了一系列的评价标准，完成后计学分，保证教学质量。例如，（1）在每次实验、实习结束后，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或实习报告，分别考核，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30%～40%。（2）“三农调查”和“拓展训练”等实践环节，要求每位学生深入北京农村或农业生产一线，进行调查、考察，结束后完成调查报告，采用答辩方式，全体导师为评委集体考核，合格后方可计入学分。（3）毕业论文采用导师负责制，学生每人一题，依次完成论文综述、论文设计（开题报告）、论文写作和论文答辩等工作，每项工作均由导师进行评价和集体考核，最终成绩采用优、良、中、及格四个等级，毕业论文只有达到中等以上成绩，方能合格毕业。几年的实践表明，实践教学的严格要求，督促和激励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拓展了学生的思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和条件，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学生毕业后很容易融入到工作岗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