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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雁玲：牧溪《潇湘八景图》中的消解性特征，上海大学，2007
[6]胡建明：东传日本的宋代禅宗高僧墨迹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6
[7]韩天雍：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之考察，首都师范大学，2007
关键词：汉字 东亚文化圈 日本 韩国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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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日本人早已经将汉字视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日本人所具有的“敏感性吸取新事物”与“忠实的保留旧事物”这两种对立的特性在对待汉字的问题上实现了共存，并达成了巧妙的统一。
汉字在日本的各个时期有各自发展的特点。日本人为了使汉字更加深入日本人的生活，更符合日语的书写习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但简化了汉字，制定了“当用汉字表”，更发明了日本人独有的国字和二战后使用的新字体。>>>>中国汉字日本四种简化方法分析
日本人进行的汉字改革，限制汉字数量，简化汉字的写法，规范汉字读音这些举措是必然且正确的，但是废除日语中的汉字是行不通且愚蠢的。汉字同日语是骨肉相连的，汉字也是联系中日文化的桥梁。
【关键词】《古事记》；日本文化；研究
目前为止，开始研究《古事记》一书已小有一年，但仍感觉未能抓住其中的精髓，力有所不逮，更毋论写出像样的论文来。因此本文虽然把题目定为小窥古事记研究，其实实际上是将这一年来所看的有关《古事记》一书不论是书籍还是论一个系统的、有条理的整理和归纳，以便在将来写自己论文的时候更加有的放矢，不至于手忙脚乱。
关于古事记研究，我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楚《古事记》究竟是一本怎样的著作，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以及抱着怎样的目的而创作的。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后就可以知道对于古事记到底要研究什么，国内外对此的研究成果，最后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研究什么，在今后应该朝哪个方向、怎样努力。
7世纪天武天皇时期曾对“本辞”（神话与传说）和“帝纪”进行整理。8世纪初奈良时期，元明天皇命太安万侣撰写《古事记》，以发扬“邦家之经伟，王化的鸿基”。太安万侣根据熟知“本辞”和“帝纪”的女官稗田阿礼的讲述，加以撰录整理，于712年成书，成为了日本最早的历史书籍。此书记载了凭记忆记下来的一些旧事记中的故事以及一些数代口口相传的故事，全书共三卷，也成为了为日本最古的文学作品。
《古事记》大致能分为本辞和帝纪两个大项共三卷，内容包括日本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和帝王家谱，
其中本辞，也就是上卷中包括了序词和上卷，是日本古代神话的综述，讲述了宇宙万物、日本国土及其民族的产生。从宇宙中产生了神，而神生了“岛”（日本列岛），又生了天照大御神（太阳神）、月读命（月神）和建速须佐之男神（台风神）。天照大御神由高天原降临到岛的“苇原中国”，战胜出云神话里的大国主神，“天孙”民族从此诞生。在神话中建速须佐之男神的狂放不羁的形象和出云神话里的人物形象的描写十分生动，保留了非常多的原始神话的特点。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古事记上卷的中心在于突出天照大御神及其子孙后代，用来证明天皇专制国家始于天授神权。
帝纪，也就是中下卷主要收录了初代到第三十三代日本天皇的事迹，中卷记叙了初代天皇即神武天皇，到第十五代天皇，即应神天皇的家谱以及事迹；下卷记叙了第十六代天皇，即仁德天皇，到第三十三代天皇，即推古天皇的家谱以及事迹。这些帝王传记里也包含了许多传说故事。比如三轮山传说、螃蟹与猴子的寓言、斩杀八歧大蛇、妻子间的嫉妒、兄弟相杀等，其中以战功赫赫却被密谋杀害的倭建命（《日本书纪》中称为日本武尊）的故事最为生动。这两卷虽然表现天皇世袭思想更为明显，但也成为后世很多日本艺术的题材来源。
《古事记》的写作方法主要使用散文和歌谣。散文中包含了大量古汉语，歌谣则使用汉字读音作为日语标音。散文部分的固有名词、敬语、助动词，也使用了汉字作标音。
《古事记》是在大和时代天皇为加强统治者中央集权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反映了虽由豪族出身但需要摆脱豪族控制的君主的需要，但从现在来看，本书的历史意义还是主要在文字和文学方面。
歌谣中包含了短歌、长歌、片歌、旋头歌等创作形式。本书也保留了日本古代丰富的语言，不仅吸收了汉语的长处，更记录了大量日本古代特有的词汇，从而在历史学、文化史、民俗学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古事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文字两个方面。从文化角度来研究古事记的文章占大多数，因为《古事记》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开端。但首先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就是古事记中所写的内容究竟是否是真实。
到目前，仍然有很多学者怀疑古事记内容的真实性。这部书有着许多至到现在未解开的“谜”，本书序文中标明的两位作者，一位太安万侣在1979年发掘到墓志铭，而另外一位稗田阿礼则没有考古依据证明其身份，加上它长期秘藏于皇室，后世才公之于世，所以有人甚至怀疑它是伪书。其次书中把历史和神话传说混在一起，古事记中记载的一些天皇，比如崇神天皇，活了整整168岁等等。
自古以来对古事记就有种种的解释和说明。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两位，一位是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另一位是近代的日本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他们两位对古事记的研究都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前者认为古事记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后来为军国主义所利用，由此为根据宣扬日本是由万世一系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大国主神创造并且统治的神圣国家。后者在日本军国主义最泛滥的时期，冒着极大的风险否定了本居宣长的观点，在统治者对民众高压洗脑的氛围中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但他又认为古事记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对日本的古典文学采取了一贯否定的态度，这样又把古事记返回到不可探究的境地。
其次，在《古事记》上卷中出现的各种神灵以及传说故事也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日本神话中认为，众神的世界在天庭，也就是高天原；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类所住的世界不同，也就是所谓的异域。对于异域的看法是日本神话中的特色。人间的世界称为苇原中国，此处的中国代表上.中.下的中，另一个境界就是下国，也就是所谓的根国。日本神话中常提到根国，对此我们并不了解，可能是指地下的遥远处，或是住在地上，我们所能想象到有着立体感的异域。
冯良珍老师的论文《〈古事记〉神话舞台的构造》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认为古事记神话故事是“立体”的观点。首先论文解释了“高天原”、“根国”和“黄泉国”的详细概念，打造出一个全面立体的世界，此三界不仅独立存在，三界之间还有“天柱”“天之浮桥”“黄泉比良坂”作为通道，使得人们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互相往来。这不禁让人想到中国的神话中也有类似的地方，于是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使用了研究古事记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日文化对比。论文第二部分首先就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地、黄泉之垂直三重世界的观念，虽然从秦朝开始受儒家思想“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下中国并没能形成完整的神话系统，但这个不完整的神话系统并未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古事记中随处可见的证据可知古事记神话舞台的构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神话世界观的影响。这样比较下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天”是虚构的，是存在于意象、祭祀当中的；古事记中的“天”是有血有肉的，是具象的。这正反映了日本神话既吸收中国文化的要素，却又有自己独到的创作观点，体现了中日文化接触中收容和变容的特点。
除了可以从神话角度来分析，古事记还可以从古事记中的中国印痕、认知下的古事记、古事记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等文化角度来研究。
从文字角度来看，古事记可以研究的角度更是数不胜数。从常用字研究角度来看，日本书纪总字数3523字种；古事记总字数1621字种。日本书纪假名654字种（二音一字的假名除外）；古事记假名201种。日本书纪中有古事记中所没有的字1954个字种；古事记中有而日本书纪中没有的字86字种；古事记使用频度5次以上的749字。这样用现代的计量统计方法来看古事记用字是研究的大趋势。在这个大前提下，衍生出比如古事记中的敬语研究、动词助动词研究等小课题。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21-0062-06
随着高中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许多地区的历史考试，融入课程改革的新理念，设计了基于材料的历史论文题（或称材料论证写作题）。该题型在测量内容上，强调的是历史课程知识而不是教材知识；在考核目标上，立足历史思维能力而不是史实的简单记忆，希望以测量内容、目标与形式的变化来推动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深化。但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一些题目的考查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命题从实践经验到技术理论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本文希望通过探讨国外先进地区的试题命制，借鉴命题思想方法，以期焕发我国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活力，使历史测量题型不断推陈出新。
美国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是大学前置课程，课程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学有余力的高中学生，他们学习AP课程，并通过AP测试，AP测试的学分可以折抵大学课程的学分。AP世界历史课程内容涵盖各大洲，主要关注五个主题：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文化的发展与影响；国家的构建、扩张和冲突；经济系统的创建、发展与影响；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演变。其试卷结构如表1：
从表格和相关资料看，美国AP历史测试中论文写作占有重要地位，其写作题型之一的材料论文题更是颇具特色。论文题基本由情境和写作设问两大部分构成，试题情境可以是文字、图表在内的各种与历史有关的一手或二手资料，也可以是模拟性的视角描述，而论文设问规定了写作的方向、范围和要求，写作的角度基本由情境与考查目标而定。一般地，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目标覆盖记忆、理解、应用三个层次，重心则偏向于考生的历史创造性思维。请看下面一道AP测试的世界历史试题。①
例题：运用材料，分析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印度在棉纺织业工业化进程中的异同。请补充一条材料，并说明该材料对论述棉纺织业工业化这一论题的价值。
材料一：印度棉纱和棉布的产量
――来自英国殖民当局的数据
材料二：日本棉纱产量（包括手工和机器生产）
――来自日本内阁统计部门的数据
材料三：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在亮着灯的工厂里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后，我们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晚上，我们工作到很晚，她们偶尔会给我们一个甘薯。然后，我们还得清洗，弄好头发等等。那时候大概都11点了。即使在冬天，也没有暖气，为了取暖，我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第一年我们是没有工资的，第二年我的父母会拿到35日元，接下来会有50日元。
我上班不久，我的妹妹阿希也到这家工厂上班。我想她大概工作2年，就病倒在床。那时候工厂里大约有30个人生病。那些已经确诊为肺病的人立刻被遣送回家。每个人都害怕肺结核，没有人靠近这样的病人。阿希也被送回家了，很快就死了。她才13岁，她当时决心成为一个能拿100日元一年的工人，让我们的妈妈高兴。当她面色苍白地离开工厂时，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眼睛。
――来自两个女工对她们少女时代
在日本纺织厂工作的回忆，约1900年
材料四：一个工厂女工挣的钱常常比一个农民的全年收入都高。对于这些农村家庭来说，女孩是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贫穷的农民要把60%的收成上交给地主。因此，这些穷苦的农民只能把拌着野草的米饭当做食物。他们仅有的救济就靠那些去工厂上班的女孩。
――来自一个日本僧人的叙述，约1900年
材料五：那些低廉的工人从哪里来？他们全都来自农村，来自于那些耕种自己的或者租种的土地但有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他们来到城市，来到工业区成为工厂工人。农田上的收入提供家庭所需，维持父母兄弟姐妹的生计。那些受雇于工厂的人与家庭没有多少联系，他所要做的就是挣足够的钱养活自己。那就是为什么工人的工资很低。这说明农业对我们国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力量。
――来自日本实业家鹤见俊辅，约1900年
材料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机器生产的竞争，整个国家手工织布工业迅速下降。尽管许多人仍然穿着用手纺机织出的布做成的衣服，但很多手工织布者已经丢弃了他们的手纺机。
当地纺织业把它们的存在、发展、成长归因于那些有进取精神的本国银行家和投资者，作为股东、投资者、金融家，他们向纺织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
――来自印度经济学家拉达卡玛・慕克吉
《印度经济学基础》，1916年
材料七：女性纺织工人百分比
――来自论文“日本的工业化与妇女状况”
1973年
材料八：日本日贸棉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一部官方公司历史
材料九：大部分棉纺织厂工人来自于小农、村庄的农业工人和失业的手纺织工。他们居住在租来的小屋里，一个工人通常会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不到两年。工资很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明显改变。
――来自印度英国皇家劳工委员会的报告
加尔各答，1935年
材料十：印度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纺织业主协会国际联盟英国官员
阿尔诺・皮尔斯的关于“印度纺织业报告”
1935年
这道试题让我们感受到AP历史材料论文题所给的材料丰富，阅读量非常大。例题中呈现了数据表格、图片、回忆录、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的材料，这些材料阅读上并无太大障碍，但要把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提取出来并合理地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并非易事。此外，材料论文题考查的结论大都是开放的，考生很难从教材和提供的材料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导致材料论文题“与普遍流行的材料解析题的设问不同，这种将材料解析与撰写小文章结合起来的设计尝试，有助于鼓励学生自选角度来分析历史，利于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①
AP历史考试的材料论文题，不仅有利于命题者抓住重点内容，考查学生的理解、应用能力，而且有利于评估题目的难度和区分度，弥补其他题型在考查功能上的不足。结合上述例题和相关资料，我们对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测量功能，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
从测量和教育理论上看，材料论文题考查历史知识学习的深度，既是指兼顾命题评价的可操作性、史学方法及考生的思维开放与心理水平，提高考查记忆水平的效度；又是指考生建构知识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能力，考查较高层次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使题目的难度、区分度以及考生能力呈现收到良好的测评效果。从美国AP试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材料论文题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选取的材料丰富、来源广泛，为考生对论题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效平台。二是所学知识和所给材料在答题中不仅是被引用、转述、复述的对象，而是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的；考生要对一些材料要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关注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作者的观点与立场，揭示材料是否存在“价值偏见”。也就是说，考生只有在客观、深刻地理解材料的基础上，方能为写作奠定基础。三是围绕所给材料确定一个合适的论题，而不是漫天撒网的泛泛而谈。写作应该紧扣所确定的主题，充分挖掘材料中的有用信息，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分析论证，从而达到对论述主题的深度理解和认识。正如建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当考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结构（如性质、规律）及该事物的外部结构（即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时，考生才能真正掌握学习材料的内涵，从而把握历史知识的实质。
2.考查历史认知的过程
传统的历史考试题型主要考查历史知识的固定结论，学生自然也死记教材的结论。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要求则不同，它要求考生由浅入深地理解材料（获取有效信息），提炼材料中所隐含的历史主题，运用基本的阐释、说明、反驳等史学方法作出较为完整的论证。这种考查要求再现了知识的认知过程，凸显了“过程与方法”。为了引导考生展现历史知识的认知过程，论文往往以某一线索或主题为线轴，形成材料背景，提供开放性的论题，要求考生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地论证问题，并得出自己的个性理解和思考，其考查目标集中于考生对已学知识的理解、论证与再创造。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融入了探究性学习的思维，即：从已知信息中发现问题――拟定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已有知识材料中收集查证――论述结论。该思维过程完整地再现了考生认知历史的心路，展现了“过程与方法”考核特色。
3.测量凸显人本的复杂思考
人本主义认为，学习过程“应是学生获得相应学习方法、促进其健全人格形成的过程。”②从美国AP历史题看，考生在作答时，提炼论题、组合材料、理解和运用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论证，展现了考生对试题的思考过程，这种思考过程以论文形式呈现，真实地再现了考生的思维品质，自然渗入了人本精神。美国AP测试历史材料论文题，往往从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视角出发，选取有史学意义和教育价值的主题，挖掘人本主义的内涵，对历史知识进行重新整合，试题蕴含的人本精神主要有：关注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及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以命题反映热点，让考生分析争论性“话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各种情况，倡导多角度、多视角论述问题，审视人本精神的价值，思考当时人们是如何去应对历史难题的；命题还不断引进新鲜的史学观念，倡导考生“同情”地理解问题，关注普通大众的感受和个体体验，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排斥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试题设计者补充并挑战传统的史学观念，修正旧有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发展”的定义；此外，陶冶学生道德情操，养成以热爱生命为核心的生活精神，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其命题创新追求之一。
4.测量注重学科思维能力的考量
AP历史材料论文题注重历史学科的思维测量，尤其是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题提供的材料丰富，考查了考生多层次、多角度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从上述试题材料来源看，有来自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有来自民间普通女工的真实回忆和日本僧人的所见所闻；有来自学者、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有实业家自身的见解；不仅如此，试题还要求考生额外补充一条材料，以充分论证主题。这些材料开阔了考生的视野，使考生洞察历史人物在决策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全面认识历史事件产生的复杂背景和历史事件中不同群体的真切感受。
二是从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写作要求看，其测量目标归纳起来有三点：（1）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2）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3）依据材料进行合理的论证、评价和创作。这些考核目标体现了历史学科的高层次思维能力测量。AP历史材料论文题，在理解材料观点的基础上，既着力于求证思维的考查，对历史教材知识和史学观念、基本方法进行整合，然后分析、说明或驳斥一定材料下的某种历史观点；又不断突破求证思维的框架，考查考生发散型思维，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要求考生提出自己对历史文明的个性理解。因此，材料论文题可以真实地展现考生甄别史料、理解和运用、分析和评价等高层次历史思维能力。此外，历史材料论文题要求考生领会与主题有关的文字、图表等史料，以通顺的文字、条理清晰的层次、合乎逻辑的结构，灵活运用历史知识、史学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来评价、论证问题。这种呈现方式也是测量高层次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反映了考生的学科素养和水平。
5.测量关注评分规则的调控策略
材料论文题能否测量出考生的真实学业水平，除试题本身的影响外，评分标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合理的评分标准可以客观地考量出考生的思维能力水平，不仅如此，评分标准还直接影响到考试成绩， 进而影响评价试题的难度、区分度、效度等各项测量指标。
美国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是基于历史基本技能的核心要素评分，主要样式参见表2：
从AP测试历史科材料论文题试题结构和测量功能看，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主要由论题、材料讨论、材料理解、材料运用和语言组织等多方面要素构成，这些评分要素是考生需要展现的基本历史技能。评分标准中有两大类：基本分和附加分，以此来区分考生的历史技能水平。透过AP测试，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可以从论题、观点、史实、结构、文字等方面去规划，并分层次评价判分。结合表2信息，可以设计出如表3的评分构想。
从表3看，考生能够利用试题提供材料以外的知识来完成论文写作，算是其特长的发挥，应该判给附加分。上述评分量规的要素，是根据分析材料所必须考虑的历史技能来设计的。这一评分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具体的知识点来呈现试题的答案，而是以写作题需要的历史技能作为评价的要素。这显然与在评卷中经常使用的采分点给分不同。论文题的评分基本理念，应该是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因此，评卷教师可以根据特定的评分量规，弹性地评估考生的答题。
随着学生主体性教育理念的凸显，关于学生怎样学习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围绕怎样运用测量评价尽可能多地抓住学生的学习表现，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教育测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从国外历史考试测量的经验看，我国历史考试的论文题研制可结合下列三个方面进行理性思考：
1.测量目标切实可行，写作设问注重开放
论文题测量目标的具体明确、易于操作，体现了评价目标的层次性和序列化原则。新课程提倡的三维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试题研制中，究竟应该如何合理地、有层次地进行分解，为测量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引，这是我国考试命题首要回答的问题。从国外经验看，测量目标的层次化可以用图表来示意，具体内容见表4。
从表4信息看，历史测量目标是依据课程目标而确定的，由课标而来的测量目标具有抽象的概念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必须进行定量性转化表述，并界定具体行为，形成历史笔试考查的可操作目标与要求。所以，清晰化的测量目标是历史考试必备的。有了明确、清晰的测量目标，考生作为被测量对象，其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试题的开发。一旦论文题以单一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要求考生，考生就会“不合时宜”地顺应要求。所以，论文题评价主要体现在测量价值观的开放、试题内容的开放和答题过程的开放。当论文题营造出体现价值尊重的考查氛围中时，考生才会乐于参与评价的过程，受益于考试评价的结果，进而不断促进自己的进步。
2.命题路径科学合理，价值诉求渗透对话
在论文题的研制中，设问的谋划、问题的制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命题必须符合科学要求的基本程序和条件，建立在一定条件的材料之上，才有助于考生展现测量目标所要求的各项能力。材料论文题不仅要具备设计的具体条件，还要在考查价值上追求“理解与对话”，试题考查考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同时，还要渗透对科学素养的考查，激发考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实现。
由此，命题路径与条件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命题指导思想”“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知识内容”的一个三维体系。这种逻辑关系中渗入了“理解与对话”。“命题指导思想”是指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对话；“学科能力”是对高校选拔人才的理解；“知识内容”是对历史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应用的反映。理解与对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考生综合表现的改进与发展。考生作为测量活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可参与到试题解密后的评估中，对“理解”的表达与分享，是需要通过“答题”来实现的。论文题变革的过程，需要有“理解”的彰显，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测评主体、客体双方的心理要求。
3.测量理论联系实践，技术创新海纳百川
传统的历史试题认为只要行为目标规范化，情境创设得当，就可以通过设问操作来再现考生的能力。这样的命题实践往往会把考生看做是“给予”的对象，考查过程也就是一个静态且线性的过程。但是，新课程改革下的考生成长历程，是动态且非线性的，命题者应该能动地使测量过程动态化，不仅要关注考生的知识素养，随着设问的深入，还要重视对考生公民素养、学习能力、表现能力等的诊断。对于国外新的测量理念和考查方式，要不断地学习、引进，以促成当前国内测量研究的欣欣向荣景象。中国未来的历史考试测量研究，理所应当对相关研究进行“何以可能、何以必须”等问题进行论证，对国外测量的研究逻辑应进行定位和思考。结合已有的命题经验与教训，来自各方的有效反馈，改进试题研制的思路，及时寻找到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汉籍；比较文献学；东亚古典文明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国与日、朝（韩）、越等东亚各国，存在着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以汉籍为媒介的文化联系，这种文化联系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汉籍研究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版了数百部汉籍整理和汉籍研究方面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汉籍研究的论文，多项研究课题获得国家部委的资助，而且对汉籍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还成立了不少汉籍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在中国的两岸四地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汉籍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交流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
（一）现实基础
大量的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以及东亚各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发达和文献的丰富，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汉籍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等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范式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笔者拟以中日两国的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对此略加申述，以为窥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汉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中国学者踵继民国初年诸多学者赴日本寻访佚书之后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汉籍调查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绍鋈教授对日本佚存汉籍调查研究；王宝平教授对清代中日图书交流的个案追踪和编目整理。近期郭真义等研究者，分别编著出版了《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日本藏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汉籍目录》等。对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和留存情况进行调查与整理，便于摸清汉籍域外传播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为该问题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一方面着力揭示了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着重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域外汉籍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岛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学こ中国文学――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较文学的考察》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有黄俊杰的《十八世纪中日儒学异同试论》、陆坚等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王勇等主编的《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严绍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东亚地域的汉籍研究，研究者不仅发表了大量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专著，而且还出版了诸多专题性的著作、综合性的论文集和研究丛书，如王勇教授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在域外汉籍研究中，许多学者还申报主持了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课题，如张伯伟教授主持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孙文博士主持的“‘舶载书目录’研究”，这些课题均为国家部委资助的研究项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是一整合型研究课题，在他的主持下仅在大陆以此课题名义出版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达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学界还开展了有关汉籍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开了“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与中日交流”座谈会。同时，创办了专门性的连续出版物，不少高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的连续出版物有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成为动态反映域外汉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园地；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南京大学2000年成立的“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的“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书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域外汉籍研究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如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开设了“东亚汉文献研究”，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开设了“中日比较文献学研究”（含日本汉学与汉文献研究）等课程。
（二）理论背景
中古以降，中国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趋隆盛。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中华文化以其发祥地为策源地，跨越漫长的十多个世纪，如同水波向四周扩散，超越诸多政治区划与地域局限，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及以汉字（包括其变体）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明，即“东亚古典文明”。在这一古典文明所涵盖的区域内，以汉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献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各国文化和其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东亚各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他者”的眼光。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域外汉籍，以及东亚各国在汉籍影响下产生的土著语文文献进行深度解析，是理解东亚古典文明的内涵、形成机制及其文明史的意义的关键。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可能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为主；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整体观照，就会发现，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间完全视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严绍教授指出：“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变异，它的传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这不仅影响着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许多特点。”杉本孜教授也说：“汉籍对日本学术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超过想象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日本学人对中国典籍的解读来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人是以“他者”的视角通过对传入汉籍的解读来理解中国文化，用这种方法理解的中国文化，不免会因受解读者所处的地域、历史、民族、时代背景、思维方式，甚至是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学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与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接受了在华传教士的著作和其学术思想的中国学者的著作，继续对日本文化和学术思想产生影响，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日本学者在吸收了欧洲的科学文化之后的汉语著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不断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与滋长，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谓“东亚古典文明”的核心内涵。
因此，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及其对输入汉籍的东亚各国的文化影响，而且要关注域外学者对中国原典的诠释、引用，还要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对这部分文献的追踪研究，需要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通力合作，“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这一新的学术取向引发了学术界对域外汉籍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范畴，如王勇教授提出的“书籍之路”、王晓平教授提出的“亚洲汉文学”，严绍教授提出的“国际汉籍文献学”等。上述观点高屋建瓴，为宏观把握“域外汉籍”的总体状态和考察汉籍的跨域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为了“求同”――考察超越国界的东亚古典文明所呈现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为了“寻异”――阐发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与阐释回应来自汉文化策源地发出的信息。换言之，汉籍在不同地域获得了怎样独特的发展，这更应该成为汉籍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笔者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范式，以参与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推进汉籍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
清季以来，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调查多持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其目的或是使流落异邦的中华经典魂归故里，或是用以验证中华文明如何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夷狄”之邦。近年来，汉籍研究日趋客观，出现了中外汉籍“互相补正”的学术取向，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从总体来看，汉籍研究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关于汉籍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化的研究，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为了进一步彰显汉籍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学科化色彩，笔者尝试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理论范畴，强调“他者”的能动性，即汉籍接受者的意识与反映，希冀有助于汉籍研究的学科建设。
笔者定义的“汉籍比较文献学”，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立足于古代汉文典籍的跨国、跨地区传播的历史事实，在东亚广大区域内，对汉文典籍向域外传播的规模、流向、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以及在汉籍影响下进行的域外汉文创作和其本土创作等方面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其目的是寻求并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及本土文献与中国文献之间的关系、异同，进而关注汉籍流布地区的土著语文著述与汉籍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以文献学为出发点，揭示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次的文化联系，为构拟符合历史事实的东亚古典文明提供一个可能的参照系。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汉籍历史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通过对东亚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输入及衍生的各种形式的汉籍文献的种类、数量、内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阐明各国本土文献包括汉文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借鉴关系，而且可以从东亚各国输入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上把握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公、私各界对汉籍的需求，并据以发掘其背后隐藏的国家文化建设意识和知识界的读书趣味；还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区域内的学术界、知识界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情况，为阐述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区域各国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国家建设所产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通过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可以盘点输入日本的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揭示以典籍为载体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况；通过考察日本汉籍的生产与流通状况，可以把握日本知识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学术界解读中国文化的进程及其学术状况，并据以考察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情况，考察以典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考察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形成的意义。
三、“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基于学界已经取得的汉籍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趋势，笔者体会“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以中日为例），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汉籍传播史研究
中日之间汉籍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典籍向东传入日本的历史研究；二是日本学人对输入汉籍的阐释及其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
考察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中国典籍数量巨大，不同历史时期向日本传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数量、种类等非常复杂，而且我们现在对上述问题还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写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至少在目前还无从谈起。现在我们只能从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会使我们对中国典籍向日本传播的历史的整体认识加深，并且通过局部研究成果的积累，可以逐步向整体研究推进。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断东赴日本寻访佚书，其搜佚辑散工作成果颇丰，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和日本公、私现存古籍目录，有选择地对一些具体文献和目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寻中国典籍流落异邦的故实，摸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具体情况，获得有关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更加翔实的数据，比较准确地把握东传汉籍的具体内容与数量，从而作出关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的可靠结论。
日本学人对中国原典进行的汉文诠释及其独立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也有千余年的历史，据王勇教授考证，肇始于日僧携经入唐，中经宋、元、明，至清代达到全盛。对这部分史实及其文献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走入汉籍研究学者的视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之《日本汉籍及其流播中国之研究》等多篇专题论文，等等。但是，较之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研究，对日本的汉文著述及其传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这是今后要重点关注和加强研究的课题之一。
2 汉籍接受史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传抄、翻刻、注疏、释解等形式进行交流、传播，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流传于日本的汉籍，包括由中国输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日本传抄本、注释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汉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学者、僧人用汉文进行的创作。这对于我们所倡导的“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通过对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的微观考察，可以实证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献的影响。同时，关注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独有的发展轨迹，把握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基本特征，对于揭示它与输入汉籍之间的深层联系，为阐明中国典籍东传对日本古代文献所产生的影响提供考镜源流的基本依据。
汉籍传入日本虽然有商业利益的驱动，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为了国家建设与发展及其知识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锁国”时期，日本把输入的中国典籍作为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日本通过汉籍接受中国文化的必要条件是汉籍文本的传入与解读。因此，了解某种中国典籍在何种情况下被传入日本，并且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怎样的解读与阐释，就是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有效手段。前者经由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索隐钩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谓“书籍之路”的研究，许多隐藏在残编断帙之中的史实逐渐清晰起来。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学者是如何解读输入的中国典籍的？通过对此问题的解读，看到了怎样的中国？日本人理解的中国文化是怎样的？这种依靠典籍传播而进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日本的国家与文化建设？凡此种种的发覆，有赖于对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抉微钩沉。
3 汉籍文献学理论研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典籍对日本文献的发展，尤其是对日本汉文文献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较文献学”视域下的汉籍文献理论研究，是在运用文献形态学的方法描述日本汉籍文献学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中日两国图书（不限汉籍）的分类、著述体例、阐释学特征、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的异同。
古典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强调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国传统文献学理论对日本古代学术视野中的图书分类、著述体例、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等方面的影响，不仅是认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异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汉籍比较文献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汉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运用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简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汉籍研究领域，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结合各自的研究课题，践行并总结出了一些针对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中提出的对特定的某一汉籍和汉籍现存实物进行研究，对目录、记录、引用等进行研究，以及对刻版进行研究等方法；张伯伟教授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提出的“据……以考”的十条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汉籍传播和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域外汉籍研究方法、文献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它自身的独特之处。在学习和借鉴先贤时俊提出的域外汉籍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基于对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内容、特点的认识和把握，笔者认为，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将文献学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对中日两国的汉籍进行文本识读和文献学研究，把握文献学的基本特征，实现“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目标。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两国汉文典籍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既要比较两国汉籍在文献形态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异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还要阐述其历史根源与意义。
具体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为例）主要有：
1 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籍文本进行识读
文本和史料的准确可靠是保证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历时久远，而且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播渠道不一，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汉籍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献数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许多早期传入日本的珍贵汉籍多以抄本传世，字体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处，加之抄写者的汉文水平参差不齐，难免会有疏误，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写，或无意的疏失。凡此种种，使得对汉籍的文本识读成为汉籍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难点和消除的障碍。因此，文本识读是进行汉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需要首先运用文献学的审形辨音、字词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对汉籍文本中的讹、脱、异文等进行勘误，为继之进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础资料。
2 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汉籍分类研究
由于东传日本的汉籍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入的时间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有些到近现代才传入日本，目前难以对不同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所有汉籍同时进行研究。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对象（汉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研究，其研究对象的同质性相对较强，便于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便于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和规律。
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和性质同一度，分为断代研究、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
其一，断代研究是指选取某个特定的历史平面，确定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对这一时期的汉籍进行清查，对其间发生的汉籍交流和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这种研究，是从中日汉籍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选定一个横断面，所考察的汉籍数量和范围可以大为缩小，便于勾勒出一个时期内汉籍传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个时期的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的情况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们连起来就应该是一部中日汉籍交流史的大致轮廓。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断代研究要求，所选择的历史时段，既要有足够的长度但也不能选择太长的时间跨度；在这一历史时段内所选择的汉籍数量既要足够得多，但也不能选择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汉籍。在研究分析时，也要注意对这一时段内的汉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彰显时代特点，揭示本时段汉籍与其前、后时段汉籍的联系与区别。如果选择的时段太短，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汉籍文献容量；如果考察的时段过长，那么汉籍文献的数量就会太多、文体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进行断代研究时，要注意选择一个“适度”的历史时段和汉籍数量。
其二，专书研究是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专书（包括目录学著作）或专人的著作，对该书或专人著作的传播进行追踪式研究。考察它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在日本有无得到释读、传抄或翻刻，有无衍生文献，流布范围和流传时间如何，是否回传至中国等。通过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详细考察，分析该书或专人作品的传播特点，然后与相关汉籍（同类性质或相同文体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考察不同时代同类性质或同类文体汉籍的传播特点，探求汉籍输入国在不同时期的读书趣味与文化需求。
学界已经开展的专书研究多集中于《诗经》、《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文选》、唐宋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朱子学、阳明学、佛教、道教文献的研究，对于最能具体而感性地反映汉籍流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舶载书目录”类文献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与介绍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舶载书目录”所载汉籍数量繁多，而且具有连续性，能够全面反映一个时期汉籍东传的全貌，是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极生动而又具多方面价值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汉籍交流情况的绝佳资料，应该成为汉籍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三，专题研究是指围绕某一主题进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学术兴趣和能力，选定一个可持续关注的主题，进行一系列专门性的研究或讨论。专题研究的对象（即主题）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有利于研究的深化。专题的选择相对比较灵活，可以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如关于汉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史学意义、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动因与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讨论；可以是某一问题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题的断代性的研究，如张伯伟教授对清代诗话东传的研究；可以是对某一类汉籍的专门研究，如蔡毅教授、张伯伟教授对日本汉诗的研究，也可以是对汉籍的综合性研究等。
3 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汉籍定量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研读、理解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要探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在不同历史时期东传汉籍的种类和数量。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结合目录类著作，对各个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的种类与数量进行详细统计，尽可能确定汉籍的版本系统和存佚情况，根据统计数据来确定各个时期汉籍东传日本的规模，为进一步探究这些汉籍文献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以及考察它如何影响日本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关键词： 本科毕业论文；三段式论证法；归纳演绎法；正反对比法
引言：本科毕业论文是即学士论文，“学士论文应该表明作者确已较好第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备了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按照学士学位授予的要求和日语专业四年级的教学大纲规定，日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必须用日文来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这就加大了写作难度，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选题过大、偏离主题、结构松散、缺乏逻辑、翻译味重、拼凑痕迹明显、抄袭现象较多、检测飘红率高等，对此，笔者结合多年应用文写作的教学经验及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经验，来解析建构一下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法。
1.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分类法
日语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从理论方法来看，可以简单分为4大类：（1）综述性论文，即通过大量与论文题目相关材料的加工整理，系统分析、选择归纳、总结提炼，从而提出自己观点的。（2）评述性论文，即对作家作品或某一热点问题进行评述和评析，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在进行例证后得出自己观点。（3）调研报告性论文，即对某一问题进行调查，采用实证研究、文献研究以及问卷调查的方法得出结论的论文。（4）教学探讨性论文主要适用于师范院校日语专业的学生或有过教学实践的学生，主要是对自己的教学活动进行经验性总结并探讨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
从选题和内容来看，可分为：词汇语法类、日汉对比类、日本历史类、日本经济类、日本语教育教学类、日本文学评论文（作家作品评论文）以及日本社会热点型论文等。
2.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法
日语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符合，要体现日语专业综合训练的基本要求，更要有利于巩固、深化和扩充学生所学的日语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使学生受到全面的锻炼，并能对四年所学的日语知识进行整体的归纳和归纳。
选题一方面以学生自身的兴趣为主，另一方面更要尽可能结合自身的社会实践，尽可能反映日语学科的前沿问题和日本政治、历史、文化、教育、经济、社会以及军事等热点问题，选择有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选题应考虑自身的日语基础、读写能力以及学院当前教学资源的实际情况和院外相关资源的可利用性等。课题可以是教师提供选题，也可以是学生自拟题目，还可以是教师的科研任务，当然也包括与日语学科及日本研究相关单位委托的课题等。选题类型应多样化，要有益于学生综合运用日语语言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独立用日语进行论文撰写的工作能力。题目一定要做到大小要适中，以保证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充分利用手头资源和相关老师提供的资源，经过努力能完成本课题的研究和写作任务。同时还要做到题目的深度、广度和难度要适中，工作量饱满，使学生经过努力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撰写任务。日语专业的选题要体现时效性和多样性，不能只是单纯的日语语言和文法，要同时兼顾日本文学、文化、教育、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内容，保证一定的更新率及类型的多样性，相继年级的题目年更新率不得低于60%。这样方能体现日语专业本科教学的教学宗旨和目的。
3.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结构法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结构大体上跟其他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一致，但也有细微的差别，一般而言，日语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主要由以下要素依序构成：封皮、目录、标题、诚信承诺书、日文摘要、日文关键词、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正文（包括引论、本论、结论以及脚注或尾注）、参考文献、谢辞、附录。
3.1 论文题名
要求：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文章要旨，符合题录、索引和检索编制有关原则，有助于选择关键词和分类号，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号、简称与缩写等，字数不超过25个汉字（含假名），尽量不使用副标题。
3.2 正文基本结构
正文的基本机构包括一级、二级、三级结构，即普通意义上的一、二、三级标题。原则上一级结构不能低于三个，也就是说正文不能低于三章。
3.2.1 一级标题
题名要求：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要旨，符合题录、索引和检索编制有关原则，有助于选择关键词和分类号，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号、简称与缩写等，字数不超过25个汉字（含假名）。一级标题及序号标示方法为：“第X（使用阿拉伯数字）章 （两处空格，下同）XXXXXXX”，原则上不得少于三章，也就是一级标题不能少于三个。
3.2.2 二级标题
题名要求：简明、具体、确切，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号、简称与缩写等，字数不超过20个汉字（含假名）。二级标题及序号标示方法为：“X.X（使用阿拉伯数字）XXXXXXX”。
3.2.3 三级标题
题名要求：简明、具体、确切，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号、简称与缩写等，字数不超过20个汉字（含假名）。论文小节题及序号标示方法为：“X.X.X（使用阿拉伯数字）XXXXXXX”。为避免论文结构臃肿繁杂，论文原则上不使用四级标题。
4.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规范
（1）论文标题页即扉页按各高校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扉页统一格式排印。根据《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8000字（不含中日文摘要及参考文献）。
（2）用A4（高297mm，宽210mm）规格输出印制，上、下页边距为26mm，左右页边距为29mm，每版800字左右。从引论部分开始设页眉“XX大学XX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居中或者右对齐，字号为宋体小五号。日文摘要页脚为“Ⅰ”，中文摘要页脚为“Ⅱ”，从引论部分开始用阿拉伯数字设页脚，从“1”开始连续计码至论文结束。页眉距边界15mm，页脚距边界17.5mm。
（3）论文分一级标题排印，一级标题置于新起页页首，即一级标题必须重新起页另写。二级标题与三级节标题不可置于页末。
（4）论文一级标题用黑体三号居中排印，二级标题用四号黑体左起排印，三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左起排印。
（5）论文正文用MS Mincho小四号排印，每段段首缩进一个假名或汉字。
（6）论文正文及各级标题行间距一律采用固定值22磅，字间距一律采用标准模式。
（7）论文正文中所引文献超过100字者独立成段，首行行首缩进四个假名或汉字，其它各行行首缩进两个假名或汉字，各行行尾均缩进两个假名或汉字；用“仿宋_GB2312五号”排印；前后各空一行。
（8）正文参考文献（图、表、公式除外）一律采用“插入引用脚注，整篇论文连续计码，编号格式①、②、③……”的形式排印。
（9）文末“参考文献”部分的撰写规范：论文整个参考文献按日文在前，中文在后顺序排列。文献可分为“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期刊文章、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等。参考文献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序号加“[ ]”左顶格表示，如[1]，[2]，[3]…，每一参考文献条目均以“.”结束。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原则上不少于15条，其中日文文献不得少于5条。正文多次引用同一作品的注释，第一次引证时，注释信息的内容必须完整。除此之外，紧接第一次之后的注释，用“同上，页x”即可。
5.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正文的写作法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应符合任务书及开题报告的要求，观点正确，语言规范，内容充实，论据充分，结构严谨，结论正确。
5.1 引论的写作法
引论是整篇论文的缘起部分，用来提出研究要求，引出本论主题，给读者以引导和启示，起到启下和开篇的重要作用。引论的写作要求做到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切忌不能泛泛而谈，也不能大篇幅地论述该选题的历史渊薮和个人的研究过程。而应该紧扣选题，一切为选题主旨服务。
引论部分不分段落，常用一段式结构，其长度可依照本论部分的篇幅而定，一般为整个篇章的5%左右。引论部分不应插入图表和其他文本资料，是纯文字性的论述，对整个篇章起到提起和引领的作用。
5.2 本论的写作法
本论是整个论文的核心，是整个篇章的灵魂所在，论文所要展现的阶段性、创造性成果皆在本论部分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正因为如此，才要求本论要做到内容充实、论点明确、论据充分、例证可靠、引用权威、论证有力、宗旨明确、文句严谨、结构缜密。在该部分的论证过程中，引用部分采取脚注形式，一定要明确引用内容的真实来源，引证、引述处皆须注明详细出处。本论一般分为三个章节或四个章节，也可根据论述需求适当增加章节。每个一级结构下面必须包含两个以上的二级结构。重点章节必须至少得包含三个以上的二级结构，这一章节下的二级结构至少得有两个含得有三级结构，同时三级结构不能少于两个，这才是规范而严谨的结构模式。本论的论证方法可归纳为以下6种：
5.3 结论的写作法
结论是反映整个篇章最终主旨的结尾部分，是在文中通过论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后所得到的观点和见解，是整篇论文的最终结构，是对整篇论文的全局性的总结，并不是本论部分各级标题所体现的观点的简单重复和堆积，是作者在进行大量充分的论证后，在本论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总结，并再次明确自己的选题，具体回答选题所设定的问题是否已经论证清楚。 结论的写作一般都采用“直接归纳法”，直接把自己新的学术总观念、总见解开宗明义的提出，进一步诠释自己的逻辑归属，从而达到撰写目的的完成和擢升。
结语：
综上所述，日语专业毕业论文的撰写是本科生培养过程中的压轴环节，是对本科四年学习的集中反映和综合评估。通过毕业论文把四年来的所学所得所思进行总结性、原创性的诠释和演绎。从选题到收集资料，从引论到本论再到结论的写作，从摘要到参考文献等都有着明确而详细的写作规范和写作方法，本文通过笔者多年的一线经验，进行了经验性铺成的详细论述，希望对日语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能起到提点和指导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
[2]金锦珠：《日语文章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1 版。第298页。
[3]邱雅芬：《日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谈》，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No.6.2000.Vol.20，第84页。
论文关键词：听力障碍；文化导入；原则；方法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不同民族、区域的文化迥然不同，这一差异以语言为载体，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言语系统的不同层次上。任何言语都是其生存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细节等的表征，因此，外语学习不仅是言语学习，而且应该包括理解承载该语言的文化。日语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文化起着先导和制约作用。在日语教学中加强对日本社会文化信息的了解，对于日语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通过语言来认识一种文化；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对文化的了解来促进语言的学习。
一、文化障碍分析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文化自古以来表现出许多与中国文化相近的东方特色。但，日本缘其独特的民族性格、历史成因、地理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中日文化的差异明显地反映在语言上，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对某些文化知识的缺乏，由此而带来的听力理解中的障碍，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语意的差异
词是语言的一个基本单位，它能反映出民族的文化特征，在日语听力过程中，对词语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尤为重要。由于日文在词汇方面和汉语之间存在相互借用、相互影响的情况，中国学生很容易掌握“汉字词”的意思，但日语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汉字词”在意义和用法上与汉语词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学生往往倾向于按汉语字面意思去生搬硬套，容易产生误解。以下对此情况分三类进行探讨。
(1)找不到一一对应词汇。中文中的“臭老九”、“农转非”、“希望工程”、“农民工”、“洗脚城”等，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含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由于日本没有相应的历史时期与事件，故日本人不能直接理解这些单词的意义。同样，日文中的中文中没有这些单词，更不用讲通过汉字符号理解其意。
(2)字符一致，意义不同。日语中“果”(行政单位)与中文的“县”意义完全不同。日文中的“县”级行政单位对应中文的“省”级行政单位；“规友”不是指亲戚朋友，而是要好的朋友。此外还有“新阴、事情、觉悟、爱人、秤判”等等，这样的词语不胜枚举，都不等同于中文的词意。又如：“端午节”和“七夕”这两个中国传统节日，虽都已传人日本，但其内容及文化联想大相径庭。众所周知，在中国“端午节”是吃粽子、赛龙舟，使人联想到爱国诗人屈原；“七夕”则让人想起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日本的这两个节日都与孩子们有关，前者是男孩节，家家户户插菖蒲、挂鲤鱼旗；后者是乞巧节，孩子们将写着心愿的纸条挂在竹子树上，据说这样能使愿望成真。
(3)惯用语。惯用语是由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锤炼而成，历史渊源复杂，在此略举两例：
以上两组惯用语日文与中文意义大致相同，表现形式完全相异，历史成因完全不同。日文
和中文“磨洋工”的意思都为磨磨蹭蹭地工作，et文中的源自过去日本卖发油的商人为了使女性顾客买他的发油，罗罗嗦嗦地和她们拉话匣子揽生意，后来以此形容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工作。中文的“磨洋工”原来是指建筑工的一类，“磨工”是用器具磨墙使建筑物的墙体光滑。磨墙的工作细致复杂，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引申为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工作的意思。这说明无论是中国、日本或他国，在现实的社会工作生活中都存在慢慢腾腾、磨磨蹭蹭这种行为。学生们要提高听解能力，就需要理解记忆在不
同语境下，表示这一行为现象的音声符号。从而，在日语听解的过程中即使不知道
(音符)的意思，不知道与之对应的中文惯用语，只要知道该音声符号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也能很好地理解该词在文中的意义与功效。
2．表达习惯与行为方式的差异
说到日语的特征，不能不提到暧昧表达。日语的句式简洁，语意暧昧，表达婉转，留有余地，这种特点在et常会话的听力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举例来说：
这段话对于日语初学者来说，感觉没有说完，不知所云。确实这种表达方式省略了部分内容，但对话双方能够完全领会。日本人喜欢使用语气委婉、谨慎的表达，而避免直白、尖锐的表达方式，说话给对方留有一定空间。
另外，中日两国在社会环境、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也是不得不关注的文化现象。例如：在日本，垃圾要分类倒，且不是每天都可以倒垃圾，而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因此以本国的文化习惯来推测日文有关“倒垃圾”的听解文，肯定是匪夷所思所以学生要对诸如“单身赴任、残柴、漫画、日本料理、扫祭i)”等各种有浓郁日本独特文化特色的相关词汇有所了解。
3．意识和价值观的差异
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培养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性格。中国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日本人经过多年的洗练、改造形成了今天以“礼”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思想，这一日本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日本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及日语中独特的“敬语”特色上。
度”出发，即崇尚以“和”为贵的思想。另一方面，日本地处岛国，国土狭窄、资源有限、地质环境不稳定，远古时日本人需要集体共同狩猎才能果腹，恶劣的地质灾害也需要日本人群策群力、同生死共忧患。在不定感和无常感的双重压力下，日本民族形成了强劲的民族、集体意识，日本人的团队观念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这种团队精神理念下，日本各行各业下级对上级绝对地服从，上下级之间使用严格的敬语。敬语表现了日本文化的独有特色，也是让日语专业学生们感到最难以掌握的语言表达方式。关于敬语在此不再举例赘叙。很显然不能将日语中覆盖面广的敬语语言形式与中文中覆盖面非常狭笮的敬称形式对等；而且日语中的敬语形式也不符合我国“官”、“民”平等的文化理念。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如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语言是正面一部分，文化则是承载语言的纸张反面。日语的听解能力的培养应该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积累文化知识，掌握语言心理，增进理解，排除母语干扰。这也是学好日语、提高听力水平的前提和保障。同时，利用文化背景知识作线索来预测接下来的信息，推断主题，填补未知信息，听力理解能力的提高将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二、听力课程中文化导入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日语听力课程中的文化导人应遵循实用性原则、适度性原则、阶段性原则、系统性原则、讲授与诱导学生提高自学能力相结合的原则。实用原则是指听力课程中文化导入的知识必须与学生用日语进行日常生活会话的内容紧密结合，即指言语传授的实用性。适度性原则指文化导入的内容量不能过多，类不能过杂，范围不能过广。例如，不能因为要在听力课程需要进行文化导人就广泛地牵涉到宗教、哲学、音乐、历史等，要传授学生关心并易于、乐于接受的某些方面的知识，如：饮食、社会、科技等。关于阶段性原则，贾玉新认为学习者对文化差别的敏感度分四个阶段：1)对他国表现的文化特征表示新奇，认为是异国情调；2)对与本国相异的他国文化不信任，并排斥；3)对异国文化分析，并开始接受；4)站在对方的立场，运用异国文化。以上四点谈到的是学生在接受异国文化循序渐进的心理接受过程。从教师的立场来讲，在对学生进行文化导入时应由简及繁、由易及难。文化导入的方法可以采用比较法、解说法、展示法等，本篇暂不赘叙。
【关键词】温泉；官方性；个人性
中日两国都是温泉使用历史悠久的国家，两国的温泉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目前的温泉研究多半集中在温泉的使用方法上，但是，纵观目前的研究，造成这种巨大文化差异的原因没有被很好的进行挖掘。
一、由温泉诗歌看中日两国温泉文化特征
中日两国都有许多温泉相关的记录。中国的古典书籍《山海经》中就已经出现了与温泉相关的记录。白居易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中所提到的“华清池”就是从秦代开始有名的温泉。与此相对，日本对温泉的发现及利用也可以从各种古书中得到认证。如《日本书记》《续日本记》《万叶集》《拾遗集》等书中都有提及。平安时代的《延喜式神名帐》中已经对祭祀温泉的温泉神社也有了多处记载。本论文并不以史书为主要资料，而力图从中日两国温泉相关的诗歌入手，来对比分析日本温泉文化与中国温泉文化不同的私人性。
（一）从诗歌来看中国温泉文化的官方性
从中国的温泉历史来看，唐代是温泉文化开始繁盛的开端。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在骊山温泉建“汤泉宫”（后称华清宫），并率文武大臣前往，写下了《温泉铭》。唐明皇李隆基也曾带领杨贵妃前往温泉。而诗歌也在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因此在唐代与温泉相关的诗歌比起其他时代较多。如《题庐山山下汤泉》（白居易）、《温泉行》（韦应物）、《题昭应温泉》（孙叔向）、《温泉言志》（李隆基）、《温泉宫行》（王建）、《长恨歌》（白居易）等。稍加分析，则可以从这些诗歌中看出中国温泉文化的官方性。
以《题昭应温泉》及《温泉宫行》为例来说明中国温泉文化中的官方性。
全唐诗：卷472-22 题昭应温泉
唐・孙叔向
一道温泉绕御楼，先皇曾向此中游。
虽然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
全唐诗：卷298-6 温泉宫行
唐・王建
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宫前内里汤各别，每个白玉芙蓉开。
朝元阁向山上起，城绕青山龙暖水。夜开金殿看星河，宫女知更月明里。
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鸡昼鸣宫中树。温泉决决出宫流，宫使年年修玉楼。
禁兵去尽无射猎，日西麋鹿登城头。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
从这两首诗的内容来看，确实都与温泉有关。但是，主要描写的都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对温泉的使用。如《题昭应温泉》中出现的“先皇”“宫殿”，而《温泉宫行》则是彻底的描述了为皇帝所建的温泉行宫。同时，从写诗歌的目的来看，这两首诗也并不是描写享受温泉所带来的愉快的心情或氛围，而是力图通过诗歌，来描述皇帝的温泉生活或者通过对皇帝温泉生活的描写来评说历史。除此之外，纵观中国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享受温泉仅局限于封建统治阶层，表现平民百姓享受温泉的作品基本没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温泉在中国文人的诗歌中，乃在整个中国的温泉文化中都具有一种远离普通百姓的官方性。
（二）从诗歌看日本温泉文化的个人性
与中国相同，日本人对温泉的利用及享受也历史悠久。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日本书记》中就已经出现了同温泉相关的内容。但是，在日本，温泉离普通大众尤其是文人的生活并不那么遥远。因此，日本的文人在作品中描述温泉时，也怀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以《万叶集》中与温泉相关的作品为例来说明日本温泉文化中的个人性。
足柄の土肥の河内に出づるの よにもたよらにころが言わなくに
这首和歌描写了温泉涌出的样子。关于这首和歌意思的解释有很多种，其中最为认可的解释为：“汤河原的温泉，不分昼夜，汩汩的从河原中涌出来，那汤河原温泉不断涌出的热情，我的恋人总是不明白的告诉我她有没有在想我，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专心工作。”这首和歌从温泉联想到的并不是如同中国的诗歌一样的对历史的描述或反思，而是单纯的由温泉联想到了自己的恋人，描写了自己与恋人之间的状态。没有宏大的描写及对历史的反思，却充满了人情的趣味。
除了上文列举的和歌之外，《万叶集》中大伴旅人在妻亡时所咏的和歌也充满了深厚的个人情感。
の原にく芦田はわがごとく妹に恋ふれやわかずく
这首和歌译为中文，则表达的是：“在汤原上鸣叫的鹤啊，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思念着亡妻呢？”那这里的汤原指的也是温泉，而这里的温泉完全成为了作者表达个人感情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温泉并没有被赋予深厚的政治性或官方性，而是具有明确的私人性。
二、结语
本文对中日两国的温泉文化进行了考察。通过对中日温泉诗歌内容的对比，认为与中国温泉文化的官方性相比，日本的温泉文化则更体现了个人性。本文仅对日本温泉文化的个人性进行了论述，希望能对中国现阶段温泉旅游资源的开发有所参考。由于篇幅所限，日本温泉文化所涉及到的“裸文化”及“温泉旅馆”等方面并没有涉及，在以后的研究中则会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兵立史博物集.のと俗とと温泉の文化[M].路：兵立史 博物，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