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化职称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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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政治文化也必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农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将逐渐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象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这种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权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使得社会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级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自然处于最不利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下，这种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从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根植于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坚固的政治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权利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正在朝着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起源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家族、乡里、郡县以至于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过血缘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传承，而其他人必须接受和认同家长的权威。家长制的这种等级意识和人治传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主张三纲五常，主张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统治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思想，实际上绘制了一幅礼治的经纬图。宗法观念在以家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传统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对维护社会风气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而言，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家族式集权管理的模式却是不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因为它忽视甚至抹杀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意识；同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也会导致农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带腐败的产生，甚至会造就一些横行乡里的“村霸”行为。这些现象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成长，还直接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必须秉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平均主义是贫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王权的政治策略。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期望的基本认识。因此，无论从百姓角度看，还是从统治者角度看，平均主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反映了人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对平均主义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锅饭”现象和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这在今天注重生产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将“平均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塑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城镇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坚固的阵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渐消除传统政治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政治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为也显得更加理性。这些劳动力在返乡之后，会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加之农村自身现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现代政治观念引入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促成了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现代转型。概括来说，城镇化进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农村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增进了农村公民的权利意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思想留给中国农民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意识，即在无条件服从权力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了对个人权力的盲目崇拜。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且会助长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如拖欠工资等许多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在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切身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正是其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2.培养了农村公民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建设法制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农民由于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农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民的法治观念淡薄，缺乏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加速，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已经在城市地区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农村公民的思想意识，促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也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克制，这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维护是非常有利的。

3.激发了农村公民的创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不再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深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他们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也更加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认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城镇化进程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地区，给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主体缺失的根本性影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使农村地区丧失了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堕落的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从而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都是今后应当着重注意预防和消除的，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的更多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思考

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将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镇化进城中，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路径：

（一）完善农村政治参与机制，营造民主政治氛围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平台，长期以来承担着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许多农村地区，政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经常脱节，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农村公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形成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围，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教育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农村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为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基础。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使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整体上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不相符，但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如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应当注重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当结合，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农村政治文化。

（四）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社会的整体转型创造条件

第2篇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适应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力发展了职业教育。然而，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职业教育内部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内部教学的有效性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从阐述中职学校文化课程的教学现状入手，通过分析中职学校文化课程有效教学的意义，探讨卖现中职学校文化课程有效教学的途径。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推进，作为国民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等职业教育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中职教育领域的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创业教育均有了新的突破，然而，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学习积极性逐渐降低甚至是丧失，这使得教师的有效教学为学生、家长和社会所质疑。

    一、中职学校文化课程的教学现状

    受“鄙薄中职”的传统观念影响，在当前中职学校的文化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严重不足;第二，学生普遍不会有效地使用学习策略;第三，师生互动效率非常低，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制约中职学校文化课程有效教学的瓶颈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许多教师在中职学校的文化课程的教学中将会继续维持消极应对、点到为止甚至是随意讲课的倾向，这与“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是不相符的，更加难以真正促进学生有效、长远的发展。

    二、中职学校文化课程有效教学的意义

    (一)有利于营造求真求实的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

    文化课程中有许多“真、善、美”的素材，如文秘专业的  《中职语文》教学、幼教专业的《声乐基础》教学、以及作为公共课的《心理健康》教学，等等。对于正处于成长中的中职学生来说，直观并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内容对他们的影响较为明显，通过巧妙安排文化素材和教育内容，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气质和性情。

    (二)有利于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适应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苏格拉底说过:“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文化课程的有效教学基于对学生潜能的重新认识，坚持每一个学生都具备成才的本质的看法，有利于创造一种在中职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下，文化课程中的宝贵素材能有效地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品德修为，能有效地把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习文化课程的价值，从而促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自觉地与“准技工”的模型靠拢，进而适应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三、中职学校文化课程有效教学的实现途径

    (一)促使学生掌握学习策略，激发学习动机

    首先，让学生在自我认知上明白自信的重要性。大多数学生处于未成年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教师不应经常对学生空喊口号，应从细微之处出发来让学生看到希望，如着装打扮职业化、言行举止孺雅化、思想情感乐观化，让学生感觉到教师对他们始终充满信心。

    其次，引导学生科学地制定、监控学习计划。由于基础不牢，许多中职生几乎需要老师“扶着走路”，教师要时刻提醒和要求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过程作好计划，每学期、每月、每周、每节课都要有条不紊地执行。

    再次，引导学生相互交流与合作。中职生活泼好动，教师要利用他们善于“打交道”这一优势，鼓励他们在学习上交流与合作，让他们逐步学会对自我进行理性的分析，学会了解自己的学习特点，从而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学习环境。

    (二)强化教师选用制度，优化师资结构

    中职教师有着“双师型”教师的潜在规范，对此应强化教师选用制度。一方面国家应加大扶持力度，继续支持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基地的发展:各地教育行政机构要加强对职教基地的管理，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推动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另一方面职教师资基地也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改善培养培训条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使基地建设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为了优化师资结构，中职学校可以尝试引进具有高学历的教师，如对硕士研究生的引进。

    (三)深化文化课程组织模式，注重课程与实际相结合

第3篇

1．引言：

城乡规划的可操作性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话题，编制出可操作性强，实施性强的规划，是每一位规划师极力追求的目标。但规划的实施往往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规划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从法律、政策、管理等方面创造促进其实施的环境条件。从规划师自身角度而言，如何从改进规划编制的方法出发，制定出科学性强、透明度高，广泛反映社会意愿的规划，来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是每一位规划从业人员所认真思考的问题。

2．当前城乡规划可操作性不强的缘由

“城市规划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从根本上说，城市规划并不是为了“纸上画画”去编制文本，而主要的是付诸实施，它是一个从编制到管理、再到实施和反馈的连续过程”。[1]（马武定）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规划的本质，也揭示了规划编制与实施之间的关系。

规划与实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规划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建设实施，规划只有实施才能体现价值。不能实施的规划不能算是合格的规划。同时，实施可以反馈规划中的一些问题，以便于更好的编制规划。然而，由于存在规划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目前很多情况下规划与实施的脱节，规划成果成为“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摆设。规划的可操作性成为规划工作者的软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2．1偏重对空间形态等“硬”规划的研究,缺乏对实施机制等“软”规划的认识。

规划的实施分析需要实施机制的强力支撑，而实施机制往往涉及到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由于受传统“技术工具型”规划编制技术路线的影响，规划设计人员往往偏重对空间布局、空间形态等“硬”规划技术的研究，而对实施机制等“软”规划的认识不够。而一个规划的实施与政府的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实施机制关系密切，如果规划编制不能与现行的实施机制有效衔接，规划的可操作性就无从谈起。

2．2缺乏对实施路径、建设时序的考虑，使规划缺乏弹性。

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都要求规划方案有一定的弹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然而，目前“静态蓝图式”的规划模式，使规划人员往往忽视对实施路径和建设时序的考虑，不能帮助实施者对规划实施的路径、时序做出较为明确和清晰的把握。现实情况稍微有点变化，规划就无法应对，导致规划应变性差，操作性不强。2．3规划方案的唯一性，使规划缺乏科学性

事物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然而，目前规划过程中往往是强调规划方案唯一性，把事物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方向，最终规划成一种发展可能，对规划的实施发展诉求存在的更多的可能条件分析不足，这使规划缺乏一定科学性。也就降低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2．4、规划设计过程中没有充分反映民意，闭门造车，缺乏民意基础。

我国规划师往往存在一种观念，认为规划是一项需要复杂技术的职业，甚至受计划经济时代自上而下观念的影响，视为技术官僚和技术精英。在内容上往往偏重在建设形态，空间形态的研究，缺乏对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平衡的考虑。对规划受外部各种变化的力量所作用的连续进程这一点，漠不关心。对民意诉求和社会各界其他的意见吸纳不够。使规划不能体现多元主体利益的要求和充分反映民意，缺少可操作性的基础。

2.5对实施主体认识的缺位，缺少与大部分实施主体的沟通

目前，规划阶段对实施问题研究的偏少，跟广大的实施主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也是导致可操作性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规划人员往往偏重与规划编制组织主体的沟通联系，在城乡规划领域内规划编制组织主体一般是规划建设部门，但是在现行的体制背景下，建设规划部门不是一个综合、全局的部门，她仅仅被赋予了一个专业部门的职权，只承担了规划实施一部分职能。这种工作方法导致规划与相当多的实施主体的沟通不足，在规划编制阶段没有充分暴露矛盾，揭示问题，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的可操作性也大打折扣。

3、提高城乡规划可操作性的对策与思路

3．1重视多视角的切入，多目标的统筹，加强规划“广度”。

规划中重视多视角的切入，可为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多元的考虑因素，注重多学科与多价值观的合作与交叉，可增强了规划的“广度”，使规划的思路更加宽厚，为规划更具有科学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城乡规划牵扯到经济、社会伦理、生态环境、空间布局等方方面面，若规划论规划，未免视线过于狭隘。因此规划强调多视角的切入，按照目标与问题双重导向的思路，强化多目标的统筹。为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较为全面的视角考虑。

3．2以人为本，强调公众参与的实践规划。

公众参与是多元主体思想和观念的交流、碰撞和整合过程，为不同利益主体对话，协调乃至最终走向合作构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2]。。公众参与可以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从而有效减少规划过程中的失误。城乡规划涉及政府、公众、开发商等多方主体，各方主体在目标导向和主体利益上会有所不同，在主体的的观念和思想上，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城乡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多路径推进规划的公众参与。通过公众参与能保证规划成果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不同主体的要求和意见，通过公众参与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分歧的协调，减少实施中矛盾的激化。

3.3多方统筹，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调动各部门参与规划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城乡规划制度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规划部门本身，城乡规划获得的权限也是建立在特定的行政组织结构基础之上的。导致城乡规划编制的侧重点也往往偏重在建设规划部门归口，对其他部门职能利益考虑不全，规划的实施也往往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应有的支持。城乡规划的综合性要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加深对其他职能部门职权与城乡规划之间关系的研究，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突出各部门价值的导向，主动引导、明确职责，以期能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为规划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政府基础，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和综合调控作用。

3．4重视规划的政策属性，加强“配套政策”的研究和支撑

规划编制具有技术与政策的双重特性，规划成果既是蓝图，也是规划管理的依据。规划编制既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也是建立目标，指导实践的公共政策过程。为了体现规划“公共政策”的属性，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应该加大了配套政策和实践保障措施方面的研究，进行体制创新。配套政策是城乡规划发挥效用的制度基础，也是规划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主要体现。从政策层面来研究规划实施中的管理制度、标准、政策等问题，可以大大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3．5、强调成果表达方式易读性和规划管理的便利性

规划成果的表达更具有易读性，提供方便性，可增强规划的公众参与性，加强规划管理的便利性，也是提高规划可操作性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规划成果表达上从不同层次公众能看懂、读懂的角度，把规划的主要过程和规划设想表现在成果体系上，使规划从现状得出结论的过程，以及规划的措施和方法一目了然。另外，也要强化规划与实施的互动，从实施过程中反馈问题，给规划编制提供经验借鉴，形成规划与实施的良性互动，增强规划编制的可操作性。

4、结语

规划实施是规划编制最终结果，而规划可操作性是推动实施的根本动力。随着城乡规划实践的深入，规划编制的类型越来越多，规划编制工作充满了更多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做为一个城乡规划设计人员，责任感促使我们要从规划实施的角度来更多探讨规划的可操作性。把规划的可操作性作为主线贯彻规划编制的始终，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把握规律，寻找共性，服务社会，体现城乡规划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第4篇

摘要：园林工程的施工及养护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园林种植属于短期施工工程，养护管理属长期、周期性工程。园林施工与养护两者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分析了园林施工及养护管理的特点，并就两者有机结合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园林；施工；养护；结合

园林工程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包括园林设计、施工和养护。施工处于园林工程的中期，强调进度与质量，关注于最后的成果；而养护处于园林工程的后期，强调实效，力求实用与美观，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使园林理念得以延续。也就是说而者虽然各有特点，但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一个成功的园林作品离不开施工和养护这些分项工程的有机结合，否则，园林建设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就不能得到最大效率的发挥，园林建设必将失去其本来意义。因此园林施工与养护两者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一、园林施工的要点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颁布，为城市绿化工程施工与验收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标准。按照规范，严格按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图纸及有关文件施工，对各项绿化工程的建设全过程实施全面的工程监理和质量控制。

1、切实做好施工前准备工作

在掌握设计意图的基础上，据设计图纸对现场进行核对，编制施工计划书，认真做好场地平整、定点放线、给排水工程等前期工作。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做好准备工作，往往会加快施工进度。

2、严格按设计图纸施工

绿化工程施工就是按设计要求艺术地种植植物并使其成活，设法使植物尽早发挥绿化美化的作用。所以说设计是绿化工程的灵魂，离开了设计，绿化工程的施工将无从入手；如不严格按图施工，将会歪曲整个设计意念，影响绿化美化效果。施工人员对设计意图的掌握、与设计单位的密切联系、严格按图施工，是保证绿化工程的质量的基本前提。

3、加强施工组织设计的应用

根据对施工现场进行调查，确定各种需要量，编制施工组织计划，施工时落实施工进度的实施，并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对进度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往往能使工程施工有条不紊，保证工程进度计划的实施，尽量缩短工期。在工程量大、工期短的重点工程施工上有十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招投标制度在园林工程上的实施，更加有必要加强施工组织设计的应用。施工组织机构需明确工程分几个工程组完成，以及各工程组的所属关系及负责人。注意不要忽略养护组。人员安排要根据施工进度计划，按时间顺序安排。

二、园林养护的要点

园林工程竣工后，养护管理工作尤为重要，树木栽植是一时之事，而养护则是长期之事，即“三分栽，七分管”。各种树木有着不同的生态习性、特点要使树木长的健壮，充分发挥绿化效果，就要给树木创造足以满足需要的生活条件，就要满足它对水分的需要，既不能缺水而干旱，也不能因水分过多使其遭受水涝灾害。

1、灌溉

树木生长所需的水分，主要是由根部从土壤中吸收的，在土壤中含水量不能满足树根的吸收量，或地上部分的水分消耗过大的情况下，都应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措施就叫灌溉。灌溉一般根据植物叶片内渗透压或吸收水分的大小决定。灌溉时，如叶片的吸水能力很大，则证明水分不足，就应及时喷水。抗旱灌木虽受设备及人力条件的限制，但必须掌握新栽的树木、小苗、灌木、阔叶树要优先灌水，长期定植的树木、大树、针叶树可后灌。夏季正是树木生长的旺季，需水量很大，但阳光直射、天气炎热的中午做好不要浇水，中午时叶面灌水也不好。灌溉时要作到适量，最好采取少灌、勤灌、惺灌的原则，必须根据树木生长的需要，因树、因地、因时制宜的合理灌溉，保证树木随时都有足够的水分供应。当前生产中常用的灌水方法是树木定植以后，一般乔木需连续灌水3～5年，灌木最少5年，土质不好或树木因缺水而生长不良以及干旱年份，则应延长灌水年限。每次每株的最低灌水量一一乔木不得少于90公斤，灌木不得少于60公斤。灌溉常用的水源有自来水、井水、河水、湖水、池塘水、经化验可用的废水。采用的方式主要有单堰灌溉、畦灌、喷灌、滴灌等。灌溉应符合以下质量要求：（1）灌水堰应开在树冠投影的垂直线下，不要开的太深，以免伤根；（2）水量充足：（3）水渗透后及时封堰或中耕，切断土壤的毛细管，防止水分蒸发。

2、排水

土壤含水过多，造成树木生长不良甚至死亡。不同树种、不同年龄、不同长势以及生长条件的不同，树木对水涝的抵抗能力会有所不同。常用的排涝方法有（1）地表径流：地表坡度控制在01～03％，不留坑洼死角；（2）明沟排水：适用于大雨后抢排积水，（3）暗沟排水．采用地下排水管线并与排水沟或市政排水相连，但造价较高。保持土壤湿润是树木成活的主要条件，除在栽植后浇足定根水外，还应根据气候情况及时补充水分，尤其是枝叶萌动、生长旺盛的季节，常绿树栽植后，干旱时除浇定根水外，对枝叶也应经常喷水，但是土壤中水分始终呈饱和状态，通气性不良，不利于树木生长发育。低洼地区会导致积水，应注意挖排水沟及时排水。对大面积的绿化要求比较高的地区，可以在绿化区设置自动喷灌设备或预埋水管，定时浇水。

3、施肥

树木成活进入正常生殖状况后，可以追加肥质较为淡薄的肥料。施肥工作应在多日未雨、土壤干燥、并经松土除草后进行。

4、病虫害的防治

其方法主要有药物毒杀和生物防治两种，在防治病虫害过程中要掌握病虫的发生规律，利用综合防治，抓住有利时机用最少的人工和药物取得最佳效果。病虫害一旦在早期给予控制，其防止很困难。

三、园林施工与养护的有机结合

1、园林施工与与养护均是园林设计意图的再现

园林施工的过程就是把园林设计者的设计意图转化为具体园林景观的过程。所以在施工过程中，为了达到设计者预想工程完成后所要达成的效果，就必须深刻领会设计者的设计意图，并严格按施工图进行施工，使其转化为现实的园林作品。一个优秀的园林作品必然是设计与施工密切配合的结果。例如植物配置，要达到理想的效果，从选苗到现场施工，园林设计师均须亲临指导。至于自然山水园的放样、施工，没有园林设计师的现场把关，实在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对于复杂地形的施工现场，更是如此。

同样，园林养护应充分体现设计理念。园林设计是创造园林景观艺术的基础，在养护管理中贯彻设计的理念，这是打造一个成功的园林作品对园林养护的必然要求，养护要全力促成园林设计理念的实现和延续。例如已经施工完毕的一处园林景观，有植物配置及建筑小品，其中的层次对全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需要在养护工作中充分理解设计理念，采取合理修剪等途径来控制植物层次、高度，来体现和延续设计者的设计意图。这就需要在养护作业和考核时与设计者的介入。

2、园林养护应贯穿园林施工的全过程

就绿化工程为例，要保证树木种植的成活率，达到预想的绿化效果。为保证移栽树木的水分平衡，必须对树木起挖、运输、种植过程中减少根系受伤、减少树冠失水，对树冠进行必要的修剪，必要时用浸湿的草绳缭绕树干，采取适当的遮荫等养护措施。

3、园林施工与养护均应合理做好资金安排

园林施工与养护均应编制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将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充分结合到施工、养护的每一个环节。要根据资金安排把握施工、养护档次，合理选用工程材料做好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环节，避免施工中随意更改设计，切忌重此薄彼，削减养护资金影响后期养护效果。

四、结束语：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是按园林绿化设计要求，进行植树、栽花、种草，并使其成活，尽早发挥绿化效果的过程。种植和养护是其中重要的两部分。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及养护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种植属于短期施工工程，养护管理属长期、周期性工程。

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掌握园林工程原理，又要具备指导现场施工及养护等方面的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较好地把园林绿化工程的科学性、技术性、艺术性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建造出既经济、又实用、且美观的园林作品。

参考文献：

第5篇

一、公从参与的内涵鉴定

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决策，公众参与是其应有之义。公众参与直接对应的英文是Publicpartici—pation，由于英文与日文的语言差异，翻译时日文的部分多翻译成了“市民参与”，实际上“公众参与”、“市民参与”两个词的基本涵义是一致的，所以本文统一采用了“公众参与”的表述。关于公众参与，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斯凯夫顿报告认为，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和政府共同制定政策和议案的行为[I]。参与涉及发表言论及实施行动，只有在公众能够积极参加制定规划的整个过程之时，才会有充分的参与。雪莉•R。阿恩斯坦在《公众参与的阶梯》中认为，公众参与是公众权力的范畴术语，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些权力能够使那些原本没有权力的、当前被从政治和经济进程中排斥的公众拥有权力；是一种战略，借用这种战略，那些没有权力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信息共享的决策中来，能够被认真地囊括进(社会的)未来[。城市规划学者约翰•弗里德曼在《良好的社会》中指出，公共参与是城市规划里的公众以团体形式出现，参与政府决策过程_3]。尽管所处的研究领域不同，但是学者都从公众和与政府关系角度界定公共参与的。基于本文将研究确定在城市规划领域，而且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行政行为，所以将本文的公众参与限定为行政主体之外的公民个人和组织对城市规划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

二、美德两国城市公从参与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一)美国和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演变从l9世纪中叶，德国城市规划领域人们的关注点逐渐发生改变，开始关注改善已有街道的环境，实现社区的再发展，实现地方经济的再发展等问题。特别是如何发挥当地居民、企业、单位的能力，联合起来加强综合环境改造的想法都备受关注。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在法兰克福、慕尼黑、西柏林等中心城市，人们对城市再开发及占地的抗议在逐渐扩大，破坏城市环境、引起住房困难等抗议的呼声不断高涨，对城市规划的专家们提出疑问。在此推动下，7O年代中期城市规划的概念发生转变，立法上首次将公众参与意见这项规定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随着公众意识的高涨，各种社会组织在城市规划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众参与制度逐步完善。美国在20世纪6O年代以后，公众对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呼声越来越高，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城市规划没有“公共利益”、“特殊利益”。作为社会“精英”的职业规划师将城市规划作为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带有局限性。如果职业规划师长期充当“长官意志”代言人，其职业的社会影响将会极为有限。在此条件下，要求对职业规划师重新进行定位，尤其要求规划师面对全体公民而非利益集团。作为职业规划师本身也认识到，只有通过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使相关利益群体充分表述自己的意见，实现公众对城市土地资源的分配和城市管理权力的监督，才能实现城市规划的社会公正公平。在职业规划师和公众共同努力下，公众参与规划在美国应运而生。

1．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演变注重程序是德国《建设规划法》的显著特点，尤其体现在公众参与上。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在德国的确立和完善有以下几个阶段_4]：1976年城市规划的基本法——《联邦建设法》的大规模重新修订，将公众参与意见这项规定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1979年《联邦建设法》修订中规定从两个阶段保障公众参与。第一，早期公众参与阶段。已制定规划的市镇村，尽量让公众在早期广泛了解规划的一般目标、其他可能的代替手段、规划能预想到的作用。必须给予公众针对规划草案发言、陈述的机会(第3条1项)。通过早期的公众参与并不能确定规划草案，因此在能够吸收各种要求的可塑性高的阶段，保障公众拥有参与和陈述意见的机会。第二，正式的公众参与阶段。在早期公众参与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市镇村规划草案。这一规划草案必须和理由书同时向公众公示1个月。公众可以针对规划草案发表不同意见，而市镇村对此必须陈述理由(第3条2项)。2004年《联邦建设法》修正案理念上明确“通过程序保障城市规划的客观合理性”，明文规定“公众参与和政府参与有利于对规划相关的事项进行全面收集和适当评价”(第4a条1项)；过去只有针对行政机关(政府)才有义务适时陈述意见，现在这一义务也被引入了公众参与中(第3条2项2段第2附文)。

2．美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演变在美国规划权的行使方面，地方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社区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第10条，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权限由州政府保留。警察权(为了公共福利而限制私权的权限)成为城市规划的法律根据也是归属于州地区。因此，郡和市为了行使土地利用规则的权限，州地区有必要制定向郡、市转让警察权的授权。商务部部长胡佛，起草了作为州地区标准法的《标准地域制度授权法(1922年)》。各州也纷纷以此为标准制定了州地域授权法。胡佛部长，还制定了另一部州地区标准法《标准城市规划授权法(1928年)》，该法律制定了规划委员会的设置、基本规划、分划土地规定等相关内容，各州也以此为基准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授权法。州的规划授权法虽然指示了这类基本规划的制定程序和形式条件，但是其内容是由地方自治体来制定的。所以，基本规划的内容该如何确定，基准并不明示，也不进行审查，具体实际的判断都由地方自治体来决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由于气候温暖自然资源丰富，从20世纪初期开始人口大量迁入，是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州。2000年超过人口排第二位得克萨斯州的2085万人以及第三位纽约州的1898万人，总数达到3387万人成为人口最多的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市人口达到了122万人，居全国第七位。人口骤增的结果往往会带来很多城市规划方面的问题，城市规划专家也辈出。目前，美国规划家协会的成员有3万人左右，其中5000人以上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设计者。加利福尼亚州的具体情况决定了其城市规划具有代表，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规定如下：(1)1927—1953年赋予了所有的市、郡制定基本规划和设置规划局的义务。1927年的州规划法以《标准城市规划授权法》的草案为基准，根据规划委员会基本规划制定了州规划法。接着在1929年，对设置有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市、郡地区赋予了其制定基本规划的义务。而且，在1937年对所有的市、郡地区都赋予了制定基本规划的义务。根据一些州的规划法，地域制度必须与基本规划整合一致。195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规划法对所有的郡、市制定基本规划都赋予其相应的义务。而且1955年基本规划制定了以土地利用和交通为主要要素的内容。(2)20世纪6O年代开始的环境评价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引入。1969年，根据国家环境政策法导人了环境评估，加利福尼亚州也在1970年制定了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品质法。该制度在开发审查方面赋予其情报公开和公众参与的义务。公众通过居民立法、居民投票以及诉讼，给有关土地利用的决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州规划法规定，在选定基本规划的时候，州规划法在州规划委员会的决定之前和市议会决定之前，两次承担听证会的义务。

(二)美国、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1．城市规划参与主体在西方，公众参与贯穿了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其中最有效和广泛开展的还是在基层规划的公众参与。这反映出政府对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宏观控制的需要，也反映出地区层面规划才是与公众生活环境最贴近、利益关系最直接的领域_l6J。在德国地方，当地居民组织和企业成为参与的主体。通常，居民通过地方事务所或者类似居民组织来参与，此时，负责者或者说是管理者就成为居民的咨询对象，成为政府和当地活动的重要桥梁。在美国，地区的开发与规划方面具体实际的判断都由地方自治体来决定，在美国城市规划过程中，社区组织发挥了主要作用。由于城市规划的法律根据是归属于州地区的，作为州虽然指示了这类基本规划的制定程序和形式条件，但是其内容是由地方自治体来制定的。所以，对基本规划的内容该如何确定，基准并不明示，也不进行审查。

2．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程序德国《联邦建设法》在两阶段中保障了公众参与，见表1。德国《联邦建设法》2004年修正法案的理由书在多方面强调“通过所规定的程序保障客观合理性”。这样的方向性已经在行政法院的判决中以“适度的程序遵守的意义在于通过满足程序要求，形成符合客观法律宗旨的决定”的形式出现。修正法案更加明确了这一观点，将其作为制度保留下来。具体表现为：第一，城市规划参与过程中环境报告书的引人。城市规划公示时所附理由书中也包括了这一环境审查结果的报告，明确了城市规划中环境保护相关程序。第二，修正法案中明确指出通过程序保障规划客观合法性。明文规定“公众参与和政府参与有利于对规划相关的项目进行全面收集和适当评价”。过去只有针对行政机关(政府)才有义务适时陈述意见，现在这一义务也被引入了公众参与中。针对最后阶段提出的意见，若非作为规划者的市镇村已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可不予考虑。这一规定意味着政府及公众必须适时提出意见，使衡量资料的调查、收集更加全面化，如此才能保证客观正确的衡量结果。在美国各州也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授权法，在选定基本规划的时候，依据州的法律，在州规划委员会决定之前和市议会决定之前，赋予公众听证的义务，公众参与成为这个过程的固定构成因素。州规划授权法虽然规定了基本规划的制定的程序和形式条件，但对其内容由地方自治体来决定，除个别要素之外，基本规划的内容该如何确定，基准并不明确也不进行审查，具体判断由地方自治体决定。

3．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1)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众参与主要方式。见表2。(2)正式参与方式与非正式参与方式角度区分。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见表3。通过公众参与方式的比较可以看出，德国以正一70式参与方式为主，强调法律的强制保障作用，特别是通过程序法来保障公众实体权利的实现；而美国则多采用相对灵活的非正式的公众参与方式，在法律上进行原则性规定，给实际实行者留下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问。

4．美国和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比较的评价从实证的角度，对美国、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主体、参与的程序、参与方式的比较发现，德美两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存在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1)公众参与共同性。第一，公众参与具有完善的法律保障。第二，参与方式多样，包括了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如正式方式的程序保障、选举代表，非正式的印发各种手册、举办会议和展览会等，使公众全面、彻底地参与到规划当中。第三，公众参与面广、程度深。从参与主体范围看，公众参与不是表面形式上的几个代表或利益团体参与，而是公众的普遍参与。从公众参与阶段看，公众参与不仅体现在规划编制的各个阶段，还表现在规划的执行阶段。(2)公众参与的差异性。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特征是依靠程序确保规划实体的正当性，强调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程序保障实体正义，实现公众实质性的参与权。而相对美国的城市规划中就显得更具灵活性，地方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充分发挥居民组织的作用，运用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调动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3)公众参与存在的不足。德国城市规划法注重程序，通过程序保障公众参与规划实体的正当性。通过程序对民主正统性的强化有助于促进居民对规划的理解和接受，结果是针对城市规划效果提讼数量减少。同时，由于公众和公共机关的参与，规划质量有可能提高。但这一制度能否妥当地发挥作用存在若干前提。如果前提不具备，就会产生许多问题：第一是程序主体——行政机关的态度。若是在形式上或表面性的执行，那么参与徒具形式化，通过程序保障实体正当性的基本理念难以实现。施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变小，行政便有了更大的裁度余地，因此极有可能是行政主导下的城市规划模式的形成。第二是参与程序的充实、活跃化。如果居民对城市规划不关心，对程序参与缺乏欲望，程序就会变得形式化。与此相关，最近，各国城市规划、城市形成的文件中，强调居民的活跃化受到关注。例如，最近德国的社会城市方案指出“通过地区实践可知，确实大多数的市镇村居民有参与权力，但并未被地区普通居民充分利用”，所以增强居民活跃化成为重要课题。普通公众的参与欲望并非停止而需要的则是多样灵活的公众参与方案的提出。不仅要注重自发参与，而且也要直面居民参与活跃化的问题。考虑到居民参与型的城市行政、城市复兴的要求，有必要将以上两方面都考虑在内。自发性和活跃化的必要错，形成了德国居民参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对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而言，美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法律层面进行原则规定，为具体实施中规定了程序性义务，又提供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充分尊重各地方的自治权，社区组织成为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许多非营利性组织成为政府与居民间的桥梁，在公众参与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运用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保障公众参与，调动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但是如果没有权力配给的程序保障，只能是一种形式主义，公众也不能真正影响规划的成果。

三、西方城市规划公从参与与法律制度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2O08年实施的《城乡规划法》首次在法律层面上确立城乡规划的公众参与制度，公众参与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城市规划参与理论处于传统的物质规划向现代规划理论转型时期。在制度层面，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刚刚起步，因而中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深度应是个逐步扩大和增加的过程。

1．开放规划信息保障公民尽早参与参与者对特定利益的认识能力、参与过程的学习能力、根据目标选择手段的行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参与者对信息的拥有和控制。只有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才能使公众真正参与到规划中来

2．明确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程序和方式通过程序保障实体正义，确保规划实体的正当性，实现公众实质性的参与权。借鉴外国的做法采取多种参与方式，除了正式的制度安排外，灵活运用多种非正式方式，增强公众参与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

第6篇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农民素质， 应对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农民市民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化的实质和必然结果。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势在必行的。加大城市化建设的力度，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也是当下各个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主要是指农民、城市农民工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市民权)的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在中国，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其相应的社会权利。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是指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是在社会文化和角色内涵层面上的农民市民化。

在我国很多地区在各方面因素的推动下，已经实现了狭义层次上的农民市民化，即在城市有居住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但是由于农民内在因素的影响，广义上的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阻碍。

一、现状分析

盐城市城南新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据调查显示，自2001年盐城市开始乡镇规划调整，土地被征用，建设城南新区，许多农民房屋被拆迁，并由政府统一安置，同时安置房也办理了土地证、房产证。在这些地区初步实现了狭义的农民市民化。此外，找“十五”期间人口制度改革的脚步也明显加快，该市取消了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登记制度，统一使用居民登记制度，使得进城务工人员住房、就业、子女的教育等条件均得到了改善，社会保障也得到逐步解决，此外，在2010年9月，该市还出台了盐城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并逐步实施，不断完善教育体制，平衡教育资源。

由于传统观念上对于农村户口的歧视，很多农民对于摆脱农村户口，脱离土地变为城市人口起初也是十分欣喜，但是入住之后，很多问题就显现出来。与小区原有住户以及社区物业的矛盾日益激化，同时对于新的环境无法很好的融入给他们本身也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在XX小区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脱离了原有的劳动资料，一时间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无法在短期内适应城市的工作。很多居民对自家房屋进行改造，民用房改做商业用途，将车库改装出租，在楼顶搭建阳光房。将一楼的院子改为门面房，开小饭店、水果店甚至是熏烧店。这些行为造成了排污、大气污染等问题，影响了整个社区的居住环境以及社会管理秩序，也给其他居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影响。

二、问题分析

从农民自身来看，由于中国长期积累的小农意识的影响，使他们很难适应城市有组织的生活。大家只是脱离了原有的土地，从身份和权力上转变为市民，然而在社会角色上依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转变，很多原有的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严重制约了。 观念上还存在只顾自身利益，市民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不能以市民的标准来要求自身，生活习惯上仍固守一些陈规陋习。由于农村的教育体制相对落后，也导致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对于新事物的接受适应能力相对较差，无形中也影响到就业、人际等多方面。此外，对于刚刚进入城市的他们还无法摆脱阶层意识的束缚，有一定程度的自卑，难以主动积极地适应到城市生活之中。作为影响市民化进程的内因，在外因阻碍日益减小的今天，自身素质的相对较低已经成了影响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另一方面障碍来自城市居民。相对于进城农民，城市居民有一种先天性的优越感。对于进城农民这一个庞大的外来群体，有着一种排斥心理，缺乏包容心，喜欢给他们贴标签，故意排斥或远离他们。使矛盾激化发展，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更鲜有人主动去关心帮助他们。

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思想上的城乡对立。城市市民对于农民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进城的农民缺少一种包容心或者认为他们好欺负。很多人把失业、犯罪率、城市环境质量、交通问题这些本身就存在的问题也全部归咎于进城农民。当然，不可置否大规模的农民市民化对城市的环境、治安、交通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但是走农民市民化的道路是我国发展的必经之路，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

三、解决方法：

农民要市民化就必然要先融入市民之中，这是不可或缺的一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要经过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缓慢的进城之中，既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市民等多方面的帮助。

加强法制意识传播，要提高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素质，必须要加强法制意识的传播。加强进城农民的法制意识，不但有利于执法人员的执法，也有利于农民维护自身权益。定期开展法制宣传活动，相关部门需要出台一套有效的政策体系，为未来铺路。此外还要加强立法，让农民市民化应通过立法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

端正态度，发扬主人翁精神。身为城市居民要有主人翁精神，帮住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要理解他们，而不是嘲笑或者厌恶，要端正自身态度。对于一些可避免的冲突要尽量避免，有错误的地方可以指出。

充分发挥加强传媒效应，多方位宣传。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传媒主要通过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社会暗示及教育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所以有学者将大众传媒机构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 大众传媒权力是一种无形的权力, 也是一种柔性的权力, 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推动着人类教育的发展, 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 于潜移默化中达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有效控制, 从而成为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7篇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析双语教学与跨文化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差异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的影响，并对在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中实施跨文化教学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中进行跨文化教学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课堂上设置具体的“情境”和“语境”，教师应熟悉西方文化知识，学生要进行多渠道自主学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各种国际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需要大量既懂外语又有专业知识的国际化人才。为了使高等教育能够适应这一需要，培养出国际化的人才，教育部早在2001年就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2007年又明确指出：“推动双语教学课程建设，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切实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力”。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高校积极开办双语课程，培育双语人才，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双语教学的热潮。在此背景下，组织行为学课程双语教学便应运而生。组织行为学课程开设双语教学，开创了全新的“教”与“学”的思路，学生通过对原版教材的提前预习及仔细阅读，再通过授课教师的英文授课，学生能够以英文的思维方式思考国外的原著学科，能更好地跟踪本学科发展的前沿理论与方法，保证组织行为学学科知识的及时更新。同时，也有利于传达组织行为学核心知识和核心理论，增强对世界一流学术大师及其思想的了解，把握学术精髓。然而，在取得种种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在实际教学中碰到了许多因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严重阻碍了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过程的顺利开展，并明显制约了双语教学效果的提高。有鉴于此，本文将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中所涉及的跨文化教学进行探讨，并给出一些对策建议，希望有助于促进我国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

一、双语教学与跨文化的关系

所谓双语教学，是指在学习母语的同时用非母语进行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科的教学， 其实际内涵因国家、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双语教学中，由于语言具有交际功能， 当交际的双方分属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时，就产生了跨文化交际。同时，又由于各个民族的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文化的印记，所以在习得一种民族语言知识的时候，就是习得这个民族的文化和他们的传统。所以双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是紧密联系的。在双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育是重要的环节。由于双语课程不仅承担着语言能力目标的实现，还承担着专业知识目标的提升。因此，在双语教学中，为了更好地实现以上两个目标，就有必要在双语课程中渗透文化知识，进行跨文化教学，从而将学生培养成掌握学科知识的双语人，双语文化人。

另一方面，英语大师王佐良先生曾说过：“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因此，语言教学不仅仅要掌握“语言规则”（the rules of the language as code），即：懂得语法正确与否，而且还要掌握“语言使用规则”（the conventions governing the use of the code），即：决定语言是否得体。在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中，教师只有通过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对比，加强跨文化知识的导入，才能使学生对西方社会逐渐形成系统、全面的了解。进而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文化差异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密不可分。在双语教学中，由于母语和目的语所蕴含的两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文化取向、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许多语言现象单单从语言本身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具体来讲，文化差异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文化差异会影响学生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课程知识点的理解

组织行为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往往是和我们人类社会联系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范畴。由于组织行为学课程双语教学大多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因此，学生对于该门课程双语教学知识点的理解就和目的语（大多为英语）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关。也就是说，文化差异对学生在理解双语教学知识点时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当笔者在给学生讲解霍夫斯泰德评估文化的五个维度时，其中有一个维度是各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长（短）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 & short-term orientation）。长期取向是指人们总是想到未来，而且看重节俭、持久与传统，而短期取向是指人们看重此时此地。由于我国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教育，课堂上大部分学生都认为长期取向比短期取向更可取。考虑到文化差异，笔者告诉学生，美国是一个多元国家，允许各种文化共同存在。按照组织行为学的观点，长期取向并不一定比短期取向更可取。短期取向下的人们更容易接受变革，他们对于工作的忠诚度也很稳定。因此，长（短）期取向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价值观取向，它们共同存在，其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这样，就让学生对该知识点有了准确的理解与把握。

（二）文化差异会影响学生进行组织行为学双语学习的思维习惯

具体来讲，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语篇分析和词汇理解两反面。一方面，学生倾向于总是潜意识的拿所学语言与自身母语进行比较，导致无法跳过难句或语法，而对整个语篇的含义进行分析。大学生是成年人，他们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早已定型。关键不在于是否迁就学生的习惯性思维（汉语思维），而在于帮助并引导学生了解、掌握新的认知方法（学习第二语言）。另一方面，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是一个民族文化概念的指代方式，它最容易受到文化渗透。学生受困于中式的词义理解，往往难以领会一些西方语言的词义。例如，在组织行为学双语教材中，多处涉及到“宣传”这个词汇，例如“广告宣传、新闻宣传、公关宣传、产品宣传和企业宣传”等等。汉语里“宣传”指的是“对群众说明和讲解，使他们相信并且跟着行动”。而英语词典中对“propaganda”的定义是“政治团体为影响公众所散布的信息。通常是夸大甚至是虚假的信息”。可见，“宣传”一词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有着不同的褒义和贬义，从而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点。所以，“产品宣传”用的是“product promotion”，而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是“product propaganda”。

（三）文化差异会影响学生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教材的案例理解

案例教学法是不少课程讲授中颇为常见的方法。然而，西方原版教材对一些案例的选用表达常有别于我国的本土教材，经常会由于文化的差异而让学生对案例的理解不准确。在组织行为学的双语教学中尤其如此。如在讲授“群体冲突”一节时，由于文化的差异，学生们受传统理念的影响，对“冲突”这个概念的理解还停留在“冲突的存在是管理不善的结果，应当避免冲突”的认识上。如果就理论解释理论，学生们是很难接受“冲突从绩效的角度，是可以产生价值的”这一观点的。为此，笔者在课堂上就我们学校如何充分利用竞争手段，通过增加工资、奖金、表彰、晋升、待岗等形式，产生积极意义的“冲突”、创造新局面的实例，借用我们自己的文化，说明了“冲突是任何组织都不可避免的，且往往是保证高绩效所必需的”、“冲突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有从绩效的角度，才能判断冲突的价值”等观点。

三、组织行为学双语课堂进行跨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一）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双语教学面临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其克服畏惧心理的难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引入跨文化教学。在双语教学中，通过文化比较和文化差异分析，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体验西方文化下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从中体会到二元文化的有趣差异；另一方面，还可以推进学生的探究式教学。“探究式教学”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为前提，以教材为基础，在教师启发诱导下，学生主动探究问题、自主建构知识体系的一种教学方式。将跨文化教学引入双语教学，能够促使教师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沟通活动解难释疑，使学生形成学习的主动性、探索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能够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组织行为学课程的双语教学，既是一门学科基础课程的知识技能传授，也是对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许多语言学家经过研究，普遍认为除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言技能，还需要培养他们的文化能力。当前大学生普遍表现出英语交际能力差，沟通自信不足，过分偏向英语应试教育。只有将跨文化意识充分融入双语教学的各个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课堂英文问答、讨论、演示和课后英文写作等，才能使学生的交流沟通水平在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得以提高。

（三）能够提升学生的个人修养和文化感悟

文化通识和个人修养越来越成为国内外本科生教育的主要指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种语言便是一种文化，而一种文化便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以文化作为感召力的双语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更宽广的课程领域接受两种文化的熏陶，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使他们摆脱传统狭隘观念的束缚，形成一种对文化的潜在反应能力，以开放的心态和跨文化的素养迎接全球化社会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四、组织行为学双语课堂进行跨文化教学的方法

由于缺少西方国家的语言环境，在组织行为学课程的双语教学中，学生不能身临其境的去学习和感受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这就要求教师要设法在双语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最大限度地将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导入教学过程。

（一）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

要在双语课堂上努力增强学生对中西文化的敏感性。如对许多中国人来说communism，collectivism，interdependence等都含有正面积极的意义，但这些对西方人来讲却含有反面、消极的意义。相反capitalism，bourgeoisie，landlord，ambition等对中国人来说有一定的贬义，而对西方人来说则带有褒义。这些词汇在不少社会科学中都较为常见，如果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本身也会对学生的课程内容理解产生障碍。而一旦正确引导学生分析中西方学者这种文化背景和学理的差异，将有助于其形成双重文化的学习能力。

（二）在课堂教学中设置具体的“情境”和“语境”

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实际上是一种极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跨文化管理活动的视频资料、模拟组织行为学场景、角色扮演等方式将组织行为学实践中的跨文化冲突展现在课堂上，给学生创设一个跨文化管理实践的情景。教师也可以担任其中的一个角色，这样给学生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让学生可以体验跨文化的实践活动。

组织行为学双语课堂上很重要的是要营造出双语教学的氛围，这种氛围既包括了课堂知识点的双语讨论和辩论，也包括对课程案例的现实模拟表演。前者能够锻炼学生用西方语言进而到用西方思维来考虑问题，激发其用英语表达观点的愿望。后者则是将整个教学过程组织成近乎实际的交际活动，让学生体会在不同场景下应该讲什么，从而达到良好的双语教学效果。

（三）教师应该同时熟悉专业课程材料和西方文化知识

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只有教师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意识，才能培养出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学生。而双语教学对教师的专业课程熟悉程度和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与其他的非双语教学的课程不同，组织行为学引入双语教学，还要求教师更加熟知西方的一些文化故事和名人名作。这既考验着双语教师多学科的知识广度，也要求其花更多精力进行备课工作。如果教师不能在授课前进行充分地查阅和注释，也就无法帮助学生准确地理解文章。

（四）鼓励学生进行多渠道自主学习

双语教学的课堂时间是有限的，仅仅依靠每周一、两次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英语思维是不可能形成的。这就要鼓励学生在课堂之外，能够自主阅读西方经典文化名著，观看反映西方文化生活和历史的电影、电视剧，并多浏览英文的知名媒体网站和主流论坛。同时，在生活中有意愿与西方人士和一切西方元素的事物进行接触，从而自发创造感受跨文化差异和熏陶西方文化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钱 芳，俞丽伟.高校管理学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J].教育学术月刊，2009（12）：103-105.

[2] 吕雪松.案例教学法在组织行为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4）：31-33.

第8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措施；重要意义

O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 Li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onnotation， contains rich resource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t the cont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university can enric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 content， enhance the efficiency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o as to optimi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mprove the peopl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measure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中国传统文化含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独特的教化功能，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能够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多元文化的不断冲击和人们思想逐渐被异化的社会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重要的使命和挑战，由此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优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在拟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作一简单了解和把握的前提下，致力于深刻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措施，从而更好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间跨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使得多元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也得到了加强，然而在学术研究的广泛领域里，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也并不一致，很多不同学科和立场的学者从各自的问题视域和致思角度出发作出了莫衷一是、取向各异的己属界定。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底蕴，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价值。概括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历经几千年的积淀、筛选和发展，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价值，与当前大学生的培养目标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天人合一"的思想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环保思想和整体主义思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培养大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等等，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以对国家民族的关注、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积极汲取万物和谐发展的教育因素和大力传承积极人生态度的人文精神资源，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历史使命感，对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倡导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观，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历史和传统对人类的作用，从而根据民族传统采取特定的教育行动向下一代提供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范型和参照系。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新文化建设，都不可能脱离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包含着许许多多值得我们继承和汲取的精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地拥有优势和特色，其核心环节就在于能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

（三）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

作为有机体的国家社会，要维系存在和发展，必须建立社会共同价值观。在当代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多元化倾向。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许多以我为中心价值观的膨胀。这些人以价值观多元化的存在冲击排斥社会价值观的存在，否认社会价值观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这显然不利于建立与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道德观，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应当十分注意从传统价值观中选择、提炼有价值的加以继承和现代阐释，对于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传统文化的认同能达到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经历了一个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接力运动，不断的充实、丰富、发展和创新，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成为整个民族生生不息、休戚与共的内在凝聚力。思想政治工作者利用民族传统文化实施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在了解祖国传统文化，激发对祖国深厚感情的同时，认识到生活在中国广大国土上的各族人民，有着共同创造的灿烂中华文化，承继着统一的文化传统，从而达到一致的文化认同，使中国传统文化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作用。

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措施

（一）开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必修课教学课程

课堂是大学生接受教育的主渠道，也是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场所。在课堂的教育内容上，我们应该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入教材、引入课堂，扩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增加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授量。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教学，可以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入耳、入脑。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精华的了解与探究，可以使大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其中的辩证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思辨水平。另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课教师应该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充分应用现代先进的教育教学技术，采用学生乐于且易于接受的方法认知中国文化，学习传统美德，有效地实现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多方面协调配合，创造良好的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校园文化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人的思想影响是无形的、是潜移默化的。重视环境对人品德的影响作用，倡导选择良好的环境培育人的美德，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一大特色。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在学校内开展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目的的丰富多彩校园文化活动，并以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内容引导学生积极的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另外通过家庭感染和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合力育人"的传统，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教育领域结合起来，构建教育一体化网络，形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教育合力并将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的学习、实践列为重点并贯穿在一切活动之中，以一种潜在的作用影响着学生，让学生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显得尤为必要。

（三）开展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实践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吸引力

教育不能脱离实践"坐而论道"和"闭门思过"，在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文化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应该在大学生中开展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实践活动，增强教育的有效性和吸引力。实践活动要以大学生为主体、教师主导而组织和展开。大学生既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活动既是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延伸，也是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学习的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采取理论学习研讨型、文艺活动型、实践型等多种形式。这些活动不但可以使学生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文艺的方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的东西表现出来，养成良好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做到知行统一，让大学生在实践中养成崇高的人格和健康的人生态度。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们吸纳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并把它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就是更好地拓展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时把两者结合起来也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迟成勇，吴锦旗：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3）.

[3]贺斌.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J].法制与社会.2007，（2）.

[4]薛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思考[J].前沿.2006，（8）.

[5]曲洪志.我国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J].山东社会科学.2006，（4）.

第9篇

关键词：“新士人”；士而入仕；政治观；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181－005

“新士人”是指在明末清初这一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在清朝初年入仕清廷，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清朝统治者的第一批士人群体。他们入仕于清廷政府，成为“一批本质上有别于遗民士人的新士人”［1］，是开启清初盛世气象的“有清一代”典型。在明末清初充满国仇族恨的社会氛围下，由明入清的士人的政治处境比较尴尬，因此他们或不问世事、安贫守节，或屈于形势与异族统治者妥协周旋。“新士人”却没有一身事二主的顾虑，出仕行仁且较少受到舆论非议，在为清廷服务的同时始终能保持平和自然、荣辱不惊的心境。

一、 出仕而行仁——“新士人”群体形成的

政治背景及其特点

如果将清朝初期的士人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明末清初的遗民群落，曾活跃于明朝政治文化领域，受明朝知遇之恩并对其怀有深厚感情，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二是叛节“贰臣”，一身而仕两朝，既未做到对前朝尽忠，又为新朝所猜忌，因此为世人所诟病，在忠清与复明的两难中徘徊，以钱谦益等为代表；三是国朝“新士人”群体，是清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文人，以南施北宋等“燕台七子”为代表，他们反映了文人事功心态的回归；四是“盛世文人”，出生于清初时期的清朝宠儿，已融入清初盛世气象，代表了甚至是推动了清朝政治文化新风貌的确立，以王士禛、沈德潜为代表。

“新士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于前明万历、天启年间，青少年之际遭逢鼎革，然后在清初通过科举而入仕” ［1］。从政治地位上来讲，他们一般处于统治阶级中层，虽未能入主中枢内阁，但却是为政一方的大吏，对地方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完全不同于明末遗民，也不同于叛节文人，他们有着积极的事功心，没有赎罪的包袱，在他们身上，儒家积极入仕的理想重新抬头。“新士人”群体的出现标志着清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建立根基，满族统治者与汉族文人间的磨合初见成效，清朝的存在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可以说，“新士人”是应运而生的，是清初政治稳定的体现，也是清朝盛世气象的先兆。“新士人”的逐渐成长反映了反清复明理念的渐渐淡化，同时又开启了清朝盛世文人政治观念、文学思想的先声，其承前启后作用应当为研究者们所重视。如果我们忽略了“新士人”这一群体的存在意义，那么从明末至清初这一阶段的文学审美、文学评论观念的转变将失去了衔接。

（一）平和中允的政治价值观

“新士人”与遗民年龄相差无几，大致生于17世纪20年代前后，如遗民代表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吴嘉纪（1618-1684）、方以智（1611-1671）、钱澄之（1612-1693）、归庄（1613-1673）、侯方域（1618-1654），与“燕台七子”中的施闰章（1618-1683）、宋琬（1614-1673）、严沆（1617-1678）、丁澎（1622-1686）等年龄相仿。二者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是个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教育背景及个人遭际不同造成的，正如《明清易代后诗歌思想的继续发展》一文所言：“这是一代充满矛盾的士人。他们之不同于遗民士人，是因为他们虽生前明，但年纪尚小，使他们对前明并无甚深之眷念。他们又不同于纯粹由清廷培养出来的国朝诗人，因为他们毕竟生于前明，又身历易代，对前明还有一种内心深处的认同。”［1］

“新士人”体现出的“矛盾”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相较于遗民士人和叛节“贰臣”，“新士人”们的政治抉择较为自由，不用背负前朝恩宠的包袱，也无需承受道德谴责，在两朝更替之际，“新士人”才能保持平和中允的心态，在作品里歌颂抗清义士的坚贞不屈，在生活上与遗民们融洽相处，同时又身处统治阶级阵营，对新朝一统气象进行讴歌。需要指出的是，“新士人”对前明的认同仅仅是对前明文化的认同，歌颂的不是义士们反清复明的行动，而是其执着的精神、高尚的节操。这种“认同”是对社会多种意识形态的包容和并蓄，客观上促使了两朝的更替更加迅速和浑融，在本质上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主张保持了一致。如《清史稿》记载汤斌曾向顺治请旨：“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受到了冯铨、金之俊的弹劾，然而顺治却“特召至南苑慰谕之”。这件事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皇帝的态度。因此身世清白的“新士人”在政治上更为自由，他们与遗民们交往密切，与清朝盛世文人也相处和谐，就像承接明末清初文化的一座桥梁，既逐渐淡化了遗民们凄怨悲壮的哀鸿之音，同时又开启了盛世文人壮怀逸飞的盛世情怀。以清初循吏施闰章为例，其《学余堂集》中有大量歌颂前明义士的文学作品，如歌颂抗清义士方虎邻的《方虎邻传》、纪念前明大司马李邦华的《重建永丰陆侯祠堂记》，这些题材的作品甚至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默许和认可。此外，施闰章的授业恩师为著名遗民沈寿民，施闰章与名噪一时的遗民方以智关系密切，与明末第一遗民邢孟贞相知相交，然而这一切并不影响他的政治立场，施闰章自始至终都是清朝统治的忠实拥护者，并最终入祀于名宦祠中，得到清政府的肯定和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