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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的学习始终脱离不了文化的学习，在外语教学中逐步渗透文化教育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工作者们都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目的语文化的输入上，而对本国文化的输出重视程度不够，文化教学偏离了有效运行的轨道，从而导致了大部分学生语言功底与文化素养不成正比，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在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也普遍存在。中国文化知识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低下，进而大大降低了法语教学效率，因此，在推进法语教学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存在的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剖析：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及成因，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途径。
一、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
“文化教育”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者眼中并不陌生，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同时还是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文化教学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早在1997年，贾玉新便在他的作品《跨文化交际学》中提出“语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教育”〔1〕，随后，胡文仲也在其1999年出版的《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2〕。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随着交际外语教学法的不断推广，我国外语教学也开始逐步重视“目的语文化”导入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外语教学开始大量引入国外原版教材，课堂上大量介绍国外的文化习俗，这种将语言教学与目的语文化教学有效融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还能够了解对方的文化，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然而，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大多都存在一个通病：由于母语文化教育的长期缺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从而大大削弱了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清华大学的张为民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做过相关调查，他们召集了一批英语专业本科生及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用英语转述中国文化特色话题的测试，内容囊括了中国独有的事物、名胜古迹、民俗等，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都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这一现象在法语学生身上同样普遍存在，很多学生甚至都不能用法语很好地翻译诸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更别说翻译中国原汁原味的诗词歌赋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确实存在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现象，并且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
谈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寥寥几句便可解释清楚的，可以说它是多方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教师自身中国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其次，教师教学观念与跨文化交际理念脱轨，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最后，学校并未开设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以及教材中中国元素的缺乏。但究其根本原因，还要归咎于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界对文化教育中“文化”的概念理解片面，过度重视目的语文化输入而忽略本国文化输出，模糊了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 “文化教学”不仅包括法国文化教学还包括本国文化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时刻秉承两者并重的原则，才能够培养出各方面都合格的高水平法语人才。 “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必须把该文化放在与本民族文化的对比中进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切入包含着对目标语及母语的再认识。”〔3〕美国语言学家Claire Kramsch如是说到。
二、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经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教育对法语教学成效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将法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势在必行，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Hymnes将人类在恰当的场合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定义为“交际能力”，而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跨文化交际也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然而，“跨文化交际是双方的交流，而不是单方面向一方面学习。”〔4〕任何一门外语的学习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学习者在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间建立一个桥梁，能让两国人民顺畅地进行文化交流，这才是法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即通过教师的不断引导逐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意识，从而培养出能够促进中法友谊高效持久发展的跨文化交际人才。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势必将会大大阻碍这一目的的达成，因此，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刻不容缓。
第二，中国文化在法语学习中具有正迁移作用。“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会无意识地将母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等移植到外语的学习中去，这个过程就叫做语言迁移。”〔5〕总体来说，语言迁移分为两种：正迁移与负迁移。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界都将过多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正迁移作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文化在外语学习中所起的正迁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化与法语教学有效结合起来，将大大提升法语教学效率，正如刘润清所指出的：“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语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对比，会造成莫大损失。”〔6〕从逻辑角度上来讲，两门语言相似度越高，正迁移作用也会越大。虽然汉语与法语分属于不同语系，从表面上看有很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任何语言在结构上都是相通的，就比如法语中的？？？Aide-toi， le ciel t`aidera.？？与中文里“自助者天助”便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要将中文及中国文化与法语及法国文化的共性之处好好加以利用，便能够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加快他们学习法语的速度，从而大大提升教学效率。
三、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途径
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实现的是双边交流，我们虽然使用的是法语，但代表的是中国文化，而非法国文化，因此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它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是培养学生辩证的文化意识的需要，使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悟绚丽多彩的、优秀的中国文化。〔7〕”而要扭转这一局势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也不是只靠一方面的努力就能做到的，而是要在多方的长期努力下才能够逐渐消除的。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三方参与者便是教师、学生、教材。笔者认为要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教??的正确引导。作为教学的主力军，教师能够提供正确的引导自然是促成局势扭转的关键。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引导”必须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基础上：首先，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同时，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使其与跨文化交际需要紧密接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各个方面努力对学生进行文化渗透：既要使他们了解法国文化，又不能忽略到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使他们能够顺畅地用法语将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要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多下点功夫，笔者认为主要可以用到以下两种方法：
1.比较法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去发现两种文化的异同，逐步引导他们养成从一种文化引申到另一种文化的学习习惯。比如，从词汇角度上来讲，词汇是构成一门语言最基本的单位，但也是一国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同一个词汇在两种文化里所代表的内涵可能会大相径庭，这里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探索，从一个词引申到它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相似的或不同的文化内涵。以颜色为例，中国人偏爱红色，自古以来，红色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喜庆，同时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红色还能够使我们联想到革命，“红心”可以指“对党的忠诚”，而在法语中 le coeur rouge 也有这一层含义。再举个例子，在讲到动物的词汇时，比较法便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了，因为在中法两种文化中某些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如 chien（狗） ，在汉语里“狗”经常会跟很多贬义的成语联系在一起，如“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而在法国狗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法语中很少能找到诸如此类的表达。再比如，俗语谚语是最能够体现两种文化的异同的，汉语里有“沧海一粟”，法语里也有 C`est une goutte d`eau dans la mer. ，但是在中国我们经常会说“茶余饭后”，而法国人则会说 entre le poire et le fromage （在梨与奶酪之间），因为法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一般在下午茶时间都会吃点水果点心之类的食物，这就跟中国很不一样了。
2.联想法
在教学中，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课文，里面的内容或背景会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教师就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引导学生从一种文化联想到另一种文化。比如北外马晓宏编写的《法语1（修订本）》第15课谈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教师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就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到中国的饮食，如“四大菜系”以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甚至可以在下节课让学生分组做演讲用法语介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再比如《法语3》第二课里面讲到了上帝第六天创造了人，这里就可以联想到我们中国的女娲造人、盘古变人的故事，同样的也可以组织学生用法语去讲述这些故事。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使学生在学习法国文化的同时还能够加深对我们母语文化的了解，同时还能够很好地提高他们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二）调整教材内容，注重融入中国文化，使目的语文化输入与母语文化输出达到平衡。大部分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教材展开的，因此教材在教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综观我国高校法语专业学生现阶段所使用的教材，都过度倾斜法国文化的输入，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不仅给学生传达了错误的讯息，误导他们认为学习外语就不需要学习中国文化，而且也让学生学不到如何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导致他们这方面能力低下。这就提醒我们，要弥补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就必须进行教材改革，在教材中注重融入中国文化，增加介绍中国文化的法语文章，使学生在课文中就能学到表示中国特色事物、风俗等的法语词汇、表达等，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当然，在现阶段教材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教师可以自行选用一些替代教材，比如可以开设中国文化的相关课程，选用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中文书籍作为教材，在课堂上积极组织学生展开如何用法语将我们自己的文化表达出来的讨论，这样也是可以的。
第三，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王宗炎曾经说过：“对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人家的文化、语言该怎么看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强国或强大民族倾向于自高自大，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不如自己，这是民族中心主义；弱国或弱小民族自卑，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比自己好，这是惧外心理。”〔8〕当前的中国已经不需要一味地去迎合他国文化，而更多需要的是尽可能输出本土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渴望学习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的法语教学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契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建立文化自信，鼓励他们将礼义廉耻、仁爱礼让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在跨文化交际中始终保持自尊、自强。
一.美国艺术教育现状分析
美国艺术教育具有如下特征：首先，重视在全民中普及艺术教育。美国强调艺术不是少数精英、中产阶级和社会上流阶层的特权，艺术需要面向大众，向人们证明艺术鉴赏力并非先天固有，人人都能够学会欣赏艺术，艺术不是少数“拥有艺术天赋”人的专利。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大部分综合性大学都开办了艺术系，不仅如此，还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在各个地区开展艺术教育，甚至将艺术教育深入到社区中，将其与学校艺术教育有效结合，让公民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艺术活动，以此来培养公民对艺术体验的需求，促进艺术教育的普及，并从根本上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提倡社区艺术教育的个人和团体认为，通过在全民中普及艺术教育能够间接甚至是直接地影响艺术教育政策的制定，使艺术教育真正得以重视，因为只有当全体公民都意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时，有关艺术教育的政策才会相应地调整和转变。试想如果家长和孩子在生活中接触到某种艺术体验时，他们可能会期望在学校课程中能够再次获得这种体验，也会乐于去了解艺术，这样将艺术课程的成绩纳入学生升学的必修学分，将有关艺术知识考核的试题列入标准化的考试范畴，以及将与艺术有关的职业看作高校就业推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等构想也有望实现。此外，学校也能够充分利用社会上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来促进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从而向学生提供最佳的教育方案。
其次，美国在艺术教育中开始强调视觉艺术的文化属性。它不局限于从形式和技能上来发展艺术教育，而是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从人类学、社会学等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艺术学科，认为艺术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现象，艺术的形式、线条、色彩是人类用来进行交流的符号。在艺术教育中，注重教学活动与整个社会的关联，对教育的内容、学科的角色，以及教学的模式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的许多艺术教育理论家认为艺术能够促进道德的发展，借助合理有效艺术教育，能够让人积极地转变自我，并进而改变社会以及人类生存的世界。他们意识到艺术教育与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的重要联系，也认识到艺术对于培养有思维能力的、创造性的公民的重要性，于是提出艺术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艺术作品的创造，单纯地关注技能的学习与材料的运用，而是要让学生通过学习更深刻地理解艺术的社会力量，要将教学的重心转移到一些与社会和人类密切相关的主题上来，通过艺术教育引导学生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艺术实践活动，并将具体的教学内容同当前社会及文化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相联系。教师在课堂上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一个交流观点的平台，这种交流以艺术创造与艺术表现的形式进行，学生以一种或多种艺术形式作为媒介，表达自己对于当前社会及文化问题的看法与认识。教师则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一方面从艺术的角度指导学生创造有意味的形式，另一方面从思想的层面帮助学生认识身边的社会文化现象，启发学生设想未来的生活方式，并将自己的设想以视觉的形式加以描绘。
再者，美国艺术教育注重发展跨学科的、以研究为基础的课程。俄亥俄州立大学艺术教育学院提倡通过发展跨学科的、以研究为基础的艺术课程来对俄亥俄州五所公立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学院认为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能够让教师和学生同时参与教学活动之中，从而让学生从课堂上真正有所收获。学院倡议教师设计涵盖多门学科的课程方案，在课堂上以师生共同探讨的形式完成知识的传授过程。事实证明，这种以讨论为主要载体的研究型教学模式能够促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积极思考，踊跃提问，也有助于教师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下一步的教学计划。此外，学院强调艺术教学应该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应在形式、内容和观点上都能够得以体现，要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之上，艺术教学要能够开拓学生的思维，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并培养学生用多种可能的方案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学院提倡在艺术教育中，通过与美学相关的研究，通过与艺术批评相关的探讨，以及与艺术创造相联系的创作实践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学院认为艺术教育对学生和社会的主要贡献是在向学生传授技能和概念的同时，为他们创造一个研究与表达个人体验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开感和智力的机会，帮助他们建构对自我的认识，同时也将美学与文化的内容融入其中，让学生学会分析与思考，学习从艺术作品中美学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复杂背景中解读作品的意味，学习关注周围的世界，并积极地塑造周围的世界。
二.对中国当前艺术教育的启示
艺术教育与个人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从狭义的范畴来看，艺术教育能够培养和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构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广义的范畴来看，艺术教育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繁荣人类的文化，从而和全面的人共同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全体公民开展艺术教育。然而，艺术教育目前尚停留在一个边缘学科的位置，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也有待艺术教育自身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和改革来改变这一尴尬局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从学科的范畴来看，21世纪的艺术教育应该涵盖技术、理论和文化的广泛领域。艺术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艺术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同样地，艺术教育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展和变化。将技能训练和美学原理作为基本范畴的艺术教育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标准和理念，但并非普遍的、永恒的定律。艺术教育工作者应敏锐地感知当前学生的实际需要，考虑将艺术教育与新的艺术实践以及当前的一些重要的相关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结合，重新定位艺术教育的范畴。
2.从艺术教育的目的来看，艺术教育不应该将其目标继续锁定在技能的培养的狭义理解之上。艺术教育应将重点放在了解艺术家和艺术行为的职责，了解艺术反映并谱写着历史的事实，将这些原本局限于对形式特征、技术分析或工艺媒介进行探讨的目的导入到一个更广泛、更深刻的议题，从广义的范围上去真正地理解艺术。
3.从具体的教学内容来看，要多样化且与学生生活相结合。事实证明，为学生所熟悉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主题最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去获取信息来充实课堂教学的内容，启发学生将艺术的创造性思维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相联系，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将教学的重点放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之上。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视觉文化批判性的研究，让学生学会关注生活、感知社会，将艺术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相结合，这是艺术教育的本质意义所在。
4.从授课的模式来看，要转变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对立角色。教师不再是一个在课堂上唱独角戏的授课者，而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学习氛围的制造者，教学研究的推动者。让学生参与教学设计、课程讲授和作业评估活动，从被动的教与学的模式转向主动的、互动的、以研究协作为基础的课堂学习模式。
[关键词]中国文化英语教育；构建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9)01―0022―02
一、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是许多国外人士崇仰的。自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人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和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文化与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思维和文化在基本的层面上都是相同的，具有人类社会文化具有的共同特征。但是西方国家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是以崇尚个人为中心的，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除了表现在世界观、价值观，习俗差异等外，还与生存环境，，历史典故的不同有关。
三、中国文化与英语教育
中国的英语教育从大纲到课程总体目标的实施及培养合格外语人才方面上，极少甚至不曾与母国的文化相联系。虽然中学生有语文课本和中文阅读，但都与英语教学脱离，没有把母国文化教育渗入或者融入到英语教育中去。
(一)让英语适合中国学生
我国英语教学在几十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迄今仍普遍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该病症的症状是：在与西方同行交流时提不出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其言语的方式、内容和术语都是西方的，有时甚至会出现“无话可说”的现象。所以对于英语教学这门大量接触西方思维和文化的项目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以清醒的、理智的头脑对待西方文化，对其影响要加以合理的限制，要在真正重视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
(二)减轻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
由于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我们在指导学习过程中会缺乏真实的语言与文化的交互贯通。最为典型的影响是对改革传统教学模式的阻力和学生对英语语言习惯的适应能力的缺陷。但是要认识到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文化的发展与改革，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学生们的思想也会趋向于时代化，对文化冲突的抵抗能力也会增强，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课程、大纲、教材、课堂、教师、学生等进行重新思考，加强对文化教育的导人和融会贯通，本着加强学生的文化创造力，借鉴和采取合理的教学手段，适当改变教学理念，通过努力消除不利影响。
四、构建适宜中国文化的英语教学模式
(一)思想上的准备
以前我们要求学习英语的中国人适应英语国家的文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中国文化的东学西渐趋势的增强，我们应从另一方面着手，使英语学习中多掺入中国文化，形成具有英语文化又有中文文化的教学模式一中国特色的英语学习和教学。
1、认识中国文化精髓
所谓精髓，就是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历史和人们的生活有着源远流长的正面影响，能被其他人所认可其民族和地域的特色性并且广为传颂。而且还应具有研究和发展价值的那一部分文化。我们能从这些资料中找到大中国延续至今的仁爱礼让、包容海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些令人敬仰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内涵，并将它们发扬光大。
2、建立平等交流意识
在跨文化交流中，除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及中国文化的缺失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等交流意识的缺失。大部分人，包括国人，在当中国人与外国人的谈话出现了不符合英语语言习惯而导致对方产生误解甚至不快时，都会认为是中国人的责任，而实际上这肯定是由于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文化造成的。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中西方交流中，双方文化是具有平等的地位的，不存在一方应该尊重另一方的文化的问题，而是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
(二)教材上的准备
我们在外语教学上的偏差，不能不说是我们教材编写方面的一大失误。我国各类的英语教材，几乎没有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促进融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教材的编写，提供可供一线教师参考的系统性的教材和资料；另一方面，在现行教材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应采取一定的替代措施，以及鼓励学生和教师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和参与加强教材文化建设。
(三)器材上的准备
1、多媒体教学的应用
利用多媒体的优点，在教学过程中加入富有趣味、互动性强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素材和课堂交流环节，运用多种感官刺激，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思维情境，引发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让学生参与到多媒体教材和课件的修改和制作中，将学生的意愿加入到课堂内容的改变中，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学习内容、方式和方法的互动性改进，促成教学双方共同学习、平等交流的课堂环境。
2、图书馆及相关设施的应用
更加重视富含中国文化知识的书籍和资料的管理和引进，不仅要有诸如《史记》、《诗经》、《孟子》这样的古典作品，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注解和说明性的书籍，以及含有浓郁中国色彩的、可视为传统文化的扩展的一些书籍作品，能使学生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了解中国文化。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和一个更多姿多彩的文化空间，使中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融合更加顺利，使注重培养跨文化交流的英语教学更加有力地发展。
3、网络的开放性应用
关键词： 发展人 教育研究 问题意识
中国的教育现象从原始社会的产生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随着教育现象的纷繁复杂化，教育系统自身也在不断自我发展。到当代为止，教育的各种测量及实验技术的不断完善使教育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行动研究、田野实验研究等为教育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等不断细化的教育学交叉学科使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育研究的范畴也随着教育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表面上我们的教育研究遵循着教育的内外在规律有序展开，现实生活中所反映的教育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意识在不断弱化，问题解决的能力并没有提高。怎样提高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怎样树立问题意识，我认为不能只把问题意识停留在思维方式层面，而要追本溯源到人发展过程中的早期，也就是幼儿阶段。而问题意识的起点是基于最近发展区的交流对话活动。问题的提出者应该是以一种博爱和善良的态度对待人和环境，以一种公平心、责任心来看待问题。只有在发展人的早期真正训练人的这种能力，只有在教育中真正关注人，关注和引导人的发展，才能让人自觉关注所生存的社会，不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为了改善生活”，[1]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对问题的思考和对真理的探求。
一、关于思考和问题意识的关系
发问是思考的雏形，一系列发问的过程组成思考的阵营，在对思考的一系列发问的整理上提出对教育研究有意义的问题。问题表面上看是对为什么的思考，实际上它是组成概念的有机体，是对真理探求的必经之路。所以，发问是思考的初级阶段，思考是提出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但在思考中有两个要素必须特别提出，首先是思考的催化剂。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思考，思考源于好奇，但又建立在一定的现象基础上，该现象能让思考主体产生兴趣（有时该现象是偶发事件）。如果出现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者讨论，思考的主体就会产生困惑，在兴趣与困惑的矛盾指引下提出问题。所以，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讨论是思考的催化剂；其次是思考的条件。思考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同时思考又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有意义的，是个体无功利性无功利心的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尽管思考的主体并不知道该现象能否因为思考而产生出真理。只有在具备这两个因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问题意识。由此可见，思考并不等于问题意识，而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必要条件。
二、浅析思考的主体“人”
思考的主体是人，但这种主体不是对普遍意义下人的考量，而是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人进行理解和认识。巴蒂斯塔·莫迪恩在《哲学人类学》中指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本身。”[2]至今为止，科学家对于人本身的知识似乎也掌握不足。海德格尔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有如此纷繁的复杂的关于人的概念，像我们这样成功地以如此引人入胜和有效的方式提出关于人的知识。然而，另一个现实也不容忽视，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对人是什么的认识如此之少，人呈现的面貌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争议性。”[3]
虽然如此，教育人类学家还是从其独特的视角给出了关于人的解释，之所以选用教育人类学家对于人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以理解和探索“人的生命”为己任。教育人类学家积极绘出的人类图像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可能性为前提的具有高度可塑性的生命；二是不断生产中的生命；三是具有选择权和被赋予主动选择能力的生命；四是具有开放性、未来性的生命；五是处在教育关系中的生命。”[4]在人类高度的可能性可塑性条件下，生产、发展人的生命，同时在时代背景下培育一种“生命自觉”之人。“生命自觉”之人的培养是教育的理想，也许以前的教育也在不知不觉中无意识地塑造这种人，但这样的群体少之又少。当教育人类学把这种人的培养作为一种追求，就赋予了人以新的内容。“生命自觉”之人内涵十分丰富，“在叶澜看来，‘生命自觉’是人精神世界可达到的一种高级水平，不仅使人在外部世界沟通和实践中具有主动性，而且对自我发展具有主动性”，[5]这样的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或者环境以至于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处理问题之时能将其置于系统当中去考虑，能适时运用各种从教育中所获得的素质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来做出最佳的判断。这种人永远处于螺旋式的成长当中而不知疲倦，他们会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合理的规划并根据社会需求来选择和发展自己。他们的自觉同时又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还包括对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外在环境（外在生境）的转化。这样的人对社会对他人和对自己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内心是丰富坚定与顽强的，他们的判断是敏锐客观具有穿透力的，他们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活着，他们永远追求着个体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展并在团体中寻求合作。思考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是经常的事，不仅仅是为自己思考，更是在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中对人类社会的思考。思考的主体应该也只能属于这样的发展的人，一种“生命自觉”之人。
三、培养具有问题意识的“人”
在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培养“生命自觉”的人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我国青年的一些实际状况。国际人士凯瑞（Carey）和郑志文的研究指出：“中国青年的目标，从以前对知识的尊重变成了现在的功利主义。主要的表现包括辍学率相当程度的增加，从9.5%上升到50%，以及从事企业活动人数的急剧上涨。”[6]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价值教育的失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人去思考问题，不管是教育的还是非教育的问题领域。还有一则实例是众所周知的，一直以来中国在诺贝尔奖项的缺失足以证明我们培养人进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是在培养人，使其不断社会化，但对教育中的个体个性化问题永远关注不够。创新性人才所需要的品质几乎很难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培养出来。很多人才都是共性凸显而个性不足的，要么就是其个性不能为社会，为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哪里？老舍先生曾经有一段关于“根”的描述。大意是说只要一个人的母亲还活着，不管多大岁数，都让人觉得是有“根”的。可母亲一旦辞世，人就飘飘然了，找不到深藏的根，汲取不到足够的养分，更不能茁壮成长。简单地说，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的教育不够，带给学生过多的不是快乐的体验。学生发展的根基有两个，一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笔者曾经观察一些小学生，真正喜欢学习，沉醉于知识海洋中的人微乎其微。而且在当代一些农村地区，青少年的辍学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深思基础教育究竟对孩子都做了些什么？二是我国乳儿阶段的教育里母亲地位的缺失。教育学流行一句名言，教育了女孩就等于教育了一个民族。在培养人的活动别是担当母亲角色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女人担负的重要责任。特别是对于幼小儿童的教育与引导，母亲的作用不容替代。但在现在的家庭中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女性工作不逊男性，繁重的工作和老板的苛刻使其在教育子女上有意把责任进行转移。双职工家庭的教育责任转移更是厉害。他们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年迈的父母，但在美国家庭中这种情况是不容易见到甚至是被祖父母拒绝的。可以说我们要解决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必须从培养人开始，从培养会发问的人开始，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就是让母亲参与到整个教育过程之中。我们只有对其根源问题进行思考，才能寻求解决的方案。
从发问到思考，从思考到问题意识，其根基都离不开人，都离不开对人的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当然最好能培养像教育人类学家所说的“生命自觉”之人，可是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我们又陷入了沉思。
我们应该归还幼儿的童年时光，允许其淘气、调皮和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对儿童好奇心的呵护和合理解答是我们教育中必须改进的方向。具备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对事物拥有极强的好奇心，并试图去研究和探索。随着国外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保护儿童好奇心的举措开始得到重视。但我们在该方面的保护却略显笨拙，难以驾驭保护的尺度。国外的小学老师可以放手让学生搜集自己感兴趣的祖国发展方面的相关资料，而这样的“放任”却很难在我们的课堂上得到很好的监督与引导。
教育在母亲参与、改善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关注儿童的好奇心等条件的共同影响下，已经冲破了学校的范畴，已然演变成学校与家庭的完美配合。在配合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有意识地去引导儿童内心的善念，引导他们热爱自然和社会，帮助他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磨炼意志，锻炼思维，让他们自然地遵循规律生长。在进入学校后再对其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思维方式的锻炼、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称之为发展的“人”，发展的人才具备思考的能力，才会具有问题意识，才会走向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最终实现“生命的自觉”。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第二次印刷，序言、第11页.
[2][3]意·巴蒂斯塔·莫迪恩著.李树琴，段素革，译.哲学人类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1页.
【关键词】课前演讲；兴趣；创新；写作
长久以来语文课堂教学一直以追求高效务实为目标，教师们总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和学习方法，这样如何把握内涵和外延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那么，语文教学到底要不要拘泥于课本？《语文课程标准》早已明确给出答案：“语文学习的外延要和生活的外延等同起来，语文学习要不拘泥于课本”。思前想后，既要以课本为中心，又要拓宽学生的学习广度，在语文课堂中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前三分钟演讲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课前三分钟演讲能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学生经此训练之后各方面能力会有明显提升。
一、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演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才产生，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演讲在人际交际、社会文化传承、教育、激励、审美等诸多方面均有重要作用，信息化时代早已来临，使学生与外界环境直接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真正锻炼口才与人接触交往的机会却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语文课不应该忽视语文母语最基本的表达和交流功能，具体落实性做法就是利用课前三分钟进行说话训练，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将课前演讲限制在三分钟之内。
初一新生入学的第一节语文课上教师就向学生公布课前演讲制度，每节课前请一位同学到讲台前，面对同学进行演讲。规范演讲内容、演讲的顺序、学生的仪容仪表、语言、语速、语言表述流畅度、资料准备情况、演讲材料的意义内涵、表达自己对材料的理解感悟、点评演讲的角度等逐一作出要求。语文承载着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课外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演讲素材，给学生主动权，绝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充满热情地去完成演讲材料的准备。选取他们所感兴趣的文章故事在同龄人面前进行演讲，这对唤起学生学习动机，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极有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课前三分钟演讲推行起来是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在训练的最初阶段即初一起始年级，对学生要求要放低，比如引导学生做自我介绍、讲一个简单的成语故事、寓言故事或者是新近发生在身边的新闻等，激发学生想说的欲望。到了初二，大多数学生经过初一的训练已经能够自主寻找资料、语言表达能力有所提升，这时候再逐步提升对学生整合材料、感悟等方面的要求，要求学生做到完全脱稿并生情并茂。初三阶段提高对演讲内容的难度，要求学生自己撰写演讲稿，可以适当引用经典故事、段落，但要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和论述。在这种短暂的三分钟的竞争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造欲。把课前三分钟演讲这一模式推及到整个课堂教学，正是利用了初中生争强好胜的心理特点。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课前三分钟演讲激发了学生求新好奇心理，为学生营造出轻松和谐的学习气氛，让学生愉悦学习。
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学生进行创新
罗杰斯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创造力只有在他感到心理安全、心理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最好的表现与发展。课前演讲将自交给学生，语文课进行之初要让学生充分享受心理自由，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当然这就要求老师适时点拨并宽容对待学生或优或劣等表现。同时，要做好班级同学的思想工作，让学生知道聆听和包容是一种美德，在最初的训练阶段学生彼此间的点评要包容多找亮点，让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去讲自己的阅读感受。
2.培养学生对文本多角度解析能力
俄国诗人克尼雅日宁说：“读书有三种：一种是读而不懂，另一种是既读也懂，还有一种是读而又懂得书上所没有的东西。”他说的第三种阅读就是创造性阅读。学生个人能力参差不齐，但是不同个体对同一文本的阅读体验都有所不同，这时候可以淡化演讲材料的主题，容许孩子们对材料进行多元解读，锻炼学生领悟文本的能力，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一点也符合新课标的总目标“阅读评价要综合考察学生阅读过程中的感受、体验、理解和价值取向，考察其阅读的兴趣、方法与习惯，以及阅读材料的选择和阅读量，重视对学生多角度、有创意阅读的评价。”课前演讲促使学生进入了更广阔的阅读空间，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与善于思考的品质。
3.学生快意于创意性表达
演讲提高了学生整合资料的能力，长期坚持下来学生的知识面大大增强，每节语文课前学生充满了欣喜与忐忑，因为每一节课他们都可以收获到新的知识，或为传授者或为聆听者，他们充满了激情。
随着不断训练他们除了会自觉准备材料之外，开始重视语言的创新，开始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表述更加精彩，在语文这块绿地上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掌声。很多孩子从刚开始的胆怯、前言不搭后语、语无伦次逐渐发展提升到字斟句酌、妙语连珠，他们在口才上的进步让同学们刮目相看。这些孩子开始更加醉心于语言表达上的展示，他们希望得到认可，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班级里的榜样、楷模，带动了一大批孩子们朝着他们的现在而努力。课前三分钟演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竞争意识。越来越多的学生们渐渐开始精心设计，流连于属于他们自己的诗意盎然的语言王国，点评的同学也是巧用妙语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表各自的见解。
三、提升学生写作水平的先行官
1.为作文积累素材
语文教材的入选范文无论是从选材立意、思想情感，还是从表现技巧上看，均是古今中外文章的典范，然而教材质量虽高，但却不能满足学生作文获取素材的要求，因此，必须加强课外阅读，课前演讲无疑是促进学生搜集素材的好方式，通过阅读学生可以扩大知识面，充实写作材料。在长期推行课前演讲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学生会自觉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要多读古人写的诗词歌赋，多读今人写的优美诗文，多读中外精美的小说，随时摘录，坚持写读书笔记，把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佳词美句、诗词名句，分类摘抄在笔记本上，很多学生能做到每天一摘抄，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另外，通过演讲谈感悟，很多学生开始渐渐学会观察生活，善于观察的好习惯本身就是为作文积累素材。“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三分钟演讲内容虽然不长，但这些零碎的片段经过学生创造性运用可以形成千差万别的篇章。
2.陶冶学生心性
自2005年以来，奥数就成为被媒体狂骂，被众人拍的对象，著名教育家杨东平就声称，奥数甚至可怕于黄、赌、毒。近日，成都教育局强制取消奥数。
我们口口声声称着疯狂的奥数，但是反过来，又是谁在一味疯狂地追逐着奥数？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追逐奥数成了一种社会风气，然而在扼制这种风气时，我们采取了一种最极端也是最愚蠢的手段，强行扼制。但是，我们又是否去挖掘追逐奥的根源呢？这就好比是当年鲧为治不而采取的堵塞方法，最终也不是无一收获吗？众多高校以奥数作为门槛，与其说是追逐奥数，还不如说是追逐高校。90%学奥数的孩子也不过是为了高校，为了竞赛而去奥数，他们纯粹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么？不，他们连最起码的兴趣都没有。
奥数的实际意义是在于在基础课程上深化的数学问题，学习数学的方式。从心底里想想，奥数有错吗？我们不该否认它实际意义的正确。但是，如今奥数已被人们所扭曲，甚至成了进入高校的手段。我们所想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取消奥数，而应在于怎么才能还原奥数的真面目？高考、中考加分很诱人，它也就是扭曲奥数的真正元凶！它就是家长们追逐奥数的最大诱因！
换个角度想想，那些对奥数兴趣的孩子是不是同时遭到了对天赋的扼杀？这就好比一个生性温和的人被抬着去学武术，这是对本性最大的扭曲/
奥数的存在是为了兴趣，而不是为了在达到某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式。奥数没有错，错在于家长的追求与社会教育上的奥数加分制度。怎么样杜绝这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重要的还是人们对奥数的正确认识。
美国学者迈尔指出。教育的不平等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分布(distribution)；二是分配(allocation)。
比如说，情况A下5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50％的人可以念到高中；情况B下1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90％的人念到高中，哪一种情况更平等?当然是情况B，这里的平等是指分布上的平等。但同样是50％的人念到初中。50％的人念到高中，情况X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都是富人，而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都是穷人；而情况Y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一半是富人。一半是穷人；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也是一半是富人，一半人是穷人。那么哪一种情况更平等?一般人会认为是情况Y，这里的平等是指分配上的平等。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教育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后者指的是个体分配到分布位置上的原则。
在本文中，我们将依照迈尔的区分，利用数据从分布和分配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城市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六个城市中采集样本。六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三个城市位于沿海，后三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
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分布层面：倒U曲线假设我们把回答人按5年一段分为几个出生组(cohoa)，然后来看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从中看出：1、上学年数的均值随出生组变化而不断增加。1956—1960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年数仅为9．71年；而1981—1985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的数已经上升为12．73年。增加了整整3年。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2、但是，上学年数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却并非是直线性的，而是呈现出曲线变化的趋势。标准差测量的是什么?它测量的是各组内部的差异程度，如果人们在上学年数上差异越小，标准差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我们看到，标准差先是从小变大，然后又从大到小。也就是说。近30年来人们在上学年数的差异是呈现出逐渐扩大，继之也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出生组的上学年数分布的密度图来更细致地了解其变化趋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6—1960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分布顶峰在9—12年左右，即大部分人都是念到初中到高中阶段。但之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在逐渐地改变着分布形状。到了1966—1970年出生组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三个峰形：一是9年左右，初中毕业；二是12年左右，高中毕业；三是16年左右，即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人们此时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逐渐拉开了、明显了，但此时最高的峰形还是处于初中毕业阶段。之后的发展中，分布形状中的三个峰形越来越截然分开，三个峰形的出现。表明人们的上学年数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但是，到了后来的阶段，特别是在1981—1985年出生组中。初中毕业的峰形大大降低。而后两个峰形又出现了连接在一起的趋势。这表明，教育程度表现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又在缩小了。大部分人此时都可以念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我们也可以把上学年数分布的变化趋势总结为：同质一断裂一融合。刚开始，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水平；后来，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机会出现了。大家有了区分和差异，散布程度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加大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中面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又在逐渐缩小，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教育年数的异质性程度会越来越小。因此，最终上学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种倒U形曲线。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倒U型变迁过程应当是中国城市中发生的一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相联系的。
二、分配层面：“上大学”——经济资本转化逻辑的增强研究者普遍认为近30年来中国城市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
李春玲认为，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978年以来实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等。教育改革的第二个方向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教育已经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
圆李春玲在研究中使用受教育年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迈尔指出。用线性模型来测量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会混淆教育不平等在分布和分配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合适。此外，李春玲的研究中采用了“14岁时家庭年收入”来代表家庭的经济资本，这一指标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既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的收入数据误差问题。李春玲后来的结论认为，从1940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的影响是微小的。有理由猜想，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与家庭经济资本测量上的不准确有关的。我们下面先并不使用复杂的多变量统计方法，而是采用更为简洁和直观的手段来展现教育在分配上的变化趋势。
(一)用比例差异进行的测量“上大学”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经历事件。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一种教育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改革前。它意味着跨入了体制内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改革后，它仍然意味着一种身份与认同，意味着一种职业生涯路径的开端。因此，单独把“能否上大学”这一事件提取出来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据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711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大专、大学或研究生，我们将其视为“上过大学”者；其中有1156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或技校中专．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大学但未上大学”者。两者相加，共为1867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大学”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呢?我们采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下下、中下、中等、中上、上上)来作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为了分析上的便利、简洁和直观。我们把原本的五级合并为两级：把下下和中下合并为“下层”；把中等、中上、上上合并为“上层”。在不同出生组中，这两个类别所占的比例如表2如示。可以看出，两个类别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此外，由于数据中有8人15岁时家庭收入等级信息是缺失的，故而个案数为1859人。
(二)用优比进行的测量但是，上述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受到了上大学的总体比例的影响。01我们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上大学的人数相当少，如果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3，那么两者之差为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是相当大的(是下层的一倍)；而在后来阶段中上大学人数逐渐增多，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上升为0．5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53，两者之差还是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此，用前述测量方法来比较不同阶段的不平等程度是不确切的，它受到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大体而言，这种测量方法倾向于低估上大学的总体比例非常低时的不平等程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用上述测量方法呈现出来的不平等程度强化的趋势被大大高估了。
因此。下面我们将用优比(oddsratio)来测量不平等程度。优比测量的是两者在某一事件上的相对优势。我们以本数据为例来说明优比的具体含义。在本数据中，1956—1960年出生组中，15岁时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下层的共有264人，其中39人后来上了大学，而有225人没有上大学，那么在这一出生组中。下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9，225—0．173。而1956—1960年出生组中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上层的共有179人，其中35人后来上了大学，而144人没有上大学，那么上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5／144—0．243。上层上大学的比率与下层上大学的比率之比，就是优比，它显示出了上层相对于下层而言在上大学上的优势有多大。在本例中，优比就是0．243／0．173一1．40。优比的意义非常直观，如果它等于1，就表明上层与下层相比并无优势，两者机会是平等的；如果它大于l，表明上层具有优势，值越大，优势越大；如果它小于l，表明下层反而具有优势。优比也不受分布状况(即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故而很适应于在不同出生组间进行比较。此外，了解优比的意义，可以为建立更为一般的模型提供基础。其实，资本转化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技能作为分层因素越来越重要，那么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家庭必然会投资于子女教育，以使其成为社会上层的候选者。例如。彭玉生对于英国1972年牛津社会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英国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阶级都倾向于使其子女专业化，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子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率远高于其它阶层。翻因此。上大学机会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仅仅归因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革。而可能与整个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有关。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都存在的这种资本转化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政策，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分析。
(三)经济资本转化抑或文化资本传递?
上述对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关系的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资本传递的问题。
在家庭经济资本、教育获得两个变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家庭文化资本。如下推理逻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如果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那么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较好；同时，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或者品味的习得，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强也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的并非是经济资本转化，而是文化资本传递。这里涉及到的就不只是两个变量，而是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了。采用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在控制第三个变量的同时，仍然采用优比来考虑两个变量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问题将是，在同样的家庭文化资本条件下。是不是拥有经济资本多的子女仍然比经济资本少的子女在上大学问题上有优势?或者，一旦家庭文化资本是相同的，经济资本的多寡就不再重要了。前面观察到的经济资本与上大学问关系的增强趋势就消失了?
我们用如下logistic统计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模型中因变量为“是否上大学”，定义与前面相同；自变量“家庭经济地位”仍然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来测量。分为两类“上层”
与“下层”；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用回答人父亲的教育程度来代表，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以上。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地位作用增强的趋势仍然显着存在。在前四个出生组中，经济状况中处于上层的家庭相对于下层的优比约在1．2左右，并不明显，统计上也并不显着；而到了后两个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迅速增强，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比扩大到2．0左右，统计上也变得非常显着。因此。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趋势与前面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证明。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在近30年中越来越强。
但是，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并没有在近30年中增强。父母教育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二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高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三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大学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在所有出生组中统计显着。但优比值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最后一个出生组中甚至下降到3．0以下，并没有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如果说家庭文化资本传递强度的变化有一定规律，那就是基本稳定中带有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近30年中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十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
三、分配层面：上高中——“分轨”中的不平等那么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中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如何呢?家庭背景的效应又有多大呢?我们仍然沿用上面的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数据总样本量为4800人，其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
在这3147人中，有1867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将其视为“上过高中”者；其中有1049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高中但未上高中”者。
两者相加，共为2916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高中”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四、讨论：宏观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设计就此．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1．近30年来，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布上的平等程度呈现出倒U形演变趋势，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先是逐渐扩大．而后又逐渐缩小。今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中国城市中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必将更进一步缩小。
2．在教育分配层面上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并未减少。相反有逐渐扩展的趋势。在“上大学”
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10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在“上高中”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重点”与“非重点”的分轨过程中。而在城市中未能上高中的子女日益集中于那些文化资本缺乏的家庭中。
【关键词】企业 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 管理 措施
一、现阶段我国企业会计人员再教育的重要意义
首先，对于经济发展要适应的两个转变提出的客观要求，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阶段，经济增长的方式也是由集约型代替粗放型，市场经济包括法制经济、竞争经济，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信息时代下，对现代会计提出的要求就是转型，管理型、决策型代替保账型，被动型变能动型、自主型，不断向网络化、高科技及规范化转变，对会计人员不断教育培训，这是素质教育与科教兴国的重要因素。其次，在提高会计人员基本素质的过程中企业改革与会计主体变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就是企业改革，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把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使企业组织形式更具多样化，建立多元化的会计主体，企业竞争激烈且形势复杂，这就要求会计人员要具有非常高的能力与素质，如：政治素质、市场经济意识、职业道德及知识结构等。最后，使我们国家会计队伍落后的现状得到扭转，我们国家目前会计人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的会计人员；其二没有较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其三没有良好的风气，假账现象太多，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所以，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培训，才能使会计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得到提高，加强教育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会计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二、新时期我国企业会计人员再教育工作的特点
其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并且严格要求，会计人员的学习内容是由会计司进行拟定的，是由各级财政会计管理部门认可后进行实施的，培训单位对其进行运作，每一个会计人员都要定期进行再教育，并由财政部门颁发证书，要求持证人员每年不能低于24个小时的再教育。没有参加继续教育的会计相关管理机构有权改正限期；其二，具有层次性及在职性，会计的继续教育，可以根据会计的专业技术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高级、中级、低级，按照存在的差异性及层次性对其专业知识、文化学习、操作技能、工作水平进行划分；其三，具有大规模、大量性，资料显示我们国家大概有一千三百万的会计人员，每一年都要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继续教育，有相当大的培训工作量；其四，具有一定的循环性与长期性，会计的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工作上一定要做到持之以恒，不断的重复，在培训师资、场地、教材中也有一定的要求，除此之外，还有质量、管理及制度方面，都要做到有计划性；其五，具有专业化、新颖性，在西方国家继续教育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国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足够的经验，所以，一定要以更新会计培训内容为主，加强技能操作，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其六，具有实用性、开放性，会计继续教育主要以自学为主，培训作为辅助，以专门培训为主，其他的学习形式为辅助。不但可以取得学位文凭，而且还可取得会计专业的职称资格，除了拿会计证，还可以搞会计学术课题的研究，另外，也可考注册会计师，在学习方式上，可以是脱产也可以是半工半读，可是长期性与短时性的结合方式，这种学习模式属于开放型；其七，具有式形式、现代性，现代科学发展越来越快，对于现代远程教育的学习模式有以下几种：函授法学习；有线电视形式；电话会议形式；电教录像形式；计算机形式；卫星传授电视接收形式；网上教育等。特别是以网络为中心的网上教育标志着现代远程教育的成熟。
三、当前我国企业中会计人员再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如果一个企业的财会队伍能够执纪严明、有过硬的素质，那么给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会带来很大的提高，在市场的竞争中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反之，如果没有较高的素质，没有严格的执纪，给企业管理会带来直接的失控，效益的降低，甚至导致企业破产，近几年来，对市场经济形势的教育在不断的加强，财会人员的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在这些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与市场经济全面接轨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很大一部分财会人员还达不到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素质水平。继续教育没有突出的特点，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具有实用性、针对性及灵活性的特点，也就是对于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方式都不相同，这样才能使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得到解决，但是，目前的继续教育没有关注到的这些特征，采用过于简单的教学方式，关注的也只是理论教学，这样，就不能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特点突出出来。另外，继续教育太过于形式，没有对效果进行关注，通常采用的都是大课堂教学，都是老师讲会计人员听，这种教学方式没有互动，会计人员都是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使会计人员的参与意识大大降低，使会计人员没有了学习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导致会计人员对于继续教育只是应付的态度，进而，继续教育变成了形式，起不到真正的作用。
四、新时期我国企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管理和措施
要认清此项工作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就要立足于基层，对未来进行筹划，精心的组织，管理要严格，不断的督促检查，使质量得以保证。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认识，让财会人员都能积极支持会计继续教育事业，只有把学习的热情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并且要把主体进行明确，采取多样的形式，各级财政会计管理部门是会计继续教育的组织管理机构，就是把部门的积极性充分的发挥出来，采用多样的形式进行培训。另外，可以成立会计继续教育委员会，加大继续教育管理的力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属于教育问题，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研究教育问题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还在不断健全继续教育的考试制度，使会计人员的学习更具自觉性，积极性，目前仍然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是否需要参加考试，事实证明，考试还是必需的，这是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质量与效果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办法。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只有不断的完善在职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同时，加强思想与观念的教育，才能使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得以提升，无论是从知识结构上，还是日常工作中，还是在工作能力上都要进行转型，这样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
参考文献
[1]刘军航，赵慧芳，徐军，会计继续教育的实践调研分析，2010年4月第一期.
教育公平问题，在整个教育体制中，可谓十分显眼。一直以来，教育公平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或者说，那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因此，它一直困扰着我国各个级别的教育的顺利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上到教育部分有关人士下到普通百姓，都十分关注这个问题。首先，教育公平隶属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公平正义对于中国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内在要求。在整个社会上，公平正义理念被贯彻得不够，不公平现象在这个还未发展成熟的社会上比比皆是。这非人力能在一朝一夕间解决。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将公平正义付诸教育上，就能对日后全面实行公平正义理念十分有利。也就是说，教育公平其本质就是缩小版的社会公平。因此可见，教育公平既是一个关乎民生的社会问题，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影响教育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原则问题。放眼现今，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正逐渐深入，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会影响到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无疑会推动我国教育体制的发展，同时并促进我国教育的均衡发展，对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也具有着非凡的意义。
2 教育公平的价值
2.1 教育公平能直接影响到教育体制改革的成功
教育公平是实现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教育体制改革在多个方面都有表现，教育资源的分配以及教育权利的分享等重要问题全都包括在教育体制改革中。也就是说，教育体制改革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教育内容、教育途径以及教育结果。但在教育体制改革中的种种问题上，全都是以照顾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为准则的，这就说明，教育公平问题是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在教育资源、教育权利的分配上，教育公平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教育公平一直都是大众在教育方面所追求的最大愿望，也可以看出其价值是被认可的。
2.2 教育公平关系到教育政策规范
所谓教育政策规范，就是指在教育中形成的一种合理的、立足于大众与整个教育事业水平发展的一种规范。而教育公平，与这种教育政策规范之间的联系就十分密切，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教育政策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对教育资源进行分配。受我国综合国力所限，教育资源相较于发达国家尚属弱势。而如何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就成为了关键的问题。如何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问题，这都再次涉及到了教育公平问题。想要满足不同利益群体或个体的教育利益需求，达到教育政策规范，不搞好教育公平，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说，只有立足于教育公平的现状，力求从公平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到教育政策规范中的要求，才能让大多数民众有机会获得基本的教育权利。总之，教育公平与教育规范政策的关系密切，二者只有相互融合，才能更好地提高教育事业水平。
2.3 教育公平是实现教育政策价值的途径
实现教育政策价值，无疑会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带来决定性的变化。因此，能够实现教育政策价值，也是教育公平最大的价值。在教育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教育公平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所谓教育政策，其活动的实质与核心就是教育政策能够更好地提高民众的教育利益，从而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从现在来看，教育政策的内容往往成为人们评价教育政策价值的重要标准。无疑，教育政策的内容的确重要，但是，只有教育政策在实践中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与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价值。教育政策想要实现价值，首先就要深入了解现状，然后再加以制定。但是，若只是这样做，在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很难避免受到类似于功利主义思想的蛊惑。特权意识、功利主义思想等等问题的出现，会直接影响到教育政策的价值，除去这些，还存在着过于注重效率的价值选择，从而忽略了教育政策的本质。这样的制定过程就导致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取舍中，舍去了一些公平，壮大了更大的效率。这样的做法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有害无益。在对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价值选择中，教育公平必须是以前提而存在的。舍公平而取效率，教育政策的价值又何在？只有以教育公平为前提，制定教育政策，才能达到真正的教育水平。因为，这既符合教育政策公共属性的本质要求，又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基础。在教育政策制定中，轻视教育公平，甚至忽视教育公平，这不仅违背了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公共性，同时也在无形中严重损害了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并且，轻视公平所带来的效率，在最终也会消失殆尽。只有将教育公平始终摆在第一位，无论是教育政策制定、执行还是教育体制改革，都可以充分实现价值。
2.4 教育公平是教育共享的代名词
教育共享，对于教育体制改革意义非轻。可以说，教育共享特性是教育的立身之本，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教育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务，其中最为明显的特性就是，教育是一种建立在文化共享理念之上的社会活动。它是促进人类文化共享的重要途径，因为教育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当人类还不懂如何用贝壳换取肉类，就已经知道如何教后代生活了。教育的全部内容立足于全体人类，是全体人类共同创造的结果。因此，教育共享就成为了教育最基本的属性。教育的发展，是真正靠着全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其中，有做过极大的贡献的，也有始终被历史掩埋起来，没有发出耀眼光芒的，但要清楚的是，每个人所遇到的环境状况不同，天生的境遇也不同，无论做出的贡献大小，教育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发展成果积累而成的，最终创造出来伟大的教育成果。因此，教育共享就是教育的基本，而教育公平就是教育共享的具体表现。可见，不只是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教育公平，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需要教育公平。没有教育公平，教育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黯然失色。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无形中被拉大，世界格局也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公平正义应是与生俱来、并可以引以为豪的，这胜过了一切经济问题，而作为教育，教育公平完全符合教育的本质，是需要加大力度而实施的。作为教育共享的代名词，教育公平的价值由此凸显。
3 教育公平在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
3.1 有利于把握制度建设
教育公平作为一个百年大计，需要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而发展。而教育公平问题，无疑对我国教育制度改革有着非比寻常的作用。其中一条就是有利于制度建设。教育公平问题的昭示，瞬间突出了我国多次宣扬解决而未见实效的社会民生问题，从而提醒了相关人士，从制度的建设入手，让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政策成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虽然在教育政策与制度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还远远不够。无论是教育相关法律，还是实际的执行情况，都不能满足大多数民众。因此，只有认识到严峻的现状，重视教育公平问题，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制度，从而为教育体制改革带来正确性，帮助其达到理想的水平。同时，关于教育公平的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法律目前还不够健全，这直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在教育的问题上，教育公平问题更能提醒相关人士及政府，重视教育方面的相关事宜，并制定相关法律，从而保障教育事业的发展。
3.2 有利于贯彻人性理念
当前教育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据人性化的准则，以人为本。毕竟教育是为了广大群众而生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取向，无疑能够提升教育事业水平，更重要的是提升全国民的整体素质。而教育公平问题，恰恰就更好地昭示了其特性，从而让政府认识到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这样有利于保障我国公民的教育权利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