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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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信息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现代社会正步入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政府公共信息更是在对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根据政府公共信息的性质，政府公共信息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掌握的不涉及个人信息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信息。第二类是政府掌握的涉及个人信息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信息。这类政府公共信息涉及一部分公民、法人的信息，但是这类信息根据法律可以向公众公开。比如公司法人的登记信息等。
因为政府公共信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拥有一个完善的政府公共信息的公开制度是我们社会必不可少的。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种形式的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法律体制改革在全国各地广泛掀起。最近一个显著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上的进步，2008年9月11日晚，中国卫生部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发现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随后企业对有毒有害奶粉进行了召回，在对有毒有害奶粉召回过程中，由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该事件中的相关细节。这说明我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安全及相类似事件中较以前有了重大的进步，也说明了我国各级在公共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通过对改革开放后的政府公共信息制度的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我国各级政府公共信息的开放化和透明化首要推进力是自上而下的。毫无疑问，在上级的大力支持和要求下，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直接效果确实立刻能显现出来，但是这种模式存在了极大的弊端，因为很多情况下就是以“上级发文、下级落实”的方式展开的。它往往导致了各级政府都习惯于“以文件落实文件”，越到基层越是敷衍塞责、消极应付。同时，我国的政府公共信息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尚处在起步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是在去年才生效和得以实施。其次，政府公共信息公开制度和各级政府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公开的主体范围狭窄，主要限于基层；公开的内容范围狭窄，主要限于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及执法程序、收费标准，公开的方式大多限于主动公开等。
因此，现阶段我国迫切需要一个完善的政府公共信息的公开和管理的相关法律和管理制度，以适应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以及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服务型政府体制的需要。
一、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相关立法
(一)确立行政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立法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到第十二条规定了很多政府应当公开的公共信息。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规定的政府公共信息，现阶段行政机关因为没有法定的义务，故可以不予以公开。我国法律将行政公开确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原则上，行政机关应该将其所掌握的文件资料向公众公开，但有时行政公开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影响行政效率，以及暴露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因此立法者必须在行政公开的公共利益与不公开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力求在利益平衡中扩大公民对行政的参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因此，在现代社会，公开已成为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免除公开时，行政机关才能不予公开。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开范围的规定也应当是规定政府对公共信息不公开的范围，除此之外都应当公开。
(二)逐步完善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立法
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法制建设上，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以规范、明确的法律、法规来保证政府及时有效地提供公共信息服务。
具体来说我国应当尽快制定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并以该法为基础，完善一系列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用法律来约束、规范各级政府履行公共信息公开的法定义务，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该法律应规定政府公布公共信息的范围、时效以及政府在公民信息知情权上所负的责任；规定对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有限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或扭曲性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行为要严加监督和处理，以确保公共信息资源无偿地向公众公开，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企事业单位，在不违背国家保密法的前提下，都可以获得其需要的政府公共信息。
在这个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中应当尽快出台我国的《公共信息公开程序法》。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武器。此外，制定政府公共信息安全服务方面的法律也应成为我们的立法目标之一。
二、加强对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监督
(一)明确不履行公开义务的法律责任
推动依法负有公开义务的国家机关依法公开政府公共信息承担公共职责的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公众关心的本部门各种信息，只要不涉及法律规定的秘密事项，都应该及时通过适当的途径予以。因为政府公共信息得不到及时的公开，导致群众利益受损害，政府工作被动的例子在现阶段举不胜举。比如城乡建设规划，路将从哪里通过，房将在哪里建，公共设施如何配套，这些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却常常被职能部门“藏在深闺”直到工程要开工了才动员群众配合，但因涉及征地搬迁等复杂事项，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国家制度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在有条件的地区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在明确具体公开义务的同时，也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话，上述不公开行为便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二)设置实施公共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
设置有效的监督机构是一个好的制度要想得以在实践中推行的必然需要的途径。
首先，要调动公民监督的积极性。公民是信息公开最直接最主要的受益人。因此，信息公开的法律应当明确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信息公开的请求权，以及为落实这一请求权所必须的诉权—即对不履行法定公开义务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其次，进一步完善司法监督机制。政府的公开职责应当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政府公共信息公开很大程度上保障的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而且作为被监督者的政府反而拥有了信息公开的解释权、决定权，显然不利于信息公开的推行。同时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包括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以及不特定对象的公共利益的行为”的规定，无疑堵塞了公民申请司法救济的渠道，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从法律上加以完善。因此在加强政府公共信息公开制定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全面的规定政府不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同时还要在对政府公共信息进行行政诉讼程序立法，对政府公共信息公开进行有效的监督。
再次，加强权力机关和政府内部监督，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须追究。监察部门要依法独立履行监督职责。制定出一套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教育监督并重的政府内部对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规定。
最后，要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新闻媒体要通过他们的舆论力量加强对政府公共信息的监督，对政府不公开相关公共信息的应当即时曝光，甚至可以诉渚法律程序，以切实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三、制定相应的隐私法，注意对公民隐私的保护
在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电子技术的发达，公民个人资料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政府手中，行政信息公开在某些情形下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因此，在加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同时，还要注意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家庭权利、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属于隐私权范畴的内容，但没有确立隐私权的宪法地位，更没有制定专门的隐私权法，因而不利于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如果我国在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法制化过程中同时通过相应的《隐私法》，也可以在保护公民的知情权的同时，尽大可能的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四、健全和完善法定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
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服务的范围必须加以扩大。有关行政会议主题及决议的内容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当允许新闻媒体依法采访、报道和评论，反映社会公众的要求和呼声。除了扩大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范围外，扩展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内容还包括：要深入挖掘现有公共信息资源，强化信息分析、预测和调研服务功能，把握事前、事中和事后等动态信息。
另外，为了更好地为公众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健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机构是必要的。为此，要在酌情适当增设专业性公共信息服务机构的同时，重点是充实现有专业性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增加其人员编制，调整其信息收集范围，加强社会和其他非经济方面的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从偏重收集、分析经济信息向经济社会信息并重。
总体上说，目前国际社会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解决垃圾信息的实践及其后果，一是根据垃圾信息“未经请求”的特点，要求信息传播者设立定出选择或定人选择模式获得信息接收者的同意。二是通过阻止信息传播者使用试图隐藏其身份和伪装其邮件内容的性质，打击垃圾信息传播者的欺骗。前者试图保障接收者的选择权，后者试图规制发送者的违法行为。
根据定出选择模式，垃圾信息传播者可以向任何个人或组织发送信息，直到信息接收者要求他们停止发送为止。由于定出选择模式实际上使大量发送垃圾信息的行为合法化了，并把发起通信的权利给了发送者，故深受发送者和产品直销商的追捧和欢迎。美国的反垃圾邮件法(CANSPAMACT2003)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即，要求发送者在发送未经用户请求的信息时，提供准确的邮件地址或有效的实际通信地址和有效在线装置，使接收者有机会及时拒绝发送者继续给他们发送未经请求的信息。新加坡垃圾信息控制法(SPAMControlAct2007)附件2规定，商业信息发送者必须提供有效的回复地址，以便用户可以通过回复传达自己撤销请求的意思表示。
理论上讲，如果垃圾信息传播者能够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提供简单、易行、有效的定出选择装置并尊重信息接收者的意愿，垃圾信息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遗憾的是，现实中，网络用户的个人定出选择要求很少得到尊重。此外。发送者为了逃避惩罚，经常变换身份和地址，使收件人的定出选择要求无法送达，也给法律执行设置了巨大障碍。由此可见，如果垃圾信息发送者有意采取规避对策，定出选择模式的社会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根据定人选择模式，信息发送者在未征得信息接收者同意之前无权向其发送信息，发送者首先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吸引潜在用户主动发出请求。在这种模式下，只有当潜在接收者认为某信息可能对其有用时才会请求发送，即使收到的信息与其期望的相差太远，他们还可通过定出选择模式取消其请求。因此，为了有效发挥定入选择模式的社会功能，必须同时规定定人选择与定出选择模式。欧盟2002，年颁布实施的“隐私和电子通讯指令”，充分体现了定人选择模式。该指令要求信息传播者在向个人传播电子商业广告前必须获得消费者的同意，禁止发送伪装或隐藏发送者身份的商业信息，要求所有商业信息都包含有效的回复地址；该法允许企业向与其有贸易关系的客户发送未经请求的信息，但在发送信息的同时，要给客户提供拒绝此类信息的机会。
与定出选择模式相比，定人选择模式更受通讯用户尤其是电子邮件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青睐。一方面，由于信息接收者在接受信息之前有机会了解信息的性质和内容，并请求发送对其有益的信息，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其邮箱里的垃圾信息，而垃圾邮件的减少相应地减轻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过滤或阻挡垃圾信息的负担，从而降低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使信息发送者未经用户同意收集和买卖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而且浪费，这从另一角度保护了个人隐私权。然而，无论采取哪种模式，立法之前都有必要对垃圾信息的性质和认定标准进行界定。
2、垃圾信息的概念及其判断标准
目前，国际社会对垃圾信息没有明确界定。目前大部分反垃圾信息法都是以电子商业信息作为规制对象，美国2003反垃圾邮件法适用于任何“商业电子邮件信息”，任何以商业广告或促销为目的的电子邮件都可能构成“商业电子邮件信息”，包括为了商业目的在网址上运营的内容，但该法明确排除了交易信息或关系信息。澳大利亚反垃圾邮件法(SPAMAct2003)第6条将“任何为推销、广告或促销产品、服务、地产为目的，或以提供投资机会或交易机会为目的而发送的信息”都纳入了该法规制的商业电子信息范畴。但该法明确排除了只包含事实性内容的信息以及由政府机构、政治团体和宗教组织授权发送的信息和由教育机构授权向其所有学生发送的信息。欧盟“2002电子商务条例”和“2003隐私和电子通讯条例”，将垃圾邮件定义为“经由电子邮件、为直销目的发送的、未经请求的商业信息”。新加坡2007年颁布的“垃圾信息控制法”，借鉴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反垃圾信息法的主要内容与框架，将垃圾信息界定为“大量发送的、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信息”，该法的适用范围限于“与新加坡有联系的电子商业信息”，包括从新加坡发出和在新加坡境内收到的信息，如果接收者、发送者、或用以发送和接收信息的电脑、服务器或服务装置等位于新加坡境内，就可以认定该信息与新加坡有关联。和美国法律及欧盟指令一样，新加坡控制垃圾信息法第7(3)条也排除了对“关系通信”和“为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目的，由政府或法律权威机构授权发送的信息”的适用。
综上所述，大部分法律都将垃圾信息界定为通过网络或网络服务器向电子网络用户和手机用户发送的、未经用户请求的电子商业信息。但如何认定“未经请求”和“商业性”?
1未经请求的信息。从其字面意思看，所有未经接收者同意而直接发送到其私人空间包括邮箱和移动电话的信息，都可被称为“未经请求的信息”。因此，在反垃圾信息立法中对“同意”的认定至关重要。
根据美国反垃圾信息法规定，如果接收者通过定出选择或通过主动请求明确表示自己同意接受发送的或拟发送的信息，则可以认定接收者已经同意，但该法采取的是定出选择模式，在用户依法表示同意之前，任何个人、企业、组织等都可以“合法”地向他们感兴趣的用户发送“未经请求的”信息。虽然新加坡圾信息控制法规定“任何接收者既未请求也未同意接收的电子信息都是未经请求的信息”，但由于该法也采用了定出选择模式，为消费者的主动选择设置了障碍。
笔者认为，美国和新加坡的立法对垃圾信息的判断标准都偏向了企业一方，为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推销产品和服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将垃圾信息的传送成本和不便转嫁给了广大的普通网络用户。因为，定出选择模式虽然表面上赋予了广大信息接受者选择权，而实际上由于缺乏举报垃圾信息的有效途径，接收者无法作出积极、主动和自愿的选择，最终垃圾信息还是得不到有效遏制。为了有效保护广大网络用户的权益，维护其对网络业的信心，笔者建议立法者和信息发送者应该尊重用户的个人请求，借鉴欧盟和美国部分洲如加利弗尼亚洲的规定，禁止发送者在未经消费者明确同意之前发送任何商业信息，任何未征得用户事先同意就向其发送的商业信息都可被认定为“未经请求的信息”。
2商业信息。虽然大部分“反垃圾邮件法”限制的都是商业信息，但各国法律对“商业性”的界定标准却不尽相同。根据美国反垃圾邮件法规定，所有通过网络域名发送到特定电子邮件地址的商业电子信息都受该法规制，包括直接发送到无线通信设备如手机、卫星电话等的信息(S7702(5))。2004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制订了界定“商业性”的参考标准，即凡是只含有商业广告、商品宣传和请求等内容的信息都是商业信息；如果信息内容既包括商业广告、又包括交易关系，则根据其各自在信息中的重要程度来确定；如果信息既包含商业性内容，也包含非商业性或非交易关系内容，该类邮件可根据接收者的合理理解来确定其是否商业性信息，接收者理解是否合理，可以从商业性及非商业性内容的比例、商业性内容所放的位置、商业性内容的排版方式等因素考虑。根据新加坡法第3(1)条规定，可根据信息的目的、内容、引证内容、信息显示的方式等判断是否商业信息。如果发送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推销产品或服务、或为某种产品或服务做广告、或为请求产品或服务，该信息就可以被认定为商业信息。
显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制订的标准主要从信息的构成考虑，而新加坡的标准则主要从发送者发送该信息的目的考虑。依笔者愚见，判断某信息是否商业信息。可以根据信息内容推断其目的，再根据发送目的确定其性质。只要依普通人理解某信息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产品或服务、诱使收信人向其订购产品或服务等，都可以认定该信息的商业性特点。
3、垃圾信息的责任主体
确认垃圾信息发送者对确认发送垃圾信息行为的责任承担者至关重要。美国法律将任何发起、传播或达成商业信息的个人或企业都称为发送者(S7702(9))，新加坡法律则将任何发送、达成或授权发送未经请求的商业信息的个人或企业称为发送者。两国法律规定虽然措辞不同，但主旨基本一致，即垃圾信息发送者主要包括网站经营者、受经营者之托通过网络或移动通信网络发送信息的传播者如服务提供商及电讯服务公司和授权第三方发送垃圾信息的企业或个人。但为了躲避法律制裁，有些发送者往往通过别人的服务器、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地址向终端用户发送垃圾信息，导致垃圾信息的发送主体不明确，责任主体也就难以确定。
为了有效过滤违法垃圾信息，找出非法信息发送者，可借鉴部分专家的建议，设立信任发送者(Trustedsender)和担保发送者(bondedsender)自律机制。信任发送者可注册成为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客户，由第三方标示并证明其拟发信息的合法性；担保发送者可向第三方服务供应商提供金融担保，委托第三方发送信息。但如果委托发送的信息不符合ISP所定标准，或该发送者发送的信息遭到太多投诉，ISP可以随时终止其服务。当越来越多的合法公司参与这些自律机制后，垃圾信息发送者就被不断边缘化，从而更易被负责任的ISP发现并过滤。明确了发送者之间的关系后，法律可要求所有参与传播垃圾信息的主体承担连带责任。首先，由直接发送者即服务提供商向终端客户承担责任，发送者再根据合同关系或委托关系要求委托者或担保人承担责任。这样既可以减轻用户的举证责任，又可减轻诉讼机构调查取证的难度，同时，还可以以法定义务的形式规范垃圾信息发送者的行为，迫使各参与主体履行注意义务。
4、法律执行问题
因垃圾信息泛滥而遭受损失的不但包括网络服务提供商，还包括广大终端网络用户，故除了赋予网络服务提供商诉讼权外，还应该借鉴欧盟和美国加利弗尼亚洲的反垃圾邮件法规定，赋予个体用户集体诉讼权，并给予受垃圾信息损害的消费者或网络服务提供商足够的救济赔偿。
另外，为了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威慑垃圾信息发送者，在反垃圾信息立法中可以规定灵活方便的诉讼程序，适当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将来源于和接收于本国境内的垃圾信息都纳入其管辖，将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结合起来，对难以予以刑事处罚的发送者，应该加大其损害赔偿的力度，具体赔偿金额应足以对其继续违法发送垃圾邮件具有震慑力，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司法合作，合理解决此类案件的管辖权问题。
5、结束语——立法建议
1采取定人选择和定出选择相结合的模式，只能在得到用户事先同意的基础上向其发送信息，并提供有效定出选择装置，供已经同意接收信息的用户撤销其请求。
2保护消费者的财产权和隐私权，未经消费者同意，不能为任何目的传播或售卖在定人选择模式下收集的用户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等信息。
3以法定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形式提供民事救济，且赔偿金额足以震慑违法者，并允许对未经请求的垃圾信息发送者提起集体诉讼。
4对故意违反反垃圾邮件法的发送者课以刑事责任，并通过国际合作形式获得或交换违法证据。
5增加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移动电信服务提供商的注意义务，要求其通过技术手段对发送垃圾信息的网站地址和服务器进行监控和追踪，尽量阻止垃圾信息经由自己的平台传送到终端用户。
6建立统一的国际立法，加强国际合作。
笔者曾专门研习过民法，笃信民法乃万法之母。但从欧洲学习归国后，对宪法日益青睐。个中原因，明白宪法的究竟自然是一个因素，但欧洲人对宪法的信仰和情感对我的影响更深。据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大牌教授都对讲授美国宪法情有独钟，认为只有讲授了宪法，提出了有关宪法的理论，才算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才真正地功成名就为一名自己也满意的法学家。据此可以管窥美国人对宪法的情感也与欧洲相仿。
宪法是人类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成熟的标志。宪法的理念可以传播，宪法的文字也可以抄袭，而真正的机制却无法“下载”。墨西哥帝国曾一度羡慕美国文明的蓬勃，就用西班牙语翻译了一部美国宪法自用，结果把帝国的境况搞得更加不可收拾；欧洲人为了开化非洲，曾经向那个大陆输出宪法，而这些欧洲人的乐章，竟成了非洲人的噩梦。宪法必须是自己的！她必须基于拥戴她的群体的真诚信仰和坚实崇拜，宪法的大树必须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传统，而其枝杈又必须高高地伸向未来的天空，宪法必须反映她所笼罩下的最大多数人的最根本利益。
宪法需要与时俱进，正如大树需要在自然的限度内不断繁荣滋长，这是宪法生命力的表现和继续维持生命力的条件。美国人从不轻易修改宪法，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对宪法采取一种灵活而宽泛的解释方法，使宪法能够不断适应发展的需求，因此，美国的宪法实际上是在法官的判决中，迈着细碎的小步与时俱进。
宪法是个原则的框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框架，社会才可以“因有用无”。在这个框架内，人们有才智、有德行、有追求、有幸福，并通过才智、德行和追求获得幸福；在这个框架内，健康的思想、自由的创造、真诚的努力都可以潺潺流动；这个框架提供标新立异的空间、繁荣滋长的可能、欣欣向荣的生机和活力。
宪法的使命是规范权力的行使，保障权利的实现，而这正是法治的内涵。宪法不必一定列举权利的清单，但却必定要明确权利的防线。人权，这个已经被写入我们自己宪法的字眼，不仅仅是个概念，她是权利的灵魂。人权不是抽象的，人权要求具体的众生都生活在人所以为人的状态。人权对国家权力的要求是：有时你必须收敛，有时你必须奉献。
1.物探技术地震勘探技术是较为常见的物探技术，其是先在目标勘探区制造一个地震波，地震波会携带与地质相关的信息返回，探测器接收到该信息之后，进行相应的处理及分析，从而判断目标探测区域的油气资源情况。反射地震技术、数字地震技术、三维地震技术等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物探精确度的提升，性能较为稳定、参数更加精确的物探技术逐步应用到物探方面。其有效的促进了油气的发现及储量的分析。计算机技术的提升及广泛应用，地震物探技术逐渐走向高集成度、高精确度、高分辨率，且三维叠前深度偏移技术、油藏地震描述技术、思维地震检测技术等的不断进步，使得物探技术的准确率及精度更高。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及高速大数据处理设备的应用，有效的优化了勘探的效果，并简化了勘探操作，减少了相关的成本投入，逐步实现了物探的自动化、智能化。
2.钻井技术钻井技术属于石油地质勘探极为重要的技术之一，其特点表现在成本投入大、技术难度大等，钻井技术的状况与石油地质勘探开发的成本有着紧密的联系。分析其发展历程，钻井关键技术一般是国外企业掌握，并主导应用的。结合钻井技术使用的场合，可以将其分为几种不用的类型，包括高温高压井钻井技术、深井超深井钻井技术、特殊工艺井钻井技术、小井眼钻井技术等，较为常见的欠平衡钻井技术，能够改善枯竭油层开发效果，减少地层伤害，提高钻井设备的运转速度。但是该技术也有安全性不足，防腐蚀性不理想等缺点。大位移钻井技术则是适应于海上油气田或者海油陆采开发的钻井技术，能够达到良好的开采效果。另外还有多分支水平井钻井技术，其能够提高油井的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成本，并结合油藏的不同性质及开发要求，合理选择相应的开发系统，实施开采活动，实现提高石油采收率和连续性的目标。
二、石油地质勘探技术的创新及其发展
现代石油事业发展的情况及社会能源的消耗情况，要求石油开采过程中不断地压缩成本投入，且减少故障发生的数量，优化勘探精度，开采连续性，各仪器设备还需要逐步实现集成度、自动化、智能化，这也是现代石油地质勘探技术的发展方向。具体的创新与发展的情况如下：①提升设备及仪器的性能石油开采事业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各种条件均有较大的变化，石油地质勘探和钻井开采环境逐步恶化，需要设备有更加良好的性能，性能较为良好的钻井设备则可以在适应性方面发展，适应特殊的环境，达到深层或者超深层钻井的目标；②大计算机仿真充分运用于石油地质勘探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据处理技术的广泛运用，其也逐步渗透到石油地质勘探方面，使得该事业能够运用模拟的方法对目标区域实施仿真，深入分析信息，并结合模型及输人数据，判断及分析目标勘探区域中油气分布状态。不仅提升了石油地质勘探的准确性，也简化了勘探的方式，还减少了资源的消耗；③膨胀管及连续管技术的使用在钻井的过程中，会遇到十分复杂的地质情况。包括水层、破碎带等，一般的钻井技术无法进行，可以运用膨胀管技术，该技术可以使得钻井管道的深度达到一般技术无法达到的深度。连续管则是针对小井眼钻井及其他恶劣环境研发的新型钻井技术，能够有效的优化录井质量，减少钻井对环境的损害，并可以在管内设置其他仪器，收集、监控钻井和测井中的各项数据信息。
三、总结
本文作者：刘步云作者单位：广西苏氏集团
首先，可以降低劳动强度。因为老式的制糖分离机采用人工操作的方式。在进行分棉糖的操作时，如果粒度很小，就会采用人工对卸料进行敲打，这样就使得劳动强度大大的提高。由于XJZl320GB／G离心机采用的是全自动的操作方式，分离过程由微机控制，只需要适时调整机器的运行状况，根据糖膏的质量设置合理的参数，并对分离机的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控，而不需要人工进行操作。这样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不仅大大的降低，而且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资源，从而达到较高的经济效益。
其次，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老式分离机在运行时会有很大的刹车噪音。对工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全自动的分离机只有很小的噪音，这样就有利于保护工人的身心健康。老式离心机的运行时，在分蜜阶段有极度不好的环境。有严重的跑、滴、漏、冒等状况，打水过程有较高的蒸汽量，温度高而且湿度大。采用XJZl320GB／G离心机后跑、滴、漏、冒等状况被杜绝。在完全密闭的条件下进行水洗和汽洗的操作。这样就大大的改善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而且由于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而且对材料的磨损消耗程度也大大降低，因此体现相出了较高的经济效益。
再次，采用XJZl320GB／G制糖离心机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老式的制糖分离机不能对成品水分进行有效的控制，蒸汽的消耗量巨大。采用全自动离心机后，由于密闭的环境，能够比老式的离心机节约一半的蒸汽。大大的提高了糖厂的经济效益。老式分离机在进行幼砂糖的生产时，一般会有0．4毫米的煮糖粒度，两台分离机工作，还难以保证水分，对幼砂糖的质量和产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XJZl320GB／G离心机在煮糖粒度为0.4毫米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四台离心机正常运行，相同的湿度状况下，成品糖水分都在0.05以下，有较高的幼砂糖质量。
最后，采用XJZl320GB／G制糖离心机能够降低制糖工艺的损失。老式的制糖离心机在运行时，都是采用人工控制的方法进行打水及拨原、洗蜜的时间，并且很容易造成打水量过多或过少的情况，而且打水不均匀，使得回煮量大。尤其是在生产棉糖时，原蜜纯度一般在86%～86.5%之间，废蜜纯度在65%左右。然而XJZl320GB／G离心机的打水量、拨原、洗蜜的时间都是通过微机按照规定的参数进行适时调控。同样在生产绵糖时，原蜜纯度在85.5%～86.5%之间，废蜜纯度63．5％左右。相比较老式的制糖分离机，废蜜纯度降低了1.5%。工艺的损失大大的减少了，产糖量得到提高，由此糖厂能够得到较高的经济效益。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加快了信息社会前进的步伐，也给社会道德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社会道德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然而网络技术在促进人与社会全面自由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传统的伦理观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一系列的伦理难题应运而生，成为当今社会潜藏的危机。
1.信息安全
信息系统自身存在的漏洞，给黑客的非法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使网络信息的安全性极端脆弱，严重的安全失范行为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目前采取的各种防范措施，还无法从根本上保证信息的安全，正如美国计算机软件专家科思所说：“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绝对可靠的防范措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1]如何保证信息安全，成为我们面临的新的信息伦理难题，也是我们在构建数字档案馆过程中，至今仍无法完全克服的一个“瓶颈”。
2.信息侵权
提供文化信息资源为社会服务是网络的一个主要功能，然而由于网络传播的不可控性，信息侵权现象时有发生。所谓信息侵权指的是未经版权所有者允许擅自转载、复制其信息内容。可以说网络上的版权纠纷成为时下纠缠最多的问题之一。据国家版权局的消息：近两年来国家各级版权机关共受理版权案件2824件，有关著作权、技术专利权和软件盗版等所涉及的金额已达到数亿元人民币。[2]另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隐私被采集和公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互联网为某些居心不良的人获取和传播他人隐私提供了便利，使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受到潜在的威胁。
3.信息犯罪
信息犯罪是指运用信息技术或信息故意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危害公民合法权益并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作为一个犯罪概念和特殊的犯罪形式，学术界有几种相关的概念和定义，如电脑犯罪、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等。[3]从类型上说，信息犯罪可以分为信息窃取和盗用、信息欺诈和勒索、信息污染和滥用、信息攻击和破坏等。无论哪一种犯罪，其危害都是相当大的。信息犯罪给知识产权、个人隐私、社会信用和国家安全都带来巨大威胁。档案部门向来是国家保密机关关注的重点，信息犯罪对档案工作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如果发生档案失窃、被篡改或恶意传播，将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4.“非人性化”问题
网络只是一个技术平台，只能充当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媒介，隔着计算机屏幕，人们感受不到对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反应，忽略了对方的感情需要。在网络社会，人们终日跟计算机打交道，在家办公、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等新事物的出现，使具有可视性、亲切感的人际交往活动越来越少。人们在这种“非人性化”的世界中，产生的孤独感、紧张情绪、对周围事物的冷漠都给社会带来不和谐的因素。网络的“非人性化”问题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伦理建设不可回避的话题。[4]
二、信息伦理建设必须重视法制化
如果说以上出现的新的伦理问题中，诸如网络非人性化、信息肆意传播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强“道德自律”加以控制的话，那么信息安全问题、信息侵权行为的控制和防范问题，信息欺诈、信息攻击和破坏等信息犯罪问题，仅仅依靠人们在道德观念上的自我约束恐怕已经很难奏效了，迫切需要强制性法律措施的配合。信息活动管理上的法制建设滞后是信息犯罪增加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法制化建设是信息活动规范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信息关系调整的外在约束力。法律手段在档案信息伦理建设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传统伦理道德在信息时代的约束力已远远不够信息技术带来的诸多新的伦理问题依靠传统伦理已经无法解决，信息时代处理新的伦理问题缺乏传统的价值参照体系，这就导致了人们心中的道德模糊感。[5]人的某种观念的形成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培养和适应，我国传统价值观是几千年悠久历史的积淀，要使人们在短期内建立新的价值观体系，在这种道德缺失中维护正常的秩序，法律，是一个有力的工具。
2.传统伦理与信息伦理的区别
传统社会人们的活动和交往范围狭窄，伦理规范不仅容易建立，而且容易形成固定的自我约束和舆论控制功能。而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把地球变成“地球村”的同时，使人们的心灵接触越来越少，感情逐渐淡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退化成了计算机的语言和符号，信息伦理调整着的人们的感情逐渐疏远，传统社会所谓的“熟人约束”、“面子管制”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时空中变得软弱无力。因此，信息伦理需要法律规制，而且应改变传统伦理中法律只是作为道德辅助手段的观念，把法制化作为调控信息伦理的主要方式。
3.法律是化解和消除信息环境下各种问题的主要和重要手段
伦理道德只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它的实施依赖于人们的自觉性和自主意识。而对于一些道德沦丧、良心泯灭的人来说，伦理道德就显得苍白无力了，不足以制止其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和操作的隐蔽性，人们无法判断行为的真正发出者，依靠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来维系的信息伦理很难发挥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最专门化、最具效力和强制性的控制工具，仍然是化解和消除信息环境下各种问题的主要和重要的手段。只有将那些成熟的、共性的信息伦理规范适时地转化成法律法规，使之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才能更好地规范个人与社会的信息行为，构筑社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6]
4.信息立法是促进建立全球伦理价值观的有效措施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信息本身的普遍性、共享性和无国界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信息伦理应包含全球伦理或普遍伦理的成分。然而，通常的观点是，生长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往往具有不同的性质，具有文化上的“异质”性，但若仅仅局限束缚于伦理的“异质”性，则不利于信息的无国界传播和信息全球共享。[7]因此，达成信息伦理基本准则上的共识，能更好地促进信息交流和传播。信息立法不仅有效打击了在信息领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者，而且为信息伦理的事实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信息伦理的“同质”构建提供了一个平台。
另外，法律法规作为一种“他律”，为我们的道德“自律”提供了可遵循的规范，也给信息时代提供了一种可量化的是非评判标准。
三、现有档案法制建设的不足及应采取的措施
通过以上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法制建设在信息伦理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规范信息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但与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相比，我国的信息法制化建设还是很薄弱的，迫切需要加强。具体到档案工作领域，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法律、部门规章及文件、地方规章及文件等多层次的档案法律体系。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是我国档案法律体系的核心和主体，同时还出台了《档案法实施办法》、《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等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各种地方性行政规章，还先后制定了《档案管理软件功能要求暂行规定》、《CAD电子文件光盘存储、归档与档案管理要求》等有关电子档案的规则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档案管理信息化发展的需要。但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档案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容忽视的。
1.档案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档案信息化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立法空白点。目前除了少数几个法律层次较低的部门文件以外，还没有出台其他以电子档案为主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我们在面对电子档案的归档管理、档案网站建设、电子档案数据备份管理等问题时仍无法可依。在已建立的档案网站中普遍存在着档案站点、站名设置不规范，提供信息内容的水平和深度参差不齐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弊端会直接损害档案，尤其是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档案的保密性和真实性[8]，极易导致电子档案的泄密、贩卖、恶意传播等严重违法行为。而立法上存在的空白点使我们无法追究这些行为的法律责任，不能对犯罪行为展开有效的打击和实施应得的惩罚，从而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和危害。
第二，现有《档案法》中的条款需要增加和调整。由于1987年的《档案法》是在当时特定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状态下制定的，其中缺乏有关信息时代规范电子档案、进行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内容，而且有关档案定义、档案归档期限、档案违法现象等的规定也与新的形势不太适应，需要加以补充和调整。
尤其在人们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有关档案著作权、知识产权的问题，不能再仅仅借鉴邻近的《著作权法》、《合同法》来保护电子档案的版权或确认电子档案的归属，档案管理是一个独立、特定的行业，要给其提供有力的法律理论支持。第三，现有的档案法规中有关信息化方面的规定立法层次偏低。《档案管理软件功能要求暂行规定》、《CAD电子文件光盘存储、归档与档案管理要求》等规则和标准，都属于层次较低的行政部门文件，在法律效力上远无法满足档案信息化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某一案件出现时，无法对其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和制裁。电子档案管理中的利益维护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2.加强档案法制化建设
第一，加强档案立法。这包括了很多方面和层次，具体说就是要制定有关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管理、电子档案网站管理、电子文件数据备份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填补现有档案法律体系的空白点；对《档案法》中不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条款进行修正和补充，特别要增加有关电子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保护、利用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档案著作权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则和惩处措施；把一些必要的原有的部门性行政规章上升到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法律的高度，避免一些肆意破坏者钻立法层次低的空子，降低由于对档案信息化管理和规范力度不够带来风险的可能性。
第二，档案立法建设要与现有的法律体系保持良好的兼容性。不仅要制定管理性的法律法规，更要坚持发展的原则，制定能够促进档案信息化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同时，在对原有条款进行补充和修正时要考虑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使整个体系更加科学完善。
第三，档案信息法制化建设不仅强调“立法”的重要性，还要全面考虑法制化体系的系统建设，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监督等多个方面；要积极进行机构改革(如现有的局馆合一模式)，为档案行政执法和监督职能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认真研究档案信息法制建设的国际动向，积极参与保障信息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走向国际不仅使我们在制定相关国内法律法规和实施管理时能博采众长，更使我们在打击跨国计算机网络犯罪时，在解决网络侵权、网络违约等跨国纠纷时有良好的国际合作基础，做到公平、公正、有效、合理。[9]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息是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信息的缺乏也是阻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对信息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并指出了中小企业在获取信息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措施和建议。
我国中小企业以其规模小，产品单一、交易成本低，经营灵活，适应市场变化快等特点在夹缝中生存，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据我国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0月底，我国中小企业数已达到4242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6%，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6%，创造了75%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小企业已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提高我国中小企业的整体实力，对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和大量涌入国内的外国公司及其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中小企业自身的弊病、问题和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信息缺乏，如不及时解决不但将制约其自身发展，同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的提高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信息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工业性社会正步向信息型社会，企业资源也由资本转变为信息、知识和能力，市场需求瞬间万变，企业竞争最关键的问题是及时满足客户的需求，甚至了解客户超过了解自己。正如比尔.盖茨在其《未来时速》一书中写道：“将您的公司领先于众多公司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信息来干最好的工作。您怎样收集、管理和使用信息将决定您的输赢。”著名管理学家Simon也认为“信息是影响人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者评价的外部刺激”。信息影响决策，信息对管理各环节各步骤都有重要的作用，没有信息，各级管理者就无法做出有效和正确的决策。信息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可以指导生产计划的制定，产品设计、研发、组织货源，优化资源包括人财物的合理配置，减少生产环节不必要的浪费，降低成本，赢得竞争优势，获取最大利润。
二、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分析
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第一独自调查研究收集（包括从报纸杂志等媒介收集）；第二，企业领导层通过社交活动收集；第三，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第四，用户或客户反馈信息；第五，交易会、展览会、专业会议；第六，科技文献、专利文献；根据2004年有关部门进行的样本抽样调查得知采用第一种方法获取信息的中小企业占42.6%，采用第二种方法获取信息的中小企业占19.1%，采用第三种方法的占2.3%，采用第四种方法的占30.4%，采用第五种方法的占5.3%，采用最后一种方法的占0.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企业自己从报纸杂志上收集，其次才是直接从客户获得反馈信息。获取信息的方法比较间接、传统、原始，与国外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信息管理系统采用网络技术直接获取信息相比具有速度较慢，获取信息量小、不全面、不完整、较分散、针对性不强，信息滞后、及时性和适时性较差、表现形式单一、心理获取的中间环节容易出现差错等特点。在全球商业竞争白热化的今天，谁及时拥有高质量的信息就意味着谁拥有了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信息获取方法的选择和速度及信息的质量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
三、促进信息化建设对策
政府出钱扶持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买服务。
1.转变管理观念，强化信息意识。中小企业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比较严重，任人唯亲，劳动力素质低，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随意性强，人财物浪费比较严重，虽然也逐步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但从根本上还没有树立利用信息管理的思想。企业内部上至管理层下至一般员工都应转变观念，充分利用信息、采集信息，对信息进行分析，进行资源合理配置，优化整合企业生产组织结构，合理制定生产计划，进行事前预算、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降低企业营运风险，经营风险，利用信息创造价值，增加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强化信息重要性观念，使其深入渗透到每一个员工的意识中，增强企业凝聚力。
2、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增强信息的及时性、适时性、准确性和表现形式多样化。及时性是指你需要的时候拥有它，适时性是指拥有最新的信息，准确性是指没有差错，表现形式是指不仅仅是报纸杂志还可以是影碟、声音、图像等等。信息技术已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商业领域，成为实现管理控制的手段，企业所需信息包括市场信息、内部管理人力资源信息、成本信息、销售信息、库存信息、客户和合作伙伴信息等等。中小企业目前绝大多数没有实力引进ERP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但可以从成本效益原则出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普及电脑的使用建立企业信息网站，客户信息数据库、员工信息数据库，合作伙伴数据库，通过网络手段与内部员工、客户、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和沟通，实现资源共享，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到各组织模式中，对中小企业的组织分工进行有效整合，使各种职能和企业充分发挥优势，提高营运效率，对供、产、销、及售后服务各环节加以监控，同时建立密切联系，加快流通速度，减少库存成本，消除作业连中不能增加价值的作业，促进企业整体价值链的优化。同时可以及时了解产品市场信息变化，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决策者使决策则及时做出调整，推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确立企业竞争优势。建立研发、生产设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一体化的跨部门的横向组织。竞争优势不仅来源于成本价格，重要的是维护客户的满意度、忠诚度。信息缺乏是中小企业发展得主要障碍之一，所以随时了解市场变化、客户的信息、内部人员、资源信息和资金金融信息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建立有关政府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使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针对中小企业资金不足，管理方式落后，人员文化素质低，很多中小企业大规模地使用计算机系统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的特点，政府应为其获取信息增加渠道和方便，提供各种经营信息包括提供市场信息、技术信息、金融信息和人才信息，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其发展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
4、提高劳动者素质。中小企业一方面应淡化家族式管理模式，大量引进人才，特别是IT人才，同时对内部员工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普及电脑知识，加强并组织在职培训，接受各种专业训练，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学习，提高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通过对有重大贡献的员工委以重任，授权、授股等方式留住人才，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制度环境。在企业内部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导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汉川.中国中小企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04.
[2]刘东杜占元.中小企业技术创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但是，我国的电视法治新闻，本身也存在一些操作和观念上的问题，并且直接影响了其长久的价值追求。
电视法治新闻缺少第一现场。电视新闻以追求第一现场为目标，拍摄到了第一现场的图像，就抓到了关键，抓住了“活鱼”。生动形象的画面，抓人眼球的事实，快速便捷的传播，就成了电视法治新闻制胜的法宝。可是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电视法治新闻，拍摄到第一现场的精彩新闻却不多。
对于已发新闻和预发新闻，都失去了拍摄第一现场的时机；对于可能预测到的新闻，多是些会议类的，没有多少精彩的镜头。对于突发的新闻，由于记者的反映问题，也很难抓到正在进行中的第一现场。导致关键的精彩的镜头缺失，没有现场只好用解说词、空画面来凑合。
电视法治新闻的法治含“金”量低。电视法治新闻记者的职责在于宣传法律知识，增强观众的法律意识。法理的深浅，决定着法治节目“含金量”的高低，谈案是为了说法，析案是为了明理。但是有时观众会发现一些电视法治新闻缺少法治色彩，如法治栏目关于“高考热的冷思考”报道的内容针对的都是一些普通社会现象。有的电视法治新闻甚至用人情代替法理，用道德批判取代法律规范，没有突出电视法治新闻的特色和优势。
电视法治新闻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在一则法治新闻中，出现了受害人在胎儿未出世之前就已经知道是个男婴的细节，而且还对B超的检验单进行了特写，但是胎儿的性别鉴定在我国是明令禁止的。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的《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明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或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类似问题还有一些，对于法治类节目出现这类偏差实在是不应该。
电视法治新闻缺少平民视角。同志曾经提出，“电视镜头要更多地对准群众，电视报道要更多地反映广大群众的意愿”。以平民视角、平等的眼光、平和的意识观察和拍摄平民生活，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电视法治新闻在内容选材上大多贴近百姓生活、服务百姓生活。记者的摄像机也降低了姿态，将焦点对准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他们的心灵世界、展现他们的寻常悲欢。但有一些电视法治新闻，只从有关部门的角度出发，做从上向下式的宣传和，没有从百姓的立场进行解读。
电视法治新闻除了要克服以上问题和缺点外，为了长远目标和增强观众的忠诚度，还应该在采访拍摄、编排方式和新闻理念上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电视法治新闻对新闻故事化的追求。美国名牌电视新闻栏目《60分钟》的节目执行主编席弗勒在回答“什么样的选题能进入《60分钟》”时说：“我们最基本的选题思路是，寻找一个小故事，但这个故事要在一个大的主题之下。”
近几年来，国内电视法治新闻故事化的趋势亦越发明显，选题故事化、人物个性化、叙事情感化已成为我国电视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很多法治新闻具有相当大的冲突性和悬疑性，强烈地吸引着观众。编导和记者们悉心搜集各种材料，精心编排，使得每一个故事一波三折、扑朔迷离，让一个严肃的栏目具备了可看性，成为吸引观众的又一利器。
通常，在法治报道中，坏人一定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如果没有坏人受到惩罚的结局，就会使观众在看完节目之后，难以得到心理的平衡。
电视法治新闻对法理的追求。法治类节目的精髓在于说法，要明辨，精于阐释法理。
这就要求电视法治新闻的记者、主持人抓住案件最本质的东西和观众最想了解的东西，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要为观众提供信息，还要对信息进行深度解读，告诉观众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很多电视法治新闻，不仅介绍案件，而且介绍它的背景，对相关的法律进行了“网络式”的链接、形式上的犀利深刻和内容上的丰富深广，让观众不仅知其然，而且也知其所以然。比如，在《街头叫卖诉讼书》的报道中，生动的新闻画面和演播室中法律专家详细的点评相结合，挖掘出了法律案件背后的丰富内涵。
电视法治新闻对感动的追求。好看的东西不一定让人感动，而让人感动的东西一定好看。
很多电视法治新闻的主人公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奔波忙碌，却担负着远超自身承受力的巨大压力；他们向往幸福生活，却要在两难中作出艰难抉择；他们像泥土一样朴实，他们的善良、勇敢、坚强与执著让我们眼前一亮，令我们感动不已。
以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报道《真爱无边》为例：信阳农村的一个三口之家，原来日子清贫，却夫妻恩爱。然而世事无常，急于脱贫的丈夫走上了抢劫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日惶恐不安、饱受良心谴责之苦的妻子终于下定决心，亲手将丈夫送入监牢。
后来，在监狱服刑的丈夫终于理解了妻子的良苦用心，当画面出现一家三口相拥而泣的场景时，全片达到了。此情此景，让人为之动容。
因此，关注情感、关注心灵、关注人的内心世界那块最柔软的地方，理应成为电视媒体永远的追求。
电视法治新闻对“人文关怀”精神的追求。在报道法治类题材时，不应该局限于刑事案件的报道，而要更多关注人的命运，去解读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事、经济、行政等有新闻价值的典型个案；挖掘我们身边自觉学法、守法的典型；关注民警、检察官、法官、律师等人群的生活，以培育电视的“人文关怀”精神。
李东生副部长曾说过：“电视法治节目，重在‘普’，根在‘法’，淡于‘奇’，贵在‘引’。”法治节目自身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严肃性，但同时法治节目也是民众意愿的代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要把节目的法治内容、百姓角度、人文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
更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电视法治新闻开始注重“人文关怀”精神，更多地关注个人的命运，从人的角度来报道新闻。同时，大多数电视法治新闻栏目还开通了观众热线和短信平台，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栏目与当事人共同面对困惑与烦恼，用人文的关怀精神为观众解决问题，给予了观众充分的参与权和发言权。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平民化的时代，主持人只有认识到和观众的这个“同一性”，具有一个平视的目光，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作出感情判断，目中有人，心中有情，才能得到更多的观众认可。
主持人要摆脱传统法治新闻栏目主持人严肃的面孔，主动介入，用有个性的温馨的语言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带领观众走入法律事件中。提高栏目的亲和力和贴近性，体现栏目对观众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
人文主义是一种对观众博大深远的普遍关怀，也是电视法治新闻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3年年底起，我国各地纷纷出台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浙江、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
由此可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过程，是公众对现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过程，这种诉求必然伴随政府行为的民主、责任、透明、效益、法治和无私要求——这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诉求，这恰恰也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的必然要求。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传播学解读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它根据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运作过程的需要，设定政策议程，以此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定公众议程，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引导。
1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调控大众传媒
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社会调控中的信，息源控制。信息源控制和行政控制一样都属于软性控制。但是，和行政控制有截然不同的是，这种制度一方面既是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闻界沟通，并通过新闻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方式。它通过信息源的有限性，协调政权、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隐蔽地引导舆论和控制信息。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确实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尝试。
(1)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公开的有效形式
根据先生的新闻定义，对新闻传播过程进行图解，可以拆分为三个阶段：
事实发生(信息源)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显然，构成这一运动过程的是三个环节，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新闻就不存在。换句话说，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新闻的全过程。若在新闻形成过程，将新闻这一因素考虑进来，且把新闻形成的过程理解为政治传播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事实发生”和“及时报道”两个环节中，新闻会成了新闻形成的一个新环节，即：
事实发生(信息源)政府新闻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具体到上述政治传播过程来说，实际上政府面对着两个不同层次的信息受众：一是所有公共信息的接受者——社会大众；二是特殊的信息接受者——媒体记者。这两个层次的受众之间的关系是：虽然表面上看，政府新闻会针对的对象是新闻记者，但新闻记者只是新闻会主体和新闻会对象之间的桥梁，新闻记者有权力和义务及时高效地向受众(公众)报道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新闻会的对象最终是公众。因此，政府应当看到：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资源、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威性和调节社会生活的权利，许多政府信息都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政府有责任让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最大的权利机构，政府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信息源。它在公众心目中拥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在信息繁杂和思想多元的今天，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多样，当人们无法分辨和取舍，更希望听到来自政府权威和统一的解释和说明。这一点在危机时刻和重大问题面前显得格外明显，政府的声音可以让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2)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充分发挥政府信息的主体作用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作为体现人民利益、组织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控制社会运行的权力机构，其影响和作用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国家的形象，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枢纽。新闻发言人制度自然是服务于政府职能的，其目的在于协助政府工作，协调政府与传媒、与公众的关系，从而协调社会的发展。
面对政治信息的特殊受众媒体记者，政府应该了解记者甚至了解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需求，并以满足记者要求来寻求与媒体的合作。美国学者李普曼说，若非借助一种标准作业的方式，那么少数的人(记者)能够顾全这么大的报道范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记者常常必须经由别人的“告知”才能完成报道。由于大众传媒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去报道无穷无尽的新闻，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要求媒体对所有新闻都以“我在现场”来叙述、以目击者出现在新闻现场是不现实的，更别说相对稀缺的政治信息了。尤其在媒体商业化下，记者的工作和收入越来越不稳定。任何采访成本的增加就意味着记者收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帮助记者，就是帮助自己。政府给记者的“补贴”就是向他们新闻稿。而这些媒体除了付出记者的时间外，没有花费任何采访经费。就获得了新闻。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是现代社会中心信息源并希望控制大众传媒以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媒体为满足大众的需求报道政府新闻会并节省了报道经费和精力、大众希望政府信息公开以保障人民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发言人为当下政治新闻形成的具有决定性的一环简直是“众望所归”了。
2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众
议程设置的理念实际涉及的问题是：传播如何围绕特定的目的设置议题，使之达到影响社会、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它是传者和受者之间一种相互牵动、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以沟通、扩散、宣传、教育、组织、协调、纠偏、排异等社会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实施控制。议程设置是促进媒介更好地行使职责、发挥功能的一种方法。议程设置有三种功能：(1)在信息扩散之前，通过编辑实行限制；(2)通过增加信息量，强化信息环境；(3)对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或解释。它涉及传播意图和传播效果的统一的问题。是建立在媒体对自身的定位和对受者深刻了解的基础上。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参与了“社会现实的构建”。即媒介的传播，影响人们头脑中对社会现实的构想。大众传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媒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使某些事实从无数的客观事实中凸现出来，并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和控制公众舆论。而人们则总是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大众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行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众传媒通过调动受众的注意力，安排问题的轻重次序，从而间接达到控制舆论，左右人们的观点和思想的目的。
结合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可以对信息流动与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图解：
来自信息源(S1、S2、S3)的信息(M1、M2、M3)转变成信息(MA、MB、MC)后，才传给接收者(R1、R2、R31。守门人从各种信息中，按照议程设置的需要，选出那些他认为可以传播的信息加以传播。这个模式最有价值的一点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其不一样的程度取决于议程设置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传媒，没有“注意力”是不行的，但仅仅具有“注意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大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才能使媒体的活动同社会产生双向互动的“共振”。从而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毫无疑问，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够帮助媒介完成这一社会使命。
3新闻发言人通过提供消息来源引导媒体设置议程
从传播学一般意义来说，“某种消息来源能够为某一媒体设置议程，而某种媒体又能够为公众设置议程。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了政府设置政策议题来影响媒体议题，进而设定公众议题，事先对新闻套人政府的定义之后，从而引导舆论。政府选择哪些消息可以，哪些不可以，对哪些媒体，又应该以怎样的口吻，从而表达对媒体议程的左右。消息来源不仅描述新闻事件的发生，更可透过对新闻事件的诠释与评论，而成为新闻事件的“定义者”。由于新闻记者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因此与其说一件新闻事件确实发生，不如说这一新闻事件曾经发生或将要发生。这就为新闻发言人留下了“说话”的空间。新闻制度正是通过“观察者”来报道新闻事件的做法。使得那些者在服务新闻界的过程中，也服务了自己的利益。
有效的政治传播应该是以下三者完美的结合：政府要说明的(政策议程)、媒体感兴趣的(媒体议程)、公众关心的(公共议程)。政府要通过议程设置。将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变成人民乐于关注的焦点，使政府的权威性与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的相关的讨论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面对信息化时代多元化、即时性、多样性的舆论生态环境，政府只有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对媒体议程的设置，从而达到公共议程的设置，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关注的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这种驾驭舆论的执政能力应该是顺应新闻规律，运用传播技巧。通过新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调动媒体的兴奋点，使媒体自觉自愿地围绕公共政策部门所的新闻事件和议题来进行报道和追踪。
由上可知，新闻发言人与媒体、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是体现了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合目的过程。新闻和信息的合理运用是新闻执政的关键。新闻发言人可作为政府主动介入并积极引导公共舆论从而成功实现新闻执政的切入点与现实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