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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自叙传:孤独漂泊:抒情小说
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安妮宝贝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辞藻阴郁艳丽,行文飘忽诡异”,主题往往关乎孤独、爱、死亡、漂泊。在网络成名之后,她又成功的下网,改版成纸质文学,如《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和《莲花》,而售书高居各大图书排行前列,也足以让安妮宝贝骄傲,她的被认可不是20世纪“政治的选择”,而是21世纪“读者的选择”。而由此以来对安妮宝贝文学创作及作家归位则成了焦点问题。笔者采取保守的以女性文学的归位来界定。而不延用“现代先锋小说”、“私语小说”等模糊概念。虽然“女性文学”本身亦没有统一界定,但本文采用当下相对广泛的定义“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即在肯定女性作家写女性题材的前提下,提出女作家必须具有一种‘女性意识’,来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和描写;既要显示出与男作家不同的观点、态度和语言表达方式,又要表现一种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就此而言将安妮宝贝的创作归位于“女性文学”是恰当的。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鲜明代表,无疑安妮宝贝也面临着在男权话语机制下女性言语权利的突围,而笔者排斥将安妮宝贝赘述在诸如陈染、林白、卫慧之后的文学批评,安妮宝贝的写作自有其个人的风格与策略,致使她在当代文坛上即使在女性文学的范畴内亦找不到一个她的呼应者、同盟军,一如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与他人只是一朵“彼岸花”的遥望。本文就她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独异性概括以下特点。
一、自我指涉的文学功能
在文学观念上安妮宝贝的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要“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文论,认为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着孤独、遗忘,有着漂泊、死亡,有着爱与伤害,有着爱尔兰的风笛与岩井俊二的《情书》。她的文学创作中很多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她的往事。她说“往事是人最大的财富,我们保留它们,然后让其他的人分享它的痛苦与欢乐。”瞄这使她的创作带有鲜明的自叙传式的写作风格。自叙传的写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有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这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职业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安妮宝贝小说里的乔、安,她们的打扮都比较固定,安妮宝贝曾对此有过概括,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她是“任性得像孩子”,“需要人照顾”,网热爱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这些都是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欲的特质.是海德格尔笔下的诗意的栖居者。
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种解构策略。女性不再作为“符号”出现,而是对于世界感受的主体存在着。它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内容向男性话语发出挑战,并进/而完成对它的消解。同时,这种经验内容又是生成女性话语的基质。于是安妮宝贝开始了对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神秘声音的倾听,对自己身体、癖好和情感,对自己意识深处比较隐蔽的角落的偏爱、迷恋和抚摸。
二、孤独漂泊的思想主题
自叙传的写法,要写的是生命的孤独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恋、自卑与自怜。都市的“游离者”的孤独是她作品的思想主题。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高度物质化的上海为情景,她喜欢城市的繁华,“我喜欢抚摸物质,感受物质,从不厌倦。我喜欢它像水流一样占据感受的每一条缝隙。用它的气味、色彩、触觉,抵达我的灵魂。”她喜爱城市的特质,为这城市而写作,她说“文字像苍白迷离的花朵,扎根在这城市的阴湿的泥土里面。透过摩天大楼之间的狭窄缝隙的阳光,淡淡地倾洒过来。走在大街上的人,永远都是淡淡的神情,匆促的脚步。他们是我文字里出现过的人物。”但她并没有极力展示上海物质文明的累累硕果,也没有描写蓬勃向上的社会生活,而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生活在上海的土壤中,却无法与上海的物质化主潮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另类”人物的沧桑,或者说是一群“游离者”的困惑,描写了她们的异类视角和异类思维。在命运的旷野里,它们没有生命的线索,只能随风流离,像飘零的种子。“林立的大厦,沉溺在夜色和霓虹之中。无法依靠。”“在某个时刻,我们是身份不明的路人,不知道自己停留的时间。也没有方向。” “这种孤独感有时候驱逐着我们无处可逃,陷入沉沦,并寻求着挣脱。”嘲即便是如此,安妮宝贝还是喜欢玩味这种漂泊和孤独,她极尽所能的放逐灵魂,因为她认为灵魂是需要漂泊的。“这是一种我喜欢的状态。流动的前行中的生命状态。”
安妮宝贝的作品多是围绕男女爱情展开,但常常以“破碎、离开、死亡、告别”为收束,其中“爱情”和“死亡”可以成为理解她孤独、游离思想主题的关键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因为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和睦的家庭、不幸的童年等原因失去了爱的能力,“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有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也许有爱情,但没有未来。”她不需要也不信任正常人的爱情婚姻,认为即使是缠绵也是痛彻心府的,因为男人始终“是模糊不清的陪衬,就像一片浓重的阴影。”对于男人只是物质世界里让她清晰体验孤独的符号而已,“大抵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一边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感情陪衬,一边心猿意马地眺望远方。就像先吃饱了,然后暗自打算挑选哪一份甜点。何其自私而本能的做法。”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欲望”便被生冷的凸显出来,欲望非理性的迷醉与内心孤独的绝望,让主人公在焦躁、空虚中一路探索,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三、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
自叙传写法伴随的往往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而抒情小说在情节上相对弱化,对于网络文学是不利的。网络文学要求有一定的可读性,而情节是保证可读性的重要因素。作者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增加了情节的比重。单纯的抒情在文学发展进入新的时代之后早已不是文学表现的重点,人们需要文学对生命、死亡、宿命等命题进行思想,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早超越单纯抒情的阶段。安妮宝贝的创作亦如此,她对宿命、死亡等命题的思考,也的确需要加强情节变化,抒情在表现这些命题上相对较弱,所以她作了适当的调整。
她在表现一种绝望的颓废气息的同时对传统的抒情小说模式作了应时的改造,在原本较为单一的叙事结构上增加一些旁支,如《告别薇安》中叙述“他”与薇安的网上交往,但穿插了“他”与VIVIAN、乔的交往,使得原本简单的情节得到丰富,而最后三个女孩都选择了离开,以使“他”得到精神上的短暂解脱。安妮宝贝在一则简单的刚恋故事中加人现实的元素,VIVIAN虽说是现实的女孩,但来去飘忽,只是聊天的朋友,乔是肉体关系的情人,使他飘忽不定的感情暂时有了肉体的满足,但这两者都最终失去,游戏有它的规则。“我们始终孤独。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这是安妮宝贝所要表达的观念。而把三个女孩连在一起的“他”的情感、内心也就成为安妮宝贝实践其观念的载体。她对他的情感给以高度关注,描写他情感的变化历程,并配合以适当的景物描写,以营造相应的意境。而对意境的追求,也是传统抒情小说的特征。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的创新离不开埘作品精细阅读。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使‘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鉴赏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本细读,提出一些富于创新、独到精辟的见解。书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点缀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关注着墨最多的一颗星。
解读丁玲作品,作者于细微处见精深,做出了较精辟的论述:“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女性意识的凸显和嬗变,对男性中心的狙击和解构,女性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反抗,以及在强权政治千预下的最终消沉和消隐。”
如学界代表性的点:“足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日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中,最早蜚声中外的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是一部中国女性的小百科。姚木兰就是林语堂精心打造的一个中国式奇女子,在她的身上最大化地体现了中国女性的秀外慧中之美。姚木兰外表美丽端庄,比外表更美丽的是宽阔的心胸。战争来临,木兰失去了女儿和好友曼娘,立夫被捕,儿子加入战争洪流,丈夫出轨,这一系列磨难使她心力交瘁,但她依然没有放弃,她一边思考,一边进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从容面对。经过这一番打击和苦痛挣扎,木兰对自由的理解已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生活琐碎上,她的思想得到升华,她开始重新审视生命,从而使心灵渐渐得到解放。木兰是儒道结合的典范,面对生活的跌宕起伏,她始终以一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高姿态享受生活,接受挑战的同时,能够深刻认识生命的真谛,以博大的胸襟容纳万千打击,并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加入逃难的人群,还在途中主动帮产妇接生,收养了3个孩子。为了让“中国人的血统一定要传下去”,她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战争带给她无限伤痛,她却加入战争,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木兰从人身到心灵实现了彻底的自由,这一切在于她能思考,有宽广的胸怀。她的美丽不只是漂亮脸蛋,更是比脸蛋还美丽的内心。木兰的母亲信仰儒家文化,拥有东方传统女性该有的一切美德。而木兰也决没有因为父亲的鼓励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摩登的现代小姐,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采取兼容并蓄的做法,不仅思想开放,在母亲的教导下更是知书达理、贤良淑德,勤俭持家,谦谦有礼,俨然是一个时髦活泼、超凡脱俗的大家闺秀模样。她不仅会做女红,她绣的鞋连曼娘都比不上,而且还会做一手好菜,曾老太太只喜欢木兰熬的花生粥,入口即化。母亲给了木兰传统妇德的生活智慧,使她在嫁入曾家的生活顺风顺水,她游刃有余的扮演着各种角色,是丈夫心爱的妻子,公婆的孝顺儿媳,曾府的管家少奶奶,曾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喜欢她。木兰虽然敬仰父亲,但也孝顺母亲,她听从母亲的谆谆教导,使她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收放有度,适可而止。但母亲那种“世俗的智慧”对木兰又何尝不是一种束缚?母亲那传统保守的“正派思想”束缚了木兰个性的发展,在她追求自己所想的道路上畏手畏脚,委曲求全。木兰在与荪亚结婚前就与立夫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然而她却甘愿遵从父母之命无怨无悔的嫁给荪亚,并安心踏实的和荪亚过起了属于他们的小日子,做起了曾家人见人爱的三少奶奶。当木兰知道妹妹莫愁也喜欢着立夫,并且要嫁给立夫的时候,她对妹妹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之情,而是大方的送上真挚祝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给妹妹指点迷津。木兰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宁愿相信命运的安排,也不愿争强好斗。尤其面对身边的亲人,她更是给予宽容谅解和支持,木兰顾全大局,有成人之美的君子风度,所以她一个人的牺牲成全了妹妹的爱情,也照顾了立夫,保护了荪亚对她的一片痴心,还回报了父母的养育之情。木兰宽容无私,端庄大方,完美的大家闺秀光芒在她身上闪耀。但很明显木兰的苛求完美限制了她自由意识的发展,毁了她追求自由的理想。她内心的矛盾成了她挣脱封建牢笼的羁绊,因此注定她要顾此失彼,瞻前顾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东方“以善为美”的传统观念使作者在塑造木兰形象时,赋予她善解人意、顾全大局的优良品格。所以她理所当然的把母亲教给她的世俗智慧学得样样精通,对公公排斥西洋文化报以理解的态度,心甘情愿的撮合自己心爱的男人和妹妹结婚等等,木兰的选择被东方读者看来是和谐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被大家认同。
二、温婉自强
对于女性来说,女性的本质就是集女儿、妻子、母性角色三位于一体,而其中的母性是女性最原始、最自然的属性。“原始的、神话的、永恒的、基本的母性贯穿着女性命运的始终,也正是女性的母性,使女性的链条绵延,女性也形成了‘代’的延续。”女性使人类延续,这是女性的伟大之处。在文本中,王琦瑶的母性在女儿、妻子角色淡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借外婆之口阐述了她对母性的认识,外婆的“生儿育女”的观点是对王琦瑶做“金丝雀”的人生选择做出反思。因此,在文本的第二部中,作者让王琦瑶生下了女儿微微,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女人。王琦瑶的未婚先育,是为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轻视、遭周围人非议的。康明逊在探望王琦瑶母女时,王琦瑶的母亲骂自己的女儿“:给你脸你不要脸。所以才说自作自贱,这‘贱’都是自己‘作’出来的。”母女间这次激烈的争吵实际上是王琦瑶正面反传统礼俗的一次对抗。母亲离去留下的红纸包,里面“装了二百块钱,还有一个金锁片”。这代表母亲承认了这个外孙女的存在,这次争吵王琦瑶的胜利,有力的对抗了世俗观念对单身女人的界定,包含着精神自主的内蕴。王琦瑶的母性意识不仅体现在生养了女儿,也体现在曾经在她生活中出现过的男性身上。母性让她变的坚强勇敢,虽然那些男人获得满足后离开了王琦瑶,但她对他们很宽容没有恨,这是母性力量让她变得如此勇敢坚强。王琦瑶也因此获得了重生。王安忆处处写男女的情爱,但态度始终都是温和的。她本着生活的本来面目着写,没有偏激的直斥男性一无是处来写女性的伟大。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琦瑶虽然在女性观念上还有种种不足,但最为可贵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男女是平等的,他们应该自然平等的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女人和男人一样应该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可以一样去付出、去索取。王琦瑶在情爱方面作为一个女人是明朗而突出的,她为爱辛苦奔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没有做一个好的妻子或母亲,但仍是最纯粹的女人。王琦瑶的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摒弃传统女性文化中的软弱性、惰性因素,女性只有打破自我的枷锁才能真正自由。
三、隐忍坚韧
小说《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娘家,她带回的所有积蓄被其兄嫂耗尽后,遭到了兄嫂的冷眼和排挤。正在其心力交瘁之时,她邂逅了同父异母的妹妹的相亲对象———归国华侨富商范柳原。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这场爱情当中,二人小心谨慎的周旋着。然而在一种偶然的大变动下,白柳二人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似乎是《传奇》中唯一一部结局还算完美的小说,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到处是传奇,可不见得有那么圆满的收场。”但恰恰是白流苏的小心翼翼、收放自如,最终成就了她一直所追求的安稳和幸福。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是承载苦难的圣母,莫言在小说中明确指出:女人们没有人格自由和把握命运的主动权,更是丈夫的附庸。上官鲁氏在这样的时代里却嫁给了一个一无是处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这是她的第一不幸。她为了讨好婆婆和丈夫,还得到处寻找优秀的男人借种,这可能是她的无奈之举,也可能是她主动反抗,无论是什么都说明其人生的不幸。她备受各种舆论和自身罪恶感的折磨,最终在上帝那里才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上官鲁氏还是个活脱脱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伟大慈母,当生活的重担和生存的急迫同时加在她身上,她选择顽强的生活。在战争的年代,饥饿的年代里,她默默地为了子女奔波付出,并给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让他们茁壮成长。她坚信“: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的活。”在她的眼里,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无论她是土匪的女儿还是的儿子,只要交给她,她都会把他们抚养成人。在抗战的日子里,为了孩子们的生命,她宁可走回硝烟弥漫的东北乡,在解放时期里,她可以不顾一切闯入牢房救她的孩子们,在十年贫困时期中,她甘心把胃当做粮食口袋,只为能让孩子们吃上饭……母亲以她的善良和宽厚以及对死亡的无所畏惧生存下来,她怀着对上帝的感恩开始了自己的救赎之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世间充满了磨难,但母亲用无私的爱来回报残酷的现实。母亲是爱和生命的化身,也是一位伟大而真实的母亲。她含辛茹苦的抚育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并视孩子为生命。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人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物种,生命的传承和沿袭是人类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母亲对生命怀着一种崇敬之情,以平凡的身份推动生命的发展。她用爱和生命去化解一切苦难,谱写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四、委婉含蓄的女性抒写
在男权话语空间中,女性只是一个被欣赏者或被描绘对象,仅有的几位女性作家很少有不依附于男性思维创作的。当代的女性作家们做出了反驳,她们开始重拾对女性自身欲望的言说。以后最先恢复性别意识的文学审视的女作家是张洁。而对性别意识,特别是女性的性意识作为文学的关注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安忆的“三恋”将性意识作为一个核心话题,被提上文学的议事日程。性意识不再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身体在这里又重新找到立足之地。私人化写作所表达的女性母题是类似的,从性出发来观照女性自我和他者,所拥有的是更为隐秘的张力。林白与陈染的相似处在于一种绝对的女性意识表达和对女性身体的高度关注。身体是性意识的一种委婉语,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身体一词的含义是指女性的“性”,特指“性”,不会有人将写女性的面孔和表情也归于“身体”的范围。男女性别的迥异,更深刻的是意识领域的不同,新时代女性的自觉与觉醒从性别意识甚至到性意识开始,利用身体的突围为女性彼时的缺场到此时的出场重振旗鼓。林白在作品《说吧,房间》中率真地创作,没有缺失女性的天性,对在性与爱中女性独特的自我体验进行剖析。如冰心所说:纵然所写的是臆话,是疯言,是无理由的,然而充满了“真”。小说中对丈夫男性躯体入侵的不满、出轨的轻视;对女友荒唐性生活的厌恶到同情,淋漓尽致的描绘了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历程。对男性如同动物般可笑的的排斥,更加认可女性的美丽,她们的性也是相对洁净、高级的审美发现。林白曾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嫁给自己。”所以林白对于女性的描写不仅打破了性的禁忌,同时以一种反叛的姿态拒绝历史对女性真实生命的异化与掩埋。小说中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呼天抢地,完全是女性内心中的一种真实的诉说,女性是真正的主角,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尊严,包括对最基本“性”的追求。陈染是中国文坛最先进入身体写作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以诗意化的笔触表达年轻女性对自己的性及身体的感受,这种表达突破了女性自身身体的道德忌讳,将张洁等人所开拓的当代文学的女性立场从纯粹的精神层面置换到物质层面。《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中年寡妇黛二与拗拗有相似的个性,她最喜欢冥想,喜欢禁忌的事物,毫无顾忌地与邻里一个单身男子幽会,追求感官上的满足。陈染为代表的一代女性作家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
五、结语
1.1攻击方式口头威胁、辱骂,吐口水100多次;徒手攻击(抓伤、撞伤、扯头发等)45次,持物攻击(泼热水等)8次,嘴咬3次。
1.2攻击对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护士,约占所有攻击行为的60%,其次是同室病友,约占20%,医生和管教干警受攻击的比率各约为10%。
1.3攻击原因精神症状影响41例,占66.13%;与病友闹矛盾10例,占16.13%;自知力缺失5例,占8.06%;护士态度问题2例,占3.23%;病房环境影响2例,占3.23%;药物不良反应2例,占3.23%。
2攻击行为分析
从以上对攻击行为发生原因可以看出,导致精神病患者攻击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是受精神症状的支配,而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护士。住院精神病患者攻击行为常带冲动性和突发性,这与精神病患者存在的妄想、幻觉、被控制感、敌意猜疑、易激惹等因素有关。因为患者在幻觉、妄想的支配下,感到自己正遭受迫害,从而做出对他人攻击和伤害的行为;患者自知力缺失,不适应医院环境,与病友闹矛盾以及抵制住院治疗等,也是导致其产生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患者的一些心理需求或行为得不到满足,医护人员的解决手段或态度处理不当,他人的频繁活动等,也会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由于药物治疗过程中导致的精神运动性兴奋,也会导致少数患者产生攻击行为;对于女性精神病患者,尤有特殊原因就是月经周期的影响,因为月经可使病情复发,促使精神症状加重。雌激素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女性的情绪变化,而月经前期是体内雌激素水平最低时期,最低水平的雌激素加重了女性精神病患者抑郁、焦虑症状而控制冲动和自杀的能力下降,容易使其产生自杀观念和攻击行为;加上女性感情脆弱丰富,易伤感,这些生理、心理特征成为女性精神病患者在月经前后容易发生攻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3护理
3.1关心新入院的患者首先应热情接待,住院环境及作息制度向患者逐一介绍,协助做好卫生工作;详细了解患者病史,全面掌握患者的病情动态,患者由于从关押单位转送到医院治疗,住院环境的陌生以及监管人员的改变,常感到焦虑与不安,护士应主动与其交谈,解释其病情;对情绪不稳定、自知力差及不愿住院的患者要多给予关心体贴,做好心理护理,使其对自身疾病有一定认识,从而产生亲切感,积极配合治疗,早日重返关押单位继续劳动改造。
3.2安抚易激惹的患者对于易激惹的患者,护士的接触方法尤其重要。在与患者交谈时需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以消除患者的戒备心理,在交谈过程中认真倾听患者的倾诉,避免使用过激性语言,以免激起患者的攻击行为。同时,对患者的过激性语言采取不辩论,不说理,不注意,但不过分迁就的方式。住院期间,尽量避免将易发生冲突的患者安排在同一病房,防止因争执等情况而引发攻击行为[1]。
3.3注重服药护理护士发药时要认真负责,做到“药物到手,服药到口,看药服下”;对有藏药、拒药行为的患者,要注意做好服药后的检查工作,不要训斥患者。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让其认识服药的重要性,积极配合治疗,从而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3.4掌握患者月经周期规律因为女性精神病患者的暴力倾向与月经周期有密切关系,因此,护士在工作中要建立起女性患者的月经周期登记表,这对预防攻击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在每位患者的月经期前后,要严密观察其动作、行为及心理的变化情况,有无配合治疗护理及饮食、睡眠改变等,做到心中有数,班班交接,发现可疑情况,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例如通过心理疏导,热情关心和安慰患者,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从而逐渐达到消除安全隐患的目的[2]。
3.5沉着应对发生攻击行为的患者当遇到患者发生攻击行为时,护士首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管教干警的陪同下,迅速到达现场,尽快制止患者的行为;当语言不能有效制止时,果断采取保护性强制约束措施;置单人房,派专职卫生员专岗看护;在保护期间,注意让患者保持舒适的,经常巡视查看约束带的松紧度,向患者解释保护性的限制约束是为了患者及他人的安全,而不是惩罚;对极度兴奋,虽经保护性强制约束措施仍谩骂大叫,躁动不安或吐口水的患者,应给其戴上口罩,或遵医嘱使用镇静药物;待患者安静并表现出合作态度后,可以解除保护性约束,并及时进行沟通,鼓励患者继续配合治疗及护理。
3.6充分的预见性护士在平时的治疗护理工作中要密切观察患者的言行[3],对患者攻击行为的发生要有充分的预见性,尤其对新入院、躁狂症患者、近期有思想波动者、拒服药者、月经期患者等要重点观察,一旦发现患者语调高、坐立不安、挑剔、无理要求多或有怀疑、敌意表情时,护士应高度警惕,尽量避免刺激患者,有条件时安排患者到安静的场所,并及时把环境中可能的伤人或毁坏的物品移除,尽量不接触患者的身体,适当满足患者的一些合理要求,允许患者在限定的范围内活动。
3.7做好心理护理护士在治疗护理过程中,应视病犯为普通患者,一视同仁;及时了解患者的思想动态,做好健康教育,让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这样有利于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对冲动后冷静下来的患者,让她们讲述冲动原因和经过,以便进一步制订防范措施;平时鼓励患者积极参加各种工娱疗活动,减少或避免攻击行为的发生;根据患者的不同性格、爱好、特长等,针对性向患者传授如何缓解压力及控制情绪、如何应对愤怒等的技巧和方法等,以提高患者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
3.8严格安全检查精神科患者的安全管理是精神科护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每日应定期检查病房设施的安全,如有门、窗、床铺损坏应及时维修;平时加强对危险物品的管理,如刀、剪、绳(约束带)、输液用的玻璃瓶、打火机、棉签、药膏壳等锐利物品,用后及时回收,并不定期进行清点;新入院、外出检查或活动后回病房的患者,要严格检查危险物品,禁止危险物品出现在病区内;同时,定期开展护士防身技巧培训,严格带教新上岗的护士,尽量将受伤害程度减小到最低。
4小结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1.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中性别的纵向隔离程度。但是男女学生选择的专业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仍然比较明显: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艺术、语言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男性则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如在机电一体化专业中,女生仅占5%,而在创意服务专业中,男生仅占15.7%。
2.高职学生选择目前专业的原因分析
调查数据中,想学一技之长有更好出路的学生占45%,按照个人兴趣来选择专业的学生占22.5%,听取父母和老师的建议选择专业的学生占7.5%,也有学生随便填报专业,占样本总数的15%。由此看来,大部分学生选择专业是出于自身的发展和兴趣爱好。但是可能因为社会影响,女生选择专业时可能考虑能学习一技之长的“女性主导”专业,男生可能顺应社会意识流而选择“男性主导”专业。
3.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1)家庭方面(表1)在变量家庭所在地中,城市的学生选择专业时更注重个人兴趣,而农村的学生希望学习一技之长为毕业后有谋生本领,但两者性别差异都显著,男生倾向于选择理工科,而女生倾向于师范等文科专业。父母的教育期望变量存在性别显著差异。农村家庭特别是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态度很不一致,子女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也很明显,对儿子的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女儿。这可能和我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带有浓厚的“父权色彩”有关。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经济条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错的家庭,子女在专业选择方面已经不存在明显差异。独生子女变量上,专业选择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可能父母的意愿对子女选择专业起着重要作用。(2)学校方面(表2)高职女生中有68%会优先选择学校的重点学科,高职男生中有60.7%会优先选择学校重点学科。从结果来看,学校的专业优势性对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影响不大。可能是因为学生在报考学校时并没有太关注学校的专业优势性,而是关注学校的整体评价。在高考制度方面存在性别的显著性差异。在报考志愿时,有32.8%的女生和21.7%的男生遇到过学校限制性别而不能报考相关专业,这些专业主要集中于军事,航天等特殊专业。(3)社会方面在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抗压能力方面,男生抗风险能力越强、成功信心越高。从男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男生对“男性应该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这种体现性别特征越赞同,成功信心越高,探索性更强,他们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以及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两两选择时,他们越可能选择男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从女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女生对“我喜欢从事虽然挣不多钱但失业风险低的工作”这种判断越赞同,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选择时,她们越可能选择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在企业性别差异制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更愿意去男女都有机会公平竞争的企业工作,所以求职时女生可能会关注企业的同一职位的性别比例。总之,高职学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女生继续倾向于选择女性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就可能加大专业间的性别失衡比例,甚至进一步影响她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解决高职教育中的性别公平问题,应该更多关注学生专业选择上的性别差异问题,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机会去选择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专业。
二、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相关建议
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现状,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个社会的性别差异现象。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准确地考量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而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在社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倡导全人类的男女平等。所以,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是合乎情理的。
1.政府要坚持教育的性别公平性,制定保障女性教育的相关政策
第一,在就业政策方面,“禁止因妊娠和分娩歧视”,“招聘公告中不能出现男性优于女性的内容”,“在所有招聘的职称后应该注明男女均可”。[3]虽然我国已试图利用相关法律政策为女性创造获得就业岗位的同等机会,但是实际操作中仍然出现“野火烧不尽”之势或者政府部门对违反相关法令的处置规定并不明朗。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制定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法,确立性别歧视属于违法行为,明晰可操作性的法律细则。如果用人单位触犯,女性就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确立性别歧视惩罚和赔偿细则。比如“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单位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招聘和工作中遭受性别歧视的雇员,可以向用人单位索赔3个月工资的最高额”。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将聘用和培养女性劳动者的比例作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之一。第二,应将性别社会化观点纳入教育政策之中,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促进男女共同努力改变传统的“性别代言”,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对现行的教育政策进行修订,例如,修改带有性别差异的教师退休制度,以消除其对女性工作晋升和专业发展的影响;减少教育收费以避免贫困家庭的“舍女保男”。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一些导向性或激励性的特别扶持政策,和学校一起鼓励女性走出“被单位拒之门外”的畏惧,大胆从事与自己专业或兴趣相符的工作。这样不仅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鼓励有能力的女性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
2.家庭要改变“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教育观
家庭是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诚然,对于现实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接受公平的教育是摆脱这种不平等的最好方式。但是,父母往往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性别偏见,去指导子女的专业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和从众色彩。在一些农村或偏远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信息传递慢和个人视野的狭窄,家长对职业认识大多来源于媒体信息,更容易受社会刻板印象的束缚,陷入对子女职业指导的误区。如果家庭无经济能力供养孩子上学,那么女生辍学就是首要选择。因为家长们认为,女生勤快乖巧,能够帮助父母干活、照顾弟妹,并且受近几年“读书无用论”影响,他们坚持认为女孩“读书无用论”,将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然而,家庭经济好的父母偏好于为子女选择专业,也是一种不当之举。总之,受中国“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男强女弱的性别偏见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的熏陶,子女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内化为指导和衡量自身行为的准则。因而,在专业选择时,男女呈现显著性差异。为改变这一现状,家庭要改变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第一,改变传统的性别教育观念,树立性别平等的教育观。当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时,可能对女孩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和社会资源会更加不利。家长要摆脱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束缚,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公平看待子女的社会地位,这样才可以推进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公平化。同时,父母要认识到职业性别隔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尊重孩子的职业兴趣,帮助子女建立自己的专业选择范围。第二,父母应营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增强自身平等意识。什么样的家庭必然教育出什么样的子女。家庭氛围对子女的个性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民主和谐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而且,民主型家长在专业选择时更愿意帮助孩子分析选择专业的原因和兴趣,辅以参考意见,而非主观断决,违背子女意愿。
3.学校教学要注重性别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女性身心健康发展
其一,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通过教材将知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传授给学生,在学生性别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所以,通过修订教材,可以逐渐取消课程的性别偏见和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小学教材中的插图农民一定是“伯伯”,警察一定是“叔叔”。[4]在高等教育中鼓励男生选择工程、航天等具有挑战性的课程,而鼓励女生选择语言、文秘等缺乏探索性的课程。事实上,女性也具有向探索和挑战性职业方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小学教材的隐性性别歧视内容进行更改,势在必行。教材内容要摒除强调男性英雄角色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设置,融入新的社会性别理念,提升女性的职业地位和人格优势,让女性从小生长在性别平等的环境,能够选取与自己专业符合的职业,不为就业的性别歧视而苦恼。其二,在教师发展方面,任何教育阶段,教师对学生性别的观念和行为塑造都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老师对女生的鼓励多集中在听话、整洁;而对男生的表扬集中在大胆、创造性强。那么无形中就教导男女孩具有符合所谓性别规范的举止。[4]所以,学校教学要注重对教师获取性别知识进行专业的培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置于社会性别束缚之外,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从事各种工作,并能在以后工作中运用新的社会性别观念处理问题。
4.女性应该摆脱社会赋予自身的“枷锁”,增强积极竞争的意识
进入城市后,乡村女性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从憧憬城市到走进城市,再到逐渐熟悉城市,乡村女性忽然发现,其实城市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城市对她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城市里有她们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还有不熟悉的生活规则。在城市中,因为性别因素,在谋生和报酬等方面,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依然处于劣势。为了改变这种境地,女性农民工力图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优势,掌握进入城市的捷径。然而,最终她们只发现自己的性别和身体的优势。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是最早写女性农民工悲剧的作品之一。女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被称呼为“伊”。她“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她完全是被当做动物的,可以自由买卖。15岁被父亲卖到了夫家,成为劳动力,倍受公婆和丈夫的折磨,痛失爱子后逃进城里做佣人,但最终在丈夫死后,又被卖掉。她在城里的命运和乡下一样,都是被奴役的。鲁迅《祝福》的得祥林嫂也是一个不幸的进城者形象。她逃婚隐瞒身份来到城市做女佣,她的第二任丈夫病逝,她的儿子被狼吃掉,接二连三的厄运是她很无助。本以为在城市能找到一点做人起码的安慰,但是城里只给祥林嫂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城里的文化禁忌使祥林嫂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城里其实也容不下祥林嫂。在城市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可以说是糟糕的。城市永远是城里人的城市,乡村妇女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乡进城的乡下广大妇女于孤独、无助的漂泊感之外,还要经历着种种在城的不能承受之重。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乡村女性历经千辛万苦,想要在城市里谋得一个生存空间,我们却很难发现一个成功的案例,看到的都是只能各种的不幸。
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三、困惑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主要是在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中逐渐发展生成,这种文学主义打破了美国黑人女性无法参与文学及文学创作的传统,为美国女性文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以黑人女性作家和黑人女性意识为文学的根本,将黑人女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内容,对黑人女性的发展进行展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文学发展观念及文学发展视角,已经成为世界文学文化中的瑰宝。
1.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
1.1文学诞生之自我画像
17世纪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将非洲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当前的女性状况为蓝本,对非洲女性被贩卖、被奴役的状况进行“复述”。这种“复述”只具有初步的文学主义灵魂,但整体上较为空洞,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学作品。该时期的初级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通过歌谣、圣歌等对黑人群体的内心状况进行剖析,达到对黑人群体的鼓舞和安抚。
18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口头文学逐渐向书面文学转变,逐渐形成基本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体系。该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以诗歌和女奴的自述体小说为基础,对女奴的形象和地位进行纠正。该时期的代表作为露西·特力的《监狱斗争》。《监狱斗争》主要描述了印第安人对白人居住地袭击的场面,这部作品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新纪元,成为最早收录到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诗歌作品。1861年,哈丽特·雅各布斯发表的《一位女奴生活的事件》以第一人称对奴隶母亲为了自由和尊严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对黑人女性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精神进行歌颂,被称为是“美国黑人妇女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1.2文艺复兴之不断追寻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在1865年的内战中得到充分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美国内战爆发前,法律虽然对奴隶制进行了废除,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美国黑人还是在被压迫的环境中挣扎,还是受到种族歧视和种族打压。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黑人的生活质量,导致美国黑人妇女的生活日益艰难。随着种族关系的不断恶化,大批黑人开始逐渐追求新的“自由”,开始追求真的“自我”,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也开始逐渐由对黑人境况的感慨开始逐渐转变为对黑人精神和黑人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的美国黑人妇女作家开始从黑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进行分析,对黑人方言进行运用,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新黑人”形象,将黑人的内心世界和黑人的感受真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该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对美国妇女追求自我的心理路程进行描写和称颂。该时期卓拉·尼尔·赫斯顿的《她们的眼睛望着上帝》通过对注重种族平等和对社会间黑人种族歧视的抗议,开创了该时期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新风向,成为了该时期文学的“第一人”。
1.3黄金时期之完善定义400
随着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逐渐发展和丰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意识也逐渐出现转变。美国黑人妇女在该时期已经逐渐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开始明白妇女并不弱小,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该时期,赖特、鲍德温等他们对黑人男性主义文学进行研究,以出色的社会洞察力及艺术描法,将男性主义复兴发展到了新的。而以莫里森为代表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家则对黑人女性发展进行研究,对黑人妇女的感情和感受进行全面诠释。她们通过对黑人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分析,对黑人社会进行研究,将黑人妇女受到的种族歧视和社会歧视充分暴露在人们的眼前。她们倡议为广大黑人妇女建立良好的生活空间,实现黑人妇女的自我,争取自我独立和自由。黄金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自由进行了充分完善,指出黑人女性要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帮助,这样才能实现黑人女性的真正自由,摆脱传统社会和男性的双重枷锁。
2.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
2.1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的界定及评论特点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包含较多的矛盾释义,但是当前的学术界并没有对其进行完善的界定,具有不同的定义标准。严格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人员一般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当前的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观点为:“黑人女性主义”主要指女性主义提出的观点和主张,“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指黑人女性批判主义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结果。
在进行性文学批判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文学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上。
认识论基础主要指在进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的过程中,女性主义批判人员开始对认识进行深化,对黑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进行分析,保证了黑人文学的精神领域的平衡和持久发展。方法论基础通过对黑人妇女的文化属性进行研究,对文化成分、方法进行分析。在该种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均具有“对立双方”相互作用的范式,实现了对对立思想和对立主体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对立双方”明确指出:对立双方要形成相互依存的、相互作用的力量,保证形成现实生活中必要的力量和现实生活中必要的条件。这种对立认识论和方法论实现了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视野的开拓,有效提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进展效果。
2.2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的核心及发展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的核心主要为对构件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和批判传统的研究。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早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发展初期的责任理论进行拓展,在中后期对黑人女性文化特色进行美学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效果。美国批判学家戴博娜·麦克道威尔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中明确指出,黑人女性主义应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女性的政治主义思维和政治主义视角对黑人女性作家作品进行解读和批判。在对这些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称在评论的过程中,评论人员要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环境和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以不同的视角批判主体和批判结果进行诠释。
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一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收集、整理、重新出版和评价,有效提高了研究的整体质量。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判发展的第二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女性作品文本进行分析,对主流文学话语进行研究,通过对文学主体、意向、文化隐患、语言表达等进行全面研究。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文学遗产和文本阐述进行充分挖掘,对批判主义理论进行创建。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判文学借助了大量的元素和文化研究方法,具有非常丰富的多远文化色彩和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地域性;自强意识;交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011-02
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女性文学的发展之路也堪称坎坷崎岖,这种情况至明末有很大的改善。明末清初是特殊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正是这诸多因素的影响,女性开始在多方面的展现自己的才能,女性作为创作群体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并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影响。本文试从创作全体分布的地域性、自觉创作及自强意识与不同文人的交流分析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特征。
一、女性文学创作群体分布的地域性及其原因
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记载的历代女作家最为全面丰富,据其记载,中国古代女作家约4000余人,该书收录的明清女作家就达3885人,其中南方多达3405人,占中国历代女性作家的绝大部分。这其中,南方地区多达3405人,北方仅340人。其中江苏、浙江两省又占80%。由这组数字不难看出,明清女性文学之繁荣,同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
据《历代妇女著作考》估算,明清两代的女性文人主要分布在吴中(江苏省南部)、杭州、安徽桐城地区。之所以在江南地区发展繁荣,原因如下:
明清时期,南方的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这位女性文人创作群体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明代中期在手工业和商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封建经济的结构,产生了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当时社会的经济领域的影响其实远小于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明末的解放思潮,出现了各色各样的文化社团,各种活动。这些活动拓宽了久居深闺的闺阁女子的生活空间和交际范围。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刺激下,相应的,社会对于人的要求有一定的提高。这其中包括女性,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繁衍后代,相夫教子,需要女子具备一定的才能。传统对于女子道德操守的要求开始变动,出现了与传统观念相背的观念,希望女子也成为于家庭于社会有用之女。所以女性教育受到高度的重视,这位诗词创作活动奠定了教育基础。
社会大环境对于女子的创作是有利的。明代文人间的交往活动达到鼎盛,这种社会文化对于生活范围狭小的女性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女性作家开始走向公众空间,与男性文人的唱和、女性作家之间自发的群体唱和等情况随处可见。毛奇龄、袁枚等名士直接招收女弟子,鼓励她们创作,也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
二、女性自觉创作及自强意识萌发的影响
因为以上因素的作用,封建社会走到末端前,女性文人终于大规模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相较之前的女性文人,明清时期的女性文人创作环境显得较为宽松。历史上的女作家人数本就少,不少为青楼女子和妃嫔,她们的创作某种程度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是为了取悦某些特定的对象。班昭的《女诫》就如此,明清之前,创作的作品属于女性自己的很少。宋朝时,也出现了一些在创作中表现女性真实的情感体验的文人,如李清照、朱淑真,但是是非常罕见的。到明清两朝,在社会因素的影响及女性自身的觉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对文学创作表现大的兴趣,创作的热情倍增,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呈现家族化的特征,如苏州的叶氏家族,因为地域与亲缘关系,女性已经开始文学聚会,有的或已经结社,交流创作心得。聚会或结社的女性文人,往往有共同的语言,性情相投,出身相似。这样的方式有助于她们创作热情的激发,她们切磋、交流心得,在其中取得进步,还有一个好处是,不再是一个人面对社会大众的舆论,而是以群体的形式,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她们的勇气。
女性为自己和其他女性文人的作品结集、刻印。明清之前,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品都是男性编选、刻印,因此才得以保存。明清时期,很多女性文人的作品仍然是男性编选、刻印的。这样的缺点是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少,以男性文人眼光挑选的作品且不能反映女性最真实的心境。明清时期的女性不能满足这样的现状,开始用自己的价值标准编选女性作品。明代的著名女性文人沈宜修便是这其中之一,辑当时女子才甚者十八人之作为集,名《伊人思》。《伊人思》与传统男性的编选方式有很大差异,强调作品的时代性,书中所选的文人均为明代中后期人,编排上以原有刻集得18人未有刻集幸见藏本得9人,传闻偶及得6人,附乩仙2人为顺序。男性喜欢按照女性的身份地位、生活年代、文辞优劣等几种体例编排女性作品,沈宜修的编排与之很不一样,体现了女性编者细致务实的完全迥异于男性编者的采选风格。
明清女性在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自强意识,但是沉重的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这样的自强意识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大环境,传统的道德观念依旧是主导。这种现状直至近代才有改变,不过相较于其他地域的女性,江南地区更快的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意识。如,近代女性追求自立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放足。吴地女子接受“放足”意识较快,认识到此举不仅开创新风尚,而且是女子走向社会、自强自立的前提。1900年上海妇女首先成立 “放足会”。1901年,苏州、无锡等地也先后成立放足会,一时周围乡镇放足渐成风气。
三、与名妓文人及男性文人的交流
名妓文化在明末清初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名妓与传统女性本无交集,但在特定的社会因素作用下,明末清初时,名妓文化与普通女性文化开始融合。清初,名妓的家国观念对普通女性产生较大影响,部分传统女性文人也接受名妓,二者相互影响,产生一种新型的文化。这种新型文化相较于传统女性文化显得更为积极,有些名妓如柳如是、董小宛,由名妓身份转变为良人身份,也为大家接受。
传统女性对于名妓也采取积极的态度。明末清初著名女性文人黄媛介就在这两种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媛介于柳如是关系十分之密切,“时时往来虞山,与柳夫人为文字交”,两人因为文学成为朋友,并经常往来。“媛介后客于虞山柳夫人云楼中”。黄媛介曾居住于柳如是的住所。“绛云楼新成,吾家河东君邀皆令至止。砚匣笔床,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东山之画障。丹铅粉绘,篇什流传中吴闺阁,侈为盛事。”绛云楼建成后,柳如是邀请黄媛介做客,两人笔墨相伴,创作诗画,在当时吴中闺阁中传为盛事。黄媛介当时生活状况较为困顿,柳如是还曾以金钱资助她,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好友。
至清代,女性文人对于创作求知的要求越来越高,除接受传统的教育外,女私塾也普遍了些,社会大众对于女子求学重要性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女性文学的发展,除了与女性自身的努力文化环境等因素外,与男性文人的倡导与帮助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角色,起初是女性的父亲、丈夫或者其他亲人,当然也有些文人,自觉承担起女性的教育工作,代表人物是广收女弟子的性灵派创始人袁枚。这些本就有一定影响力的文人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女性文学的影响力,提供了作家的知名度。如著名学者鱼樾曾为流落江南的女子刘清韵的诗和戏曲写序,十分推崇,并请吴季英为她刊印《小蓬莱仙观传奇》,这是由于此,刘清韵的戏曲才流传下来。由此可以看出男性文人名士的帮助对于女性文人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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