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3 09:56:2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书之前，曾遂今就已经于1997年出版了引音乐学界纷纷关注的《音乐社会学概论》。而自《音乐社会学概论》面世以后，社会发生了变化。在音乐领域，市场经济所导致的音乐商品化进程，消费社会所带来的音乐消费新方式，大众文化所引发的音乐审美新趣味，网络技术所产生的音乐传播新方式……这一切都要求人们要对当前的社会音乐进行实时的观察与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著者在《音乐社会学概论》一书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删减，并补充入最新的音乐社会学观点和大量的富含阐释意义的图片，于2004年出版了《音乐社会学》一书。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国内音乐社会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凡写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从该书中引用相关理论；而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众多艺术类、音乐类专业院校，则更是将其作为指定教材。
笔者重点就该书的体系完整性、理论创新性和形式生动性等方面谈一些读后感。
一、体系完整
作为中国音乐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体系完整是首要条件。全书思维开阔、逻辑严密、叙事宏大。从古今中外的音乐社会观描述到比较国外音乐社会学研究之异同，作者都在绪论以及第一章“音乐社会学的学科认识”中详加阐述。
接着，作者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职能、学科结构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中国音乐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思考，这些思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紧紧围绕“中国当前的社会音乐”这个主题展开。在笔者看来，与其他音乐学科如音乐史学相比较而言，音乐社会学是一门“当前”重于“过去”的学科。因此，曾遂今的这本专著，在内容与时代的结合度上的确是具有真切的“与时俱进”的品格的；而其中的学科建设论层次之分明，逻辑之严明，操作之简易，更为当前中国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体系框架。
曾遂今采取了根据社会音乐活动要素来分解剖析的方法。这些主要的要素亦即章节的分类为：一、社会音乐活动的主体构成――人，这里包括“音乐听众”和“音乐职业”人员等两大主体；二、社会音乐活动的客体构成――物，这里的物专指音乐，而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里的音乐主要以“音乐商品”的形式呈现；三、社会音乐系统的内部运动机制构成――从社会音乐生产到音乐传播再到音乐流行最后到音乐批评，系统观始终贯穿于全书的体系构成。本书在体系上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结合，本土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为我国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在整个体系结构上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和规范。
二、理论创新
摘 要：文章选取《社会学研究》和《中国人口科学》2003～2014年间每年第1期刊载的论文为样本，对其数据引用行为进行
>> 19877―20166年我国档案法规研究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期刊论文评价研究 体育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中网络文献引用情况研究 从高被引期刊论文看我国图书馆读者工作研究 从代表性期刊论文看我国教育博客研究 西安工程大学期刊论文计量分析 国内物理学期刊arXiv自存档论文的引用优势研究 我国学习型城市研究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 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期刊论文被引用率分析 陕西理工大学期刊论文计量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集群分布及其亲疏关系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历程研究 单篇期刊论文h指数的实证研究 期刊论文与专利文献的整合框架研究 教育游戏期刊论文内容的分析研究 英语学术期刊论文转述动词研究 国内实证类英语硕博论文与国外期刊论文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的引用对比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引用网络的构建与分析 能力坡道模型视角下期刊论文数据生命周期管护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8]《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投稿要求[EB/OL].[2014-08-15]. http：///channel/tgyq.
作者简介：丁楠，女，浙江大学图书馆馆员;杨柳，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丁莹，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凌晨，男，本科生;潘有能，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一、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科学技术与社会学本不属于同一个研究门类中，为了满足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者相互融合，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部分我们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最早这个领域产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标志就是“格森事件”，在这个时间中英国学者的名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是这次事件的核心内容。在这个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将目光投向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美国学者R.K.默顿博士随后发表了《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文表明了自己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联系密切的看法。随后的研究者根据这些前辈打开的研究思路，将自身的研究方向都集中到社会学的方向上来，从此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二、科技传播的概念
在上个部分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科技传播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学交叉发展以后才产生的，本部分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具体内容以及深刻内涵进行介绍的。具体来说科学技术的传播属于传播学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在社会学中的定位如下：“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科学技术的传播的研究就是通过对科学技术传播这一客观事实及其所包含的客观规律进行的，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打开我们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思路，从而满足社会对科学技术广泛地流通与传播的需要，特别是科技不发达国家对于先进科技传播的需求。
三、科技传播的社会学结论
科技传播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学交叉产生的结果，本身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因此在这一领域也形成了许多与自身发展相关的内涵与概念，接下来就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科技传播的内涵进行介绍：一方面科技传播在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可以理解为科技传播的实质是文化传播。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其本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具体来说文化是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所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自然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科技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文化传播的一部分。科技传播从性质上来说要遵循文化传播的共同规律。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形式，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信息流动系统。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高端信息的一部分，掌握一门高深的科学技术就是掌握该门科学技术相关的信息内容，因此科技传播又可以称之为社会信息流动系统。通过社会内部的对科学技术相关的信息的传播满足不同地区对于科学技术的不同水平的需要，这也是科技传播所必须承认的一项客观事实。
关键词:学校体育;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7.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8-0067-04
Current st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in China
HOU De-hong
(Dep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uhai 51909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studied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9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ir current research areas, teacher teams and cultivation plan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ir research areas are unbalancedly distributed as well; the strength of their teacher teams is high, but it is unable to meet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today; they have fairly high standards for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value research abilities. Accordingly,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their cultivation quality: concern the western area; focus on research contents; expand the advisor team; optimize cultivation plans;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China
育人文社会学是体育学的二级学科之一,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互相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置的研究生专业,10多年来,该专业为我国体育界培养了众多人才,并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已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授权点60多个,博士授权点9个。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教育是我国体育学博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培养学术骨干和带头人的重要渠道。但有研究表明,目前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仍处于初级阶段[1]。因此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分布状况、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等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分布
1)博士授权点的地域分布。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9个博士授权点的分布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南京师范大学(江苏)、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浙江大学(浙江)、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湖南师范大学(湖南)。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华南和华中,分别占56、22、11、11。刘燕[2]等研究认为:“体育学博士点招生学校分布极不平衡,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分别占26%、37%、21%,西南和西北地区为0。”显然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与我国整个体育学博士点的分布状况是一致的,这说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关系。体育人文社会学需要浓厚学术氛围和深厚研究基础,同时与地区的发展也息息相关。西南、西北没有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表明这两个地区体育理论研究上和体育人才的培养与其他地区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与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不协调,这种严重的区域分布不均现象也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2)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授权点的学校类型分布。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分布主要集中在师范类院校,约占67,其次是专业体育院校约占22,综合院校约占11。可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以师范类院校为主。
3)博士授权点的研究方向分布及研究特色。
(1)研究方向的学科分布。综合9个博士点的研究方向包括:体育教育、体育管理、体育社会学、奥林匹克研究、跨文化比较、体育管理与评价、体育社会学与伦理学、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体育基本理论、少数民族体质与健康、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休闲心理学研究、竞赛心理学研究、体育发展战略、体育管理与系统工程、体育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体育哲学、体育历史与文化、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心理学、体育新闻传播、体育组织媒体公关与体育赛事媒体服务等。
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来看,这些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体育经济学、学校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传播学。各学科及地区分布状况:体育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华东和华北地区;学校体育学的研究主要在华北、华南、华中地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在华东、华北、华南地区;体育管理学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华北和华中地区;体育心理学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华北地区也有所研究;体育传播学主要是在华北和华东两地。而且各学科地区分布不平衡,其中学校体育学、体育社会学和体育管理学的地域分布比体育经济学和体育传播学均衡。体育经济学和体育传播学的研究,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这说明经济和科技发展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从各个地区的研究学科来看: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均衡,华南和华中地区的研究相对较窄。
(2)特色研究领域的分布现状。从各个博士点研究领域的特色来看,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都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领域。如北京体育大学的奥林匹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的体育伦理学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的体育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华南师范大学的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等。以曲阜师范大学的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为例,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它以其悠久的历史文明和灿烂的东方古文化而享誉世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9个博士点中,除浙江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的7个点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说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研究十分注重创新和自身独特的研究风格。
(3)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方向。通过对不同类型学校研究方向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到专业体育院校、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在研究方向分布上的区别:专业体育院校的研究领域比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研究领域宽广很多,而且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细化,也很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和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学科的某一方面。如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育经营管理、高等体育教育管理、体育产业运作与管理、体育管理体制等;上海体育学院的体育运动与社会发展、体育运动与社会、体育文化传播、社会结构与体育发展等。而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研究则比较注重各个学科的研究:如华南师范大学,研究领域的设置为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学校体育学、体育休闲娱乐等,可见专业体育院校的体育理论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综合性,而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体育理论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专一性。
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师资队伍
导师队伍是博士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博士的培养过程中导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导师的学术造诣、科研成果、知识结构、学术精神等都对博士生的学习、生活、思想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王蔚虹[3]的调查显示:大部分被调查的博士生还肯定了导师在专业知识、学术兴趣、科研能力、治学态度以及道德修养方面对自己的巨大影响,有超过80%的博士生表示导师对自己专业知识、科研能力、治学态度、道德修养的影响较大,其中认为导师对自己治学态度影响较大的比例更高达90.7%。导师队伍的实力不仅是衡量博士点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关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师资队伍的现状:专业体育院校的导师数量明显多于综合院校的导师数量;导师队伍中不乏知名学者,他们德才兼备、见多识广、学术造诣深、科研成果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教学指导经验。如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杨文轩教授,近年来在国家级核心刊物40多篇,出版多部著作,如《体育原理》、《体育概论》、《当代大学体育》等;曾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国家级课题,广东省级课题,主持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省部级课题多项。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海,是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第一人,任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首席专家、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曾主编《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全国体育院校统编教材《奥林匹克运动》、全国体育院校统编教材《奥林匹克运动》修订版、《中学生奥林匹克知识读本》、《五环旗下的科技奥秘》。如此强大的导师队伍使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有了坚实的后盾,也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提供了保障。另外,为了扩大导师队伍,加强对博士生的指导,一些学校通过聘请外校专家或是其他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指导、联合培养。这种培养方式不仅缓解了导师的指导压力,还加强了跨学科的研究深度,能更好地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
从招生要求、计划招生人数、课程设置、师生比等方面来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首先,从导师人数和招生人数也即师生比来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导师数量相对于所带的博士生数量来说是不足的。以下面两所学校为例:上海体育学院近3年(2006~2008年)的计划招生人数和导师人数的比例都是1.21(上海体育学院每年的招生计划为10~14人,取平均值);华南师范大学近3年的计划招生人数和导师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2、53、43。师生比是一项衡量教育资源相对量的重要指标,对于博士生教育而言,师生比问题除了反映出博士培养的效率,更关系到导师对博士生培养精力投人的可能,对博士培养质量的影响不容小觑[3]。从以上的师生比来看,每个导师每届不止带一位学生,这样,导师的精力分配和指导就会比只带一位学生少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我们通过查阅各个博士授权点的招生简章和课程设置发现:第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招生考试要求通过外语考试,但较高外语水平的考试将许多学生挡在了门外;要求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文章,重视学生已具备的学科基础和科研能力等;博士生的培养时间为3年,课程学习时间基本上是1年,论文撰写和求职时间为2年。第二,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按照“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的学分制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开设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了解体育学科前言探索,拓展学生思维。或是通过设立“教研室”、“科研小组”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让他们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工作[4]。
通过对一些导师的访谈发现:在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和人文基础知识相对薄弱,文字功底较浅,写作能力有待提高。访谈在读博士生发现:他们认为导师的学术水平和知识结构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导师的指导对他们的学习和学位论文的完成至关重要;科研经费不足是影响他们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因素;参与课题研究的实践不多;学校对学位论文的把关非常严格,有较完善的论文评审制度[5]。
4结论与建议
1)关注西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建设。经济发达的东中部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集中区域和研究重地。西部体育发展的落后,体育人才培养的滞后,尤其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水平不高,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在“发展西部、建设西部”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加大西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力度,同时鼓励更多的体育人文社会学高级专门人才去西部,这样才能发展西部的体育理论研究,提高西部高校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水平。
2)注重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建设。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地域上和不同类型院校中的分布不平衡,专业体育院校的研究领域比师范类院校和综合院校的研究领域更为宽广,而且各个学校都十分注重自身特色研究领域的发展。但是整体看来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还不够宽,比如残疾人体育、社区体育服务等研究比较少。另外在某些新兴学科或是交叉学科的研究上也不够,如体育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哲学等。因此我们应加大这些领域的研究力度,重视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
3)扩大导师队伍,加强科研指导。“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导师队伍的强大,师资力量的雄厚是影响博士生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从调查的师生比显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导师数量满足不了学科发展和培养博士生的需求。基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教育的现状和学科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扩大导师队伍,建议对博导的遴选要求略微宽松,培养中青年骨干力量,以满足师资力量不足这一现实需求。这样就可以实现多个导师指导同一学生,更有利于学生知识的丰富和科研能力的增强。
4)把好生源关口,优化培养方案。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招生,在生源的把关上比较严格,重视外语水平、学科基础和科研能力。由于需要较高的外语水平许多具有极强科研能力的优秀人才,因为外语水平稍差而被拒之门外,建议对这些学生在录取考试时,外语水平要求可适当放宽。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学习年限相对来说较短,课程设置比较单一,内容比较陈旧。因此在培养过程中学习年限的弹性应增大,学习时间的长度应增加;并优化课程结构,加重有关研究方法、研讨性课程的比例;同时还要加强博士生的实践能力课程,培养他们实践能力,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丰富理论。
5)加强各校之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我国体育人文博士点数量不多,博士生队伍也不算庞大,加之当今通信技术和网络的发达,各个博士点之间应加强交流,实现校际间的导师和学生的互相交流,学生和学生的频繁交流,共享学习资源,共同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和学科发展,形成互动的学术圈。以“他山之石”来丰富各自的知识、开阔大家的视野,拓展彼此的思维,共同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 李静,薛翠霞. 对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4):522-525.
[2] 刘燕,谢丹霞,吴贻刚,等. 我国体育学博士与硕士授权点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34(4):72-75.
[3] 王蔚虹. 我国博士生培养现状――基于四所高等学校的调查[J]. 大学•研究与评价,2008(11):42-48.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场域;科学系谱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1-0168-01
一、新闻传播学处于何种研究场域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讨论热点。从时空发展来看,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又是一门显学,难以与主流学科平等对话;从学科发展程度看,新闻传播学学科成熟度低,鲜有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理论,对人文科学的贡献率低,被引用量低。尚未形成具有共识的研究方法,没有属于自有领域的研究方法。
笔者以为既然将传播学定位为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其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不能以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判断一个学科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应包括:该学科研究方法的成熟度如何,该研究方法是否具备了科学意义上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 lity)?这些可证伪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重复性验证?这些研究路径(方法)是否受到了主流学科的普遍认可?这门学科是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核心理论(体系),并且这些理论能够为其他学科所广泛接受并加以应用?该学科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否相对完善?显然,现阶段的新闻传播学科尚未具备成熟学科的条件,甚至仍处于学科起步阶段。因此,与其他主流学科的对话更无从谈起。
新闻传播学必须立志于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但方法的创新不应机械地套搬社会学、心理学等实证科学的成熟范式,要避免陷入新技术主义陷阱。技术至上却又缺乏应有的人文思想的支撑,容易导致社会科学的伪科学化,笔者以为应当发挥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即对准当下鲜活、生动的富于时代意蕴的现实问题,对接中国与世界的传播话语,少以“言必称希腊”的所谓量化方法研究一些“边角料”问题,这不仅是对学术资源的浪费,其症结更是关乎新闻传播学科能否找到本学科足够的合法性依据及发展壮大问题。
二、学科系谱与本土化路径愿景
作为一门显学或热学,这样的学术背景、学术地位与其获得的资源现状是不相符合的。笔者认为,要改变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瓶颈应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论文摘要：知识社会学是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研究知识与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科学。把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入大学教师角色的研究，探讨知识与大学教师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大学教师角色研究的全新视角。依据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大学教师是知识人，是学者，是“知识的传播者”、“知识的组织者”、“知识的贡献者”和“知识的创造者”的有机结合体。
一、知识人:知识社会学中的教师角色
知识社会学是把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知识与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科学。“知识人”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依赖并参与知识的社会人。在知识社会学看来，教师是知识人。
波兰著名的知识社会学家弗·兹纳涅茨基是知识社会学领域中对教师角色有深人研究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代表，他曾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创建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分类方法。他认为，“知识人”作为一类社会人，是一群专业化了的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每一个知识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社会角色，取决于他参与什么样的知识系统和如何参与知识系统。即，“知识系统”不同，“社会圈子”就不同，角色的行为规范也就不同。
“社会圈子”是弗·兹纳涅茨基的社会角色分类中的一个核心而关键的概念。他把知识人置于某一个“社会圈子”来进行考察，根据知识人在自己生活舞台中的“自我”、“地位”和“功能”，从而区分出知识人的不同社会角色类型。(1)社会圈子:就是参与社会角色的或大或小的一群人，在社会圈子与角色之间有一股大家共同认可的凝聚力，角色成员都受这种凝聚力的约束。(2)自我:每位“社会人”被他的圈子想象成是一位有机的心理实在，他有“自我”，他意识到自己的身心存在和其他人如何尊敬他。如果想做他的社会圈子需要他做的那种人，他的“自我”就必须按照他的社会圈子的意见，在体力和智力上具备某些品质。(3)地位:被某一社会圈子所需要、并具备圈子里他扮演的角色所需要的品质的人，他的社会圈子就会授予他一定的权利，具有确定的社会地位。(4)功能:在获得权利和地位后，他必须执行一定的社会功能，他有义务完成一定的任务，以满足他的圈子成员的需要。
弗·兹纳涅茨基后来将“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和“功能”四个概念作为一个系统，构成社会角色分类的范式，对知识人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从而将知识人进行角色分类。
二、知识社会学视角中的大学教师角色
依据弗·兹纳涅茨基角色分类方法，对大学教师角色进行分析。首先，大学教师的社会圈子，就是参与大学教学、科研与服务的一群人，作为一个专门群体，其内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有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其次，每位大学教师都是自己群体中的一份子，在群体中占有一个“位置”。对于占有某个位置的人，人们对他都有一定的期望，也包括他本人的自我期望。第三，大学教师有自己的权利和地位。除了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一般社会权利之外，大学教师还作为专职教育者享有如教育自由权等特殊社会权利;地位包括政治待遇、经济收人、生态地位及其他物质与精神上应获得的地位，他们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承认。第四，大学教师在享受权利和获取地位的同时，必须发挥自己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参与高等教育竞争等方面的功能。
在弗·兹纳涅茨基角色分类框架中，教师被划归在“学者”类型下面的“知识的传播者”这一亚类型中，他认为教师就是教育者。因此，教师作为知识人的特点是:拥有知识，但不发展知识;是学者，但不从事知识的发现和创造工作;不断获得知识，并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新生一代。教师作为知识人依赖的是人类已有的知识系统中对个体社会化有帮助的并为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参与知识的方式是传播知识。教师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是传承而非创新。
显然，在教师(包括大学教师)角色问题上，弗·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传播者”观是需要突破的。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通过上面对大学教师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和功能分析，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大学教师属于知识人，他是“知识的传播者”、“知识的组织者”、“知识的贡献者”和“知识的创造者”的有机结合体。大学教师不仅要在教育过程中组织好知识，把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为他们未来成为组织社会中的成员作好准备，还要从事自己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创造新知识，为本学科、本专业知识的发展做出贡献。大学教师作为知识人依赖的是自己拥有和发现的，并对学生发展、社会发展和某学科专业发展有帮助的知识;参与知识的方式是发现、组织、传播和创新知识。
三、知识社会学在大学教师角色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1.知识社会学为大学教师角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往对大学教师角色的认识有许多，但绝大多数是把大学教师作为社会成员和学校成员或是从社会化承担者和社会化承受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知识社会学把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知识与大学教师角色之间的关系，为大学教师角色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在弗·兹纳涅茨基的研究中，把知识人作为研究的对象，研究知识人在社会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依据知识人依赖的知识系统和参与知识的方式来进行社会角色分类，认为依赖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的参与方式不同则知识人的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功能也就不同。他的这一研究方法论在大学教师角色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就在于它能启发我们思考知识与大学教师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引导我们思考大学教师作为知识人依赖什么知识和怎样进行知识参与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学教师的知识人社会角色定位，意味着对大学教师角色的研究要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进行。可以说，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开辟了大学教师角色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2.知识社会学对知识人的解释有助于我们对大学教师专业化问题的理解
(1)大学教师是“专业化”了的知识人。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里，大学教师是作为知识人被认识的。大学教师在这里被作为学者中的一类，同其他学者类别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毫无疑问，大学教师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发现、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但是，大学教师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知识和怎样拥有这些知识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因为“有知识的人”并非等同于“知识人”，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知识人是依赖并参与知识系统的人，所以是专业化了的一群社会人。大学教师是知识人一一这是教师专业化理论研究的基点，从这个前提出发，大学教师的专业化问题才具有研究的可能性。大学教师的专业化追求的是大学教师作为知识人品性的提升、知识专业水平的提高和获取知识能力的增强。一个不是知识人的人，根本就不应赋予他大学教师的权利、地位。这是大学教师专业化问题上，知识社会学方法论提供的思想工具。
(2)大学教师必须依赖自己的知识系统对学生发展、社会发展和学科专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里，很自然地我们就要按照教师是依赖什么知识系统的人、教师参与知识的方式是怎样的这样一种思想路线去思考教师角色问题，这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人的基本的方法论。大学教师依赖什么知识的问题要依据社会对知识的需求来确认，不同的时代知识的具体内容可能有所不同。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是，大学教师必须依赖自己的专业知识，这是大学教师依赖的知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有关自然和社会的专门知识，是基础性的和系统性的专门知识。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知识经济社会，社会对人的知识、能力以及素质要求都非常高。因此，大学教师不仅要掌握和教授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同时还要传承相关的自然和人文知识。而且，大学教师还应当具备把自己拥有的文化知识传承下去的能力，这是成功扮演大学教师角色的必要条件。可见，大学教师的知识实际上是一个复合的系统:要教的内容的知识和教的方法的知识。
关键词：网络民粹主义；社会参与；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2-0061-03
一、引 言
民粹主义是一个政治学范畴的概念，与精英主义相对，其作为政治话语的核心观点认为平民的利益被国家和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对现存的国家结构的精英人物不信任，主张把平民大众当作唯一决定力量对社会进行政治改革。纵观近年一系列网络公共事件，事件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直到网络舆论的形成，从线上虚拟聚集到线下的活动组织，由于网络社会参与更加强调平民的利益与价值，更加富有草根意识，对社会的现存权威和精英的解构和颠覆更具有冲击，导致网络民粹主义在网络中渲染起一次次的舆论旋风，甚至影响公共事件的发展和结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网络的社会参与和网络民粹主义现象已经引起不少社会学、传播学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我国2007年～2016年间关于网络民粹主义的学术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近十年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期呈现近十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轮廓。
二、网络民粹主义研究的总体状况和主要理论取向
本文以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收录的论文为文献来源，以“篇名”为检索项，以“民粹主义”并含“网络”为检索词，年限选择2007年～2016年，共检索到文章99篇，（如表1所示）。
从文献发表的时间和数量来看，最早的研究始于2009年，研究主要集中在2011年以后，2010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仅有4篇，占发表总量的4%。2011年以后，相关研究的论文成持续上升趋势，原因在于2010年以后网络公共事件的频发，网民参与事件的意识和积极性提高，而网络公共事件的不断涌现与影响逾趋扩大，直接为研究提供众多案例，学术界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关注也随之增加。
纵观发表的论文集中在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新闻传播学者们主要从新闻事件媒介呈现入手，探讨具体网络公共事件的话语垄断和网络民粹主义现象的传播机理。政治社会学者们从具体个案出发，以政府治理的角度对网络公共事件民粹化倾向和治理方式与措施进行了探讨。
三、网络民粹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
（一）网络民粹主义的概念与特征
至今网络民粹主义的代表性定义主要有下列几种。夏忠敏提出，网络民粹主义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作为网络传播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对现实精英主义的抵抗，也是民粹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延伸[1]。郭中军认为，网络民粹主义，即电子民粹主义，是新型的民粹主义，它的形成以互联网为媒介，互联网则成为政治参与的形式以及政治动员的工具[2]。陈尧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由反权威、反精英的网络批判现实主义和反全球化、反西方极端排外网络民族主义两种力量所构成[3]。网络民粹主义的定义国内并没有形成统一，但对于其内涵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和动员的工具、现实民粹主义思潮的延展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三个本质取向。
网络民粹主义是“网络+民粹主义”的一种融合，与传统民粹主义仍然有着密切联系。不过陈龙指出，网络民粹主义并非民粹主义进化的产物，其内涵并未变化，变化的只是其产生和存在的空间与形式[4]。陈尧通过对传统民粹主义与网络民粹主义进行对比发现，网络民粹主义不同于传统民粹主义的是其明显的非核心性，突破了地域限制而具有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特点，参与更为彻底、直接[3]。曹建萍认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其价值诉求在主体的平民性、直接民主的表象形式、话语强占的语言形式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集中爆发的行为方式等方面。[5]陈虹认为就本质而言，网络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平民化性质的思潮或运动，具有诸如虚拟现实性、人民至上性、直接参与性、群体极化性、话语霸权性等特征[6]。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基本表现和脉络方面
当网络给予了传统民粹主义新的栖息地，网络民粹主义也延展出新的表现和脉络。
李良荣、徐晓东指出，网络民粹主义最为典型表现形式为“二元对立”，即在民众和精英之间，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反对专家、反对权威甚至反对知识分子、反对知识的一种“反智”色彩[7]。反对权威，反对精英的同时，也更加扎根于平民和底层。陶文昭则表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与一般的民粹主义相似，都强调平民性，它理所当然地反对或批判与之相对立的权威和精英，而诸如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权威或精英阶层的代表，自然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抨击对象[8]。孟威认为，民粹主义表现出对峙精英，挑战既有的权力结构，极化民意权威，激起群体对立，其在网络的表现更加影响了公民参与[9]。陈龙指出，网络民粹主义集中表现为非理性和简单化，并且来势凶猛，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在则是在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掌握的话语霸权，也就是话语强占[10]。谭毅认为网络民粹主义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造谣和传谣、盲目转发和崇信、人肉搜索和精英敌视等，刻意制造官民对立形成群体极化[11]。郭小安、雷闪闪从网络民粹主义在叙事方式探讨其具体表现，认为期具有底层、哄客和对抗三种叙事方式：利用“弱者的武器”来美化弱者、仇视精英，形成一种“安抚弱者，打击强者”的舆论氛围，从而达到底层叙事的效果；通过戏谑化的表达，使事件敏感化、娱乐化，进而形成话语垄断，这是哄客叙事；通过人肉搜索、建构和传播谣言、动员造势等手段虚构事实与身份建构，企图使普通的纠纷渲染变成规模性的，这是对抗叙事[12]。另外申亚萍也认为，民粹主义在互联网的寄居的形式复杂多样，主要有与民族主义融合的网络民族民粹主义、以舆论监督为代表的网络政治民粹主义和与娱乐主义结合的网络文化民粹主义[13]。
（三）网络民粹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影响方面
互联网络为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传播空间，在开放、自由的网络空间肆意妄为，产生很大影响。国内学者也纷纷探讨网络民粹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了解其根源，以期针对性的进行治理改善。叶金品以“杭州飙车案”为个案研究，认为民粹主义思潮在互联网盛行，与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但有其社会根源――社会平民群体对精英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对抗心理[14]。石义彬、王君玲也通过对“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网络事件的分析，指出社会各阶层间以及各地域间的矛盾、贫富差距的增大、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与对立造成了国内矛盾交织并激化，网民需要一个渠道去得到表达和释放，这个过程中众多网络公共事件就将出现民粹主义现象[15]。也有学者认为产生网络事件民粹化现象也有社会心理层面的原因，陈龙指出网络给民众提供了一个释放的空间，网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纾解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了传播的非理性化，网络草根传播的民粹化的心理根源是“力比多”释放带来的[16]。赖风、宋振超则认为精英和权威代表是强势阶层和群体，但在互联网中的他们却成为“弱者”，网民却与现实弱势地位相反，具有了舆论赋予的针对精英阶层的“弱者的武器”――话语霸权[17]。
近年来，网络公共事件的民粹化现象愈来愈频繁出现，给社会生活、网络环境和政府治理带来巨大影响。王德余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网络民粹主义关注弱势群体和平民，为他们提供了更自由的话语空间，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但它也包含了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8]。陈尧认为，由于网络民粹主义利用极端偏激的话语非理性地描述和评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敏感问题和矛盾，加剧了精英与平民阶层的紧张情绪，甚至激化了二者之间的敌对，地频繁发生也推动了现实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的形成[3]。刘强则指出网络民粹主义造成的负面效应体现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国际层面可能会导致新的宗教和民族冲突，影响世界安全和稳定；国内层面讲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的对抗和社会疏离，导致社会认知的偏执和非理性化，致使干扰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选择[19]。
（四）网络民粹主义的规避与治理方面
网络民粹主义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容轻视，国家、政府和社会都应审慎处理，积极引导。田婧认为，我们应该理性客观辩证的对待网络民粹主义这把双刃剑，在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夸大其负面效应和将其妖魔化的同时，也不能对其产生崇拜和依赖，更不能利用民粹主义的动员策略来控制舆论[20]。林伯海、石立春表示，中国应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化解“问题中国”的根源问题，通过改善民生与保障民权结合的方式，消除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对网络舆论进行规范引导，提高法治化水平，使其负面效应消解[21]。李金龙、欧阳果华则从国家政策制定的角度提出，网络民粹主义在我国转型过程中难以根除，需要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设法治体系、培育现代化公民、培养理性文化等方式，在长期的政策制定实践中实现对网络民粹主义的规范驯导[22]。丛日云也表示，在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的今天，需要开放其他公民参与的领域，让公民在参与中学会参与；开放教育，使网民受到健康的公民教育，培养合格的、负责任的公民[23]。赵智敏、马逸飞指出，可以通过对信息流的控制，引导影响流和对网络热点事件中的噪音流加以消除的等手段来消解网络民粹主义[24]。武文霞、李春雷则认为应该对网络进行“舆论松绑”，提升广大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促进政府宣传等各部门的网络化（新媒体化）的建构。而陶鹏则认为治理网络民粹主义应该以人为本，努力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良性互动，通过建构高质量的网络生态文明、健全网络监督体系等途径规制和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实现网络与现实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25]。
四、网络民粹主义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纵观已有的研究，虽不乏亮点，但总体上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已有学术论文对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为单一。目前的成果大多着眼于从单一视角对个别事件、议题的浅层分析和描述，鲜有从宏观角度系统化地对网络民粹主义进行梳理。而只有以宏观与微观视野综合对网络民粹主义予以规整和梳理，才能更好地对网络民粹主义问题辅以规避路径的考量；其次，对网络民粹主义规制问题的深入探讨略显不足。以往的大多针对网络民粹主义来源和原因进行阐释和讨论，而对于其形成和传播机制、规避策略的探讨相对较少，且不够深入。网络民粹主义就本质而言仍是民粹主义，依托网络媒介的推动，具备了不同于传统民粹主义特点的新特点，因此对其形成和传播机制探讨对于规制路径的提出应该更加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1] 夏忠敏.“东莞扫黄风暴”中的网络民粹主义传播实践[J].当代传播，2014（4）：51-52
[2] 郭中军.警惕网络民粹主义来袭[J]. 社会观察，2009（12）：19-21.
[3] 陈尧.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集则聚到社会运动[J].学术月刊，2011（6）：24-29.
[4] 陈龙.网络民粹主义潜流的栖居空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新动向[J].人民论坛，2013（6）：68-69.
[5] 曹建萍.网络民粹主义本质特征及其价值诉求的消解[J].人民论坛，2014（35）：185-187.
[6] 陈虹.网络民粹主义特征的政治学解读[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9-20+56.
[7] 李良荣，徐晓东.互联网与民粹主义流行――新传播革命系列研究之三[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5）：26-29.
[8] 陶文昭.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思潮[J].探索与争鸣，2009（5）：46-49.
[9] 孟威.民粹主义的网络喧嚣[J].人民论坛，2016（3）：38-41.
[10] 陈龙.话语强占：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实践[J].国际新闻界，2011（10）：16-21.
[11] 谭毅.青年网民的网络民粹主义行为：原因、表现及管控[J].青年探索，2014（6）：90-93.
[12] 郭小安，雷闪闪.网络民粹主义三种叙事方式及其反思[J].理论探索，2015（5）：65-69.
[13] 申亚萍.网络舆论中民粹主义倾向浅析[J].新闻世界，2013（3）：81-82.
[14] 叶金品.浅析网络传播中的民粹主义现象――以“杭州飙车案”为例[J].新闻世界，2013（5）：161-162.
[15] 王君玲，石义彬.网络事件中的民粹主义现象分析――以“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4）：92-95.
[16] 陈龙.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J].国际新闻界，2009（8）：76-80.
[17] 赖风，宋振超.网络民粹主义与网络舆论引导[J].学理论，2010（35）：23-24.
[18] 王德余.网络传播中的民粹主义分析[D].安徽大学，2012.
[19] 刘强.网络民粹主义国际与国内危害[J].人民论坛，2016 （13）：34-36.
[20] 田婧.网络舆论表达中的民粹主义倾向[D].陕西师范大学，2013.
[21] 林伯海，石立春.新世纪以来网络民粹主义及其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2014（5）：38-42.
[22] 李金龙，欧阳果华.驯导网络民粹主义：我国政策制定中的长期性难题[J].甘肃社会科学，2014（2）：74-78
[23] 丛日云.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与出路[J].人民论坛，2014（4）：54-56.
一般来说，音乐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总是离不开音乐家、作曲家（音乐人）、音乐作品（艺术作品）、听众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见下图）。以下我们将列举几个具体的问题来加以说明。
（一）音乐社会学对音乐传播的外部环境及受众的研究
1、社会与传播媒体
在有声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研究的课题包括噪声污染问题、噪声污染环境中音乐的参与程度问题、噪声对人类生理、心理所造成的伤害问题等。又如，音乐如何帮助医学界进行治疗或其他工作，几年前，美国医学界让音乐进入手术室，以化解和减轻手术房内的紧张气氛。把音乐当做心理治疗，甚至生理治疗的一个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闻。近年来则将它归属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有关传媒方面，除了对传播媒体发展的研究外，还可以从传播媒体的经营模式谈起，通过它，社会各阶层的人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改变人（听众）的生活，它对作曲家有何影响，它又如何改变人（听众）听的习性，如广告音乐的研究与探讨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重要课题。
2、工作与休闲活动
这里的休闲活动当然指的是与音乐有关的接触，其中工作性质与休闲时所接触音乐类别的探讨，就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据音乐社会学家研究结果显示，流行音乐之所以会流行，与大多数人单调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线上分工极细的生产结构，是单调流行音乐广受喜爱的主要原因。当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对单调的工作环境都有同样的反应，另外有一种反应，就是对它产生一种逆反心理。1964年，英国新闻媒体出现的字眼“披头热”（Beatlemania），就是形容当时英国年轻人在披头士演唱会上的疯狂行为，它暗示着英国年轻人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种反抗心理。
3、公共机关与社会阶层
这里的公共机关是指音乐演奏厅、歌剧院、演唱场所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歌剧院、演奏厅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歌剧院（如国家歌剧院）硬件规划研究，文化中心音乐活动软件（节目）规划研究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研究问题，如对歌剧院、演奏厅的观众、听众加以研究调查，亦与其他类型观众、听众作比较分析。集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社会学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国音乐学者阿多诺曾根据德国听众的个人背景、反应与听音乐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八种类型①（音乐社会学导论）：
专家型：这类听众对他们所听到的曲目，都可以用专业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他们是属于完全能自觉的听众。
好听众型：这类听众对他们要听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们，但没有专家型听众的专业知识。就如同一般人说母语的情况类似，使用母语说话易如反掌，但若要说明母语的文法与句子结构时一定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使用时不是完全自觉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觉的，这一类音乐听众与音乐的关系就是如此。
有教养的听众或有教养的音乐消费者：这类听众喜欢听很多音乐，甚至可以无止境地听。他们对音乐家、诠释者、音乐曲目都会主动地进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录音带。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且非常尊重它。这种类型的音乐听众往往会把听音乐、了解音乐、收集音乐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认为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从而显示出故弄风雅、庸俗的形态。
感性的听众：该类型听众与音乐的关系不像上一种文化消费者那么生硬。不过，音乐变成他们生活中的避风港、欲望的发泄与非理产生的来源。阿多诺认为，这类听众尤其喜好强调感情的音乐，如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满挑剔的听众：这类听众属于西方音乐史上巴洛克时期音乐巨人巴赫音乐的热爱者。他们对现今社会音乐生活非常不满，认为它很虚伪，对这种不满环境的反应，就是消极地在前人音乐里找慰藉，而他们所强调的，正是对前人音乐作品忠实的诠释态度。
爵士乐专家与爵士乐狂：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该类型的音乐听众，有如爵士乐的基本特色“即兴”一般，喜好自主自发性，与“不满的听众”同样排斥社会上以古典浪漫为音乐理想的趋势。
把音乐当成消费的听众：该类型的听众在所有类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们的产生与“文化工业”现象息息相关。由于缺乏音乐的专业知识，他们通常只是文化消费者，音乐对他们除了当成兴奋剂外，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无所谓、非音乐与反音乐听众：据阿多诺解释，此类型的听众所以会有听音乐的态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乐性或音乐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环境背景与极度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分类、价值评价与非自主性学习的研究
1、严肃音乐与娱乐音乐
一般认为，传统的西洋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则属于娱乐性音乐，或称为轻音乐。但真可以这样区分吗？若问，莫扎特的《嬉游曲》属于严肃或娱乐性音乐？或许一般人会马上回答，它们应该属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种在十八世纪末提供娱乐的室内乐时，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乐的种类，也有同样的情况，可见严肃音乐与娱乐性音乐这两个名词虽然常被使用，但无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类？这些都是音乐社会学研究学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门介绍（系统音乐学）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论著的捷克音乐学者，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经验社会学》（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从定义、名词与美学角度来探讨娱乐性，也就是轻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再就特性与功能的观点来区分它们。
2、价值与评价
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若应用到音乐社会学上，所涉及的研究课题有：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在一个社会中会被赋予一个较高的评价呢？原因为何？它与社会的架构、形式有何关系？又如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乐学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以及音乐研究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国巴黎的音乐学、东方学学者丹尼耶陆（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东方国家音乐与音乐家的处境》一书中，针对亚洲国家音乐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亚洲音乐之所以会被藐视，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传所导致的结果。又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开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体洗脑与灭绝种族文化的后果。这也是亚洲传统音乐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显丹尼耶陆的这种研究，就是把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价值与评价，应用到音乐社会学领域的最好例证。
3、非自主性的音乐学习
这也是音乐社会学探讨一个人在无意识、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如广告音乐常常无形中进入我们的脑海中。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是音乐教育，尤其是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儿童，特别是幼儿时期，受大人的影响既大而深，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古典音乐的小孩，会无理由地排斥其他音乐。所以，一个人对某种类型音乐喜好的原因，是否与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有关呢？另外除了广告、音乐教育，非自主性音乐学习还可以来自哪个方面？这些都是属于音乐社会学的关心范畴。
（三）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于1921年出版后，音乐社会学学科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音乐制作、创作的提高和音乐创造力的发展。其次,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音乐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内容与样式，音乐新事物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音乐的社会性，扩大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如曾经被广为忽视的各类流行音乐也成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虽然音乐社会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相比，它还属于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方法、定义、范畴还有很大分歧和差别。这些研究理论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观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论来阐释为什么在欧洲音乐历史中，由复调音乐发展而来的主调音乐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则合理化地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声、平均律的调音、记谱法以及乐器制造都看作是欧洲音乐文化内代表性的、合理的标志。韦伯还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种方法侧重于理解、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认为把现实社会中许多零散的现象中有意义的本质提炼出来进行分析研究，把音乐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①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西方音乐史和社会史水融。他认为音乐作品象征着社会，陈述事实，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会的矛盾。对他来说，音乐作品是音乐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②阿多诺还提出了文化工业的著名论述：文化工业已渗入到绝大多数的人口中，通过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人们的感觉和行为模式符合工业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论充满着的批判精神，为他的流行音乐批判增色不少。他还理解西方艺术音乐，力图把握西方社会整个音乐领域的历史与社会意义。③西尔伯曼经验主义音乐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认为，研究和音乐有关的个别人的行为方式和音乐经历在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这种音乐社会经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阐释这种音乐现象必须要以经验主义理论为依据。西尔伯曼从客观化的角度出发,把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品、音乐内容排除在考察范畴以外。他注重经验理论的重要性,摆脱美学标准，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解决问题。④
二、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从开始，我国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论著中有关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如：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专章论述“音乐之功用”；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推广过程中倡导的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在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方面，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家们的论著涉及，如：我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论著《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最早提出了对我国古代与民间音乐进行搜集与整理，然后借鉴西洋音乐的方法把这些古代与民间音乐重新进行包装，使之更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并成为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新国乐。最早指出了音乐社会学的概念与内涵，首次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构架，他提出：“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这一时期可看成是音乐社会学在我国的启蒙阶段。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的独立系统研究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国对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音乐商品化的氛围日益浓郁，这些是音乐社会学学科系统研究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也为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1985年，由前苏联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A.索霍尔著述的《音乐社会学》（杨洸教授译）在我国首次面世，这本译著在我国音乐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1990年5月，《音乐社会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专著共收录了四篇有关音乐社会学的译文和六条音乐社会学词条。它们是：金经言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认识对象》（德国克奈夫著）、《音乐社会学的目的》（德国西尔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和孙国荣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西班牙罗莎著)。
这本书参考了诸多外国的音乐社会学书目，这些文献包括《音乐大辞典》（德）、《哈佛音乐辞典》（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音乐百科全书》（苏）、《音乐大事典》（日）等。这些译著为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在翻译国外音乐社会学论著的同时，我国的一批音乐学学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的音乐社会学论文，其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有：曾遂今的《试论民间歌曲的走向》、《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发展与转化》、《现代民歌:时代的一面镜子》、《口头性、集体性不是永恒的真理:关于民歌问题与彭国华同志商榷》、《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中国现代城市民歌的复苏及其特点———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等；叶林的《音乐社会学的导向和误区》；于润洋的《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余兰森的《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已在1992年被正式批准为我国的“‘八五计划’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996年年底结项。其研究成果《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该书35万字（曾遂今著）。全书九章，分别为“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论”、“社会音乐生产论”、“社会音乐听众论”、“社会音乐传播论”、“社会音乐流行论”、“社会音乐商品论”、“音乐职业论”、“社会音乐批评论”等，涵盖了音乐社会学作为中国音乐学新学科建设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