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3 09: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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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望式执行研究表明，当一种政策实施有损执行主体利益，而政策决策者又没有运用恰当的手段制约和监督执行主体的执行活动时，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往往会采取观望式态度执行政策，进而造成政策执行效果不明显。所谓观望，就是一种被动的、坐壁上观的心态。观望式执行实际是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与“不执行”某一政策之间摇摆不定，在政策执行活动中采取“软拖”“硬泡”的对策。
2.象征式执行所谓象征式执行，也叫政策敷衍，是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执行主体仅在表面上做文章，建设“形象工程”，在执行活动中往往只做宣传而不务实际，或者前紧后松，或者阳奉阴违，而规避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在这种执行模式中，执行主体的具体措施在于口头上支持政策决策，或以书面形式表态，但却没有按照决策者的期望做任何事情。简单地说，就是将政策束之高阁而不予执行。它的欺骗性特点，往往会导致“错失政策执行的最佳时间，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政策资源的浪费”。
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公共政策执行领域，执行不力最常见一种表现就是富含替代性执行特点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事实上，这种表现所体现的是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当上级决策符合下级利益时，下级会设法扩大利益范围；当上级决策与下级利益不符时，下级会努力使上级决策尽量满足下级的利益需求；而当上级决策约束下级行为时，下级往往会寻找替代办法规避约束或打政策的“球”。在这个利益博弈的框架中，形成的不良后果既包括导致政策既定目标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会损害中央政府的形象，进而降低政策决策的社会认同。在这种模式下，政策执行往往会出现执行腐败。
4.机械式执行机械式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执行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所谓机械执行，是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对上级下达的政策机械地照搬照抄，包括只讲原则，不讲灵活；只顾上情，不顾实情；明知政策有漏洞，也不补救；明知政策执行起来会有偏差，也不纠正。实质上，这严重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规律。“这种呆板地执行政策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容易出现责任推诿，把过错归咎于政策本身，认为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是政策的质量问题。”综上所述，公共政策执行不力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些政策执行不力的表象，无一例外地突出了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主客观因素制约的问题。公共政策执行不力，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主观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者的自身利益和需求、执行者的素质缺陷、执行机构的管理缺陷以及政策宣传过程中存在的缺陷等。客观因素则主要包括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政策环境的变化、目标群体所施加的压力、政策执行经费供给的缺位及相应法制不全、方法不当等造成的对政策执行行为监督缺位与乏力。
二、对策四位一体机制构建
一、公共政策视角下高校工会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工会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高校工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民主参与，尤其是常见的民主投票等流于形式，教职工缺乏参与的热情等问题。因此往往是采取内部会议进行决策的方式，缺乏民主基础，由此导致教职工的民主作用难以发挥，同时对于政策的认同度也不高，不利于政策的具体实施。政策监管贯穿于整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阶段，是确保政策制定符合大众利益以及政策执行不出现偏差的主要力量，但是在高校工会工作的监管上，却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从监管主体来看，高校工会政策的执行的监管主体单一，主要由工会内部进行监督，也往往由于利益的一致性放松了监督，从而导致政策的监督难以发挥作用。其次，从监督的渠道来看，工会政策在制定以及执行的过程中，缺乏民主化的基础和意识，使得教职工参与进来有一定的困难，同时监督的渠道也就相应的较少，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政策评估是在一项政策实施后，对该政策实施的结果加以评估，进而就该政策的效果、不足以及今后的改进方向或者是否继续实施该政策做出评估，可以说政策的评估对于一项政策是否应该被继续执行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从工会工作来看，政策评估的作用并没有被积极发挥出来。从评估效果上来说，工会工作在实施评估后，并没有相应对自身今后的工作有所推动，而是作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只是做了评估之后就置之不理，没有发挥出政策评估对于政策本身完善功能。
二、创新和发展高校工会工作的建议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工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工会工作中存在着对工会工作认识不足、重视度不够以及人才缺乏等问题，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创新和发展工会工作。意识是行动的指南，同样的，对于工会工作来说，要想提高工作质量，就必须要正视工会工作的重要性，只有意识到了工会工作的重要作用，才能够在工作中加强对工会工作的支持，促进工会工作的职能发挥。在工会的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如果不能对其政策实现有效的落实，只是将之作为一项工作流程敷衍应付，就会导致该政策的作用难以发挥，不能起到制定该政策的最初的目的，因此，必须要促进工会政策的有效落实。在高校工会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工作人员个人原因或者其他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偏差，进而使得工会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有必要对工会政策加强监督。在高校工会政策的监督上，一方面要改正内部监督的不足，适当的引进教职工参与的民主监督，通过扩大监督主体对工会政策进行全面监督；另一方面要提升负责监督工作的工作人员的能力，通过培训等方式促使监督人员能力提升，更好的进行工会政策的监督。在对高校工会工作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后，不能将评估结果就此搁置或者只是向个别领导做个回报，而是应该根据评估结果，就高校工会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这一阶段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就今后高校工会政策的改进方向提出建议，并且将之具体落实，这样，才能够不断的推动高校工会工作的改进和发展。
作者：王建军 吴桂峰 单位：扬州大学
（一）区域政策工具冲突政策工具即公共政策主体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过程中所依据的方式或手段，简单地说，政策工具就是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为实现同一政策目标，政府可能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如在区域招商引资方面，可分为鼓励性政策工具和控制性政策工具。其中鼓励性政策工具包括直接援助（减免税收、优惠贷款、投资倾斜等），间接刺激手段（加强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企业奖励政策、征地优惠政策等）；而限制性工具则正好相反，主要包括增加企业税收、禁止污染企业进入、限制贷款额度等。[2]北部湾经济区尚处于发展之中，相关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使用鼓励性政策工具偏多，其目的是通过大量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在近几年的发展中，由于限制性政策工具运用较少，大量污染性企业进入，使北部湾区域环境破坏严重，整体竞争力依旧不高。
（二）区域政策效益冲突同一项公共政策可能存在不同方面的政策效益，在无法有效均衡各方面政策效益的时候，公共政策冲突就会产生。例如，一项公共政策可能会极大地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同时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北部湾经济区在发展之初引进了大量的船舶制造企业、化工企业等重工业，在促进区域发展的同时导致了区域严重的环境问题。当一项公共政策在不同效益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个别执行者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通过曲解政策、肢解政策来钻政策的“空子”。[6]此外，政策效益冲突不仅局限于同一政策之中，在不同政策之间或不同政策制定部门之间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益冲突。
二、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形成原因分析
任何政策在制定到执行的过程中都充满了冲突，但政策冲突也不完全是消极的，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能够激发政策系统的活力，促进政策不断完善。作为普遍存在的政策冲突现象，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区域政府的自利性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主体的素质，政策主体包括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其行为出发点本应是大公无私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政府却扮演着“理性经济人”的角色，追寻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公地悲剧”“囚徒困境”等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个体看似最优的选择，并非集体的最优选择，个体的理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由于一些部门的自利性导致的公共政策冲突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形象与政策的执行效果。目前，北部湾经济区内各市一些部门为争夺有限的利益，各自为政现象严重，公共政策冲突时有发生。例如，在港口建设方面，北海、防城港、钦州三市具有相同的区位优势，都有发展大型港口的条件。因此，三市为争夺资源互打“价格战”，分别制定了不同的优惠政策。这样的利益竞争不仅导致主港口吞吐量下降，货物分流，还使公共政策冲突严重，影响了经济区区域一体化进程。
（二）区域政府职能交叉严重，区域政策一体化程度不足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科层制倡导政府行政人员要绝对理性，试图用无数的规章制度和部门设置来严格规定各自的职能权限。然而，现代官僚制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职能机构的扩张，一些部门职能变得不明确，遇事相互推诿现象严重。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之间或一些政府各部门之间职能交叉严重，机构间缺乏一定的沟通与协调，导致公共政策在制定之初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源头上的政策偏差为执行过程中公共政策冲突的产生埋下隐患。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区域内部分地方政府职能不明确，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就存在一定漏洞，使政策冲突不能得到及时发现和纠正。
（三）区域政策信息的阻隔政策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是政策过程良性运行的基础，政策信息阻隔可能会直接导致政策冲突现象，甚至造成政策失败。政策信息阻隔的弊端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策信息阻隔会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公民参与体现了社会主义参与式民主的理念，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更是政策民主性的体现，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利于政策的顺利推进和实施。政策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公民有效参与的前提，信息的阻隔能够直接降低公民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导致政策本身缺乏科学性，引发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的冲突。其二，政策信息阻隔影响各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地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有时需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需要各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保持信息的畅通无阻。然而，信息的阻隔使各政府部门间无法实现信息相通，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从而导致政策冲突的产生。
（四）区域政策冲突的监控与预警机制不健全当公共政策开始出现一些不协调状态的时候，即为政策冲突的初级阶段，只要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解决，就不会造成较大的对抗斗争等深层次的冲突现象。政策冲突治理的成本远高于对冲突的监控和预警，所谓“防范于未然”。北部湾经济区还处于发展之中，区域一体化程度有待加强，尚未形成覆盖整个区域的庞大的监控与预警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策冲突无法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导致冲突进一步恶化。
三、区域政策冲突的治理机制研究
适度的政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带来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政策冲突的危害还是十分巨大的。政策冲突不仅可能直接导致政策失败，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会破坏政策的统一性，削弱政府权威，影响政府形象，甚至可能造成诸多社会问题，阻碍社会和谐。基于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政策冲突问题进行治理。
（一）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有效协调区域政府间的利益关系俗语有云“：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共政策冲突的本质是利益的冲突，区域政府间的利益未得到有效协调是产生政策冲突的根本原因。因此，构建一个区域政府利益协调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一，要建立利益表达和沟通渠道。如2009年将北海、防城港、钦州三个港口统称为北海港，实现“三港合一”。“三港合一”之后，三市政府针对“三港”开发和管理的相关政策得到统一，但是需要有效地平衡三市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避免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衡引发更大的冲突。政府的自利性导致政策冲突的产生，若政府的利益可以得到表达和沟通，那么就会促进政府之间的政策合作，减少政策冲突。其二，要完善利益纠纷解决机制。可建立一个区域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调解区域内政府之间的关系，当出现利益纠纷时，能及时出面调解。同时，可以引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来缓解利益冲突和矛盾。政策冲突的解决方式是融合，而非妥协或者争斗、对抗。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发展的剂，可通过非政府组织论坛、政府合同承包等方式缓解政府之间的利益纠纷。其三，应建立一个利益补偿机制。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在不同地方之间的发展机会不均等和经济实力不均衡，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往往是有利于自身的政策，对其他地区考虑不周，而这往往是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这就需要一个利益补偿机制来平衡发展过程中各方的利益所得，减少因利益争端而产生的政策冲突问题。
（二）理顺政策制定机制公共政策出现冲突是政策制定体制存在漏洞、尚不完备的体现。在体制较完备的环境中，各政策制定主体的职能划分较为清晰，责任明确，任何一项政策都在法定的程序中运行，政策边界清晰，不存在政策界限模糊和管理真空等现象，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大为减少。首先，应明确区域政策制定部门的职能权限。职能划分不清是产生政策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想从源头上减少政策冲突，就必须摒弃传统的，构建理性官僚制，严格划分各部门的职能权限和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其次，要加强权力监督体制。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政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有利于规范行政权力的使用，减少权力滥用现象。最后，要加强政策制定主体的能力建设。政策制定主体即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其中，政府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果。政府公务人员必须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扮演好人民公仆的角色，并不断强化自身的角色意识。
（三）加强区域政府间的政策合作，构建政策部门整合机制政策整合，即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边界问题、交叉问题进行统一整合，并采取有效机制进行管理。[3]政策部门整合机制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在明确各部门职能的基础上，通过区域间、部门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对一些职能边界不清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跨区域、跨部门的综合治理。例如，在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区域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北部湾经济区包括南宁、北海、钦州等六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地区优势以及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政府部门会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各自的公共政策，导致一些区域公共问题往往出现无人关注、边界模糊等现象。基于此，可成立北部湾区域政策制定委员会，各市政府政策制定机构派代表参与，建立一种联合决策制度，统一制定区域的公共政策。2013年，广西提出“两区一带”“双核驱动”的战略取向，这是一种全新的区域政府合作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区域政府间的政策合作力度，提升区域政府间联合决策的水平。
(一)现有法律规定不够完善的制约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职权由法律直接规定，检察机关所开展的全部工作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进行，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和新的刑事和解理念，是检察机关开展大调解格局下的检调对接工作的法理基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的政策要求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就宽，该严就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应用在检察工作中即是非犯罪化，轻刑化与非监禁化，为此，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为检察机关开展“检调对接”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由于新的规范缺乏明确的解释，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难点。
(二)检察队伍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的制约由于当前检察机关面对人少案多，部份处室检察人员老化，知识水平不高等客观情况，导致部份检察干警不能更好的适应《意见》对当前检察工作所提出的新要求，在日常检察办案工作中仍然存在“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数量、轻质量”，“重办案、轻监督”等与当前检察工作服务大局、服务发展、服务群众不相适应的各种不良倾向。
(三)在工作环节上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衔接不足的制约强调的是检察机关检调对接工作与各与其他各类调解的一体化建设，以增强各类资源有效整合，实现良性互动和工作衔接，不断提高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整体效能，确保大调解工作格局的高效运转。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在现有条件下，紧密贴合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当前工作形势及社情民意，主动发现新变化、探索新途径、总结新方法，推动检调对接工作扎实深入开展。
二、落实中央综治办《意见》，开展大调解格局下的检调对接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严格按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加强制度创新和机制建设，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一是全面推行检察环节刑事和解制度。为了实现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双重效果，应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刑事和解与大调解并不应割裂开来而应进行有机衔接，将社会调解作为诉讼调解的有益补充。二是有效落实民事申诉执行和解制度。检调对接指的不仅仅是刑检工作部门参与调解工作，而是整个检察机关都应共同构筑大调解格局，因此民行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应当注重调解工作的开展，重点加强对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民事纠纷的防控和处理，并进行跟踪关注，避免矛盾的恶化和升级。根据民行案件的特殊性和个案的特体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释法说理，引导相关人员自愿协商，最终促成和解。三是贯彻执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将风险评估预警作为执法办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受理的各类案件中可能引发、个人极端行为、缠访闹诉等执法办案风险隐患，及时的进行预测和评估并制定相应急预案。四是，加强检察环节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围绕检察机关对调解活动的监督职能，通过传统新闻媒体，互联网等各种手段介绍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及典型案例，方便群众向检察机关寻求法律救济。
（二）进一步加强检察队伍的素质建设，提高调解水平一是队伍建设规范化。在检察机关内部不断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专门针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和解、修改后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监督等方面法律规定，结合检调对接工作的专项培训活动，以举办讲座、座谈会、经验交流会等形式，组织检察干警进行法律、政策、调解技巧和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切实提升检察干警做好群众工作、开展释法说理、息诉罢访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增强检察干警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增强大局观，把化解社会矛盾工作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二是实现调解工作的专业化。无论是在办理案件还是处理其他检察相关事务的过程中，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干警应表现出对调解工作的专业，能够通过本职工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在检察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根据部门实际情况指定专门人员或成立专门的刑事和解工作组专门办理刑事和解案件。三是在检察机关的内考核评价机制中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检调对接工作的考核奖惩制度，保持检察干警开展调解工作的热情，提高积极性。
公共政策学产生于美国，因此其理论体系都贯穿着西方国家的问题，并体现在主流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中。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的宗旨是“政策分析与探求美国问题的方案”，并用理性主义决策理论、团体决策理论、渐进主义决策理论等理论分析了美国的刑事司法、健康福利、教育、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反观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尽管也有形式上的“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体系，但本土化的程度很低，表现为教学内容安排的仿西方化以及教学方法上的“灌输式”讲解和“牵强式”举例。教学内容安排的仿西方化通过国内出版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直接体现出来。截至2011年，国内学者出版的公共政策学教材达到106部[3]。尽管数量不少，但其内容构成基本都是西方的公共政策学知识体系框架，有的甚至是西方教材的“翻版”。国内教材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系统”、“政策过程”、“政策分析”三个板块。如果将这些教材与国外的经典教材对照，就会发现每个部分都有明显的西方“蓝本”：政策系统的“蓝本”是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的《政策制定过程》和迈克尔•好利特、M•拉米什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政策过程的“蓝本”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政策分析的“蓝本”是威廉•邓恩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以及卡尔•帕顿和大卫•沙维奇的《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教材的编著者抽取这些内容中的理论部分，隐去西方的背景和案例，用中国式的思维和语言重新编排起来，就成为公共政策学教材的主体框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公共政策学的教材都没有跳出上述西方教材“蓝本”的三大板块，再加上一个必要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发展”导论，就成为标准的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四部曲”。
以政策过程理论为例，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对政策过程的讲述完全以安德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作的政策问题、政策议程、政策方案形成、政策决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变迁的逻辑划分为“蓝本”，基本是一个逻辑环节一章的内容篇幅，不同的只是对这些逻辑环节的具体划分和取舍有所差异。这些对公共政策过程逻辑环节的讲述往往占据一本教材的很大比例，有的甚至占到所有章节的80%以上。按照这种框架给学生讲述公共政策过程，学生的常见反映是“过于理想化”，与政策运行的现实过程不符。实际上，西方学者后来将这种方法称为“阶段启发法”，也称为“教科书法”。从这个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这种理论的批评态度。这种逻辑划分不仅与政策过程的复杂现实不相符，也无法解释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西方公共政策学者全面改革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内容体例安排，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就完全抛弃了“阶段启发法”的内容体例，而是按照不同领域政策专题的形式进行讲解。然而，国内的教材在讲述公共政策过程的时候，依旧在西方早期的“阶段启发法”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公共政策学教学的本土化严重不足还表现为教学方法上的缺陷。一方面，大部分任课教师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是“灌输式”讲解，即使不是“照本宣科”，也只是在西方的理论内容上随机添加一些自己的个人观点甚至是经验感悟来作为补充。另一方面，为了弥补“灌输式”讲解西方理论的教学缺陷，近年来很多任课教师尝试学习和引进案例教学，但这些所谓的案例大部分更多地只是“牵强式”的举例说明，还远未达到案例教学的规范。
二、公共政策学教学本土化的途径
从社会科学知识“地方性”（Parochial）的基本属性来看，公共政策学教学本土化的根本途径是公共政策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因为只有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研究本土化了，才能提供本土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尽管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依然是西方的，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本土化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在公共政策学的教科书和课堂教学中。因此，公共政策学教学的本土化有两个途经：首先是鉴于绝大部分理论知识没有本土化，要求任课教师必须辨识并讲述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称之为“西方理论——适用辨明”式教学；其次，紧密追踪公共政策学理论研究的动态进展，及时将那些某种程度能够修正西方理论甚至尝试提出本土理论的成果设计在教学内容中，称之为“西方理论——本土修正”式教学和“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下面以政策过程理论为例，对这三种本土化教学策略进行分析。
（一）“西方理论——适用辨明”式教学在我国公共政策学发展过程中引介西方的理论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无论是公共政策学的教科书，还是课堂教学，都习惯于机械地讲述西方理论内容，而对理论产的背景脉络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不作任何介绍和分析，其结果是教师对理论的讲述和学生对理论的学习只能“生吞活剥”。对西方理论的教学，在讲述内容之前，应该着重介绍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在讲述完内容之后则引导学生思考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例如政策过程理论中的政策网络理论。政策网络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政策活动中的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构成政策网络，而政策网络的结构和网络中行动者的策略影响政策产出。但是教科书中对这个理论的讲述都是介绍政策网络的概念、类型及其对政策产出的影响。于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就开始在课程作业中大量直接套用，但在很多情况下错误地使用了。典型的代表就是将我国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也直接理解为政策网络。虽然西方理论中对政策网络的分类包括“府际网络”，但在我国并非凡是政府之间的关系都能形成政策网络。在这里，必须要向学生讲述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的背景和来源。政策网络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分权体制，即政府结构内部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分权和制衡。即使是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也是分权的，例如在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是分权的，而州以下的地方政府是自治的，在联邦宪法和州宪法规定范围内行使自治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与无权直接干涉地方政府的事务。因此在分权体制的西方国家是存在纵向上政策主张完全相反的“府际网络”。但是我国的政府架构是权力集中体制，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威和行政权力，上下级政府之间无法各自成为独立的博弈主体。即使存在下级政府消极抵制或拖延执行上级政府政策的现象，但难以出现下级政府或政府部门联合形成政策网络提出与上级政府相反政策主张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相互公开对抗的政策网络。因而，必须要注意到中国政府体制的等级制约和权力集中的特点，由于政府间关系在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必须要辨识垂直的“府际网络”的适用性。如果这样给学生讲述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哪些情况下适用，哪些情况下不宜适用或根本不适用，不仅可以使学生在比较中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政策网络及其功能，也可以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理论——本土修正”式教学在辨识和讲述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基础上，任课教师或者自己发现，或者通过其他人的研究发现本土的政策“案例”与已有理论不符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讲述适用性的层面上，而是要将这些发现及时吸纳进教学内容，展示本土“案例”对西方理论的修正和扩充作用，逐渐引导学生思考本土“修正版”的西方理论。例如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多源流”理论。“多源流”理论由美国公共政策学家金登提出，其基本内容是：政策议程的开启和政策变迁取决于政治系统中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当三种源流符合特定的条件并交汇时就会开启“政策之窗”，议题就会提上政策议程从而政策就会发生变迁。其中，政策流中的政策建议需要具备“技术上可行”和“价值（政治）上可接受”两个基本条件。“技术上可行”是指政策方案在法律、行政、财政和具体操作上可实施；“价值（政治）上可可接受”是指政策方案符合既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政策流”才能与其它源流交汇并促进“政策之窗”的开启。但中国本土的案例反驳了“政策流”的标准要求，证明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即使“技术不可行”也可以开启“政策之窗”。典型的案例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4]。法学学者提出十分激进的“宪法审查”政策方案当时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如果按照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政策流”中的政策方案“技术不可行”就不符合“政策之窗”开启的基本条件。然而，2003年6月，国务院很快就以《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实施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不仅开启了“政策之窗”，而且实现政策的重大变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源流”理论源于美国的分权制衡和“否决”体制，政策要出台必须要闯过重重“否决点”，这就要求任何政策方案必须在各种“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的实施可行性，才能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成为正式政策或改革政策。但是我国是党领导下的权力集中体制，越是重大问题和“棘手”的问题，越可能从常规程处理序“转移”到高层或顶层决策机构中去“特殊”处理，也就越有可能实现重大变迁。“孙志刚”事件中法学学者提出的“宪法审查”的“技术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就是一个重大而又“棘手”的问题，因而问题迅速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很快，国务院就“自行”宣布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并出台“救助”制度。这说明在我国政治体制下，如果是“价值（政治）上可接受”但“技术上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反而可能会开启“政策之窗”。对于这种方式的教学，首先要向学生客观地讲述“多源流”理论的背景和基本内容，然后让学生思考并举例说明在中国是否适用，接着详细地向学生讲述“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废除的来龙去脉，引导学生对照“多源流”理论思考这个案例中的差异及其原因，最后进行总结和点评。这种教学不仅不至于让学生将“多源流”理论生搬硬套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上，而且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
（三）“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近年来，还有一些研究尝试完全基于中国本土的政策实践和政策案例提出本土化的政策理论。任课教师要充分吸收这些成果，将其设计成“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典型的代表是陈玲提出的“制度——精英”双层决策模型和王绍光提出的“共识型”决策模型，这两个政策决策模型都是基于本土的重大政策案例而提出的。陈玲基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变迁与重大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是在“制度”和“精英”两个渠道交互影响下达成“共识”的过程。正式制度层面上形成“政策舞台”，政策问题自下而上按既定程序进入决策层；同时由“人际关系”构成的非正式制度则形成“协商网络”，政策问题自上而下在各类精英之间寻求“共识”；“政策舞台”和“协商网络”两个渠道相互作用，达成并扩散“共识”，就可以完成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样，王绍光和樊鹏基于我国“新医改”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中国式“共识型”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由“开门”型参与结构和“磨合”型互动机制两个维度构成，多元主体参与和多渠道协商沟通形成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过程。这两个理论不仅是本土的，而且所依据的事实是学生有所了解的。在讲述的时候可以完全抛弃教材上充斥的西方政策过程理论，首先细致地向学生介绍案例，之后让学生讨论并从中自己概括案例中所蕴含的政策制定方式，然后再完整讲述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本身，加深学生对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特征的理解。最后，还可以鼓励和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人际关系”、“协商政治”等标志性的本土元素是如何体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激发学生以此去观察和分析其它的政策制定事件。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中国“政策试验”的研究，其独特的政策过程直接挑战了“阶段启发法”，这也是政策过程理论教学本土化的可用内容。
从上述本土化教学的途径和策略可以看出，教学内容的本土化和教学方法的本土化是“一体之两面”。教学内容的本土化离不开案例教学和讨论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而无论是案例式教学还是启发讨论式教学方法的本土化，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教学内容作为理论主线，要么是天马行空式的“花边新闻”课堂娱乐，要么是牵强附会地“举例说明”应付了事，难以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兴趣和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及所占比例较高，这给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稳定及文化带来很大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结合经济基础相考虑，社会经济资源充裕，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相对轻松。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恶化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影响，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得不到足够保障，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对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到达一定阶段，便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需要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一系列老龄化问题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1.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2.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人口老龄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协调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对老年人的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人生在各个年龄段的状态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从各个阶段着手，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调整，才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影响。人晚年的生活能力和早年状态息息相关，必须让青年一代重视健康，改变生活作息，有所积蓄，为老年时期做好储备。
三、结语
1现代物流经济的产业特征
在现代经济发展背景下研究现代物流经济的产业特征，就需要立足物流的“新兴服务性”，从其自身内涵和职能以产业经济学视角进行深入研讨。现代物流是随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进步而出现和发展的，并为适应和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而存在，以此种观点分析：
（1）从产业发展特征看，现代物流产业是传统工商企业物流和传统第三方物流发展的结果；
（2）从产业技术特征看，现代物流产业是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技术以及组织技术支撑的新型产业；
（3）从产业深化特征看，现代物流也是产业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从传统产业剥离出来的独立产业。
2物流产业的战略定位
就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及自身产业特征而言，结合现代社会经济对物流产业的需求，物流产业在现代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如下战略意义：
（1）物流产业需承担推进和纽带作用，加快商品、人员、物资等社会资源的流动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借此联接国民经济各产业和部门，使之同步和联动发展；
（2）物流产业需承担产业整合作用，通过全面覆盖和整体联结国民经济各产业使之得以整合优化、优胜劣汰和结构升级，改变国民经济增长方式；
（3）物流产业需承担降低社会经济成本作用，物流作为服务性的“第三利润源”，其本身并不创造利润，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高效运作减少中间环节成本和资源浪费，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时效，使社会资源能够在更广的空间做出最优选择。
二现代物流经济的公共政策需求
现代物流业不仅在促进国民经济水平上发挥巨大推动、整合和联结协同作用，同时也肩负公共职能，对改善社会民生、提升民众幸福感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而作为新兴服务产业，物流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决策的大力支持。
1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
公共政策属于现代政治经济学范畴，具体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达到某一目标而在法律赋予的权责范围内按照一定程序而做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就政府决策的经济职能而言，公共政策则是政府针对经济发展目标而做出的评价、规划、选择和行动。通过上述概念界定可知，政府决策具有以下特性：政府主体性；实施合规性；决策目标性；政策公共性。就政府决策的本质内涵而言，其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极具影响性的变量因素，通过此变量输出可以及时调节和解决整个社会系统协同发展中出现的某些公共问题。
2物流经济对公共政策的需求
新兴产业在其发展初期通常具有不完全的市场特征以及相对弱势的市场主体结构，此时就需要国家给予相应产业政策，对整个产业进行有效支撑、规范和引导，使整个产业在资本积累、规模导入、市场竞争力、产业绩效等方面逐步强化和发展，顺利度过产业导入期和培育期而向成长期和成熟期过渡，之后将产业交给市场。反之，对于新兴产业不能给予必要的公共政策扶持，则反映出政府职能缺失，既不利于产业健康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视角下公共政策理论的本质要求。具体到现代物流产业，其对公共政策需求尤其迫切，表现如下：
（1）目前我国物流产业发展模式
还更多地停留在“学”的阶段，主要向欧美及日本等先进国家学习和模仿其物流经营管理理念和经验。而随着我国物流市场对全世界开放，国际大型物流企业纷纷进入我国抢占市场。面对这一挑战，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必然要发展自主物流，以确保整个国民经济命脉的自主和高效。此时，引入国家公共政策扶持，有利于我国物流产业增强自身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缩小同国际先进企业间的差距。
（2）物流产业作为联通纽带产业
其发展壮大必然伴随着跨产业、跨空间、跨地域性的增强，尤其在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物流时代，物流产业已经突破了单一企业和单一行业的限制而成为一种全社会性质的经济活动，并如前所述，承担着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整合的职能，而这一过程涉及到利益分配和产业、地域分割的制约，不突破此种分割和制约，物流的结构整合功能也就无从谈起，物流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而这一背景下公共政策的适时介入尤显必要。
（3）现代物流业作为一种新兴服务性产业
不仅在推动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上具有战略性意义，同时也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撑性产业。物流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传统经济和生活模式的发展，也使传统经济和生活模式越来越呈现出现代性和先进性，如以物流为依托和保障的电子商务、零库存管理、农超对接等，如果没有高效的物流产业能力，此种极具现代意义的经济和生活模式也都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政策扶持物流产业发展是国计民生发展的必然需求。
3物流公共政策决策存在的问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受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行政观影响，现代公共政策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时代流弊，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替代市场导向的现实需求做出政府决策的方式屡见不鲜。政府制定物流相关公共决策时，往往缺乏细致全面的市场调研，而仅凭领导片面的了解、掌握更多发言权的大型企业意见或专家组报告而做出政策决策，此种政策更多地倾向少数物流企业利益，而无法体现整个物流经济产业发展的整体利益。
（2）从我国物流产业相关政府部门看，继我国政府机构精简撤销物资部后，国内贸易部和国内贸易局也相继撤销，相应地却没有新的部门机构填补这些空缺。目前，整个物流行业管理职能分散于交通、商务、信息等部门之内，机构职能割裂，这也使得物流产业政策制定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物流牵涉环节和层面众多，如没有统一的主管机构和政策决策机制，其政策制定也同样面临着主观割裂和诸多制约，往往表现为耗时长、成本高、时效差。
（3）物流经济相关公共政策是在物流产生发展之后而产生的，因同属于新兴事物，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其在政策实践和理论上掌握知识相对较少，案例和决策能力匮乏，这同样成为我国物流经济公共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没有成熟和可借鉴的经验就没有决策的效率和先进性，也同样没有决策的勇气和胆识，为此我国物流产业相关政策同汽车、电子等其他新兴产业相比，数量和幅度都明显不足。
三物流公共政策体系及构建策略
以上基于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以及综合考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对我国物流产业作出了“新兴服务产业”的战略定位。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宏观政策的扶持，尤其对物流产业而言，其发展本身对基础设施要求高，且跨空间、跨地域性强，这样的产业特点无疑更加迫切地需要国家政策的整体筹划和协调统一。我国政府部门应以战略性眼光为出发点，积极布局、组织和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制定和推行一系列具有体系性和前瞻性的公共政策，无疑会对我国现代物流产业整体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物流经济公共政策体系构建
简言之，公共政策运营机制就是公共政策主体为某一目标经过利益博弈而对公共政策工具做出选择。通常公共政策体系包含以下五方面内容：公共政策目标、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利益博弈、公共政策选择以及公共政策工具。
（1）物流公共政策目标。从物流经济公共政策目标分析，其目标设定应明确、简捷、易于表达，并最大限度符合多方利益。在现代物流经济背景及物流产业发展趋势之下，物流公共政策目标应定位为“泛在性”，即无所不在，表现出突破地域和产业限制的高覆盖率和高渗透率，着力全面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效率和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而在具体实施层面，其发展目标则应体现为依托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技术的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三流协同联动。
（2）物流公共政策主体。物流经济公共政策主体即是政府决策所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人，具体涵盖了物流链条的整个环节以及相互关联影响的政府机构、供方和需方三大主体的总和，包括第三方物流企业、第四方物流企业、物流基础设施运营方、物流信息运营方、金融投资者、储运配送企业、物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政府机构及社会公众等，这些利益主体都应反映在公共政策制定体系之内。
（3）物流公共政策利益博弈。在物流经济活动和物流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都存在各自的“自利”特征，而如何协调这些“自利”行为并最大限度引导自利行为、兼顾利他性，则是物流公共政策利益博弈的实施方向和重点。其具体实践方法可采用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进行利益调节，同时以公共政策变量输出规范和调节，此种市场调节机制可促成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物流产业利益格局，即由利益诉求到市场下的利益博弈，再到随后的政策选择和补充。
（4）物流公共政策选择。物流公共政策选择是前述利益博弈的延续和必要补充，这一环节的核心要求应体现出“公平性”，避免政策选择的主观倾向性，应以多数民主和多数一致的原则作为公共政策选择的标准，力求使更多的利益主体受益。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少部分未受益甚至因为政策而受损的利益主体，也应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考虑和补偿，由此将全部主体纳入到产业发展规划中来，并减少政策推行阻力。
（5）物流公共政策工具。物流公共政策工具主要采用财政政策等工具并通过行政手段强化推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公共政策工具及其所承载的政策体系：①投资重大物流工程；②物流基础设施收费；③物流财税调节；④物流服务定价；⑤物流用地征地；⑥物流环境及配套设施构建；⑦物流人资政策；⑧交通运输规范；⑨货物验放。
2物流经济公共政策构建策略
物流公共政策体系实际上展示了物流经济政府公共政策决策的整个机制，这一机制以公共性和公平性为原则，以社会经济和福利为目标，以利益博弈为过程，以政策工具为内容，以政策决策为结果，以此彰显决策的逻辑性、完整性和现实性。而本节则以不可绕过的政治视角继续深入讨论这一决策机制的可操作性，即物流公共政策决策也应体现民主政治活动程序。在这一民主政治程序框架下，应具体采取以下策略以达成强化决策机制和流程的目的：
（1）建立和强化政府相关部门跨部门沟通机制，同时以现有的物流采购联合会为行业协会，加强同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反映和争取利益诉求；
（2）引入和强化物流信息汇总和数据统计机制，以数据为支撑，确保利益诉求的真实性、合理性和效能性；
（3）引入科学的政策分析模型及演示机制，强化政策的实用性；
（4）建立畅通高效的政府、供方与需方三者间的双向互通渠道，以及意见征求和政策草案意见反馈渠道；
现有公共政策评价体系现有的公共政策评价体系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公众评价与执行评价两个方面。所谓的公众评价是指在政策正式施行之前所进行的听证会、公示、征求意见等环节。通过这些环节不仅能够将公共政策的基本内容向社会进行宣传，还能够通过意见的搜集来评价与完善相关的公共政策体系。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诸如宣传覆盖面较小、意见搜集较少、公开时间较短、群众参与热情不高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并影响后续的政策执行效果与其自身的合规性。而在执行评价中则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对相关的公共政策进行评价。此种评价体系有着根本的缺陷，即政策的制定、政策的执行、政策评价数据的搜集以及具体的评价均是由政府作为单一的主体。这种体制设置容易造成评价过程中的不遵从现象。另外，政策的执行评价属于后评价体系，在后评价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能已经对相关群众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后续的政策修订与更改在客观层面上也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二、我国公共政策受益人评价的影响要素
为了更好对我国公共政策进行评价并完善相关的评价体系建设，我们需要从公共政策受益人评价的角度进行系统的优化。本文通过调查与相关的理论分析认为公共政策受益人评价的影响要素根据不同的政策体系主要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其中具体的影响要素有如下几点：是否能够促进科技的进步；是否能够提高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否能够优化地方经济资源供给、配置与结构；是否符合国家以及社会对节能经济、绿色经济的客观规律。第二，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其中具体的影响要素有如下几点：能否优化资源配置；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等科学发展观；是否对周边环境以及国土资源开发有突出贡献；是否对区域内的城市化建设、农业耕地红线等有负面影响。第三，对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其中具体的影响要素有如下几点：是否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政策体系是否配套相关行动来消除其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否有环境风险与持续性环境减效机制；是否对当地居民的环境依赖性（饮用水、空气、土地）造成破坏。第四，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具体的影响要素有如下几点：对人口的影响；对教育的影响；对基础建设及医疗保障的影响；对城市安全与公共风险的影响。第五，对受益者体验的影响。其中具体的影响要素有如下几点：人文环境满意度；收益成本满意度；生活质量（水平）满意度；总体满意度。上述的五大类评价指标涵盖了公共政策对自然与社会指标影响的方方面面，在实际的评价体系过程中根据具体的政策指向进行选择，如教育层面的公共政策评价可以不考虑自然环境等影响因素。
三、我国公共政策受益人评价体系实现
上文公共政策受益人评价体系的主要影响要素进行了分析与选择，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可以进行灵活选择。而在相关的受益人评价体系的实践过程中还需要通过如下的几个步骤来进行：首先，建立相应的评价平台，由于受益人评价体系需要广大的受益人与相关人共同参与，为了进一步降低人力成本并提高相应的群众参与度，平台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具体建设可以采用网络平台搭建，锁定IP投票的方式等来进行。此种方式既可以保障评价的广泛性与合规性，同时能够降低必要的运行成本。其次，需要对相关的组织结构进行准备。不同的公共政策所涉及的行业、人群内容是不同的，如何按照适当的比例对其进行合理的界定与规定需要通过专业的组织结构来完成。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可以采用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专家牵头的方式来组织，并对每一个拟公布的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对其中可能涉及到的直接影响人、间接影响人等进行划分。并对影响人的行业分布、性别分布等统计学范畴内的指标进行规划，进而对评价体系参与人群结构进行设定。最后，评价体系的执行。通过相关的媒体将具体的评价内容以及评价方法对社会进行公布，在宣传与公布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如下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需要对评价的具体原则与方法进行宣传，已达到全民参与，提高评价覆盖面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对后续评价的有效参与进行宣传，进一步保障评价的公正与客观。
四、总结
[关键词]农业竞争力公共政策
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
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要逐步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全程全季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保险，改变小阶段如小麦收获时的防火保险的做法。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市场保险难度大，但这是农民最盼望的保险，也是保护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应试行并推广。还要开设农民最低收入保险，如农民的一年收入达不到一定的数额，保险公司给予适当补贴，保证农民所得，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