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3 09: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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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伯克班1958年，蒂姆•波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班市，伯克班地理位置较偏，使得幼年的他倍感封闭，不过好在这里虽然属于郊区，却和好莱坞关系密切，好莱坞的几家大型公司都在这里设有工作室，这也为蒂姆•波顿进入电影行业提供了便利条件。小时候的蒂姆•波顿安静得有些过分，他总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画画或者看电影都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后来，他进入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学习艺术，并由此作为他从事动画工作的开始。
(二)怪兽电影和童话对于蒂姆•波顿来说，怪兽电影大概是最好的玩伴了，他曾经这样说道:“我用尽了我童年所有的时间去看有关怪兽的电影，看电视，画画，还有在当地(伯克班)墓地玩耍。”在他看来，怪兽一点都不可怕，他甚至觉得它们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后来拍摄的电影中总是少不了奇形怪状的生物。在蒂姆•波顿看来，童话其实和怪兽电影没什么不同，甚至比怪兽电影来得更加暴力、令人恐惧。它们同样都是虚构的，也同样都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我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解读童话，与童话本身相比，我更喜欢童话中的理念与哲理。”蒂姆•波顿这样说。这在他的影片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现，可见，童话与怪兽电影对他的影响之深。
二、蒂姆•波顿电影的叙事风格和特征
(一)叙事视角通常情况下，叙事角度分为三种: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而一个人的感知角度也有不同。在叙事的过程中，不同的角度即会给人不同的感受。蒂姆•波顿在影片中通常使用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采用人称叙事，另一种则是非人称叙事。人称叙事就像文学作品常用的那样，会出现“你、我、他”这样的人称代词。而作为电影的便利条件，可以在一部影片中使用不同的视角去叙述，丰富影片的层次。例如，蒂姆•波顿的《大鱼》一片，即采用了三种叙事角度，分别为人称视角、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影片中，不断在父亲年轻时的冒险经历和数年后儿子对父亲生活真实性的探寻之间进行切换，父亲的讲述、儿子的质疑，以及随着故事的推进二者不断转变的关系，采用画内人称叙事的方式来讲述，并且通过叙事人称的变换成功塑造出一个善良勇敢的父亲形象。此外，片中还用到了主观视角，主观视角是以片中角色的视界来展现画面，使观者代入感更强，突出角色的主观意识。但不管是何种视角，都要通过摄像机视角的转换来营造，所以说客观视角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叙事结构叙事结构是影片的整体框架，情节的发展都要依靠着整体结构来进行，一部影片的叙事结构足以体现出影片的风格。最常见的叙事结构是线性叙事，《人猿星球》和《蝙蝠侠》都采用了线性结构来层层推进，使得整部影片有条不紊、逻辑清晰。《大鱼》《剪刀手爱德华》则是环形结构，环环相扣、富有节奏感，这种结构中事件的发展并非首要，更加着重的是对人物或主题的刻画。仍然以《大鱼》为例，故事的叙述并不是按照时间线索来展开，而是对同一事件进行多方位的观察和描述，从而使观者对该事件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内容，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亲情故事，一段由质疑到认同的父子关系。电影的开头，父亲不断地讲述他的离奇经历，儿子对父亲产生误解，让观众带着对父亲这一角色的疑问进行观看，在接下来不断回环的过程中，父亲这一人物形象逐渐饱满，在结尾处又由儿子以父亲的口吻再次讲述父亲的故事，完成整个故事的轮回。
三、蒂姆•波顿童话电影的哥特式美学
蒂姆•波顿的童话电影总是带着他代表性的哥特式风格。哥特式风格最初应用是在建筑方面，中世纪时，被称为哥特人的日耳曼民族曾瓦解罗马帝国并在意大利留下了众多风格独特的建筑，其代表特征为尖顶、高耸、瘦削，后在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之为哥特式建筑用以区分中世纪。而这种哥特式艺术风格深深的影响到文学领域，哥特式文学以黑暗凄凉的场景如古堡、墓地为标志，营造出恐怖阴森的气氛，而吸血鬼的病态形象更是成为哥特式文学作品中的常客。蒂姆•波顿最擅长的就是运用哥特式艺术风格，通过从阴暗的一面来挖掘人性，发人深省。
(一)诡异黑暗的影像元素蒂姆•波顿的影片中，哥特式作品代表性的吸血鬼、僵尸、墓地、乌鸦、蝙蝠等意象出现频率极高，昏暗的森林、阴森的古堡是他的最爱，哥特式元素在他的影片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1982年，蒂姆•波顿创作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动画短片《文森特》，描写的是一个7岁的自闭小男孩，整日沉浸在自己的臆想世界中，身边的一切事物在他看来都充满了恐怖气息，他不愿走出屋子，在屋子里却又满怀恐惧。他想把姑妈做成蜡像，想将自己的狗变成僵尸，到处都是怪物围绕着他，这个总是独自一人的小男孩其实就是蒂姆•波顿的童年映射，既害怕未知的恐怖，却又情不自禁地被吸引。这部片子得到了评论界广泛好评，但是因为影片内容过于阴暗而被禁播。从这部影片即可看出蒂姆•波顿的电影风格，而这种哥特式的表现手法在日后的电影中也确实一直伴随着他。《断头谷》中阴森可怖的树林、《剪刀手爱德华》中荒凉的古堡、《僵尸新娘》中阴郁的小镇，压抑的气氛和冷峻的光影变幻都是蒂姆•波顿擅长的手笔。
(二)诡异阴郁的人物形象诡异阴郁的人物形象也是哥特式影片必不可少的元素，这种人物形象恰恰是蒂姆•波顿最喜欢的角色类型，爱德华、陶德、强尼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足以证明这一点。以《剪刀手爱德华》来看，主角爱德华可以说是典型的哥特式人物，他独自住在小镇外的神秘古堡，阴森的哥特式城堡营造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让爱德华的出场也充满了神秘感。爱德华那苍白僵瘦的脸颊、鸟窝似的乱发，还有那双诡异的剪刀手，都令他凸显出与众不同的气质。然而与奇特的外表不同的是，他就像是一个无辜的孩子，由于不懂复杂的社会而被驱逐，纵然拥有无尽的生命却只能与孤独为伴。蒂姆•波顿从人物外形的塑造就将爱德华区分于常人，笼上了一层阴郁的气息，可是在他奇特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一颗至诚至真的心，那伴随爱德华一起出现的晶莹的雪不就是他的写照吗?而影片中，孤独感始终如影随形，也呼应着电影的整体风格，将哥特式的表现手法应用的淋漓尽致。在蒂姆•波顿的电影中，或多或少都有着他本人的影子，就像爱德华始终无法挣脱掉的孤独，文森特的自我封闭，都源自于导演本身的感受。
(三)寓真于幻的表现手法“寓真于幻”指的是将作品的主题思想通过虚幻的表现形式加以阐述，以夸张的手法来演绎真实的事件。蒂姆•波顿童话电影的魅力就在于此，他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编织了一个个童话般的世界，以超出现实的表现手法来实现这些故事的意图，即对人性的思考。2003年的《大鱼》就是运用这种手法的经典之作。在这部影片中，马戏团老板会在月圆之夜变为狼人，这就与他商人的身份不谋而合。狼人、巫婆等黑暗元素与父子俩共处的明亮画面相辅相成，使影片充满了奇幻色彩。故事的尾声，父亲变成了一条大鱼，留给儿子的是永恒的爱，带给观众无限的感怀。蒂姆•波顿的童话电影中，爱与死亡是不变的主题，在他的影片里，死亡不过是一场玩笑，真正让人痛楚的却是日常生活，这样的黑色幽默对观众恰恰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四、结语
（一）压抑类
贾樟柯当年的一部《小武》，让我们在压抑中久久无法释怀。这类文艺片要求演员朴实、真实，有时甚至会唤起观众的怜悯之心。正是因为故事题材的平民化、底层化，使得压抑类的文艺片成为大家更愿意去关注的片种。当然还有贾樟柯的另一部电影《站台》、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等，都属于这类。
（二）反思类
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张艺谋的《活着》、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田壮壮的《蓝风筝》等，均在观影后使得观众有万千思考。纵观反思类文艺片，我们发现它往往是基于小说故事和社会现实之上，制造问题、经历问题后提出思考。
（三）暴力类
我们听名字就会发现，这一类文艺片是“文艺圈”里的“粗暴分子”。当暴力也成为一种美学范畴的时候，再多的话语也无法描述出观众观看此类影片的和大呼过瘾的劲头了。如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
二、世界各地的著名导演与他们的文艺片
（一）美国
一说到世界文艺电影，我们马上会想到有这么一部伟大的文艺片——《卡萨布兰卡》，这部影片是美国导演迈克尔柯蒂斯于1943年拍摄的。它是二战期间最为卖座的一部电影，是迄今为止电影史上最闪亮的一部文艺片，堪称爱情电影的教科书。其间有着极多经典的台词，有人说它的台词堪比莎士比亚的戏剧，可见这部文艺片的杀伤力及其高度。除此之外还有米洛斯福尔曼导演的《飞越疯人院》、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出租车司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现代启示录》、凯文科斯特纳导演的《与狼共舞》、弗兰克德拉邦特导演的《肖申克的救赎》、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低俗小说》、迈克尔尼克尔斯导演的《毕业生》等。
（二）意大利
意大利人的优雅和华丽、对艺术的独特理解，似乎让我们更容易把他们和文艺片这个题材结合起来。就像我们熟知的电影界的诗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可以把一个神拍成一个人，1987年的一部《末代皇帝》，让我们见识到了意大利人拍文艺片的功力。无论是服装道具、音乐制作、视觉效果还是剪辑手法，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都展示出了亚平宁人的优雅和华贵。意大利另一个大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也是公认世界上最好的文艺片大师，他的作品《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无一不是至今都难以超越的佳作。
（三）日本
在世界电影史上，日本电影的确应该占有一席之地。黑泽明的出现给予了日本乃至世界文艺片电影极为强大的推动作用。《罗生门》这部影片，被誉为挖掘人性丑恶的巅峰之作，而在《七武士》中，又把人性的善强调并加以放大。黑泽明创立了极恶与大善的文艺片形式，被日后的众多导演效仿或致敬，比如昆汀塔伦蒂诺在《杀死比尔》中设计打斗动作的时候模范《七武士》，张艺谋在《英雄》里模仿黑泽明叙事方式中的数次插叙手法。
（四）法国
法国电影新浪潮之后，法国的文艺片层出不穷，佳作更是屡见不鲜。如弗朗索瓦特吕弗导演的《朱尔与吉姆》《四百击》、赛尔日布鲁索罗导演的《猎梦人》、戈达尔导演的《精疲力尽》《狂人皮埃罗》《小兵》、路易斯布努埃尔导演的《一条安达鲁狗》、吕克贝松导演的《碧海蓝天》等。
（五）其他国家及地区
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黑暗中的舞者》、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的《罗拉快跑》、澳大利亚导演皮特克林逊的《荒野有晴天》、韩国导演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波兰导演克里斯托弗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瑞典导演英格玛博格曼导演的《野草莓》、香港地区张婉婷导演的《秋天的童话》、台湾地区侯孝贤导演的《最好的时光》、我国导演娄烨的《颐和园》等。各国、各地区的导演们始终都没有间断过去创作用“文学”修饰“艺术”的独特影片——文艺片。
三、结语
1、渲染氛围———《C小调夜曲》
电影中画面与音乐的完美结合首先表现在钢琴音乐对故事整体氛围的渲染，如电影中《C小调夜曲》的运用。导演把1939记录的真实的黑白纪录片作为电影的开头，镜头记录了无辜百姓在战争前平静恬淡的生活。这时响起了肖邦的《C小调夜曲》，平静悠闲的生活景象加上《C小调夜曲》的优美旋律，共同营造出一派祥和的生活场面，《C小调夜曲》创作于1841年，乐曲规模宏大，充满英雄主义色彩，还有许多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乐曲采用的是复三部曲式结构，第一部分平静，中间部分积聚力量，第三部分极具动力性。这种三部曲式在各个部分中也十分常见。例如第一部分就包含了A、B、A三个乐段，是一种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旋律听起来像低沉的叹息，伴奏部分也是均匀、平稳而沉重的。整个乐曲音色庄重严肃，营造出一种忧郁、悲伤的氛围，悲伤之中还有一种不安定的因素。这些都缘于A段乐句中使用的深沉浑厚的八度低音声部和显得凝重的和弦。随着琴声的奏响，黑白画面随着钢琴曲调的变化逐渐转变，变为彩色的图像，镜头也由远景回到了室内。一架纯黑色的钢琴上，男主人公的手指来来回回在琴键上流转，娴熟地弹奏出背景音乐，眼前的画面和背景音乐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画面中弹奏钢琴的男主人公，有着清秀俊美的脸庞，有着忧郁凄迷而又深邃的眼神，他衣着考究，演奏技巧高超娴熟，这一切都让他透露出高贵的气质。音乐家俊美的外表和他弹奏的优美的乐曲让周围的人都为之陶醉，这时德国的炮弹从天而降，将这种宁静之美破坏殆尽。钢琴家被迫停止演奏，与其他市民一样开始四处逃散，寻找可以躲避战火的地方。这时出现的背景音乐《C小调夜曲》有三个层次的形式结构。第一层次弹奏的是平静而又哀伤的优美旋律，接着出现了一个大跨度的转变，使得平静渐渐消失，哀伤越来越浓。这时播放的故事情节正是整个华沙被战争困扰，人民表现出不安和无奈。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德军炮火，音乐发展到第二层次，音乐不再舒缓平静，音节跳跃不止，这与第一层次有着明显的不同。跳跃的音符不仅弹奏出了动乱的社会状况，更展现出一种积极昂扬的反抗力量。战争期间人们纷乱不安的内心活动也在《#C小调夜曲》中得到了很好地反映。乐曲结构进入第三层次后，节奏变得急速活泼，不再有第二层次的不安和忧虑，这些华丽顺畅的节奏展示的是华沙人民坚毅的品质和必胜的信念与信心。同样，影片的结尾处也选择该区作为背景音乐，随着舒缓的音乐声响起，战争带来的痛苦与辛酸都随琴声飘远，为故事营造了一个虽悲伤却充满希望的氛围。
2、推动情节发展———《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
这首曲子肖邦在1830年9月至1831年7月创作的，曲风开朗向上，坚毅富有活力，这些都显示出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的骄傲感。最初的战争局势，华沙人民一直处于不利状态，德国军队攻克了华沙，并血腥屠杀犹太人民。主人公音乐家不得不四处辗转躲避德军的追杀。每天的生活对音乐家来说都是一种煎熬，他对这种缺乏活力、看不到未来的生活感到痛苦。每一次炮弹后的侥幸脱险，每一次德军追捕下的虎口脱险，都使音乐家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次躲避中，钢琴师在一间早已废弃的厂房里，找到了一架钢琴。在一阵激烈的斗争和紧张的逃亡后，影片选择了《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将情节过渡到对犹太人民的心理描写上，同时也舒缓了观众的情绪。就在主人公打开钢琴的那一刹那，乐曲随之奏响。这首曲子不同于小夜曲的宁静舒缓，音符如流水般汹涌奔放而出，是一首透露出豪迈之情的曲子，传达出一种豪迈开阔的情感,人们的心境慢慢开朗，之前战事连连失利的苦恼郁闷在这时回归平静。镜头首先给了钢琴家因饱受苦难而日渐消瘦的脸庞一个特写，然后转移到了钢琴家的手和他弹奏的键盘。我们可以看到，钢琴家并没有真的在弹奏钢琴，只是手指做出了弹奏的姿势。并不是钢琴家不想弹奏，而是在这个遍地敌军、危机四伏的地方，弹钢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所以钢琴家用手指做出弹奏的姿势，音符自心中流畅，他在心中尽情地演奏了自己最爱的曲子。这一画面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此时无声胜有声正是导演的匠心独运之处，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也大大地提升了。这里，《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既使两个节奏风格迥异的片段很好的衔接起来，使情节的发展显得自然；同时，准确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为故事的结局做好了铺垫。
3、塑造人物形象———《g小调叙事曲》
在危机四伏中寻找一线生机所要面对的压力是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影片中钢琴家为摆脱死亡，日夜奔走与荒无人烟的废墟，长时间缺衣少食，这样悲苦、凄凉的生活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内心。终于在一个有淡淡月光的夜晚，钢琴家坐在一座黑暗破旧的建筑里，接受着那一点点月光的洗礼，周围寂静无声。在那样一个残酷动乱的环境下，能寻求到这片刻的宁静对钢琴家来说就是莫大的享受。饥饿难耐的钢琴家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堆废墟中找到了一个罐头，激动而又饥饿的钢琴家握不住罐头，打翻在地。钢琴家难过地盯住地上的罐头，这时一双光亮的皮靴出现在钢琴家眼前。电影镜头集中到德国军官身上，观众不由得为钢琴家捏了一把冷汗，气氛突然凝固，似乎男主人公的牺牲就在眼前。而导演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反转故事情节，让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以此增加电影的感染力。德国军官并没有处死钢琴家，而是让他为大家弹奏一首曲子。钢琴家依旧上下翻飞地舞动起手指，只是此时的他已经衣不蔽体、又饿又冷，并且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应德国军官要求，主人公为其弹奏了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g小调叙事曲》于1831年创作成功，当时的肖邦同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困境，乐曲的创作背景与影片中讲述的故事高度一致。乐曲以自由奏鸣曲的结构展开，曲调舒缓凝重，风格沉郁肃静，将观众带入了叙事的情境中。乐曲采用富有跳跃性的音符节奏，从a到g再到a，表现了内心的不安和悲愤。之后开始E大调演奏，音乐变得柔美，仿佛人们在历经苦难之后内心变得更加坚毅。后面迎来了电影的部分，音乐中加入了高音成分，调性升高，如同战争时的呐喊，喊出必胜的信念，震撼所有人的内心。从一开始哀转久绝、如泣如诉、低沉舒缓的琴音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深受战争折磨的主人公形象，他惶恐不安，内心充满了对敌人的恐惧和憎恨。但是随着节奏的跳跃舒展，主人公变得从容自信，恐惧和痛苦消失不见，我们看到了主人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看到他将心中的痛苦和仇恨都化为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念，看到了他勇于直面苦难的伟岸身躯。
4、诠释主题———《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
影片最后奏响的是《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第二小节分析过这首曲子坚毅刚劲，富有活力，开朗向上，豪情满怀，庄重和肃穆。故事的结局是战争结束，德国军队战败，犹太人民终于在历经磨难后终于重新获得自由。这时钢琴家释放完痛苦的情绪后重新振作了起来。影片中，钢琴家在逃亡过程中遇到种种磨难，作出的种种求生的努力，可以说到达了人生的最低谷。就在此时，激情壮志取代了前面悲伤暗淡的情绪，主人公不禁回忆起逃生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人和事，并感受到其中折射出的生命的力量。所有人都亲眼目睹美好被无情地打破、被黑暗恐怖所压抑，由此深刻地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历经磨难的主人公终于走出战争的阴霾，他选择用华美的乐章演奏出他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用激昂地乐章对民族不屈的精神表示赞扬，用多彩的旋律诠释历经磨难后的光辉人生。
二、结语
网络电影对于电影艺术形式的影响还表现在出人意料的情节设置上。比如说，网络电影的反转结局在设置上就会让人意想不到，在结局、新颖的情节化这些设置上都会让观众与大量的网友喜爱，这种反转式的电影其实就是反转剧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反转剧来源于韩国的一种较短的电视剧形式。在韩国最为流行的不是他们的电视剧而是综艺节目式的短片，每个故事大约有45分钟左右，每个情节是由两个故事组合而成的。在这个短剧中，韩国演员们一般都会使用自己的真实名字，会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不断地转变着自身的角色，虽然每个人的故事是独立的，但是最终结局往往出人意料。追求个性化是人们向着更高层次生活的追求，网络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有更高的追求，而网络电影就是其中一个表达自身个性的很好的渠道。
二、在线互相交流与快乐审美
网络电影具有开放式的特点，网友在线就可以进行交流，网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要的剧情进行更改与探讨，也可以对自己喜欢的角色进行讨论。比如说网络电影《见光的爱》讲叙了一个三角爱情故事，时长约40分钟，分为4个部份，9个片段，而网友可以自己选择电影情节的变化，由此网络电影就会体现多结局、多选择的特点。网络电影的开放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给电影观众更多的主动权，这样就会让观众根据自己的喜好欣赏自己想看的影片，自己可以控制审美客体，而不是被客体的审美控制。网络电影的开放性也会影响电影艺术形式，让电影的形式变得多样化。参与让观影成为一种主动，也让审美成为一种创作。网络电影在创作时较为自由，可以让网民们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享受到快乐，没有票房的压力，就不会限制自己的创作思路。无厘头的手法可以说是网络电影的一大特色，随着网络电影的发展，无厘头的手法也成为电影中的一大特色。以《小强历险记》为例，这部影片中几乎是没有任何特效的，完全是用玩的心态来进行创作，同时为了能够达到喜剧的效果，其语言非常幽默。在影片的时间设置上，网络电影也拥有着很大的自由度。传统的电影叙事远比网络电影要复杂、冗长，而对于现实社会的“快餐文化”的观影氛围，讲究效率与快节奏是受众的首选，因此网络电影这种叙事更具备吸引力与挑战性。
三、结语
1．中国元素的含义
这里我们对中国元素的含义可以从广义与客观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广义范围来看，所有我国传统文化中一定带有中国元素，但是需要我们申明的一点是这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因为这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含义重叠以及包含于被包含的关系。从客观角度而言，所谓中国元素，实际上就是能够凸显我国特有文化传统以及一定的人文情怀的东西，反映我国特有的民俗民风，以及代表一定艺术成果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中国元素。
2．中国元素的种类
中国元素的分类是根据不同的参照标准，是由不同的种类划分结果的，首先按照物质有形与无形进行划分，便可以将中国元素划分成有形元素和无形元素，例如中国观念、中国意识、、民俗意识、生活习惯等等。如果按照时间为划分依据来看，则可以将其划分成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我国传统元素主要是根据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进行演变推敲的，重点展示的是我国悠远的历史以及灿烂的文明，其所包含的内容与物质则是很多的，其中包括我国的瓷器、书画、园林艺术、皮影、刺绣……但是这并不代表在电影艺术中可以较多的应用这些内容，事实上更多情况下在电影艺术中应用较多的中国传统元素有传统戏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国古典乐器、以及我国名著……至于我国的现代元素，则包含了我国体育事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内容。
二、中国元素在电影艺术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电影行业一直在追求着大投资、大制作，动辄就是上亿元的投资，然而我们发现这些“大”电影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将中国元素应用在这自己的作品中。事实上这一举措带来的是超乎想象的票房成绩。《无极》、《英雄》、《夜宴》、《甲方乙方》、《黄金甲》……这些电影的成功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是电影导演合理、巧妙的对中国元素的应用，在讲述故事与刻画人物的情况下为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中国元素在电影题材方面的应用
一个好的电影是需要一个好的题材，在题材的选择上我国多数的导演都将目光放在了我国的悠远历史上面，首先我国历史悠远，上下五千年为导演选取题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次就是对我国寓言故事、民间传说、各类小说的演绎，通过对这些民俗的应用不仅拉近了观众与电影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起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电影就是《南郭先生》，通过借鉴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的故事，通过幽默、讽刺的手法将其展现在荧屏上，不仅起到了教育作用，同时也为人们放松生活提供了渠道。在应用我国传统元素的应视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便要数深受国人喜爱的《功夫熊猫》系列了，首先电影的主人公就是代表我国外交形象的大熊猫，并且以功夫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进行展开论述。总体而言，这部电影中到处都充满了中国元素，不论是电影配音、音乐，影片中的的事物、建筑等。这部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我国元素进行了很好的宣传。
2．中国元素在电影形神方面的应用
通过我们对我国电影的分析，这些年来的发展形成了以“神”为主题，以“形”为主干的表现形式，其中多数电影中在表现人物形象时也借鉴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形式，即为重视神行的表现，在电影中也经常是可以见到用简单的线条对人物神行的刻画。在体现中国画实中带虚，虚中带实的艺术情景的过程中也将我国的电影艺术的的表达带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电影艺术中应用中国元素固然能够达到良好的视觉感官，但是也要注意在电影应用中国元素的过程不仅仅是“形”的应用，其实更多的应该注意其“神”的表现，以做到恰到好处以及和谐统一。
3．中国元素在电影意像方面的应用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所谓像就是借助工具、方法来营造场面、气氛，而意则指的是某种意图和目的。我国电影产业喜欢表现出天人合一、情景融合的场面，其中较为成功的电影作品就要数张艺谋导演在2002年拍摄的电影《英雄》了，张艺谋导演善于借助中国色彩、竹林、武术等内容来表现我国的传统元素，来达到天人合一的意象表现。首先本部电影中，导演借助各种事物以及元素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气势宏大的场面，让观众流连于恢弘之间钦佩影片中的绝世武功以及风景优美的场地。其中对于“象”的刻画还借鉴了我国古代道家思想中的“悟”通过琴声、枪法、剑法等一系列较为抽闲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塑造一种“剑”的意象与感悟。在表现“象”的过程中，导演还将“意”给展现推敲出来，首先通过对文种场景、战争场面的描述以及对影片中人物交流，行为的描述，充分体现出了天下之意即为天下一统在于剑指锋芒。
三、结语
一、自然风景与民族认同电影艺术
自然风景在电影中的呈现,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视觉符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社会象形符号。自然风景从风景本身转换成为电影中的审美观照对象,往往是一个文化渗入和文化建构的过程,“掺入了道德的、观念的、政治的因素,使其具有了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符号学意义”[1],因此,便有可能形成某种风景政治或风景意识形态。在自然风景的多重意识形态隐喻中,自然风景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是重要的一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风景也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2]。例如,美国为了培养公民国族意识的认同,在自然原野中建设了著名的黄石公园,以此作为凝聚国族历史的重要媒介。苏格兰浪漫主义作家司各特擅长风景描写,他通过对苏格兰风景进行创造性的想象和讴歌,使苏格兰成为英雄的家乡、可敬的祖国,唤起了苏格兰人民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性建构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并非是一种常态和持续进行的过程,而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在遭遇外敌入侵或民族危亡、国家危难之际,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便得以凸显。例如,在中国的中,为了激发、鼓舞全国人民的民族危亡意识和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战。对于文学艺术界而言,创办更多的抗战文学刊物,创作更好的抗战文学艺术作品便是行之有效的动员策略。在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中,自然风景成为一个高热度的叙事符号,这仅仅从一些抗战艺术作品的题名中就可窥见一斑,如茅盾的《白杨礼赞》,艾青的《旷野》,江村的《旷野的悒郁》以及感奋人心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在和平时期,如果艺术作品涉及到民族抗战题材时,依旧会运用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战争电影,尤其是以冯小宁为代表的一批导演所拍摄的系列战争题材电影,都有意识地运用了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为影片增光添彩不少。冯小宁是一位勇于进行艺术探索的导演,注重风景在影片中的叙事功能便是他探索出的成果之一。早在1990年他所拍摄的《战争子午线》中,长城这一人文风景构成影片的重要意象,它既是故事贯穿始终的发生空间,也是抗战民族精神的象征,“沿长城西进”成为一群孩子无言的革命信念,直至最后把鲜血散在长城脚下。1995年后,冯小宁又相继拍摄了《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战争题材电影,凸显了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自然风景作为一种物恋对象,在民族危亡之际担负着融化阶级矛盾和化解家族个人恩怨的作用。在电影《黄河绝恋》中,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苍茫无垠的黄土地和气势磅礴的黄河,而这并不仅仅是起着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的功能,显然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导演冯小宁在谈到拍摄过程时说:“《黄河绝恋》的‘恋’指的不是一般的男女恋情,而是对中华民族的灵魂、对黄土地、对黄河的眷恋,是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一首颂歌。凡是看过影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同感。”[3]在这里,实际上牵引出一个概念:物恋。物恋最初是一种宗教用语,指对某种单调物体的崇拜,后来发展成精神分析学的意义。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物恋就是被想象为失去了或者可能失去的某物的替代品,并赋予替代品神奇的力量,使它们成为物恋的对象。在电影《黄河绝恋》中,黄河是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形符号而构建的,是中华民族的物恋对象,这不仅因为黄河是华夏儿女的母亲河,孕育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民族危亡之际,人们需要寻找一种中介物来获取自己的民族身份感,以凝聚起抗战意识,而黄河便可以担负起这个职责。在《黄河绝恋》中,八路军班长黑子和女军人安洁要护送美国飞行员欧文西渡黄河到延安去。西渡黄河需要安洁的父亲安寨主帮忙,但安寨主与黑子有三代血仇,在国难家仇面前,当事者如何抉择?黑子夜访安寨主,一席交谈后两人决定冰释前嫌,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当安寨主为护送他们赶到黄河渡口时,却遇到了事先埋伏的日本鬼子,他不幸被打死在黄河边,而这时他的管家也抛弃掉自己被黑子家族造成失去男儿身的仇恨,点燃茅草屋为黑子报信,以至于自己被日本鬼子活埋在黄河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被黄河所见证,黄河在这一刻充当了民族物恋的对象,安寨主等人为了保卫黄河、保卫中国而摒弃了家族矛盾和个人恩怨,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护送黑子等人过河。二是自然风景作为一种具有东方情调的审美对象,在冯小宁的电影中既表征出民族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境遇,也表征出中华民族及文化被西方所认同﹑所接纳的理想吁求。东方情调是一个与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相联系的概念,是在东西方文化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呈现出的一种审美风格,即是说,“‘东方情调’是被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对象而存在并且获得自己的美学定位的”[4]36。东方情调属于第三世界文化,按照杰姆逊的观点,“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5]。换句话说,属于第三世界民族的、具有东方情调的文化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蚀。冯小宁的电影尤为注重运用优美壮阔的自然风景来表征中华民族及文化。这是一种具有东方情调的自然奇观,由此诱发了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在《红河谷》中,是苍茫圣洁的高原、皑皑雪峰和碧净澄澈的湖水;在《黄河绝恋》中,是西北豪迈奔腾的黄河和雄浑厚重的黄土地;在《紫日》中,是东北繁茂丛生的大兴安岭森林。这些具有神秘情调的自然风光,极大地刺激和满足了西方列强的想象和欲望,他们虎视眈眈,企图征服,于是,英国人的魔爪伸向了高原,日本人的铁蹄蹂躏着黄河和大兴安岭森林。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冯小宁的电影也表现出了东方情调的另一面,即具有不被“西方主流文化所同化的异质性因素”,它以“古老的风情、顽强的独立性,以及巨大的神秘力量”[4]37,深深地折服了西方他者,使其不再报以偏见和觊觎之心,而开始进行一种超越民族和国家身份的平等交流。《红河谷》中的英国人琼斯,迷恋着这个梦幻仙境和童话世界,对罗克曼少校的侵略暴力行径极力痛斥和反对;《黄河绝恋》中的美国飞行员欧文对黄河充满着无限的留恋,50年后重返黄河边寻觅曾经的爱和天使;《紫日》中的日本少女秋叶子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灌输,但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与中国农民和苏联女军医历经患难后彻底醒悟,改变了固有的价值观。在这几部电影中,也出现了西方男慕中国女性的情节,如《红河谷》中琼斯对藏族头人女儿丹珠的喜欢,《黄河绝恋》中欧文对八路军女战士安洁的深深爱慕等,这实际上也是西方人对中华民族及文化折服的另一种表现,饶有意味的是,这也与自然风景有关。按照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与自然天然地具有相似性,因此,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风景是同一的。这样,电影便通过女性———自然风景———民族及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另外一种形式表征了西方对中华民族及文化的认同。
二、自然风景与生态记忆电影艺术
当今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厌倦和无可忍受之余,人们对于湖光山色、绿树秀林等或优美或壮丽的自然风景心系而向往之,而这也成为各种艺术形式所表达的主要题材,尤其是电影媒介在这方面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仿真的视觉艺术,电影再现或表现自然风景的独特优势自不待言,更主要的是,电影还具有警醒人们生态意识的独特功能。本雅明就认为,电影带来了受众感觉器官的革命:“电影在视觉与听觉双方面帮助我们扩大了对世间事物的注意范围,因而加深了我们的统觉能力”[6]。由此,就可以打开受众无意识的经验世界,尤其是“电影施之于肉体和精神的震惊效果,可以极大程度地激发起人的评判意识。这样,当生态电影施之于人的整个统觉,便可以对观众的生态意识起到极大的警醒作用”[7]。当今的很多生态电影,在展现自然风景、表达生态意识时,突出运用了一种生态记忆的形式,通过激活和开掘人们对于原始的自然风景、故乡的自然风景的追忆和留恋,来弥合内心的生态裂痕。对原始的自然风景的追忆。原始的自然风景,在这里主要是指具有神秘性和未祛魅的,而人们对之充满敬畏和膜拜的种种自然物象,它们与原始记忆即原始经验密切相连。原始经验是深存于人们内心结构的一种原始的集体无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主要内容,突出表现为人类对于自然的膜拜和敬畏。正因如此,当人们对于当今的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不满时,便会激活心理结构中的原始经验,萌生出一种怀恋原始经验的膜拜和敬畏自然的生态情结,重新赋魅自然神性,而这尤为表现在人们对于原始的自然风景的追忆上,通过赋予自然风景以神性,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存在的生态渴望,电影《红河谷》、《德拉姆》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红河谷》中,呈现的自然风景是圣洁的雪域高原,这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侵犯的神秘世界,人们对自然充满无限的尊崇和膜拜。在藏族人心目中,那皑皑雪山是圣山,是不可触犯的神灵,稍有不慎便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影片中,傲慢的英国人罗克曼在雪山中行走时,由于固执不听向导的劝告对天开枪,终于引来雪崩而险些遇难。藏族人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在嘎玛堆巴星升起在雪山顶之前,不能下河洗澡,否则会冒犯神灵,降下灾祸。当汉人雪儿达娃由于无知下河洗澡后,格桑便特意举行仪式祭拜,为她赎罪。也正是因为对自然的敬仰和膜拜,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活的纯真,死的安详,体现出一种人性与自然神性的和谐结合。在纪录电影《德拉姆》中,自然风景是飘渺的雾气和惊涛拍岸的怒江,她们充满神奇的色彩,体现了天地神人一体的生态存在。“德拉姆”的意思是平安女神,电影开头,那飘渺无常的雾气就是平安女神的化身,她庇佑着生活在这一方水土上的朴实的原著民们。电影中的怒江也颇具神性,她时而怒吼、时而温婉,与两岸的人们休戚与共,在哺育人们的同时,也铸就了人们自信祥和的性格和对生活的无限希望。对故乡的自然风景的追忆。故乡总是人们心中回忆起来最温暖的一个场所,是挥之不去的心灵栖息地。故乡孕育了每个人的童年,童年最美好记忆如同精美的相册被定格在温馨的故乡,历久弥新。在童年的故乡记忆中,其实包含着一份无意识的生态情结:“童年时代对特殊地方的依附中包含的生态学———在那些地方尚受保护和‘自然’的时候”[8]。这份生态情结使故乡成为人们值得依恋和能够记忆的宜居家园,尤其是在当前,人们居住于都市,每天不得不痛苦地忍受噪音、废气排放以及雾霾天气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怀念故乡的美好环境:美丽的山,美丽的水。尽管这份美好现在可能已经或正在消失,但是那份储存在童年中的美好记忆,是永远无法湮灭的。而当前的一些生态电影,如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章家瑞的《诺玛的十七岁》等,充分发挥其“物质现实的再现”[9]本性,通过再现故乡美丽的自然生态风景,使人们在重温美好记忆的同时,也激发起了强烈的生态意识。《那山那人那狗》其实是一部关于父子情的邮政题材电影,父子之间原本隔阂的感情,在一趟跋山涉水的邮路中逐渐消除。但影片在表达这种情结的同时,尤为注重展示湘西乡村清新、秀丽、精致的自然风景,影片的主色调是绿色,绿色的田野,绿色的山川,绿色的树木,营造出一种唯美的绿色生态意境。生于斯的山民们也过着一种绿色的、淳朴的神仙般的美好生活,儿子问:“山里人为什么住在山里?”父亲回答:“因为山里人都是神仙”。这种怡然自得的绿色生态生活,对于那些正在城市中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市民而言,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奢望啊!《诺玛的十七岁》讲述云南哈尼族少女诺玛与外来青年阿明懵懂而凄婉的爱情故事,同时展现了雄浑壮观的哈尼梯田自然风景。诺玛对于城里的观光电梯充满向往,饶有意味的是,城里人却一群群地跑到与诺玛水融的故乡,欣赏美丽的哈尼梯田,并纷纷在梯田边拍照留影,以获得一份对于乡村生态文明的认同。而诺玛在完成一个少女成长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于故乡生态文明的自我认同。
三、自然风景与景观消费电影艺术
表演艺术来源于生活生产，并为现实服务。但是当前有部分演员将使艺术和生活、现实相脱离。将表演艺术作为少数艺术精英们的专利，变为高度纯粹性的、与现实生活无大多相关的东西。这种势头是与表演艺术向背离的。本文通过理论联系实践相结合的不同角度对体验生活对演员塑造角色的整体认识和定位，寻找出艺术规律。指出了演好戏是需要结合实际结合生活的，成为一名专业的演员是需要通过系统的培训和自身对角色的切身体验。本文对大量应用资料加以了详细分析，为学术研究的多样性提供自己的思路。
2演员与角色
2.1演员与角色的关系
表演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演员要“化身为角色”,演员作为一个创造者应该起主导作用。必然是以自己的认识水平去分析与认识角色,以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专业技巧去塑造人物,并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把握着创作方向。另一方面,演员要在剧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形象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这个文学形象是剧作家以文字和语言创作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给演员的创作以规范。这就决定了演员既是创造者,但又要受他(她)所创造的角色的文字形象要求制约。既然演员的创造要从自我出发,即根据自身的条件与修养去创造角色,同时又必须创造出一个与自己不相同的人物形象来,因此演员与角色之间不可能不存在矛盾。演员与角色之间的矛盾,虽然与其他艺术创造一样是创作者与其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之间的矛盾,但演员是以自身为创作的材料和工具,所以就有着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演员在其创作的过程中,自我始终存在着两个自我,即第一自我(演员)和第二自我(角色)。演员在创作过程中过着双重生活,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的辩证统一,双重性格的协调和促进,也就是演员所必须解决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只能是演员从自我出发,运用正确的创作方法,最终达到创作出特定的人物形象———角色的要求。由于演员与自我是何等相似,都绝不可能等同于演员本人,需要演员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和体验,抑制演员与角色的相悖之处,在可能的范围里改造自己,以适应角色的要求,在表演时做到“此时,此刻,我就是”,这样一种假定的状态,最终“化身为角色”。
2.2内、外部的关系
我国戏曲艺术家们常说“情动于衷而形于外”,还说“容动而神随,形现而神开”。也就是说,演员在表演创作时,他(她)对于角色的内心生活和思想情感的体验应该是起主导作用的,是基础的,在人物创作工具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外部和体现应该是在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从属的,但又反过来为表现人物的内心生活与思想感情服务。这也就是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在演员创作中,从接触剧本开始一直到人物形象创作的完成,从演员孕育角色到在观众面前表演角色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体验。离开体验,演员的创作是无法进行的,同时也无法寻找到准确的表现形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体验之所以是基础,是由于它赋予了人物以真实的生命。任何一个演员要想在表演中获得准确,鲜明,生动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必须在声音,语言,形体和表情的表现能力上训练有素,使之在表现内心体验时,能够在物质上有所依托,无论是表现细腻入微的情绪变化还是激荡澎湃的巨大激情,都能应付自如。另一方面则要求演员在体验的基础上必须反复的探索,寻找能够表现出其内心体验的外部形式。正如亨利欧文所说:“人们常常认为伟大的演员是依靠一时的灵感的。没有比这种想法更荒谬的了。一个问答演员的惊人之笔,一般是经过仔细的估量,研究和揣摩的。”体验与体现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一个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因此既不能是为体验而体验,也不能脱离了体验的基础去追求表现的形式。
3.模拟、模仿及体验
3.1模拟、模仿
在演员创造过程中,自我与角色首先是对立的,后来才慢慢与角色统一起来,然而,在表演方法上,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流派,一派是重视体验自我与角色之间的不同和对立,另一派是重视两者之间的统一。前一个流派是从角色的外形模仿着手,有三种不同的模仿手法,一般化模仿、刻板化模仿和性格化模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刻板化模仿为“机械的表演”,演员并不是在创造一个有生命力的角色,而是运用许多分门别类的现成方法,机械的拼制成一个角色,他并不是表现角色的情感,而仅是抄袭某一种类的情感,或做作的这种情绪的美化的外壳。这一演技的病根,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扼要的说出来:“我们把机械表演的根源与方法称为‘橡皮印戳’,假使你要再生各种情感,你一定要能够从你自己的经验中把它们引申出来,但因为机械的演员并不体验情感,所以他不能再生出情感的外部成果,他借重自己的面部,手势,声音,姿态,他对观众所呈现的除了感情空洞的死面具之外,别无他物。为着这一点,他弄好了一大批分门别类的道具,通过外表的方法,假装来描绘一切种类的情感。”但是,这种没有生命的空壳是不能感动人的。而性格化模仿又比刻板化模仿更进了一步。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总和的人的本质,在演剧用语上,称之为“性格”。角色的性格是完整的,包括了内心和形体两方面。演员创造的出发点,应该是内心的体验,从内而外。演员的天职就是在舞台上创造角色的性格。性格不能一般化的标志来刻画,只能从性格化本身入手,这才走上了表演艺术创造的道路。各派的表演艺术家都肯定以内心的一面为创造性格的出发点,就拿以注重:“性格是演技的一切基础,在你心中要把握角色的精神,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演化他的一切外形。灵魂创造肉体,而不是肉体创造灵魂。”一般化模仿,刻板化模仿,性格化模仿———这一系列的表演都是从角色的外形模拟入手,在原则上是共通的。
3.2体验
演员主观上的各种条件有所不同,所以体验的方式也各有区别,其中最原始的一种,就是本色体验。演员和角色有互不相同的独立的人格,所以演员体现角色,一定要在演员与角色的性格之间有若干的共通点。假使演员的性格和才能的可塑性比较大,他可能适应各种角色;假使他的性格和才能在某一方面特别发展,他可能适应某一路角色;假使他非常褊狭的,他只能适应某一种角色。是些什么东西把这些演员限制住呢?首先是因为对角色的性格不了解,不熟悉。如哥格兰所说:“他的个性非常顽固的坚持着自己的领域,竟没有解脱的办法”。其次是一个演员的气质也给他相当的限制。如瓦赫坦戈夫所说;“有时候一个演员的豁达端庄的禀赋特别强,往往不能够跟一个坏蛋角色的必要适应相协调。遇到这种情况,他处理角色的形象一定不免会偏颇。再次,演员的容貌,肉体的外形以及骨骼的架子,有时只能演一种类型,或者某种类型,那是因为他有着不能适应另一种角色的阻力的原因”。这种演员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自己的角色的内外特征迁就他自己的。从本色的体验到类型的体验是近了一步。前者是指演员的个性只能体验一种角色,而后者是指他能够体验某一“路”的角色,他的适应力比较宽一点。“类型分配角色制”主要是美国电影的明星制度下的副产物，我们不主张用“类型分配角色制”去造成类型演员,演员本身应不断注重自己内心元素的发掘和培养,并吸收人生所贡献给他的素材,这样,类型的范围才可以一天天扩大。假使一个演员是从自己的内心体验出发去创造一群角色,而这一群角色的每一个都有独立的、活生生的生命,这就是优秀的类型演员。从“类型体验”到“性格体验”又进了一步。这应该算是演员的正路。人———演员,是个高级的有机体,他的行为,思想,情绪都浑然一体的活动在有机体里。人———演员不是无生物,可以施以解体的,人———演员的心灵与形体的活动,情绪与理性的活动并不能分开来孤立的活动,而互不干涉,演员学会了精微的技术,但不是说就能演一切的角色,决定因素还是在于演员的人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警告过演员们:“有些角色你没有适合的感情去提供给他们,这些就是你绝不会演得好的角色。他们应该从你的戏码表上抽出来。在基本上,演员并不以类型为划分。他们的不同点是为他们内心的品质所造成的。”这才是一个演员创造的最大极限。
4.角色的构思
4.1生活体验
对剧本与角色的分析是演员进行人物形象创作的基础。在任何一个优秀剧本中,剧作家笔下那些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一定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角色构思的产生,一方面是以演员在剧本分析中所产生的对角色的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演员生活的体验(包括对自己生活的积累)所获得和占有的生活素材的基础上。正如于是之所说:“‘心象’从哪来?我以为首先是从生活中来”。对于觉得的生活体验包括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与捕捉人物的外部形象两个方面。体验生活就是为了搜集能够产生出具有鲜明的内外部性格特征的角色的“心象”。演员在体验生活时,在重视对角色的内心生活、思想感情进行深入的感受与体验的同时,还须十分重视对角色的外部形象的观察与模拟。这两者间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而绝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在戏剧排演中,有时候往往很难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深入到生活中去,这就要求演员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重视对生活的积累,以便在进行角色的构思时,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储蓄中获得形象所需的素材。生活是进行角色构思的基础,“心象”来源于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排斥演员在角色构思中主观作用的重要性。
4.2演员主观上的作用与局限
首先表现在演员对剧本所反映的生活,特别是角色所反映出来的生活的评价上。任何一个演员在进行角色的构思的时候,总是会把自己对剧本和角色的生活的评价有意无意地参与到自己的构思中去。演员主观上的作用,体现在角色构思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在对原始素材的选择、取舍和安排、强调、渲染上。因为这些东西脱离不了演员的主观态度。演员在角色的创造中,其特点就是必须要粉墨登场,现身说法。演员一定要考虑到自身条件和创作的可能性的局限,尽可能地在充分利用自身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做到扬长避短,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演剧艺术在不断发展,表演艺术也在不断发展。作为一个演员,即使已经在学校里学到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创作方法与专业技能,也只是给自己的事业打下基础。“佛脚易抱,佛门难入”。作为专门研究与表现人的表演艺术,真可以说是一扇很难进入的“佛门”。它永远只对那些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不怕出苦、永不后悔的向这个圣殿攀登的人开放。
4.3体验角色的重要性
演员创造角色,首先要体验角色。要钻到剧本描绘的生活中去,感受规定情境中的节奏气氛,钻进角色的心里去,感受角色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共同呼吸,取得对角色的最直接的感性认识。有了这个体验,演员表演才有根据。体验角色,首先要挖掘角色在规定情境中的思想感情,掌握角色的内心活动,使角色的一言一行都有丰富的内心活动做支柱。对角色的内心活动挖掘得越深越细,演员表演的内容就越丰富,路子就越开阔,也就越容易找到外部动作。为什么呢?因为思想感情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外界的刺激必然引起人物思想感情的反应。比如,这个人好不好?是爱他还是恨他?有了思想感情上的反应,就会产生愿望。比如,是接近他,还是疏远他,有了愿望就会引起行动。人的性格,是通过对待具体事物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的。当然,还要加上这种思想感情的特殊形式。如果没有把握规定情境中人物的思想感情,那演员的表演必然是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演员在体验角色时,还要启发演员注意掌握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把握人物性格的独特的内核。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一般化、表面化,塑造出个性化、典型化的人物来。有些人物的特征是很鲜明的,比如孔明的沉稳多谋,张飞的勇猛粗鲁,鲁肃的憨厚诚实,周瑜的精明多疑,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有些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却不那么鲜明,需要演员剥丝抽茧的工作,从繁杂的现象中找出本质的东西。把人物思想性格特征形象化,是使演员容易掌握并使人物形象鲜明的重要手段。生活中我们常常把某些思想性格特殊的人比喻为“带刺的玫瑰”、“出淤泥而不染”、“墙头草”、“变色龙”等等。
在演员苦于把握不住人物思想性格特征的时候,若能用这些形象的比喻启发自己,三言两语就能使一个人的思想特征十分鲜明,使演员的思路豁然开朗,一下子抓住角色的形象。人物的性格是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决定了人的性格不可能是单一的,有独特的、基本的一面,也会有另外一些侧面。因此,演员把握角色的性格时,必须要注意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好人不可能一切都好,坏人也不可能一切都坏。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容易把人物概念化。有些戏之所以把人物概念化了,英雄人物时时处处都是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仿佛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这就是从政治概念出发,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当然,性格的多面性不是好人身上一定要有缺点,坏人身上一定要有优点,而是要从不同的侧面去把握人物性格。演员创造角色不像文学、音乐、绘画、雕塑那样可以凭借其他物质材料,演员创造的材料就是他自己,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形体。演员既是角色的创造者,又是创造角色所运用的材料,还是创造出来的成品———角色,三者合于一身。因此,演员只有依靠自己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去进行创造,从自己的认识和体验出发,设身处地地去体会、感觉角色的思想感情。李渔在谈到扮演人物时指出:要“设身处地,酷肖神情”;“令于演剧之际,只作家内想,勿作场上观;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这就是演员从自我出发,深入的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切身体会。
[摘要]：2007－2008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文艺栏目和纪录片的思考也日趋深入。
Abstract:Thekeytopicsaboutthemoviestudiesin2007-2008aremainlyfocusedonexploringandreflect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ovieinthepast30years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waslaunchedin1978.Therefinementofmovieindustrysystemandreformoftheaterchainmanagementarealsowidelydiscussed.Thestudiesoftelevisionartaremainlyfocusedontheproductionsoftelevisiondrama,andtheresearchmakesprogressinthefiledoftelevisionartcolumnsanddocumentary.
Keywords:China;Movie;TelevisionArt;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在纪录片创作的各种元素中，真实性无疑是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涛、张德宏的《虚拟真实•主观真实•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贴——“真实再现”的创作原则》（《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别从本体论、美学、文本研究等方面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作了全面多维的观照。此外，张梓轩的《断裂与传承：中国纪录片娱乐化倾向溯源》（《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罗以澄、张昌旭的《数字纪录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声音的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则从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视角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美术电影艺术联系
一、美术与电影的艺术渊源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绘画一直被认为电影艺术的母体艺术，是不同时代和流派的美术作品为电影的视觉造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养分。彼得·格林纳威曾说:“我从来都深信，几个世纪以，无数在电影家之前的画家们对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提出并解决了，大批载着问题与答案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我们集体的记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切关心画面，渴望制作画面的人都应回过头来挖掘这座不断更新的巨大宝库。”一部电影的视觉风格由构图、色彩、光影、运动等元素构成。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视觉结构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创造出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影像画面，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觉风格。
早在1829年，比利时著名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多发现：当一个物体在人的眼前消失后，该物体的形象还会在人的视网膜上滞留一段时间，这一发现，被称之为“视象暂留原理”。普拉多根据此原理于1832年发明了“诡盘”。“诡盘”能使被描画在锯齿形的硬纸盘上的画片因运动而活动起来，而且能使视觉上产生的活动画面分解为各种不同的形象。“诡盘”的出现，标志着电影的发明进入到了科学实验阶段。1834年，美国人霍尔纳的“活动视盘”试验成功；1853年，奥地利的冯乌却梯奥斯将军在上述的发明基础上，运用幻灯，放映了原始的动画片。摄影技术的改进，是电影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认为摄影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的发明提供了必备条件。早在1826年，法国的W尼埃普斯成功地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窗外的景”，曝光时间8小时。而在初期的银板照相出现以后，一张照片缩短至30分钟左右，由于感光材料的不断更新使用，摄影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1840年拍摄一张照片仅需20分钟，1851年，湿性珂珞酊底版制成后，摄影速度就缩短到了1秒，这时候“运动照片”的拍摄已经在克劳黛特、杜波斯克等人的实验拍摄中获得成功。1872年至1878年，美国旧金山的摄影师爱德华慕布里奇用24架照相机拍摄飞腾的奔马的分解动作组照，经过长达六年多的无数次拍摄实验终于成功，接着他又在幻灯上放映成功。即在银幕上看到了骏马的奔跑，受此启发，1882年，法国生理学家马莱改进了连续摄影方法，试制成功了“摄影枪”，并在另一位发明家强森制造的“转动摄影器”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活动底片连续摄影机”，1888年，他把利用软盘胶片拍下的活动照片献给了法国科学院。可以说电影的产生是绘画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光学技术、摄影艺术共同结合而生发的产物。
因此，电影在视觉造型、色彩、光影上吸收、融合绘画艺术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在中外电影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变化，电影表现语言也日益丰富。世界上一些有着美术经历的电影大师更是恰到好处地将自己的美术修养和技巧体现在自己的创作里。例如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早年学画，深受日本传统美术影响。他的影片的视觉风格洗练，纯净而古朴。黑泽明为了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他的许多影片都是先画好镜头画面。仅《乱》和《影子武士》就分别画了好几百张，充分体现了他深厚的美术素养。在实际拍片时，他甚至要求演员按照构图中指定的位置来表演，不能因偏离造成构图中的不均衡。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指出:“……黑泽明的作品同日本古代美术的传统深深地连接着。”被誉为前苏联最后一位天才导演的格拉杰诺夫同时也是画家，他的影像结构奇特而均衡，色彩含蓄、明净，艳丽而和谐。由于画面中没有大的透视与景深，所有的事物都仿佛呈现在一个平面上，如同一幅幅中世纪的壁画。格拉杰诺夫把自己对绘画、宗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融汇成诗化的电影语言。其影片的视觉风格独树一帜，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法国电影大师布莱松在做导演之前是画家，有着相当高的美术造诣，因而他的影片中显露出法国悠久、独特的美术传统造型韵味。
与以上几位电影大师相似，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早年受过完整的美术教育，对美术理论和实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精通艺术史，17岁时就开始举办绘画展览，曾一度为自己是做画家还是做导演犹豫不决，后来却成了“电影圈里的画家”。格林纳威对西方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绘画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力，并且一直从事绘画创作，因此他在导戏时美术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他，他的许多影片中常出现艺术大师绘画的影子。
二、电影本质属性对美术手法在作品中展现的要求
在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它的美术属性的体现被看作使整个影片水平的重要标志，每一部电影都有专门的美术师在掌控作品光影、色彩、造型等元素。美术师在拿到剧本进入构思阶段，在把握主题意念的基础上，确定基本情调的基础上，要探讨影视作品的总体造型结构并形成造型基木框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在于要对不同主题、不同结构影视作品的设计要采用不同光影、色彩、造型形式，要“量体裁衣”，找到恰当的、独特的造型结构和形式及落实构思的途径。
首先，电影美术属于时空艺术，是视听综合的艺术，对于电影美术来讲更突出了综合性、兼容性的特点。银幕造型形象的时间因素和运动因素、色彩因素是构成电影艺术性的重要元素。蒙太奇、长镜头、表演手段、美工手段、造型手段等，摄像、表演、光影、色彩、字幕、布景美工、道具、化装、声音等表现手段最后融汇在流动的画面与伴音中，电影造型形象成为一种在时空流动过程中展现的空间造型，具有四维空间造型的特点。这就要求电影美术师在场景设计上要树立运动观念，并且，要使立体空间环境符合剧情要求，符合摄像机镜头特性，符合镜头角度和运动变化。
其次，电影美术设计的创作方式以剧木为造型构思的基础，各种造型手段的设计均要以剧本为依据。一部电影在剧作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关系、场景设置等方面会有许多差别，而且都会涉及和影响到电影美术设计的构思和处理方法。电影除了文学剧本之外，还有一个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导演对未来影片主题意念的把握和总体构思与意图明确化、具体化。
第三，电视和电影美术所创造的银幕和荧屏的造型形象和画面效果都要求达到视觉的逼真性。电影的荧屏形象的逼真性，是由电影特殊的传播方式，摄录手段造成的，所以电影美术已经不仅仅是平面的绘画，而是受着传播、制作方式制约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数字传播手段，先进的摄像机械、录音设备及编辑电子化系统、激光视盘等的采用使荧屏的仿真度、清晰度越来越高。
对于同为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形式的电视剧来说，电影在美术制作、表现、传播等方面存在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物质材料、制作方式、传播途径及审美方式等方面，因此，必然会影响到电影美术和电视美术创作的不同。
首先，电视剧与电影在美术形式上存在制作方式上的差异。制作方式的差异首先是媒介材料，摄录工具的不同。电影的媒介材料是胶片，而电视的媒介材料和传播工具是摄像机和磁带。电影的样片是要经过洗印才能看到结果，如要重拍技术要求很复杂。但电影的银幕放映效果、清晰度要大大优于电视剧。而电视剧的制作方便快捷，在摄录现场通过监视器就可以直接看到拍摄效果。
其次，电视剧和电影的观赏条件和方式不同。电视剧是通过电视机的传播传达给观众，是一种家庭化，公开式的艺术欣赏和娱乐方式。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是随意的，无任何限制的，可以走动着看、交谈、躺卧着看，也可以边喝茶边饮酒看……观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情随意看。专门看电影，随便看电视”一点不错，看电影观众去电影院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艺术欣赏活动，是一种公众性的社会活动。看电影和去剧院听歌剧、看话剧、芭蕾舞，到音乐厅听音乐或到美术馆看展览等艺术活动是人的一种审美心理体验。因此电影制作者、消费者对作品造型、画面、色彩的艺术性的要求较高，甚至将作品的美术属性提高到电影灵魂的高度。
三、美术在电影艺术中的主要形式
绘画艺术的基本元素主要是线条、结构和色彩，这些反映在电影艺术中就是造型、色彩、光影等因素，这些也正是电影美术属性表现的主要形式。
（一）造型。总体造型观念是现代影视造型观念的重要特征。电影美术师的造型观念尤为重要，这是影视艺术发展的必然性。虽说电影视觉和听觉的综合性艺术，但视觉更为重要，因为电影是需要观众看的。在电影的创作中，美术师要与导演、摄影师等主创人员在创作上取得统一意见和认识上的一致性，这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意图的统一，往往是以导演意图为主的统一，这是为使影片形成完整而有特色作品的必由之路。美术师在分析剧本确定造型观念进行设计之初要先做一次导演探索，然后再进行设计。美术师只有从导演的角度审视全部作品，从全局出发，考虑演员的空间调度，摄影机伴随的工作空间，最后落实在有机的造型处理才是正确的创作之路。有经验的美术师都是从抓剧本的主题思想入手，集中形成自己创作的构思，为体现中心意念进行造型设计。前辈电影美术师韩尚义谈到:“许多优秀的布景设计，是作者从剧木主题思想中引出自己有关的生活积累和全部智慧，通过集中提练、劳心焦思、多方探索，最后以鲜明、生动、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表现在银幕上。”
（二）色彩。色彩在任何艺术中都非常具有表现力，电影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色彩是表达浓烈感情最有效的无声语言。色彩的基调、变化往往是剧情、感情产生张力的有效手段，同时它对于作品的背景，制作人的审美特点、表现习惯有着深层次的反映。我国被称为“第五代”的大腕导演们对于色彩的应用是相对比较成功的。《红高粱》的色彩以红为基调，将黄褐色的土地、绿油油的高粱和大红、雪白的衣裤放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原色对比，粗犷而强烈，很有视觉冲击力和中国西部农村景色美感，奏出了灿烂热烈、生机勃然的红色交响，红高粱，十八里红，颠轿中的红轿子，最后是天、地、人全部沐浴在血与太阳的色彩空间中，创造了符合影片生命主题的粗犷、浓郁、骚动不安的生存环境，贯穿于其中的红色基调体现出影片“豁豁亮亮，张张扬扬”的气质和自由奔放如烈马奔腾的情绪。电影画面色彩表现力和叙事性也经常体现在服装和道具等方面，如《花样年华》是运用服装颜色来表达女主人公丰富多彩内心世界的一个样板，《雷雨》中繁漪服装紫色的越来越深正与她心灵中越来越多的绝望相吻合，《我的父亲母亲》中青瓷碗的清丽无华则是纯朴爱情的一个象征，它很好地参与到了影片的叙事过程—特别是人物情感发展过程中去。正如巴拉兹所说，映现于电影画面上的各种色彩，不仅是再现性的，还必须是具有艺术表现性的。
（三）光影。与电影画面明暗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光影效果。在著名与电影画面明暗、光影密切相关的是色彩。以彩来说，各种色彩的恰当运用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电影经常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为了特定的表达需要，张艺谋则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不管在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在月下还是灯前，不管在室内还是野外，物质世界的明暗总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四围山色中，一鞭斜阳里”，“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因此，电影画面所具有的明暗，既有它的自然属性，又有它的特殊功能。陈凯歌在《黄土地》叙事中为了让观众很好地感受到顾青与翠巧的话别具有“说者有心听者无意”的效果，就让有心的说者翠巧坐在明亮的窑洞门口，而让无意的听者顾青站在黑暗的窑洞里。对于任何艺术创作来说，除了选择的因素之外，还有安排的可能，电影画面的明暗效果，也可以被做出很好的安排来帮助影片进行叙事。王家卫《花样年华》的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既符合故事发生的时代氛围和生活真实，也切合那些场景和那份心情。
发展到今天的电影，早已不再像从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附属品，它借助先进的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已经开辟除了属于自己的甚至令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更加绚烂的天地，但电影总归是在上诉艺术形式发展成熟以后产物，也还是各种以上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特殊表现形式的综合，美术依然是电影构架的基本元素，因此，电影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对美术的重视、关注以及美术艺术的发展基础上。
参考文献：
[1]王瑞君.《电影电视剧中的美术造型观念》.[M].剧作家.2006第一期，
[2][日]佐藤忠男，《黑洋明的世界》[M]，李克世、崇莲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版
[3]桂小虎，《美术传统与电影的视觉风格研究》[J]，当代电影，2005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