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3 09: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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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论文3900字(一)：数字创意产业财政金融体制创新研究论文
摘要：数字创意产业属于一种高风险和高回报并存的新兴产业，是一种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资本上对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很是依赖，并需要在投融资市场的帮助下加快自身的发展进程。文章在分析了历年来数字创意产业的数据基础上，发现了我国财政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大，在参考之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提出相关的改善措施，以帮助我国数字创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数字创意；财政金融体制；创新研究
引言
从2019年查询到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8.54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61.2%。其中，我国手机网民规模高达8.47亿，手机已经成为人们上网的常用工具。人群的基数造就了一个数字产业巨大的市场，为数字游戏、数字电影等数字产品带来了大规模的潜在消费者。从近年来数字创意产品的增长趋势中也可以看出，数字创意产业在大环境各个产业都放缓增长的同时，以每年增速20%的速度，爆发式逆势增长，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又一个重要的驱动产业。
一、数字创意产业的含义和类别
1、数字创意产业的含义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数字创意产业”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这个概念在2007年就已经在学术界出现了。陈刚、宋玉玉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为基础，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创造价值，帮助人们生活和生产领域的结合，以推动数字产业的发展。臧志彭和陈洪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一种技术和生活互相结合的新型产业，是一种围绕着创意和依靠数字技术才可以实现的新形文化形态。王博等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一种建立在创意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化的互联网传媒科技，来进行文化传播的新形产业。本文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建立在互联网科技、数字技术和传媒技术的基础之上，把创意当作产业核心思想，以电影和游戏等作品形式当为载体，提供娱乐产品的新型文化产业。
2、数字创意产业的类别
根据数字创业产业的含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包括了影视产业、音乐产业等，这些产业的共同点是，在互联网技术存在之前就产生了。在科技发展后，这些产业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向数字化转型，之后就出现了数字电影和数字音乐等新形式的出现。新兴产业包括了文学小说产业、游戏产业、虚拟现实产业等，这些主要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产业形态。新兴产业在产品的体验上，更加吸引消费者，可以说，新兴产业代表了数字创意产业的最新技术和未来发展的方向。[1]
二、财政金融体制创新的原因
1、数字创意产业处于发展初期
通过大量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在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的产业，对于国家的财政政策很是依赖，需要在税收及融资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来帮助企业增加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处于这个阶段的产业，企业的抗击风险的能力较差，产品的技术不完善，产品的推广已经花费了企业大量的宣传费用，而国内的消费者群体，主要来源于支持国产技术的消费者。这对于高投入、高风险的数字创意产业的企业来讲，急需政府的财政支持，帮助企业的初期发展。[2]
2、数字创意产业的资本要求
数字创意产业有以下几个特征：高投资、高风险、高科技、重知识产权、高回报等特征，是文化产业中最具风险的行业之一。数字创意产业的这个特征，造成了它发展需要的初期资本投入较大，风险也大，如果政府没有相应的政策对其进行担保和支撑，就会造成民间资本不敢投入到这个行业。除此之外，数字创意企业生产的核心在于创新，但是创新有时候并不能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这就让文化创意的企业面临着高投入、高风险的境地。所以，数字文化产业的资本风险率过高，预期回报率不明确，这就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意对文化创意行业的企业投资。[3]
三、我国数字创意产业财政金融体制的现存问题
现在中国在财政方面，对于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资金，主要有两个类型，分别是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文化产业的专项资金是指，从2009年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相关文件以来，国家成立了帮助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专项资金，会对影视制作、文化创意和出版发行这些领域的发展，进行更加针对性的帮助。同时设立项目补助、绩效奖励、贷款贴息等相关项目，促进帮助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改善产业的资源分配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意思是，财政部会通过出资的方式来代表国家向文化企业购买其股份，主要是通过费用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两种方式，来促进文化、科技和数字的创新。另外，在财政扶持的方面，在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九个部门，一起了一个《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提出了针对文化市场的信贷、保险、融资、评估、检测等方面的有关政策。在2014年，财政部、文化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一起颁布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的文件，提出了要开始重视创新文化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自身条件过关的文化企业，通过股票和债券的融资形式，去吸引社会上闲余资金的投资。虽然随着国家有关政策的相继出台，财政和金融市场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重视不断的提升，但是还是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出台的有关政策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促进不足
我国的数字创意产业还处在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往往比较大，但是因为现在我国对于数字创意产业投入的财政资金较少，投入的资金数量完全不能满足数字创意产业对于资金的发展需要。而且当下有关的金融政策对于文化产业的融资限制比较多，文化投资的资金数量没有办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资本市场没有在这里完全发挥自身的作用。现在我国的金融创业板市场，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比较频繁，但是数字创意企业在其中的占比却很小。在银行贷款的总体资金里，因为数字创意企业的资产是一种无形化的，这就没办法给银行提供大额贷款所需要的有关担保，这让大量的数字创意企业没办法获得银行的贷款。而在银行的风险投资中，因为数字创意的投资项目，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银行通常会对这种投资项目采取一种保守的投资态度。这就造成了大部分的数字创意企业保持着一个低资本经营的生存状态，很难实现规模经济，從而开发不出来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
2、对于数字创意产业支持的失衡
现在的有关政策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扶持有着明显的失衡问题存在。一方面是财政政策对于创意人才的培养，知识产权的保护，公共信息的平台建设，对于文化产业跨国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财政政策的偏向不平衡，比如在不同的地区，投入的结构失衡，财政政策的自身内容不合理，对于投入太过看重，而忽视了考核的重要性。在数字创意产业的内部，金融资金的支持上也存在着不平衡。政策主要偏向一些已经成长起来的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大企业，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比较排斥。在企业的所有制上，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明显不足。而在制度上，对于兼并重组的数字创意企业重视不足。
3、有关政策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帮助机制不完善
现在我国财政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技术平台、信息平台等基础建设的政策支持明显不足，这就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相关机制不够完善，这样不利于产业资产的增值，也不利于文化资源的培养发展。除此之外，没有帮助数字创意企业筹集资金和上市的服务的平台和咨询机构，但是数字创意创作团队大多是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主的创业组织，因为现在缺少了解金融和数字创意的复合技术人才，造成了企业在争取投资和运营上市等方面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处境，难以通过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来解决企业需要资金的问题。
四、对于财政方面相关的策略建议
1、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
让市场在资源的分配里起到一个基础的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积极作用，促进数字创意产业的资本进入，调整资本的结构，把政策完善成相关体制和法律。例如英国，对于电影和动漫，这类数字创意产品就是实行的零增值税，来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而法国在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对数字创意类的产品实行财政的补助，但是同时限制了外来的数字创意产品。
2、改善相关投资体系
资本是一个国家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动力之一。所以要不断的完善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引导资本市场的资金向数字创意的相关企业流动，来促进数字创意行业的发展进程。第一个方面要通过政府或者行业协会的推动，来創建数字创意产业资金的担保体制，为数字创意的相关企业提供信用的担保，来减少对产业的相关资金风险，让企业可以顺利的获取贷款和投资。第二个方面是加强相关的指导咨询服务，增加数字创意企业的资本运作水平。促进企业把上市作为自身努力的方向，改善企业自身的资产结构和经营机制，规范企业的组织架构，促进企业引入投资来帮助企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个方面是，增加无形资本在数字创意产业里的融资能力。数字创意产业属于一种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企业的人才和技术这些无形的资产在企业的资本中比例中很高，应该用合理的方式去核算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加企业的总价值，来达到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的目的。
结语
总而言之，完善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对于促进我国的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引导资本市场偏向数字创意产业，完善资本市场秩序和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担保制度，加强平台建设，不断探索改善相关政策的方法内容，全面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在我国的发展进程，让数字创意产业在我国尽早的成熟起来。
财政金融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关于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析论文
摘要：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中一直以政府财政拨款作为资金支撑，但是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下，对农业建设的投入的资金较少，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影响。本文主要针对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析和探究，希望给予我国相关部门以些许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财政金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措施；分析
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支柱型产业，但是当前，在我国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农产业与工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对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热情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一定制约。在此背景下，想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进行，需要以财政金融作为支撑，通过提升资金扶持力度，推动农业的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意义
（一）缓解环境压力
我国农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受到粗放式经济模式的影响，对生态环境保护没有给予重视，农业生产大量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农药以及化肥，对附近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推动结构性改革可以促使农业趋于绿化型和生态型方向发展，缓解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矛盾，对促进二者的协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优化产品质量
当前，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获得显著改善，对农产品质量也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吃的好，还要吃的健康。推动结构性改革可以转变农户固化的生产理念，更加重视农产品质量和当前市场的需求，进而为我国社会提供更加健康的农产品。
（三）降低生产成本
当前，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转型，在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者以及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主体中，其普遍存在生产成本高的问题，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深化结构性改革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举措。
二、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优化途径分析
（一）整合金融机构职能
在开展结构性改革中，农村金融机构承担着重要职能和关键任务，想要发挥其职能，需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整合和优化，改变以往的职能缺位问题。首先，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扶持，规范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发挥各大银行的核心力量；其次，鼓励国有大型银行的经营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便捷、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最后，建立农村区域金融组织，与国有银行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鼓励更加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二）改善农村金融环境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金融环境改善与优化属于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尤其对于结构性改革而言，更是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因此，当地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金融环境。首先，优化征信管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全面建立征信体系，完善相关业务、建立农户信用数据库，为征信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其次，政府、企业以及银行要构建合作关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平台，政府要起到牵头以及引导作用，与企业和银行机构进行有效对话，根据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提供金融服务；最后，利用重大节日、农村赶集等途径，普及以及宣传金融知识，尤其对于金融犯罪要重点宣传，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突出金融犯罪的危害性以及严重性，为了帮助农村居民更好的接受知识，还可以利用土话歌谣或者趣味手册的方式进行宣传，促使其加深理解和记忆。
（三）建立完善保险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保险行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是在众多保险企业中，尚未有一家专业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险服务的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和阻碍，因此，国家要鼓励保险企业推出各种农业保险服务，并且从国家层面建立保险企业，落实和贯彻国家出台的各项保护政策。首先，通过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服务，可以帮助农户分摊经营风险，例转移农业生产所承担的市场风险和灾害风险，并且通过自愿自主的形式参保；其次，保险企业要积极落实和相應国家相关政策，并且结合当地农村实际情况，推出各种形式的保险产品，加大在农民群体的宣传教育力度，让更多的农户认识到农业保险的作用和价值；最后，鼓励各种证券公司、信托租赁以及保险企业向农村转移，与农村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多元化的保险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资金与活力。
（四）财政支持创新模式
财政支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抓手和重要驱动力，但是以往的财政支持模式较为固化陈旧，当地政府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引入财政支持创新模式。首先，制定普惠金融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和价值，政策要向农业主体倾斜，提升财政资金的应用效率，强化信贷产出和投入效率；其次，对于部分贷款以适当给予政策贴息，并且鼓励大型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住房财产权和土地经营权抵押朱红，扩大农村贷款抵押物范围；最后，对于偏远山区要极大贷款服务力度，并且开展各种保险工作，为当地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转变农户对保险的错误认识。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财政金融行业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财政金融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风险，影响其发展水平和效果，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财政金融运行规划不完善，尚存较大的完善余地
财政金融领域的顺利运行需要较为切实的运行规划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然而，很多地方的财政金融运行规划仍然存在许多不利之处，影响了财政金融的发展步伐，无法与社会经济发展潮流接轨。比如，不同领域的财政金融规划在内容上雷同之处较多，没有体现出特色优势，显得软弱无力。这样，财政金融部门的职能没有彻底全面的发挥出来，使自身的运营规划缺乏可操作性，影响规划目标的实现。
(二)财政支付转移制度存在纰漏，调整力度仍然不大
在当前形势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借助全面科学的财政支付转移机制才能提供应有的保障。然而，很多财政支付转移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切实际的名目，而财政部门不愿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彻查这些不当名目。最终，金融部门都会按照相应的名目进行资金移转，往往会引出很多违法犯罪行为，使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严重受阻。
(三)财政金融与公共服务失衡，不利于自身发展效果
财政金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关键性地位，但是，其发展也不能与社会其他领域互相孤立，否则各个领域或行业发展会处于失衡状态。当今，我国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领域的资金投放力度仍然不是很大，重视程度有所提高，需要的资金到位率也不是很明显。因此，政府的对外形象受损，公共服务能力也备受质疑。
(四)地方保护主义仍然盛行，地域之间缺乏互惠
财政金融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不言自明的作用。然而，财政金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样，很多地域间的财政金融协调发展互惠行为少之又少。最终，不仅耽误了新气息进入地域财政金融领域，而且使当地的财政金融的发展眼光越来越狭隘，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对我国整体财政金融发展水平造成较大的冲击。
二、化解财政金融潜在风险的原则及理念
良好的财政金融环境是财政金融行业实现长远健康发展的潜在竞争力。因此，风险化解工作需要及时展开，否则会贻误财政金融的发展时机。当然，我们在化解潜在风险之前，不能怀揣盲目心理，而是要结合财政金融发展现状，捋顺一些科学先进的原则或理念，更好的指导风险化解工作。
(一)科学确立指导思想
财政金融的发展是社会普遍关注分问题，因此，其在化解潜在风险的过程中，要时刻牢记运用科学的指导思想提供智力支撑。这就要求，财政金融发展要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先进思想理论紧密联系起来，用这些科学理论指导财政金融的运转实践，使财政金融具备科学的指导，打造属于自己的竞争力。
(二)客观制定预期目标
财政金融的发展不能埋头苦干，而是要设定一个预期目标，并在完成这一个目标后，完成下一项目标，确保目标方面的“各个击破”。因此，化解财政金融的潜在风险，不应过多的喊口号，而是更多的看实际，否则，财政金融的运行环境会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些目标的制定要科学客观，不能与财政金融发展现状严重脱轨，而是要在综合考虑社会发展背景、经济形势、自身成果等因素的基础上来实现科学制定。
(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化解各种潜在风险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因此，财政金融工作必须打破陈规，重新审视地域发展实际，在对客观状况全面了解和掌握的状态下，把握住时展的脉搏，积极推行与时俱进的精神，在风险化解过程中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踏踏实实做好创新工作，以便在财政金融建设中做好文章。最终，在财政金融领域实现有效疏导、顺畅管理、稳步运营，为促进自身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化解财政金融行业潜在风险的有效策略
面对财政金融行业存在的潜在风险，我们必须及时进行理性分析，并落实好应当遵循的严重或理念，使风险化解工作更加顺利的开展，并确保化解效果，使财政金融行业实现稳定长远的发展。
(一)完善财政金融运行规划，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实现
财政金融的大力发展，需要财政金融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就要注意潜在风险的存在及存在形式。这样，很多不利之处在日常工作中就会得到非常明显的体现。比如，很多领域的财政金融规划未能在内容上彰显属于自己的特色，反而处于普普通通的状态，这就要求财政金融部门做好宣传工作，做好思想工作，从而保障财政金融的各种风险被及时察觉发现，并保证被瓦解在最为基本的环节，使规划内容更加科学根据可行而又步伐特色。
(二)构建科学的财政支付转移机制，增幅调整力度
财政金融为社会各个领域都提供着非常有力的保障。因此，财政金融领域要及时建立起一系列科学可行的财政支付转移机制，并在财政与金融领域实现协同操作，使操作流程更加方便快捷。当然，针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支付名目，财政部门要及时进行调查，使支付信息更加客观真实，确保资金不被人为的浪费或贪占；同时，金融系统如果针对不当名目发现一些问题，也要及时与财政部门进行沟通，与财政部门共同杜绝不法行为的出现。
(三)财政金融与公共服务互相借力，确保自身发展效果
财政金融部门也要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样，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才能日益牢固。因此，财政金融领域要与政府实现意见观念的交换，通过政府行为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的能够及时到位。这样，财政金融行业的地位得到有效巩固，其社会责任也实现及时承担，当地政府的公共形象也会得到认同和巩固，从而有效消除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能力的质疑。
(四)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增强地域之间的互惠意识
首先，地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财政金融工作。因此，财政金融行业的发展要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增强与周边地域财政金融领域的协作意识。这样，很多崭新的工作信息、科学的工作观念、合理的工作模式都会得到借鉴和发扬。这样，在互惠意识上得到提升，就为互惠行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地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金融部门要切实拿出互惠行为，要以协作意识为指导，积极的放宽眼光，打破狭隘的思想意识，与周边地域实现财政金融领域的协作与互惠，从而将互惠口号真正落实在实际行动中。最终，地域经济中的财政金融行业会实现飞跃发展。
四、结束语
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财政支农资金不足
近年来，我国对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新农村建设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就目前来看，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相对不足，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投资比例较小，且多偏向于非农产业，不利于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金融机构减少
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商业性金融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趋势比较明显，进而造成了农业和农户贷款的金融机构不断减少，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金融支持。金融机构在为农业提供金融服务时面对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一旦金融机构的资金得不到信誉保障，必然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对外业务，势必会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民素质有待提高
在我国农村地区，农民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首先，他们道德素质不高。其次，他们的文化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主要集中在小学、初中、高中不等，对新农村建设缺乏必要的认识，他们对农业的种植已经养成了他们自己的经验，对一些新技术、新科技持有抵触心理，进而影响到了农民的增收。另外，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比较闲散，社会公德心、集体荣誉感逐渐淡化，一些封建迷信等不良习俗逐渐兴起，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二、新农村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的完善
（一）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产品
在构建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民以食为天，发展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为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产品有着重要意义。为了满足当代农民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深刻认识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形势，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产品。例如发展农业金融保险，为农民的农业进行保险，并实行保费补贴，从而有效地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
（二）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就目前发现形势来看，我国商业金融机构从农村退出的迹象比较明显，金融机构的退出就会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资金保障。为此，健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非常必要。首先，我国政府要加大财政金融支持，颁布一些政策性的措施，降低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准入门槛，进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其次，大力发展新型的金融服务机构、信贷机构等，为农村经济的贷款提供多方面保障。另外，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法律法规，保障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健康发展。
（三）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制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想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为广大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提高农民的金融知识。首先，金融机构要加强风险管理，对农村金融服务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预防，从而保障农村金融服务的健康发展。其次，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信息网络，建立专门的网络系统，为农民群众提供各项金融服务。同时，在信息网络中，将当前新近的农业技术、金融相关知识进行传播，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四）重视农民队伍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面临着信誉风险问题大部分原因来自于农民素质的偏低。为此，在构建新农村中，我国政府要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设立专业的院校，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其次，政府要采取一些政策性措施来鼓励人们到新农村建设中去，不断壮大新农村建设队伍，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新农村建设。
三．结语
解决了历时已久的误会和误解
长期以来，国际上存有在两大国民核算体系，一个是物质生产的MPS，一个是包括服务生产的SNA.我国长期推行物质生产的MPS体系，这是与经济理论相适应的。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包括所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定物质生产才是马克思的生产观点，对于服务生产持否定态度，并多方面给以责难和批判。以此为依据，又进一步认定国民核算制度MPS，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SNA则是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作指导，建立在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显然，这对于我国国民核算制度的改革，由MPS转向SNA，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几经寒暑，由于领导者的胆略和勇气，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报请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革方案，但依然受到理论界一些专家学者的责难和批评。
十年过去，经过各方研究和探讨，理论问题逐步获得了解决，释除了历时已久的误会和误解，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服务生产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克服了过去唯物质生产才是生产的偏颇。认识到社会服务也是生产活动，都要投入劳动，产出成果，只是产出成果的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一为物质形态，一为服务形态，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供人们生产生活直接间接所享用。为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当然在认识的深度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
（二）逐步认识对两大核算体系理论基础存在的误解。过去认定MPS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而SNA则建立在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的基础上，显然是不符实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的核心在于掩盖剥削，与生产劳动的范围毫不相关，或完全两码事。不能讲物质生产没有剥削，而包括服务在内的生产就形成剥削，并且认定MPS以马克思劳动价值为指导，而SNA建立在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基础上。两种生产与剥削不剥削毫不相关，文不对题。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入、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当然，对整个SNA的理论基础认识，也要作相应的改变和调整。
问题在过去，长期否定服务劳动的生产性，而现在依然还有一些学者，对服务的生产性存在保留看法，有的甚至原封不动地持否定意见。根据笔者了解，主要原因在于：习惯于从微观着眼，从企业看问题。而真的要确认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贵在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
确认第三产业，贵在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结成网络般的经济联系。从微观，从宏观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到显著不同的结论。例如，我国有些后进地区的农业生产，牛耕人作，从微观、从农民看，并不消耗电力，但从宏观、从社会看问题，农业要化肥、要农药、要农具、简单农具也需要钢铁。化肥、农药和钢铁生产，都需要电力，而且有无数层次的耗电，直接耗电、间接耗电，而间接之中还有间接，实际上与所有的产业部门都会发生联系。列昂节夫提出的投入产出法，通过矩阵代数求逆，根据所有部门的直接间接消耗，算出了完全消耗系数，极具理论与实用价值。这种宏观思想由来已久，早就寓于经济学的诸理论之中。
就产业而论，最难使人理解，或最遭人们怀疑其生产性的要算公检法和党政军了。笔者一度也持否定意见。如果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称法制经济，只有法制健全、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运行。仅仅从微观、企业看问题，讲不清楚道理，从社会、宏观看问题，就很容易理解。公检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环节，缺了它，市场经济、社会大生产就不能很好地运行。党政军特别是军队，军事活动常常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战争意味着消耗，战争规模愈大，人力物力消耗愈多。怎么可以把军事活动也列入生产呢！笔者过去也不理解，如果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各种生产都需要有一定的安定环境，国防治安对安全生产是不能缺少的，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安定环境，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缺乏安全保证就好像从企业看，缺材料、缺设备就不能正常地进行生产，所有人们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就不能正常地运行。
当然，有的学者提出，重要性并不等于生产性。对于众多的服务承认它重要，特别是党政军服务，它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一定要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对此，下面将作进一步的说明。
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可以对各种服务活动的生产性取得理解。但其中有一种服务，尽管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仍无法获得生产性的结论，那就是科学技术了。因为所有服务，包括公检法、党政军在内，都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这样那样的服务，人们可以直接享用这种服务。惟独科学技术不然。科技劳动成果——各种创造发明，可以写成论文报告，深奥难解，枯燥无味，人家看它不懂；也可以画成公式图表，但它不比艺术品，人们又无法欣赏得到满足；如果仅仅作为知识技艺，存在科技人员的脑子里，更无法供人们作生产和生活享用，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无法体现科技生产力的功能和作用。但科技又非常重要，科技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科技的很特殊，加上传统的理论扭曲，从逻辑上阻碍人们正确理解科技是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功能和作用。这一点需要专文加以讨论。
物质生产MPS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和缺陷
前面提到，很多学者都讲服务活动很重要，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生产性，这似乎有理，但实际不是这回事。因为从社会看来，既重要而又不可缺少，就必须作为生产并计算产值，否则不仅在理论逻辑上讲不通，而且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还会导致种种矛盾和错误。物质生产的MPS体系，长期就存在这样的矛盾和缺陷。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
先看看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教材中，一方面讲物质生产是生产，对把服务作生产的观点持强烈的批判。但它在国民生产成果的使用中，又把消费性支出，包括服务性支出，都作为消费计算；把积累性支出，包括服务性支出，作为积累计算。这实际上是生产按MPS，使用按SNA，产生了混淆。
至于在统计实践上，理论上接受政治经济学的物质生产观点，坚持物质生产，认为服务不是生产，不计算产值，实际上都把服务活动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加到生产总量中来了。仍以公检法为例。很多企业为了维护企业利益雇请律师，支付不等数量的律师费。此外，还有广告费、旅差费、医疗费、培训费、养路费等，都是一些服务性支出，照理这些服务性支出，属于非生产部门的活动，对它们不计算产值。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就没有资格列作使用单位的中间消耗，即物化劳动消耗C，只能列作国民收入（Vm）的再分配。但在企业成本核算时，将这些服务支出，列作生产成本（CV），并算进企业总产值之中。这样就发生两个矛盾和缺陷。
（1）以工业生产为例，将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入工业生产成本（CV），这就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部门，旅游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养路部门的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CVm）中来了。
（2）以工业生产为例，工业总产值（CVm）—物耗C=工业净产值（Vm），由于工业总产值包括各种服务产值，而扣除工业物耗C，按照统计制度规定，只是工业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这样所有服务支出，包括广告服务、旅游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的活动成果，未加扣除，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也就是对各种服务活动作为工业生产的成果，计算在工业净产值中。
同样，农业部门和建筑部门生产中所耗用的旅差费、医疗费、培训费、广告费等等，列入生产成本，并计算在农业总产值和建筑总产值中。但又不作为物耗扣除，从而使这些服务支出包括在农业净产值和建筑净产值中。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
可见，对服务活动并且发生经济收支的，就必须作为生产活动计算产值，重要性意味生产性这不容分辩，不容怀疑。否则就会误人自误，犯逻辑错误。
一、财政和金融对国家财政安全的交互影响
1.财政、资金对国家财政安全的交互作用
财政和金融共同主导着社会资金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极大影响着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向，二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冲突[1]。财政与金融都以资金作为载体，均担负着合理、有效调控经济以稳定物价、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职责，有效调控的实现需要以财政和金融的健康运行为前提，也需要财政和金融从不同角度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因此二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协调性，正是二者的协调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保障。然而，财政资金的筹集具有强制性，资金的使用具有无偿性，而调控重点在改善经济利益分配上，与金融非强制筹集资金、有偿使用资金、着重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等特点格格不入，因此，二者也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冲突[2]。这些矛盾冲突处理得当则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有助于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处理不当则会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最终也会危机国家财政安全。
2.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对国家财政安全的交互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是无处不在。金融风险是金融活动的内在属性，产生于多元的经济活动主体和不确定的经济活动，存在于一切金融活动[3]。由于金融与财政息息相关，一旦国家出现金融风险，国家财政为稳物价、保增长，势必扩大支出化解或减轻金融风险，扶持金融机构。这就打破了财政原有平衡，增加了财政负担，使得财政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危机。
由于经济运行因素、政治因素、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财政也面临着一定风险。财政具有分配资金的功能，因此当面临风险时，国家财政会动用一定金融手段来解决消弭风险，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给金融，增加了金融风险，进一步削弱了对国家经济的调控能力，对维护国家财政安全是极其不利的。
综上所述，财政和金融各自存在着一定风险，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通过财政与金融的交互作用影响着国家财政安全。要规避或减轻两种风险对国家财政安全的影响，需采取有效手段对财政与金融的交互作用进行监控、预警，即建立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
二、建立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
目前，财政领域中极少有从财政金融交互影响的角度出发，建立国家财政风险预警系统的案例，但有学者通过研究国内外大量财政和金融案例，发现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在形式与危害上的相关性[4]。因此，本文认为，要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亟需着眼于财政和金融的交互影响，建立一套能够有效预警风险的体系，防止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转嫁，引起国家财政和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失控。
1.系统的建立原则
财政金融交互影响下的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的构建应坚持国情性、国际性、宏观性、可行性等原则。
国情性原则是指系统建立过程中所涉及的指标、警戒线、风险权重等需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选取、设定，需符合本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政策，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风险预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系统建立的国际性是指系统需基于国际认准的金融风险管理指标和先进的财政风险管理理念，如《巴塞尔协议》、财政风险矩阵等[5]。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这样，国家财政就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风险。因此，建立的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需在指标概念及相关理念上与国际权威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同时预警国际、国内的风险，有效维护国家财政安全。
国家财政安全预警是国家财政风险的宏观管理，这就要求预警系统能够从宏观角度出发，整体性地反映财政风险。宏观性原则要求预警系统的指标具备高度概括性，且相互补充，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财政风险的总体状体和变化，能够实现对宏观财政风险的完整描述。
可行性是指预警系统中的各项指标是切合国家财政宏观管理工作需要的，是适应国家财政发展和改革需要的，且在数据获取方面具有方便、及时、准确、权威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预警系统得到切实落实，才能真正发挥风险预警作用。
2.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指标
财政风险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其中显性风险包括直接显性风险和或有显性风险，隐性风险包括直接隐性风险和或有隐性风险。有学者结合汉娜财政风险矩阵和我国实际情况，指出国家安全财政预警系统应包含4个子系统、23个风险预警指标。4个子系统即直接显性风险系统、或有显性风险系统、直接隐性风险系统、或有隐性风险系统。
直接显性风险系统中包括财政集中率、税收弹性、财政赤字率、外债负债率、国债负担率、国债偿债率、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等10个指标，或有显性风险系统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本充足率、失业率、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经产项目差额/GDP、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等7个指标，直接隐性风险系统包括预算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弹性3个指标，或有隐性风险系统包括M2增长率、股票市值/GDP、股票市盈率3个指标[6]。其中，直接显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透明度和确定性最高，风险可控性最大；有显性风险系统和直接隐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不确定性较大，可控性较小；或有隐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的不确定性最大，可控性最小。
这些指标涉及了对国家财政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财政活动和金融活动，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家财政管理面临的风险因素，确可作为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的预警指标。
三、结束语
【关键词】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税收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加上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增长势头在2008年发生逆转。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开始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一、宏观经济走势
1．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重庆市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表面上看消费形式喜人，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2．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3．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增长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
面对经济下滑，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扩大消费；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
（一）财政支出与投资政策
1．“三农”支出
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亿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
在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增加4875亿元。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75亿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当于过去10年总投资的5倍。理论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启动的、由中央财政投资带动的项目，能够撬动6至10倍的资金，那么未来三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总额将可能达到9000亿元。如果再考虑其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平均每年3000亿元的投资额还可能会翻一番，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表示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投资总额8.5万亿。比照“十五”期间，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对GDP的贡献达到了2%。这一轮的交通基建投资的贡献率也应该会与上一轮相当。铁道部估计，仅2009年计划的6000亿元铁路投资，可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达1.5%。
4．地方和民间投资
在中央投资项目的带动下，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上升势头。但地方和民间投资还没出现大规模复苏迹象。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5%，相对去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考虑投资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4486亿元，增长35.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之外的内资企业，在1到2月份的投资总额为4577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6.2%，增速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个百分点，该类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放缓，创出历史新低。民间投资尚未被积极拉动，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在中央项目投资的带动下，后期地方项目的投资会逐渐跟上，使得后期总的投资增长形势比较可观。
（二）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能鼓励外贸发展，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4．减费政策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合计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此次强有力的减费措施，可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三、财政政策的实践效应
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1．有效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国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消费更是呈现不足。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同时配合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覆盖，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倒闭的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随着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及信贷控制的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3．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响应
中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响应，如北京市政府今后两年将投资1200亿至1500亿，用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路网、保障性住房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广东省政府以重大项目带动社会投资，5年内计划投资2.3万亿元；江苏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总额2200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项目。
4．有利于社会公平
政府财政支出对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补助政策，关注低收入者群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5．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在深度调节产业结构方面，财政政策有着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能对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调节，如利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扶持“三农”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6．降低对外依存度
受国际经济环境制约，我国政府通过降低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且进一步完善企业税负负担，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行业中，从而减轻了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增长、流动性膨胀等的压力。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国政府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期，重拳出击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应还未完全显现。但是，无疑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颓势的扭转，远期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我国的财政处于转轨阶段，由原来的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相信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世界经济下滑带给我国的冲击，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我国政府运用政策应对危机能力的一次有益体验。
参考文献
[1]马洪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9（7）
虽然我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政策措施，例如为了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给予了很多的财政补贴等，但是这些措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企业依然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应对金融危机，为了能够让企业在金融风暴下获得更好的发展，政府可以利用一些组合拳的方法来促使企业走向繁荣，但在所有的方法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政府要对财政税收进行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方法不仅具有宏观性，便于国家对整体经济脉络的把握，而且是效果最显著的方法。财政税收的政策要时刻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税收的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将财政收入充分地用到人民的身上，才能切实保证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国家的经济出现隐性危机时，相关部门就应该通过对税收的改革来调控整个经济，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将我国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2、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税收改革的思考
上文中，笔者介绍了金融危机对财政税收政策产生的影响，我们了解到如果国家能充分地利用财政税收政策，那么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国大部分企业都能应付自如。那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笔者对财政税收改革到底有哪些思考呢？接下来，笔者就做具体的阐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2．1处理好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目前情况下，我国的财政税收主要依靠企业经济效益，简单来说，如果企业的经济效益高，那么我国的财政收入自然也高。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只有加大税收改革的力度，尽可能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保证我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综上所言，相关部门只有处理好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让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才能使得我国的财政收入与经济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如何才能处理好这种关系呢？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更多的进入到竞争的领域，将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使财政税收转变为公共性的投入，如果政府财政税收投入到公共性的领域一定会给周围经济带来发展，从而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这样做而是直接将财政收入资金投入到企业中，不利于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如果运用不当也会造成浪费，不利于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2．2国税与地税要有合理的协调机制
所谓国税就是指国家税务系统，地税就是指地方税务系统。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税收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拥有调控经济、组织财政收入等职能。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超过90％是来自税收，其地位可见一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所以传统的国税与地税征管机构分设，就显得不适应我国社会当前的发展。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拥有整合国税与地税机构的条件，但是由于地方税制改革相对滞后等诸多原因，使得将这两种征管机构整合的难度加大很多。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进行实践，然后再推广，使得国家和企业都能达到双赢。
2．3建立税负水平适中的税收制度
所谓宏观税负就是指国家税负总体水平，它是税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表现出纳税主体的经济负担。但是无论什么时候，税收制度的制定都是依据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如果政府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税负结构，就有利于我国税收制度的完善。那么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税负结构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适当降低纳税主体税外的负担，要建立健全宏观税负标准，在降低纳税主体的税外负担的同时，还应该增加宏观税负的水平；其次，要加快增值税的转型步伐，及时开征物业税。要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实行综合申报与分类扣除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适当降低工薪收入的税收负担，及时开征物业税，推进资源、环境税收体系改革；最后，要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统筹区域发展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税收优惠制度及相关改革。
2．4、建立资金来源可靠的科学支付体系
一是要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与有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二是要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稳定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三是要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法，建立公开、合理、科学的资金分配制度，综合考虑地区人口、人均占地面积、人均收入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科学的测算方法；四是完善监督支付系统的运行，并制定公共政策，指导中央银行以外的支付系统的运行。在政策方面，还包括规划并运行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的总体结构、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特别是跟支付系统风险管理和保障系统安全相关的政策。
2．5运用现代管理理念，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
2．5．1理顺管理职能
政府税收征管的职能是要平衡市场经济环境，越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政府税收征管部门越要坚持专业化管事方向，吸收管户制的合理内核，实行“管事”与“管户”双管齐下、互为补充，切实提高管理效能，增强对税户、税源的监控能力，防止漏征漏管。采取双管的制度形式，就必须要减少管理层次，以业务流程为导向把管理职能理顺，发挥其管理实效，为市场经济发展带来公平的竞争环境。
2．5．2建立扁平式的组织管理结构
扁平式的组织管理结构主要是指要开展平行的税收征管体制，按照信息流相对集中和职责明确的原则，对基层征管机构进行全面整合，减少执法主体的数量和审批环节，归并一些职责交叉、业务单一的部门，将有限的人力资源用于专业化管理和基层征管一线。这样的税收征管可以减少纳税人的缴税麻烦，适当地为纳税部门提供快捷支付方式，减少了大面积接触税务机关的麻烦。
3、结论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 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 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 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 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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