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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深入应用与推广，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分别从各个不同领域开始探究智慧教育的内涵。祝智庭教授认为智慧教育的基本内涵：通过构建智慧学习环境（SmartLearningEnvi-ronments），运用智慧教学法（SmartPedagogy），促进学习者进行智慧学习（SmartLearning），从而提升成才期望，即培养具有高智能（HighIntelligence）和创造力（Productivity）的人，利用适当的技术智慧地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并不断地创造制品和价值，实现对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灵巧机敏的适应、塑造和选择。相关智慧教育公司以技术视角认为智慧教育是以云概念为基础，以物联网为支撑，网络技术作为基础方向，建立基础教育的智能化校园管理系统，可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和应用、资源整合，融入到教学、学习、管理等工作领域，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目标，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智慧教育是在云计算、物联网、泛在网络、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合理设计并开发智慧学习环境，促进学生智慧学习。笔者认为智慧教育以学生为中心，通过信息技术构建并创新有效的智慧教学环境，实现个性化、智能化和体验化学习环境，形成优质教学内容共享、合理资源推送和自我评估功能，培养并提高学习者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促进学习者知识智慧建构。
二、智慧教育现状
在信息技术的融合下，各个国家已经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把智慧教育作为变革国家教育系统的战略选择。目前国内外在智慧教育设计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国发展智慧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软实力的发展
国内外现阶段的智慧教育中，非常重视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宽带接入、云计算存储、移动终端的开发等，这些对促进学生进行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条件。IBM根据智慧教育五大变革，提出智慧教育框架：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个性化学习体验和优化教育管理。在IBM智慧教育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术，为学习者创设智慧学习情境。国内华东师大与华为公司合作的华东师大教育云、宁波智慧教育，架设高带宽校园网，创建了高智能实验室和新教学设施。这些基础设计的建设为后期智慧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很好地保障。
（二）实现跨学科、跨部门整合，促进全员参与智慧教育建设
在新加坡智慧教育系统中，通过整合公众学校、私人部门/企业、公共部门政府合作模式，与各地方教育技术研究团体、信息通信研究人员、企业以及知名海外教育技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校与教师在电子教材、其他教育资源与教育应用的开发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多方合作交流，从而获得有利的实时反馈，实现活跃的思想与合作交流，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三）消除信息孤岛，促进各个系统融合共享
韩国智慧教育系统是结构化的插件式智慧教育系统，该系统由智慧内容子系统和家校学习子系统组成，通过学校和家庭联接，形成一个学习空间，促进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各个系统功能相互融合，全面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有效提高学习和教学工作的效率。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网络教育、数字教育。在数字教育中，我们基本实现了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教学系统、学习系统、管理系统等系统进行了开发，但这些系统是相互孤立的。在智慧教育未来发展过程中，整合各个子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是我们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四）重视智慧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我国先后颁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纲领性文件，这些对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支持，同时为智慧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智慧教育有条不紊地持续发展还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为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我国智慧教育建设在各个学校侧重点各不相同，有侧重硬件基础设施、侧重网络带宽、数字化教材开发、教学系统软件开发等。如何更有效的发展我国智慧教育，更需要上层理论指导。笔者以学习科学为理论，促进智慧教育合理、个性、针对性建设，让学习者获得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思维。
三、学习科学内涵
智慧教育建设围绕“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学习中的硬件、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根据所收集到的实时或非实时的数据，对设计进行适应性调整。而学习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则可以指导这一设计过程和具体技术的实现。根据学习科学理念，对学习情境中学习者的具体学习行为、感知信息的方式和态度，进行设计。
四、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本文结合学习科学内涵，根据冯锐经验学习环境模型，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全面感知学习情境信息、识别学习者特性，灵活生成最佳适配的学习任务和活动，结合技术支撑下的智慧教学法，构建学生的知识意义，从而使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得到大大提高，设计智慧学习环境模型（如图1）。图1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模型在本模型中，“以学习者为中心”，把学习活动镶嵌在真实情境中，学习者通过体验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再检索、分析、解决和验证问题，通过广泛参与、自由探索、合作共享，获得知识的意义建构。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学习情境自动感知
情境感知主要表征智慧环境对物理环境和学习行为的感知能力。一方面传感器感知环境的物理因素，系统自动调节物理环境，促进学生适应性学习。第二方面传感器获取学习者的位置、姿势、学习终端、操作、学习方式、情感等学习行为方面数据，结合学习行为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适应性支持，促进学习者个性化、自我导向的学习。
（二）学习资源自动推送
在智慧学习平台，结合学习分析呈现学习者特征、学习内容、处理信息的方式等数据，为学习者自动推送相关学习资源，促进学习个性化学习。同时智慧学习平台还根据学习结果数据分析采取干预措施，通过迭代循环过程，更好实现个性化服务，从而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成效的目的。
（三）智慧评价
评价促进教学改进。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从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评价内容的多元性、评价方式的多元性进行综合性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主体有学生、同学、教师和学习共同体。评价内容有学生在线学习时间、发帖数据、参与讨论频率和测验分数等。评价方式有调查、项目设计、考试等。
（四）智慧教学模式
据文献分析，目前国内关于教学模式的研究非常多。然而目前如何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却没有相关原则和技术。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我们充分利用技术的“智慧性”，灵活地选择智慧学习平台社交媒体，利用各种交互方式和媒体工具，设计与自己学科相适合的教学模式。同时还可通过教学助手的设计，如在线求助策略，促进学生进行高效的合作学习。在科学实验课中我们可结合认知科学仿真技术，建立3D情境馆，如博物馆、图书馆和生活馆，实现学习者真实的学习环境沉浸式学习，提高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技巧。
（五）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
在智慧教育系统，我们结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环境特点，主要是了解和改善家庭、工作场所，课堂等实现虚拟的共同体与现实共同体中的学习环境，针对教学设计的认知、社会和技术方面都给予跨学科的研究，从而达到利用创新的技术来改变学习方式。
五、总结
目前，信息技术与教育在不断地融合，教育信息化持续良好的发展势在必行，十分迫切。现阶段我国关于技术支持深度学习的学习环境设计与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结合学习科学理论，从理论上设计智慧教育学习环境模型，创建具有智慧特性的学习环境，促进智慧教育的研究更好地发展。
作者:张亚珍 单位:九江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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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大学英语;“类母语”;课堂环境
一、引言
大学英语的学习目标应该与英语语言文化的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国内诸多外语教育研究者看法颇为一致。如束定芳等（1998）认为扎实的语言基础，较强的语言运用技能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将最终体现在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这种能力的培养和形成涉及学习者本身的语言知识、认知能力、文化知识、文体知识、其他知识和情感因素。文秋芳（2002）认为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要求学习者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不仅能用英语与他人交流，同时要做“言之有物”和“言之有理”。夏纪梅（2002）认为这种能力的本质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语言的创造与再创造的活动能力。可见语言习得离不开社会文化这个载体。文秋芳（2010）提出要相信人与社会，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融为一体的。那么，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是怎样融为一体的呢？
二、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习得理论
维果茨基用社会文化理论辩证地解释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思维过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由生物决定的心理系统包括记忆、注意等，一旦遇到文化物品、活动就被重新组织成了一个新的、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系统。这个心理系统是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生物因素提供必要的功能，文化因素则使得人类有能力从外部有意识地协调这些功能。因此，外在社会影响并改变人的思维过程，思维过程反过来影响并改变外在社会环境，二者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对语言学习而言，社会环境不仅是学习者语言输入的来源，而且是学习者认知能力发展的来源。同时，语言作为人类认知能力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语言能力的发展与认知能力的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人的语言、认知和社会发展都是社会文化构建的，所以学习与发展不仅是认知过程，更是社会过程。与认知理论指导下的语言习得观念不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能力的来源既不是语言习得装置，又不是其他机制，而是来源于真实社会环境中语言的使用。由于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语言能力应当反映某一特定社会环境的特征，所以它没有置于学习者的大脑中，而是置于多维的社会环境及学习者接触到的各种话语实践中。并且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不应被视为抽象的形态、句法规则和结构，而应被看成各种社会环境下的话语（speech）。对于二语习得者而言，他们需要体验、吸收、输出目标语社会文化中的新话语。其中，新话语的输出需要在类似母语环境的真实生活中发生，发生在与他人交往与互动中。维果茨基认为与他人交流使得学习者能够获得无论是环境或内在语言机制都不能单独提供的语言知识。然而，学习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独立完成交流的，为此他提出了“搭建脚手架”和“最近发展区”这两个概念。交流过程中学习者需要他人协助或自我协助作为脚手架促进“最近发展区”的产生。学习者首先在与他人交互中接触并展现新的语言形式与功能，随后将这些形式与功能内化，使自己能独立使用语言完成交互任务。由于语言能力置于学习者接触的话语实践中，因此习得发生在交互过程中，而不是交互的结果。交互中他人协助或自我协助发挥脚手架作用，帮助学习者完成自己所不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即实现一个“最近发展区”的目标，向下一个“最近发展区”前进。就交互形式而言，口头交互是基本手段，以对话式交互最为常见。
三、“类母语”课堂教学环境的构建
1.对二语教师的要求
如何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构建“类母语”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环境呢？与教师而言，首先要对课堂环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教师、教材、知识点一直被认为是课堂的三大要素。授课模式基本是教师按照教材上的知识点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但当我们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看待二语习得时，则需要把课堂看成一个社会文化环境，并在这个环境下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到目标语言文化里；另外，课堂要尽可能反映外在社会文化的现实，我们不能创造一个与外在真实世界不一致的人造环境；第三，在课堂上教师要尽量为每个学生创造属于个人的最近发展区，然后通过对话式交互帮助学生实现各种体裁话语的输出。其次，教师对课堂上的交互要有新的认识。在讲座、教师提问等一些形式的交互中，参与者的权力是不对等的，而Vanlier认为保证对话中参与者权利对等很重要，即每个参与者拥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决定谈什么，谈多久，和谁谈，以及什么时候结束谈话。因此，保证每个学生在对话交互中拥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是教师需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其二，交互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协作式对话、知识构建型对话等。日常对话通常具有区域性、未计划性和后果不确定性等特征。因为这些特征，VanLier（1996）指出课堂上的对话交互不能局限于和教师之间的协作型对话，还应包括和实际发展水平相当的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并且能力相当的学习者之间的交互更为有效。其三，教师要避免对交互结果进行刻意的引导，接纳并鼓励对同一问题的多种理解。另外，教师还要充分利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帮助他们学习。最近发展区不仅指社会支持，还是关于意义的社会协商的场地。因此，最近发展区是认知发生变化的地方。课堂是教师和学生可以表达相互理解的场所。既然有着不同目标、资源的人互动时，认知会发生变化，那么二语教师就可以大胆地创造各种互动的可能，理解的不同正好为新知识的构建提供机会。二语教师要尽可能多地创造互动活动让学生实践，学生的母语背景和二语能力都不尽相同，正是这种差异让学生获得对同一现实的不同理解，而这才是社会的真实状况。最后，教师要尽可能地对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全面记录，定期分析记录内容，然后再反馈给学生，协助学生寻找个性化的语言能力发展独特性。
2.对学生的要求
对于语言习得主体学生来说，课堂是他们对二语社会性使用的主要场所。他们要利用好各种形式的协助实现话语的输出。首先，教师的教学话语属于他人协助中的专家协助。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话语不仅是可理解性输入，本质上更是他们进行协助的社会表现，在师生交互中构建，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为了使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语言在课堂之外的使用方式，将语言学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教师需要减少独白式话语的使用，利用交互式话语创造丰富多样的、类似真实生活的语用环境。其次，学生之间的协助属于他人协助中的同伴协助，起到互为脚手架的作用，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有助于培养表达的流利性。另外，还有与他人协助相对应的自我协助，语言学习中自我协助与他人协助同样重要。学生通过心理排练等自我语言协助新的语言形式从心理间向心理内层面转化，从而掌握新的语言形式。除了利用好各种形式的协助外，学生的另一项任务是自我记录，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详细记录并配以相关音频视频录制材料，然后结合教师记录，探寻自己的语言发展特性。
四、结语
教师和学生首先要充分认识文化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然后尽可能地在课堂上创造类似母语交流的真实情景。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逐步成为目标语言文化的积极参与者。
参考文献：
［1］MarysiaJohnson.APhilosophy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NewHa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04.
［2］VanLier，L.InteractioninLanguageCurriculum:Awareness，Autonomy，andAuthenticity［M］.Harlow:Long-manPress，1996.
性 别：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团员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户 口： 兰州
婚姻状况： 未婚
学 历： 本科
毕业院校： 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7月
所学专业： 社会学
外语水平： 英语 (CET-4)
电脑水平： 熟练
联系方式：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 全职
单位性质： 不限
期望行业： 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 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00-4000 教育经历 [2004年9月至2008年6月] 兰州大学社会政治类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理论体系、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三大领域有机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有：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原理、社会调查方法、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就业方向：适合在企业从事人事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培训经历 2008/7--2008/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08/7---2008/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独立操作相关业务。 2007/6--2007/9： 毕业实习 |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07/5--2007/6： 市场调研 | 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06/6--2006/8： 暑期实践 |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word.wps.ppt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office.excel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06/6--2006/10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独立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00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2007/6--2007/9：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实习计划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独立撰写了实习报告，被评为本学院优秀实习报告毕业论文 自我评价 1、品行端正，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沟通协作能力，能及时完成组织规定的目标任务；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季刊，是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南京林业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旨在反映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体现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研究特色，促进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本刊2012年起重点开设“国外环境哲学前沿”、“环境伦理学研究”、“环境社会学研究”、“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美学研究”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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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相互联系，指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界之间的互动。国际体育社会学界给予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许多启迪和借鉴，为中国体育社会学培养了专业人才，为国内更好更快地了解学科动态提供了方便，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莫定基础;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为issa的刊物出版发挥了作用，为各国学者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和便利，为发展中国家学者赢得了权利，为跨国合作研究发挥了力量。
在世界各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时代背景下，探索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联系，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与国际体育社会学之间的互动，既可以为今后我国体育社会学史研究提供素材，又可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对外交流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1中外体育社会学界的联系与交往
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国体育社会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第一，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国际上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国;第二，国外同行的研究和经验可以直接给予我们启迪和借鉴。
1.1成果交流
1.1.1成果引进
我国体育社会学创建之初，引进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一项重要工作。1981年，北京大学林启武开始翻译体育社会学方面的资料，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体育社会学知识的学者。之后，蔡俊伍、刘德佩、牛兴华、王苹、李树怡等人也发表了介绍了体育社会学的文章。上世纪90年代初，刘德佩引进了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系g ·bernhard教授的问卷调查法，并向国内介绍了日本学者金崎良三设计的研究课题样本，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21世纪初，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杰·科克利(jay ·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一议题与争议》( sport in society :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对美国体育社会学有了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认识。
从引进成果的来源看，有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波兰、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国家，其中以日本、北美和前苏联为主。这是因为:第一，这些国家一直处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前列;第二，早先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多集中在日本、北美和前苏联等国，熟悉这些国家的研究进展，具有引进这些国家成果的便利条件。
1.1.2成呆输出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同行。1988年《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ass)发表了我国王真、陈安愧和钱跃庭的论文《中国纺织女工的体育态度和参与状况》，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开始进人国际学术界;1989年，加拿大出版的《社会与闲暇》(l& s)又刊登了刘德佩的研究《体育与中国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翌年，孔祥安和牛兴华等人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rss)上向国际同行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学十年间的学科进展和主要研究。截止2008年底，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体育社会学论文60余篇。这些成果引起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极大兴趣。
1.2学者互访
体育社会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创建初期，为了更好地向国际同行学习，我国曾多次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授体育社会学。日本的影山健、近藤义忠，英国的j ·a ·mangan，韩国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学者都曾来我国传授过体育社会学知识。
自1984年起，我国向日本、美国和前苏联等国派出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仅“1985-1990年期间，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国又陆续派出顾渊彦、苏连勇、金育强、张文健、董进霞、宝勇武等人到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他们回国后，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力量。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逐渐扩大，进人上世纪90年代后，国际体育社会学术会议中开始出现我国学者的身影，一些国家前来邀请我国学者讲学。目前我国已有苏连勇、熊斗寅、刘德佩和卢元镇4位体育社会学者应邀到国外讲学和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1.3组织联系
1964年6月，在日内瓦正式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1994年，更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 issa) )。目前，issa拥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间，对规划和推动体育社会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国学者刘德佩在前苏联学者h.. и.巴诺马廖夫的推荐下，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也成为我国最早加人issa的学者。随后，我国吕树庭、李小英、金育强等人也陆续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截止到2008年，我国已有10余位学者加人了issa组织。鉴于我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对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杰出贡献，1994年icss破例增补我国刘德佩为icss执委会委员，2005年又批准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为该组织的团体会员，成为我国在issa中的第一个团体会员。
1.4会议联系
学术会议是学者们近距离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学也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84和1986年，我国学者出席了日本体育社会学学会的年会，结识了著名学者营原礼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国学者分别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格拉兹大学的同行举行了座谈会，为后来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础。2001年起，issa举办的4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学，都有我国学者积极参加的身影。第1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我国就有8人参加(其中1人来自台湾师范大学)。借助国际会议这个平台，各国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进了友谊。
1.5合作研究
由于文化制度、习俗、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锐地发现自己不熟悉的国度和环境中的问题。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认识到跨国合作研究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捷径。早在1987年，我国学者便与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科学院达成了合作研究协议。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分别同奥地利、日本、前苏联、美国、芬兰等国家的同行完成跨国合作研究课题有12项之多。
2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影响
2.1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帮助与促进
2.1.1国外成果给予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许多启迪
80年代初，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已有相当的发展，但对于国人来说却是比较陌生的，除少数学者在国外接触过体育社会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对体育社会学不了解。因此，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创建自己的体育社会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林启武、刘德佩、吕树庭、黄汉升、金育强等许多学者为国外资料的引进发挥了作用。国外研究成果和资料不仅在学科创建初期带来很多启示，在我国体育社会学30年的发展进程中也同样给予了诸多的启迪和借鉴。引进的前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体育社会学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国外的学科进展和经验教训，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2.1.2国外学者为中国体育社会学培养了专业人才
跨越国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术的发展，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也是如此。在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初期，党和政府为提高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力量，从1984起陆续向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英国、波兰等国家派出学者进修体育社会学。到2008年底，我国已向国外派出10多位专门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国际上一些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像h．и．巴诺马廖夫、影山健、近藤义忠、金崎良山、john loy、klau、hiaus heinemann等学者都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人才培养和学者成长做出过贡献。
2.2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为国内更好更快地了解学科动态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 )是体育社会学领域权威学术组织。到目前为止，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 issa)已吸收我国10余位学者为个人会员，沈阳师范大学为团体会员。这些学者架起了国内外体育社会学界更为广泛的联系和沟通渠道，使国内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学科进展。
2.3承办和主持国际会议，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奠定基础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壮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和其他学术组织多次交由我国体育社会学界承办学术会议，体现出国际同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信任和支持。会议以严密的组织、周到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为国际同行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切磋的舞台，体现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整体实力，大大引起了国际同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关注和兴趣。除承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在多个体育社会学的国际会议中担任领导职务，组织、筹备和主持会议。通过举办和主持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大大提升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扩大了在国际同行中的影响，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人国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3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与作用
3.1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
在30年的对外联系过程中，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向国际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理论和观点不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很具针对性，对世界上一些与我国具有相同社会体制和背景的国家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很具借鉴作用。其中关于体育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论述、关于发展中国家体育经验的论述、关于小城镇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关于体育人口的观点、关于体育价值观念的表述、关于体育游戏对儿童社会化作用的探讨、关于体育社会的理论、关于体育工作者的观点等，已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共享资源。这些理论成果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为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成果积淀和学术创新发挥了作用。
3.2力争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为世界使用汉语的学者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irss)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出版的学术季刊，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科领域最高权威性学术刊物。该刊物在用英文全文的同时，另外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和中文7种语言刊登论文的摘要。
1995年以前，irss是没有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经过我国学者刘德佩长达4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在1994年末将汉语增设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从1995年第1期开始irss开始出现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汉语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的副工作语言，不仅有利于我国学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学术动态和最新进展，而且也为世界上华语地区使用汉语的体育社会学工作者带来了便利。自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起，我国体育社会学学者一直义务承担着《irss))中文摘要的翻译和编辑任务。这项工作最初是由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承担，i9%年后移至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计义务翻译审校中译文论文摘要25万多字，编辑10多万字，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 issa bulletin )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机关通讯刊物。该刊物对各国学者了解issa的工作进展、学科新闻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来，我国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和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还一直义务承担着issa bulletin的专栏撰稿工作，为issa的通讯工作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4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在跨国合作研究中的作用
跨国合作研究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进行课题研究与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曾与日本、奥地利、前苏联、美国等国家共同完成多项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
4.1多次承办学术会议，积极参与组织管理，为各国学者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和便利
作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时，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1997年，中国社会学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了“国际大众体育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围绕大众体育的法制建设、大众体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推动国际大众体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1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在我国北京举办了“亚洲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国内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0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以“21世纪亚洲的社会发展与体育的关系”为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体育社会学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展示了一批体育社会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来亚洲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国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召开了“2006国际体育社会学研讨会”，来自国内外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学者们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体育与民族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深人的交流与探讨。
除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多次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术会议中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与责任。
4.2促使issa下调会费，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争取了权利
联合国中规定，联合国成员国需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承担不同的义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不一样，在issa中须交纳的会费也不应相同。可是，在1998年之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学者，还是发达国家学者，加人issa组织的会员每年都须交纳100美元会费(个人会员)。
1998年，在issa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国刘德佩提出会员的“义务与权利”提案。通过艰苦交涉，该提案终于被issa组织采纳，并调整了会费标准。从此，个人会员会费的标准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发展中国家学者为20美元)。1998年issa会章的修改，结束了发展中国家学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况，使先前一些因经济条件不能人会的学者，从此不再因经济原因而与issa无缘。我国学者的正义行为，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负担，为他(她)们争取了更多人会的机会。
5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经过30年的艰苦创业，从不知体育社会学为何物，到出版自己的体育社会学专著;从引进借鉴国外的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向国外输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从派人到国外学习体育社会学知识，到培养自己的博士研究生。这些都表明我国体育社会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为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连论文摘要]殷顿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代表了20世纪中期美国知识社会学界对知识社会学的标准解读。其内容包括知识的存在基础、知识的类型、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的关系、知识的功能等。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19世纪初期社会学一般理论转向专门研究后出现的学科，总体上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知识社会学的出发点是把知识当作一种精神现象(知识生产)、认识活动、思想方式来研究。它把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思想范畴与知识体系)归结为某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最早将社会发展的阶段与知识发展的阶段对应起来加以考察，开辟知识与社会关系研究之先河的是社会学家孔德。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科学体系中每一门学科的发展既依照一定的逻辑顺序，也与历史的顺序相对应。到19世纪中、后期，创立了唯物史观，区分了知识类型，研究了知识的社会功能，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思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其观点直接影响了舍勒和曼海姆建构的知识社会学。
二、默顿知识社会学范式形成的背景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年一2003年)是美国著名的知识社会学家。在默顿生活的时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发生了快速的转变。
从知识论角度来看，科学与知识的内涵逐步走向具体。知识完成了从追求确定性的不懈努力到不确定性不断凸显的过程。“在知识‘不确定性’凸显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从逻辑上排除错误而寻求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知识形式的越来越不可能性，它实质上揭示了人的思维能力建构确定性知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从哲学领域中分化出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摆脱传统的哲学思维而步入社会学领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学对知识问题的研究和解释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知识社会学伴随着社会学的产生而产生。知识社会学理论经历了不同的范式转换的曲折过程。尽管作为一门学科它还在不断探索自身的发展方向，但与知识社会学相关的基础环境却在悄然发生变化:知识、科学与科学知识范畴分化，社会学分析方法的思辨性与经验性分野。知识社会学经历了哲学和社会学的探讨及反思之后，呈现出现展的局面。
三、默顿知识社会学范式的主要内容
1945年，默顿发表了《知识社会学范式》一文。这篇论文是默顿知识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总结。论文对当时知识社会学在美国得到发展的社会基础进行了回顾，归纳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分析了知识社会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默顿在对各种知识社会学研究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研究基本上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他发现，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索罗金等学者对知识的分类存在巨大差异，各种理论的阐述不尽相同，学科概念以及研究变量急剧增加，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这无疑给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此，“为了给出现在这一领域中杂乱无章的种种研究的可比性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分析图式”。于是，默顿形成了他的知识社会学范式，其主要内容包括:
1.知识的存在基础。默顿分析了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索罗金等不同理论家的观点后，将知识的存在基础概括为两种: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包括社会地位、阶级、职业角色、生产方式、群体结构等，文化基础则囊括了价值观、精神特质、舆论趋向、时代精神、世界观等。默顿认为这是社会学的中心命题。讨论各种理论的存在基础是为了使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形成共识。由于各种理论对这种存在基础的论述有很大差异，一旦涉及存在基础的本质时，各种理论的本质诉求便显示出多样化。“存在对知识的影响相对于知识的认识论地位的意义这个持续多年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2.知识的类型。社会学对知识领域的分析涉及诸多方面，默顿认为，涉及“道德信仰、意识形态、观念、思想范畴、哲学、宗教、社会规范、实证科学、技术等等”。不同的知识社会学家对知识分类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默顿认为，知识社会学者对知识分类的多样化划分，是建立在其不同的社会学基础之上的。他依据不同学者的著述，分别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曼海姆、舍勒、迪尔凯姆、格拉内、索罗金等人的知识类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各种理论关注的焦点、抽象化程度、概念的基本内容、验证方式、思维活动的对象等。虽然在分析家看来，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的破绽，但是要真正否定其中之一二，从客观上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默顿对各种知识观偏重综述，仅对其中个别类型的划分方式表达了个人看法。
默顿特别重视马克思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认为“是知识社会学风暴的中心”。他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知识类型的划分。马克思“明确地将自然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把知识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型。其中，自然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是人对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在默顿看来，自然科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的。
舍勒是较早提出知识社会学名称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广泛的纲领计划，既从内部的逻辑关系考察思想知识，又从外部的社会功能与条件的角度考察思想知识”。舍勒在对世界观进行体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知识类型学说。舍勒认为，知识“按照人为的程度”可以分为7类:“(1)神话与传说;(2)隐含在自然的民间语言中的知识;(3)宗教知识(从模糊的情感直觉到一个教会固定的教义);(4)各种类型的基本的神秘知识;(5)哲学—形而上学知识;(6)数学、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实证知识;(7)技术知识。”舍勒区分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但默顿认为他并没有提出知识划分的标准问题。因此，这种假设的收获并不大。 3.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的关系。在知识与存在基础的关系问题上，知识社会学家的见解更是各具特色，而其结论却让后来者无所适从。因为在同样的问题上，马克思主要探讨的是“观念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舍勒探讨的是“观念与存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曼海姆是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论述最多的学者，但是他的论述却集中在“思想与社会的联系”上;索罗金构造的是“社会与主导文化的有意义的整合”，并将其研究的可信度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
因此，默顿认为，要描述知识社会学的范式，必须从细节人手，重新采用一种分析图式。他认为，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方式或途径有两种:一是确定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如决定、原因、对应、必要条件、制约、功能上的相互依存、互动、依赖性，等等。二是明确符号关系、有机关系或意义关系。这是由知识的功能决定的。
4.知识的功能。默顿认为，知识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维护权力、促进稳定、确定取向、剥削、掩盖现实的社会关系、提供动力、引导行为、回避批评、转移敌意、提供保险、控制性格、协调社会关系”等。他认为，“这些功能大概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尽管默顿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论述具体的功能涵义，但是他认为这种分析将是很有意义的，他说:“功能分析并不旨在说明一个社会中的特定的范畴系统，而是要说明存在这个社会所公有的范畴系统。在知识社会学学者中，马克思、迪尔凯姆对知识的功能研究较为用心。马克思没有把知识的功能归结为整体的社会，而是归结于社会中独特的阶层。迪尔凯姆则认为，范畴是社会的产物，有社会功能。
当然，默顿也认为以上几点并不能完全概括知识社会学范式中的内容，要使分析研究得到深化，还需要另外一些范畴。
四、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及发展趋向
通过对1945年左右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考察，默顿对知识社会学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梳理了不同学者的基本观点，评介了知识社会学诸理论之间的异同，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特别是其研究范围上的缺陷。默顿指出:以往的知识社会学侧重利益与经验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把暂时性假说与无可置疑的教条相混淆，标志着它的早期阶段的十足的思辨见识现在正受到日益严格的检验。
关键词：贵州；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前言
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的经济环境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使得我们许多行业都面临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旅游资源在开发和建设中的破坏，旅游区环境质量的下降等等问题日益引起了各地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省内有不少旅游专家和学者围绕旅游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积极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有力地促进了我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笔者在自己视野能够触及的范围内，对近几十年来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检索、分类、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一、研究时间起步较晚，近年来有所增加；
从公开发表的形式来看，经济、历史和地理、农业科学和宗教等其他相关期刊、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论文，这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最多。我们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和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通过筛选，共统计有效论文36篇，由于视野范围有限，统计论文的数目并不能涵盖所有。针对所能涉及的，对查询结果进行了分析、归类，得出从97年才开始有相关公开发表的关于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而一直到近五年之内其研究成果才呈现出明显的增势，各种相关论文、著作不断涌现。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相关著作，主要是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和贵州省旅游局编的《贵州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005年“贵州旅游文化论坛”论文选》，该书收录了40多篇论文，于2006年9月出版。
二、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趋势，偏向于生态和文化；
总的看来，研究者们主要从生态、文化、开发、管理等角度去揭示旅游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多从生态和文化的角度出发。近年来，生态旅游是国内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最热的一个课题。1995 年，云南西双版纳首届“全国生态旅游研讨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的进展。针对贵州旅游业加快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专家们强调应该树立生态旅游价值观；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善的生态旅游认证体系，遵循生态学原则，合理解决发展与保护、利益分配等矛盾。从文化的角度，指出贵州喀斯特地貌应该与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在旅游发展中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应协调发展的原则。从开发的角度，我们应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有效的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突出天然和本味特色，同时注意区域间的合作和共同发展。从社会方向研究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近几年兴起的趋势。叶春等人选择以贵州省雷山县上郎德苗寨为例，探讨了社区村民参与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程序和可行性。
三、 研究方法多侧重于定性研究，偏向于理论分析
纵观省内已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大多集中于定性研究的层面上，对于定量研究则少有探究者。根据对文献的统计，理论研究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有个案分析的实证研究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定性和定量，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只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优缺点，应互为补充，相互支持，来完善我们的研究。依靠单一的研究方法，无法捕捉研究对象的所有变化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延伸，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究越来越多，为两个研究范式的相互借鉴与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脑计算和定量分析能力的不断提升，定性研究范式的日益成熟，都为不同范式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方法论的可能性。
四、 关于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从全国范围来看，旅游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旅游学科关注的前沿领域之一，其研究已表现出显著的多学科、跨学科共同参与的特点，而我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尤其在经济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国内外专家学者先后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做过不尽相同的界定。1990 年加拿大Globe’90 对旅游可持续发展概念所做的阐述在国内应用最为广泛、影响最大，伴随着以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内涵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文化产业的悄然兴起，导致了在实际研究方向的进展中，许多研究者把着眼点主要放在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变迁上，甚而将旅游可持续发展单纯理解为如何实现旅游的生态或者文化可持续发展。从整体观之，我们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全面，系统的观念。国内外各地专家学者从环境学、生态学、文化学、旅游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不同的学科角度，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旅游容量、旅游增长极限、旅游阈限理论等等新概念，还运用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如体验性评价发，综合性层次分析法，SWOT分析法等等。其研究成果有个案研究，也有专题研究。而省内在理论总结上缺乏吸引人的地方，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还比较少。
结语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贵州省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尽管在近几年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仍存在明显不足，尤其理论分析和方法运用上还比较缺乏创新，这使得整体的研究进展比较慢，成果比较少。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更应该加强关注，作进一步的努力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文晓晋.贵州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绿色大世界.2007年第9期.
[2]李秀建.浅议贵州省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现代经济.2009年第8卷第1期.
书之前，曾遂今就已经于1997年出版了引音乐学界纷纷关注的《音乐社会学概论》。而自《音乐社会学概论》面世以后，社会发生了变化。在音乐领域，市场经济所导致的音乐商品化进程，消费社会所带来的音乐消费新方式，大众文化所引发的音乐审美新趣味，网络技术所产生的音乐传播新方式……这一切都要求人们要对当前的社会音乐进行实时的观察与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著者在《音乐社会学概论》一书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删减，并补充入最新的音乐社会学观点和大量的富含阐释意义的图片，于2004年出版了《音乐社会学》一书。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国内音乐社会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凡写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从该书中引用相关理论；而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众多艺术类、音乐类专业院校，则更是将其作为指定教材。
笔者重点就该书的体系完整性、理论创新性和形式生动性等方面谈一些读后感。
一、体系完整
作为中国音乐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体系完整是首要条件。全书思维开阔、逻辑严密、叙事宏大。从古今中外的音乐社会观描述到比较国外音乐社会学研究之异同，作者都在绪论以及第一章“音乐社会学的学科认识”中详加阐述。
接着，作者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职能、学科结构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中国音乐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思考，这些思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紧紧围绕“中国当前的社会音乐”这个主题展开。在笔者看来，与其他音乐学科如音乐史学相比较而言，音乐社会学是一门“当前”重于“过去”的学科。因此，曾遂今的这本专著，在内容与时代的结合度上的确是具有真切的“与时俱进”的品格的；而其中的学科建设论层次之分明，逻辑之严明，操作之简易，更为当前中国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体系框架。
曾遂今采取了根据社会音乐活动要素来分解剖析的方法。这些主要的要素亦即章节的分类为：一、社会音乐活动的主体构成――人，这里包括“音乐听众”和“音乐职业”人员等两大主体；二、社会音乐活动的客体构成――物，这里的物专指音乐，而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里的音乐主要以“音乐商品”的形式呈现；三、社会音乐系统的内部运动机制构成――从社会音乐生产到音乐传播再到音乐流行最后到音乐批评，系统观始终贯穿于全书的体系构成。本书在体系上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结合，本土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为我国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在整个体系结构上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和规范。
二、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