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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在危机发生以前，美国的金融监管系统具有功能性监管和一体化监管的综合特征，所以美国监管模式就兼具了二者的优势，即一个专业化的监管者用一以贯之的原则对具有不同法律性质的企业实施相同的监管，同时避免了功能性监管模式的权限界定模糊问题。但是美国这样的监管结构也避免不了以下弊病，即因为该监管机构过于庞大，会将工作划分为不同的业务部门，那么如果不同部门的信息交流存在障碍且得不到重视，那么危机隐患就深植于系统中了。美国从两个层面进行金融监管，即从联邦层面和州立层面分别进行监管。在联邦政府层面上，有五个机构行使监管和审查的权力，即货币监管署、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蓄管理局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除了国家信用社管理局，上述机构管辖权的边界经常是模糊的，并且他们的责任是重叠的。日本的监管结构具有一体化监管模式的特点，即由金融危机管理局独自负责日本金融服务领域的安全稳健发展，日本金融危机管理局下设了金融服务管理局、财政部和日本央行三个机构，可以掌握企业经营活动更加综合全面的信息，并且避免了功能性监管和机构监管模式的权限界定模糊问题;但是如果日本金融危机管理局监管缺失，那么监管体系内就没有其他机构弥补错误。德国和英国都是采用一体化监管模式的主要代表。在2002年之前，德国采纳的是机构监管模式，即联邦银行监管办公室、联邦证券监管办公室和联邦保险监管办公室分别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但是鉴于跨领域经营的金融产品的日渐增加，德国采纳了一体化监管模式。在该模式下，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意志联邦银行共同进行金融监管。联邦金融监管局负责监管的是三个传统的金融部门，即银行、证券和保险，德意志联邦银行负责监管银行业。并且鉴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与联邦金融监管局有一定的重叠，二者在理解备忘录中重新规定了具体的权力界限。综合考量上述三个经济体的监管结构，我们可以观察到三个经济体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都采纳了一体化监管模式，那么危机的发生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一体化监管模式的缺点。在一体化监管模式下，如果监管者忽略经济发展中的致命缺陷，或者没有发现监管缺陷孕育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机构来弥补该过失了。除此之外，由于一体化监管者过于庞大，所以一般会被划分为易于管理的几个部门，而且一些国家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还有一些与一体化监管者监管领域重叠的机构存在。所以要想发挥一体化监管的优势，就必须要加强各个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协调。三个经济体都采纳了类似的一体化监管模式，各自的一体化监管者都忽略了监管系统中的致命缺陷，危机影响的广度就不仅限于美国国内，也不限于美、日、德三大经济体，而是还包括与它们有密切经济往来的新兴经济体，危机迅速在世界蔓延。
二、美国金融监管的改革危机发生之后
美国监管政策和监管框架的变动经历了从《现代化的金融监管结构蓝图》到《金融监管改革:一个新基础》监管改革意见出台，再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监管改革法案的出台。最终，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颁布后，美国的监管框架有了较大的变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是在《金融改革:一个新的基础》与沃克尔法则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法案。《金融监管改革:一个新基础》方案主要提出要实现以下五个监管目标:
一是推进对金融机构的有力监管。该目标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监管者没有要求公司在经济繁荣时期持有足够的资本金来防范可能到来的萧条时期的风险;
二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的综合监管。此次经济危机是在金融市场经历长时期显著增长和创新后发生的，伴随增长的不是风险被适当地分散，反而是以隐蔽并且复杂的方式将风险集中化，所以要对涉及的所有受益方都进行监管;
三是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虽然许多机构都有保护消费者的权力，但是监管空白和监管不力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四是为政府提供治理经济危机的必要工具。银行持股公司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面临破产时只有两个选择，即外部融资或者破产申请。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不能将纳税人的损失最小化来阻止系统性风险蔓延;五是提升国际监管标准和加强国际合作。全球见证了危机跨越国界漫无边际地快速传播，但是现在建立的监管仅仅局限于单一国家层面，没有统一的监管框架会加剧全球金融系统中的系统性风险。《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旨在“通过改善美国金融系统的透明度来推进金融稳定，结束‘大而不倒’的状况，通过终结紧急救助来保护美国纳税人，使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行为不当造成的伤害等”。法案改变了危机前的监管结构，如增设了新机构，同时合并和废除了某些机构来监管系统性风险。受该法案影响的危机前设立的机构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货币监理署、美联储、证券投资人保护公司和储蓄监管局。其中储蓄监管局被废除，其权力被移交给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
经济危机主要暴露了以下监管系统的缺陷:
首先，没有机构负责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所以法案想要建立一个使管理者能够纵观全局的体系。设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金融研究局附属于财政部，前者负责识别繁殖于金融和非金融组织中的、对美国金融稳定有威胁的风险，后者负责提供关于金融系统管理、技术和预算分析;其次，“大而不倒”问题严重。法案提出该类型的公司将要比其他公司获得更加密切的监管，并且禁止了银行的附属机构使用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每年要接受一次美联储的压力测试，还要每年自测一次。此外，法案通过了“有序清算机构”使大型机构安全地倒闭的决议。在清算之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投资人要确保清算对于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是必要的，而不是从清算涉及的金融公司的角度来判断清算实施的必要性;
再次，危机暴露了重复监管问题。法案通过对监管机构调整，将权力移交给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废除了储备监管局。总的来讲，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采取了一体化监管模式，各自的一体化监管者都忽略了监管系统中的致命缺陷。
企业经济管理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经济政策与目标地制定，另一方面是对财务开支与预算的管理。经济管理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前提，它可以将多个不相关的生产要素有机结合成实际的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的转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系统。经济管理的推动企业进步发展的有效助力，是促进企业生产并使经济效益得到有效提高的重要手段。企业只有提高了经济管理水平，形成一个科学的内部结构，才能使综合生产力得到提高，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相对提高。
二、在企业经济管理中以人为本的管理措施
1.全面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任何一项工作实施都是人，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管理者作为重要的执行者和实施者，其自身的操作能力和业务素质水平，是决定工作效果和水平的最关键部分。所以，为了充发挥柔性管理的积极作用，应该加强现代管理队伍建设，提升管理队伍的综合业务素质水平。首先，应该加强思想理念的教育，让管理者能从传统的管理思维中走出来，认识到柔性管理的优势，将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相结合。因此，在日常实践中，应该提升管理人员的人性化管理意识，要求管理人员认清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注重将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其次，管理人员应该不断学习和深入实践，柔性管理要求管理工作深入基层，注重与各部门的沟通交流，所以，在实践工作中，管理人员要不断学习柔性管理的知识，并且还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的教育，提升员工主人翁的意识，让员工认识到柔性管理的重要意义，明确自己在柔性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应该不断提升管理队伍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及时与各部门沟通交流，发挥各部门人员的智慧，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
2.坚持以人为本
实现柔性管理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有效应用，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首先，在经济管理中实行民主、自由的管理方式，尊重员工自我提升和发展的意愿和心理;其次，在促进企业合作团队进步的同时，促进个人的发展和协同进步;最后，在企业高管制定企业发展规划时，要综合衡量员工的利益得失，兼顾员工的发展空间和思想感情。
3.处理好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之间的关系
柔性管理发挥着中药的作用，在实践工作中，应该注重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并重，二者兼顾，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在加强柔性管理时，应该精简企业管理层次，然后通过专业化的运作，按照“提高生产效率、精简机构、优化服务”的原则，实现企业内部精细化管理，利用创新性的管理方法，实现各部门的协调合作，提升整体工作效率。实施柔性管理需要以刚性管理制度为基准，约束行为的前提下，鼓励员工参与管理实践活动。同时，还应该认清刚性和柔性之间的关系，在刚性管理中，需要灵活和随机应变。只有多变的方法才能及时跟进多变的市场，最终使企业经济产生和管理在制度的约束下，采取灵活的柔性管理方法，得到长久的发展，确保企业长久的生命力。
4.注重提高员工的素质
新时代，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在企业经济管理中，要注重对员工素质的培养，不断进行工作经验交流，以提升员工的管理才能，丰富员工的管理知识，开阔员工的视野，形成企业内部积极向上、和谐稳定的工作氛围，提高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使员工在实现和提升自我价值的同时，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5.给予员工以自
企业给予员工以自，可以让员工减少工作压力，始终充满工作热情和活力。使员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促进自我发展，提高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给予员工较为自由的环境，能够加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员工进行创造性发挥的过程中，会产生成就感和满足感，从而让企业在发展中能够留住更多优秀人才。
三、结语
关键词：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
截至2007年7月8日瑞士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共有75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因多种原因，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文件中坚持加入了“非市场经济”条款。此项条款存在明显问题，因为它不能反映中国产品的实际情况，客观上鼓励了一些国家将其作为贸易保护的手段。本文就我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外国对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问题的变化展开详细分析。
一、对华反倾销
反倾销(Anti—Dumping)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的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在非市场经济地位下，外国对华反倾销指控给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和伤害(甘永杰、谭智雄，2005)。从表1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国家遭到的反倾销诉讼中只有约60％最终被采取了反倾销措施，而中国遭受到的反倾销诉讼中约有70％最终被采取了反倾销措施；国外对华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一般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税率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百乃至百分之几千，且持续时间较长。如1993年墨西哥对我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率为：玩具315％，服装537％，有机化学产品673％，鞋类竞高达1105％；1997年7月，美国商务部对我国几家企业出口的小龙虾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平均为122．9％，最低的91．5％，最高的156．7％，而且该案从1996年开始立案，到2005年共进行了l2次新出口商复审、7次年度行政复审、1次日落复审，反倾销措施仍在继续适用。如此高的税率，显然是不合理的(胡昭玲，2004)。如果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国产品在美国反倾销程序中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就会消失(余菲，2007)，我国应诉反倾销案件的胜诉率会有所提高，被裁定的倾销幅度会大幅减小，反倾销措施持续的时间会缩短，中国企业缴纳的反倾销税会相应减少，从而减少那些对我国滥用反倾销的国家的预期收益，进而减少这些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诉讼的数量。而且，随着反倾销案件胜诉率的提高，也将提高国内企业的预期收益，使它们有更大的动力去积极应诉。显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对于我国应对反倾销诉讼以及外贸出口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当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出口产品价格同期下降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获得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们也很容易遭遇反倾销，而且应诉的结果也不可能100％胜诉(杜晓郁，2005)。
另外，反补贴一般对被认定为对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适用，外国对华反倾销存在对反补贴的替代性。例如，在欧盟对华皮鞋反倾销案中，欧方指责中国鞋业存在“低价融资”、“税收减免”、“非市场化的土地租金”等现象，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补贴问题。显然，这应属于反补贴的范畴，而不是反倾销。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这些以反倾销形式出现的反补贴会恢复反补贴的本来面目。
二、对华反补贴
出口商品在生产、运输、买卖的过程中接受的来自政府或同业协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奖金称之为补贴。因为受到补贴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对补贴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反补贴同反倾销、保障措施一起，被视为世贸组织允许的对本国产业实行保护的合法贸易救济措施。目前，反补贴调查虽然远不及反倾销调查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大，但依然能对被调查国的出口贸易造成较大伤害，严重影响涉案企业的竞争力。
WTO大多数成员认为，反补贴措施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它们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基本上由国家所控制，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分辨出哪些产业获得了政府补贴以及补贴的数量(赵玉阁，2005)。所以，作为贸易救济手段之一的反补贴调查，对目前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并不适用。1995年1月113至2006年12月3113，除了加拿大5起、美国1起外，没有国家对华发起反补贴，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我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进口国可能会对中国产品动用反补贴手段，因为我国的补贴问题客观存在(杜晓郁，2005)。
我国政府为了扩大出口，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补贴措施和政策，对出口产品或企业提供各类补贴。这些补贴名目繁多、形式多样，譬如所得税以及流转环节税退抵减免、成本或费用补贴、折旧或科技费用提取、贷款或购置土地优惠等补助，而且在贷款、返回利润和税收、提高折旧率等方面给予优惠，把采购国产设备或者配套的零部件视作进口，给予减免进口环节税收的优惠，等等。这些补贴绝大多数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赵玉阁，2005)。因此，如果我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遭遇国外的反补贴调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世界反补贴案件数量一直处于低水平。1995年至2006年，WTO成员共发起反倾销调查3044起，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的1941起④，而发起反补贴调查的案件只有191起⑨，采取反补贴措施115起，反补贴案件只有反倾销案件的6．27％。反补贴案件远远少于反倾销案件，这一方面是由于与反倾销相比，反补贴在操作性上更加复杂，补贴的计算方式不如倾销的计算方式成熟，补贴的认定上需要首先判断是否是禁止性补贴或可申诉补贴；另一方面，反倾销和反补贴针对的对象不同，反倾销针对的是出口国企业，反补贴针对的是出口国政府，同时调查中也涉及出口国企业。因此，反补贴案件的影响更大，极易引发贸易争端。1995年至2007年7月，针对反倾销案件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共66起，针对反补贴案件的共22起④，相当于大约每50起反倾销案件、每l0起反补贴案件，有1起启动了WTO争端解决机制。反补贴案件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比例是反倾销案件的五分之一。
而且，反补贴案件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发起。wI1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规定采用两种机制处理补贴与反补贴问题：一是根据符合SCM协议要求的国内反补贴法程序来处理；二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目前大部分反补贴案件都是采用前一种机制，因此，反补贴案件受是各国国内立法的影响。SCM协议要求WTO成员国在其框架下设计各自国内的补贴与反补贴立法。因此，各国的反补贴法框架基本一致。但是，发达国家的立法比较完善，操作性较强，而发展中国家的反补贴立法相对原则化，缺乏配套实施机制(李本，2005)。发展中国家如发起反补贴，其过程很容易遭到其他国家的质疑。目前绝大多数的反补贴案件由少数发达国家发起，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间，共发起的191起反补贴案件中，美国发起75起，欧盟发起46起，@两者占总数的60％以上。从反补贴案件的发展趋势来看，1999年达到一个高峰以后，反补贴案件发起的数量一直在减少。2002～2006年，平均每年全世界仅有9．4起反补贴案件(见图1)⑨。考虑到各国国内反补贴立法需要随着反补贴实践的增加而加以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反补贴调查的国家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增加。
在已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中，新西兰、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具有发起反补贴诉讼的经验，在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也对中国发起了反倾销诉讼∞，但至今仍未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诉讼。
另外，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集团)正在改变立场。它们认为，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市场导向产业”，反补贴法也同样适用。美国众议院2005年7月通过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theU．S．TradeRightsEnforcementAct)修正案要求将美国的反补贴法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加拿大在2004年对我国连续发起了3起反补贴调查，并对原产于我国的复合地板最终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是1995年以来，国外首次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这部分反补贴调查将继续。
三、对华同时应用反倾销与反补贴
反倾销和反补贴在发起产品上较大程度的交叉，为反倾销和反补贴同时发起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基础。目前，我国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均为基础金属及其制品；其他产品，包括加工食品、饮料类、烟草类产品，化工及有关产品，塑料、橡胶及其制品，纺织品，机械、电子产品及零部件等均遭受了数量不少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因此，两种调查容易被同时发起。虽然GATI''''1947第6条第5款规定：“在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不得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补偿倾销或出口补贴所造成的相同情况。”但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曾经多次同时对同一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并最终同时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2002年9月13日，美国对原产于加拿大的小麦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于2003年8月29日，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硬质红春小麦加征14．16％的关税(包括5．29％的反补贴税和8．87％的反倾销税)，对进口杜伦麦加征13．55％的关税(包括5．29％的反补贴税和8．26％的反倾销税)。2001年7月6日，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印度的磺氨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最终征收了18％的反倾销税和9．2％的反补贴税。根据加拿大的法律，加拿大可以对一种进口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1995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加拿大共发起16起反补贴调查，其中14起是反倾销与反补贴合并调查@，包括2004年对我国同时发起的3起。
查看WTO官方网站上的“OverviewoftheState—of—PlayofWTODisputes”，没有出口国因进口国违犯GATI''''1947第6条第5款规定，即本国被“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而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案例。可见，在国际法律实践中，允许或默认了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以及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因此，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我国有可能遭遇外国同时发起的反倾销与反补贴。
四、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的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争取提前获得其他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需要进行利弊权衡。一方面，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应诉外国反倾销时可以不再适用“第三替代国”标准；另一方面，可能会遭遇反补贴及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双重诉讼，此外，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将进行艰苦的利益交换谈判。市场经济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正如国际贸易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作为反倾销中的重要概念，也有其政治属性(宿景祥，2004)。欧盟承认俄罗斯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实际换取的是俄罗斯对欧盟东扩的认可(王庭东，2005)；另有一些东欧国家，由于支持美欧的军事行动，也获得了认可(王立，2004)。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集团)同样想从中获得相当的利益。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在欧盟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呼吁中国重新平衡进出口贸易，并表示若中国想要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认可，必须先取消对进口欧盟商品设置的壁垒凹。总的来说，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时间拖得越长，中国受反倾销诉讼的损失越大，而欧、美等国家(集团)的筹码也会递减，因为l5年大限越来越近。
在政府利用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争取外国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应当鼓励和帮助中国企业积极向他国申请“市场导向型产业”地位，把握争取个案处理的条件。这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与我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相比要小很多，主要是技术上的难度。为此，企业需要提供符合市场条件的成本数据，财务报表要符合国际规范(侯松岭，肖长华，2005)。前些年，我国已经有二十多家企业分别在欧盟、印度、泰国等国家(集团)的十余起反倾销案件中成功获得市场经济条件认可(甘永杰，谭智雄，2005)。可以将这些企业的应对经验进行推广，提高所有外贸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的能力，进而增加我国外交谈判中的筹码。
虽然较反倾销而言，反补贴案件的数量还非常少，但是不能忽视反补贴案件的重大影响。我国政府应该未雨绸缪，除了在SCM协议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我国的补贴政策和策略外，还要做好应对反补贴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准备。
为应对外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同时发起，我国可以在应对反倾销案件安排的基础上，增加反
补贴和反倾销共同的预警和联动机制，增加政府和企业在应对反补贴和反倾销方面的对话和联系，共同面对(朱榄叶，2005)。
最后，我国需要进一步增加本国应对外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实践，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法。一方面可以抵制国外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保护本国产业；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本国的威慑力，防止外国对我国滥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注释：
①浅析美国对华淡水小龙虾尾肉反倾销案(2005)．见http：//www．cacs．gov．cn／DefauhWebApp／showNews．jsp?newsId=300090000055．
②欧盟对华皮鞋反倾销初裁建议方案缺理少据，中方要求裁决须符合WTO规则(2006)．http：／／ibdaily．mofcom．gov．en／show．asp?id：122230．
③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adp—e／adp—stat·tab2——e．xls．
④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adp—e／adp—stattabT_e．xls．
⑤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2一e．xls．
⑥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6——e．xls．
⑦根据http：／／www．wto．ors／english／tratop—e／dispu—e／dispu_e．htm中的“111edisputes”整理得到。其中，从“finddisputescases”或“disputesbysubject”查出60起针对反倾销，20起针对反补贴；从“disputeschronologically”查出6起针对反倾销(它们是DS335，DS337，DS338，DS344，DS346，DS355)，2起针对反补贴(DS336，DS341)．~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3_e．xls．
⑨根据http：／／www．wto．ors／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l_e．xls中的数字计算得到．
⑩新西兰2004年4月14日承认后迄今发起2起；阿根廷2004年11月17日承认后迄今发起3起；澳大利亚2005年4月18日承认后迄今发起3起。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资料整理得到．
⑩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⑩欧盟明确表态：中国短期难获市场经济地位(2006参考文献：
[1】甘永杰，谭智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剐国承认及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36—40．
[2]胡昭玲．反倾销规则与实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余菲．论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不公平性及应对策略[J]．世界经济研究，2007，(5)：46—51．
[4]杜晓郁．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理性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5，(4)：4o一44．
[5]赵玉阁．警惕反补贴调查成为我国外贸出1：2的新障碍[J]．国际贸易问题，2005，(5)：107一l10．
[6]李本．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宿景祥．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与美国贸易政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O)：57—62．
[8]王庭东．论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实质[J]．世界经济研究，2005，(6)：l1—15．
[9]王立．中关博弈市场经济地位[J]．国际经济合作，2004，(8)：39—41．
（一）金融危机与企业融资金融危机主要从供给端对银行信贷产生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下降以及经营绩效降低，都促使其通过储存流动性，减少贷款规模的方式来降低经营风险。为了缓解融资约束，企业开始选择其他融资方式来为公司正常经营提供资金支持，主要包括现金储备、公司债券融资和贸易融资三个方面。Campello等人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行分组，对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1050家公司的CFOS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会计划削减自身的研发、薪酬和资本支出，并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现金储备。具体来说，为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信贷紧缩局面，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会通过加速提取银行信贷余额和降低股利分配比例等方式储存流动性，提升企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等风险的能力，未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则没有上述行为。Kahle和Stulz将企业按照与银行有无关联进行分组，实证检验企业各种融资手段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危机第一年，各类企业的债券发行规模都有所扩张，2008年9月之后，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规模均大幅降低，而与银行关联较多的企业的现金储备则在整个危机期间显著上升。金融危机主要对银行信贷供给端产生影响，这会降低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为了满足企业必要的资金需求，债券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选择之一。
Polak等人认为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企业将注意力从盈利水平转移到企业现金储备和流动性上，公司债券在企业融资方式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发行债券成为维持公司流动性、控制公司风险的战略选择。Dick－Nielsen等人以不同信用评级债券为例，指出金融危机期间公司债券对企业融资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信用评级较高的公司的债券流动性更好，AAA评级债券需求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借贷规模缩减所造成的系统流动性不足。此外，Dick－Nielsen等人进一步对比了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和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发现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明显缺乏流动性。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作为缓解融资约束的另外一种替代选择，其重要性日益体现。Garcia－Appendini和Montoriol－Garriga在银行信贷紧缩和非金融机构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的背景下，实证检验了非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企业提供资金的重要性。将企业按外部融资的依赖水平进行分组，发现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上升，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提供流动性。融资约束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贸易融资上升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其在银行借款方面的不足，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应该采取政策规范贸易融资。与前者的研究相类似，Coulibaly等人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下降的背景下，研究了贸易融资对企业经营的重要作用，利用亚洲六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泰国）的宏观数据探求企业销售额下降的原因，发现拥有较多贸易融资的企业销售额下降较少，贸易融资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性愈加明显。进一步地，Coulibaly等人将企业分成国内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两类，发现出口导向型企业贸易融资较少，其销售收入下滑幅度相应也较大。
（二）金融危机与企业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出于谨慎性动机，银行会选择降低贷款比例，提高资产流动性，企业相对较难从银行取得贷款。在此背景下，企业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下降趋势，现金储备、债务融资和信用额度等因素与其投资的关系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Campello等人采用调查问卷法证实，近90％受到融资约束企业的首席财务官（CFO）声称企业的投资计划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超过半数的企业强制取消了既定投资项目。Duchin等人则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进行细分，讨论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现金储备与投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供给端影响非金融机构从外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能力，控制行业和时间变量后，公司投资在金融危机开始时的下降幅度达到了6.4％。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较少现金储备和高额净短期负债的企业投资下降幅度最大。在进一步研究中，Duchin等人又将样本研究区间扩展到2009年3月31日，发现随着金融危机对企业需求端的影响开始显现，公司投资依然保持下降的趋势，但此时现金储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随着投资需求的下降，融资约束的存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开始下降。Almeida等人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自然实验的机会，研究信贷紧缩背景下企业经营行为的变化，按照债务的期限结构将企业分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进行再融资和没有再融资两组，发现相较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没有再融资的企业来说，需要在金融危机期间再融资企业的投资多下降了2.5%，而债务期限结构以短期借款为主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下降的幅度更大。
Anand等人解释了流动性管理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危机造成了市场流动性不足，这种流动性紧缩局面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由于买方投资者承担了更大的流动性风险，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撤销大部分风险投资，这一经营策略延续到了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机构投资者通过交易控制长期市场秩序失衡的能力较难迅速恢复。Campello等人则将关注焦点放到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如何管理流动性这一问题上，通过将公司内部流动性、外部资金和公司决策三者相结合，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对没有出现现金流短缺的企业来说，较高的信贷额度往往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资本支出，而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则会谨慎权衡储蓄和投资行为，信贷额度的存在有利于弱化金融危机对公司投资的影响。与前述研究类似，Campello等人又以欧洲地区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公司信贷额度并没有枯竭，银行信贷可以为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提供流动性，进而对其投资行为进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Chen等人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变化，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内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有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在近几年，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几乎消失，这一现象在金融危机期间依然存在，而研发费用和现金储备的变化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因此，他们指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不是度量融资约束的合理变量，未来研究中对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消失这一现象的解释将有利于深化对公司投资行为的认识。除了企业的现金储备、债务融资、信用额度等因素与企业投资规模的变化相关以外，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也会对企业投资规模产生影响，会计稳健性越高，则企业就更有潜力提升自身债务融资能力，提高投资水平。Watts和Zuo实证检验了美国2983家非金融机构的会计报表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期间会计稳健性主要通过改善企业借贷能力和制约投资机会两个渠道来提升公司价值，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高，金融危机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消极影响就越小，企业越有可能取得更多银行贷款以扩大投资。
二、中国情境下金融危机与公司财务未来研究展望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讨论为中国开展金融危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但是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将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相结合，有可能取得不同于国外的研究结论。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和“国进民退”等现象，都为我们研究中国制度背景下金融危机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不仅有利于扩展国内公司财务领域的相关研究，更是对国外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的重要补充。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中国情境下金融危机与公司财务领域的相关研究建议。
（一）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研究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法律和制度环境尚不完善，企业组织结构、公司治理水平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尤其是受到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更多地依靠管理者的个人权威，这一方面会造成企业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较差，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对企业日常经营的监督不足。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企业面临经营困境，因此，研究特殊事件冲击对企业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盈余管理。金融危机导致大部分企业陷入亏损困境，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企业管理层是否会借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在金融危机期间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是什么，这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金融危机背景下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方面。（2）管理层激励。企业“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是否会通过管理层激励来摆脱经营困境，对企业管理层激励的方式和效果的研究应该成为探讨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重要研究话题。
（二）基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观察企业理财行为的变化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的理财行为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产权性质存在国有和民营的差别，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经营目标、财务决策等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此为基础，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理财行为的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结构。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是否会选择其他的替代融资方式来满足资金要求，实证检验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变化，能为观察特殊事件对企业理财行为的影响提供经验借鉴。（2）投资效率。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以此为背景，讨论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效率是衡量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果的关键指标。（3）多元化与并购。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海外并购成为公司理财行为的一个热点，中国企业相对良好的经营状况和充沛的现金储备，为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战略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机遇，企业并购与经营多元化将会成为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金融危机与企业外部联系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转轨经济特殊发展阶段和传统东方文化的“关系”的概念。在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依然在资源配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积极营造各类外部联系，以求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将企业的外部联系纳入到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金融危机与企业外部联系的研究应着重观察以下两点：（1）政治联系。中国的制度、法律环境尚不完善，政治联系的存在会为企业提权保护、融资便利和税收优惠等优势，将政治联系纳入到金融危机研究中，观察政治联系与企业投融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关系，是对现有政治联系相关研究的重要扩展。（2）银企联系。银企联系也是企业外部联系的重要形式，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银行信贷额度的快速上升，观察银企联系对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
1.1总体情况从表1可看出，除PR外，在从潜伏期到爆发期再到后遗症期的危机演化过程中，各个项目从绝对值上来说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模式。在各个阶段，信息处理意图均高于信息搜寻意图。在表2中将样本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子群体时，仍旧呈现出这个模式。
1.2教师和学生群体信息处理意图和信息搜寻意图的差异检验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学校师生在甲流疫情危机情境中的信息处理和信息搜寻意图。因此，高校情境中最自然的两个群体，即教师和学生，他们之间在这两方面意图上是否存在水平的差异就成为首先要加以考察的问题。如表3和表4所示，教师与学生这两个子群体在各个阶段的信息处理与信息搜寻意图从统计上说并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群体在潜伏期的两项意图均弱于学生，但到爆发期则有较大上升，在平均水平上超过学生群体。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教师群体的两项意图水平又再次回落。相对而言，学生群体在整个危机中意图水平则较为稳定。
2对Grunig理论的检验
2.1Grunig理论在甲流危机情境下的待检验假设H1:认为甲流是一种危机的人，更关注关于甲流的信息，也更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H2:越是认为甲流的防范存在条件障碍的人，越不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不会积极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H3:越是认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机的人，越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会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作为对Grunig理论在甲流疫情危机情境中的特殊应用，则提出另一条待检验的假设，即H4:积极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
2.2对假设H1、H2及H3的检验为检验假设H1、H2及H3，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其中，IP即(被动的)信息处理意图，IS即(主动的)信息搜寻意图，PR即问题认知，CR即约束条件认知，LI即牵涉度认知。在对全部样本做回归的基础上再对教师和学生两个子群体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期找到属于这两个子群体的不同特点。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各项系数的正负符号是否显著可以说明在各时期，各人群中H1、H2、H3假设是否成立。以下分别为危机三个阶段的回归结果。常数项的估计不涉及理论检验的结果，故略去。根据实证结果，在显著的系数中，所有系数的正负符号均符合理论预期。越是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越是觉得危机能造成影响，就越会导致信息处理或信息搜寻行为，而越是认为存在条件约束的，其信息处理或信息搜寻行为就越少。具体地，从实证结果中发现:(1)H1部分通过检验。在危机的三个阶段中，PR这一因素基本上只影响到公众的信息处理意图，而不影响信息搜寻意图。这说明，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虽然不足以驱动人们去主动搜寻信息，但足以使人们关注信息，即使这种关注是被动的。针对这一特点，应在加强人们对危机的存在感的同时，加大防疫知识的信息传播力度。而在危机的爆发期，由于危机在事实上已经存在，因此，无论是否认识到危机存在与否，公众的信息获取行为意图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在爆发期，无论从现实意义上看还是从统计意义上看，PR仅对总体的信息处理意图有微弱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宣传措施的重点显然应从潜伏期重点提高人们警觉性转移到其他方面去。(2)H2基本通过检验。在爆发期，CR项的系数在绝对值上大于潜伏期，从中可看出防疫条件对人们行为意图的影响。如果人们觉得无法抵御，就会放弃“抵抗”。在潜伏期应加强宣传，增强师生的对危机存在的认识，而在爆发期则不需要继续采取这一宣传措施，相反，应加强防疫条件，并向学校师生展示学校有足够的条件应对疫情，增强师生面对疫情的信心，从而积极采取行动。(3)H3的假设通过了统计检验，越是认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机的人，会越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会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但从三阶段的演变情况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牵涉度认知对于信息搜寻意图的影响下降了，并且此下降在教师与学生子群体中都可以观察到。
2.3对假设H4的检验运用相关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假设H4，即:积极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危机的三个阶段中，受访者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的意愿与信息搜寻意图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潜伏期和爆发期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5。后遗症期的相关系数虽然下降较多，但仍超出通常所认为的弱相关(小于0．3)范围。同时，在危机的三个阶段，反映被动关注信息的信息处理意图与执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存在，但除了爆发期系数大于0．3，其他两个阶段都是弱相关。因此，假设H4是成立的。此外，从上表还可发现，爆发期的信息搜寻意图与执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间的相关程度较潜伏期更强，而进入后遗症期后，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却有大幅度下降，这说明是否身处危机之中对于学校师生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3基于Hallahan(2000)的扩展分析
Hallahan对Grunig公众情境理论进行了扩展，将危机中的公众划分为不活跃的、有意识的、觉醒的和活跃的四种类型。划分标准如下:根据这一框架，观察不同类型公众采取行动的积极程度存在着差异。与此相对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公众也应采取不同的沟通交流策略。
3.1调查对象的类型划分及其意图差异把对甲流疫情了解程度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为对问题的了解程度低，高于3分的界定为了解程度高。同时，牵涉度认知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为牵涉程度低，牵涉度认知高于3分的界定为牵涉程度高。据此将所有样本进行分类。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公众情境理论中用以衡量行为水平的信息处理和信息搜寻意图均存在显著差异。从表10和表11可看出，不同类型的人群在三个阶段的信息处理意图和信息搜寻意图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进一步综合采用Scheffe和LSD事后比较法进行分析显示:(1)在潜伏期，活跃的人群信息处理意图最强，有意识的人群次之，觉醒的人群再次之，不活跃的人群信息处理意图最弱。但其中，“活跃的”与“有意识的”以及“觉醒的”这三种类型人群之间的信息处理意图没有显著差异，而“不活跃”的人群其信息处理意图较其他人群显著为低。在这一阶段，信息搜寻意图由高到低则依次是“活跃的”、“觉醒的”、“有意识的”以及“不活跃的”。在这一主动意图方面，“活跃的”人群显著强于其他人群。其余的三种人群的意图则彼此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视为同一集群。(2)在爆发期，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由高到低依次是“有意识的”、“活跃的”、“觉醒的”和“不活跃的”。其中，“有意识的”的信息处理意图虽高于“活跃的”，但两者间的差异几乎不存在(p=0．998)。在信息搜寻意图方面，则由高到低依次是“活跃的”、“有意识的”、“觉醒的”和“不活跃的”。(3)在后遗症期，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活跃的”与“不活跃的”依旧处于由高到低的两端，处于中间的“有意识的”与“觉醒的”两类人群的意图则较接近，彼此之间无显著差异。在信息搜寻意图方面，“活跃的”人群显著高于其他人群，而其他三种类型人群之间无显著差异。在各个阶段，不活跃的人群的信息获得意图几乎总是显著地低于其他人群，而活跃的人群的信息获得意图也几乎总是显著地高于其他人群。“有意识的”和“觉醒的”这两类人群则基本始终介于两者之间。这一点是符合理论预期的。此外，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觉醒的”始终低于“有意识的”，这反映了“有意识的”人群更多地是被动地关注信息。
3.2针对性策略的实施基于Hallahan框架的分类，在了解人群特征的基础上，有助于危机管理者有针对性地实施危机沟通策略。不同类型群体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同时，对于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群体也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再考虑教师和学生中各类型人群所占比例，以期通过这些比例的变化，来找出各个阶段宣传策略的重点。分析发现:(1)“活跃的”类型所占比例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符合危机发展规律。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群体中“活跃的”这一类型所占比例在潜伏期相对于学生群体来说要低很多，但是到爆发期才迅速提高。(2)“有意识的”类型所占比例较低。从潜伏期到爆发期，部分“有意识的”人群由于牵涉度的提高而转变为“活跃的”类型。而进入后遗症期之后，随着部分“活跃的”人群的牵涉度下降，“有意识的”类型所占比例又有所提高。(3)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子群体，“觉醒的”类型所占比例在三个阶段都逐渐减少。对于“觉醒的”这一类型人群而言，由于其牵涉程度高而对问题的了解程度低，因此既可以通过提高对问题的了解程度而转变为“活跃的”类型，也可以通过牵涉程度的降低而转变为“不活跃的”类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主要遵循第一条路径，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则主要遵循第二条路径。(4)根据预想，“不活跃”类型所占比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应下降，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则可能回升。教师群体符合这一预想，但学生群体不符合。进一步探索发现，以牵涉度小于等于3统计，潜伏期有38人，爆发期有43人，后遗症期有59人。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的增加是正常的，因为随着危机的结束，牵涉度下降。但从潜伏期到爆发期的增加是异常的。教师子群体中，牵涉度小于等于3的人在潜伏期是15人，到爆发期下降为10人，符合预期。问题主要出在学生子群体上，从潜伏期的23人增加到了33人。学生子群体在危机爆发时反而变得不活跃。
4研究结论与局限
1.建立科学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
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制度的建设是实现单位科学管理，提高单位经济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重要指导。同时，单位经济管理制度的构建对保证单位经济管理工作明确化、规范化、系统化和人性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制度构建中应强化柔性管理，尊重单位员工的自我发展，落实“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从而实现单位的团队合作和自我合作之间的协同进步，使单位经济管理形成民主而自主的管理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归宿感，才能实现员工自身与单位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另外，为了保证单位经济管理制度有效实施，单位还应该对经济管理工作实施有效的惩奖制度，以单位内部员工的收入最终归属的价值链，这样不仅能够保证经济管理制度的有效落实，而且也会提高员工的自身价值。
2.正确处理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的关系
任何管理方式出发点都是为了提高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组织的内部核心竞争力，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同样也是如此。从管理的作用角度分析，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都有着自身的优缺点，完全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并不会出现排斥的情况，在单位经济管理中互相结合、刚柔并济才能发挥出自身的最大优势。刚性管理能够在实践中形成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是柔性管理实践的基本条件，严格管理程序更加具有全方位性，管理制度更加规范化，能够为管理工作提供一个管理的目标、制度以及必要的管理手段等，保障成员行为的规范性。在单位的经济管理中，柔性管理中并不会排斥掉管理中的刚性成分，柔性管理只有建立在刚性管理的前提上，才能把实现柔性管理，若是没有刚性的管理制度，柔性管理必然导致管理的无序性。柔性管理在传统的刚性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手段强硬的一种对比，正好弥补了刚性管理存在的不足。若是在事业单位的管理中实施刚性管理，必然导致经济管理缺乏人性化，使导致单位员工没有工作的积极性和激情，难以长期的存在，因此还需要采取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和刚性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并无高下之分，只有充分结合形成互补，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3.提高单位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新时期，随着事业单位体制的深入改革发展，事业单位内能够享受的国家一级地方政府的拨款和补贴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在这种形势下，事业单位必须剔除传统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坏毛病，不断增强单位工作人员的竞争意识，以促使单位能够凭借自己的本事获得足够的资金。同时还应该对单位经济管理人员以及员工定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技能培训工作，以改善单位内部官僚作风以及官僚思想，使单位管理人员和员工充分认识到领导与员工不是传统的行政奴隶以及奴隶主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关系。另外，单位也应该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力度，不仅需要加强业务上的培训，同时还应该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民主平等意识，赋予员工自，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自身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员工的归属感，才会使员工具有一定的成就感，才能为企业创造最大的价值，才能促进单位经济效益提高。
二、总结
一、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根源
1.筹资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效益的不确定性，即投资风险的存在。由于竞争激烈，市场形势复杂多变，企业的投资效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筹资风险；二是资金调度的不合理性。资金合理调度，可以相对节约资金占用使其既能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又能在时间上相互衔接，形式上相互协调，充分挖掘资金使用的潜力。资金调度不合理，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三是外币汇率风险，只有当企业进行外币筹资业务时才发生。企业借入外币进行筹资活动，如果归还时该种外币汇率下降，就会产生汇兑收益。反之，就会产生汇兑损失，这样就要使企业以更多的本位币来归还借款。
2.投资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投资方向错误。选择的投资方向从一开始就是夕阳产业、市场淘汰产品项目或国家即将控制投资发展的污染环境产业，投资之日开始就决定了其注定失败的命运；二是投资过程不能严格按预算控制投资成本。形成边投资边修改预算的“钓鱼工程”，最后扩大了投资总额，造成投产后资产折旧费用占产品成本比例过大，在经济上制约了工程项目资金的回收期缩短；三是投资购建的资产在技术上不先进。购建技术落后的设备、或从经济上看已经不先进的设备，从生产工艺上注定了投资项目资金回收的风险。
3.资金回收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账政策过于宽松。适当的赊销能够促进企业产品销售扩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过于宽松的收账政策则有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伤害，造成企业资金大量流失；二是企业内部对应收账款管理存在漏洞。管理层对抓紧应收账款催缴工作的力度如何，能否安排专人专门负责应收账款的管理，甚至派人长期上门催缴，落实难点、焦点客户的账款回收，是该问题的内部原因；三是不愿动用法律手段讨回债权。基于维持长期客户的关系，不愿诉讼法律手段解决长期拖欠问题，造成问题积累超过限度，使其酿成现实风险。
4.收益分配风险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收益确认的风险，即由于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会计方法的不当，有可能少计成本费用，多确认当期收益，从而虚增当期利润，使企业提前纳税，导致大量资金提前流出企业而引起企业财务风险；或者有可能多结算成本，多计有关费用，少确认当期收益，从而虚减了当期利润，影响了企业声誉。另一方面是对投资者分配收益的形式、时间和金额的把握不当而产生的风险。如果企业处于资金紧缺时期，却以货币资金的形式对外分配收益，且金额过大，就必然大大降低企业的偿债能力，影响企业再生产规模；如果企业投资者得不到一定的投资回报，或单纯以股票股利的形式进行收益分配，就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企业信誉，股票上市企业的股票价格会下跌，这些都会对企业今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的几点看法
1.思想上重视防范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防范就是企业在识别风险、估量风险和分析风险的基础上，充分预见、有效控制风险，用最经济的方法把财务风险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就是要在财务风险发生以前，采取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防止风险的发生或者把风险控制到最小程度。根据企业财务风险的来源，树立财务风险意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企业员工，特别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只有树立财务风险意识，善于对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行科学预测，有预见性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使可能遭受的风险损失尽可能地降到最低限度，才能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笔者认为，江西水泥厂2005年出现的财务困境，就是因为当时的管理高层没有很好地预测财务风险，对市场环境盲目乐观，大量地举贷建分厂，当市场需求一缩紧时，贷款利息就成了企业沉重的负担。
2.选择合适的财务风险防范方法。
（1）保持资产的流动性。
企业偿债能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其债务资金总额及资产的流动性。债务资金总额是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而筹措的，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并不会为了偿债而扩大筹资规模，企业真正能够偿债的只是货币资金及部分变现能力强的流动资产（即资产负债表左边的前面几项）。而固定资产、长期投资等，往往只能作为一种企业实力的保证。资产的流动性，具体表现为资产总额中流动资产的比重和流动资产中速动资产的比重。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也是反映资产流动性的指标。
一个企业的资产结构往往是其生产经营的需要和特点决定的。但企业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采取措施相对地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例如，企业采取融资租赁的方式取得部分厂房和设备，这样可以避免部分流动资金“固化”，相对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还要求企业及时处理资金周转过程中不正常的资金梗阻。如积极变卖处理超储积压物资，采取措施尽快回收应收账款等，使流动资产真正“流动”起来，既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效果，又有利于企业实际偿债能力的增强。江西水泥厂在财务危机四起时，也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如成立清欠办，加强对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对一些年年报亏的子公司采取承包租赁经营等。通过这些办法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财务危机。
（2）保持合理的债务规模和结构。
在尽力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同时，也需要控制合理的债务规模和结构。企业负债控制到多大的规模内，并无定论，但一般来说，它必须与企业的还款能力相协调。由于在企业中，只有作为所有者权益的那一部分才能作为偿债来源，因此，举债规模应与企业所有者权益相适应，一般来说不应该超过净资产的数额。但是，在不同的行业情况也会有差别。对于一些固定资产比重较大的行业，由于资产的流动性不强，真正可用于偿债的是货币资金。对于这样的行业，负债规模还应略低一些，另外，企业确定负债规模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是盈利能力。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则效益越高，负债能带来更好的效益，还款一般也有保证，因此，可适当扩大负债比重。企业资金周转速度的快慢，也是企业确定负债的一个考虑因素。若企业资金周转快，生产周期短销售实现快，则容易组织还款资金；反之，则容易出现拖欠债务的情况，此时企业应相对降低负债比重。总之，企业的现金流越有保证就越可以组织较高规模的负债。
考虑负债规模的同时也要考虑债务结构的合理化。债务结构主要指长短债务的规模。一般来说，长期债务的资金成本较高，短期借款的资金成本较低。从控制资金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提高短期借款的比重，可相对降低资金总成本。但短期借款的比重太大，违约风险也太大。企业短期临时性的资金需要，宜用短期借款解决。长期性的资金需要，若不发行股票筹资，则宜以长期借款解决。若以短期借款解决，往往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一旦无法借到，便会面临财务风险。在这样情况下还可以引起借款利率上升，与降低资金成本的初衷背道而驰。
（3）合理调动货币资金，可以考虑建立风险基金。
要防范企业财务风险，需要企业财务人员进行货币资金的合理调度与安排。根据不同企业资金运动的规模和生产经营的特点，妥善安排货币资金的收支活动，使之在平时能保证生产经营的需要，在还款和分红付息期到来时，及时地筹集和调度资金，以避免出现无力支付的情况。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联营、合并等多方位多元化经营方式来扩大规模，运用规模经济来分配企业财务风险，以盈助亏，以优补劣。建立风险基金，即对于出现的偶然性很大而损失有限的风险，企业可以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有计划的提取一定数量且独立于企业运营资金之外的货币资金，作为损失发生时的补偿基金，防止风险发生对企业正常运营资金的影响，从而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4）加大对子公司的财务控制力度，增强抗风险能力。
企业作为所有者，对子公司的净资产有绝对的控制权力，但各子公司也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独立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企业要加大对子公司的财务控制，首先，要建立一整套子公司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从规章制度上保证子公司的财务运作符合企业的整体利益。其次，要推行财务总监制或会计委派制，把财务会计人员的任命权归母公司管理，以避免子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再次，对子公司要实行合并会计报表。
（5）加强对投资项目的论证，提高投资收益。
对新上马的项目，一是要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对投资的区域、行业、时间以及以什么方式投资，都要进行可行性论证，以避免投资风险。同时，还要结合投资成本，静态回收期、投资回报率、该项目的发展前景等方面综合考虑。二是投资规模要适度，资金投向要合理配置，不能贪大求全，否则不利于风险的分担。三是要树立抵御风险的信心，一旦决策投资，就要尽快上马建设，不搞胡子工程。
（6）建立健全财务活动各环节的风险防范机制。
【关键词】公共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责任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的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我们要站在复杂和综合的角度上,对危机的性质、状态和前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把握、估计和预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人,在公共危机的预警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试图分析政府在公共危机预警中的责任缺失,以明确政府责任问题,进而在理念上实现由强调公民义务和政府权力到强调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的转变。
一、公共危机预警机制及政府责任
(一)公共危机的概念界定
按照国际社会的一般看法,公共危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严重危及社会秩序、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而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社会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我国学者认为公共危机是由于某些无法预测的因素诱发产生的对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形成重大威胁的事件。
(二)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责任
公共危机预警机制是指在危机演变的不同阶段中,对可能引起危机的各种要素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危机信号和危机征兆进行严密监测,对其发展趋势、可能发生的危机类型及其危害程度作出合理科学的估计,并向有关部门发出危机警报的一套运行体系。
建立一个有效的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需要政府做的工作有:
1.建立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控系统,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
2.制定各种科学意义上的应对控制措施,努力探究危机形成、爆发的一般规律及其解决的一般规律和控制策略。
3.开展政府雇员危机管理培训和全民危机管理意识教育,增强全社会特别是政府雇员危机管理的意识和技能。
4.在危机的潜伏期和初显期,政府应对可能导致其爆发的因素做好控制工作,努力把一切苗头消灭在萌芽之中,化解于爆发之前。
二、我国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政府责任缺失的具体表现
(一)危机监测不力
危机预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风险进行随时评估,我国现行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就缺少风险评估机制,对危机发生或能发生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因素的调查、评价和预测。再加上没有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控系统,未能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缺乏敏锐的危机判断能力,很难做到对危机的详细预警分析。
(二)预案粗陋,缺少演练
要做到预案求实,不仅要有危机一旦发生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多套行动(遏制危机、处理、消除危机,重建或恢复正常状态)方案,而且要通过教育、培训、演练或计算机模拟、培养,提高领导者的指挥能力和群众的应变能力,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使危机一旦发生,预案能够切实地发挥作用。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不仅是预案粗陋,更重要的是缺乏培训和演练,停留于应付上级检查,做表面文章,甚至多发的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的预案也是如此。
(三)没有及时准确地信息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信息传递方面喜欢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致使内部信息渠道严重阻塞或扭曲;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缺乏规范、及时的信息披露制度,宣传主管部门又习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管理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缺少必要的法律保护,这诸多原因使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作用和社会监督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再加上各级政府为了“保稳定”,各级官员为了“保乌纱帽”,以及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过分看重吸引外资、发展旅游等方面的近期局部利益,使得各级政府在预防和救治危机进透明度极差。
三、我国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危机意识淡薄
在全球化背景下,危机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不只是战争会引发危机,环境、金融、病毒等也成为诱发危机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小概率事件的触发下都有可能诱发大规模的危机。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发展势头,各级政府部门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忽视了危机意识的培养。
(二)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职能的划分不够清晰,许多事项管理的权力、责任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部门封锁现象,沟通存在比较明显的障碍。在这种制度下,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当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更是难以明确,许多事项往往要由中央政府统一下令才能协调一致,导致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大打折扣。
(三)缺乏常规性危机管理部门
危机爆发时,训练有素的危机管理机构有利于政府作出正确的反应。危机管理机构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因此,必须把懂得危机管理的人员组成专业机构固定下来,持续累积信息和经验。使危机刚出现时,及时控制。而我国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现有行政机构,既缺乏专门机构和完善体系,又缺乏专业人员和应急运作机制,对于危机处理方式经常是遇事就成立一个指挥部或领导小组,具有浓厚的临时色彩,因此在进行跨部门协调时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不明显。
(四)法制滞后
法律制度是各种制度中最强硬的一种,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稀缺资源,同样地,法制建设也是危机管理制度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在西方发达国家,危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就体现在立法上,如美国、日本、俄罗斯就有《紧急状态法》。而我国在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则相对滞后,政府在处理危机时仍然习惯于运用人治方式,相对忽视了法治方式。
(五)问责制度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把自己视作管理者,把民众视为被管理者,这种理念必然造成问责制度的缺失。我国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拥有公共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并负有责任。但是实际过程中过于强调官员个人的主观动机而不论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种权力与责任对等的意识。有时即便是对责任官员做出了处理,也通常是久拖不决,甚至到最后不了了之。
四、强化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责任
预警机制中政府责任缺失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导致危机的扩大,增加危机处理成本,另一方面破坏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强化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责任势在必行。
(一)建立敏感的信息系统
1.加强危机管理软件系统建设。应当利用IT和网络技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覆盖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基层自治组织、科研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团体、民间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信息管理系统,形成自己专用的、畅通的、可靠的信息采集、加工系统。政府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从静态上讲,包括三个方面的信息库:涉及各种社会现状与发展情况的信息库;危机防治与救治的资源信息库;危机管理中的技术数据信息库。从动态上讲,政府危机管理信息系统除上几个方面的信息库所涉及到的信息收集能力外,还包括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
2.整合外部力量。一方面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功能发挥必须有广大民众的积极配合,因此必须加强民众的危机意识和科学精神。从科学决策的角度看,政府应该对危机涉及的各个方面集思广益,充分发挥智囊机构的作用。他们带来的是新的视角,新的逻辑,新的对策,他们常常能够使决策出现柳暗花明的气象。另一方面在危机管理上,我们要积极争取国际性的组织和地区性的组织在资金、人员、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在信息方面的沟通。通过全球合作,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谅解,维护国家的国际形象,一方面可以提高危机管理的效率。
(二)强化危机预警的组织保证
1.建立分权式的组织结构。面对越来越多的决策,分权式组织结构可以让“下面”或“外面”做出更多的决定,减轻政府做决定的负担,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提高危机预警的效率。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政府自身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系统,在各省、市、县、乡镇(街道办事处)都设置专职专业人员负责各种与危机有关的信息的收集、加工、分析和传播;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吸收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基层自治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社管会)的参与。通过这两方面的结合,形成一个上下联动、内外协调的危机应对组织网络。
2.设立常规性危机管理机构。在中央一级政府这个层面上,应尽快建立起具有会商决策和综合协调的常设性危机管理机构,并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和任务,组织有危机处理经验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对各类危机开展分析总结工作,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并协调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工作,加强他们协同运转能力。在地方各级政府层面上,地方政府应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设立相应的对口管理部门,并根据本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置具体的职能部门及组织形式,加强各部门间协调运作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三)加强制度建设
1.加强紧急状态立法。我们可以借助国外的危机管理经验和相关的法律制度,结合国内处理各类危机的经验,制定出一部统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紧急状态法》。对危机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义务、管理机构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义务、组织运行程序、政府紧急权授予的规定、社会各阶层和公众的责任和义务、紧急管制措施规定、政府社会动员和征调规定、公民权利保障规定、政府信息通报规定、危机处理绩效考核、奖励机制及责任追究等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
2.建立行政问责制度。所谓行政问责,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公众等对公共行政行为进行质疑。权责对等是“行政问责”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它认为官员在接受权力的同时,也就接过了责任。不肯或未能承担起应有责任,则其便没有资格或不必再持有权力。它更加强调的是工作效果。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主要有:司法机关追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法律责任;各级党委行使人事任免权,追究行政首长的领导责任,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责任追究;行政相对方的追究。其中行政相对方的追究是构建我国公共危机责任机制中最重要最有力的一环。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王成,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迅速席卷全球，企业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国内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竞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拥有高水平的竞争力和组织效能以及通过降低成本取得成功的企业，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际彰显出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些企业抓住其他企业倒闭的机会及时引进优秀人才，探索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以积极应对经济危机对企业的冲击。
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应用，使知识成为企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企业竞争的焦点从对自然资源和现实资本的获得，转向获取各种知识和智力创新成果，竞争的成败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资源的有效配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能否建立一支真正高素质的知识团队。这就要求企业拥有不断更新产品和服务的优秀人才，以及创新、多能、灵敏的员工队伍，人力资源作为企业资源的战略重要性明显地突出。
人的需求与价值观趋向多元化，对人的管理变得更复杂。这使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认识到，追求成功最关键的不在于调整战略或重整组织，而在于改变员工的行为。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有效性，已经成为了促进企业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战略性因素。
二、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涵义及其特征
（一）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涵义
1981年戴瓦纳在《人力资源管理：一个战略观》一文中提出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1984年比尔等人的《管理人力资本》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人力资源管理向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飞跃。Wright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定义为“为使企业达成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有计划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人力资源部署和管理行为”。这个定义具体包括以下内涵：
一是不可替代性，将人力资源视为获取竞争优势的首要资源。
二是系统性，强调通过人力资源的规划、政策及管理实践达到获取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源配置。
三是战略性，强调人力资源与组织战略的匹配与契合。
四是目标性，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目的是实现组织目标，提高组织的绩效。
（二）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指导思想
同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相比，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有着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全新的指导思想。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以成本导向作为其指导思想，工作的重点是尽量降低人力成本，精简人事经费，它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员工最终只会是消耗的成本，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很多时候是冲突的。现代企业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以顾客服务为工作导向，这里的顾客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具体来讲，既包括公司内部的战略划部门、业务部门的直线管理人员以及普通员工，也包括公司的客户和市场，其产品因顾客的不同而不同——满足业务部门直线管理人员要求的“产品”是高素质的员工；企业战略规划部门期望的“产品”则是战略规划过程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和建议，以及执行战略规划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给予的支持，员工期望的“产品”则是理想的报酬、完善的福利计划、公平的晋升以及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等。
（三）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特征
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战略性。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和企业战略紧密结合是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核心特征，其战略性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现代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顾客服务为导向；二是在战略目标上，现代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的目标管理；三是在战略范围上，现代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全员参与”的民主管理；四是在战略措施上，现代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运用“系统化科学和人文艺术”的权变管理。
2、匹配性。战略匹配是战略性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关键，企业要通过战略整合来保持企业战略和人力资源成本战略的一致性。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与组织经营战略互动的管理系统。必须与“组织的战略”及“战略需求”相统一。
3、目标性。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改善经营业绩、促进变革与灵活性的目的，而将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与战略目标联结在一起。指如何利用战略性人力资源成本信息进行战略选择，以及不同战略选择下如何组织人力资源成本管理。
综上可知，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基于人力资源重要性的提升，是基于人力资源作为企业战略性资源、竞争优势的源泉而提出的。它的本质集中体现在战略性上。战略性与灵活性是其核心，战略性是其本质与基础。匹配性是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关键，是战略性的保障。都共同服务于提高组织绩效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目标，即体现其目标性。
三、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模型
（一）战略形成阶段
1、确定使命。在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中，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制定主体只有充分认识组织使命、员工使命，所制定的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方案才能够有效地协调人力资源活动和组织活动，保证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实施能够促进组织实现其组织使命和员工使命。
2、建立理想目标。企业应根据长期的盈利计划；市场战略价格和现实生产环境的考虑进行人力资源的配置，从满足顾客需要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两个立足点对人力资源的构造展开目标成本分析，设定理想目标而不仅是合理的目标。
3、实施外部和内部分析。外部分析的目的在于确认有限的可以使企业受益的机会和企业应当回避的威胁，通过内部分析则可明确企业在人力资源领域方面具有优势和弱点。实施外部内部分析是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至关重要的一环，内容包括：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
4、战略选择。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顾客的特性、需求及其在市场上的服务，以确定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基点。
（二）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执行阶段
成功的战略制定并不能保证成功的战略执行，战略执行主要是一种行动过程，在行动中管理和运用力量需要具备执行战略能力的人力资源、特殊的激励和领导技能以对众多员工进行协调、关注效率的提高。该阶段最重要的管理问题包括：人力资源需要、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人力资源能力、人力资源行为。
（三）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评价
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决策会对企业产生显著和持久的影响，错误的决策会给企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而及时的评价可以使管理者对潜在问题防患于未然。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评价包括3项基本活动：考察企业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的内在基础；度量企业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与企业绩效；采取纠正性措施。
四、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现代企业应推行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新理念，引进、吸收和创新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方法，积极构建现代企业应具备的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模式，以应对当下金融危机带来而生存困境，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生存力。
（一）更新观念
采取适当的方法与途径，全面导入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观念企业可通过咨询、学习、培训、宣传等各种途径使全体员工认识到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强化成本观念与成本意识，这是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发挥作用的前提。而我国大部分企业在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还仅仅是处在人事管理阶段或仅限于事务性的人力资源管理阶段，仅凭个别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去制定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现代企业最重要的任务是更新观念，确立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思想。只有确立了指导思想，才有可能用思想指导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实践，才有可能提高企业的绩效，取得企业竞争优势。
（二）采用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应采取消化、吸收、利用、改进创新、再总结、再利用的策略
任何一项管理实践或管理理论均是在一定的情景和环境背景下产生的。那么采用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理论时应消化吸收其理论，弄懂该理论的适用背景、含义及如何操作，结合企业实际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解决措施。当然重要的是要不断总结经验，以利于企业以后的管理实践。
（三）关键是尽快采取具体措施，落实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
1、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改进企业的组织结构，获得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所需要的信息技术和组织保证。只有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才能对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所需的大量信息随时进行分析和处理。另外，企业应顺应组织形式扁平化的趋势，注重沟通和合作，并以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基础来进行学习型组织设计，组建动态的项目团队，以使涉及到各部门和人员的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得以协调、有效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