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6 18: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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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海外战略支持体系政策措施基本思路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
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关键词：金融工程金融体系影响
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3.增强了金融交易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出现的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金融工程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增强了市场的有机性。
4.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种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这就使得同一种经济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来实现，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推动金融工程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思考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特别是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覆盖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强。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确保信息基础设施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为金融工程的运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2.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手段，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资金流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研究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有效监管手段。具体可采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共同监督管理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应有所准备，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动态的跟踪管理体系，对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把握，引导金融工程的顺利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3.创造金融工程实施的有效主体，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步伐，引进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促进金融行业的竞争。
参考文献：
[1]周凌峰徐德富:金融深化理论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影响[J].时代经贸,2007,(03）
题目：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研究
一、毕业设计(论文)课题来源、类型
课题来源：经过老师推荐，自己慎重选择后确定的方向与题目
课题类型：本课题属于宏观角度下的研究，通过对中国股市成长性的认识和对投资机会的定性研究，来分析和总结其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秩序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也日益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执法力度的强化，使得股票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得以充分体现，中国股市经历了2007年至2012年底长达5年的大熊市。股票价格已大幅度的下跌，相当一部分蓝筹股具有投资价值，股票市场投资机会凸显没产业升级时新兴产业在经济中比重日益提升，政策扶持的行业未来增长的潜力相当大，对这些增长型行业在股票市场进行长期投资必将获取丰厚的回报。但是中国股市仍然是一个相对不承受的新兴市场，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因而研究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对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
首先由于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中国股市已经走过二十几年，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成长性和其对应的投资机会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之前也有很多人研究过同样的课题我们可以从中取得一些十分有意义的借鉴。
《中国股市成长与宏观经济》作者周垂日；2000年出版，本文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近十年来，股市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及居民储蓄的关系，并与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美国、韩国股市的同类数据比较，中国股市发展速度较快，论述发展股市对中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义。由于其主要研究的是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所以对投资者的价值并不是很大，而且它的出版时间较早。对现在的意义也不是很大。
《代价最小的股市路径之争——中国股市十八年的回忆与思考》作者刘纪鹏；刘妍；2007年出版，本文主要说的是从1990年深交所试运行和上交所正式运行起步至今，中国股市历经十八个年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八年来，中国股市的成长史到底是一部不规范的成长史，还是一部国情和西方规范成功结合的发展史？到底是一个充满了投机、泡沫和赌徒的赌场，还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可或缺的主战场？在中国二十九年的改革中，没有一个领域像股市这样，争论如此之多、如此之激烈。"强调国情为主的实事求是派"和"强调海外规范为主的照搬照抄派"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例，"市价减持"变"对价改革"导致天壤之别。因此，敢于正视这十八年发展史，客观科学地总结我们在股市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至关重要。本文试图从中国股市发展中争论过的几个焦点问题入手，对过往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以寻求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最优路径。他给我们讲述了中国股市的成长历史，但没有对未来的中国股市走势进行展开分析。
《见证成长》作者周宏波；2011年刊登于《股市动态分析》<正>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20岁生日，《股市动态分析》作为中国最刊创刊的专业性证券类期刊也见证了中国股市的成长历程。而中国机构投资者初具规模也就是三五年内的事，每年的"最佳机构投资者"春节特刊也正在见证中国投资人成长的步伐。自2008年首次推出"最佳机构投资者"特刊以来，每年上榜机构风云变幻，新机构名字层出不穷，今年也不例外。这一方面表明中国投资者队伍的不成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欣喜地发现，开始有些机构连续两年上榜，比如公募基金界的华商基金、华夏基金，私募机构的尚雅投资。《中国股市成长质量及其对策研究》作者牟长利；龙子泉；2003年出版。本文主要给我们讲述了我国的沪深股市自九十年代初成立以来，经过短短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以及对现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分析。并给投资者以建议。
《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背后的制度建设缺失》作者：王一静，文献来源：[J].现代商业，2008股市18年的成长，也是中国股市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国股市经过了两年的股改，终于解决了积压已久非流通股问题。本文就中国股市最近出现的一涨暴跌的行情，分析了中国股市制度存在的缺陷。说明我们国家的股市发展存在着制度的缺陷，需要更近一步的改进。
《从A股市盈率变化看股市投资机会》作者：金开安，文献来源：[J].投资北京，2011<正>股市的低估，对于长期投资的价值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买入持有的好时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2009年触底反弹，2010年到2011年长期盘整、交易低迷的弱势阶段。本文主要说了我们怎么利用市盈率来把握投资机会。
《危机下的中国投资机会》作者：马晨文献来源：[J].中国金融家，2009文献主要讲了大中华区是如何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为一个充满投资机会而且经济结构互通的地域？中国的股市表现领先全球，哪些行业将出现最佳的投资机会？A股市场的短期和中长期走势如何？流动性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中国老龄社会养老产业的投资机会研究》作者：刘红，唐继碧，文献来源：[J].会计师，2012，摘要：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四二一"为主的家庭结构模式导致了养老方式从以家庭养老为主转变为以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并重的养老模式过渡，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老年人收入也不断增加，政府对养老产业大力支持，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养老产业的落后和养老产品、服务的严重缺失，因此，我国养老产业将迎来发展的春天，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
《中国股市投资组合规模的进一步研究》作者：方少含，文献来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摘要：采用"沪深300"成分股中的280只股票，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建立等权投资组合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股市投资组合规模的非系统风险分散效应，计算了沪深A股系统风险总量，并从马可维茨投资组合理论出发探讨了合适的规避风险的投资组合。
《股市投资机会在哪里？》作者：刘浩，文献来源：[J].卓越理财，2008，摘要：<正>2008年上半年，根据各种理论推算出的"铁底"——5000、4800、4000、3500……，都没能阻止股市大盘的下跌、再下跌，股指在所谓"铁底"中一路畅行。大跌之后，下半年股市能否绝地反击？《中国股市投资策略探讨》作者：刘光彦文献来源：[J].商业研究，2005，摘要：14年来中国股市大幅波动，暴涨暴跌的次数不计其数，许多参与群体损失惨重。然而，中国股市在让投资者面临巨大风险的同时，也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机会，认真研究中国股市的运行情况及涨跌机理，探讨其投资策略是很有必要的。
《争夺资源：故事远未结束》作者：彭波，文献来源：[J].证券导刊，2006，摘要：一年来，一边是股改轰轰烈烈地进行，一边是牛市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股市随着最大的制度障碍的消除，被压抑的上升动能开始逐步释放，除了制度的原因，资源与能源、人民币升值、消费升级被视为这轮牛市的开始。
《中国股市投资价值分析：基于行业角度》作者：钱竞，文献来源：[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2，摘要：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经历了欧债危机，中国股市持续低迷，大盘指数不断跌破低点，中国股市仿佛在一夜之间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平。众多股民被套，财富大幅缩水，基金公司普遍亏损。中国股市到底具不具被长线投资机会还有待考验。
《中国股市投资风险结构性失衡分析》作者：李玮，陈卫平，文献来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摘要：从介绍股市投资风险特征着手，通过对中外股市风险结构的实证分析比较，指出了当前中国股市系统性风险比例过高，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结构性失衡，并围绕这一失衡现象对其成因、危害进行了分析。
《运用投资机会集方法研究公司成长性》作者：潘立生，任国宏，赵惠芳，文献来源：[J].财会月刊，2010，摘要：本文使用投资机会集方法并选用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来度量公司的成长性，并对投资机会集方法和传统的托宾Q值方法和市净率方法进行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投资机会集方法比托宾Q值方法。
《时变性投资机会条件下的战略资产配置决策：理论与中国实证》作者：范利民，陈浩武，文献来源：[J].管理工程学报，2010，摘要：本文分析了投资机会的时变性特征对长期投资者战略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并实证，表明时变性特征降低风险资产长期收益率条件方差的增长速度，降低其在长期投资视角的风险。
从上我们得到：中国股市成长性与其他的一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投资机会与其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借鉴他们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思路。有利于我们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
四、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
论文在广泛阅读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理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进行研究。论文通过对中国股市的成长性，投资机会各自分析和实证研究后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最后综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下为提纲：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是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和背景、概述本文的研究内容。
第二章，详细说明中国股市的成长性，对中国的成长性展开分析
第三章，详细说明中国股市的投资机会，并研究不同时期的投资机会是怎样变化的
第四章，通过选取样本和萃取数据对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五章，对本出总结，同时通过本文的研究提出相关建议。
五、完成论文的条件和拟采用的研究手段(途径)
首先，通过研读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各类研究成果，并以此为思路来寻找出我所需要进行的宏观方面的研究。
其次，借鉴国内学者的理论成果及实证检验成果找出我的研究所需要的数据与实证方法，并找出各类实证检验结果的相同于不同之处，提出我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理论依据及实证分析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根据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找到能够验证我问题的方法。
再次，对我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此部分相对于前面较理论化，但是会更加具体到细节。
六、本课题进度安排、各阶段预期达到的目标：
1.2.28-3.6：确定论文题目，明确论文目的、内容及进度安排，开始查阅资料。
2.3.7-3.20：收集资料，撰写任务书和文献综述。
3.3.21-3.27：收集资料，完成开题报告。
4.3.28-4.3：整理资料，拟定论文大纲。
5.4.4-5.8：整理资料及相关数据，撰写并修改论文初稿，最后完成论文初稿。
一、建立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分析
(一)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
1．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社会联合防范机制。金融机构上级行对下级行缺乏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下级行经营者强化内部控制的激励不足。同时，作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重要内容的稽核监督体系隶属于各级行经营者，没有有效独立出来，其监督职能也容易流于形式。由于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导致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薄弱，中央银行忙于外部监管，其结果，往往是投入了很多人力和精力，但监管效果不明显。此外，社会信用秩序不健全，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金融运行的问题仍然存在，金融机构恶性竞争多，规范化的金融互律机制不健全，一个地方政府关心和支持、强化行业自律和社会力量参与监管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2．缺乏一整套系统性的风险预警、处置、缓冲、补救机制。金融监管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体系，缺乏早期预警和早期控制，监管信息没有有效利用，风险防范工作忙于事后“救火”；在当前机构市场退出主要采取撤销(关闭)和破产等方式的情况下，稳定的市场退出和保障机制(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的破产关闭程序等)没有建立起来，导致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性的手段加以解决，国家财政和中央银行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总体而言，系统化的事前预警、事中灵敏处置和缓冲化解、事后及时补救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不利于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3．基层中央银行尚缺乏一套科学严密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方法，监管工作具有被动性，监管权威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由于商业银行报送数据可用性较差，中央银行非现场监管体系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相结合的现代监管方法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从现场监管情况看，检查走过场、应付上级行任务、工作主动性差等现象仍然存在。同时，对监管工作中发现的未达到监管标准和违规违章的机构和人员，有的没有依法严肃处理，监管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降低了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和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威。
4．金融监管存在分散性或孤立性问题，系统性和持续性监管不到位。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仍然是分层监管，没有实现按法人的集中监管，无法全面系统掌握金融机构经营的整体情况；人民银行内部监管职能分散，监管工作孤立，各部门协调配合的合力监管工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同时，监管内容不全面，监管手段在许多方面仍然停留于手工操作，监管标准随意，监管操作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够，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监管、并表监管等持续性监管手段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无法实现对金融机构的全过程系统监管。另外，分业监管使各监管机构自成系统，缺乏配合，存在监管工作漏洞，出现分业监管与跨业违规经营的矛盾。
5．金融监管的核心仍然停留在合规性监管。我国金融监管仍然把重点放在机构的审批和经营的合规上，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未全面展开，对市场退出前的监管基本空白。在现行监管中存在着重审批、轻管理，重国有银行、轻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重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轻表外业务及其他创新业务等问题。
(二)建立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基本框架
建立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体系、金融业行业自律体系、社会联合监管防范体系四个层次。
1．人民银行监管体系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金融监管职能是一种政府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金融业行政主管机关。因此，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体系理当成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其内容包括：(1)人民银行内部各层次、各部门之间的职责明确、纵横结合的合力监管组织体系；(2)过程连续、衔接有序、运作规范、方法科学的现代化金融监管操作体系；(3)内容可靠、传递及时、部门共享、目标明确的金融监管信息体系；(4)预警超前、处置快捷、灵敏有效的系统化风险防范控制体系；(5)以风险防范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指标体系，等等。
2．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体系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如前所述，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重视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而市场约束依赖于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中，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或者所有者对银行的监督约束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称之为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体系，是在信息充分披露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实现自我约束的保证，因而是市场约束的实质。因此，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体系是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体系要求加强所有者或上级行对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职能。因为，所有者或上级行对金融机构负有监管责任。总分银行体制下，分支行是总行或上级行的派出机构，在总行或上级行的授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并不是独立的责任和风险承担主体。总行或上级行作为分支行的所有者，必然负有监管责任。
3．金融业行业自律体系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补充。行业自律是指各类金融机构通过行业协会或同业公会等自律性组织进行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金融同业协会在维护金融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补充。x=B.TJ!N+~z{t[+ef8elG,;=7旅游管理论文EC?2sy(,fe_ei29=sH
4．社会联合监管防范体系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环境保障。金融活动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诱发金融风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没有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以各级地方政府为核心，包括人民法院、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财政部门、新闻宣传部门、会计或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广大社会公众等在内的社会联合监管防范体系，构成有效银行监管的外部环境。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联合监管防范体系是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环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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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对策研究
(一)建立中央银行有效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其监管的核心作用
1．合理划分职责，强化合力监管，努力构建监管与再监管相结合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一是建立职责明确的纵向组织体系。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根据本辖区情况，建立和健全分行、中心支行和支行三级监管体系，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监管、部门落实、责任到人”的工作制度，合理划分各级行的监管职责，使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纵向监管组织体系中，要逐步实现监管操作与监管政策制定的分离，合理进行监管分工，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二是建立合力监管的横向组织体系。建立人民银行横向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的核心是建立以金融监管职能部门为主、其他职能部门为辅的职责明确、部门联动的合力监管工作体系，达到金融监管的及时性、全面性和有效性。要探索建立金融监管领导协调小组和工作协调会议制度，促进部门间的协调，使之形成监管合力。金融监管领导协调小组是各级行金融监管核心和责任主体，主要职责是协调各监管部门的业务，就共同的监管事项制定统一规划；根据辖区风险情况和监管实际，制定监管政策；负责创建金融安全区；与政府及其各部门、保监会、证监会联系沟通信息。成员由行长、分管副行长以及金融监管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在领导协调小组下，由分管行长协调监督各相关处(科)室，形成从金融监管领导协调小组、分管行长、部门负责人至具体责任人的四级组织体系。工作会议制度采取定期会议制度和重大事项通报制度两种形式。金融监管领导协调小组要通过协调会议，建立起人民银行内部各部门在监管操作和监管政策两个层次上的协调机制。同时，要结合完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实施信息共享制度，建立监管工作流程等，进一步探索建立人民银行内部各部门、各岗位的合力监管工作机制。三是积极探索建立对监管部门和人员的再监管机制，切实防范监管工作中的道德风险。要建立监管业绩考核制度．结合年度考核、年度评优，加强对监管部门和人员的绩效考核。建立金融监管责任追究制度，对因监管失误或监管不力导致金融风险事件发生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处罚。进一步健全对监管人员的社会举报制度，对被举报部门和人员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罚。为促进监管部门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积极性，可以依据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对人民银行分支行及其各监管部门进行责任考核。
2．建立和完善系统连续、衔接有序的全过程监管操作流程，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电子化。要通过建立全过程的监管操作流程体系，真正使金融监管成为一个由市场准入、日常营运、风险防范与控制、跟踪监控和市场退出等各要素和环节构成的系统、连续、完整、循环的过程。建立监管操作流程，要在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做到工作衔接有序、运作规范、职责分明，使各环节能够自动配合、自动运行。
在监管操作的各环节上，要注意建立规范化的监管操作文本规范。金融监管文书体系包括：(1)《金融监管操作手册》。内容包括监管组织体系、监管职责、监管流程、操作方法等。(2)非现场分析报告和现场检查报告。(3)金融监管报告。同时，适应金融电子化、网络化发展趋势的要求，要不断加强监管操作的计算机软件开发，逐步实现监管操作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提高金融监管效率。要加强计算机安全管理，为金融监管提供安全的现代化的技术保障。
3．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金融监管数据库，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在风险预警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要按照区别对待原则，对不同的监管对象建立不同的预警指标体系。对于政策性银行，重点监测信贷资产质量；对作为非法人机构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重点监测信贷投向和资产质量、流动性、效益性，不考虑资本充足性指标；对法人机构包括城乡信用社实行全面监测；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重点监测风险性和合规性指标。非现场监管部门要采用一定的分析方法，如水平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同业分析法等，对上述指标进行单一和组合分析，并根据预警指标在不同的变化区间所预示的风险状况，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作出评价，判断其所面临的风险状况。要探索建立金融分析师制度，实现非现场监管分析预警的专业化，为金融监管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二是建立金融监管数据库。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的作用，必须建立金融监管数据库。监管数据库是风险预警、处置、补救等风险防范体系的前提，是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基础。建立科学的金融监管数据库，必须实现预警指标的数据采集、汇总、加工、传递的电子化、网络化。金融监管数据库要在金融统计数据库的基础上，按金融监管预警指标体系的内容需要建立，由金融统计部门负责建设。条件成熟后，连通人民银行监管数据库与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数据库，使人民银行能够调阅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数据，从而可以更加科学准确地分析、评价金融机构经营情况，使风险预警更加客观。三是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为确保监管数据真实可靠，要建立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金融机构必须按人民银行的要求报送有关报表、报告，对人民银行要求披露的信息，必须按要求披露。主要签字负责人对有关报告、报表以及其他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人民银行发现虚假行为，要追究签字负责人责任。4．建立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统一的监管方法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持续性、计划性、超前性。非现场监管为现场监管提供分层次的早期预警信号，现场监管据以制定检查计划，采取层次不同的检查措施。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辅相承，互为补充。非现场监管部门根据金融监管预警指标体系和其他信息，从资产安全性、流动性、资本充足性、效益性等，对金融机构风险情况和经营情况进行监测，作出评价，提出预警报告，传递给相应的专业监管部门。专业监管部门根据专项检查方案和非现场监管部门的初步评价和风险信号，通过质询、谈话、现场检查、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等手段，对风险进行确认核实。同时，结合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市场风险水平等的分析评价，对金融机构进行综合分析预警，提出整改措施。要强化现场检查，根据检查的目的、范围和重点，对金融机构开展全面检查或专项检查、常规检查或非常规检查。全面现场检查要涵盖被检查金融机构的各项主要业务和风险，以及管理内控的各个领域，要对金融机构的总体经营和风险状况作出判断。专项检查要针对金融机构的一项业务或几项业务进行重点检查，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金融机构的常规性全面检查应定期进行；非常规或专项检查的频率视具体情况而定。对关注的高风险或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对其现场检查的频率应更高。同时，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监管人员要注重与金融机构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制度，要建立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监管工作制度，要建立跟踪监控工作制度，要强化对法人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和集中监管，逐步克服当前分层监管工作中因“各管一段”所带来的监管信息零散或者不综合的问题。
5．建立灵敏快捷的系统性风险防范控制体系，按分类处置原则，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金融风险。在建立前面所述的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风险预警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信号传导和风险控制处置体系。监管部门要在风险综合预警后，及时发出风险警报。对一般问题警报，应采取巩固性或改善性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某一业务领域的风险控制，纠正违规行为，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业务结构及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例等，由专业监管部门监督金融机构执行。所采取的监管行动可以是非正式的，包括向金融机构发出信函、备忘录和协约等，指出问题所在，提出整改措施或要求。如果信函或者备忘录没有产生明显效果，特别是银行管理层未给予积极配合，人民银行可以采取正式的监管行动，包括正式签发停止办理有关业务的命令，要求其立即增加资本、调整主要负责人等。对重大问题警报，要区别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救措施。包括重组，政府出资，动用存款准备金，资金拆借，人民银行紧急再贷款，人民银行接管。二是市场退出。包括兼并或收购，行政关闭、破产。
6．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共享制度，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持续性监管的基础，是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重要手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要在完善金融监管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内容包括：非现场监管的报表、报告资料；现场检查报告和处罚记录；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档案，其中包括有关部门的处罚记录；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有关资料；金融监管报告。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为金融监管提供连续、系统、动态的信息服务；通过信息共享制度，节省各监管部门监管信息的搜集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监管信息系统实行集中管理与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办法。重要监管信息实行集中管理。监管职能部门和监管员对所辖业务资料进行分散管理。有关信息管理责任人员对金融监管的有关政策规定、领导批示、重要调研报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资格档案、市场准入监管资料、有关数据，均应科学分类，建档保存。原件需送出的，应复印保存(规定不易保存的除外)。必须注重监管资料的积累，保持监管资料的历史连续性。各类信息资料应统一口径，实行电子化、网络化管理。实行监管信息共享制度，凡是经过正当途径、手续齐备的，需要调阅有关监管资料，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和协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要注重建立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各监管部门之间要在监管领导小组的组织下就市场准入、日常营运和市场退出监管的情况互通信息，就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对策，将有关信息传递给金融监管信息系统。
7．建立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制定年度金融监管规划，努力提高金融运行质量。金融监管指标应根据辖区金融风险情况，按“立足现状、区别对待、简单明确、突出重点、全面实用”的原则设立。监管部门要根据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制定年度金融监管规划。要根据上年度金融监管指标完成情况，确定本年度金融监管指标值，作为本年度金融监管工作目标。监管部门根据监管目标，制定本年度监管措施规划，根据规划展开本年度金融监管。
(二)建立以央行监管促进、所有者责任追究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监督体系，夯实中央银行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
如前所述，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自我约束能力差严重制约了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监督体系建设。要通过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促进和所有者责任追究等制度，促进金融机构健全内部治理体系，以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促进金融机构内部监管职能发挥。
1．建立对金融机构内控监测制度和备案制度。细化金融机构内控指标体系，包括重要单证印鉴保管制度、岗位牵制制度、内部操作规程科学性、结算纪律、贷款审批程序、财务管理制度、“三防一保”措施、内部审汁稽核制度以及内控组织体系严密性等。依据细化指标，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进行跟踪监测，发现问题，督促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及时解决。同时，建立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备案制度，金融机构实施新的内控制度必须事先报人民银行同意。
2．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机构的上级行责任追究制度。要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金融机构的双重处罚制度。即在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处罚的同时，要对有问题金融机构上级行进行处罚，追究其监督不力的责任，以此增强金融机构上级行对下级行执行人民银行监管制度的信号传导，增强对下级行的监督约束力度。
如前所述，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自我约束能力差严重制约了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监督体系建设。要通过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促进和所有者责任追究等制度，促进金融机构健全内部治理体系，以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促进金融机构内部监管职能发挥。
1．建立对金融机构内控监测制度和备案制度。细化金融机构内控指标体系，包括重要单证印鉴保管制度、岗位牵制制度、内部操作规程科学性、结算纪律、贷款审批程序、财务管理制度、“三防一保”措施、内部审汁稽核制度以及内控组织体系严密性等。依据细化指标，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进行跟踪监测，发现问题，督促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及时解决。同时，建立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备案制度，金融机构实施新的内控制度必须事先报人民银行同意。
2．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机构的上级行责任追究制度。要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金融机构的双重处罚制度。即在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处罚的同时，要对有问题金融机构上级行进行处罚，追究其监督不力的责任，以此增强金融机构上级行对下级行执行人民银行监管制度的信号传导，增强对下级行的监督约束力度。
如前所述，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自我约束能力差严重制约了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监督体系建设。要通过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促进和所有者责任追究等制度，促进金融机构健全内部治理体系，以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促进金融机构内部监管职能发挥。
1．建立对金融机构内控监测制度和备案制度。细化金融机构内控指标体系，包括重要单证印鉴保管制度、岗位牵制制度、内部操作规程科学性、结算纪律、贷款审批程序、财务管理制度、“三防一保”措施、内部审汁稽核制度以及内控组织体系严密性等。依据细化指标，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进行跟踪监测，发现问题，督促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及时解决。同时，建立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备案制度，金融机构实施新的内控制度必须事先报人民银行同意。
2．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机构的上级行责任追究制度。要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金融机构的双重处罚制度。即在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处罚的同时，要对有问题金融机构上级行进行处罚，追究其监督不力的责任，以此增强金融机构上级行对下级行执行人民银行监管制度的信号传导，增强对下级行的监督约束力度。
3．建立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考核通报制度。人民银行每年要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业绩、遵纪守法、金融违规行为及其处罚、个人处罚记录、个人素质等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通报金融机构的上级行或其股东、董事会，使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能够被其上级行或所有者所了解，以强化监督约束。
4．建立金融机构违规责任人处分建议制度。对金融机构违规责任人除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给予处罚外，记入其任职资格档案。同时，对违规程度较重、尚不足以取消任职资格的高级管理人员，由监管部门起草《金融机构违规责任人处分建议书》，与纪检监察部门会签后，经行党委(组)讨论决定，由行长签发，送有关违规责任人的任用机关。同时，要求任用机关反馈处罚措施。
5．将商业银行各级行的内部监督体系独立出来。即在金融机构总行监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将金融机构各级行内部稽核部门分离出来，直接隶属于该审计委员会。各分支机构的内审或稽核人员由上一级内审或稽核委派，其人事关系不受分支行行长领导，工资待遇由上级行确定。在此基础上，建立内审或稽核人员的异地交流制度。
6.强化金融机构的市场信息披露，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金融机构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经营透明度，从而逐步强化债权人和股东单位对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提高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能力。
(三)建立银行同业自律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的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机制
要在各省范围内分别成立银行同业协会，各地市分别成立，接受省协会指导。银行协会可以比照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形式建立。建立人民银行对同业协会指导监督关系。银行同业协会作为民间团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独立开展业务活动。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行政机关，对其进行业务监督和指导。同业协会应积极监督、引导各会员单位遵守人民银行规章制度。人民银行对有关违规机构的行为及时通报同业协会，要求其监督解决。人民银行不干预同业协会正常的自律行为，但自律行为明显违反国家法律或损害其他当事人利益时除外。同业协会的自律公约、规章应征求人民银行意见，接受人民银行指导。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王松奇：《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在做实证检验前，需要对数据进行调整、处理,先对实际农村GDP、实际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和存贷比取自然对数，减少异方差性，使得数据接近正态分布。最后应用Eviews6.0软件对数据进行检验。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GDP、RL、FIR和LDR都接受的原假设，是非平稳序列。分别对RGDP、RI、FIR、LDR做一阶差分，对一阶差分做平稳性检验，从上表可知，RGDP、RI、FIR和LDR在10%的水平上表现平稳。结果表明，文中所选数据是一阶平稳的，可以做进一步的经济分析。
在VAR模型中，在做协整检验之前，需要确定滞后阶数，确定滞后阶数的目的是要消除误差项中的自相关性，本文采用AIC和SC两种检验标准，确定出合理的滞后阶数是二阶。
1.协整检验
本文基于回归系数，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各变量做协整检验。在做检验前，对RGDP、RI、FIR和LDR分别取对数，取滞后阶数2。通过Johanse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至多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根据检验得出的协整系数：
β=(1.000000，1.286866，0.284633，0.122563)
RGDP=1.286866RI+0.284633FIR+0.122563LDR+1.665646
标准差：(0.01227)(0.02087)(0.01323)(0.2364)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实际农村GDP、实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相关率和信贷比之间达到了长期均衡状态。其中，金融发展规模每变动一个单位值，RGDP就变动0.284633个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最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变动一个单位值，RGDP就会变动1.286866个点，而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一个单位值，农村经济就会增长12.25%的比例。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来考察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就是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之间是否是因为受到滞后变量影响而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而不是由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10%的显著水平下，FIR是农村GDP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经济的增长却不能提高农村金融相关率。检验结果显示LDR和RGDP增长之间不能相互解释，农村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效率的原因，金融发展效率也不能解释农村经济增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解释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农村经济的增长却不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3.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1）脉冲响应：VAR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之间虽然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由于在短期内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内生变量不在均衡的水平上，而是在均衡水平上下波动。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衡量其他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值，这一贡献值用方差来表示，方差越大，一个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贡献值较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陕西金融发展效率低下，不仅不会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二、结论与建议
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金融相关率及存贷比,通过相关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及方差分析等实证检验，分析各个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相关率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农村存贷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能互相解释，由此可以看出陕西农村金融市场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短期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农村经济发展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但长期作用衰退。各向量回归结果表明，陕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方差分解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值达到38.5%，但脉冲响应分析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在第4期后就归于0，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二，陕西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的增长作用明显。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陕西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壮大，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更多的农户和个体商户参与金融资源配置，促进了生产、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脉冲响应分析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的冲击由负转向正，可以看出随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农村经济也是不断上升的。在方差分解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贡献值达到29.4%。但是，农村经济增长不能推动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
1.互联网信息技术风险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是安全高效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但现阶段互联网信息技术中的密钥管理及加密技术不完善，当某个程序被病毒感染，则整台计算机甚至整个交易网络都会受到该病毒的威胁，给互联网金融交易、支付和结算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虚拟金融服务的业务风险操作风险包含内部操作风险、第三方风险、客户操作风险。市场选择风险。首先是道德风险，客户为了自己的私利很容易牺牲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利益。其次是逆向选择，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质量参差不齐，高质量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被市场挤出，而价格低而且服务质量差的却留在了市场。声誉风险。当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时，就会给交易平台带来不良影响，交易平台的声誉会大打折扣。法律法规滞后的法律风险。由于互联网金融发展极为迅速，相关立法与政策法规跟不上其发展的速度。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的具体建议
1.建设互联网金融安全体系针对目前互联网金融安全薄弱、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等现实情况亟需构建更加安全、有效的互联网金融安全体系。需要加大投入到计算机物理安全措施，加强计算机系统的防攻击、防病毒能力，使得互联网金融在正常运行依赖的硬件环境中能够安全正常地运转。提高互联网金融第三方平台准入资格为了降低互联网金融相关风险，应提高第三方平台的准入门槛。首先平台的注册资本要符合规定的最低限额，且必须是实缴资本，并有完善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实行分类监管按照监管的力度可以将金融监管分为四个层次，即市场自律、注册、监督和审慎监管。针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特点，以及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力和风险暴露情况，对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评估，再根据评估结果有针对性的确定不同层次的监管方法和力度，动态进行监管。
2.建立健全筹资者的资格审查与信息披露首先将互联网金融接入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建立互联网金融数据库，将筹资者在第三方平台上的注册申请（内容包括财产状况、经营情况、消费习惯、信誉行为）和以前在互联网金融中交易的履约情况等重要信息融合在一起制成加强安全防护后的“二维码名片”（该名片需用专门的安全技术保证其不能转载复制）放在第三方平台网站上供投资者查阅选择。如果将所有第三方平台上的筹资者相关交易信息和信用评级全部汇入互联网金融数据库，就能让投资者得到筹资方信用资质和盈利前景方面的完整信息。其次，在大数据金融库的支持下，投资者可以在第三方平台上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并自行完成信息甄别，与筹资者进行匹配、定价和交易。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削弱信息不对称，完善互联网金融市场。最后，在每一次交易完成后，筹资者和投资者可以对彼此进行互评，若对方有违约现象可及时报告第三方平台，平台核实后将违约信息及时更新到互联网金融数据库中，在云计算的保障下，资金供需双方信息被搜索引擎组织和标准化，形成时间连续、动态变化的实时更新信息，计算出筹资者的动态违约概率，以供其他投资者参考。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王松奇：《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金融体系；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商业银行
一、金融体系的功能与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模式
中国金融改革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重要的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如果我们的改革事先没有一个模式的勾画，那么改革的方向将会不清晰，政策也会出现摇摆。我们现在有责任也有能力研究中国金融改革应当追求的战略目标。中国的金融改革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之后开始进行了20多年，这20多年的经验使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达到我们追求的战略目标。在这20多年改革中，对于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有多种表述，比如教科书上说，金融体系应当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发展。但问题是，这样一种模式是不是中国金融改革未来的目标？我们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做一些修改，甚至是重大的修改。
金融体系的分类标准非常多，有一种分类得到全球金融学家的认可，即从功能的角度分类。我们把金融体系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另一类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我国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今天传统的商业银行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未发生质的变化。我国当前的这种金融体系能不能持续存在下去？能不能保证中国金融的安全而有效率？能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去？能不能使居民、投资者以及市场主体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我国当前的这个金融体系恐怕难以实现这些功能。
金融功能决定金融体系。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功能分为两大类：一是提供支付清算。贸易活动发达之后，支付清算非常重要，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必须提供支付清算的功能以提高全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实质上，商业银行形成之后这个功能已经具备了。传统金融体系的第二功能是媒介资源配置，这是因为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风险无法分散等原因，所以市场需要一个中介来完成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化。早期金融体系受技术的限制，只能在一个狭窄的地域发展，工业社会后原来的金融制度满足不了要求，所以现代股份制银行开始出现。上述两个功能是金融体系必须具备的。今天，金融功能升级了，上述两个功能仍然存在，但它们不是最核心的功能。最核心的功能应当是成长性最好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功能。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活动不但要具有支付清算及资源配置的简单媒介功能，而且更需要分散风险、对冲风险、管理风险的功能，以使整个经济体系能够安全运转。这是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具有的一个新功能。第二个新功能是将经济增长的财富通过金融体系表达出来。只有经过证券化处理的金融市场才有可能与整个经济增长保持动态的联动关系。
简言之，金融体系必须增加分散风险与管理财富这两个新功能，但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具备这两种功能，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非常微弱，因此，我们所要选择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即建立以充分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与未来金融体系三元素
自2004年起，中国的商业银行真正进入市场化改革。在此之前的20年中，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具有自我
循环的特征，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显然，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在资本市场平台上的，离开这个平台，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不会成功。从2005年起，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在境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必须的，同时，商业银行需要一个很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商业银行改制以资本市场为平台，它的股权通过证券化的处理与资本市场相对接，进而成为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投资产品。
商业银行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资本市场与商业银行之问存在着挑战、竞争、合作的关系。就挑战而言，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可以发行短期融资债券，这对传统的银行的资产结构会产生直接的挑战。从发行者来看，短期融资券的融资成本很低，与贷款相比利息下降了1％～2％。
如果一公司发行30亿元短债，那么就会节省3000～6000万元的财务成本，而且这种产品还是投资者喜欢的，因为会有3.5％～3.9％的利息收入。货币市场很多资金就会进行这种投资。老百姓在银行存款，一年期的利率是2.25％，还要交税。但进行这种投资不用交税，并且利率比较高。这实际上会对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带来全面的挑战。
商业银行还面临另一个更严重的挑战是公司债券市场。短期融资券是一年期以内的，公司债券是一年期以上的。它对商业银行传统的主体业务会产生正面的冲击。按照1983年企业债券发行有关条例，企业债券的发行当时是由现在的国务院发改委来审批的，所以在中国，发行公司债需要很高级别的领导来审批，比发行股票难得多。从目前看，政府主要是让国有大型企业发行公司债，这显然是极其落后的管理办法，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不仅仅是一个股票市场，它还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有厚度的债券市场，这个债券市场主要品种应是公司债券。没有一个公司债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残缺不全的，它就无法进行企业内部的资本结构调整，也很难使资本结构达到最优。所以公司债市场一旦放开，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带来的挑战就更加巨大。如果所有优质的企业都能够发行公司债，5年就能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5万亿元公司债加1万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就将“穷途末路”了，没有客户了，没有利润来源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商业银行从中问拿走的那部分利差太多，投资成本太高，所以投资者更愿意供需双方直接见面，把商业银行截留的利差交给投资者。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能做到这些，其中有很多理由。有人说，股票市场发展了15年，问题层出不穷，如果再把公司债市场发展起来，问题将会更多，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市场，风险控制的主体是投资者，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提供信息披露的标准，制定提供虚假信息披露的惩罚机制，而不是由政府来具体过滤市场风险，谁来过滤风险呢？谁把真正的信息给投资者呢？不是政府，而是专业性中介机构。政府的出发点很好，致力于使投资者、老百姓不受损失，所以基本对每家上市公司都要进行审查，但实际上，这不是政府的职能。应该把过滤虚假信息的功能交给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到位，社会中介也缺乏应有的诚信。我们很多中介的理念是为客户服务，实质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介的天职是为社会服务，为投资者服务，代表全体的投资者，审查投资对象的信息是否真实。如果是虚假的，中介就要提示。而我国的中介机构往往参与作假，把一个明明能看出来的虚假，通过专业技术做成很难看出来的虚假。所以，如何发展客观、公正、尽责的中介机构，包括会计事务所、资信评估机构等显得非常重要。没有合格的资信评估机构，公司债市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公司债市场的价格与信用高度相关。公司和公司之间的资产价格和筹资成本应有根本差别。
商业银行的确能够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一个没有商业银行体系支持的资本市场一定是弱小的。
其弱小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这并不是说要商业银行通过提供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而是通过商业银行的转型，把原来储蓄客户变成代客理财的客户，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中国商业银行有很好的信用，并且愿意通过其信用帮助顾客理财。通过这样的过程可以发现，商业银行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虽然瓶子还是那个瓶子，但是里边已经不是醋了，而是酒了，你不能再说它是一个醋瓶子。同样的道理，虽然名称可以是商业银行，但业务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它做的事情已经不是原来的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了，其业务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未来的商业银行将成为社会的资产管理公司，在锁定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投资者的收益。金融服务是分等级的，资产管理是金融服务链条中最高端的服务。未来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务应该是资产管理。到那时，我们的市场有足够的宽度和足够的厚度，市场上有大量的金融资产可供组合，它可以有效地为投资者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我有一个极端的想法，未来的金融体系大致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又宽又厚又大的资本市场，或许还包括货币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资产市场或资产池，任何人都可以到这个市场进行资产组合。进行组合就需要资产管理公司，所以，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金融机构是现代金融体系中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是保险市场。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保险不属于金融，只不过在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阶段把它归到了金融体系中。有人认为，还需要有中央银行来发行货币，我甚至认为，未来货币不见得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实质上是一种可交易的信用。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大企业，只要发行了可交易的信用，就可以视为货币了。未来的金融业可能就是这样的框架。
如果金融体系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金融就是安全的了。虽然市场每天在波动，但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市场。中国需要一个有弹性的金融体系，而不是一个脆弱的金融体系。有弹性的金融体系虽然由于资产负债的证券化，而使市场每天都在波动，但其貌似风险，实质安全，因为它在波动中释放风险。金融不能消灭风险，但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市场结构的安排来分散风险、降低风险。金融是永远与风险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只要从事金融就不可能没有风险，只不过风险大小不同而已。风险大，其收益预期就大；风险小，其收益预期就小。我们永远不可能有收益很高但风险很低的产品，也不可能有收益很低但风险很高的产品。如果有，就说明制度设计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市场波动。很多投资人不愿投资股票，依我看，股票是目前最好的可选择的投资工具，因为股票的收益明显高于债券。可是在中国，我的这个理论有时得不到验证。我认为，我的理论逻辑没有错，可现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思考的是，到底应该修正我的理论，还是改革现实。
三、中国发展资本市场必须翻越的三座大山与股权分置改革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会出现很多问题。资本市场要发挥功能，必须要有规范的制度安排。中国的资本市场难以发挥基本功能，可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有制度层面的，有文化层面的，有政策层面的，等等。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翻过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的信用文化严重缺失了，甚至到处存在作假。在这种文化下，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因为没信誉，从而不可能建立起发达的委托-制度。没有发达的委托-制度，资本市场是发展不起来的。另外，我们有点钱就存进银行，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当然我不相信“文化决定论”。我确信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文化会逐渐发展起来。第二座大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国法律体系属大陆法系，一般而论，大陆法系更强调公权力，对市场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不过，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们法律制度的架构虽然还是大陆法系，但在微观之处也在逐渐吸收英美法系的某些内容，这将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第三座大山就是我们强大的商业银行。我国资本市场只是一只小猫，旁边站着却是商业银行这只老虎。资本市场受到了强大的商业银行的压抑。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我本人是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推动者。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开始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们终于发现存在缺陷的制度设计，即股权分置。从理论上说，股份公司的股东是有共同的利益取向的，是平等的，都是按自己的股份取得权利。但是股权分置却把股东之间的利益取向变成股东之间的利益对抗。在这种制度下，大股东的利益来源于对中小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剥夺。在股权分置的条件下，大股东有巨大的收益却没有相应的风险，而中小股东有巨大的风险却只有较小的收益，违背了收益与风险匹配性原则，从而使上市公司以及整个资本市场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就是我们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