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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南宗从创建孔氏家庙始，后经历朝历代不断拨款修葺，至清末年间遭焚烧破坏，到民国初期重建已有880多年的历史。正如刻在家庙门柱上的对联“脉有真传尼山发祥燕山毓秀，支无异派泗水源深桂水长流”所说，孔子的后代们在燕山（榉溪山名）一带像桂水一样源远流长。婺州南宗的发展将儒家文化在江南之地进行着广泛的传承，同时也经历着文化的变异和演变。
（一）儒家文化在婺州的植入与传播
早在春秋战国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已经被称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明显表现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在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儒家文化是何时进入的呢？在吴越贤者的《越绝书》以及赵晔的《吴越春秋》中都提到了子贡这个人物，二书称赞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并认为“子贡被认为和孔子是唇与齿的关系，相去不远，其角色就是亚圣”[3](135)。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已经进入了浙江一带，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宋时期，孔子后裔的一支定居婺州榉溪，由此奠定了中国孔子的第三圣地——婺州南宗。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建立对儒家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直接的联系，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作用。婺州南宗确立之后，孔氏后裔们秉承孔氏家族的理念，传承孔子儒学文化，对内忠孝持家、教儿育孙，对外开办学堂，教授邻里。据《榉溪家谱》记载，“杏园书塾当时由山东曲阜携带的书籍文物均珍藏于此，评事公端躬和松阳县丞孔挺公曾在此开檀教学”。[1](65)此外，婺州南宗的孔子后裔们还以儒家精髓思想命名建造了多个建筑，警醒自己和后人们谨记先人教诲，如“九思堂”“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九思堂”取自《论语•季氏》，孔子所倡导的“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榉溪建的九思堂以及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均是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仁”、“义”、“礼”、“孝”等儒家文化的精髓。孔氏后裔们以“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治隆平”[4](170)为宗旨，人人都恪守着儒家的“礼”，传播着“仁”，促进了南北的区域认同，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吴越文化语境下，婺州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变异
吴越文化指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主要是存在于江、浙、沪地区及皖赣之一部分。吴越文化的地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海润泽了江浙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主要特征是“工商皆本、求新求变、崇文重教、务实趋利”[5](1170)。而儒家文化则是存在于北方的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其文化特征是：“重农抑商、尊礼重教、守成求稳、重义轻利”。[6](74)两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交流，而随着孔子后裔的南迁于婺州、衢州，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开始更加密切的联系，碰撞和融合。婺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学术繁昌之地。宋元以来，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都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6](74)孔氏南渡使之得以“近圣人之居”[7](519)。榉溪孔氏与婺州学者的交游广泛而密切，他们对榉溪孔氏十分敬仰、评价很高，对婺州南孔士人的学养、品行、忠义精神与诗礼文化推崇有加。据《磐安县文化志》载作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宋濂为丹山书院山长孔克英（榉溪人)撰写墓志铭。孔克英系孔子55代孙，元朝学者，宋濂曾在金华山听其讲学，并说道“缙绅方满座，而府君扬擢古今，陈义甚高者，盖忻然无倦色”[1](65)。在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相濡以沫的几百年间，它们相互影响具有吴越特色的大儒辈出还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多个学派与学说体系。他们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已经不是儒家文化或者是吴越文化的单纯体现了，而是在吴越文化语境下儒家思想文化在发展传承的同时也经历文化的变异。这种变化更适应吴越的文化语境，更符合当地民众的精神诉求，同时这种变化何尝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婺州南宗不但克服了文化横移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也没有产生“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的现象，同时儒家传统文化在保持正统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与吴越本土文化和谐共荣的独特性。正如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体系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儒家文化和吴越文化这两支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成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8](70)
（三）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曲阜阙里的区别与联系
曲阜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婺州南孔与衢州南孔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南迁的，孔子四十八代嫡孙衍圣公孔端友受封定居衢州，而因为父守墓的孔端躬定居婺州榉溪。同为孔子圣地，为什么衢州南宗被人广泛关注而婺州南宗却鲜有人知呢？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强调“礼”，且“礼”在国家秩序方面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族中表现为长子嫡孙制。孔子的嫡派后裔们有一个世袭封号，世袭封号西汉元始元年开始，当时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到宋仁宗至时期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而历代衍圣公都成为孔氏家族的核心。同为孔氏后裔的两支孔氏族人分别定居衢州与婺州，而衍圣公孔端友无疑是朝廷与社会认同的儒家的核心。南宋时期从孔端友到孔洙衢州共有六位衍圣公，他们希望南宋统一国家、收复失地，“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图复故疆之意”[9](91)，可见其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衢州南宗的这种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后、孔洙让爵时期发生改变，之后衢州南宗经历了200年之久的家道中落，直至明初南宗复爵。但是衢州南宗始终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也还衢州南宗一个倍受关注、广为人知的南孔圣地的盛名。除了身居深山、地理交通不便等自然条件之外，婺州南宗的孔氏后裔们恪守“礼”道，恪守“兄友弟恭”的先人教诲，不争名夺利，儒家思想的“谦”、“和”或许是婺州南宗不被人知的深层人文原因。婺州南宗如榉溪的流水一般默默地流淌，传承着儒家文化，默默地支持衢州南宗的孔氏正统。正如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对联中所说—“支无异派”，同是孔氏后人的婺州南宗和衢州南宗两支派系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同时也与曲阜阙里保持着血脉相连的沟通。据记载，“榉溪孔氏曾先后6次前往曲阜谒林，清朝乾隆皇帝赴曲阜祭孔，衢州婺州也各派代表参加大典”（见榉溪孔氏家庙内前言介绍）。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孔济中一行北上谒林，曲阜宗长孔思凯《赠孔济中还南稿》诗云：“派出尼山本一宗，孙枝绍祖德修同。金衢岁久成家业，湖海心诚谒圣容。祖宴醉归槐市月，春衣香惹杏檀风。还期南北同思勉，宦泽书香万古隆。”[9]婺州与衢州的孔氏后裔们不仅在孔氏家族事务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深刻广泛的交流。其中许谦、吴师道、黄溍、胡翰、宋濂等婺州的名儒们与衢州的学者最为密切，他们的交流推动了儒家文学在江浙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以及曲阜阙里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南北文化之间的融合，同时也密切了同宗共祖的孔氏亲情。
二、婺州南宗：“活”在古村落中的儒家文化
服饰的发展历史伴随着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人类经过梦寐、野蛮到文明时代，缓慢的走过了几十万年。池州傩服饰的发展伴随着傩文化的演变一路走来，在傩事活动中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揭开其物质性的表面形态，服饰赋予我们丰富的文化内涵。
面具在傩事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起着神像的作用，是活动的神灵。早期原始社会的傩面具，主要是模仿动物，面部表情传达了一种狰狞、恐怖、凝重的情绪。通过面具制造的恐怖气氛达到躯鬼逐疫的目的，克服现实原型局限，表演者戴上面具就具有了神的神的威慑力。现代的面具根据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身份的不同确定不同的面部表情和色彩，面具神态更加自然趋向脸谱化，如红面的关羽突出他的忠义的品德，黑脸的包公表现他的公正、清正廉明等。[4]不管面具的造型如何，其神力从来没有消失过。现代的人们仍然坚信戴上面具就可以把天上的神请到人间和神进行对话，诉说人间的疾苦，通过一些供养的手段，让神能心情愉悦的为人们消除疾苦。如图2所示。现代的傩事活动中，表演和娱乐的成分逐渐增多，为了烘托活动隆重、喜庆的气氛，服装色彩上也逐渐丰富，但仍以鲜艳的颜色为主，服装表面纹饰增多，特别是傩戏的表演中，扮演者根据角色的要求，从头饰、面具到服装都搭配的非常完整。服饰的扮装拟态功能在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
池州傩是以宗族为单位祭祀神灵、祖先的一种古老的仪式典礼。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对于土地的情感从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据《贵池地区志》记载，“池州地区在6月至7月为多雨季节，大雨和大暴雨多数分布在5月至8月，南部多，北部少，山区多，沿江圩区少。多雨季节形成的洪涝灾害是最为突出的自然灾害”。这些水旱灾害，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畜疾疫及庄稼损失，给人们留下惨痛的记忆，这成为傩文化存续的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5]在傩仪和歌舞表演中，祭祀土地、自然神灵的内涵是不变的主题。如各村都保留的傩仪《问土地》，虽然土地爷的服饰面具造型有一定的差异，但祈福的内容基本相同。一年一度的青山庙会盛况不减。青山庙始建于元大德年间，原为昭明太子祠，每年的正月十五，姚村、茶溪汪、南山刘、南边姚、西华姚、荡里姚等各自在五色神伞和锣的开道下，抬着供奉有儺神面具的龙亭，在彩旗队、锣鼓队、“肃静牌”、“回避牌”及刀、枪、戟、锤、矛等兵器模型的簇拥下，穿着黄色对襟马褂，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青山庙前。人们在这里祭祀池州最高土主--梁昭明太子，祈福纳吉，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青山庙会把傩事活动推向。
民间信仰是指由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民间信仰的存在，使村民心目中自然生成一种自我约束机制。他们大多相信“抬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6]此外，在当地的傩服俗文化中有许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规定，体现着乡民们对于宗族信仰的坚守与重视。例如傩事活动，族长在打开面具和服装道具的箱子之前要洗手，用稻草把子上熏烟除秽。穿戴服装和戴面具的演员要先向面具行礼等。乐舞、戏曲只能由男性演出，戏曲中的女性角色要由男子扮演。女子是绝对不许参与操作的，否则便是对祖宗的不敬不孝。参加演出的人必须沐浴，还要提前三天禁绝，演员沐浴的目的是洗去身上污秽，禁绝是杜绝沾染妇女身上的秽气。跳傩人穿得鞋子的鞋底只能用旧的上衣制作，下装的材料是不能用在这个鞋子中的。这些口传身授的傩事服俗都是由村民们自觉遵守，以虔诚的态度传递着傩乡人淳朴的民间信仰和对神灵和祖先崇敬之心。
傩事既是民间宗教活动，也是民间社会交流和精神娱乐活动方式。[7]傩服饰的色彩艳丽，在节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早期由于受到生活水平的限制，多为土布制成斜襟长袍，颜色为黄山栀染成的茶色或用靛蓝染成的蓝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出现官衣、蟒袍等。色彩上也日益丰富，常选用颜色艳丽饱和度高的色彩。其中红色作为中国传统的吉祥色，被更多的使用。池州傩在中国汉族农历春节期间进行，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全家团圆节日的，人们的心情都是非常愉快的万象更新。走进池州傩堂你就会立刻被红色包围，朴素的乡民们认为红色可以避邪，红色成为傩乡人传递幸福喜悦的色彩。除了红色的鞭炮声不绝于耳，表演者戴上红色的包头布，穿着红色的灯笼裤，红花的筒裙，红色底绣着精美图案的袍服等，红色成为傩事表演中不可缺少的服装色彩。傩服饰的图案色彩也体现着乡民们朴素的审美情趣，早期的花纹图案有颜色勾绘的，有土法印染的，还有用色布拼接的，工艺虽然简陋，但是形式美感蕴含其中。后期出现织绣纹样，图案精美细致，体现当时经济繁荣以及傩事的繁盛。现代的傩服装只有少量是乡民们自己制作，多数为乡民们外出购买的，有很明显的机器大工业的痕迹，服装纹样中有平面印花，也出现一些机绣图案，配色也更大胆、时尚。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艳丽的颜色始终是活动中的主角。朴素自发的色彩审美表达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贵州；民族文化；特色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7―0083―03
一、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贵州加强了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打造了适应市场需求的贵州民族文艺品牌。贵州旅游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20多年中，由于没有适合旅游者的晚间娱乐活动，“贵州旅游”这个品牌一直存在文化含量低、旅游活动要素缺失的重大缺陷，来贵州的旅游者只能“日游神奇山水”而多感不够尽兴。没有日常性的旅游文化演出，使贵州旅游业收入体系不完整，损失巨大，并且不能有效地宣传贵州，影响贵州旅游业的整体形象。2005年，被热切盼望多年的《多彩贵州风》这个文化品牌终于诞生了。这台演出一经问世，就取得了极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反响热烈。
第二，民族文化旅游宣传进一步到位。平塘县的大型音乐情景剧《玉水不夜天》的开演、“贵州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多彩贵州民间能工巧匠大赛”等活动，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利用注入了新的元素，并且推动了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
第三，乡村旅游得到了有效发展。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的体目标是把贵州省建设成为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旅游大省。屯堡文化旅游景区、岜沙苗族文化旅游景区、肇兴侗族文化旅游景区、兴义万峰林乡村旅游景区等民族文化旅游区域得到进一步支持和发展，尤其是建立了一批具有先进理念的生态博物馆，满足当代对古老文化传统既要保护又要发展的要求。
在开展民族村寨旅游活动中，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学艺术得以挖掘利用，如屯堡地戏、布依族的“八音坐唱”等，一方面增加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含量，提高了游客的游兴，另一方面加强了民族艺术的传播。
然而，目前贵州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不平衡。
虽然目前贵州省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寨有2600多个，并且数量在逐步增加，也树立了一些典范，但开发利用明显不平衡。主要是地区间的不平衡，民族文化旅游仍然集中在黔东南地区的雷山、台江两个县，其次是“后起之秀”黎平、从江、榕江旅游区，其它地方则较少有开展；尽管有关部门设计了六条蕴含民族文化旅游元素的精品旅游线路，但实际上没有一条是能够完整地被广大旅游者采纳，究其原因，一是大部分旅行社和游客为节省旅游成本，选择了部分线路中的部分内容；二是旅游设施不完备，除了交通的原因以外，旅游住宿的分布极不合理也是重要原因。
第二，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仍处于较低水平。
目前，贵州省开展乡村旅游的地方仍然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初级阶段的“农家乐”形式，民族文化演出也基本是简单的歌舞表演，而其它的文学艺术形式以及纺织、刺绣、蜡染等几乎没有展示；出售的工艺品种类少、质量不高、价格高，不能很好地满足游客的审美需求。因此，虽然乡村旅游游客数几乎占了全省游客总数的三成，但旅游收入却只占了全省旅游总收入的8％左右，效能较低。
第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异化现象”。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一些“假民俗”表演和假冒伪劣民族旅游商品的出现。民俗活动在保持原生态的基础之上，适当进行艺术加工是可以并且必要的，但一些“民俗表演”的编排、演出中，由于业者不懂得这些民族文化真正的审美价值，错误迎合旅游者的庸俗需求，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异化，失去了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成为失去自我甚至媚俗的“大杂烩”式的“假民俗”。
二、合理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打造贵州民族文化旅游
如何使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体系更加健全，从而保证贵州特色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做到如下几点：
(一)适度开发与适当“反哺”并举。
首先，开展民族文化旅游必须坚持“细水长流”的原则。民族村寨既不能完全封闭起来，也不能完全一下子放开，政府在这方面的引导、控制作用非常重要。对旅游资源的评价要以空间容量、经济容量、社会容量、生态容量为标准，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生态容量。与之相关联的旅游环境应以同样的标准评判。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只看到了贵州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却忽视了它的脆弱性，更极少顾及旅游环境的承载力。现在，文化旅游者人数已大大超过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的接待能力，一些村民疲于应付，对旅游者越来越麻木，甚至厌倦；在一些地方，商品意识被空前放大；思想状态的改变还导致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出现断层现象。应对这样的危机，除了制定合理承载量，采取限量办法外，对游客应当进行适当引导、教育，要使他们了解贵州少数民族的特点。
其次，对于民族文化，旅游业必须补偿性地利用，“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是民族文化开发、利用中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中要有意识、有组织地搞好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论是“博物馆”内，还是“博物馆”之外，对民族文化，应有专人研究、整理、培训、传授，使之不致失传。这决定了旅游业对民族文化生态必须尽到“反哺”的义务，要有必要的投入。只有适度的“反哺”，才能实现民族文化旅游的长久发展。
(二)尽快提高民族文化旅游水平。提高民族文化旅游水平，一是使开发利用的结构趋于平衡合理。做到这一点，不仅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并且可以降低大众旅游热潮对于部分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冲击力。目前出现的冷热不均现象，除了交通、住宿等条件制约外，一些旅行社不了解、不推介或推介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二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深度开发，使民族文化旅游真正打文化牌，提高旅游品质，满足游客越来越高的旅游需求，并且实现开发利用效能的提高，增加旅游收入，实现政府、游客、旅游目的地群众的共赢。三是对于民族文化演出和旅游纪念商品两个市场，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对于纯粹的假民俗表演应当坚决取缔，并且重罚；对于一些有瑕疵的民俗表演，应当加以监管，促其改正。旅游纪念商品是满足游客审美需求的重要物质，其对于游客旅游满足感的重要性往往超过民族文化演出，需求量大于民族文化演出，影响力也高于民族文化演出，因此更应重视。
1.1“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产业优势还不明显
虽然近年来蜜瓜、中药材、果蔬、草食畜四大主导产业发展迅速，但相当一部分乡镇农业布局及品种多、乱、杂现象依然存在，从布局、规模、品种、标准化管理模式上没有形成优势产品集群，“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产业优势还不明显，不利于产业发展和品牌创建。
1.2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提高比较效益为中心，依靠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现一体化经营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目前我县农业产业化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产业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大多属于低端、初级产品，在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上没有带来真正实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但运作乏力，还不能有效带动产业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在摸索发展中规范、完善，进而形成产业发展的生力军。
1.3农业技术力量薄弱，新技术推广应用有差距
一是农业技术干部队伍力量相对不足，尤其乡镇农技服务队伍不稳定、专业性不强，制约了基层农业技术能力和水平；二是我县移民多，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半文盲人数达2.1万人，占到移民总数的26.3%，加之部分少数民族受宗教因素影响，接受科学技术培训的主动性差；三是技术更新和新品种、新产业的更替之间的差距，加大了技术培训与推广的难度和重要性。
1.4龙头企业扶持力度不足，制约农业产业发展
一是项目建设政策壁垒仍然存在，如建设规划、环评、安评等过程中存在的因素影响企业建设；二是企业融资难仍然存在，由于贷款风险，银行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三是对重点产业龙头企业建设项目财政扶持不足，由于农业产业化企业投资大，见效慢，影响企业投资信心和决心。
2相关建议与解决对策
2.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来认识，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牢固树立扶持产业化经营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观念。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转变思想观念，用工业化的理念引领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龙头企业培育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消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2.2提品质、扩规模，加快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按照”三品、两化、双千“的发展思路，打破地域界限和乡村限制，建立"一片一业、一村一品或数村一品"的产业布局，减少特色作物品种上的多、乱、杂，把效益高、风险低的特色作物培育为新的主导产业，逐步替代增收乏力的粮食、棉花产业，兴建一批有地方特色的优质产品和产业基地。要积极发展蜜瓜、葡萄、甘草、等新兴高效产业，特色产业要树立品牌意识，做响做亮特色品牌。
2.3完善组织体系和机制建设
通过扶持发展和建设经济合作组织、专业市场等，将产业发展诸环节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确保产业按照一体化方向顺利发展。积极开拓农副产品外销终端市场，实现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之间的有效对接，争取新建农产品加工贸易市场。通过组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带动基地建设，推动产业发展，最终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的。
2.4加强扶持引导
一、分析转轴判断滑轮类型
对机械中的各个滑轮，先假设通过滑轮作用的物体被拉动，对照物体被拉动时滑轮转轴的情况进行判断：
①物体拉动时，滑动转轴位置静止不动时滑轮是定滑轮。如图1—（a）
②物体拉动时，滑轮转轴位置随差物体的移动而移动的是动滑轮。如图1—（b）
二、分析转轴确定动滑轮上的力的作用情况
在人教版教材中，分析动滑轮实质叙述为“是一个动力臂（L1）为阻力臂（L2）二倍的杠杆”。（如图2）根据力的平衡条件“动滑轮可省一半力”。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常误解为“只要是动滑轮，动力就是阻力的一半。”笔者尝试以下方式说明，能帮助学生更好理解，现说明如下：“作用在滑轮边缘上的力F1的力臂（L1）是作用在滑轮转轴上的力F2的力臂（L2）的二倍。根据杠杆平衡条件，作用在滑轮转轴上的力是作用在滑轮边缘上的力的二倍”。
下面结合例题示范说明。
［例一］力F作用在滑轮上，使重物G匀速上升，滑轮安装如图3所示。不计滑轮重量及摩擦力，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这是动滑轮，F=1/2G。
B、这是定滑轮，F=G。
C、这是动滑轮，F=2G。
D、这是定滑轮，F=2G。
解析：首先，因为重物被提升时，滑轮转轴跟随向上移动，所以判断这是个动滑轮。其次，由于力F作用在滑轮转轴上，重力G通过绳子作用于滑轮边缘，所以F=2G。应选C。
错解1：误认为是定滑轮，不省力，而选B。
错解2：认为动滑轮省一半力，而选A。
［例2］分别用如图4—（b）所示装置匀速提升相同重物。不计滑轮重力及摩擦力，那么F1F2大小关系和滑轮属于情况是（ ）
A、（a）图中滑轮为定滑轮，（b）图中滑轮为动滑轮，Fa＞Fb。
B、（a）图中滑轮为定滑轮，（b）图中滑轮为动滑轮，Fa＜Fb。
C、（a）图中滑轮为动滑轮，（b）图中滑轮为定滑轮，Fa＜Fb。
D、（a）图中滑轮为动滑轮，（b）图中滑轮为定滑轮，Fa＝Fb。
解析：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可知作用在杠杆左端上的力F是相同的。设想重物被提升时，（a）图中转轴位置发生移动，所以是动滑轮；（b）图中滑轮转轴位置固定不动，所以是定滑轮。（a）图中作用在滑轮转轴上的力F是作用在滑轮边缘上的力F1的二倍，所以Fa＜F。（b）图中F＝Fb，则Fa＜Fb，应选C。
［例3］用如图5——（a）（b）所示装置匀速拉起相同重物G，不计滑轮重力和摩擦力，那么Fa= G，Fb= G。
在乡土农村中,农民通过“鼓吹乐”、“传统的经典曲目”、“地方戏曲”、“说唱艺术”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文化诉求、伦理要求及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看法。以这种“群众性聚集狂欢”的方式,并通过一定的民俗传统来表达农民群众的一种朴素的信念和追求。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公共文化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私性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民私性文化资源较为丰富,电视机、VCD、DVD、卫星电视接收设备、有线电视,甚至电脑等现代文化信息产品逐步进入了大多数普通的农民家庭,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和上网等文化娱乐活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农民个体的日常文化。而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缺乏多样性,难以满足当代农民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活动需求。目前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主要是广播和寺庙教堂。寺庙教堂在农村现有的公共文化资源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寺庙和教堂基本上是农民自己筹资建设的,每年的寺庙庙会和基督教活动的经费也是由村民自筹。基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数量有限、缺乏多样性。民间的公共文化活动中,以庙会、祭祖、修家谱、烧香拜佛和做礼拜居多,在当前社会的农村,农民在改革开放后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的问题,在很多农村都以把信仰转化为信佛和地方神,以及在农村蔓延的基督教会。从整体上来看,农民的文化生活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的、个体的或传统的,乃至封建迷信的状态。从乡土农村文化活动的内容上看,当前农村呈现了现代的私性文化活动快速发展与传统的民间公共文化活动的复兴。就笔者家乡所在的乡村,基层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稀少,尤其在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几乎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农村私性文化没有发展,基层政府每年会有农村流动电影播放若干次,其余的公共文化活动就没有举办过。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严重缺少,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缺乏,其具体体现于:体育场和体育器材缺乏,文化活动室、图书馆等缺失。据笔者调查的农村地区,几乎没有村庄存在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室,有个别村庄存在体育场,但也是以农村小学的体育场为主,村庄体育场也仅有篮球和乒乓球台(农民因爱好自筹自建)。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一年仅有一次的庙会,如“三官庙”庙会,以地方戏曲和烧香拜神为主;少数群体性的基督教会,影响较小;若干次的婚丧嫁娶,农村的婚礼和丧事几乎使整个村庄的大大小小的农民参与其中;若干年一次的修订家谱(不同宗族修订时间不一);每年农历正月初七,农民、势力强大宗族等以自筹资金方式,燃放烟花爆竹送“火神爷”。总而言之,农民私性文化有了较快发展,农村的公共文化却严重式微。特别是一些健康的、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严重缺乏。一是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严重匮乏,部分村庄的公共文化供给被寺庙、教堂、封建习俗所占领;二是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不但数量少,而且极少针对农民的文化需求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即使举办了一定的文化活动,也主要限于节庆等特定场合,或者是为了满足政府经济活动方面的需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不是真正为了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活动的需要。〔2〕
农村公共文化衰微的原因
1.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资金投入不足中央以及省、市、县政府对公共文化资金的分配上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公平现象。无论投入总量还是人均投入总量,农村都远远落后于城市。2006年,国家对农村公共文化投入44.6亿元,仅占全国财政对文化总投入比重的28.5%,而城市文化投入所占比重高达71.5%,超过对农村投入比重的43个百分点。扣除对县级文化单位的投入,作为直接为农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乡镇文化站资金为7.37亿,2006年获得的财政投入经费只有10.9亿元,每个农民一年仅能享有1.48元的文化投入。基层政府大多数又存在重经济、轻文化的倾向,对农村文化投入甚少。原来的农村文化活动经费,来自于政府拨款、乡村自筹、群众负担和社会捐助等多条渠道,几管其下,资金容易筹集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成了产业,基层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比重明显偏低,特别是对农村公共文化难以顾及;社会捐助缺乏必要的投入机制,企业或个人的社会责任缺失。农村文化经费的投入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的发展。2.农村公共文化管理缺乏科学的运转机制目前,在乡镇有文化站的机构,最多的有三个工作人员,大部分乡镇是一人一编制。由于基层文化站工资少、待遇低,难以吸引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以前文化站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退休的文艺工作者,虽然有舞台表演经验,但公共文化活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欠缺,难以使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有效展开。〔3〕从管理体制上来说,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文化管理既无外在竞争,又无内在创新动力,缺乏监督与约束,弱化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益性职能,强化了谋求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性职能。公益性职能弱化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基层公共文化管理运转机制的缺失。农村公共文化市场管理不到位,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管理文化,特别是党委宣传部门更是包揽了文化的方方面面,政府也在强化自身的责任问题,不愿放弃管理权。这种多头管理造成管理难以到位,遇到利益问题同时争抢,遇到困难棘手的事情同时避让,文化市场管理不到位,并由此导致文化市场的萎缩,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衰退。3.农村文化人才缺乏且素质低,服务效率不高长久以来,由于乡镇文化建设缺乏发展规划和具体措施,缺乏相应的人员和经费预算,文化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和文化事业经费得不到妥善解决,导致农村青年从事文化服务的内在动力缺乏。农村文化活动从“内”产生不了,从“外”引不进来,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人才都是稀缺。文化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化和业务素质不高,严重影响文化服务的效率。主要存在文化建设队伍素质低,文化程度偏低,专业修养不高;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干部队伍不健全;参与文化活动的农民对文化活动的理解能力有限,对新事物有排斥心理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4.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缺乏绩效考核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乡镇一般年初无规划,平时无安排,年终无考核,任其农村公共文化活动自行消长。原来的农村电影放映队,现在都已销声匿迹,许多农民一年到头难得看到一场电影。原来红红火火的农民文化艺术节以及农村文艺演出等等也都难得一见了。乡村的广播站也没有了,高音喇叭也悄然无声了,现在农村文化活动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失。〔4〕乡镇对文化活动的重视远远的抛在经济发展的脑后,考核乡镇政府的业绩主要以经济发展、城镇的基础建设、社会治安为主,而对公共文化活动的考核微乎其微。只要经济上去了,文化搞不搞都不会影响到乡镇政府的业绩考核。5.片面政绩观导致农村公共文化“边缘化”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强调经济发展,追求GDP指标,成为了国家一个时期的追求核心。在这种片面的追求经济建设的社会环境下,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形成一种压力型体制关系,各级政府的考核多注重于经济发展指标,想当然的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关注不高。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文化站主要就围绕着收费征税、计划生育等运转,几乎没有将精力放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上;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现在乡镇财政只能勉强维持单位的正常运转,在保证工作人员工资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基础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在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中便处于了边缘化状态。农村文化的边缘化以及一些地方乡镇机构中的乡镇文化站的“形同虚设化”导致农村公共文化严重匮乏。
作者：余芳 单位：福建省永安市供电有限公司
在电力企业中直面客户层的营销文化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在最外层的，这一层虽然是最底层最简单的文化组成，但是其也是直接面对客户的，对电力企业的日常营销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直接是企业的形象层。在这一层的电力营销中，应该构建完善的服务文化，加强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友好的联系与沟通，维护客户与企业固有的关系，并且进行潜在客户的开发，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来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从而获得企业的收益。程序流转层。程序流转层也就是营销文化的中间层，这一层主要是营销方案的制定以及现场的侦查活动。在这一层的营销之中有着相关的制度以及行业的标准，这些都是需要营销人员特别注意的，在这一层的营销文化需要有专业的行业素养以及个人服务热情，要进行细致的工作，对于客户的服务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够出现失误。因为可能一个失误的出现都直接会影响最后的投入运营，造成客户对企业的不满意，从而对企业的形象造成影响。营销文化核心层。营销文化的核心层也就是营销文化体系的最内层，这个层级是整个营销文化的最关键的地方，直接是营销文化的形成的地方。在这个层级中，需要企业对员工的思想做一个有效的引领，帮助员工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营造良好的营销氛围，让企业的员工因为企业的信念而凝聚起来，在心中形成一个小小的宇宙，从而在工作的时候信心百倍又充满活力。当然这个层级的文化也是整个电力企业营销文化的灵魂部分，它能够积极的推进企业的营销，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基础上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
对于电力企业也是一样，营销文化的建设能够让企业内部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而在电力营销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优势。做好企业文化分析，准确定位营销文化任何一个企业都有着自己的文化，虽然有的企业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体系，但是企业文化就像是一种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统一的着装，统一的口号等等这些都是企业的文化内容。所以在电力企业中也是一样，在营销文化的建设中首先要考虑到企业的整体文化，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营销文化的准确定位。营销文化需要根据个性化、差异化等不同的因素来进行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电力企业所处的地域，企业的历史背景等等，从而让营销文化有个好的定位，具有深厚的内涵以及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总体来讲，在电力营销文化的定位中在除了坚持优质服务之外还应该选择一些具有特色化的电力营销口号，在这些口号中需要有感恩、感谢一线员工、感谢客户、创新、高科技、尽责等等文化因素，从而让企业营销人员形成一股巨大的凝聚力，以共同的信念与企业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构建电力营销文化体系，激发企业内部活力电力营销文化的建设需要一个成熟的体系作为铺垫，从而更好的发挥营销文化的作用。所以对于电力企业来讲，应该建构三层的电力营销文化，通过对核心文化、流转层文化以及外层文化的构建，让企业内部充满生机与活力，让企业的员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而促进整个电力企业的蓬勃发展。当然在具体的构建中，在核心文化层需要引导企业的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在企业内部找到认同感与归属感，还有奋进感，从而不断的激发自己的潜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其次，在流转层文化的构建中，需要培养出一流的营销队伍，提高整个营销的方案制定能力，提高业务质量；最后在营销文化的最外层应该构建起客户的文化，优化员工的服务意识，并且让营销文化充满员工的内心，从而更好的给客户带去服务，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
打造营销品牌，增强营销团队的战斗力品牌也是一种文化，品牌效应不管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电力企业中也是一样，一个好的品牌总能够带动员工的积极性，能够让员工的营销的过程中更加有自信。所以，对于电力企业来讲，在营销文化的建设中也应该不断的进行品牌文化的创设，不断的树立典型，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以此来增强企业营销团队的战斗力。并且在营销团队之中，还应该树立典型，对于那些营销做得好的员工要进行奖励，让他们去主动积极的帮助其它的员工，一起来让企业的营销做得更好，从而不断的增进企业的绩效，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建立一个完善的营销文化体系，通过文化的力量来推进企业的不断发展，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并且取得效益，这是当今电力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所以，电力企业一定要认真的把握企业文化的发展趋势，积极的营造企业的营销文化，为电力营销创造良好的氛围，组建一支优秀的营销团队，从而促进企业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温州 产业结构 产业调整
一、前言
最近,中美贸易战又进一步恶化,美国声称要把中国加入货币操纵国,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我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会顶住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因为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我国已经深受打击的外贸出口必将遭受更大的挫折。以温州为例,温州中小企业的利润,超过60%源自对外出口,但是因为全球的严重经济危机,目前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已压缩至1%-3%,如果现在人民币不能顶住外界升值压力而贸然升值,对这些中小企业无疑会是“灭顶之灾”。在贸易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温州转而开拓国内市场,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09年,温州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生命力强和根植性深的优势,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抓住机遇,开拓新市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8.5%,保持了经济发展的平稳态势。2010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回暖,但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复苏的力量还不够强劲,2010年温州外贸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的可能性不大,外贸出口预计与2009年持平,决定温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关键仍然取决于投资与消费。但是温州地区经济虽然整体回暖,企业信心有所增强,但是,横向比较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仍处于全省末尾,同时积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因工业增长缓慢出现非主动性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二、温州产业结构现状
温州产业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轻工业比重较大,重工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偏低。 温州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力,前五位的出口商品为鞋靴、服装、通断保护电器装置、眼镜及合成革等。风靡全国的温州模式就是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征,温州企业主要是以鞋业和纺织为主,2009年温州鞋企共完成工业总产值近700亿元,同比增长7.36%,产品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出口额达到27.5419亿美元,同比上升0.06%,占温州外贸出口总值的25.18%,出口值在温州主要商品中稳居第一。第二,温州以私营企业居多,规模偏小,暂未形成规模经济。截止到2008年末,温州共有工业企业31051个,个体经营户113938户。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25604个,占82.5%。以温州的制鞋企业为例,上述制鞋企业的700亿产值是有2633家企业来实现的,其中品牌类的大型企业却是屈指可数,有一定知名度的只有奥康,康奈等几个品牌而已。第三,出口导向型工业格局逐步形成,工业产品因技术上的落后仍以内需为主。2009年温州市全年实现生产总值2527.9亿元,比上年增长8.5%;外贸出口109.4亿美元,下降8.1%;经过简单的折算可以看出,其外贸出口占整个城市GDP的30%左右,而这个比例还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下的数据。所以温州已经成为一个外贸出口主导型的地区。不过从出口结构可以发现,温州出口的主要是轻工业产品;重工业产品因为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主要是满足内需的。第四,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发展较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困难。2009年,温州新建公共科技创新平台11个,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86%,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可见,高科技企业在2009年获得快速的发展,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鞋和纺织等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在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之下,部分无力支撑的企业已经倒闭了,剩下的也都处在相当艰难的时刻。
三、温州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
从以上温州产业结构的几个特点可以发现,温州经济面临内部成本提高,外部环境恶化等困难。那么就温州现有的产业出口该如何调整和优化,增强国际竞争力,本文就对温州出口产业的调整给出一定的建议。
1. 加强传统产业的规模化、品牌化经营,发挥传统产业的后发优势。
温州的传统产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批在全国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的产业,比如大家熟知的制鞋和纺织产业。这些产业在温州是很成熟的产业,有很多的经验可供参考,这些产业到现在还是温州的支柱产业,只是在现展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瓶颈:产业层次地下、创新能力不强、品牌效应薄弱等。这些问题现在阻碍了温州传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转型。
温州鞋业这个产业如何转型,怎样调整,怎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之前温州鞋企的产业国际化过程所依赖的传统优势是以低成本和生产量巨大来获得丰厚利润的,但是这样的时代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渐行渐远。针对现状,如何挖掘鞋类企业的后发优势才是关键。纵观国外知名鞋类企业都是采取专属于自己的特色设计和巧妙的营销计划实现的品牌化经营战略。而温州鞋企所缺乏的就是自己的设计和营销能力。要想扭转现在鞋企利润微薄的局面,转而进入利润丰厚的阶段,就必须要鞋企从注重生产转向注重企业的产品设计和营销,即进入产品价值链利润最丰厚的两个阶段中去。这类鞋企要想在发展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必须发挥在原有成本优势的前提下,优化产业和产品的结构;强化品牌意识,提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企业的利润;鼓励企业创新,加大科技投入,积极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整体提升鞋类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档次;鼓励更多的企业实现现代化的信息化管理,开展电子商务平台,生产经营虚拟化,实现企业的品牌化发展;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专业化设计团队,设计出更具特色的产品。只有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所改进的前提下,温州的鞋企才会在次贷危机后进入另一个快速发展期。
服装也是温州的一个传统优势产业,也是我国纺织服装品牌发展较早、名牌产品较为集中的地区。但是与其它传统产品相比,高附加值的服装产品不仅需求广,而且利润空间更大。发展时间与鞋企一样,但是温州却集中了报喜鸟、美特斯邦威、森马等一大批男装名牌。2009年虚拟经营的品牌专营公司成长良好,美特斯邦威和森马集团虽然没有自己的服装生产厂,但近几年销售增长均在30%以上。这些品牌在我国已经开拓了很大的市场,在国内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这些服装品牌还是缺乏国际竞争力,国际认可度低,这些品牌在国外还只是中档品牌。而且大多服装品牌还缺少一定的文化内涵。要想提高这些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还需要不断提高服装产品的开发、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与竞争能力。
所以,树立自己的品牌,推广自己的服装品牌是当下温州众多服装企业的主要任务。因为品牌对于纺织业的拉动效应是相当显著。温州服装在现有优势的前提下,应该大胆创新,工艺精雕细琢,对时尚嗅觉更加敏锐、反映更加迅速,打造出更多的精品服装,才能占领服装产业的制高点。服装出口在金融危机的当下,温州服装应该利用在国内已经建立的销售网和自己的品牌影响力,继续抢占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美特斯邦威和森马就是依靠这些优势,全国的市场份额在近几年有了急剧的增长。所以,在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应该把握住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只有这样,温州服装业才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
2.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程t
温州的产业结构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以成本优势主导的温州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西部地区或是东南亚地区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所取代。而且,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鞋类和服装在国际市场上的越来越缺乏市场,迫切需要转型。长期以来,温州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全部产业的60%,而产值高、污染少、发展迅速的高新技术产业却相当缺乏。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得温州鞋类企业和服装企业经营更加困难,所以温州在此次的产业调整过程中应该向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有选择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比如以新材料、新技术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要想在高新技术产业或是在原有的传统产业上有所创新,企业应该加强自己的自主研发的人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只有这样才可以突出自己的产品特色,才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目前国际上普遍的标准是,R&D经费投入强度在5%以上的企业才具有市场竞争力。2007年,温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这一指标仅为0.52%,不仅与国际标准有较大差距,而且还低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这样的研发投入实在是难以维持该地区持续的创新力。而且,温州现在大多关键的技术还是采取购买的方式获得的,自主研发的仅占少数,要想使温州能够长远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技术获得方面必须要加大自主研发投入,技术走在最前沿是企业获得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温州早就意识到了自己在技术发展上的不足,目前,温州也正在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信息网络等国家政策正在大力扶持的产业。还依据自己身处沿海的区位优势,培育壮大海洋特色产业,温州这些正在培育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着手进行之中。温州不断出台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和当地政府花大力气在高新技术产业有所作为,不久的将来这里一定会成为另一个高新技术产业相当发达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在温州产业结构调整即优化过程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 推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并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国家现在正在大力提倡企业和个人的创新,以促进我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温州应该抓住这个契机,启动一些高新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和企业科技孵化器。温州正在分类推进汽摩配、泵阀、电气、船舶等现代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加快建设国家工业电器、金融设备及零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争取国家泵阀产品质量检验中心落户温州,对现代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是大有裨益。创新水平的提升当然离不开一大批优秀的技术精英的参与,所以温州应该完善和落实人才引进的政策,并大力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重点引进和培养一批创新型领军人才和技术创新团队。深化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多形式建设人才开发基地,为各个产业的创新储备和培养人才。
一直以来,我国很多地区都特别注重吸引外资,并且长期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但从温州的发展道路中还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是显著的。而且,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银行的储蓄额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民营经济因为规模的限制,不能通过上市来募集资金,所以在遇到资金的瓶颈时大多还是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要想使温州占主体地位的民营经济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应该营造更加有利于其发展的投融资环境。所以在温州产业调整过程中应该促进小额公司贷款,推动企业多渠道上市,创造条件发行企业债券,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培育多层次区域资本市场,以利于民营企业在出现资金困难时可以尽快解决资金障碍。并鼓励和保障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让民间资本在温州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 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经济发展全过程
现在我国与欧美贸易活动中经常遇到欧美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也就是环境壁垒。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中,一些国家以保护生态资源、生物多样性、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借口,设置的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国际标准或绝大多素国家不能接受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对外国商品进口采取的准入限制和禁止措施。绿色贸易壁垒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之所以经常发生,就是因为欧美国家较高的环保标准对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实现的。这样的绿色壁垒是对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商品的抵制以达到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目的,温州的出口中也遇到欧美国家的绿色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贸易标准不太熟悉,另一方面是我国的产品确实还没有达到较高的环保标准,达到在产品的生产、使用、消费、和处理过程的鉴定都包括较多的技术性成分的目标。如果我们可以在此方面尽快改善,那么我们的产品就会在国际市场上更加无可挑剔,绿色贸易壁垒事件就会减少发生。而且,随着温州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废气排放量、机动车尾气排量越来越多。在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引进更多的低碳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并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指标进行更加严格的考量,坚决保护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认真实施生态环境功能规划,加强森林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四、结论
温州出口商品要想在世界市场中更加具有竞争力,就需要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加强培育具有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发挥传统产业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温州应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在时代浪潮中继续走在前列。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在此创业,发展新兴的低碳产业。在产业调整过程中要想达到优化的目标,就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与欧美国家贸易活动中的绿色贸易摩擦,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目标。
参考文献:
[1]高顺岳.温州产业结构现状与转型升级的政策取向[J].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6
[2]梁世国,陶莉,袁欢仔.温州产业结构调整及政策取向分析[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7:8
一、“德”观念的产生
“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的演变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殷商时期的上帝崇拜、西周的周王政行懿德、春秋的伦理道德等四个阶段。殷商时代的德，实际上是天命观、神意观的一种表达，对于神灵的盲目崇拜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仍占主导地位。商代天命神意观念下的德与真正道德观念的形成，还相距尚远。但是，它却给周人关于德的思想提供了基础。
经过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德”观念在周代已逐渐显出与商代不同的面貌。郭沫若指出，周人的德“不仅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功夫，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便是王者要努力于人事，不使丧乱有缝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天命也就时常保存着了”，这“的确是周人所发明出来的新思想”。
周人的“德”，就其社会内容而言，仍指获得和占有之意。因而，在周人看来，先王灭殷而获得“厥邦厥民”就是德。不过周人强调的是如何保持、稳固这种获取。周人坚信文王之所以能够膺受天命，是他在两个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一是特别恭敬天命；二是让民有所德（得）。他们把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称之为德；而且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因此，德也就获得了道德的意义。所谓“修德配命”或曰“敬德配天”，是对周人关于“修德”与天命关系的概括。“修德”、“敬德”是获得天命的人为根据。只有“修德”，才能取得并保持政权。周人的这一思想，是对殷人天命观的重大修正，它不仅赋予上天以伦理的品格，肯定了道德的政治作用，而且否定了天命的绝对性，取得了人事对天命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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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的演进历程与内容来看，西周“德”的观念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德”的产生与发展与宗教观、天命观的演进紧密相联，这说明周人的伦理观念是随着宗教观念的逐渐突破才发展起来的。其次，“德”的产生、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周人的“德”，主要指的是周王的政行，而王位能否永保，主要看人间民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反映了伦理政治的观念。最后，它开创了“德”“得”相通的道德精神传统，这种从周取代商的史实中得出来的历史经验与人生哲理，由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传统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
可见，周人德的观念已具备了理陛的色彩和伦理的特征，以民的兴起为标志，神权政治的观念慢慢渗入到世俗领域。但随着周政权的没落，春秋时期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先进的思想家们开始思考社会变化的原因，人伦关系成为当时思考的核心，促使德性伦理的观念获得真正的发展契机。
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观念
“孝”是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和核心，西周则是“孝”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孝”是家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德”同源，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甲骨文、金文中已有“孝”字，从字形上看，像一个曲背老人手扶稚子之头，表示祖孙之间的亲爱关系。由于殷商时代祖先神与至上神不分，所以其“德”观念中已经有孝的内容，只是到了西周，“孝”才作为伦理观念而存在。对祖先的祭祀是殷人孝道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但此时的孝道实质是宗教性。殷人崇拜并孝敬祖先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祈求祖先神灵的佑护以祈福避祸。
西周“孝”的观念在承继殷商的基础上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在殷商时期，“孝”的观念仅处于萌芽状态的话，到了西周，由于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而造成的宗法等级制的建立，周人则赋予“孝”以明确的内涵，把“孝”作为宗法伦理的基础和重要的道德规范。
比较商周“孝”的观念，二者有明显的差别。一方面，西周“孝”的观念展现了神性的退却和人性的张扬。同样是祭祖追孝，西周与殷商的区别，在于后者对能降福遣灾的祖灵怀着恐惧的心情，甚至多少带有一些无奈的情绪，而前者对先祖的追孝，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先祖血缘亲情的表达，是发自内心的景仰。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自然宗教消隐，伦理宗教成为人类精神的主导。周人的祖先神不再是异己的，而是道德化、人格化的。可以说，德性智慧战胜了神性智慧，道德理性代替了宗教蒙昧。因此，在西周祭祀祖先的鼎器铭文中，我们见到的已不再是如甲骨卜辞那样对祖先神灵的被动依赖、戒慎恐惧，而多是祖先功德的歌颂赞美。另一方面，西周孝的观念增添了敬奉父母的新义。《尚书·酒诰》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康诰》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经·齐风·南山》）“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诗经·郑风·将仲子》）这里既有对父母的尊敬、侍养，又有对父母的服从。可见，敬奉父母标志着孝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念渗入到西周的社会生活。而“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诗经·大雅·卷阿》）标志着“孝”已从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延伸到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从家庭走向国家，达到了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于是它就具有了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特殊作用，成为宗法政治的伦理道德基础。因此，周人孝的思想一直为后世所继承，在儒家那里得到了不断的升华与发展，与“忠”相并列，成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三、礼的形成
周人观念上的“敬德”主张，付之于社会实践便是在制度上设制礼仪、订立规范。“礼”文化几乎涵括了西周的社会生活。“礼”来源于祭祀，从“示”从“翌”，表示感谢上帝赐予的丰收。“礼”本义为礼器，其发展与远古时代的宗教祭祀典礼仪式不可分割。据王国维的考证：“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幽，若堂，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谓之褪。”（《观堂集林》卷六）礼器是被用来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意向交流，它只有在祭祀仪式中与名分及一定的观念情感结合，才突显其象征意义，构成完整的“礼”。
西周在沿袭过去礼仪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周朝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准则。在《诗经》对西周前期历史的记载中，“礼”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与祭祀有关的宗教情感以及祭祀的仪节，而在西周中后期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礼”的含义开始超越祭祀之事，被赋予更宽泛的内容，它不仅指饮酒筵乐，而且也指人际伦理。《诗经·鄘风·相鼠》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元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当“礼”与人的廉耻、威仪相联系，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据时，“礼”便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成了某种德行标准。西周后期，“礼”的文化功能在两个方面得到了扩展：一是作为处理和整合血缘宗族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一系列制度、伦理范畴被使用，如《礼记·曲礼上》所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二是“礼”嬗变为基本的国家政治统治手段，即阮元所谓的“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可以看出，周礼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周礼由神学特色极度浓厚的人神之礼向人伦之礼转变，即把“礼”作为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于是宗教的“礼”便成了道德的规范、价值判断的标准；二是周礼体现了宗法等级制和政治等级制的基本精神。因此，周礼的实质是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远近、贵贱、上下、等级的严格秩序。区别性是它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通过礼体现，又通过礼维护，使各个等级能各守名分，由此达到一种宗法式的和谐。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