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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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可行性检验。KMO检验值为0.765>0.6,而BARTLETT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00<显著水平0.05，以上检验结果都说明原始数据能够进行主成分分析。
1.2数据标准化，消除量纲。
1.3建立指标之间相关系数矩阵，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按特征根>1的原则，选取前3个主成分，方差累计贡献率82.077%>80%,反映原始指标82%的信息。将这3个主成分作为评价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
1.4得出主成分表达式，并利用这一线性组合计算各主成分值。各主成分记为符号F(z)i(z表示由主成分分析而得)。
1.5主成分得分系统自动给出，再以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各地区的主成分综合得序进行排序，得出各城市的主成分综合得分排名如表1。
1.6结果分析。从整体上，表1中综合得分越大，城市的投资环境越好。由于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意味着综合得分水平定为零点。重庆、上海、北京、杭州、南京、成都、天津、武汉、济南、沈阳、西安、长沙、哈尔滨这13个城市的城市投资环境水平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其他地区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一定程度也反映了越发达的地区城市投资环境越好。综合得分排名靠前的几个城市都是全国经济实力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重庆是省域城市，大城市带动大农村，发展势头迅猛，潜力很大，投资的优选城市。上海是我国的经济贸易中心，作为沿海城市可以更好的引进外资加强自身的建设。北京作为我国首都，虽然经济总体水平稍次于上海，但居民生活条件优越、素质较高，投资前景也非常好。其他城市如天津、杭州、南京等无不都是直辖市、经济文化强省或较发达省的省会城市。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的大多为中西部欠发达的地区，投资环境的组成大多没有鲜明特色，这也体现了我国较强调的西部开发的必要性。
二、聚类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评价我国城市投资环境情况，将我国30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投资环境状况划分成三个层次(见表2)。具体方法为以主成分得分为基础，计算距离矩阵，采用类平均法聚为3类。层次一是投资环境优越城市：北京、上海和重庆，综合得分范围在1.98～1.26，经济发达且地理优势明显是其鲜明特征，北京位于祖国的心脏，上海是沿海经贸中心，重庆是沟通西南与中东部地区的枢纽。层次二是投资环境良好城市：南京、杭州、成都、天津、武汉、济南、沈阳、西安、长沙、哈尔滨、石家庄、郑州，综合得分范围在0.72～-0.02，发展均衡，环境优越，经济交通较发达，对投资商有一定吸引力。层次三是投资环境较差城市：福州、长春、合肥、昆明、南昌、太原、南宁、贵阳、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银川、海口、西宁、拉萨，综合得分范围在-0.17～-0.86，主要原因是经济实力较低，有待发展，对投资商没有吸引力。总体上看出中国各地区城市投资环境水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由高到低成梯次分布。
三、政策建议
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发生迫使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能源革命。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于2011年6月专门召开了“新成长战略实现会议”，会议就“纠正目前能源结构的扭曲和脆弱，保证安全、安定的供给，提高效率，适应环境”等探讨了日本未来短期、中期、长期的创新能源环境战略，会议于同年7月29日发表了《创新能源、环境战略中间整理方案》，表明了日本今后能源政策的基本发展方向。根据《创新能源、环境战略中间整理方案》，日本今后能源战略的基本理念主要包括减少对核能的依赖程度，发展多样化的能源结构和尊重国民的意愿等。2010年度，即福岛发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的前一年，日本发电量的构成为火力发电49．1％，核能发电27．5％，两者合计达到总发电量的80％。核泄漏事故发生以后，核能发电站大批关闭，2011年度核能发电的比例不满10％，2012年度下降到了2％以下。另一方面，由于原本由核能供给的发电量转成火力发电，2011年年底，日本国内火力发电的比例已经达到72％，至2012年底已经超过85％。由于日本火力发电的能源绝大多数来自于进口，出于“能源自给”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环境需求，日本政府积极推广绿色能源，鼓励再生能源的发展。“固定价格购买制度”是日本政府普及绿色能源的一个重要政策，适用的绿色能源包括太阳能、风力、水力、地热和生物能。“固定价格购买制度”要求电力公司必须按照政府指定的购买价格和购买期间，向电力供给方购买电力。供给开始后，如果出现需求量减少，需要减少发电量的情形，则首先减少火力发电，优先使用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二、日本光伏市场
日本政府历来重视光伏发电技术的推广利用，推出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光伏领域的发展。日本经济产业省等主要部委都推出并实施相关优惠政策来促进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2012财年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通过“支持引进住宅光伏系统的补贴措施”、“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政策（FIT）”以及“引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作为部分恢复措施的补贴计划”等支撑项目或措施来推动住宅和工业光伏系统的应用与普及。光伏发电项目电能收购方式和收购价格见表1。日本光伏市场认证壁垒较高。在日本，光伏产品有两个重要的认证，分别是日本太阳能发电普及扩大中心的J－PEC（JapanPhotovoltaicExpansionCenter）认证与日本电气安全环境测试实验室颁发的JET（JapanElectricalSafetyandEnvironmentTechnologyLaboratory）认证，两者分别针对不同光伏发电系统市场的产品提出相关检测要求。
一般而言，日本市场看中产品质量与服务甚于价格，因此国内企业在欧美市场上的低价模式，用于日本则收效甚微。同时，由于较高的上网电价补贴，使得电站投资收益非常可观，因此，由于较高的上网电价补贴，使得电站投资收益非常客观。因此，日本市场对于光伏产品的溢价空间具有相当的容忍度。另外，日本市场较高的认证门槛，将价格低廉而无品质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健康有序的供求格局避免了价格战的发生。因此，日本市场成为全球光伏产品平均销售价格（ASP）最高的市场。日本市场政策清晰，是真心实意的想利用光伏发电，这种清晰的政策反而更加的务实，不会一味的规划未来。日本的电价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电价高出两倍，甚至两倍以上。普通电力价格高，相应的光伏发电补贴就会更容易让人接受；此外，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均GDP是中国的近10倍，其在光伏补贴资金的来源方面更为顺畅，不会出现中国极为严重的拖欠情况。日本众院全体会议于2013年6月13日通过了旨在实现电力系统改革的《电气事业法》修正案。该修正案主要内容是到2015年建成在全国范围调整电力供需的“广域系统运用机构”。日本电力改革旨在打破大型电力公司的“地区垄断体制”，降低准入门槛，通过竞争来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电价。最终目标是实现大型电力公司发电和输电部门各自独立的“发电输电分离”，共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此修正案是改革的第一阶段。法案附则部分明确提出要实现发电输电分离和由家庭自由选择电力公司的“电力零售业务全面自由化”。电力改革第二阶段将力争在2016年实现由家庭自由选择电力公司的“电力零售业务全面自由化”。第三阶段是2018至2020年前实现大型电力公司发电和输电业务各自独立发展。电力部分自由化之前，电力供应主要是由区域电力公司（一般电气事业者）提供。在这种情况下，电费等电力供应成本的弹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不利于电力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为了打破这一垄断，日本政府引入了“新电力”这一概念。“新电力”是对“特定规模电气事业者”的统称，其电力销售对象主要包括大、中型工厂、大规模办公区域等。虽然地域电力公司也能对上述电力客户提供电力，但面对“新电力”集团的“用电成本”（包括电价）的可调性优势面前，地域电力公司已不像“电力部分自由化”实施之前那样保有在电力供应市场的垄断地位（但地域电力公司仍保有对一般家庭用电的控制）。受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日本的能源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通过“固定价格购买制度”等政策，积极鼓励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从2012年起，包括太阳能发电在内的再生能源行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行业的过热发展，必然伴随过度的竞争，造成资源的浪费，引起行业的混乱。最近，经产省已清理撤销了670个没有进展的太阳能项目的许可。
三、日本土地政策
要在日本建设光伏电站，获取足够的土地来进行施工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取得土地原则上无须审批，规制土地开发行为的主要法律为《都市规划法》，此外还包括《建筑基准法》、《农地法》、《森林法》等其他相关法令。根据《都市规划法》，以建筑物的建设或特定工作物的建设为目的，更改土地的区划性质的行为属于开发行为。开发行为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需要办理大规模土地开发许可。日本各县市分别制定了应对本区域土地开发行为的细则性规定和指导性意见。另外，根据开发土地的性质，除需要办理上述土地开发许可外，还可能涉及林地开发许可、林木采伐备案、环境影响评估等诸多行政手续。并且根据项目具体的地理位置、地质地形、地方政府的具体政策等，还可能涉及土壤保护、农地保护、绿地保护等多方面的政府指导。另外，根据日本《国土利用法》的规定，为了确保适当并且合理地利用土地，交易超过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需要在当地政府进行备案。除部分有价格暴涨的可能性、被划分为“监视区域”或“注视区域”的土地外，备案原则上采取事后备案制度。属于备案范围的土地交易，除买卖、租赁外，还包括实物出资、代物清偿、让与担保等多种形式。需要备案的土地规模基准，按照土地所在的区域作出了如下区分：（1）属于都市计划区域中的城镇化区域的，超过2000平方米的，即需要备案；（2）属于都市计划区域中除城镇化区域以外的区域的，超过5000平方米的，需要备案；（3）属于都市计划区域以外的区域的，超过10000平方米的，才需要备案。
四、日本税收政策
日本税收体系较为发达和透明，但是整体税负较高。具体而言，日本法人企业需要同时缴纳国税层面的法人税以及地税层面的居民税、事业税以及地方法人特别税。其中，法人税的税率原则上为营业年度收入所得的30％。法人居民税是对前述法人税的税额以17．3％的税率征收，其税率大约为5．19％，但依照日本法律规定，都道府县及市町可以将该税率最多调高至6．21％。事业税是对法人营业年度收入按比例征收，其征收分为资本金1亿日元以下和超过1亿日元两种类型，每种类型都实行分段计算税率。地方法人特别税是为了调节各个地方自治体之间的税收差异而创设的相当于国税的税种。以上所介绍的国税和地税若单纯相加，考虑到各个地方自治体目前已经根据地方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法人居民税的税率，因此对于法人所得合计得出的实际税率大约在40％或者稍微再高些的程度。
五、日本社会文化
日本文化整体而言，偏向保守，对新事物十分敏感和警觉。尤其是生活在农村或山区的居民，对祖辈流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较为坚持，排斥外来的人、事、物。尽管在日本开发土地，没有明确地规定如果周边居民反对则不能开发，但是周边居民对开发、建设行为的排斥，无疑会对当地政府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在当地政府办理土地开发相关的各种行政手续时，当地政府可能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日本国民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在面对风险时，常常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日本国民的忧患意识，从日本有些新闻媒体的态度也可略知一二，日本的一部分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常常采取消极的态度，甚至过分夸大了事物的负面影响。
六、结语
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对日投资企业只有3家，到2012年则猛增至121家。而日本引进外国投资是从20世纪90年生泡沫危机之后才逐渐增加的，随着外国投资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特别福岛核灾难之后，日本政府对引资政策的不断调整，日本的光伏市场投资环境出现了较好的变化。
（一）日本政权整体相对稳定虽然近几年来，日本首相更迭频繁，但政权整体情况稳定，除2009年至2012年以外（由执政），自民党一直是占日本众议院席位最多的政党，也是日本现在的执政党。但是，安倍政府在参拜靖国神社、归属等历史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无疑会成为中日关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日本文化特性导致的消极因素依然存在日本文化的特性，加上中日关系的敏感，使得日本的部分媒体以及项目当地的居民可能无法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企业在日本大量购买土地，从事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电力行业。部分媒体的消极评价和当地居民的态度，可能会对政府机关作出的某些行政行为产生影响。即使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没有被影响，考虑到项目的长久性，上述消极因素也可能会给项目带来风险。
1模型构建与数据分析
1．1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作者尝试从2001、2006、2011这3年入手，对江苏省近10年来现有的49个县级市的投资环境进行纵向分析比较，基于GIS技术、空间分析建模技术，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13．0以及MicrosoftExcel2003等软件，对江苏省49个县级市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比较．在遵守系统性、综合性、全面性、可比性、差异性等原则的基础上，选取了涉及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人力资源与科技教育状况以及市场开放程度与消费状况这4个层面的27个因子，构成指标体系，其指标数据统计，来源于2002年、2007年、2012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1．2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主成分分析方法采用降维的思想，将研究对象的多个相关变量综合概括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变量，反映原变量提供的主要信息．本文对选用的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时需要各个因子之间具有综合性，然而各因子由于性质、计量单位不同，往往缺乏综合性．解决各指标的数值可综合性的问题，避免当各指标间的水平相差很大并直接将原始指标数值进行分析时，数值较高的指标作用过于明显，使得各个指标等全参与运算分析，需要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10］．
1．3实证检验—主成分分析
运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设定主成分提取条件为特征值大于1，主成分得分采用回归方法得到．同时设定分析结果，给出KMO检验，根据KMO检验的结果判断方法的适用性．这3年的KMO统计量值分别为0．845、0．880、0．890，较为接近1，表明变量之间有较多的共同因子，数据适合作主成分分析．成分分析．这3年数据的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了86．250%、86．687%、89．004%，说明这3组数据的主成分包含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可以用这3个主成分替代原来的变量．主成分1的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61．237%、67．752%、67．422%，说明各指标因子在这个主成分上的载荷较多．结果分析．将总方差解释表对各个变量作为主成分的特征值进行了计算．由于采用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因此，抽取的因素就是主成分．在特征值大于1的条件下2001年可以抽取4个因素，而2006年及2011年只能抽取3个因素，鉴于以下分析需统一口径，并且只有少许因素在2001年的主成分4载荷值较高，又因为计算综合得分时权重影响较小，因而对于2001年的主成分也只抽取前3个．当抽取3个因素作为主成分时，其主成分的贡献率已经分别达到82．125%、86．687%、89．004%，故使用这3个主成分的解释率已经很高了，得出表1．根据表2分析得出结论:在主成分1上载荷值较大的主要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指标，可以概括为经济实力指标，由此可推断出主成分2主要反映的是人力资源指标，主成分3反映的是市场开放程度与消费状况指标．
1．4得分与综合排名
在主成分分析后得出3个主成分的基础上，要对江苏省各县级市区域投资环境进行深入分析，需要针对上述3个主成分得分作简单加权处理，计算2001年、2006年、2011年49个县级市的综合得分．具体公式为:wi=∑wijDj其中，wi为江苏省个县级市的综合得分，wij表示第个城市第j个主成分得分，Dj表示第j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与各年分主成分方差累积贡献率之比．最后，运用ArcGIS进行描述分析，按照大于1的为优越地区、大于等于0．5小于1的为较优地区、大于等于0小于0．5的为良好地区、大于等于－0．5小于0的为较良地区、小于－0．5的为一般地区，对2001年、2006年、2011年各市的得分进行划分，得到投资环境评价成果图。
2结果分析与评价
根据各县级市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结果大致如图4．本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苏省49个现有县级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估和分析，出了城市综合得分和排名．根据各地区的评价成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于强调研究区域内部的差异，体现投资环境空间演变的规律，为决策者的选址决策提供微观层面的参考依据．
2．1对投资者的建议
(1)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均占优势的优越地区都位于苏南，可以看出主成分1在区域投资环境中突显的重要性．苏南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属于长江三角洲腹地，深受上海大都市经济圈的辐射影响;加上其水陆空各种交通运输特别发达;政府积极引入外资，改善人文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其投资环境相当优越．(2)根据49个县级市3年纵向的评价成果来看，区域投资的优劣并不是与其经济发展呈对应关系．可见，在区域投资环境评价的体系中，还有其他影响因子是不容忽视的．从3年的成果图中可以看出，邳州、沭阳等苏北城市的排名逐步提升，区域投资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近年来，政府对苏北的扶持政策，为苏北地区引进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政策优势．苏北地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不是“穷乡僻壤”，其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再者，苏南地区较高的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使得苏北地区的投资优势逐步突显出来．江苏省49个现有县级市的投资环境相差甚远，苏北有政策扶持具有后发优势，苏南拥有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苏中好像成了个真空地带，总体上呈现出苏南—苏北—苏中的分布特征．从图4可以看出排名退步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苏中地区．苏中各级政府要积极与苏南地区衔接发展，吸取苏南地区的成功经验以及学习苏北地区进步的方法，使得自己摆脱区位优势薄弱的阴影，抓住机遇，调整区域产业政策，形成独特的产业结构．(3)从图4中可以看出，江苏省县级市的个数从2001年的58个到2006年的52个再到2011年的49个，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相应地，市辖区的范围在逐步扩大，体现出各个地区随着各项政策制度的变化，城乡发展二元结构的模式逐步淡化，城乡统筹发展的趋势日显明显，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4)像常熟、江阴、溧水、溧阳等地区在过去10年的发展趋势显得很不稳定，可见区域投资环境的影响因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这些城市位处苏南地区，其主成分1的优势较为明显，但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还是没能保持其原本的发展趋势，对于影响投资环境的新因素适应性不是很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待加强．
2．2对引资者的建议
[论文摘要]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为处于中部的湖南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省投资环境的状况，认真分析我省投资环境的优劣，并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促进我省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优化。
湖南有着丰富的劳动力、物资和原材料资源，是我国中部地区一个物产资源的大省，而且同周边省份和地区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省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为此，必须不断地优化我省投资环境，为引进外资和促进我省经济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湖南投资环境的现状，我们可以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总结。
1湖南投资环境的有利因素
从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湖南地区南北结合、承东启西的重要位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西移，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区域投资环境也随之改善，呈现出投资与开发的良好态势。
从自然资源环境和物产来看，湖南省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湖南素有“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的美称；主要农副产品年生产总量和外运量名列全国前茅。同时，湖南还是旅游资源大省。
从社会经济环境来看，湖南省国土面积广阔、人口数量众多、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具有较强水平、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业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农业生产基础较好，主要农副产品都位居全国前十位，在占全国不到2.2％的耕地上，生产出了全国6％以上的粮食，可以说，湖南是全国第一大粮仓。
从全球环境因素来看，全球经济重心正逐步向亚太地区移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为国际资本所瞩目。根据反梯度理论，我省可以利用产业梯度转移来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广泛吸纳外资的加入。
从国内环境因素来看，我国生产力布局重心正在由东向西推进，中部地区将成为国家的重点投资地区。从区位上看，湖南是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江经济开放带和华南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沿线的大规模投资与珠江三角洲综合实力的加强，将会通过辐射和扩散作用带动湖南社会经济发展。
从经济结构来看，湖南与湖北、广东等南北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具有明显的经济互补性和依存关系；与贵州和江西等东西省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发展梯度差，因此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此外，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和重庆市的经济辐射将对湘西贫困山区的开发发挥着较大的促进作用。2湖南投资环境的不利因素
湖南省区域投资环境因素既有有利的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完善；地区之间经济运行机制有差异；法制观念有待进一步加强；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食品、纺织品等大多以省外产品为主，电子产品更是为省外、国外产品所垄断；农副产品、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虽然有明显优势，但却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利用效率不高，忽视资源的加工增值，制约了开发效益的提高；融资和管理水平不高；水旱灾害比较频繁等。
2促进湖南投资环境优化的对策建议
2．1优化空间布局以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经济的空间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与投资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湖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应采取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特大或较大城市为发展极、以公路和铁路为延伸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带，在条件成熟时再向周边地区推进。为此，在投资环境优化方面，我们应重点从建设核心城市和交通干线来展开。
(1)努力建设好核心城市和中心城市。投资环境的改造与区域开发应是以省会长沙为核心、以长株潭工业三角区为重点，全面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市结构调整，提高技术构成与开发层次，合理辐射传统产业，强化综合功能，使之形成全省强大的“增长极”。在这个“增长极”的两翼应是京广线沿线；同时，要重点加强岳阳、衡阳和郴州、怀化和吉首等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树立“北大门”、“南大门”、“西大门”的良好形象，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实现与广东、上海浦东和国际市场的金融接轨、产业接轨和管理接轨，全面提高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把京广沿线地带建成湖南省高效益商贸走廊、高科技工业走廊和外向型经济走廊。
(2)重点建设好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主要是要建设好石长铁路沿线、枝柳铁路沿线、湘黔铁路沿线和永州至冷水滩沿线四条干线。首先是石长铁路沿线地带以湘西北门户城市常德为中心，应加速高速公路、铁路开发和现代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防洪和抗洪设施建设，加强常德、益阳等城市的环境改造，改善这些城市和地区的旅游投资环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创建外向型农业的开发创造条件。城市主导产业应以农业为出发点，并逐步改善食品、轻纺、造纸、机械等行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其次是枝柳铁路沿线地带包括怀化、吉首、张家界和慈利等城市，该区域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非金属矿产、水力、森林、旅游等资源丰富，应重点搞好怀化和吉首等城市“发展极”的环境建设和交通主干线路的改造，着力改善这些城市和地区旅游投资环境，以旅游风景资源开发为契机，促进非金属矿产、水力、森林资源的投资与开发，注重农副产品及矿产资源的深加工。再次是湘黔铁路沿线地带，这一地带城市较密集，煤、铁、锑等资源十分丰富，能源和原材料的开发与环境改造，尤其是工矿产品的深加工应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最后是永州至冷水滩沿线，这是湖南的“西南大门”，应打通湖南至防城和湛江的新“出海口”，加强省际商贸流通环境建设，加强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加强对机械、建材和旅游行业的投资环境的改造。
2．2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产业投资环境
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产业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湖南省虽然是一个农业大省，但第一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功能并不强；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主导工业仍然是以传统工业为主，总体层次偏低，结构老化，缺乏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企业组织结构的专业化和集团化程度相对较低，不利于主要产品档次的提高和更新换代，更不能形成规模优势和规模效益，无法形成集聚效应；缺乏高层次和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使城市经济职能水平低下，制约了城市对其所在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因此，我们有必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国际和国内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农业，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工业发展方向，不断优化和改善产业投资环境。
从我省的发展优势来看，我们要把经济开发的立足点放在农业、矿产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经济效益较好、容纳劳动力较多、又能体现我省资源特色的部门，如粮食深加工、建材、旅游业等。同时，我们有必要实行倾斜政策以招商引资；应进一步加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此外，我们还必须下工夫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构，把农工相关产业尤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将重工业轻型化，对大型项目的选择要同省域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通过招商引资，促进产业的调整和升级，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产业结构外向化，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整体经济实力。
2．3不断促进投资环境的优化
改善软硬投资环境是区域投资环境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硬环境(物质环境)是有形的，是投资者首先要注意到的环境要素；软环境(人文环境)是无形的，它的改善能够弥补硬环境的缺陷，可以促使硬环境的吸引力倍增，从而提高硬环境的效用。
[论文摘要]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为处于中部的湖南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省投资环境的状况，认真分析我省投资环境的优劣，并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促进我省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优化。
湖南有着丰富的劳动力、物资和原材料资源，是我国中部地区一个物产资源的大省，而且同周边省份和地区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省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为此，必须不断地优化我省投资环境，为引进外资和促进我省经济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湖南投资环境的现状，我们可以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总结。
1湖南投资环境的有利因素
从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湖南地区南北结合、承东启西的重要位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西移，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区域投资环境也随之改善，呈现出投资与开发的良好态势。
从自然资源环境和物产来看，湖南省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湖南素有“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的美称；主要农副产品年生产总量和外运量名列全国前茅。同时，湖南还是旅游资源大省。
从社会经济环境来看，湖南省国土面积广阔、人口数量众多、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具有较强水平、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业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农业生产基础较好，主要农副产品都位居全国前十位，在占全国不到2.2％的耕地上，生产出了全国6％以上的粮食，可以说，湖南是全国第一大粮仓。
从全球环境因素来看，全球经济重心正逐步向亚太地区移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为国际资本所瞩目。根据反梯度理论，我省可以利用产业梯度转移来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广泛吸纳外资的加入。
从国内环境因素来看，我国生产力布局重心正在由东向西推进，中部地区将成为国家的重点投资地区。从区位上看，湖南是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江经济开放带和华南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沿线的大规模投资与珠江三角洲综合实力的加强，将会通过辐射和扩散作用带动湖南社会经济发展。
从经济结构来看，湖南与湖北、广东等南北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具有明显的经济互补性和依存关系；与贵州和江西等东西省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发展梯度差，因此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此外，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和重庆市的经济辐射将对湘西贫困山区的开发发挥着较大的促进作用。2湖南投资环境的不利因素
湖南省区域投资环境因素既有有利的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完善；地区之间经济运行机制有差异；法制观念有待进一步加强；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食品、纺织品等大多以省外产品为主，电子产品更是为省外、国外产品所垄断；农副产品、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虽然有明显优势，但却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利用效率不高，忽视资源的加工增值，制约了开发效益的提高；融资和管理水平不高；水旱灾害比较频繁等。
2促进湖南投资环境优化的对策建议
2．1优化空间布局以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经济的空间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与投资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湖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应采取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特大或较大城市为发展极、以公路和铁路为延伸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带，在条件成熟时再向周边地区推进。为此，在投资环境优化方面，我们应重点从建设核心城市和交通干线来展开。
(1)努力建设好核心城市和中心城市。投资环境的改造与区域开发应是以省会长沙为核心、以长株潭工业三角区为重点，全面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市结构调整，提高技术构成与开发层次，合理辐射传统产业，强化综合功能，使之形成全省强大的“增长极”。在这个“增长极”的两翼应是京广线沿线；同时，要重点加强岳阳、衡阳和郴州、怀化和吉首等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树立“北大门”、“南大门”、“西大门”的良好形象，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实现与广东、上海浦东和国际市场的金融接轨、产业接轨和管理接轨，全面提高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把京广沿线地带建成湖南省高效益商贸走廊、高科技工业走廊和外向型经济走廊。
(2)重点建设好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主要是要建设好石长铁路沿线、枝柳铁路沿线、湘黔铁路沿线和永州至冷水滩沿线四条干线。首先是石长铁路沿线地带以湘西北门户城市常德为中心，应加速高速公路、铁路开发和现代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防洪和抗洪设施建设，加强常德、益阳等城市的环境改造，改善这些城市和地区的旅游投资环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创建外向型农业的开发创造条件。城市主导产业应以农业为出发点，并逐步改善食品、轻纺、造纸、机械等行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其次是枝柳铁路沿线地带包括怀化、吉首、张家界和慈利等城市，该区域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非金属矿产、水力、森林、旅游等资源丰富，应重点搞好怀化和吉首等城市“发展极”的环境建设和交通主干线路的改造，着力改善这些城市和地区旅游投资环境，以旅游风景资源开发为契机，促进非金属矿产、水力、森林资源的投资与开发，注重农副产品及矿产资源的深加工。再次是湘黔铁路沿线地带，这一地带城市较密集，煤、铁、锑等资源十分丰富，能源和原材料的开发与环境改造，尤其是工矿产品的深加工应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最后是永州至冷水滩沿线，这是湖南的“西南大门”，应打通湖南至防城和湛江的新“出海口”，加强省际商贸流通环境建设，加强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加强对机械、建材和旅游行业的投资环境的改造。2．2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产业投资环境
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产业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湖南省虽然是一个农业大省，但第一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功能并不强；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主导工业仍然是以传统工业为主，总体层次偏低，结构老化，缺乏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企业组织结构的专业化和集团化程度相对较低，不利于主要产品档次的提高和更新换代，更不能形成规模优势和规模效益，无法形成集聚效应；缺乏高层次和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使城市经济职能水平低下，制约了城市对其所在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因此，我们有必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国际和国内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农业，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工业发展方向，不断优化和改善产业投资环境。
从我省的发展优势来看，我们要把经济开发的立足点放在农业、矿产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经济效益较好、容纳劳动力较多、又能体现我省资源特色的部门，如粮食深加工、建材、旅游业等。同时，我们有必要实行倾斜政策以招商引资；应进一步加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此外，我们还必须下工夫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构，把农工相关产业尤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将重工业轻型化，对大型项目的选择要同省域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通过招商引资，促进产业的调整和升级，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产业结构外向化，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整体经济实力。
2．3不断促进投资环境的优化
改善软硬投资环境是区域投资环境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硬环境(物质环境)是有形的，是投资者首先要注意到的环境要素；软环境(人文环境)是无形的，它的改善能够弥补硬环境的缺陷，可以促使硬环境的吸引力倍增，从而提高硬环境的效用。
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
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先后颁布，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七次利率调整，给保险业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以来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十公司债券、保险资金间接入市，并不断调整入市比例，尤其是近期保监会公布的把投资连接保险的投资比例放宽至100％，为拓宽保险投资渠道奠定了基础。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保险投资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盈利。因为保险公司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赔偿能力的增强。
其次，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的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根据自身业务特点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根据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等，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理顺投资监管机构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祛律规章之上。
再次，保险投资方式多样化。在保险投资方式的选择方面，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债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债券投资；长期银行存款在目前是必要的。从长远看，待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
第四，在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的比例。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技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的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第五，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应有所区别。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有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是资源良好利用的过程。社会化大生产环境下，资源利用需要掌握和谐共存，互通有无的原则。投资环境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金融行业而言，投资环境影响了金融投资管理的多个方面。从基础环境上讲，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保证管理上有秩序，优质的文化环境，能够促进管理的人文交流，正确的政策环境，能够保证投资活动健康稳定。投资环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政策框架就是在金融投资中所享受的宏观该地区的优惠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商业便利机会主要是在金融投资活动中的便利性，主要是金融投资的促进措施和金融投资的鼓励措施。经济决定因素就是金融投资管理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投资目的地资源可利用性和价格，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专业技术劳动力可用性等诸多因素。金融投资过程中，良好的投资环境既是吸引投资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对金融投资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从当前金融投资实际来看，构建健康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保障金融投资效果的重要基础，对金融投资具有正向的决定和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投资环境对金融投资具有重要影响，只有正确理解投资环境对金融投资的影响，才能为金融投资管理提供有力帮助，保证金融投资管理取得实效。因此，认真分析投资环境对金融投资管理的影响，是提高投资管理效果的具体措施。
2投资环境在金融投资管理中的影响
（1）投资环境适应性决定了金融投资风险控制的程度。
从硬环境来说，气候环境日益恶化，在倡导环保的基础环境下，自然环境作为最为前提的条件，如果存在严重弊端，就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意识。国内投资的基础设施条件没有独特的优越性，这样的投资环境下必然导致金融投资存在巨大的风险，很难引入外资的投入。从软环境来说，国内的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构建的服务环境与国外服务环境差距较大，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不占优势，诚信环境没有条件开发。这样的投资环境也会导致金融投资风险控制存在问题，如不改善，投资环境很难在金融投资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考虑到金融投资过程中存在的市场风险，要想有效化解投资风险，提高金融投资的整体收益，就要在充分认识金融投资风险的基础上，构建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还要对投资环境的适应性有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做到积极推动投资环境建设，使投资环境能够根据金融投资过程进行适应性调节，达到防控金融投资风险，提高金融投资收益的目的。从这一点来看，正确理解投资环境适应性决定了金融投资风险控制的程度是十分必要的，对提高金融投资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2）投资环境诸多不确定因素给企业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
金融投资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而不断变化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企业投资人员和整个投资活动要保持动态管理状态，来增加金融投资管理能力，目前，我国的投资人才业务水平不高，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平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金融投资管理需要，主要表现在人才结构单一，严重缺乏评估、管理、审计等复合型人才，这就造成金融投资管理效率不高。从目前金融投资来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投资环境建设尚未达到理想状态，对企业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结合当前企业投资管理实际，投资环境的诸多不确定，直接影响了企业的人才结构，使得企业只有积极构建良好的人才体系，并优化人才配置，才能达到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益的目的。由此可见，金融投资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应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把握投资环境构建原则，并做好投资环境建设，才能满足投资需要。
3注重投资环境对金融投资管理的相互促进
（1）投资环境与金融投资管理要和谐共融。
首先，科技发展水平促进金融投资管理的安全保障功能。高科技能提供一个电子交易系统的投资活动，它的投入使用能很好地改善投资环境。随着科学技术水平不断发展，金融交易系统的安全保障功能也越完善和强大，科技发展水平给金融投资管理带来了安全保障，避免操作风险造成的不必要损失。其次，合理规避金融风险是投资管理的重点任务。在金融行业创新发展的时期里，各种风险越来越多，发生越来越频繁，金融活动的创新必须要与投资管理相适应。金融创新能在金融投资管理中起到活跃因素，进一步促进金融投资环境。第三，人力资源管理是促进金融投资管理的亮点。金融投资管理是一项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类别，人力资源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做好人力资源培养，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和改善金融投资管理活动的效果。结合金融投资管理实际以及投资环境建设经验，投资环境与金融投资管理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投资环境既对金融投资管理有着正面的影响，金融投资管理也反过来影响投资环境建设。因此，只有保持投资环境与金融投资管理和谐共荣，才能促进投资环境建设并保证投资管理取得积极效果，使金融投资的整体效益得到全面提高。
（2）优化投资环境，保证金融投资管理健康运行。
投资环境中所在城市的地理条件、气候特征、基础设施等建设水平，时刻影响这投资管理的各个方面。基础环境往往能给投资者直观的视觉感受，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促进投资有重要意义，金融投资管理必须依靠必要的物质设施投入来完成，良好的物质条件，能够衍生出良好的基础条件。任何投资和管理都需要依托环境作为支撑。金融投资管理活动，对于投资环境有较高的要求，就是因为金融发展需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相关联。金融产业升级需要稳定的基础，商业的繁荣是其中必要的条件。投资活动可以缩短投资者对正在出现的投资机会的反应时滞，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会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投资管理科学性发展。鉴于投资环境对金融投资的重要影响和决定性作用，只有在投资环境建设中，根据金融投资的需要重点构建良好健全的投资体系，并逐步优化投资环境，才能保证金融投资管理取得实效。因此，优化投资环境，已经成为了金融投资管理的重要措施，对推动金融投资管理发展和满足金融投资管理需要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金融投资提供良好的基础，保证金融投资管理取得积极效果。
4结语
[关键词]投融资体制市场机制经济发展
一、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西安市投融资体制建设取得很大成效,各级政府已先后成立城建类投融资平台26个。其中,市级4个(主要包括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城市改造建设有限公司和西安市投资公司),区县级平台14个、“四区两基地一港”8个。在市级投融资平台的基础上,西安市各区县及“四区两基地一港”共组建成立政府融资平台22个,并已陆续为本区县城建、环境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等开展融资工作。截止2009年6月,西安市各融资平台与开发银行签订涉及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综合治理、中小企业贷款、社区小额贷款等领域的贷款合同78项,合同总金额395.91亿元,到位资金187.46亿元。
西安市各政府融资平台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为城市建设、公共交通发展、以及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等项目筹集了大量建设资金,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使西安市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西安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财政收入规模较小,财政投入不足
西安市财政收入总量偏小,且增长速度远低于城市发展的投资增速,特别是在前些年国家稳健的财政政策取向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上级财政专项拨款和国债等预算投资所占投资资金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西安财政资金供给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面临较大缺口。目前,西安市财政收入大抵只能保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无力向城市建设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是典型的吃饭财政。2008年,西安市财政收入145.61亿元,财政支出226.99亿元。理论上讲,是入不敷出。这种情况下,财政基本上是无力对城市建设进行大量投资。
2.融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银行投资
从目前各个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情况看,多数平台公司仅仅实现了银行贷款的承接功能,而且多是只承接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贷款,而与国家开发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机构的合作不够多、联系不紧密,限制了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因此,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背景下,西安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平均21%的比例直接来源自银行贷款,在企业自筹资金中,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达70-80%.总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中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超过60%。
3.融资平台规模小,融资能力较弱
西安市融资平台数量较多,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融资能力较弱,因此融资能力较弱。
4.融资平台以“融资”为主,“投资”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目前,西安市融资平台一般主要依托于政府信用,贷款的还款责任主要由各级政府来负担,未来还贷压力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
二、加快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的建议
当前,西安市的投融资状况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特征是靠银行贷款,靠土地盘活,用这种方式转化资产,变成投入。这是一个“输血”的过程,本身很难实现自我平衡。因此,借鉴建议由以下方面加快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
1.整合资源,加快专业性集团融资平台建设
从目前全国城市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依靠银行贷款和土地运作搞城市建设,缺乏持续的资本注入机制和动态平衡的债务偿还机制,被称为只有输血功能的平台,这是最低层次的平台。二是建立具有引血和输血功能的两个机制和平台,实现项目平衡操作,这是属于第二个层次。三是建立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城投体制和机制,介入资产经营、资本运作和上市、并购操作,这个平台不仅输血功能,而且还具有引血和造血功能,是具有血液循环功能的平台,可成为西安投融资平台学习和借鉴的样本。
为此,以外地投融资平台建设的经验,对西安市各类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政府注资、划拨资产、增值收益返还等增信方式,推动现有的四个市级投融资平台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现金流建设和信用建设,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集团性融资平台。要将现有的投融资平台,打造成为强有力的龙头企业,使之成为按照市场机制经营资产、运作资本、筹集资金的平台,成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投资融资和项目市场化运作的平台。并且要通过平台作用的发挥,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城市的实力、活力、竞争力。
2.创新机制,实现投融资平台的“造血”功能
首先,要将城市基础设施“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区别的“有偿使用”,将城市资产由政府“独家管理”转变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其次,要将城市建设“筹钱开发”转变为“借力开发”,实现投资多元化、运营市场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产业化、监管法制化。
再次,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积极推行财政资金的拨改投。坚持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搭建平台、盘活存量、创造环境,积极将原来直接投入项目转向为投融资平台注入资本金,即拨改投。
3.不断探索,切实提高融资工作成效
一方面积极推行融资顾问行、中介顾问制度,引导各金融机构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投融资平台包装项目、进行财务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一方面把握好贷款时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要积极推进多元化融资。融资渠道单一是影响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要在充分利用好银行信贷资金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和项目通过试借壳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以及商业信用、留存收益再投资、租赁融资、信托融资、结汇、出口退税、风险投资、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筹集资金,以实现产权换资产、以市场换资金、以资金换项目、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投入的市场机制,加快资源、资产、资金、资本的循环速度,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1]邹晓云.“农地”如何入市[J].财经,2010,(1):93-93.
[2]汪涛.调控频出为什么[J].财经,2010,(3):79.
摘要：投资学发展到现在遇到了许多有效市场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经济学家将心理引入投资领域产生了行为金融学。行为金融学理论既侧重对非理性偶然的因素进行分析，又关注对行为科学的吸纳，深入探讨投资者的心理举动，这是很有意义的。通过对行为金融学的分析，以高效率实现投资活动为目的，总结现代金融环境下的投资策略，以期实现对投资学理论与实务的重要补充。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股票投资策略
1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以1951年Burrel教授发表《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一文为标志，该文首次将行为心理学结合在经济学中来解释金融现象。1972年，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合写了《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为行为金融学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79年DanielKahneman教授和AmosTversky教授发表了《预期理论：风险决策分析》，正是提出了行为金融学中的预期理论。
中南大学的饶育蕾和刘达锋著的《行为金融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阐述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著作。吴世农、俞乔、王庆石和刘颖等早在中国证券市场初建时就对中国股市调查并进行取样分析，得出中国市场为非有效市场，其主要论文有：吴世农、韦绍永的《上海股市投资组合规模和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陈旭、刘勇的《对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及队策建议》。国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相对不足，对投资策略的涉足更是有限。
本文主要是借鉴了两位美国学者的思路进行论证。美国学者彼得L•伯恩斯坦和阿斯瓦斯达摩达兰著的《投资管理》总结了美国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对行为金融学理论在投资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发展，对投资行为进行了全面剖析，其对投资策略的研究更具有独到之处，这种在行为金融学下投资策略的研究对我国证券业的发展将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罗伯特•泰戈特著《投资管理-保证有效投资的25歌法则》以其简单而明了的笔法描绘了行为金融学下投资方法的选择应具备的条件和原则，指导我们的实践。BrighamEhrharot著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中也不乏对行为金融学的应用，比如：选择权的应用等。
2行为金融学概述
行为金融学是将行为学、心理学和认知学成果运用到金融市场上产生的一种新理论，是基于心理学实验结果提出投资者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假设来研究投资者实际投资决策行为的一门学科。
行为金融学有两个研究主题：一是市场并非有效，主要探讨金融噪声理论；二是投资者并非是理性的，主要探讨投资者会发生的各种认知和行为偏差问题。
主要理论：
证券市场是不完全有效的即市场定价不能完全反映一切信息，存在噪声交易者风险即金融噪声理论。投资者构筑的投资组合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特征即行为组合理论。
投资者有限理性。行为金融学总结的投资者行为偏差有：决策参考点决定行为者对风险的态度；投资者存在心理帐户；投资者还存在过度自信心理和从众心理。
3行为金融学在实务中的应用
实际上，各种积极管理模式都假定市场定价失真或无效。他们认为通过投资于定价失真的市场或资产可以获得增值。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种无效性是转瞬即逝的，这样，这些无效性可能会为有耐心的投资者提供收益。“耐心”是一个好的投资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为金融学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诸如阿莱悖论、日历效应股权溢价、期权微笑、封闭式基金之谜、小盘股效应等等金融学难题。还提出了成本平均策略、选择策略参考点来判断预期的损益、动量交易策略等投资策略。一些金融实践者已经开始运用行为金融学的这些投资策略来指导他们的投资活动。
成本平均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是在股市价格下跌时，分批买进股票以摊低成本的策略。采用这一策略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降低投资活动。
行为金融学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个决策参考点来判断预期的损益，而非着眼于最终的财富状况。在心理预期的过程中，人们会把决策分成不同的心理帐户来考虑，常常拥有自信情节，高估已经拥有的商品或服务，并且倾向于增加这里物品或服务的使用次数。还对预期的损失过于敏感，把同样价值的损失计算成远高于同样价值的收益，而对已经形成损失的东西却表现出一种“处置效果”，由于期待机会收回成本而继续经受可能的损失。因此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心理”帐户和“认知偏差”这两个概念，应该在日常理财中关注。运用动量交易策略。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准则时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当处置效应在证券市场上比较严重时，其带来的股票基本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幅就会更大；当价格向价值回归时，可利用动量交易策略，通过差幅获利。
市场无效性本质上是一种套利机会，如果足够多的资金追求同一种市场无效性，它肯定会消失。对于许多定量投资者来说，永远感到困惑的是，一旦某种市场无效性在学术刊物上得到详细论述，它就奇怪地消失了。实际上，如果昨天的无效性已广为人知，并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资本，再设想它明天仍然存在是非常危险的。资本市场同样如此。因此，不要屈从或迷恋“权威”的信息，应该努力追求有个性的投资策略。
在职业资金管理游戏中获胜的资金管理者一般都是最少犯错误的人，但其中的许多错误都可以归因于人类本性——追求安稳、相信潮流、失败后希望改换风格和指导思想。投资组合管理中的一些错误源于资金管理者不了解自己的客户，不了解自己的投资市场，一些错误源于资金管理者走“受托人的钢丝绳”的游戏，一方面要获得高额收益，另一方面还不能超越客户的风险承受性。
4股票投资策略
4.1具备股票投资取胜的素质
对于我们来说，在股票业取得成功的素质应该包括：忍耐、自立、简单明了、能忍受痛苦、心胸开阔、有独立判断能力、百折不挠、谦让、灵活、愿做独立的研究工作、勇于承认错误，还有对普通的商业恐慌不屑一顾。这些素质的具备与巴菲特的忠告是一致的，与行为金融学是相符的，市场可能是无效的，积极管理者也有增加价值的潜力，但这些无效性既不简单，也不是静态的，利用起来代价也不低。换言之，市场无效性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消失。这就意味着市场无效性一旦被隔离出来，并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资金追逐这一无效性时，这个特点就消失了。问题不在于投资者和他们的顾问很愚昧或麻木不仁，在于当信息收到之时情况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当乐观的金融信息广泛传播时，大多数投资人认为这个经济形势在近期内还会进一步高涨时，经济走势实际上已经向衰退迈进。头脑清醒的投资者可以在信息不完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那种需要各种资料的“科学头脑”是不科学的。
4.2逆潮流而动
风险观念的根源在人类感情中可以找到。我们都是社会性生物，渴望与别人协调一致，达成共识。以常规方式失败经常比非常规性失败痛苦较少。相应地，投资者更愿意冒以常规方式失败的较大风险，而不愿意冒可能以非常规方式失败的较小风险。许多投资者并不一定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对风险有多少耐心。
参考文献
［1］曹凤岐,刘力，姚长辉.证券投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