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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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质性较差是中医循证评价的核心问题循证医学系统评价的关键在于临床试验的同质性。中医药临床试验的同质性较差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现阶段的循证系统评价中，一类组方相似的中药复方常常被认为相似的干预措施。严格意义上来说，中药复方可随证加减，即使方名是同一个，但某一味药不同便不是同一个方子，按循证医学的理念不能进行严格的系统评价。事实上，不同中药复方的疗效差异可能很大，即使药物组成一样的方剂，如果剂量有差异，疗效亦不尽相同。如何在循证医学的系统评价中体现中药复方组方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医药临床试验中的辨证分型异质性问题更为普遍。如纳入标准同为气虚血瘀证，不同的研究者对症状、舌、脉等中医辨证要素的选择有所差异，甚至差异很大，将这些研究纳入系统评价而得出结论的普适性有待商榷，这也是定量的系统评价在中医研究中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此外，中药的疗效受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如中药产地、种植方式、提取工艺、炮制方法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循证医学的系统分析之前，纳入临床试验中这些因素的一致性至关重要。故临床试验顶层设计方案应对有关中药产地、种植方式、提取工艺、炮制方法等方面作出规范，使得临床疗效的评价以及系统评价的结论具有更好的可信度。
1.2从经方入手进行中医临床试验现阶段中医临床试验中所选用的绝大部分为辨证论治的时方，对时方的系统评价势必存在异质性大的问题。经方在中医临床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在继承古代医家医籍精华的前提下，经过其本人大量临证实践，将辨证论治与方证理论融为一体，完成当时中医临床最佳证据的生成、实践与评价，可以说《伤寒杂病论》成书过程具有循证理念，是古代循证研究的真实案例。为提高中医循证医学系统评价的科学性与可信性，最大程度减少同一系统评价临床试验间的异质性，中医临床试验的选方用药，可否从药味较少的“经方”入手，对一组“症候群”进行循证研究？比如《伤寒杂病论》中关于胸痹心痛的经典方瓜蒌薤白白酒汤主“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中医临床试验是否可以从这个“症候群”入手进行患者的纳入和干预研究，将瓜蒌薤白白酒汤作为改善症候群的基本方药，多个高度相似的临床试验在同一个系统评价中有着良好的同质性，则结论的证据级别必然有所提高。
2中医药临床试验的方法学问题
随机对照试验越来越被流行病学家和统计学家所认可，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其设计本身的特点决定其有很多优势:内在真实性较高、能够证明因果关系以及提供未来研究方向。随机临床试验特别是双盲、安慰剂对照，是评价临床疗效的“金标准”，是中医药被全球广泛接受的重要方法学之一。
2.1随机方法以及方案隐藏国内大部分中医药临床试验未对随机序列的产生、分配方案的隐藏进行描述，如只有“采用随机分组”字样，随机方法不明确，大有“随波逐流”之嫌，一些随机方式可能为“随意”分组。或者随机分配方案没有隐藏或隐藏不完善，使得研究人员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破坏随机性，导致夸大治疗效果，从而导致在循证随机风险评价时多数研究所存在的风险是不确定的，增加了结果偏倚风险。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需要全程控制偏倚，随机化是重要控制措施。简单随机或区组随机等随机方式应该十分具体，以便衡量临床疗效的可靠性；随机方案的隐藏措施应该具体明确；设立随机方案的专属信封，随机系统单独管理并设立权限等。运用这些综合措施最大程度避免偏倚，以期得到最接近真实的结论。
2.2盲法盲法是体现RCT临床试验科学性的又一有力依据，也是循证医学的有力支撑。盲法要求申办方、临床监查员、医生和患者以及数据统计人员等临床试验的各方面人员对临床试验随机分组方案均不知晓。当前临床试验多以临床医生为研究主体，这些医生绝大多数工作在临床一线。繁重的医疗工作以外又从事临床试验研究，很容易造成一名临床试验研究者身兼数职，如既是方案设计者、主要研究者，又担当数据统计人员等。这种做法势必会造成盲法难以实施，造成研究者有意无意地选择性偏倚，如将病情较轻的病人纳入试验组，造成试验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的夸大效应。另外，中医的很多干预措施很难做到盲法对照，比如一些关于针灸的临床试验的假针灸组较为牵强。盲法的质量控制对于临床试验的质量至关重要，盲法的低使用率，必然导致选择性偏倚乃至安慰剂效应的产生。
2.3对照循证医学的另外一个核心理念是对照。中药临床试验和西药中的化学药物临床试验相比有其特殊性，即大多数的研究者或申办方力求得到中药的非劣效性或与阳性药物的等效性的结论。对照试验如果在非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中采用随机且盲法的阳性对照药物，研究者可能将疗效处于临界状态的特殊病例归于有效病例，造成结果偏倚，使得非劣效性或等效的可能性大大增大。安慰剂是临床试验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9]。临床试验的安慰剂对照具有良好的说服力，然而设立安慰剂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伦理学方面：一些疾病具有临床有效药物治疗，安慰剂对照有可能导致疾病难以治疗或危及生命，选用安慰剂对照显然存在伦理问题。另外，安慰剂的制作工艺有待提高，许多患者得知有可能服用安慰剂后，采用“望、闻、嚼”等手段，试图分清阳性药物和安慰剂。患者考虑到安慰剂可能使病情恶化而中途退出临床试验，导致依从性较差，这对安慰剂的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一些双盲试验应使试验药物及对照药在剂型、外观以及色、香、味等感官指标方面尽量一致。
2.4随机对照试验存在的其他问题由于中医药自身特点，中医药研究中有很多非随机对照试验以及临床个案。循证医学中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成熟，然而，循证的临床试验证据并不只有RCT。国内中医药临床试验存在一些低质量随机对照研究，甚至假RCT，这些临床试验可信度低，论证强度弱，此时交叉试验设计、Nof1(单病例随机对照试验设计)等临床试验方案是一个替代选择，是实力较弱和资金较少的单位节约样本和资金可以考虑的一些设计方法。逐步探索和挖掘对非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进行定量综合，将为中医药的循证评价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3中医药临床试验的统计学问题
3.1样本量问题中医药临床试验的样本数大部分在100例患者以下，这与国际多中心合作的临床试验的样本数有较大差距。循证医学尤其是系统评价的意义在于合并样本量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循证评价结论基于大样本人群的研究更有说服力，而目前中医药研究除了国家科研经费所支持的重点和重大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行业专项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其他科学研究的样本含量均偏少或过少。
3.2结论统计分析纵向数据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以及Logistic模型、多层线性模型都是可以用于临床疗效评价的统计方法。而统计学分析的基础---数据集合往往是结论科学与否的关键因素。严格意义上RCT试验有全数据（FAS数据）、意向性治疗数据（ITT分析数据）和“符合方案集”(perprotocol，简称PP)数据集合。为了提高临床试验结论的可靠性，应充分利用临床试验的所有数据信息，许多国内外学者主张在所有临床试验在统计分析时应采用ITT意向性分析和PP分析两种方法，最大程度避免偏倚。许多中医药临床试验未介绍样本失访或干扰以及退出病例，仅仅将“有效病例”或“可评价病例”纳入统计结果，几乎均未提及全数据集。虽然有效病例的受试者对方案更有依从性，但是脱落或失访的受试对象往往可能是试验效果不理想或存在不良事件的证据之一。忽略了脱落或失访病例的信息，不进行ITT分析会导致偏倚甚至严重偏倚，破坏原始随机性以及由随机分配而形成的基线一致性，甚至可能高估试验效应，低估不良事件，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对临床试验的目标变量进行统计分析时，统计者应同时对ITT数据和PP数据进行分析。当ITT和PP数据两种分析结论高度一致时，该临床试验受失访、退出影响的偏倚较小，其结论较为可靠；当ITT和PP两种集合结论不相符时，可认为该临床试验可能存在偏倚。
4临床试验的其他问题
现阶段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均局限于短期临床疗效的系统评价，鲜有疗效的长期评价，这是因为循证系统评价的基础---中医药临床试验忽略了长期疗效的顶层设计，同时安全性评价也成为中医药临床试验的短板。
4.1临床试验的周期和长期随访中医药在慢性病的干预治疗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大部分临床试验的观察时间较短，远期疗效不得而知。长期随访在中医药临床试验中鲜有设计，患者的长期预后结论值得商榷，这也是对中医临床疗效的质疑原因之一。
4.2安全性评价自古以来，中医药以动植物等天然药物为主，疗效肯定且副作用较小。随着医学研究水平的发展，近些年中药的毒副作用引起医药学家的广泛重视。中医内治法或外治法并非无不良反应，相反有些中药的肝毒性、肾毒性日益受到重视，一些中药长期应用可能有严重不良反应。因此对中药的安全性评价应作为常规观察指标。
4.3中医循证医学的姓“中”与姓“西”中医药临床试验的结局指标多数局限于症状、理化指标等，而对中医辨证论治、证的要素、证的演变等中医药相关特点的关键问题却鲜有评价。现阶段应该根据中医药临床自身的特点，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框架，借鉴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来发展具有中医特色的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的最终意义在于：医学文献的海洋之中有庞大的医学信息，对同一问题许多研究结论却并不一致，甚至相反，以致于研究者不知采信哪种结论。因此，需将针对同一类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进行客观分析得出结论，并随新的临床试验结果的出现而随时更新，最终为临床治疗实践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目前中医循证医学正在面临多重机遇和挑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医现代化与循证医学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中西医思维方式与诊疗体系不同，中医认为同病可以异治，异病同样可以同治，不同疾病可以出现同一证型，同一疾病也可以出现不同证型，这种与现代医学迥异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循证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中医药临床试验在试验的同质性、随机对照方法学、整体质量控制、统计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中医药临床试验和循证研究应该扎根于中医药理论框架。
2011年实习生中专10名大专40名本科10名，2012年实习生中专15名大专45名本科10，2013年实习生中专5名大专40名本科15名共190名，均为女性。
2不同实习期的心理问题
2.1中医中专护士在临床实习初期（1～3个月）的心理问题
2.1.1心理压力过大
不同学历年龄的实习生心理压力不同，普遍都有焦虑、恐惧。从校园学习到医院工作，对于医院及不同科室的陌生环境。接触不同的患者及带教老师。带教老师年龄性格各不相同带教方法也不同，实习生在临床护理实习工作中害怕担心中药记不住，担心穴位找不准，护理操作怕出错。担心老师会训斥自己，害怕与带教老师交流。担心与病人交流怕病人说自己是实习学生不让自己护理学习，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2.1.2对中医护理中药好奇心心理
从理论学习中到临床护理工作实践，护理实习生感到中医医院的各项操作和综合医院不一样，对中医穴位注射操作就比较陌生，穴位注射操作难度大，因中医穴位注射承担的风险较大，一般老师也不会让实习生动手。对实习生来说很好奇
2.1.3急于求成心理
中医中药药名较多针灸掌握比较难，实习护士急于求成想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想让老师多讲解，多示范。实习护士有较高的求知欲，迫不及待地希望能理论联系实际。得到老师的认可。有时科室较忙老师讲解的不是很仔细或讲的太快实习生还没有理解，实习生感到很困惑。
2.2中医中专护士在临床实习初期（4～7个月）的心理问题
2.2.1动手欲望心理
通过前几个月的学习，基本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中医操作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到了轮到新的科室，就会问老师哪项护理操作自己能动手，护理实习生会自信的告诉老师自己掌握那些中医知识以及技能，实习生对自己能胜任护理工作的自信心大大增加。
2.2.2满足心理
护理实习生有满足心理，对于中医护士来说，她们认为，临床中医护理工作每天基本都是一样的，没有她们想象的难，只看事物的表面，在实习中她们已经基本能够掌握一些中医护理技术操作，有自满的心理不需要再学习中医新的知识想法，中医中药精髓博大不是在很短时间能够掌握的，实习学生要虚心学习中医的精神及精华。
2.3中医中专护士在临床实习初期（8～10个月）的心理问题
2.3.1厌烦心理
当中医专科护士实习到此阶段时，觉得护理工作繁重、乏味，疲惫，每天重复一样的护理工作：打针、发药、贴敷＋TDP、拔罐、护理健康宣教。再没有刚实习的新鲜感。
2.3.2不稳定及矛盾心理
此阶段中医医院实习生面临找工作的问题，感觉中医护理工作与学校想象的有实际上的差距，加上社会传统对护士的偏见，时常会有不想做护士想法，影响到最后阶段的实习。对于医院来说，中专护士的文凭太低，中医学院相对较少，所以聘用的机会较少。在投完简历屡屡被淘汰时，她会着急，无法正常的实习。本科实习生通过一年的实习又感到自己选错了专业有不想干护士的想法出现了不稳定及矛盾心理。
3实习生在不同实习期的心理对策
3.1护士在临床实习初期（1～3个月）的对策
对于刚刚进入临床护理工作的实习生，首先带教老师应该态度和蔼了解实习生的需求了解实习生心理需求，带领她们熟悉病区工作环境，尊重学生，这样实习生才不会对带教老师产生害怕的心理。带教老师也要认真、自信、不厌其烦的耐心讲解基本中医中药知识。满足她们的求知欲望。做到放手不放眼，让实习生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3.2中医中专护士在临床实习初期（4～7个月）的对策
此阶段的实习护士她们对临床护理工作一知半解，自信心高，甚至达到自满心理。带教老师应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实习生，将中医中药以及中医穴位系统给她们进行讲解，并要求实习生掌握的内容。对于她们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讲解，以便改掉实习生的不良习惯，养成良好护理操作的习惯，让同学了解中医护理工作不是简单的工作，它需要不断努力不断学习，同时带教老师也要积极鼓励护生参加各类护理学习班，鼓励实习生去提高学历层次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带教老师要培养实习学生对护理工作的责任心和兴趣，培养新型高素质护理人才。并且注重实习生爱岗敬业精神的培养。
3.3中医中专护士在临床实习初期（8～10个月）的对策
论文首先要有简明而涵意丰富的题目。即题目应概括全文，简短明了，引人注目。
(一)内容
1、能概括全篇论文主要内容枣全文缩影。
2、包含有关键词(实词)。
3、应能反映文章的科学假说。
4、准确、易懂的学术语言枣避免文艺性、夸张性、广告性语言。
(二)要求
1、简短：一般不超过25个字，简洁明了，实事求是。例如：益智颗粒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研究。
2、具体：包括具体研究内容，不能抽象、笼统、含蓄和过大。例如：高血压病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
3、引人注目，富有创意，使人看到题目，愿意读下去，了解具体内容。例如：温运阳气药在急性黄疸肝炎治疗中的作用、 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心绞痛(不稳定、变异、心梗后)。
(三)注意事项
1、动笔前想标题，写完后定标题。
2、反复推敲，删除无用虚词如，“关于”、“研究”、“观察”、“系统”等。
3、题目中不使用缩写词、专用词、化学分子式等不易看懂的词。
4、题目中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二、作者和单位
(一)作者资格
1、对课题设想、设计、实施、数据处理及论文学术性解释有贡献者;
2、起草论文或作重要、严格修改者;
3、对论文内容负责，拍板定稿，可以解释问题者。
(二)要求
1、真名、全名。
2、按贡献排序。
【关健词】仲景；伤寒杂病论；大黄
大黄又名川军，绵纹、性寒、苦泄，入脾胃，大肠，心包，肝经，为临床常用药之一。早在《草经》就有大黄味苦寒，主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癥瘕积聚，留饮，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的记载。仲景为善用大黄之鼻祖，在《伤寒杂病论》中应用“大黄”共计有36方。
1其用药特色
从剂型上据病情的急缓分别以汤、丸应用；用量上因药量的大小之别，作用部位不同；炮制上的“薰”、“酒洗”、“去皮”制作不同，药效各异；煎法上的“水煎”、“酒煎”、“后下”、“麻沸汤”浸渍等煎法不同，作用各异；服法上因病情不同，有“顿服”、“得利则止”、“分温再服”或“日三服”及“少少温服之”等服法。
2其药功著效卓
2.1攻下导滞仲景灵活应用大黄于攻积导滞，成为下法之源，主要体现在配伍不同，分别有寒下、温下、润下等几法。即：①以大黄配芒硝、枳实、厚朴、甘草组成著名的治疗阳明“胃家实”之三承气汤。其分用治热结胃肠的痞、满、燥、湿、坚等症。并根据其症不同，即上述症状具备、证情急迫者，则以大承气汤釜底抽薪、急下存阴；若病情较缓，症见“痞实而满”者，则以小承气汤泻实消痞，除满痛；若病缓仅见“燥实而坚”者，则用调胃承气汤润燥通便，调和胃气。②以麻仁丸（小承气汤加大大黄用量，配合养阴润燥下泻热之麻仁、杏仁、白芍）治胃强脾弱之“脾约”证，成为润下泻热之范例。③以大黄配大辛大热的附子、细辛（名大黄附子汤）主治寒湿闭阻证，为温下之祖方。
可见，古云“大黄乃荡涤之将军”很形象的说明了本品是一味难得的攻下导滞、去菀陈莝之要药。
2.2泻火解毒凉血仲景据其大黄性寒、入气血分、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之功，临床广泛用于火毒上攻之症。
以大黄配黄连（名大黄黄连泻心汤），以麻沸汤浸渍（取其轻扬）用治邪热入胃，壅滞成痞之证。以大黄配芩、连(名泻心汤)煎服顿服，治疗火毒上攻，血热妄行，吐血、衄血之症。又大黄配芒硝、丹皮、桃仁、冬瓜仁（名大黄牡丹皮汤），治下焦瘀热之肠痈。有泻下逐瘀，凉血解毒之效，为治肠痈之祖方。总之，仲景以大黄作为泻火解毒凉血之用，为历代医学所推崇。
2.3活血逐瘀仲景以大黄配桃仁赤芍、丹皮、水蛭、蛰虫等治疗“瘀热在里”、“干血内着”等引起的谵语如狂，腹满疼痛、经水不利，五劳虚极症瘕疟母等证。如将大黄配破瘀逐干血之桃仁、蛰虫（名下瘀血汤），治疗干血内着之“产妇腹痛”或“经水不利”等，用蜜丸、酒煎、顿服，取其缓攻入血，柔中有刚，逐瘀而不伤正。又以大黄配黄芩、甘草、桃仁、杏仁、芍药、地黄、干漆、虻虫、水蛭、蛴螬、蛰虫（名大黄蛰虫丸），主治“五劳虚极赢瘦，腹满不能饮食……，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之证，用本方攻补兼施，峻剂丸服，使之扶正不留瘀，祛瘀不伤正，即谓“缓中补虚”。总之，仲景以大黄作活血逐瘀之用，为后世活血化瘀学说形成奠定了基础。
2.4泻湿热、利胆退黄仲景以大黄为主配伍他药，分别治“谷黄”、“酒黄疸”等阳黄证。如用大黄配伍清热利湿之茵陈，栀子（名茵陈蒿汤）主治“瘀热在里，身必发黄”之“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证；亦治“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证。总之，仲景以大黄为主清利湿热退黄之理论久经临床验证，至今沿于临床。
3现代医药学对“大黄”的研究及临床运用
3.1大黄的药理作用据现代药理学研究，大黄主要成分为具有泻下作用的蒽醌化合物，其作用部位主要在大肠，能增强肠蠕动，抑制肠内水分吸收，促进排便，属接触性泻药；大黄有抗病原微生物（如抗细菌、抗病毒等）、抗内毒素、抗感染、解热等作用。内含鞣质有止泻作用，故在服用较大剂量大黄产生导泻作用后，能产生便秘的后作用。此外，大黄还有止血、保肝、利胆、健胃、抑制胰消化酶、降血脂、降压、增加免疫及抗衰老作用。超级秘书网
3.2在给药途径上扩展到采用针（剂）、粉（剂）、膏（剂）、散（剂）等制剂，以口服、灌肠、注射液、外用等多种途径给药。
古代医师的中医临床实践，主要构建在辨证论治、整体观等经典哲学思维之中；其疗效评价主要围绕个体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测评，从而为医师的后续诊疗决策提供依据,这是中医辨证论治核心理念之一。针对个体患者的治疗效果主要采取两种优化策略：其一，患者对用药后自身的感受及体验进行报告；其二，医者对患者“神”的状态及各种临床表现进行评估，并对疾患病机转归进行推断。基于此，中医历代医案、医话等典籍文献，对不少疾患的疗效评价均有相应记载[1-3]。然而，先前中医临床实践评价，多数侧重于个体患者诊疗的传统临床研究，这过程尚未从群体层次对相关临床疗效进行综合评价。临床疗效是中医临床实践的导向，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近十年随着临床流行病方法学的广泛推广,中医临床实践从群体层次进行相关探索，陆续开展了不少临床试验研究。从设计方法层面，强调病证结合，不乏系列研究报道[4-5]；从评价指标层面，对现代医学公认标准进行辨证吸纳，兼合患者报告结局（PRO）、生活质量（QoL）等多参数分析[6-7]，并辅以临床研究涉及的过程管理、质量控制、数据统计与监管等专业技术人员[8-9]。这过程进一步促进了中药新药研发和新型诊疗技术的探索，特别针对慢性重大疾患诊疗采用中医介入的诊治调理，及在SARS等传染病防治的积极效果[10-11]，均为社会大众所推崇。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近些年临床研究实践为传统中医药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其从经验医学进一步导向循证医学的转化发展。临床流行病学，作为现代临床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学之一，其多从群体层面、采用量化科学方法对临床疾患进行系统探索研究，有助于临床相应研究成果的提炼优化。20世纪90年代初，临床流行病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为我国中医学与西医学所同步引进。1983年，原华西医科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及广州中医药大学（原广州中医学院）建立了3个国家级的临床研究设计、测量与评价（Design,MeasurementandEvaluationinClinicalResearch，DME）培训中心，并在1984年4月于原华西医科大学召开第一届国家级DME学术研讨会，为我国DME工作的开展揭开崭新的一幕。于此，广州中医药大学成为我国中医系统临床流行病学最早构建的平台之一；以赖世隆教授、梁伟雄教授等为代表的方法学团队，首倡在中医药领域开展临床疗效评价研究[12-13]，并著书《中西医结合科研方法学》等教材，成为当时国内相关人才培养、学术推广及科研咨询服务的培训中心。随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等陆续成立了中医临床评价、循证医学等相关专业委员会，通过系列学术推广交流，人才传承培养，进一步在发展中促进优化。基于临床流行病学方法的推广，我国中医药领域陆续围绕各学科重点病种进行大量的临床试验研究，促使传统经验医学提升至循证医学研究，有效的综合推广当前的临床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医临床实践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近年的普遍共识认为，中医临床实践或绝大多数卫生保健行为，均应基于当前最优证据（循证）而使决策科学化[14-15]。然而，这准则通常受累于卫生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及差异性，因后者涉及到临床医师对证据的解读及证据如何为诊疗决策提供依据等。基于此，把循证医学方法应用于卫生保健决策，这过程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忽略或淡化了中医临床实践证据与医学伦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在中医临床医疗实践过程中运用循证医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决策的盲目或偏倚；然而，鉴于中医临床实践本身内在的、既存的不确定性，在证据量化分析环节有必要对其伦理合理性进行充分评估，从证据、伦理、社会效应等多层维进行整合优化，统筹兼顾，为中医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中医临床医学循证及其证据解读
中医临床行为实践，从理想情况下均应基于证据而力趋决策科学化；否则，这过程将会沦为决策层面的任意、臆想或权威武断等。然而，循证医学最初仅在20世纪后期才作为临床研究方法引进应用于临床医学，并在随后迅速占据中医临床各专科领域，被不少研究者视为当前临床医学与实践标准化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当前冠以“循证”标识的文献报道几乎无处不在，尽管他们声称采用了循证方法进行研究，然而其结果提示存有相当大的潜在异质性。循证医学实践一般可简化为以下5个步骤，见图1，其核心内涵在于：临床实践过程的医疗决策，必须最大化的基于客观的临床科学研究依据[16-18]；而中医临床诊治决策过程，应充分考虑当前最佳的研究证据、具体的医疗环境和患者的价值偏好取向，见图2。在中医临床实践层面，上述循证思维模式特别侧重于当前最佳证据、临床专业知识与经验、患者需求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化的过程，亟需中医临床医师从多层维对疾患进行有针对性的把控，兼统筹协调当前的医患关系；旨在致力于构建临床医师和患者之间和谐的联盟诊治关系，尽可能的让患者获取最优化的生命质量及诊疗结局。图1循证医学实践五步骤分析1.提出拟弄清楚的临床问题2.全面检索证据相关的医学文献3.对文献进行有针对性的严格评价4.把最佳成果应用于临床决策5.对决策效应及评价能力进行总结•关键词•期刊检索系统•电子检索•手工检索•其他补充来源•肯定最佳证据：个体化的临床应用•无效或有害：停止/废弃•不确定的证据：提供进一步研究计划•疑难•重要ⅤⅣⅢⅡⅠ•有效性•适用性•重要性•临床正/负效果•提高临床水平•继续教育前后比较、评价自身的临床能力和水平图2临床实践与医学循证决策模式ABCDD具体的医疗环境最佳证据循证医疗决策患者价值取向假想上述这过程依次对证据层次进行分级，且与中医临床实践证据推荐强度相衔接，那么，此类治疗决策优化多数偏向于系统评价、Meta分析及随机对照（RCT）试验。可什么是中医实践医学循证所涉及的“证据”？对此类证据的确切定义，当前却很少有研究者提及。加拿大McMaster大学临床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教授R.BrianHaynes早前曾较详细地阐述循证医学证据结构“5S模型”[19]，其中，涉及对“某些研究类型的系统观察”的概述，即针对某一具体临床问题，全面检索搜集相关文献（一次研究证据），并从中筛选出与纳排标准相匹配的合格文献，借助统计学原理及方法，对此类纳入文献作进一步综合研究而产生的新文献（二次研究证据）。然而，此类证据怎么对诊疗决策提供依据，这流程仍有待理清。当前多数中医临床研究倾向于对研究效应值进行估算，并把此类估算值相关的“不确定性”范围以统计术语（如置信区间等）表示。此类中医临床实践声称结果“真实”，然而不一定是确切的“事实”，也无法适用推广至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彼时的证据表明推论，或许随后便被新发现的证据，替换或取代。上述这些效应量以概率的形式出现，并未能转化或确保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均恒定的效应值。从本质而言，上述的中医临床实践涉及的“证据”通常为狭义的定义，对某一特定中医药干预行为是否可应用于某临床语境下等问题进行临时阶段性的判断。然而，这过程仍存有其他证据成分需要纳入作全面综合评估。对当前系列证据的获取，并不意味着其适用于医疗卫生保健涉及的所有专业人员的临床实践。从伦理合理性层面分析，某些证据类型并不具备科学适用性，如某些研究者提出构想：针对抽烟给人体带来危害进行RCT试验以作后效评价，可此类研究被禁止开展，因不符合相关伦理学原则。为此，在当前的临床实践仍存有亟需进一步探讨的不确定性或研究层面的“灰色区域”。
中医临床循证研究与医学伦理合理性分析
循证医学方法应用于中医临床实践，从某种程度而言，其本身蕴含着一个道德层面的考虑，即推广或废止其应用的伦理合理性。当前既存的观点多数想当然的认为，应该大力推进中医临床实践循证研究的进程，因医学循证其证据最优化的基本价值理论是正确的。然而，中医临床医学循证化的过程，在当前陆续出现了不少的质疑；倘若中医临床实践涉及的决策证据其本身既存着固有的问题，是否会在伦理层面对循证决策科学化造成影响？中医临床循证研究的过程存有质疑，多数在于其理论片面的认为，中医临床实践只有通过医学证据循证化的过程，才能让结论趋向“事实”的潜在可能最大化。然而，在循证医学证据校正与偏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证据循证化过程并非必然导向医疗结局科学决策本身（如有利/不利结局等），见图3；而此类不确定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对既往医疗决策最优化的理念带来系列争议。鉴于中医临床循证化过程其初衷在于追求决策科学化，保障患者接受当前最佳治疗及健康获益；可上述此类治疗效能（不）确定性的存在，让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决策过程是否与相关伦理原则相符备受质疑。在对医学研究相关证据进行提炼合成过程中，存有不少潜在影响的偏倚因素，通常包括实施测量等技术层面的偏倚、文献发表偏倚、经费资助来源等所致偏倚，特别涉及开发性试验、商业利润导向为主的治疗研究。如，针对轻中度抑郁病研究评价，对接受抗抑郁方药提取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干预研究文献进行比较分析；其一，从技术偏倚层面分析，这过程更偏向于药物干预，因试验药品本身容易模拟操作、更易接受双盲等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而心理治疗等相对复杂的过程，则几乎无法符合双盲等研究条件。其二，从发表偏倚层面分析，这在两种干预方法研究中均有存在，可其效应更偏向于药物治疗。因药物的介入与心理干预法相比较，前者治疗疗程相对较短；而较短的治疗疗程可让患者更容易的完成这一项研究，从而增加试验的统计效能。其三，从经费资助来源所致偏倚层面分析，与心理疗法相比，将有更多的试验研究偏向于新药的研发；特别涉及到商业利润获取、专利权保护等，这将进一步促进着新药试验的开展；而对从事心理治疗的相关研究者，并未有此类效益导向的心理与激励机制。在此背景下，药物研究进度继续扩大，而心理治疗法研究的进度则相对偏缓。随着时间推进，很可能产生更多的药物治疗相关的研究文献，且此类研究数据多存有显性的统计意义；而心理治疗法相关的文献则越趋偏少。上述两类证据量化的综合推断，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即与抗抑郁方药提取物治疗相比，心理干预法相对无效或效果不显著。其次，即使对心理治疗法的效应量偏低，可通过证据解读（如当前既存证据不足或其他因素影响）使之合理化。然而，基于循证医学方法进行科学决策，药物治疗则更偏好地被研究人员推荐应用于各种临床语境下，因为这抉择过程更贴近趋向于当前最好的证据（即循证决策）。可药物治疗“真实”作用，或许并未如循证推导出的这般显性有效，而心理疗法干预则可能比当前已获取的证据效能更优。基于此，上述这类推荐建议或许是患者接受治疗的最佳选项，也可能并未能改善患者疾患症状、或对患者幸福安康产生获益效应。因此，循证医学决策所依据的证据推荐，在临床实践过程亟需作进一步严格的权衡评价。上述语境下的伦理分析，仅从个体层面阐述中医循证医学实践对患者医疗行为产生的潜在效应。然而，在社会层面，循证医学同样对中医临床实践不乏影响。如，当前为众多临床研究者所关注的是中医药系统卫生决策者或政策制定者，参照或冠以所谓的最佳循证证据推荐建议，间接的剥夺社会公众某些基本健康保健服务。此外，其他社会效应还包括：中医实践循证研究可能会导致某些临床医师出于巩固或维护权威而牺牲特定组群的健康利益；或循证化过程加剧着经费资助所致的偏倚、及其对中医医学研究证据的影响等；上述问题尚有待进行广泛的社会探讨。
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医学与医学伦理的整合思维
笔者认为，循证医学方法可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对当前中医临床实践及证据不确定性进行优化。此类不确定性存在不同的维度，如源自于医学临床数据本身的问题，在知识随处可见之处，却缺乏知识的普及；而循证医学则致力于推崇终身学习与继续教育等策略来减少此类的不足与匮乏。基于此，不确定性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知识层面的不完整；而相关研究旨在填补或减少此类不完善之处。然而，这是一个值得终身投入、止于至善的事业。当中医临床实践亟需为诊疗抉择提供参考时，或许当前相关证据尚未充分成熟，或对既存证据的解读尚未能达成一致；此类情况下则有待对循证医学方法与医学伦理合理性之间，进行整合评估以作进一步决策。在中医循证临床实践中，常存在某些结局指标其测量阴性或难以作出判断，此类本存在的证据其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或淡化。基于此，相关结局测量评价从某种程度而言并不涵括其完整的、真实的依据。其次，在中医临床实践涉及证据产生及传播过程中通常会遇到某些价值或利益冲突，而循证医学针对此情况多数并不能进行有效的解释或协调。基于循证医学伦理层面的考虑，遵循文中阐述的循证研究五步法可作优化处理，最大化的确保为某一中医临床诊疗行为提供可靠的决策支撑。当然，这一过程主要设想构建在理想的、合乎伦理学的道德高度层面而展开；然而，此类伦理层面的解读，在当前尚需作进一步细化。循证医学在其本身价值“中性”层面，往往给人一种错觉的感性认识，即通过循证研究系列步骤的严格评价，中医临床实践证据数据量化的解读似乎得到了强化；然而，这过程并未充分考虑到多重因素效应，如所提出的中医临床问题价值本身及此类价值可能影响证据解读的方式等。反之，在循证医学价值“中性”理念中，那些纳入作中医循证研究的文献，通常被视为“事实”累积的一组数据集合。然而，这是非常理想的、概念化的构想；特别当前对发表文献，存有相当大的干扰影响因素（如中介论文等），可以很轻易地避开严谨的文献评价工具等关键技术把控。此外，在循证医学的讨论中，相关的价值理念通常仅存在于患者层面（如患者价值取向等），并试图结合于一个基于证据、可看似与价值无关的临床抉择依据。然而，事实本身包含着主观臆测（如此类中医临床诊疗决策是否充分顾及患者当前的最佳舒适与幸福受益）；特别置身于纷繁的外界事务，大多数公众对这过程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相对而言，这过程与“价值”之间的甄别，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往往被研究者所边缘化。因此，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医学与医学伦理之间的关系，绝不单纯的直接了当或不存疑惑。对于那些从事中医药循证医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却很少谈及伦理效应的师资研究人员来说，亟需引起高度重视。笔者认为，这在当前有必要、且有义务采取确切的措施，对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医学与伦理合理性之间进行优化整合，双管齐下，统筹评估。这过程需要对中医临床实践的不确定性效应作进一步阐述；同时也需要时间、资源、政策等多方位整合，以对那些从事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临床医师其价值理念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深化，规范中医药循证研究及科学决策的实践行为。
1．1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2014年6月内蒙古边防总队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的78例经病理证实为原发性胰腺囊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患者的年龄及性别分布状况、肿瘤的位置分布情况、病理结果、各种影像学检查的检出率、术前肿瘤标志物水平与术后病理结果良恶性的关系、不同术式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等。因胰腺囊性肿瘤中的交界性肿瘤被认为是癌前病变，本次研究将病理为交界性肿瘤的患者归为恶性组，按病理类型将患者分为良性肿瘤组（良性SCN、良性MCN、良性IPMN，良性SPN，简称为良性组）和恶性肿瘤组（恶性SCN、交界性或恶性MCN、交界性或恶性IPMN，恶性SPN，简称为恶性组）进行分析。肿瘤类型：SCN为31例，占39．74％，其中恶性1例；MCN为40例，占51．28％，其中恶性或交界性11例；IPMN为5例，占6．41％，其中恶性1例；SPN为2例，占2．56％。78例患者的平均年龄（57．4±8．2）岁（32～76岁），其中男24例（30．77％），平均年龄（55．6±7．9）岁，女54例（69．23％），平均年龄（54．1±10．6）岁。良性组患者（n＝65，83．33％）平均发病年龄为（53．7±5．8）岁，恶性组患者（n＝13，16．67％）平均发病年龄为（63．4±6．2）岁，两组患者发病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6）。
1．2就诊原因分析
42例（53．85％）因上腹部不适、间断性腹痛就诊，其中良性组为28例（35．90％），恶性组为14例（17．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8例（10．26％）因不同程度的黄疸就诊，其中良性组为6例（7．69％），恶性组为2例（2．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7）；4例良性组患者（5．13％）因恶心、呕吐的症状就诊；24例（30．77％）因无意中发现腹部肿块或体检时发现腹腔内有占位性病变而就诊，其中良性组为20例（25．64％），恶性组为4例（5．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出现进行性体重下降的患者共17例（21．79％），其中良性组有13例（16．67％），恶性组4例（5．13％），统计学分析无意义（P＝0．053）。
1．3方法
本组78例患者入院后均行常规检验，肿瘤标志物CA19－9、CEA检验以及影像学检查等。术中根据肿瘤位置、大小、与周围邻近组织关系、术中快速病理结果决定具体手术方式，常见的手术方式包括：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胰体尾部切除术或保留脾脏的胰体尾部切除术、腹腔镜胰体尾部切除术或腹腔镜保留脾脏的胰体尾部切除术、胰腺部分切除术、单纯肿瘤切除术等。术后均于内蒙古边防总队医院病理科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1．4统计学
处理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对单因素分析后的可能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α＝0．05为检验水准，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变化
与良性组患者的血清肿瘤标记物CA19－9、CA242水平相比较，恶性组患者的CA19－9、CA242水平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相关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高龄、出现腹痛、肿瘤体积大、囊内出现实性成分的患者数目以及血清肿瘤标记物CA19－9、CA242水平与胰腺囊性肿瘤恶性均具有相关性（P＜0．05）。对这些因素进一步行多因素分析，得出高龄和CA19－9、CA242水平的P值均＜0．05，故高龄和CA19－9、CA242水平升高是肿瘤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2．3手术方式及术后并发症
本组78例患者均在完善术前化验检查、进行充分术前准备后，接受外科手术治疗。31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13例行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11例行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6例行腹腔镜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8例行腹腔镜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7例行胰腺部分切除术，2例行内镜下胰胆管支架植入引流术。术后共有17例（21．79％）发生不同程度的并发症。9例发生胰瘘，4例发生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3例发生在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腹腔镜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行超声引导下腹腔积液穿刺引流术，通畅引流并根据积液细菌培养结果给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
3讨论
3．1胰腺囊性肿瘤类型与发病率
3．1．1黏液性囊腺肿瘤（MCN）：又称为大囊性腺瘤，约占胰腺囊性肿瘤的45．50％，是胰腺囊性肿瘤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MCN患者占51．28％，与文献报道比例略有增高，可能是由于区域发病差异或样本量较少所致。有研究报道，上腹痛为MCN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约占全部患者的50％；其次，约15％的患者表现出腹部肿块，体重下降，除此以外，也有少数以糖尿病、胆道出血、门脉高压、腹泻和梗阻性黄疸为表现而就诊。本研究中显示，我院就诊的40例MCN患者中，20例患者表现为上腹部疼痛，7例表现为腹部肿块和体重下降，均较先前的报道偏高，考虑为本组纳入患者以出现症状而来院就诊者居多，无临床症状而在体检时发现者较少。
3．1．2浆液性囊腺瘤（SCN）：名富糖原腺瘤，占胰腺囊性肿瘤的20％～40％。临床上多见于60岁左右的女性（75％），多数无症状，部分可有腹痛表现，但此类肿瘤较少出现一些非特异性症状，如消化不良、黑便、黄疸、体重下降等，常因与胰腺无关的症状进行影像学检查时偶然发现。本研究中，31例胰腺囊性肿瘤患者为SCN类型（39．74％），与文献报道一致，且临床症状隐匿，大多数通过影像学检查时发现。仅1例为大囊型SCN患者，其肿瘤直径为12．5cm，在国内外已报道的SCN案例中，如此大瘤体比较少见。
3．1．3胰腺导管内状黏液性肿瘤（IPMN）：由分泌黏蛋白的胰管上皮细胞状增生而形成，伴或不伴有过量黏蛋白的产生。IPMN占胰腺囊性肿瘤的7％～35％。大部分无症状，有症状者以腹部不适为主。本组5例患者中4例表现为腹痛、体重减轻等症状，仅有1例无任何不适，考虑与患者数目较少有关。
3．1．4实性假状肿瘤（SPN）：是最不常见的一种囊性病变。目前认为SPN是一种少见的潜在低度恶性的胰腺肿瘤，仅占胰腺肿瘤的0．17％～2．70％。好发于青春期及青年女性。SPN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主要为不同程度的腹痛和腹部包块，常被延误诊断，越来越多的无症状SPN者，仅在常规体检时由影像学检查发现。本组2例患者无任何不适出现。
3．2胰腺囊性肿瘤与年龄
胰腺囊性肿瘤患者可分布于各个年龄段，而KosmahlM等研究发现胰腺囊性肿瘤的发病率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升高的。本研究总结的病例中，SPN多见于中青年患者，MCN、SCN和IPMN患者则以中老年为主，中老年患者肿瘤恶变的几率明显高于中青年患者，该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
3．3胰腺囊性肿瘤与肿瘤标志物水平
研究报道称，大多数囊性肿瘤患者血清淀粉酶、血糖和胆红素均在正常范围内，并无临床诊断意义，而囊腺癌患者的血清肿瘤标记物CA19－9、CA242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对区分该病的各种类型并无特异性。本实验中患者CA19－9、CA242在良、恶性胰腺囊性肿瘤表达存在差异，恶性胰腺囊性肿瘤患者血清学检测CA19－9、CA242呈现高表达，其表达率高于良性胰腺囊肿瘤组患者。这提示CA19－9、CA242表达程度与胰腺囊性肿瘤恶性程度呈正相关。同时，通过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CA19－9、CA242水平升高是肿瘤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在术前诊断无法定性时，可测定血清CA19－9、CA242水平，以辅助肿瘤定性。
3．4手术方式及术后并发
症胰腺位于腹膜后，血供丰富，周围毗邻肠系膜上动、静脉，脾静脉等大血管以及十二指肠、胃、脾脏、胆总管等重要器官，因此手术难度比较大。手术方式的选择需要根据肿瘤位置、大小，与周围组织、血管、脏器关系以及术中对良恶性的判断来确定。在本研究中，位于胰头部和胰颈部的肿瘤主要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少数位于胰颈部的小肿瘤行胰腺部分切除术，位于胰体尾部的肿瘤行胰腺体尾部联合脾脏切除术或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是否保留脾脏需要根据肿瘤与脾脏或脾动、静脉的位置关系来决定，而能否在腹腔镜下完成这两种术式则与患者体重、年龄、腹部手术史以及术者腹腔镜下操作技巧等因素有关。另外，有2例胰头部的肿瘤因患者高龄无法切除，行ERCP植入支架解决患者黄疸症状。胰瘘是胰腺手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本研究中，共发生9例胰瘘，4例发生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3例发生在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腹腔镜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行超声引导下腹腔积液穿刺引流术，通畅引流并根据积液细菌培养结果给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
4结语
1.1一般资料
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在我院住院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患者100例，其中男71例，女29例，平均年龄(44.45±2.64)岁。所有病例诊断均符合2000年9月西安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制定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中的诊断及分期标准］，治疗前血清总胆红素（TBil）286.9-521.8μmmol/L,凝血酶原活动度（PTA）40%以下。病例均排除：
（1）其他肝炎病毒（甲，丙，戊，庚等）感染；
（2）合并其他病毒（HIV，CMV，EB等）感染；
（3）合并酒精性肝病或肝癌。全部病例在例数、性别、年龄等参数之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者口服恩替卡韦,0.5mg,qd,还原型谷胱甘肽300mgimbid;对照组50例静滴氧化苦参碱葡萄糖注射液，250mgqd；疗程1个月。其他护肝药物相同。
1.3观察指标
观察肝功能及乙型肝炎病毒复制指标：ALT、AST、TBil、PTA、Alb、HBVDNA。
1.4疗效评价
临床基本治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肝功能各项指标基本恢复正常，HBVDNA载量<4log10。显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TBil下降幅度>50%，HBVDNA载量在4-5log10之间。有效：症状体征改善，TBil下降幅度<50%，HBVDNA载量在5-8log10之间。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善，肝功能无改善或恶化，HBVDNA载量无变化。
1.5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0．0版软件系统，采用t检验或x2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后综合疗效比较
2.2两组患者治疗后HBVDNA水平的比较
2.3两组患者治疗后肝功能的比较
2.4不良反应
除少数患者服用恩替卡韦后诉恶心、头晕、中性粒细胞轻度下降外，无其他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无一例不能耐受而停药者。
3讨论
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是临床常见的严重肝病之一，病死率极高，可达到50%以上。其发病机制复杂，目前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HBVDNA在体内持续大量复制，而致宿主机体产生过强的细胞免疫反应，造成肝细胞广泛病变和大片坏死。选择适当的抗病毒药物是治疗重型肝炎的重要措施。恩替卡韦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性抑制乙型肝炎病毒复制的脱氧鸟嘌呤核苷类似物。体外实验表明,恩替卡韦比其他核苷类似物更有效。有研究表明，口服恩替卡韦治疗伴有HBV复制的慢性乙型重型肝炎可以提高成活率。还原型谷胱甘肽（GSH）是人体细胞内的生物活性物质，是人类细胞自然合成的一种三肽，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和甘氨酸组成，含有巯基（SH），广泛分布于机体各脏器内，为维持细胞生物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它是甘油醛磷酸脱氢酶的辅基，又是乙二醛酶及丙糖脱氢酶的辅酶，参与体内三羧酸循环及糖代谢。本品能激活多种酶如巯基（SH）酶等，从而促进糖、脂肪及蛋白质代谢，并能影响细胞的代谢过程，它可通过巯基与体内的自由基结合，转化成容易代谢的酸类物质，从而加速自由基的排泄，减轻组织损伤及促进修复，还能保护肝脏的合成，有解毒、灭活激素等功能。促进胆酸代谢，有利于消化道吸收脂肪及脂溶性维生素（A、D、E、K）。动物药理实验证明，它可有效地防治乙醇和四氯化碳所致的大鼠急慢性肝损伤。补充内源性谷胱甘肽的不足，可以纠正低氧血症，清除氧自由基、保护肝脏的合成，解毒功能等药理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还原型谷胱甘肽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能有效抑制血清HBVDNA水平，治疗第2周呈迅速下降趋势，治疗第4周均值下降4log10Copies/ml。同时，研究结果显示，还原型谷胱甘肽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4周后，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患者ALT和AST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尤其TBiL下降明显（P<0.05）,另外，反映肝脏储备功能的凝血酶原活动度和人体白蛋白等指标得到有效缓解，说明通过还原型谷胱甘肽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可抵制病毒复制，可减轻肝细胞坏死，促进肝细胞再生，恢复肝功能。还原型谷胱甘肽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患者总有效率为80%（40/50），病死率16%（8/50），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说明该治疗可降低死亡率。除少数患者服用恩替卡韦后诉恶心、头晕、中性粒细胞轻度下降外，无其他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是悬壶济世，是施仁爱于他人。医学被称为“仁术”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等等。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开宗明义地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1]在非典危机中、在汶川大地震中，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仍闪耀着骄人的光芒。当代中国医务工作者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大医精诚”的优良传统，奏响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时代最强音。他们无私无畏、顽强拼搏的精神，将永远为人民所铭记，为历史所铭记。
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駐张机体的整体髓复。中国传统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整体观念，更是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一是认为人体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二是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獻体的各个誠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會吐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m这里当然也包含着人体与情志、人体脏器与情志之间的关系。情志，即“七情’、“五志”古人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喜、怒、悲、忧、恐，叫作五志。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情志的改变可能使人发病，祖国医学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有详细记载。情志的变化也和脏腑密切关联，中医认为一定的脏腑由一定的情志所主。它们的关系是，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过喜则伤心;过怒则伤肝;过思则伤脾;过忧则伤肺;过恐则伤肾。人又是一个有机整体，且五脏六腑相互縣、相互影响，故某1情志对某一脏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以本脏为主，同时也可能伤及他脏。因此，如果病人躯本上有不适，往往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而精神上的问题往往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或加重，从而使人遭受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种机体自身整体性和环境统一性的思想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所以，治病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而且也应当关注整体上的反映，包括情志对脏腑，乃至对整个人体的影响，并注意对整体上的(包括对情志上的)调节。因为医生通过舒缓病人的精神压力和对其精神情志上的调节，将有益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所以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疾病措施的同时，更注重X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人文关怀，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和疾病的治疗。
2医学人文精神是临床医学发展至今的应有之义医学的目的是诊断、治疗、预防和控制疾病，维持人的身体及心理健康。要实现这一点，就不仅要在个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微观层面上，而且要从家庭、社会、生物界、地球等宏观环境上，去揭示和把握生命、健康、疾病、衰老、死亡等基本现象的本质和相互联系。临床医学的目的和对象具有人文取向性，因此，临床医学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哲学的精神思维、文学的心灵情感、经济学的利益权衡、法学的权利维护和伦理学的道德培养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医学的对象是人，是社会的人。因此，这就决定了医生不但要了解疾病，了解健康，了解患病的人，了解和认识社会，而且要做到正确了解疾病(医学知识)、人(人文知识)、社会(社会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医学社会性、艺术性、知识性的体现，更是完整地把握疾病的必然要求。因此，重技术轻人文既不利于整体把握病情，也不利于对患者的治疗。所谓“见病不见人”是医之大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日益严重。此种现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化，把病人只看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医患之间很少交流，对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二是商业化，把病人只看作消费的主体，导致医学边界无限扩张，医疗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医学人文精神在医疗卫生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则付出的代价将是沉重的。
目前，医学的发展己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由迷失到被急切地呼唤到回归。一是医学发展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产生迷失和断裂。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凭借这些仪器设备，医生们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肾透析机、心肺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而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科和亚专科也纷纷建立，使病人越来越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同样也导致了医疗保健程序的分解，病人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素，病人受疾病的痛苦也纷纷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作为一个病人为病所代替，作为一个病人的整体，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医学中传统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下发生了迷失和断裂，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技术上出现的至善主义，使医学发生了异化现象。这就是诊断治疗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线化、超市化。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研究技术、追逐结果，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増加与病人交谈，医生更加愿意关注的是躯体问题而不是病人的情感。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个体病人的时间被压缩到最少。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的病人，医务人员精疲力竭，即使主观上有强烈愿望也没有多少时间给患者以人文关怀。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又将人们锁定在医学的幻想中：即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但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却出现了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出现了以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的増加;临床医学昂贵的治疗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其健康问题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医学的异化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专科化消解了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
选取我院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收治的脑肿瘤患者44例为研究对象，男性24例，女性20例，年龄在56-76岁之间，病程在1周-12年之间，肿瘤最大直径在1-5cm之间的有例，5-10cm之间的例，超过10cm的例。其中幕上肿瘤11例，幕下肿瘤13例，脑膜瘤8例，脑胶质瘤6例，垂体5瘤，小脑囊性血管网织细胞瘤1例。所有患者均经过CT、MRI辅助检查，结合临床主要表现明确诊断。
2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实施显微外科手术进行处理，采用德国“Moller”手术显微镜，调整放大倍数为4-16倍。患者进行全身静脉麻醉，根据肿瘤所处位置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入路途径；开颅后上手术显微镜，先打开脑裂蛛网膜或者脑池，尽量放出脑脊液，促使脑组织的回缩，使肿瘤充分暴露，避免牵拉正常脑组织；进行手术，再显微镜下辨认并分离肿瘤，进而切除，操作过程中注意避免损伤重要的血管神经，尽最大可能保护正常脑组织；对于较大肿瘤或功能区肿瘤应进行分段切除，直至切除整个肿瘤。
3结果
所有44例患者中，行肿瘤全切除患者32例，其中26例患者症状消失，预后良好，6例患者症状缓解；行肿瘤次全切除患者8例，4例活检。随访3年，1例脑膜瘤术后2年复发，转上级医院手术后治愈；2例恶性母细胞瘤术后3月复发，后死亡；4例胶质瘤术后1年内死亡。
4讨论
脑肿瘤是神经系统常见病，其较高的致死率、致残率，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颅内肿瘤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患者的预后有较大的临床意义。对于脑肿瘤，应事先明确脑肿瘤诊断，与寄生虫、血肿及炎症等相鉴别；其次明确肿瘤大小、部位、性质及其周边结构情况。注意手术前的评估，对于患者术前准备、手术方式的选择及术后处理均有着重要的作用[2]。目前显微外科手术是常见的处理脑肿瘤的手术方式。传统在肉眼下进行手术，对于一些脑底部、较深部位的肿瘤，操作困难，手术疗效不佳，导致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显微外科技术的应用，能使得部分肿瘤全切除率提高，明显降低致残率、病死率。
4.1显微手术能提高肿瘤的全切除率
显微外科手术，主要是指在手术中利用显微镜的放大及照明效果，清晰显示较深部位以及重要功能区的病变及周边组织，使得肿瘤的切除范围较为彻底。本文患者中2例脑胶质瘤，采用显微外科手术实施肿瘤全切除，术后恢复良好，复查CT示肿瘤病灶消失。脑胶质瘤利用显微外科手术也能取得良好的近期疗效，达到临床治愈。本文中的垂体瘤、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及鞍结节脑膜瘤均进行显微镜下肿瘤全切除术，手术后患者恢复良好，随访预后较佳。诸如此种位置较深的鞍区肿瘤的手术，周边有视神经、脑底动脉环、下丘脑及垂体柄等重要的神经、血管及组织，传统的治疗方法难以实施肿瘤全切术，不能根治肿瘤且容易损伤脑组织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显微外科手术因充分利用了显微镜的照明及放大作用，清晰辨认肿瘤及其周边组织结构，在良好的手术视野中分离并切除肿瘤组织，即使在较深窄的区域亦能完全地切除肿瘤，明显提高了肿瘤全切除率，且减少了手术出血的发生。
4.2显微手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手术副损伤
目前脑肿瘤的诊断技术较为发达，影像检测技术的发展明确了脑肿瘤的部位、大小、性质以及其周边组织情况。神经外科医生充分掌握了肿瘤的情况，应尽最大可能减少手术副损伤。传统的肉眼手术，深部病灶手术视野清晰度较差，与周边的组织结构不清，手术操作时极易产生误伤，损伤脑部重要的组织结构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而显微外科手术，充分利用显微镜的放大及照明效果，放大手术视野，充分清晰地暴露重要组织、血管及神经。即使手术的区域较狭小，仍然能够在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操作。掌握熟练的操作技术，细心分离切除组织结构，对于出现的微小出血，能及时发觉并实施电凝止血，从而减少手术的副损伤。此外,脑自动牵开器的应用,避免了手持脑压板暴露病变时力量不均匀,不能持久的缺点,对病灶的显露及减少损伤发挥了重要作用。显微手术通过最大限度减少副损伤,从而减少并发症,降低致残率及病死率。
4.3脑肿瘤手术治疗注意事项
在围手术期内，应口服糖皮质激素及钙离子拮抗剂，利于术后消除水肿、减少血管痉挛的发生。此外，应用抗癫痫发作药物，避免术后诱发癫痫，加重病情，不利于患者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