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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PhilosophicalmaterialismbyMarxisnotonlyscientificanalysisofsocialhistoricallife,butalsocriticismofthecourseofsociallife.Asamatteroffact,Marx''''criticismofoldmaterialismhasmadehistheoryofmaterialismconformtodialectics,addingcriticalimplicationstomaterialism,andthusdistinguishinghistheoryofcriticismfromthatofethicalcriticism.Inthissense,theauthorconcludes,regardingMarxistphilosophyasmetaphysicinordertogainnewintensityofcriticismhasbeentheresultofmisinterpretationofMarxistphilosophicalmaterialism.
【关键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materialism/dialectic/criticaltheory
【正文】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P163)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P76、77)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P78)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
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P73)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P76)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P51-52)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P2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P93)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抽象自然观不同,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在自然观上的划时代变革。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产物,“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既然理念现在是作为它自身的否定东西而存在的,或者说,它对自身是外在的,那么自然就并非仅仅相对于这种理念(和这种理念的主观存在,即精神)才是外在的,相反的,外在性就构成自然的规定,在这种规定中自然才作为自然而存在。”[1]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是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说来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的思维来理解。”[2]160与黑格尔的自然观不同,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是一种“纯粹自然”的本真存在,是人们感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其实在在于没有看到只有经过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工业活动的中介下形成的现实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自然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费尔巴哈只强调人是自然界的派生物,过分突出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和自然界对人来讲的本原性、始基性,而没有体悟到人对自然界能动的反作用(肯定性或否定性)。因此,“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3]50
通过对以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为代表的抽象自然观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自然观:人化自然。首先,自然史分为两个部分,即人类产生以前的自然史和人类产生后的自然史,前者不过是为人类的形成所作的准备,人类学关注的是人类产生后的自然界,即通过人的实践而形成的“现实的”、“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或是“人化的自然界”[2]128。它“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76。“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178-179其次,“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4]305实践活动使统一的自然界分化为“人化自然”和“天然自然”,并且推动“天然的自然”不断向“人化自然”转化。自然的发展过程实质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131。最后,自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己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4]301
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从根本上否定天然自然的存在,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仍然保留着。自然界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起着一种前提性的作用“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人靠自然界生活。”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4]272生命活动的性质决定了人类具有对于动物的明显优越性,成为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但是具有能动性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4]324的属性。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产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阳光、空气、水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环境的变化对于人类器官、心智的影响使人类具备了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人类产生以后,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生产工具的改善,对自然改造的程度逐渐增强,自然的整体面貌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但是,自然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有其独有的运行规律,它内部依然遵循着物质循环、能量守恒、新陈代谢规律。人类改造自然改变的只能是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而不能改变或创造规律,物质性作为世界统一的基础永远不会改变,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
马克思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三个维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957。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人作为人的存在,两者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此,人只能在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前提下优先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利益;也就是说,人在优先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时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以及生物链结构的复杂性,使其能够具有发挥功能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观以及在自然观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区分的前提下,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化自然的重要性,提倡人对自然的改造,符合人类基本的利益需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高扬人化自然的前提下,人类中心主义不自觉地忽略了天然自然的存在,忽略了自然自身存在、发展、演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规律性。在自然观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类中心主义过于强调人类当下的现实的短期利益,把自然当做实现人类永不满足的欲求的工具,自然成了资源、材料的代名词而忽略了其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源的基础地位,人类走向了一条永无止境地(除非自然已经在人类的破坏中消失)开发、控制和征服自然的不归路。这样一来,人也就成了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发号施令的将军,自然成了必须听从人类指挥的奴隶。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已经严重偏离了马克思在自然观基础上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阐述。首先,人类中心主义只看到了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取人类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实现自我利益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遵循自然规律,维持自然生态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责任;其次,人类中心主义完全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它只看到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而忽略了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对人类的反作用;最后,人类中心主义忽略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是实现人类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的前提,放纵人类自身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
二、实践观的维度
实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不论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多次论述了实践的重要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思维的此岸性。并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自然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从《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称呼自己的哲学,这些都说明了实践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是人作为主体对客体进行能动地改造活动,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从实践本性上看,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主体性活动,在生产实践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作为一种主体性活动,实践必然面临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价值选择的终极尺度是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目的,从最低的要求来看,是为了从自然界获得直接的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们……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5]从最高的要求来看,是为了满足人性发展的需要,即为了使人摆脱动物本能而成为有自觉能动性和社会性的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说,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人的利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离开人类的利益,离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就失去了意义,自然物也就不具有什么价值。
马克思强调价值选择的终极尺度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价值选择忽略自然尺度,不关心自然的“利益”。在他看来,从主客体作用的直接表现效果来看,人类社会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是对立的。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的利益必然对自然的“利益”产生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与改造给自然界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时这种程度达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对人类社会的利益构成挑战与威胁。但是,从它们的深层内涵分析,人类社会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又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自然“利益”受到损害,人类社会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自然的“利益”受到维护,人的利益也将能够顺利实现,这一切都取决于人类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如何保证自然的“利益”不受到损害的同时又实现人类社会的最大利益呢?马克思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既要把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当做价值选择的终极尺度,同时又要关心自然的“利益”,做到坚持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统一。他深刻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47相对于动物而言,生命活动的性质凸显了人的优越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46人类因作为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而从根本上与动物区别开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实质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固守价值选择所依据的物的尺度。“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实质是要求人们放弃对自然过于功利的追求,走坚持自然和谐与提高人的审美愉悦相统一的发展道路,这是做到价值选择坚持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统一的经典体现。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价值选择的尺度只能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外在自然的“利益”,外在自然的“利益”只是一个工具性的价值而不是终极性的价值。确实,终极性的价值只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作为工具性价值的外在自然的“利益”与作为终极性的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并不是可以割裂开来的独立自存的甚至是对立的利益,它们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然的“利益”受到损害,人类社会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坚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利益这一终极性价值,但是,由于在价值选择上忽略甚至无视自然的“利益”这一物的尺度,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好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辩证关系,最终不可能实现甚至威胁着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符合马克思实践观价值选择尺度要求的。
关键词:浪漫主义;意识革命;物质观;辩证实践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275-02
一般而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典范之作,秉承着德国浪漫主义的诸多精神气质与语言风格。然,这仅是确认了一个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倘我们将其思想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重要文本的话,那么对博士论文是否也该发探出成熟马克思的理论渊源呢?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博士论文是否对德国浪漫主义有所超越?这是研究博士论文的一个至为深层次的问题。就理论而言,这是一个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文本学的问题。
一、超越意识革命:走出自闭的意识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们始终将自我置于崇高的位置上,他们 “力图想治愈世界的荒凉――它面临世界的无序,设法用意志重新让世界恢复宇宙秩序;它想调和对立的两面,想整合美学”。而马克思《博士论文》对自由的崇尚明显有着德国浪漫主义“自我意识”的意味,反映了当时德国浪漫主义共同的现实诉求,即,德意志帝国及其步履蹒跚的资本主义,在一个被更古老、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和资产阶级社会所支配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以自我意识作为批判的武器响应了时代的潮流,但他的批判更为彻底,更具颠覆性,更有实践指向,显示了突破德国浪漫主义意识革命的端倪。
伊壁鸠鲁以能动自我意识为武器,寻求的是心灵的宁静与自由,这也往往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内在主张。他们借人生的诗化以实现内在自由,从而超越现实。然而马克思借此谋求的却是现实自由,自我意识正是哲学要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武器。换言之,哲学自身的自由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面向尘世的现实世界。当哲学变成能吞噬一切外界的火焰时,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如果权威在一个领域内受到质疑并遭到否弃的话,接下来必不可免的一步,将导致在所有领域内对权威的拒绝。”整个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哲学都是要摆脱受外在统治的关系,形成自我规定的新关系,即“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为马克思反对思想压制提供了契机――把自我意识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精神迫害的人们。
二、新型物质观:关系哲学的萌发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将原子和感性自然置于自我意识及其对象化的理论境域,原子与自我意识是可等量齐观,而自我意识又象征着人的自由与力量, 而人的自由与力量又不应当是抽象个人的,而是社会中人的自由与力量,社会这一主体间生活方式使得人有足够的勇气拒绝一切超出人及其产物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区别于之前所有思想家的地方。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最根本的关系,只有在人与人产生关系之时人才摆脱自然的压制而获得自由。自我意识只有在与别的自我意识的交涉中,才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以及自身无所依凭的虚无状态。“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这一段对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关系的白描,是对原子关系的生动刻画。每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之间处于既排斥又聚集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因具有自我意识而具有了质,而现实社会就是这些质的聚集。
“夸夸其谈”的德国浪漫主义由自我意识的角度来浪漫化沉睡的经验世界,开启通往理想世界的生命之路。它清醒地认识到了自我意识在现实中的异化,但只将之理解为意识自身的矛盾,因此便将这种解决仅仅归之于意识和思维本身。然对马克思来说,自我意识的这种矛盾,以及自我意识的这种异化,只有在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自我不仅在意识中二重化,也在现实中二重化,而且自我的现实二重化是自我的意识二重化的基础和前提。这多少带有意识第二性的意思。
马克思将人与人的关系设置为世界的中心,在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相互映照与承认中确立人的存在。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压制的人们。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马克思的唯物论倾向与关系哲学思想。
三、辩证实践的端倪:超越感性直观
德国浪漫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说,囿于私有制的狭隘本性,看不到整体的经济景象,看不到资本作为统摄一切的力量而必然招来的自我否定。在其意识中,现实,始终保持着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资本主义的意识的物化使人既过分个体化又机械地对象化”。
然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系统地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其目的也在于要使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能动原则得到合理的论证,并昭示着克服感性直观局限的理论可能。
原子的物质性和形式性决定了直线下坠和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具有同样的“本原性”。“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是原子“胸中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是原子内在具有的质的规定性。正是偏斜运动的介入,才构成了原子的物质和形式、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及其在现象世界的外化,形成现象世界众多原子的排斥和碰撞。马克思断言,这些都传达了一种辩证法的精神。“自我意识”的能动性来源于辩证运动。如果没有之,就不可能有原子的偏斜,也就没有原子的冲击和碰撞,世界便无法创造出来。“因此,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原子偏斜的辩证运动打破了必然,为自我意识的自由和解放铺平了道路,由此凸显的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突破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为马克思最终确立自己的辩证法学说奠定了基础,并表明了其将历史发展放回到人与人交往的现实运动之中的倾向。而这种辩证实践的思想恰恰能克服感性直观的弊病,不再将世界当做孤立的静止的存在,而是蕴籍着生机的不断运动的过程,因而要改变世界改变现实,必须要从运动的视角来揭示规律和利用规律。
当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而与现实结合,那么不仅在理论上能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且在实践上可能爆发出革命的激情。这已由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新生力量得以展示。马克思坚信,掌握了技艺的新人必定能够从压迫中解放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
四、结语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信奉的依然是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哲学,高举着浪漫主义的大旗,正如其高声呐喊的那样: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斯多亚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们所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然而承认这一点并非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越浪漫主义。尽管德国浪漫主义同样是疾呼自我意识,主张人的诗化来抵御庸俗无品的冷酷世界的侵袭,然而这类思想毕竟是德国贫瘠现实的隐晦表达,带有一切唯心主义所无法摆脱的内在弊病。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仅沿袭了浪漫主义的思想与写作特点,更值得让人注意的是,他也在许多方面展示出了超越之的理论姿态与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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