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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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开始转向对翻译文本的译者和接受者(读者和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它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
回顾20世纪以来国内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状况，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应该译成韵体还是散体”[3]。或重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这两种方向，既有其成功之处，又有其遗憾不足。诗律有碍达意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因形害义”；而达意又要丢弃唐诗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损害了唐诗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唐诗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视角看[4]，我们从译者居中的位置向两端审视，由此演绎出来的译论构架也有可能相对‘中和”稳定。基于这个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唐诗英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其实质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在其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本文运用“生态翻译学”来分析著名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双译本的异同，探讨唐诗翻译中译者的双重身份。
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对生态翻译学的体现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5]。从这个意义上说，许渊冲和庞德在英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过程中适应原文和译语文化生态环境、继而做出对原文的主题思想“取便发挥”，这种做法又可以解释为是两位译者适应其生存境遇的一种选择。
2.1 译者是原文的“读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具体表现为对“能力”的适应。译文产生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重点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2]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那么,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选中的,可以说应当是诗人译者,或者是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定造诣的译者论文格式模板。许渊冲先生是“诗译英法惟一人”,他用韵文来译,显示出了中国翻译家力求保持中国古诗词民族特色的诉求。美国诗人庞德改译的《华夏集》包括《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中国古典诗词十九首，其译文语言简练、流畅而不浮华，遣词造句富于现代气息。艾略特为此称赞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6]。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本中许渊冲和庞德这两位文学大师的译文得到广泛流传，说明两位译者不仅没有被“翻译生态环境”给淘汰掉(比如或审稿者“未通过”、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读者“不愿看”、或译评者“不认可”等等)，而且其译作也做到了“适者生存”。
2.2 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译者不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还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因此，在译文的产生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生态环境选择译文，“重点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2]。这时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选择”[2]。这种选择性适应集中体现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上。评判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首先要看译者是否多维度地适应了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维”转换。本文从这三方面看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两译本的异同。
2.2.1 译者对语言维的选择转换
“语言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7]。
在形式上，唐诗整齐、简练,信息载量丰富；英文诗中冠词、介词、连词常常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得在行数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难。作为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体现了唐诗布局合理，排列整齐，富于建筑美的特点。在两篇译文中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保存了原诗的这一特点，也是四行，而在音节数上是呈递减趋势，从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渐渐远去，消失在天际的画面，从诗的形式上与情境遥相呼应。而庞德采用了现代自由诗体译成了散文诗，他认为，翻译不应该受原语句法的限制，应该根据译语的表达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句法表达思想。笔者认为，唐诗乃中华文化之瑰宝，有其特定的形式与内涵，所以译者在适应译语生态环境的同时，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和原文较为一致的形式来传达诗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笔者认为，两篇译文中，许的译文较为突出。
在韵式方面，诗人颇具匠心地选择了/楼/州/流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吟诵起来余音袅袅。这与孤帆远去、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友人、以及对友人无穷无尽的思念十分切合。在这两种译文中,许渊冲的译文保持了唐诗的音韵美，采用了aabb式的韵脚的转换,并在句数上采用了绝句的四行式排列。而庞德译这首诗时运用现代自由诗体。可见，由于两名译者的体会、判断和选择的不同，即使是对同一首诗，也会产生不同的译作。
2.2.2 译者对文化维的选择转换
“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上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1]。
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 在“黄鹤楼”送行富有文化内涵。许译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东而行，又传达出了黄鹤楼的文化内涵：黄鹤楼既是传说中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览圣地和中国诗人经常留下诗句的地方。庞德在此句的译文中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例如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他选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黄鹤楼”原因在于这两个词作为名字好听，和“故人”的汉音有点类似，带有一点恰当的异国情调，放在诗歌的开头和首句末显得亲切、自然，对整体意境传达起着一定的作用。
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开元盛世的“扬州”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象征着欣欣向荣,充满希望。通过对诗人写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证当时的扬州确实是李白心之所向。许译用River Town向译文读者点出了扬州的水乡特征,有助于译文读者产生有益的联想。庞德的译文舍弃了表示目的地的“扬州”，而换成了一个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烟如雾的花丛随着孤舟渐行渐远，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这一意象凸现了一个动的过程，孤舟的远去，花丛的逐渐模糊与送别之人的心情交相辉映，送别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华。
文化传递本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诗歌而言尤为如此。两位大师在文化维的选择转换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生性,应用他们各自的语言来体现两种文化的转换,都选择尽量把文化内涵传达到位, 可谓都是较为好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翻译。
2.2.3 译者对交际维的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说译者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论文格式模板。诗歌在交际维层面的转换体现为原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通过译者的桥梁作用，读者与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产生共鸣，促成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间交际目的的实现。因此，译文中意境的传达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诗意赖以飞翔的翅膀，是一种软信息的传达。
诗的第三、四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表面上看,这两句诗全是写景,实际却描写的是李白送别诗友时的惜别深情。许译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无穷无尽，这种空间上的延续也能表明诗人送友人时的怅惘情怀。原文中的“流”这个意象，许译为“rolling”，表示的是长江的气势和浩荡，与诗人感伤的情绪形成了对比，衬托出诗人对友人的无尽思念。庞德对两个意象的英译仍然没有逐字对译，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将一叶白帆远去消失在天边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将“天际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来，构成了一幅动静结合的山水画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这一方面充分表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另一方面让西方读者可以透过诗中突出的语言意象了解到异域文化，潜移默化地领会到诗中所蕴含的情感意味。这样的译诗,经过内容和形式上的“转述、改写、变形”后,在当时客观的时代文化氛围中大获成功,这是译者庞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诗歌的成功“出访”。在这部分译文中,两位译者对原文的处理增减恰当,将原诗中的“诗眼”和美的意境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从翻译创生性来看，两位译者是发挥其主导作用，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下实现了交际目的，堪称最佳翻译。
三．结语
综观两篇译文，通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两篇译文各有千秋。为了形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各自都尽可能地跟原诗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译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时空差距和文化差异，从各自的审美视角出发，通过译作竭力将壮丽的画卷忠实地再现在译语读者面前。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活动。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不仅要忠实于原作,对原者负责;同时是译文“作者”，要服务于读者,对读者负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双重”身份表明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译者是翻译的真正主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选择过程。译者的素质越高,他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应”与“选择’才会完成得更好。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3,136,137-138.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 上海科技翻译,2004(4):1-5.
[3]王海艳，刘秀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浅析中诗英译现状[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09(3):48-50.
[4]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2004(5):10-16.
[5]束惠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J]. 上海翻译,2010(2):39-42.
[6]吴其尧.庞德和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11.
[7]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J］.上海翻译，2008，（2）：1-5.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翻译生态环境；口译质量评价
（本文是河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成果 项目编号：s2011228)
1、 引言
影响口译质量的因素众多，既有人的因素，如译员自身的口译表现，口译交际活动的其他参与者，如发言人、听众、活动主办方、其他在场译员、译员雇佣方等不同的视角和期望，还包括交际活动中非人的因素，如交际背景、目的、内容、方式等。也就是说评价口译的质量要从这些众多因素的角度来评价，因此卢信朝老师认为，口译质量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是口译的基本标准，即以译员为主要观测点的口译的一般质量标准；二是口译标准的多重视角，即口译交际活动所有参与者不同的质量视角以及交际中非人因素影响下的质量视角。但是就一个标准的可操作性来讲，这样的两重标准操作起来也许就不那么方便了。胡庚申先生认为：“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理念与口译的动态性特征不谋而合。
2、生态翻译学与口译
（1）生态翻译学简介
生态翻译学就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崭新的翻译研究范式。2004年，胡庚申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首次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基本内涵、产生背景、目前研究的状况等，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对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与应用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扩展。所谓生态翻译学，就是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
（2）生态翻译学对口译标准的启示
翻译活动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首要的作用就在于实现交际目的。这一点也意味着忠实不应该成为口译译员的首要标准，最终评价口译也应该看双方最终沟通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期望中的交际目的。为了实现交际目的，口译员需要适应口译环境，最终生成一个与现场口译环境匹配的译文。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口译过程就是口译员为了适应口译生态环境在口译过程中的选择与适应，口译结果就是译者通过适应特定的口译生态环境并且在选择适应的过程而生成的最终口译文本
口译的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The eco-environment of interpreting refers to the worlds of the source discourse and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comprising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and the physical setting of interpreting, including the speaker, the listener(s), and the client. ）
这一解释与口译的动态性特征是吻合的。那么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来评价现场口译员的译文将会是一个更加合理的评价方法。
负责工程翻译的口译员面临的口译现场生态环境除了口译现场上的心理压力外，还会碰到许多专有名词，如炼胶工艺中的“炭黑”（carbon black）,“塑炼（plastication）,硫化(vulcanization), 静电除尘器（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等晦涩难记的专业词汇, 给现场口译增加了难度，对于这一问题，口译员是怎样适应这样的口译生态环境，顺利实现交际目的呢？
一位为现场负责施工、安装、调试的工程技术人员做口译的口译员，在工作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检测供电设施时，中方人员问外籍人员：“你是否已经检测过所有的瓦斯继电器了？”译员熟悉“继电器(relay)” 这个词，但“瓦斯”英语怎样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双方都在等待翻译，情急之中译员给出了这样的译文：
Have you inspected and tested all the gas relays? I am sorry I’m not sure whether the term ‘gas relay’ is correct. By ‘gas’ I mean a kind of explosive gas.
回译文本：你是否检测过所有的瓦斯继电器？抱歉对‘gas relay’这个术语我不敢肯定。我说的‘gas’是指一种爆炸性气体。
黑色字体的译文从翻译角度看是不忠实的表现，但是这个译文符合了当时的口译现场的口译生态环境，译员对自己翻译的gas relay这个说法不是很确定，很怕翻译错了会造成更大的误会，于是对个人的译文加以解释，对于这个译文，外籍人员听后回答说“y e s ”，那么交际成功。
口译员在口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包括适应性重述(Adaptive replication)，适应性删减（Adaptive reduction），适应性增词（Adaptive addition）。
关键词：许渊冲翻译思想；生态翻译学；适应与选择
许渊冲先生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被称为诗歌翻译方面著名的专家。许先生从其大量的翻译实践经验中，将文学翻译概括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十个字，形成了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
清华大学学者胡庚申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翻译学理论。生态翻译学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是一种全新的生态学的翻译观，它使译学界从崭新的视角解读翻译思想，对翻译界有很大的帮助。为了更深入地探寻和挖掘许渊冲翻译思想，本文拟对其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进行探讨。
一、许渊冲“和谐统一”的生态翻译思想
生态翻译系统包括了许多子系统，不但每个子系统是和谐统一的，而且整个系统也是一个整体。许渊冲先生把《诗经》和《楚辞》直到黄兴、等人的诗词，将中国3000年来的文学名著，择要一一译成英语韵文及法语韵文出版，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来源于翻译实践，又通过翻译实践得到验证，已初步勾画出中国文学史中韵文的发展脉络。其翻译思想所涵盖的翻译动机、目的、态度、原则和策略都体现了各个系统统一的翻译整体。
二、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
生态翻译学者们追求的这个观点既有主观能动性又讲求客观效果。许渊冲教授在把外国的先进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同时也很注重把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文化翻译成英文。在《翻译的艺术》前言中许教授写道：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佳作连篇，赢得世人赞许。正是以这样的目的与追求，他把追求艺术美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作为自己的追求，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沟通的桥梁作用，更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许先生的“译有所为”！
三、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转化活动，但又不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它还牵扯到各种非语言因素，是一种跨越文化的信息转化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译者要不断适应原作及译作等各种环境，不断做出各种选择。许先生的一生都在做着这种适应和选择。
（一）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适应
翻译生态的环境包含了原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指译者围绕原文这个主线，对和原文有关的周围的各种环境相适应的翻译活动。
1.许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粹是中国古诗，他认为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之一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古诗。一些中国古诗名篇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由英美文学家翻译成英文，但无论其内容、形式，或者意境，都不能完全展现原诗的风貌。因此，许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翻译了3000余首古诗，向世界文化灌输了新的血液。许先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即20世纪70至80年代大量翻译中国古诗，宽松的文化氛围与世界交流的迫切需要使他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世界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这正是他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当时国内的文化氛围和世界对中国文化精粹的渴求所作出的选择。
2.许渊冲对中国古诗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不但精通英文和法文，而且具有丰厚的文学功底和美学修养，常常用他的生花妙笔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美妙精髓用译文再创造出来。比如，《诗经·采薇》里面有个“杨柳依依”的诗句，许教授译为“Willows shed tears”，西方人本来就称垂柳为“weeping willow”，这完全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韵味，何等精彩！“……分离时，如柳的眼里饱含泪花，从腮边滚滚流下”，许教授发挥了译语优势，创造了如此美的意境。可以说，这是译者对原文、原语、译语及自身能力所作出的适应。
3.许渊冲对翻译生态环境中重要元素中的读者层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许先生从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选了一个“之”字，提出了“三之论”，即“知之，好之和乐之”。意思是译作对读者一定要有吸引力。“知之”，就是译者所译的文字应该让读者完全理解；“好之”，就是译者所译的文字会让读者喜欢读；所谓“乐之”，就是让读者愉快，而“乐之”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许先生的翻译实践都是在适应读者群的需求和特点的基础上，以“三之”为目的，力求选择“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二）译者的能动选择
生态翻译学角度的翻译的概念是“译者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活动”，译者的身份便从接受选择接受制约到自己对译文的选择和操纵。作为当代中国中外著作交叉互译的杰出开拓者，在其翻译实践中，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是指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能够从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作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
1.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于提高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总是选择适应自己能力的作品去翻译。译者的能力即双语、双文化能力，译者的个人阅历、认知水平、接受能力、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等。许渊冲对翻译的选择之一体现为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他在中译英方面成果最丰富、最突出。先后翻译了26部作品，包括唐宋元明清和当代的诗词名作，有《中国古诗六百首》《唐诗三百首》《诗词选》等。在法译中方面，许先生选译了世界经典名著：司汤达的《红与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夫》等。英译中作品有：德莱顿的《埃及艳后》、司各特的《昆廷·杜沃德》，亨利·泰勒的《飞马腾空》。许先生的诸多翻译作品都是多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创造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品。
2.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视角来解释，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也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可以看作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即译者对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度的选择，而为了适应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能动地选择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包括社会、文化、读者等因素在内。
在翻译策略上，为了尽量传递中国古诗的“意美”，许教授提出了把古诗译成英文的“三化”方法论，也就是把原诗深化、译文和原文等化及把原诗浅化。他认为“意美”是诗歌的深层结构，“意似”是诗歌的表层结构。当诗歌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一致时，翻译时就采用“等化”的翻译方法；当表层和深层不一致时，“深化”“浅化”的译法就比较合适。这是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时所作出的灵活的选择。
四、结语
许渊冲的翻译思想对传统译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给中国翻译理论带来了第二次飞跃。他提出的翻译十字论，涵盖了文学翻译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了翻译中具体操作的描写与分析。许先生独到的翻译思想体现了高度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使我们学到了生态翻译过程是译者的多维动态适应与自然本能选择的过程。本文是受到胡庚申教授的《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一文的启发，结合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对许渊冲翻译思想进行解读和探讨，从新的视角研究许渊冲的翻译思想，使翻译批评变得更加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胡庚申，《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J]，外国语，2009.2
2.许渊冲，《翻译的艺术（论文集）》[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上海科技翻译，2004
5.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
摘要：金陵十二钗判词是《红楼梦》语言艺术的代表，它是曹雪芹借警幻仙子之口对金陵女子的地位、身份及命运结局做的高度暗示，对塑造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命运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近年来，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由于其视角新颖且具有时代意义，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因此，本文尝试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解读霍克斯与杨宪益译本中的金陵判词，探讨两位译者如何运用生态翻译学“适应/选择”理论来再现《红楼梦》这一经典著作的精髓。
关键词：《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判词；生态翻译学
《红楼梦》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文学的最高峰，而且综合体现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小说收纳了大量的诗、词、曲、赋等，真正做到了“文备众体”。而诗歌则是“文备众体”重要形式之一。金陵十二钗判词出现在小说第五章，对书中人物性格及命运有着强烈的暗示，被认为是整部小说的“文眼”，因此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本文以霍克斯和杨宪益的全译本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解读，探讨两位译者是如何处理三个维度的适应与转换来展现《红楼梦》这一经典著作的精髓。
一、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与金陵判词
生态翻译学是社会文明转型在译学方面的一种反映，是时代的产物。生态翻译学涉及了生态学和翻译学，因此，它又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生态翻译学以达尔文“适应随择”学说的基础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模式。在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翻译被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被描述为“有译者主导的适应与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的适应，继而依此作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翻译方法简括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因此，笔者以此为讨论基础，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两位译者的金陵十二钗英译本。
（一）、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转换，这种转换体现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转换是基于源文原语的多样性进行的。首先让我们来看原诗的语言艺术。
金陵石判词共十四首，包括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和又副册，刻画了金陵十五位女子的性格、身世和命运。在描写晴雯、袭人和湘云时，曹雪芹采用长短词来刻画。而其他十一首则采用中国诗歌传统形式绝句，包括7首七言绝句和4首五言绝句。中国古典诗歌通过格律的押韵来展现其独特的韵律美。以探春判词为例。
笔者单就这首判词的韵律作分析。在汉语中，一字一音节，两对音节形成顿。在七言绝句中，一般有四顿，每顿的音节为二二二一或者为二二一二。这首判词可以这样划分“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样的处理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平仄交替，押韵整齐，富有音律美。为了再现原判词的艺术特色，霍克斯处理时采用了英诗中传统的方式五步抑扬格，使译文抑扬顿挫，错落有致，匀称而和谐。在判词中颔联和尾联中的“消”和“遥”，押韵-ao.读来气韵悠长。霍克斯也看到了这一点，最后一个词用“decay”和“away”来押韵，把“ei”这个长元音产生的声音绵长而低沉的音乐效果发挥的淋漓尽致。杨译文虽也采用押韵等来体现音乐美，但与霍相比略逊一筹。因此霍克斯在处理韵律时，选择性地适应原文，适应原文的艺术特征，体会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美，后在适应性选择过程中实现译出语与译入语语言维度的最佳转换。
关于格律诗的翻译，冯庆华在《文体翻译论》中说：“若能以格律诗译格律诗，既讲究格律又无损原意，仍当属上乘”1（2002：217）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对原文的风格进行适应性转换，又要选择性地适应译入语生态环境。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杨译虽然在韵律上有一定的规范，但是综合其他方面来看，算不上一首格律诗；霍译基本上是五步抑扬格、英雄双韵体，产生出了与原诗效果相当的形式风格美。而且此译诗更能适应英语生态环境。
（二）、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观认为，文化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胡庚申，2004：136-137）即文化维度的转换成功与否取决于原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障碍能否得到有效地处理。在这些文化障碍中，尤以中国典故为最难克服的障碍之一。典故意义隐晦但内涵丰富，因此，就出现了原文作者、原文读者与译出语读者之间“文化空白”。因此，笔者从金陵判词中选取典故来管窥杨与霍对“文化空白”的处理。
迎春判词中有一个典故，即“子系中山狼”中“中山狼”，这个典故出自明朝马中锡《中山狼传》，以此暗示迎春的丈夫是一个残暴而又忘恩负义的人。杨宪益把中山狼翻译为“a mountain wolf”，而霍克斯则翻译为“the wolf in the old tale”，两种译本都将狼的形象翻译了出来。但是杨译避实就虚，采取直译的方法，淡化了中山狼文化含义的解读，那么译出语读者不免会问，何为mountain wolf？这是狼的产地还是狼的一个品种？所以就文化意象的转换方面有所欠缺。而霍虽然把“中山狼”仅仅翻译一个英语单词“wolf”，但“old tale”使狼置身于寓言童话这一环境下，突出了狼背后残忍贪婪的本性，把中山狼典故背后警醒世人的意义明确表达了出来。
下面是“金闺花柳枝”这一句，以花柳来形容女子是中文诗歌中常用的表达方式，而“金闺”二字更是点出了迎春的出生高贵，这两种表达都带有中国文化殊的意象。杨译如实翻译出，虽意象完整但不同文化读者可能一头雾水，而霍译则采用意译，虽达意却不传神，无法表达原文文笔风采。所以，就文化内涵的转换传递方面，霍译在此比杨译略显高明。
（二）、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从交际的层面上来看，也就是说从读者更能读懂哪个译文所传达信息的角度，及传递信息的完整度方面，霍译本略高一筹。在晴雯的判词中有一句“霁月难逢，彩云易散”，霁月，天净月朗的景色，旧时以风光霁月来比喻人品质高洁。彩云，即有纹彩的霞，古称雯，点出了晴雯名字中的雯字。晴雯自小被卖入贾府的奴仆赖大役使，可谓是奴中奴，但其反叛意识最强。曹雪芹写这两句诗的目的是一方面赞扬晴雯品质高洁、刚直；另一方面用“难逢”、“易散”暗示了她命运多舛、寿命不长。这两句诗霍译为“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杨译为“A clear moon is rarely met with，Bright clouds are easily scuttered.”在霍克斯的译本中，晴雯的名字被译为Skybright，而在这两句诗中也出现了sky，brightness，这很容易使译入语读者联系到晴雯这一人物形象。第一句中“Seldom”也点出了晴雯品质高贵及其难得，第二句则用“days of brightness”“too soon pass by”暗示了晴雯豆蔻年纪香消玉殒的悲剧。在杨译本中，意象“moon”“clouds”使用也暗含了晴雯的名字，但就突出其品质和命运方面欠缺。从这两句诗的处理上可以看出霍克斯想要向译入语读者传递的信息与曹雪芹所表达的信息基本吻合，因此就信息完整度方面，霍克斯更加适应性的转换原语的交际维度。
二、结语
生态翻译学认为，“外部环境”要求译者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事实上“内部因素”决定译者的自我选择。译者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是一种“选择性”的适应，译文的产生，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而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皆是由译者做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多维度的，主要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生态翻译学关照下的译文评判标准，不再只是忠于原文或是迎合读者，而是要实现译文能在新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生存或长存。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方面整合适应选择度，不是单独强调某一维度或是把某一维度放在第一位的位置。所以，从“整合适应选择度”方面来考量，霍克斯接受了原文生态环境的选择，通过自己能动地融入原文生态环境，并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上与译品进行了互动，产生出了更适应于译入语生态环境的译作。（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蔡义江.蔡义江点评《红楼梦》[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2]曹建辉.从《葬花吟》英译看诗词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25-227.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P].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论文，香港，2001.
[关键词]中医； 生态翻译学； 解构； 建构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8-0160-02
国内学者胡庚申教授早在2001年就发表了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的论文，并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详尽论述了该观点。近年，他又分别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生态翻译学解读”（胡庚申，2008a），“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 （胡庚申，2008b），“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胡庚申，2009），“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胡庚申，2011）等文章，在生态翻译学研究领域引发了系列学术共鸣或争论。
1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关联序链”理论
胡庚申教授在生态翻译研究中提出了“关联序链理论”。目前，我国医学翻译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西医和中医两个部分，西医翻译主要涉及西医的英汉互译，就是英语和汉语均可以作为源语和目标语的双向度翻译，而中医翻译则主要是从以汉语为源语向以英语为目标语的转化。无论是从已发表的翻译作品，已确立的翻译范式，还是从备受关注的翻译理论研究情况来看，对西医翻译研究的关注度要高于中医翻译研究，这就导致了医学翻译研究在内容上的生态性相对失衡。举个例子说，西医教育中的教材大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原版教材或者是欧美名家经典的中文译本，中国的医生或医科学者要想在学术上得到国际认可，取得公认的学术地位，必须在世界顶尖医学杂志上，而这些杂志的刊发语言都是英文。与西医形成鲜明对照，中医的海外传播之路历久行艰，因为中医经典著作很难成功地被翻译成英文。虽然近年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英文译著不断走向海外，但是优秀的中医英译本仍是寥若晨星。从语言哲学上讲，翻译实质是一种文化传递活动，以英语为主的欧美强势文化大量被译成用其他语言表征的弱势文化，而其他语言所表征的弱势文化却很少成功地被译成英语为主的强势文化。这就是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在这种翻译生态中，强势文化“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 （Cronin，2003：167），而这终究会导致两种语言地位和文化交流的失衡。
2中医英译的翻译策略：“适应选择”理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彼得・纽马克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指出，翻译理论关心的就是“选择与决定”的问题（Newmark，1982：19）。 巴塞尔・ 哈提姆在《翻译教学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译者要么让读者去适应作者，要么让作者去适应读者（Hatim，2001：46）。可见，“适应选择理论”的主体是译者。在这里，译者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要在该环境中对译文进行选择与操纵（胡庚申，201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在语言、文化、交际等不同层面做出适应和选择（胡庚申，2008b）。这就引出了翻译研究中长期争论的有关译者身份的另一个问题：翻译实践是否以译者为中心。在中医英译实践中，“译者为中心”的身份定位被以“关联序链”方式存在的翻译生态观所解构。一方面，中医英译译者身份确定具有特定的要求。由于中医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经验的结合，所以中医文本的译者既要有相应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要对中医的专业经验有所了解，更要具有专业翻译应具备的语言功底。然而事实上，三方面要求均具备的译者数量并不多，多数从业译者都是由不具中医专业背景的人半路出家而来。另一方面，中医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并不是完全主观的，而是受生态序链中目标语语言习惯和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译者为中心”的观念被生态翻译学中的“关联序链”理论无情地解构了。在中医英译实践中，“适应选择”策略运用不当会出现令人费解的情况。比如，有些译者把“带下医”译为“doctor under the skirt”或“doctor underneath the skirt”，将“室女”译成“home girl”或“room girl”，这是对其字面意义直接翻译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医术语里，“带下医”意为“妇科医生”，而“室女”意为“未婚女子”，如果译者知晓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就不难做出正确的英译选择：“gynecologist”和“virgin”（李永安，2002）。
3中医英译的翻译方法：“三维转换”理论
在生态翻译学中，胡庚申教授主张采用“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他把此“三维”定义为“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并认为实践中的翻译方法就是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不同层面上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11）。根据这个观点，翻译就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语言的动态对等转换，实现不同文化有效交流的活动。“翻译的内容来源于文化”（刘法公，2000）。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中。西医的“influenza”、“infantile malnutrition”和“visceroptosis”在意义上正好与之对应，这时就可以用“归化法”处理（李永安，2002）。而中医的“五行”以及五行与五脏关系的术语如“脾土”、“肝木”等在英语中极难找到对应词，在翻译实践中，结合中国哲学和中医文化，约定俗成地将“五行”英译为“five elements”，将“脾土”和“ 肝木”英译为“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和“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再如，中医术语“脾土被肝木克制”可译为“The 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 is checked by the 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何敏，2013）。这里采用的就是“异化法”，成功地实现了中医英译中“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4中医英译的理想生态：“生态理性”观
胡庚申教授把翻译“生态理性”观归纳为：“注重整体/关联、 讲求动态/平衡、 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胡庚申，2011）这种“生态理性”观在思维方式上体现整体性、关联性和过程性，追求“译者”、“文本”和“环境”的有机整合，最终达到和谐统一的应然状态。目前，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是：英语国家日益重视中医在临床上的疗效并逐渐开始研究中医理论；我国把中医视为传统文化瑰宝并通过传播中医技术来弘扬中华文化；中医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专业知识的不甚了解；翻译实践中缺少对中医术语和医理表达的统一规范；知识性和文化性都过硬的中医译作为数不多；中医在国际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很小。总之，医学翻译生态总体上不平衡。在生态翻译观指引下，中医翻译界要根据现实、适应形势做出适当的改变：重新审视中医英译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建立相关的中医翻译标准和术语规范；加强对译者的中医专业知识培训；鼓励和资助中医译著的出版以实现中医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最终迎来医学翻译多元共生、和谐统一的理性生态。
5结论
本文以中医英译为研究对象，在“关联序链”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医学翻译的现实生态，即哲学意义上的实然状态，使生态翻译学理论既具有解构性又具有建构性，消解了传统的“译者中心”的身份定式。
参考文献：
[1]Cronin，Michael.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209-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59
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的关注，引起了生态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要求与世界接轨，加之高校翻译理论改革的趋势要求，生态翻译学应运而生。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兴未艾。然而，生态翻译理论刚刚进入英语翻译教学研究之中，其理论和模式距离成熟尚有不短的距离。本文试图从生态翻译理论这个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入手，注重生态翻译系统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整体性关联活动，通过“适应选择”和“汰弱留强”，创造以学生为主体，统筹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和环境。
1 . 生态翻译学和英语翻译教学
胡庚申以生物学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依据，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明确了翻译的定义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4：38），通过“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可以达到“汰弱留强、适者生存”的翻译目的。生态学注重整体和关联，强调个体对整个环境的依赖（胡庚申，2011：96-100）。生态环境是有机的统一体，任何因素都会对整体的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极有可能出现“蝴蝶效应”。而翻译生态系统也不例外，各相关利益者都存在关联活动，进而使翻译行为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性活动。其中，关联序链（the sequence chain）是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联系。翻译是语言活动的一部分，语言属于文化，而文化属于人类，同时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翻译和自然界之间存在这种联系被称为“关联序链”（胡庚申，2010a：62-67）。因此，研究翻译活动不能分开割裂看待任何现象，需要把其放入整个生态系统中。
同时，翻译课一直是英语专业教育教学的核心课程，不仅对学生的语言基本功要求甚高，而且还要结合百科知识和一定的翻译技巧。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高质量外语翻译人才的不断需求促进了翻译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随着英语专业由热门专业逐渐走向衰落，学生对单纯语言技巧的狂热追求开始逐步落实到更为实际的语言运用能力的需求，翻译课成为外语学习成果责无旁贷的承担者。然而传统翻译教学方法一直以来以单纯的技巧训练为主，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因此其效果备受质诟。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方法论，全面动态地理解翻译生态系统，把翻译教学系统中学生、教师、语言、文化、交际和整个翻译系统和谐统一，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生态要素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使之协调共生，希望可以提高翻译教学的有效性，同时促进英语翻译教学的整体和谐发展，进而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英语翻译人才。
2 . 英语翻译教学生态模式中生态要素简析
从生态翻译学来看，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主要生态因素包括学生、教师、课程、学习、软硬环境等几个方面。其中英语翻译的学习是该动态过程的核心，在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扮演着主要作用。其他动态要素作用于该过程，融合整体性关联活动，通过适应选择和汰弱留强，促进英语翻译教学系统和谐发展。
英语翻译教学系统的生态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依赖于各个生态因素作用的正常发挥。学生是教学生态的主体部分，在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学生的表现直接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同时，教师的指导也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着学生生态主体的表现。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必须改变成教师为学生辅助者的角色，对学生加以引导，同时监控学生之间的学习和合作模式，配以练习布置、评价等环节，促进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生态关系平衡。
课程是教学生态系统中又一生态因素。翻译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必修课，课程设置是学生能否获得更多翻译知识的重要因素。合理的课程设置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力，使生态主体作用得到发挥，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
软硬件环境也是构成翻译教学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分。软件指的是有利于整个翻译教学生态的组成部分，包括良好的学习氛围，文化的熏陶以及翻译团队合作精神等，而硬件指的是促进学生翻译水平提高的先进语音实验设备，合格的师资等。
3 . 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英语翻译教学现状分析
传统翻译教学多以教师讲解基本翻译技巧和学生翻译练习为主要模式，教师和学生的互动通常局限于教师提问和学生回答。这种情况下，学生只是获得了该部分内容的翻译知识，而相应的翻译能力和水平提高并不明显。所以很多学生感觉上了一学期或者一年的翻译课之后，并没有取得很多实质性的进展。以前的翻译教学论文大多是从翻译理论和教学方面进行实证研究，而本篇论文尝试着从生态翻译学来分析目前英语翻译教学当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所在大学翻译课堂的观察比较，发现主要问题有生态群落主体意识模糊，多维角度失衡和关联序链断裂等三方面的问题。
3 . 1 生态群落主体意识模糊
胡庚申（2011：96-100）认为，翻译群落指的是翻译活动当中涉及的人，包括译者、读者、作者、出版者、评论者等，其中以译者为代表。胡庚申这里指的译者是相对成熟的译者，而笔者认为译者培训系统当中的翻译学习者同样属于这里的译者范畴，是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当中的主体。目前的英语翻译教学课堂中，翻译学习者的生态主体意识相对薄弱，过度依赖于辅助者的作用。他们课上听取教师对翻译技巧的讲解，完成相应的翻译练习之后，很少主动思考翻译实践中自己遇到的问题，不能够针对自己的弱项进行有意识锻炼，进而提升翻译实践能力。
3 . 2 多维角度失衡
生态翻译学生态系统当中的“多维整合”原则是为了使译文在新的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当中“生存”和“长存”所追求的译文整合选择适应度（胡庚申，2011：98）。这种适应选择要求译文产生时，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方面做到适应性选择，统筹所有生态因素，综合考量各方面条件，尽量产生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程度较高的译文，即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在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当中，生态主体学生译文的选择适应度关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在课堂实践翻译中，学生译文会出现诸多问题。除了最常见的语言问题之外，忽略文化维和交际维传达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某高校宣传册上用“大学之道”作大标题，统领学校介绍各方面，课堂上有学生将其翻译为“The University Avenue”，从字面上“大学”对应“university”，“道”对应“avenue”。但是这样的译文含义跟源语相去甚远，三维表达都失妥当。也有学生将之翻译为“The Principle of Great Learning”。从字面上看这里的大学兼顾了古代“大学”的博学之意，而“道”的本意是道路，可以引申为原则或规律。这样的译文看上去似乎也未尝不可。但是翻译当中最重要的是语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大学”和上文提到的“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府的含义迥然不同，学生的翻译忽略了文化维和交际维层面的需求。
在课堂翻译实践当中，过分注重语言维，缺乏对另外两种维度的关照，导致三维角度失衡的情况不断发生，这也是目前翻译生态课堂不平衡的现状。
3 . 3 关联序链断裂
胡庚申（2010b：1-5）把“翻译”到“自然界”的内在逻辑联系的认知视野延展的链条称为“关联序链”（the sequence chain）。翻译通过语言、文化、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相关联，同样，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培养的生态主体是潜在的合格译员，译员通过翻译作品接受社会检验，社会检验反作用于译员使其进行调整适应社会要求。翻译教学生态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这个链条可以很好地反映教学生态系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社会的不断检验才能促进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当中学生的良好发展。
目前的英语翻译教学课堂更多的是闭门造车。教师传授课本的翻译理论和技巧，学生按照教师的思路进行课堂练习，所有的活动都处于封闭的翻译教学系统之内，没有和外界建立良好的交流评价体系。如此，学生的成果只是凭借教师的一家之言，没有竞争机制，没有外界刺激因素，从而造成学生和整个翻译的大生态系统相脱节，造成关联序链断裂，整个翻译教学生态失衡。
4 . 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英语翻译教学系统建构
在生态型的翻译课堂当中，学生无疑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其他各项要素综合作用于学生这个中心，以期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4 . 1 促进翻译教学生态主体间的互利合作
教学生态系统当中，两个最大的生态因素是学生和教师。教师和学生之间只有互动，相互影响，才能相互调整，互相适应。因此，课堂生态主体，即教师和学生的辩证关系可以用如下词语概括：平等共生、相互竞争、协同进化（邓海燕，2012：165-166）。
生态教学系统当中虽然全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是离开教师，学生活动就会陷入无规则运动之中。当然，教师也不再是课堂的主宰者，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分子，可以和学生平等交流，共同进步。此外，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存在着竞争。学生之间的良性竞争可以促进学生资源共享，相互监督，共同进步。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于任何一方的过度强势都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倾斜，过度夸大任何一方的力量将会造成生物链的断裂，进而影响整个生态健康。最后，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和教师当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引起对方发生相应的变化。双方主体的协同合作，将会促进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也有助于学生提高相应水平。
4 . 2 发挥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下教师的作用
教师是生态翻译教学中的“分解者”（周芬芬，2013：434-435），在翻译素材和社会信息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的翻译教学当中，教师大多主要引导学生按照翻译技巧进行翻译练习，作用较为局限。在生态翻译教学系统下，教师要统筹全局，用整体观照的眼光发挥多方面作用。首先，教师应该选择与时俱进的教材，根据学生个体特色，进行材料补充，充分发挥教材选择的主动性，摒弃一本教材多年不变的习惯。教学内容方面可以融合文学、商务、教育等多方面题材，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可以提高翻译的实用性。其次，教师需要灵敏捕捉到翻译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内容，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第三，利用多种模式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通过任务型教学、讨论会等方法使课堂形式多样，增加学生输入量的同时鼓励学生输出。
4 . 3 注重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活动
生态学重视个体对环境的依赖，各个系统组成成分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使得系统成为一个统一的相互关联的整体（胡庚申，2011：96-100）。自然生态系统当中每个成分的改动必然会引起其他成分功能的改变，而且各个成分的有效统一作用会大于各个成分的简单相加。翻译生态系统也不例外。
在目前的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当中，翻译教学活动多投放精力于课堂的双语对比，技巧讲解和理论剖析，再辅助以翻译实践练习。这样的模式在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提高学生基本的双语互译能力，然欲使学生的整个水平再上新台阶却难上加难。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是目前的翻译教学生态失去了和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活动造成的。即应把目前断裂掉的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和其他有效成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循环的良性发展系统。这个外界刺激性因素可以由教师负责选拔相对优秀的学生组成“翻译队”，并由教师牵头和市场翻译公司联系，通过翻译稿件的测试，承接一定的翻译任务，教师负责严把质量关，逐步促进其正常运行。这样学生既可以很好地锻炼自己的翻译能力，又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在经济改善和能力提高双因素刺激下，学生会积极提高语言水平和翻译水平，努力加入学校的“翻译队”，进而形成良性的循环体系。这样的循环体系的建立补充了原本断裂的生态链，形成了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和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
4 . 4 完善生态翻译教学系统评价体系
注重过程和翻译主体取向的考核评价体系是生态翻译教学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志平，2012：84-90）。目前的翻译教学主要以学生翻译练习和教师课后批改和课堂评价为主要形式。学生对翻译的认知处在被动的基础上，而生态翻译教学系统要发挥学生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翻译就是在互相讨论中产生的（Peter， 1995），学生可以小组为单位，对译文进行相互评判，并分析反思采用某翻译技巧的原因，因为客观的角度反思有利于提高翻译者的翻译能力（Paul， 1995），评选出“三维”角度整合程度最高的译文，实现译文的“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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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三维”转换观 实用文本 实用性翻译一、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该项理论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提出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构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①。
从汉英翻译本质来看，翻译实质上是语言的转换，文化是通过语言形式呈现的，文化是大自然界所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可以把整个翻译过程看成是一个与自然生态诸多方面具有类似性和同构性的翻译生态系统。在翻译生态环境里，同样存在大量的选择、适应、生存、淘汰等自然现象，自然生态环境中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互利共生”等生态平衡现象。在此前提下，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理念，据此，生态翻译学提出了“三维转换”的翻译观点，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也就是说，我们在翻译时需要综合考虑语言的“三维”转换观，进行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使译文能够达到多维的转化，生成选择适应度最高的译文②。
二、关于实用文本的翻译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实用文本的翻译实用性日益凸显。实用文本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文体，从语言极其规范的政府要件、科技论文等到语言相对简明的产品说明书、旅游指南等，都属于实用文体的范畴。在对实用文本的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对实用文本的翻译界定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其中贾文波将实用文本的翻译定义为：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实用性强，应用面广，其体裁范围几乎涵盖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多具有现实的甚至功利的目的的文本翻译③。
实用文本的根本特点是其实用性，基本功能是荷载人类社会的规约信息。实用文本的翻译是一个可调节的动态信息传递过程，与文学作品相比，实用文本的翻译本质在于信息的传递，强调真实性，重视信息的传达效度。然而，信息的传达效度取决于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传统模式、价值观念、心理期待、认知能力、社会关系及文本类型等制约因素。在翻译时，只有全部或部分满足这些制约因素时，才能达到信息传递效度的最优化。
目前，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研究，多数仅仅基于译者对自身翻译经验的总结，没有对实用文本翻译的独到见解，并且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译者要以源语文本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将文本中要传递的信息功能，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形式再现到目的语之中，并使这些信息在目的语的生态环境中得以实现。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实用文本时，不仅要做到语言层面上和文化层面上的“适应与选择”，还要处理在交际意图层面上的“适应与选择”，最终实现“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实用性译文。
本文拟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来解读阐释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以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老君山风景区一则“乘客须知”的英译为例进行评析，以此阐述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更好地开拓生态翻译学理论的阐释力。
三、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以一则“乘客须知”的英译为例
洛阳老君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河南省栾川县城东区，是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园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因道教始祖老子归隐修炼于此而得名，自古被尊为天下名山、道教圣地，有“中州地区天然动植物种质基因库”之美誉，号称洛阳的“避暑山庄”，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为了满足需求，游客必经之地都配备了中英双语的实用文本――旅游指南，因此旅游指南英译质量格外引人注目。这则旅游指南中的“乘客须知”矗立在老君山风景名胜区索道入口处，下面就从“三维”转换的视角评析上则“乘客须知”的实用性翻译。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适应性选择转换”涉及语言书写、用词、语法、省略等各方面。由于汉英思维方式不同，汉英实用文本在语言表达层面存在诸多差异，在翻译时应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然而，这则“乘客须知”在翻译时忽视了翻译生态环境，没有能够在语言维上进行适度转换，错误重重。
1.书写不规范
在译文第三项的末尾When the，根据整体的翻译环境，应为下面第四项“索道运行时”的翻译，出现了断句的错误；在译文最后，把“洛阳老君山旅游索道公司”译为Luoyang Laojun Traveling Rope way Company，漏掉了“山”的翻译。这些典型的低级错误，可能是翻译人员本身或制作公司人员的粗心造成的。
2.用词不确切
此类错误占有较大比例，例如：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和有腐蚀性，刺激性气味的物品上车”译文中，“corrosiveness”为名词，而原文的语境中实需形容词“corrosive”。
“患有高血压”的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更是让人不得其解，contract意为“签合同，订立契约”，让国外游客觉得得病还需签订合同或订立契约吗？在英语中，“患有……疾病”的常用固定句式“Suffer from...”。
“严禁乘客在吊厢内摇摆伸头探望……”中“吊厢”译为“hang the theater box”，其实际意义为“在戏院的包厢里上吊”，与原文传递的信息相差甚远，让国外游客难以理解，根据实际的翻译环境“the carriage”更贴切；“伸头”译为“raises one’s head”，极为不恰当，raise意为“提升；增加；高处；举起”，与原文含义不符，建议译为“get one’s head out”。
“……向外抛撒废弃物”中“废弃物”译为“abandons the goods”，很明显，汉语的名词被译为英语的动宾结构，与原文的意义不匹配，用一个词“wastes”即可。这样既符合实用文本语言精准简洁的特点，又符合英文表达习惯，很容易让国外游客理解。
“严禁从出口上进口下”中的“出口和进口”译为export和import，二词的原意是指货物的进出口或输入和输出，并非通道出入口，原文指索道的进出口，exit和entrance比较准确。
“不准硬挤和抢座”译文“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中，hardly的英语原意是“几乎不”，而非“硬”的意思，在此文的语境中，“硬挤”有挤过去之义，译为congest更能传递原词的语言涵义。
3.语法漏洞百出
语法是这则“乘客须知”翻译的最大败笔，例如：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建议不要乘坐索道”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 patient suggested that do not ride the rope way”，无论是从时态还是从句子结构上都不正确。从这句话的整体翻译原意看，“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是形容词短语作定语，修饰“患者”，而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是以动词Contract开头的祈使句，不能做定语；还有heart disease’s的所有格形式作定语，也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再者“建议”译为过去时suggested，在整体生态环境中没有做到最佳“适应与选择”，这个“建议”是时时的，并没有时间限制，所以应为一般现在时；suggest后面的宾语从句不应为祈使句。
“未经站长签字特别批准”译文“Sign without stationmaster authorizes specially”中without是介词，后面常用名词性短语，而“stationmaster authorizes specially”为完整句子，是错误表达，最好译为“Without the approval of stationmaster”。
“严禁携带……”译文“Refuses to carry”；“不准硬挤和抢座”译为“does not permit to 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依次进站上车”译文“Enters the station”。英语的祈使句构成形式：动词原形开头，否定形式是在整个结构之前加do not，don’t或never，因此只能用动词原形refuse，do和enter。在“乘客不得擅自进入驱动机和控制室”译文“the passenger do not enter the drive and the control room arbitraily”中，do作为一般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的否定助词，却没有加-es。
4.英汉表达不一
在同一个牌子里，翻译表达不一。“乘客须知”四个大字用汉语拼音，并且大写翻译为CHENG KE XU ZHI，而下面的条款则用英语表达，极为不妥。
5.按照汉语字对字或语序直译
我们仔细观察这则“乘客须知”就会发现，几乎每个句子的翻译都是汉语的语序，是逐字翻译的，完全是字字对译，译文反映出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译文的内容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或不符合国际惯例，使得译文胡译乱译。比如：“有腐蚀性，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被译为“has corrosiveness， the irritant smell’s goods”； “严禁从出口上进口下”的翻译“Refuse from the export under the import”；“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服从工作人员指挥。依次进站上车，不准硬挤和抢座”译为”On own initiative observe the public peace staff to direct. Enters the station in turn boards， does not permit to 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这些译文在翻译时几乎没有做任何“整合适应选择”，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逐字直译的，外国人看不懂，就连中国人也迷惑不已、不知所云。
实用文本的内容必须用准确的语言“适应和转换”，语言的准确选择和转换，取决于思路的清晰，同时取决于对字、词、句的精心选择和反复的“汰弱留强”。每个词每句话都必须有明确的含义，即用词要准确无误，造句要合乎语法和逻辑，还要善于辨析词义，区别词的感彩，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选用最恰当的词语。避免用词含混，歧义迭出；或用语不慎，前后矛盾；或概念不清，留有漏洞；或判断不当，结论模糊。以上这些例子在译成英语的过程中，问题都出现在语言维的转换上，没有能够在语言维进行适度的转换，使得译文的意思与原文大相径庭，严重影响了实用文体“乘客须知”的实用性。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不仅是交际和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有共性，更有差异，这些差异带来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实用文本的翻译和各种文化也有着复杂的交错联系。这则“乘客须知”在翻译过程中，没有透彻地理解文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忽视了中西方不同文化观念和差异，没有很好地实现文化维的选择转换。例如：
“乘客不得擅自进入驱动机和控制室”译文“the passenger do not enter the drive and the control room arbitraily”中arbitraily，意思是“任意地；武断地；反复无常地；肆意地”。 Arbitraily是贬义词，给人不守规矩之感，用在此语境里，会破坏外国人的旅游好心情，所以有文化差异的词语误用会破坏旅游景区的良好形象。这句话我们不妨翻译为：Passenger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drive and control room.这样的翻译能够反映出我们对外国人的尊重，同时照顾到英语文化的习惯。
“……向外抛撒废弃物”和“不准硬挤和抢座”等这些不文明行为，坦白地说，在国内各种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甚至某些不文明之举似乎已经成为一些公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实用文本的出现纯粹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没有必要条条都翻译成英语。这些不符合西方人文化的错误译文会让外国友人感觉，我们认为他们连最基本的礼貌和文明都不懂，这样不但对他们没有实质作用，反而会伤害彼此的感情，甚至会损坏国民的国际形象。
对于这样的实用文本，译者一定要考虑到原语与译语不同文化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做出文化维的正确“适应与选择”。只有实用文本的翻译符合译语的生态环境，较好地实现了文化维的转换，真实地传递了原语的语用意义，翻译的实用性才能达到信息传递效度的最优化。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目的语的交际意图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④。
实用文本的功能属于呼唤型，其交际意图是要达到警示和告知的效果。在翻译时，除了要注重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还要注重交际意图的实现。但从“乘客须知”来看，其忽视了实用文本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例如：
“乘客须知”译为汉语拼音CHENG KE XU ZHI，对外国游客来说，等于没有翻译，标题就失去传递信息的功能。这样的实用文本译文不仅违背了语言维，更违背了交际维，无疑影响了提醒乘客注意的实用际意图，最好译为英语“Notice for Riding about the Cableway”。
西方人针对一些起警示和告知作用的实用文本，在翻译时更偏向于使用“暖”色调的词汇。“严禁……”译文都选择“refuse”一词，这个词本来是“冷”色调的词汇，语气比较生硬，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翻译生态环境，换用成一些较中性柔和的词汇，或语气较平缓的结构，或采用以 No+n.或No+v-ing的结构，较完整地转换原文的内容和实用意义，达到交际目的。如“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和有腐蚀性，刺激性气味的物品上车”，可以选择Flammable， explosive， corrosive and pungent cargoes are prohibited to carry；“严禁在站台上照相和逗留”，建议译为“No photos and stay in the platform”。这些译文显得更加礼貌和贴近人心，与原文的传递信息最接近、最适应，属于“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建议不要乘坐索道”，仔细体会这句汉语的含义，中国人都会产生歧义。“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是本句的主体，提出了建议“不要乘坐索道”，而非洛阳老君山旅游索道公司建议“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不要乘坐索道”。汉语本身就失去了交际意图，更何况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 patient suggested that do not ride the rope way”，显然，这则按字面意思机械地对等翻译，根本没有照顾到英语的表达习惯，外国游客没法理解，建议译为“The passengers who suffer from hypertension and heart disease are not allowed to ride the cableway”。“严禁从出口上进口下”的译文“Refuse from the export under the import”，这个翻译在交际过程中外国游客根本无法理解，不知所谓的“进口”还是“出口”，更不知从哪里上哪里下。根据“乘客须知”的翻译语境，可译为“Please lift up and down in the correct access”。这样的翻译既简明恰当地转换了原意，又准确地达到了交际目的。
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交际维的受众接受度和理解度，除了考虑到原语与译语在语言维上不同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维上文化背景外，还要为了实现交际意图考虑到交际维的最佳“适应与转换”，甚至更“多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四、结语
从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观研究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就是把原文本放到“翻译生态环境”中去分析和探讨，实现实用文本译文在“适应与转换”上的得体性和准确性，以便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准确达到交际目的。
注释：
①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②同上.
③朱敏.翻译功能理论关照下的实用文本的翻译[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④谭碧华.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公示语翻译新探[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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