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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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对”企业拖欠“这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并对处理三角债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做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and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至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表明，源自国债和赤字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债余额和赤字分别占当年GDP的比重；二是政府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状况。2002年3月，财政部在向人大做的2001年决算和2002年预算的报告中，明确公布了国债负担率和赤字率两个指标。2001年中央财政赤字259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1560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3%。从这两个指标来看，与国际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财政风险并不是很大。从政府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来看，现有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组织、经济学专家对中国的研究成果表明，这部分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75～125%左右（世界银行：1998年，刘成：2000年）。将这部分债务进行国际比较，隐性及或有债务的指标也不是很高。以美国为例，大致与我国公布的国债负担率和赤字率同一口径的联邦债务率，目前在50%左右，1993年底的联邦债务大约为3.2万亿美元，但是如果考虑隐性债务，联邦债务几乎是官方数字的3倍（哈维·S·罗森：《财政学》）。国内的研究成果反映，许多国家政府隐性及或有债务规模都很大（刘成，2000年），与此相比，中国政府的财政风险并不是很大。
上述的判断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无论从官方公布的数据，还是经济学界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已经为人所认识的政府赤字和债务表明，尽管随着债务的扩大，财政风险在积累，但是短期来看风险不大。
二、没有认识和计算的政府财政赤字
首先，需要从基本概念说起。重温什么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现代经济学、财政学理论中的定义是，财政赤字是政府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量。当政府形成财政赤字时，它就必须向公众举债来支付其款项。为了借债，政府需要发行债券，即用以承诺将来偿还的一种借据。政府债务指政府借款总额或累计额。理解赤字和债务的关键点在于：政府债务是政府应付款的存量，而财政赤字是政府支出大于收入而形成的新债务流量（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16版）。我国自1993年起，规范了财政赤字的弥补办法，即全部由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而不准许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自此上述定义完全可以适用于我国。
按照上述的定义，我们从下面的表格数据中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矛盾和问题。
表1我国1998年以来的财政赤字、国债规模与增长率一览表
对于上表中的数据要做如下说明：表1中的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绝对量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汇总后的数字，即不是中央财政赤字，国债中包括中央代地方发债的数量。另外，1998年和1999年的赤字数口径与2000年、2001年有不可比之处，原因是前两年的赤字中不含国债的利息支出，自2000年起，每年的国债利息支出改为列入财政支出，作为财政赤字。如果按照1998和1999年的赤字口径计算，将形成表2的情况。
表2按可比口径计算的财政赤字及增长率
从上述两个表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矛盾，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呈现反向变化，即财政赤字的增长率自1999年起明显趋于降低，2001年甚至是负增长；而国债的增长率却呈现提高的态势。下面图形反映的更为直观。
图1赤字增长率与国债增长率
对于这个矛盾如何解释？从理论逻辑推理来看，国债发行的总规模包括弥补当年赤字和当年需要还本付息的数额，如果国债总规模扣除还本付息的数额后，弥补当年赤字的国债数应该与财政赤字数额大体一致。我们看一下表3。
表3扣除还本付息后的国债数额与财政赤字的比较
注：为了计算和比较的方便，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不影响基本结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历年的扣除还本付息后的国债数额都明显大于当年的财政赤字数额。那么这些差额应如何解释呢？显然，国债只能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按照基本的理论概念，我们只能推断，在年度的国债发行总额中有一部分赤字没有反映在财政赤字总额中。那么哪些国债没有反映为赤字呢？我们分析的结果是，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务，反映在总债务规模中，但是这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背后的财政赤字却没有反映在赤字总规模中。详见表4中的数字对比。
表4地方政府债务与表3中差额的比较
从表4中看到，除了2000年的差额数小于中央代地方发债的数额外（对此目前笔者还没有很好的解释答案），其余3年的差额数均大于中央代地方政府发债的数额。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中央代地方政府发债，实质上就是中央代地方政府打了赤字。这些赤字肯定没有记入中央财政赤字，关键的问题是它们有没有作为赤字在地方预决算中进行计算和汇总。我国历年来的地方财政汇总都是收支平衡或略有结余的，从来没有赤字。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的数量根本没有作为地方政府的赤字计算；二是已作为地方财政赤字计算后，地方财政汇总是平衡或结余的。从前面分析和表4的情况推断，笔者认为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根据对财政机关的官员调查，证实了笔者的推断。由于地方债务计算在债务总规模中，而地方债务弥补的赤字没有计算为地方财政赤字，因此年度的政府债务总规模就大于了财政赤字规模。
如果上面的推断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相互有联系的结论：一是目前我国公布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汇总后的财政赤字没有包括地方财政赤字，因此公布的赤字数和赤字占GDP的比重可能被低估了；二是地方财政的平衡或结余是虚，而存在赤字是实。
三、财政的风险将出在缺乏有效管理的地方政府赤字和债务
为什么不将地方发债计算为地方财政赤字？首先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预算法》的约束。我国《预算法》中规定，地方财政必须实行收支平衡，不能出现赤字。排除近年来基层财政的债务等情况不说，仅就中央代地方发债而论，由于这笔债务的偿还主体是地方政府，即债务人是地方政府，其实质应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如果因为《预算法》规定的原因，将地方政府债务不明确作为地方财政赤字，这势必会人为地缩小国家财政赤字的规模。其次，与目前政府预算会计实行的是收付实现制，而不是权责发生制有关。由于收付实现制是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作为确认当期收入和支出的依据，在这种记账基础下，财政收支只包括以现金实际支付的部分，并不反映那些当期虽已发生，但尚未用现金支付的政府赤字和债务。这样既不利于准确地反映地方政府财政的整体状况，更不利于防范财政风险（“我国预算会计制度的深化改革”，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课题组，2002年第5期《财政研究》）。
从目前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看，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可能将长期存在赤字和借债情况，这就需要各个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对赤字及引发的债务实行严格和科学的管理，如同中央财政对中央债务的管理一样，要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一套专门的管理和运作办法。据
我们2001年对江苏、陕西、山东、浙江、辽宁等省的初步调研，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对其自身的政府债务管理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管理的办法。但是，由于预算法及现有预算会计管理制度跟不上新产生的政府借债融资的情况，多数地方政府的做法是将债务的借与归还在预算收支表的线下进行反映，财政厅（局）内也缺乏专门人才进行债务筹划和管理。
另外，地方政府的债务归还问题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央债务多数是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归还的。地方政府没有举债权，目前中央转贷给地方政府的世界银行部分贷款已到期，许多地方各级政府是通过当地的税收、收费、以及出售政府资产来归还贷款。对于中央代地方发行的国债，投资有效益的项目，其收益可以作为还债的资金来源，但是有相当多的投资项目只有社会效益，恐怕还债的资金主要还是来自当地的税收或收费，或者采取出售政府资产、借新还旧进行运作。总之，地方政府在债务的归还上，与中央政府相比，其可操作的空间相对有限。这就更加提醒我们要关注地方财政的债务风险，既便目前仅就中央代地方发债这部分债务总量大约在1700～2000亿左右（不包括县、乡基层财政的债务），规模不是很大，但其积累的速度和由于体制、法律约束而造成的管理空隙，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否则，在中央财政风险不大的“高枕”上“无忧”，地方财政的潜伏风险一旦突发，带来的将是整个国家财政的风险。
四、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和结论，为了防范财政风险，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修改《预算法》。由于近年来预算管理办法和体制的实际变动较大，现有《预算法》中的一些条款规定脱离了实际预算管理活动的需要，使得这些法律成为建立规范的新的管理制度的桎梏。规定地方政府要作到财政收支平衡、不准出现赤字就是比较明显的例子。为了增强地方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建立规范、严格的债务管理制度，防范地方财政风险，乃至整个国家的财政风险，应该对《预算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最起码，中央代地方的发债应体现为地方财政赤字，并且在中央与地方预算汇总时，这部分地方财政赤字也应计算在内。
发行规模是影响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例如,，1992年，加拿大固定收益基准债的发行规模增加后，交易量比例也相应提高。对新发债券的发行规模和买卖价差作以具体比较，表明发行规模的增加会导致买卖价差的相对缩小。
（2）到期期限分配
政府在新发债券的期限选择上要考虑到平衡点。一方面，如果新发债券的期限没有满足投资者的期望，那么后者就会要求一个额外的收益率溢价作为补偿，这会提高政府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如果新发债券的期限过多，那么每一期的规模就会减少，从而降低流动性，而投资者所要求获得的流动性溢价也会提高政府的融资成本。
国债市场品种期限结构安排应该考虑国债价格的波动性以及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投资者对风险厌恶的程度不同，体现在对收益率曲线上不同位置国债品种的偏好。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投资者多选择短期品种，风险厌恶程度低的投资者多选择期限较长的品种。市场中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千差万别，即使同一投资者在不同时期，风险偏好也会因为其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期限品种结构丰富的市场，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满足投资者的多种需求，投资者能够随时实现在不同品种上的投资转化，因而市场表现活跃，流动性就好。反之，如果市场中期限结构表现不均匀，缺乏某些期限品种供投资者选择，当国债投资者希望改变投资组合的风险系数时，投资品种的转化无法及时实现，投资者只能采取延迟交易或通过其他市场满足需求的策略，市场的流动性必然受到影响。
在这一点上，G—10国家似乎遵循了相似的道路—大多数国家试图将发行期限结构分布在四个区域：短期（1年或1年以内）、中期（1至5年）、长期（5至10年）、超长期（10年以上）。具体见表2。由于近年来许多国家的赤字和债务水平呈现下降趋势，相应减少了期限种类并提高了平均发行规模。例如从1992年开始，加拿大将固定利率付息债券的发行集中在四个关键期限（2年、5年10年和30年）并相应提高基准债券的发行规模。美国也停止了3年期债券的发行以适应融资需求的减少。大多数国家通过定期对已存在的债券进行续发行（Reopening）以建立更大规模的基准。
在上述国家中，一种或多种关键期限的新发债券被作为基准，也就是说，这些基准债券作为宏观经济指标被追踪或作为相关债券的定价参考。由于新债券的付息利率更接近于市场利率而价格接近于面值，这简化了债券久期的计算及为税收和会计目的而进行的债券本金利息的拆分，因此，投资者倾向于将其作为对冲或短期交易工具。此外，发行规模中相当大的部分是被活跃的交易人如一级交易商（而不是被为持有而购买的投资人）所持有，从而确保了基准债券的流动性。
短期国债在货币市场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一般而言，富有流动性的短期证券更容易满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需要，投资者持有、销售短期国债以及为债券投资组合交易融资的风险较小，成本较低[6]。通常短期债券是定期发行的，季度内每次发行额大致相同，这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预期和投资决策；而季度之间每次发行额有所不同，它是根据季度国库收支预测决定的。除定期发行外，发达国家偶尔还不定期地发行期限在13周以内的债券，即现金管理债券，以满足国库支出的临时性需要。由于现金管理债券是不定期发行，因此其筹资成本高于定期发行的短期债券。见表3。
注:爱尔兰、奥地利和葡萄牙很少发行国库券，但这几个国家发行商业票据。卢森堡发行规模太小，此处忽略不计。
（4）指数债和本息剥离债
应该说，在经济波动频繁或高通货膨胀的环境下，实现中长期债券市场发展的目标相对困难，而指数联结债券则是此种情况下较好的解决办法。一般来讲，发行指数联结债券主要有以下目的：一是在政府的资产比例和现金流和通货膨胀相连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内部资产的对冲工具；二是和普通债券相比，付息成本的波动性较小，从而有助于平抑预算赢余或赤字的规模；三是为市场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机会，促进了流动性和市场效率的提高。应该说，指数债券的发行一方面与债务管理的总体目标相一致—即以最低成本和可接受风险筹集、管理和偿还债务，另一方面为也为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提供了真实的收益率参考和一个可以防范和分散风险的有效工具。
二、市场结构
（1）一级交易商系统
在政府债券的现货市场，很多国家采用了一级交易商制度（PD）。央行或财政部授予PD参加一级市场招标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权利，并在二级市场上承担做市义务（如在某种程度上确保流动性）。另外，PD还承担在一级市场报价和向央行和财政部报告的义务。在英国，PDs还承担指数联结债券市场的做市义务。当交易商之间竞争变激烈时，买卖价差变窄从而促进流动性。但是，过度竞争会通过对买卖价差产生向下的压力而影响交易商利润，这会销弱其做市功能。因此，在一级市场上提供给PD的独占利润在某种程度是二级市场流动性的补贴金，否则很难达到社会的最优化水平。基于此，PD制度的设计试图综合考虑交易商竞争的益处和维持做市功能之间的平衡。
（2）透明度
政府债券市场的信息包括多种层面：通常是价格或交易量，包括交易前信息（报价或指令招标规模）、交易后信息（合同价格或交易量）；信息公开范围（向交易商还是面向公众）；信息公开频率和时滞（是实时还是定期公布）。从上述层面考察，现货交易客户市场的透明度最小，期货市场的透明度最强，现货交易商间市场居中。
在G—10国家中，与一级市场透明度相关的突出特点是招标时间表和发行条款提前几天或更多时间公布。在这些国家中，预发行交易（When—Issued—Trading）十分活跃。预发行是指政府债券在招标前（或紧随招标）清算前出售。所有的交易商能在投标前视情况对发行额进行分配，从而有利于加强一级市场的深度，招标前分配的机制有助于开发二级市场的功能，促进价格发现，从而提高招投标的准确性。总之，这种交易制度有利于做市商测算对发行特定债券的可能需求,从而有效管理风险。同时，有助于做市商提前检验新发债券的真实价值并参与市场主导定价，会使买卖价差缩小，从而提高一级市场招标价格决定机制的效率及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3）做空机制
市场参与者的卖空能力有利于提高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当交易人持有空头时，他们必须在清算日前补齐头寸。如果做空机制缺乏会提高做市成本，导致流动性减少。G—10国家中普遍具有促进政府债券卖空的政策和机制。一方面，所有国家都存在回购市场，交易上能够通过买入或逆回购获得所需债券而不对存货管理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在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对交付失败的规定，如果交易商不能按期交货，仅付一定的赔偿金就可推迟交付。第三，在大多数国家，政府在某种债券短缺时可通过增发或短期借券（lending）满足市场需求。
（4）交易机制
发达国家主要证券交易场所的交易机制设计虽然有很多差别，但总体上看，可分为指令驱动和报价驱动的交易机制。指令驱动（ORDER—DRIVEN）机制又称为竞价交易机制，其特点是买卖双方直接进行交易，或通过经纪人将委托指令传递到市场的交易中心进行撮合交易。竞价交易又分为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两种方式。我国目前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交易机制是指令驱动。报价驱动（QUATE—DRIVEN）机制又称为做市商交易机制，其特征是证券交易买卖价差均由做市商报出，交易者通过做市商的买卖价差达成交易。这一制度的优点是能够使交易在合理的买卖价差内保持连续性，一般采取连续报价的方式。另外还有一种混合型交易机制，指在电子撮合的基础上，做市商主导部分时段或证券品种的交易机制。如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专家制度。
政府债券市场交易机制的安排，其目标在于保证市场的流动性、透明度、稳定性、高效率以及低成本。这些目标都是政府债券市场健康运行的基本前提，然而各目标之间存在方向性和政策措施上的矛盾，使管理者很难同时实现上述目标。因此，交易机制目标的协调与选择方式不同，对市场效率、尤其是市场流动性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国债市场债券数量多、品种复杂、价格和实际利息的计算复杂，难以实现标准化的交易，因此场外市场（OTC）成为发达国家国债交易的主要场所。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和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债券主要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从广义上讲，场外市场是指交易所之外的所有证券交易市场形式。目前存在的场外市场交易机制主要包括单纯的做市商制度、做市商与指令报价机制结合的形式以及交易者之间直接进行询价的形式。目前，做市商双边报价机制是场外市场最主要的交易机制。场外交易具有不受交易网络覆盖面限制和交易成本低的特点，适应国债发行规模大和品种多的特点，同时为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平台。
三、税收问题
交易税如印花税被认为是外部成本，由于这类税收会对市场流动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许多国家对政府债券市场采取交易税收免除政策。但是，利息税的预扣政策在许多国家仍存在。这类税收从不同的途径增加了交易成本。例如，如果对换手率很高的政府债券预扣利息税，买方和卖方之间就要对真实的利息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增加了操作成本和利息的机会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交易成本。如果纳税实体和非纳税实体之间存在差异待遇，市场就会被分割，导致债券在不同持有人之间定价的差异。由于考虑到交易税对市场流动性的不利影响，绝大多数国家仅对交易欠活跃的个人征收预扣利息税。
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方向与途径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方向应是深度、流动性的市场，而提高市场流动性的途径主要包括：
1．满足基准债的市场需求
政府债券为投资者提供了无信用风险的储蓄和对冲工具。考虑到投资人对时间的不同要求，政府债券应将发行期限集中在四个区内—短、中、长、超长，并合理调整各区的权重。为确保每个区的流动性，有必要保证其余额足够充分及基准债券的发行规模足够大（至少和投资者的偏好数量相匹配）。同时，为建立更大规模的基准债，对已经存在的品种进行增发是十分必要的。
基准利率是指金融市场利率体系中具有普遍参照价值，并对整个金融市场利率体系的变动趋势起先导和示范作用的利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意义上的基准利率需要具备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等特征，而金融市场上的基准利率则需要具备稳定性、相关性和公信度高的特点。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有资格成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的只能是那些信誉高、结构合理、流通性好的金融商品的利率，而市场上最具备这一特点的利率就是国债利率或国债收益率。所谓基准国债是指流动性好、价格波动小、收益率为市场普遍接受，能够为市场定价提供参考的国债品种。由于基准国债的利率接近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因此能够很好地满足投资者对冲风险和调剂短期资金头寸的需要。当市场中基准国债在各个期限中分布均匀时，市场的整体定价效率就会得到提高，不同品种之间的套利更容易进行，有利于价格的稳定。
G—10国家中，除日本以外，其他10个国家都进行增发操作。尽管增发的一般目标是提高基准债券发行的可替代性，但美国的情况似乎不同于其他9国。在美国，即便是基准国库券不存在替代能力问题，增发操作也照常进行以提高基准债的规模。
另外，预先公布发行计划和招标条件也会减少做市商和交易人对一、二级市场供求预期的不确定性。同样这也是执行预发行交易的先决条件。
2．交易的竞争性结构
不论是做市商制度还是交易所市场的撮合驱动，保持一个竞争性的结构对提升市场流动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做市商之间的竞争会缩小买卖价差，而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会使一种特定产品的交易更集中在一个交易所。总之，不论是做市商之间还是交易所之间以及两者之间的竞争都会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披露的效率，从而提高市场流动性。在上述竞争性的市场框架下，理想状态是市场参与者具有在不同特点的市场间选择的自由，而过多的市场分割无疑会降低流动性。
3．市场参与者的多元化
具有不同的交易动机和投资动机的市场参与者多元化在促进市场流动性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多元化并不必导致市场分割。例如，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来增强流动性，如限制特殊的投资者参与市场交易，包括对非居民持有本币债券的限制。投机者也可通过持有头寸来熨平供求冲击来提高市场流动性。市场参与者的多样性反映出不同市场的制度性差异，例如会计核算、风险管理、个别情况下的交易商补偿计划等。因此，了解市场流动性与这种制度性安排的联系以及对公共政策与投资人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
4．培育机构投资者
对新兴市场而言，缺乏实力强大、活跃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和国外投资者兴趣，导致市场发展深度和流动性不够。许多新兴债务市场具有融资来源垄断性的特点,主要来自于税收力量的运用、对银行最低储备和流动性资产的要求，规定国内养老基金和其他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非市场化的政府债券。这些要求制约了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由于非市场化债券不能在任何交易所挂牌，也不能交易，因而加剧了市场分割。同时，对银行最低储备和流动资产管理的规定人为地降低了这些工具的收益率，因而也会对市场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引入可鼓励储蓄类机构购买市场化的、较长期债券的机制，以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而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基础将有助于降低发行成本并促进未来发行。
5．将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提升为核心资产市场
即便是采取了上述措施，由于市场参与者的偏好不同，不同市场和金融工具的流动性仍存在差异，两者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流动性的集中，例如在“自我实现”功能作用下，流动性市场的流动性逐渐提高，而非流动性市场则不断下降。基于此，如果要提高市场每一部分的流动性是不现实的，同样一种模式不能适用于所有市场。但是，如果界定流动性充足的核心资产市场并采取适合这些市场发展的政策，包括市场规则、清算、衍生工具，将会有效提高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政府债券能为其他金融资产定价提供基准同时具有回购和期货市场，通常会担当核心资产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十分相似的私人部门市场也会和政府债券一样起作用，甚至比后者更优。例如在欧元地区，由于近年来出现财政调整及国债缩减的趋势，因而私人部门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核心资产的功能，这可以从利率掉期曲线上看出，尽管有些研究认为做出这样的预计为时过早。
6．完善回购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的功能
回购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的运行将为交易商提供做空机制和对冲风险的工具，因而会提高政府债券现货市场的功能，并促进流动性，。包括期货和远期合约的建立可提供对冲风险的能力，STRIPS的运用，远期交易（包括预发行），掉期交易（最基本的掉期交易是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的互换）。对新兴市场而言，这些工具有助于拓展风险管理的机会，促进二级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同样，流动性强的现货市场对前者的高效运行也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回购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也为一些投资人提供了“挤出”现货市场的机会。G—10国家通过对现货、回购和期货市场的密切监测来管理这种风险，在必要时通过诸如增发或借券—借出短缺债券（ShortSupply）来防止“挤出”。
7．标准化交易和清算操作
标准化交易和清算操作会降低交易成本，在不对市场差异性（多元化）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提高有效供给，从而减少市场分割并提高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是具有高度政策优先级的领域，因为清算与结算体系（包括托管体系）的质量是影响投资者信心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对市场结构的效率和可信度的信心。完善的清算和结算体系可有效保证金融稳定，尤其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因此保证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平稳运作。例如，1999年欧元的引入促进了欧洲国家在政府债券市场的密切合作与结盟,如利率水平、付息日与期限等，并且类似信用等级的不同政府发行的债券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上更容易相互转换，从而提高了流动性并降低了债务成本。就清算方式而言，近10年中DVP（DeliveryVersusPayment）方式已在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市场上成为主体，而其他的固定收益市场则没有实现同一程度的标准化。如果全球固定收益市场的清算日趋标准化，潜在套利和对冲交易需求就会增加，从而促进市场流动性。
8．将税收对流动性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前面已讨论过，交易税和预扣利息税作为外部成本通常会降低流动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在提高税收收入和对市场流动性的冲击之间做出权衡，例如，取消政府债券的交易税，或仅对交易不频繁的实体征收预扣利息税。
9．提高交易信息的透明度
在讨论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问题时，通常考虑的是金融资产发行人的信息披露，如信用状况，事实上，对于功能完善的市场而言，交易信息的透明度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而交易信息披露的最佳时间和程度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10．市场监管
充分的市场监管对有深度的、流动性的债券市场是必要的：
一方面，对于一级市场而言，为防止证券集中在一定交易人的手中，几乎一半G—10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日本）在招标中都有报价和分销的限制性规定。这种途径不仅可防止市场垄断，同时还可使证券持有人多样化，因而有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
另一方面，对于二级市场而言，下述措施对于降低市场操作如短期挤出的预期利润很有效。一是大多数国家（日本和德国除外）都制定交付失败的规则。这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做空机制，提高了市场深度。二是通过增发或借券满足市场需求。英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瑞典都具有债券借出计划允许央行借出短缺的债券。另外，加拿大、美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在市场完整性方面面临的挑战则是增发债券。
此外，建立政府融资和二级市场发展相关的、可持续的、透明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也至关重要。具体包括，政府借款结构的规定和还款的职责，可流通工具、抵押品、动产和不动产的规定，关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银行破产的政策的优先级应予以明确。另外，统一债券发行的注册方式，应详细说明上市、披露、评级要求、会计标准、交易、清算与结算平台等问题。毫无疑问，债券市场规则与监管的协调统一会给市场发展带来效率。
总之，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既是金融改革的结果，也有助于改革。政府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是货币和债券市场总体发展的催化剂。最终的流动性的好处不仅能降低国债的筹资成本，有助于缓冲国内及国际经济冲击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政府降低利率风险、货币风险以及其他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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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核算管理好这些资金，建好维修资金业务账，清楚记录维修资金缴存、使用支取分配，核算资金增值和收益，确保资金保值增值，维护业主合法权益，同时让广大业主能清晰查询到维修资金账户的余额和支取使用情况，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基础薄弱，缺乏制度规范
收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并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度是我国物业维修管理的重大举措，由于制度尚不成熟，有些地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缺乏制度规范，未建立维修资金业务特色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有的账簿设置不规范，维修资金混淆建账，会计核算主体不明确，会计科目随意设置，账户利息收入结算不合理，报表不规范，统计口径不统一等导致会计核算数据失真，很多财务管理措施不能落实。
（二）资金效益低，难以增值保值
维修资金实行专户管理，由业主在购房时缴存放在代管银行专户。现行管理办法制约限定维修资金申请支取使用率低，造成归集资金数额逐年增加，很多地区大部分维修资金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于银行，大笔资金闲置，资金效益低，既造成利息损失，也丧失增值机会，难以保值增值。
（三）资金监督不力
维修资金管理部门缺乏内部控制措施，有些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在多家银行开设维修资金存款专户，专户规范管理工作繁琐，有的财务人员工作作风懒散，完全依赖维修资金代管银行进行管理，忽视核对代管银行的收缴、支取数据记录，没有及时核对相关单据，财务监督不到位，风险意识淡薄，财务监督形同虚设，给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容易诱发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增值收益等职务犯罪。审计部门的专项审计未能落实，甚至有些管理较差、内部控制较弱的管理机构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挪作他用，迟迟未被发现。
三、影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的因素分析
（一）制度因素
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各地维修资金业务发展参差不齐。部分领导只重视维修资金的收缴，轻维修资金的内部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建设缓慢，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财务管理指引细则；《管理办法》规定，使用维修资金须经业主大会双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资金不能随意使用，虽然提升了其安全度，但造成大量资金沉睡，同时，办法规定，在保证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经双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可以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购买国债。维修资金使用和增值的门槛高，业主大会对资金的使用及增值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操作性不强，现行管理办法的制约使得资金提取使用难，资金效益难以提高，大大削弱资金的使用效益，不能满足当前管理的要求。
（二）人员因素
有些财务会计人员是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成立后从其他单位调入的，没有及时更新业务知识，综合业务素质低，特别对住宅维修资金的财务管理缺乏钻研学习，工作随意性大，未能专心学习本行业特色的专用会计核算及资金管理办法，没有充分发挥财务人员在维修资金财务管理中的作用。再加上各地成立的管理中心都是公益性单位，不存在营运资金的压力，工作人员怕承担责任，公共服务意识低，对维修资金目前唯一的购买国债增值渠道也懒得促成，宁愿大量资金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在代管银行。
（三）监督方法
专项维修资金业务涵盖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建设单位、地方建设主管部门、地方财政、审计等各方。在具体的监督管理过程中，首先，业主对维修资金普遍缺乏深入的了解及其非专业性使其难以对资金进行有效的监督；其次，管理办法规定，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依法接受审计、财政部门的审计监督，而建设主管、财政部门的监管身份模糊，既管理又监督，领导重视不够，监督乏力；最后，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缺乏透明度，公开力度不够。以上监督渠道不畅通的原因，造成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监督不力的现象。
四、改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基础工作
加快建设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形成维修资金财务管理规范指引，规范缴存、使用支取、分摊、收益分配等业务财务行为，配备专业的财务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同时开发应用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系统，利用管理系统信息数据与代管银行数据自动对接、核销，实现会计核算自动化，减少人为干扰数据，实现凭证汇总、记账、统计自动化，确保维修资金汇总、统计数据准确，通过互联网向业主提供查询服务，使广大业主能清晰查询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余额、计息收益分配、使用分摊情况。
（二）完善管理办法，拓宽资金增值渠道
2008年实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以来，管理办法已难以满足各地的实际操作。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理论，改进完善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提高资金使用率，适当拓宽资金保值增值渠道，在投资运营方式上给予指引，弥补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和不足。其次，维修资金管理中心财务人员也要增强服务意识，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促进资金的流动性，积极协助广大业主筹划资金的运营投资，实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保值增值，提高资金效益。
（三）建立维修资金监督体系，加大监管力度
为了保证系统所需的安全性和准确性，在住户端探测器电路的选择上采用多元信号综合检测法。该方法对某一事件的检测不是只采用单一类型的传感器，而是将多种类型的传感器复合起来组成一个多元信号检测网络，在一种类型的传感器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正确检测的情况下，还有其它类型的传感器来发现事件。从而提高探测器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性，有效降低误报率。由于有线系统布线的复杂性和探测器扩展的不便等因素，系统在探测器与住户防控主机的通信连接方式上选择了无线通信方式。各类型的探测器与住户防控主机组成星型拓扑，在家居中探测器分布不确定和报警区域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快捷方便地进行探测器的安装布设以及增、减配。
2住户端防控主机
住户防控主机的处理任务一是正确接收探测器发送的报警事件码并进行二次鉴别；二是将经过鉴别的事件码封包并通过网络传输给小区防控主机；三是能完成系统安装配置时的测试应答。基于系统的最小应用特性和成本因素，设计上未采用外扩存储器，相应在MCU内部为通信控制器只设置一个RAM区域，网络数据的收发只能通过该RAM区来完成。为了保证所有事件处理的有序性，住户防控主机在进行事件判别响应时采用轮询工作方式，控制逻辑如图2所示。基于对网络通信的需求，住户防控主机选择精简TCP/IP协议栈为通信协议，通信的主要需求有。报警数据的传输。当探测器产生事件码经无线传输交付对应住户防控主机后，住户防控主机将事件代码与对应绑定的静态IP地址封包，经由网络传输到小区监控主机，小区监控主机通过IP地址识别对应事件的发生住户，然后通过携带在包内的事件代码判定发生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住户防控主机是通信的发起方，事先并无对应格式的数据包存在于MCU的RAM中。因此当探测器事件发生后，处理程序首先要在RAM中将接收到的事件代码及其它相关信息封装成一个合法的包后才能交付链路层发送。本系统采用UDP作为住户防控主机与小区防控主机监控进程的通信协议，封包过程如图3所示。
在进行住户防控主机配置时，小区监控主机可以向对应的住户防控主机发送PING命令以检测链路状态。此时会涉及两种数据包，其一是对主机的ARP请求的应答，其二是对ICMP回显请求的应答。在这种情况下，住户防控主机处于被动应答的状态，所需外发的数据包源自发送方的通信请求，住户防控主机无须自行组包。例如对于ICMP回显请求的应答包，是通过ICMP处理模块对已经接收到RAM中的数据包相应字段值做出修改生成的。当这一修改完成后，即可将该包交付链路层发送。
3安防管理系统功能模块
整个管理系统核心包含三大模块：安防事务管理、住户等信息管理和系统维护。其中：安防事务管理包括安防警报显示、事件处理和警报解除功能。当住户家中的防控主机发出的事件数据经网络传输到主机后，系统通过数据库比对分析获取住户的位置、可能发生的事件（人为报警、入侵、气体泄漏、火灾），产生报警信号、显示报警信息。在事件处理完成后，监控台操作员作警报解除后需要将事件的处理信息进行记录备查。住户信息管理作为住户基础信息数据库的管理接口。完成住户个人信息、住户防控主机参数等的数据增、删、改操作。系统维护包括系统数据转储、工作日志及报警日志的正常维护和处理；系统管理人员信息维护、登录等功能。在管理制度健全的情况下，可对安防主机操作人员实施分级管理。
4结语
关键词：高等教育；预算软约束；债务
一、高校预算软约束理论的提出
预算软约束理论最初是由科尔奈首次提出的，他在研究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时，发现当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存在债务危机时，政府会通过增加财政拨款，代为偿还债务等措施予以救助，从而避免这些企业破产倒闭。本文将通过预算软约束理论来分析高校的债务问题。
二、我国高校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成因
（一）政府对高校的父爱主义
科尔奈在预算软约束理论提到的重要一点就是父爱主义，是指政府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企业。体现在政府对待高校上就表现为，当高校背负高额债务，诱发财政危机时，为了防止高校的破产，政府会增加财政拨款。但是政府的拨款数额并不足以弥补高校的各项开支，导致高校不得不向企业银行寻求借款，而政府又会作为银行为高校提供贷款的担保后盾，这种借款通常是短期借款，所以高校往往采取向一个银行借款来偿还另一个银行到期的借款，这使得高效的贷款数额越来越大。
（二）高校拨款模式的弊端
现如今，我国高校采取的是“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模式。综合定额数和在校生人数成正比，这成为高校扩招的动力。但是政府的拨款数额和扩招带来的学费额增加数并不能够满足这些项目建设的开支。专项补助常常是补助部属高校，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地方高校得不到足够的专项补助，这使得高校向银行贷款来维持正常运行，而作为其担保人的政府却由于预算软约束，成为其最后还款人。
（三）委托-机制问题的存在
委托-机制问题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使人和委托人的目标不一致，人作为理性人可能会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决策。高校政府培养人才，且二者之间的合约是不完备合约，即有明显的软预算约束。政府的目标是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而科层体制下晋升制度让高校的领导更多的关注其职位升迁。此外，高校管理者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明，当届扩建带来的政绩有助于当届相关领导的职位升迁。但由此带来的巨额债务却由下届领导来承担，这也加剧了高校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四）政策性负担的影响
我国政府在1999年文件实行高校扩招的政策，在17年间，我国的在校大学生数由92.4万人上升到3385.6万人。高校的扩招以及高校间的合并现象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基础设施的扩建，但是国家只是追求政策目标的实现，却忽视了高校扩建所需的大量经费支出隐患。政府并没有给予高校足够的财政投入，与此同时，高校规模的扩大使得其“Too big to fail”，所以高校倚仗其规模更加肆无忌惮的向银行借款。
三、高校预算软约束的治理建议
（一）建立高校贷款相关法律法规，硬化高校与银行间的预算约束
1.加快建立高校贷款的相关金融法律制度，及时清算濒临破产的高校。同时限制政府对高校救助，政府对高校的频繁救助会带来更严重的预算软约束的激励。
2.明确界定政府在高校向银行贷款过程中的职责，不能让政府无限制地充当高校的最后还款人。要加大对高校贷款申请的资格、流程的审查，加强监督资金使用用途，从而硬化高校与银行间的预算约束。
（二）完善高校拨款模式、加快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1.政府不能简单的以当届在校生数为依据对高校进行拨款，而应当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高校绩效考核水平等）制定出合理的综合定额的拨款方案。进一步减少部属学校的数量，按照归属地将它们划归为地方政府管理、拨款。这可以改变专项补助大部分用在部属高校的局面，使更多的高校可以受益于专项补助。
2.在建立综合性大学趋势下，高校盲目增加各类学科，只求大而全，而忽视学科质量。政府应着重增加对高校的特色学科及特色研究项目的财政拨款比重，以此来鼓励支持高校的特色优势学科的建设。
（三）设置合理的激励制度，完善高校的绩效考核机制
委托机制的一个重要解决办法就是要合理设置激励制度。改革科层体制下的晋升制度，将高校的长远发展目标和领导的决策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改变当下的短视行为造成的巨额债务的现象。要加强对高校财务状况的审计，硬化预算约束，在对高校领导的绩效考核中，将财务状况作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并且实行责任终身制，即把领导在任期内的债务责任与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的晋升联系在一起可以，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他们盲目向银行贷款的行为。
（四）适当控制高校的规模并严格把控高校合并
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当一所高校濒临破产时，政府救助的成本要小于高校破产的成本。所以，政府会选择通过向高校拨款，代替其偿还贷款等方式来救助高校。高校得到救助的可能性和其规模大小成正比，往往那些规模大的高校更容易得到救助。在过去二十几年间，国家为了扶持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催生了高校的扩招、扩建、合并的浪潮，但这已经不合时宜，过大的规模、无效率的合并反而造成了各种问题，因此要适当控制高等院校的规模，并且严格审批高校的合并资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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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绩效管理，财政预算，事业单位
一．前言
1959年《财政法组织法》（LOLF）确立了法国财政预算的基本框架。期间，该法令虽多次被修订，但仍然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2001年8月，原法国总统希拉克颁布了新《财政法组织法》，明确提出建立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财政预算，并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方法编制的预算案。该法案被认为是法国公共财政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给法国财政预算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显著变化。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使法国的公共行政从传统的官僚模式走向新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服务领域从此也开始面临一连串的重大改革。
二．改革的背景
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技术变革、全球化、信息化和国际竞争的挑战，许多国家的行政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韦伯的官僚理论为代表的、等级深严的传统公共行政制度在支配整整一个世纪的漫长年代后，正转变为公共管理的、责任的、服务的、企业化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形式。
新公共管理理论源于欧美国家，最早由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提倡推行。随后该理论在西方国家逐渐受到重视。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在其著作《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提出了“再造政府”的理论，并强调“再造政府就是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①]戴维·奥斯本认为，在传统模式下，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力不从心，窘态百出工商管理论文，因此该模式应当被改革。戴维·奥斯本提倡政府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提供更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应当拥有一定的公共企业精神，并学习或运用企业管理的基本理念及做法，运用私人企业管理技术以及用结果指标来评估绩效，让政府更具活力及竞争力。
在戴维·奥斯等学者的推动下，新公共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经合组织（OECD）的会员国，相续进行了改革，提出了“绩效政府”的理念。法国在这方面虽然改革起步较晚，但是也出台了相关的法令，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主要内容有：改革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取消对各地方政府的监管，扩大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地方民主，增强地方民选机构的权利等等。
2．改善法国政府财政赤字的迫切需要
从法国国内看，法国的公共债务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国历届政府站。2005年，法国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的上限，达到了66.8%。同时，西方各国政府都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机构、改善公共财政管理，而法国却相对滞后，这就迫使法国政府加快了行政改革。从2000年以来，法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上升、国内投资与需求大幅度减少，这造成了法国财政收入锐减。与此同时，为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法国政府又大规模投入资金。这导致法国公共债务规模明显扩大。
三．改革的主要内容。
与1959年以来形成的预算体制相比，新《财政法组织法》的变革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预算的绩效的管理。在过去，各部门预算支出项目是分割孤立的，完全由议会根据部门需要进行拨付。在这样的机制下，预算项目很难体现各种计划的性质也很难明确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责任。新《财政法组织法》运用绩效机制来推动财政预算，重新建立了财政预算机制。新机制使得各级管理者的责任明确、国家政策连贯而紧密。该机制把财政预算分为“任务”（mission）、“项目”(programme)、“行动”(action)。“任务”是财政预算的最高级工商管理论文，体现了国家的主要公共政策以及相应的财政预算安排。同时，若干个“项目”组成了某个“任务”。“行动”又把项目的各项计划具体化。
新《财政法组织法》规定，各级、部门必须建立下一年度的行政计划与工作安排；同时，每项具体计划的效果必须通过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并把结果反映到年度绩效考核报告中。
2. 项目的行政负责人责任更为明确、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新《财政法组织法》的另一最大的亮点在于，除了不能触动人员工资之外，只要能保证项目目标圆满完成和提高工作效率，各行政部门项目负责人可按实际情况自由调度资金预算。同时，为了保证项目负责人的公正、廉洁，该法案还规定必须强化行政部门内部审计职能，使每个公共政策项目执行者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与责任。 3.强化了议会对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力度。新《财政法组织法》实施之后，议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对财政预算的监控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财政预算更为透明。根据新《财政法组织法》第五十条规定，当政府向议会提交国家未来四年的发展报告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相关数据与证据的来源，以供议会调查、审议，从而提高财政预算的真实性。其次，扩大了议会对预算批准的范围。得益于财政预算的分任务管理与绩效管理机制，议会可以通过讨论国家公共政策与发展策略来决定对某项任务是否赋予相关财政预算支持，从而大大提高了议会的决策者的角色。在新《财政法组织法》实施之前，议会由于缺乏必要的时间与手段，只能针对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一揽子计划进行投票。只有约占6%的财政预算真正被议会深入讨论研究。新法案实施之后，“任务”、“项目”、“行动”与它们所需要的财政预算一目了然，议会成员可以从容不迫的进行讨论和投票。最后，公共政策与财政预算捆绑进行表决，提高了议会地位和权利。一方面，决算法草案的审议时间缩短、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审议的宗旨不再是对财务报告进行技术和形式上的修改，而是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并对每个项目的结果、成本和使用进行分析。
四．新《财政法组织法》对公共服务机构的影响
配合新《财政法组织法》，法国从希拉克政府到萨科齐政府，都对公共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渐进式改革。萨科齐的政府改革目前正在进行工商管理论文，无法考察其最终效果，但是其部分改革措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应当承认其改革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减少了财政支出。由于公共支出明显上升，威胁到了法国的财政与金融安全，萨科奇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称为“公共政策全面修订” 的全面改革计划，旨在对公共支出进行结构性削减站。这项计划确定了很多改革目标：实现政府机构现代化;改善为公民和企业提供的服务;确保公务员能够因为工作而得到更多的表彰;以及推广注重效果的文化。其整体目标是用更少的资源，取得更好的成效。该计划是法国政府全面转型的范例，它由370项经过开支审查筛选出的举措组成，同时，每个政府部门都必须节约开支和提升效率。
2.大幅度的减少了公务员数量与规模：法国公务员的数量从2003 年开始减少，减少的幅度逐年加大，到了2007 年，退休的公务员人数介于7万到8万人之间，而该年就裁减了1万5千 个职缺。[②]如今，萨科奇政府实行每两名公务员退休后只补充一名新公务员的政策。行政人员的开支从而大大减少。
3.对公共部门进行分类改革。现有的公共服务部门被分成三大类：一是关系到民生与社会稳定的教育、公共卫生等部门，将继续由国家管理；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意义的领域，具有一定商业色彩的军工、航天和核电等部门，国家将继续控制；三是可以向私人资本开放的其它的部门，如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内国有企业垄断将被打破，私人资本获准进入。
4.行政部门的创新改革。主要有两项：一是预算法采取“目标管理”原则，各行政部门将根据目标制订预算；二是对政府各部门引入外部审计，同时对岗位任务和人员设置等深入调研并提出现代化管理建议。
5.强化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公共部门的各项公共事务分为“任务”、“项目”、“目标”、和“指数”。“任务”是指各项社会事务，如交通、社会治安等。“项目”是指细化后的各项“任务”，如在就业“任务”中，就有增加就业的“项目”；“目标”是每个项目要达到的目的，如增加就业的“项目”中就提出要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目标”。最后，“指数”是指量化后的结果，主要用于评估各项措施是否富有成效。如在采取新措施后，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的数量等等。
法国政府在推进公共部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以法国内政部为例， 2005年法国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人数低于5000人，与2002年相比受伤者减少了25%，而死亡率则减少了36%，创历史之新低。与2002年相比，违法活动减少了8.2%，在公共道路上的违法活动则减少了20%。[③]
五．借鉴与启示
法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工商管理论文，其公共部门颇具特色，它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十分关键作用。虽然由于政治体制和国情不同，不能引入他们的所有做法，但他们绩效考核的理念、严格的责任机制，对推进我国事业单位绩效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深化市场化改革，减少公共部门监管。当今世界是信息化社会，全球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法国，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早就是一个现实。在我国，一方面，民众借助互联网等手段开始寻求公民参与的过程来充实公民生活，来有目标地表现公民意识，并学习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官僚的扩张，经常造成公共部门逐渐远离其所服务的社会大众，忽视民众的的真正需求，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在新形势下，要解决事业单位中的绩效改革问题，其基本点还是应当立足于对公共部门，包括对事业单位权利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在上层建筑中确立了公平性与市场经济的自由与充分竞争，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没有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作为社会子系统和公共部门的事业单位绩效改革的效果也无法保证。所以，政府、事业单位不能既当游戏的裁判又做选手，它们应当把主要精力用到保护公正与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2. 重新认识公共部门的本质。高绩效政府组织是指政府组织以绩效评估体系为标准，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度的一种管理模式和组织形态。它强调了以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作为产出的最终标准。法国新《财政法组织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为公众更好的服务站。对于我国的事业单位，一方面，其“绩效”必须最大程度地凸显其社会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潜在的自利性和营利性；另一方面，其“绩效”还必须同时依循各自具体行业的内在要求，凸显其独特的公益价值。在我国，目前许多事业单位社会公益性做得不尽如人意。事业“绩效”应有的内涵和标准均被严重异化、扭曲。所以，事业单位全面实行绩效改革工商管理论文，不能不首先从理清什么是事业绩效开始。我国的事业单位属于公共部门，所以它们的绩效应当是“公共、公平和责任”。
3.绩效考核制度应伴随着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从法国经验看，财政绩效管理伴随着政府管理理念提升，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政府管理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法国2006年执行的新预算案看，最大的特点就是建立了新的结构。新结构分为“任务”、“项目”、“行动”三级。每一个级别都有相对固定的行政负责人。这就使得各部门公共政策项目负责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承担更多的责任。而目前我国的财政预算与管理体制仍然沿用传统的模式，它与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的绩效管理体制改革无法匹配。
4.应当强化公众与人大对事业单位绩效的监督与评估作用。法国议会是新《财政法组织法》的最大受益者，其角色因为新《财政法组织法》而强化。议会有权监督各项任务的落实情况，由此可以具体知道公共支出的去向，增加了公共预算的透明度。在我国推进事业单位绩效改革过程中，绩效指标的如何量化，考核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具备公信力是我国目前事业单位绩效改革的一个难题。由于缺乏可以借鉴引用的办法和模式，很多地方和单位的绩效考核变成了“官绩效”“一言堂”。因此，绩效考核需要考虑多维度考核，以使考核结果更加客观、公正。鉴于事业单位的公益性质，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应当作为绩效考核指标，让学校、医院所在的社区代表、各级人大代表参与到绩效评价中来，提高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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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营运资本，绩效，现金周期
一、引言
对我国众多中小企业来说，融资困难往往是因为自身资本实力较弱，受资金不足的困扰，中小企业的资产结构通常主要由流动资产组成，因难于在资本市场筹集长期资金，流动负债成为主要外源性融资渠道。因此，实施有效的营运资本[①]管理对中小企业尤其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理论界对财务管理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认识的趋同，营运资本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迅速发展，已经成为财务管理体系中与融资管理、投资管理和股利政策同样重要的决策领域。营运资本管理的有效性，涉及流动性及其盈利性的权衡。流动性是蕴含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动态意义上的偿付能力企业管理论文，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对规避经营风险和适应环境变化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流动性越强的资本其盈利性越弱，过度强调流动性必然会牺牲盈利性，而盈利性的提高又有赖于营运资本的加速周转。营运资本管理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实施有效管理，在保证营运资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结构上的合理搭配，并尽可能加速营运资本周转，提高企业营运资本的盈利能力。
传统营运资本管理理念认为，由于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的期限结构和属性结构很难做到完全匹配，而且存货变现需要很长时间，很难做到精确的资本预测，因而企业必须持有一定量的营运资本，才能保证充分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然而，西方企业中“零营运资本”和“负营运资本”的理论与实践对传统的营运资本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战。“零营运资本”理论对营运资本的界定为“存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认为保持流动性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维持很高的营运资本，只要企业能够合理安排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数量和期限，保证它们之间的衔接与匹配，并且加速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就可以通过对供应商应付账款的延期支付提供存货资金，动态地保证偿债能力，将营运资本降至为零甚至为负的水平，从而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1]。
中小企业受管理者知识、理念和经验的制约企业管理论文，在营运资金管理方面无论是观念、方法、还是手段上都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中国学术期刊网。长期以来，财务管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倾向于投资管理、融资管理和股利政策的研究，营运资本管理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这是由于营运资本作为一个财务概念是1993年我国实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会计制度以后才引入我国的。全面实证考察中小企业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丰富我国营运资本管理的实证研究成果，为中小企业制定营运资本管理政策、提高营运资本管理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营运资本是企业资本中最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其投入和收回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实现营运资本的有效管理和运转，才能保证销各环节的衔接，中小企业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反映企业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综合指标是现金周期，Richard V．D．and E．J．Laughlin提出采用现金周期指标反映营运资金管理状况的全貌，将现金周期定义为从供应商处购买原材料支付现金到向客户销售产品收回货款之间的时间，等于应收账款周转期与存货周转期之和减去应付账款周转期[2]，现金周转期模型如图1所示。现金周期越长，营运资本投资越大，较长的现金周期通常源于应收账款周转期或存货周转期较长，或者应付账款周转期较短。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存货周转期较长，可能带来销售收入的提高，但如果持有较高应收账款和存货投资的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则会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应付账款周转期较短，通常表明企业的应收账款和存货中有些部分需要靠成本较高的长期资金维持，从而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
国外学者对企业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科学、系统的体系，其主要摘要素的最佳余额企业管理论文，有效管理应收账款、存货和应付账款[5]。然而，大量投资于应收账款和存货会同时带来机会成本、坏账损失和管理费用的增加，降低资产使用效率，从而导致盈利能力下降。应付账款是经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资本来源，一般成本较低而且比较灵活，延迟应付账款的支付可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然而，如果供应商提供早期付款折扣优惠，放弃现金折扣将具有很高的隐含融资成本。在使用现金周期作为综合指标考察企业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Shin and Soenen对美国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现金周期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将现金周期降低至合理的较低水平可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6]。Deloof研究证明，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可以通过缩短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存货周转期提高盈利能力。研究还发现，盈利能力差的企业一般都会延期支付供应商货款[7]。Lazaridis and Tryofonidis认为延期支付供应商货款有助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8]。Garcia-teruel and Martinez-solano认为应付账款周转期对盈利能力没有显著影响[9]。
由于营运资本管理在我国起步较晚，探讨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实证研究较少。毛付根最早采用规范方法对营运资本的结构管理进行分析，从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着手，将流动资金的存量配置与其相应资金来源联系起来，从总体上观察和研究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以及两者变动引起的盈利与风险之间的消长关系，据此制定合理的营运资金管理政策[10]。杨雄胜等结合中国现实分析了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指标在理论与方法上存在的不足，指出周转额应是某一形态的垫支资金不断回到其原有状态的数额，建议将应收账款周转期改为应收账款平均账龄指标企业管理论文，并采用应收账款逾期率作辅助指标，将存货周转期改为存货平均占用期，并按其内容进行材料平均储存期、在产品平均生产期以及产成品平均库存期等指标细化，以揭示存货在不同环节的营运效率[11]中国学术期刊网。王竹泉等提出将跨地区经营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重心转移到渠道控制上的理念，倡导将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与供应链管理、渠道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等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营运资本管理理论新框架[12]。汪平和闫甜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营运资本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为“零营运资本”概念与技术的运用提供经验支持，并对营运资本政策决定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和检验[13]。孔宁宁等考察了制造企业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认为公司盈利能力与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显著负相关[14]。本文借鉴国外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企业盈利能力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实证研究我国中小企业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考察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和现金周期与盈利能力的相关性，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H1：应收账款周转期与中小企业业绩负相关
H2：存货周转期与中小企业业绩负相关
H3：应付账款周转期与中小企业业绩正相关
H4：现金周期与中小企业业绩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基于2007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会计准则，报表中各项指标的计算口径和范围按照一贯性原则的要求进行编制，数据具有可比性，可以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截止2006年上市的222家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样本企业的具体筛选过程如下：①剔除每年被ST的上市中小企业5家；②剔除金融类上市的中小企业1家；③剔除研究所需样本财务数据不完备的中小企业6家；④剔除各变量的1%异常值的上市中小企业11家。经过筛选，共获得199家样本中小企业597个有效观测值。
文中数据来源于深市中小企业版网上信息披露平台cninfo.com.cn/sme/gsgg/nb.html和巨潮资讯网提供的相关上市中小企业年报数据，具体财务指标由作者根据199家上市中小企业2007-2009年年报基础财务数据整理和计算得出。
2．模型设计和变量安排
(1)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我国中小企业实际情况，构建以下模型考察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绩效的影响：
ROEit =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ARDit+μit(1)
ROEit =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INVDit+μ(2)
ROE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APDit+μit(3)
ROE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CCDit+μit(4)
其中，下标i代表各家公司(横截面维度)企业管理论文，变动范围为从1到199；t代表年数(时间序列维度)，变动范围为从l到3。
(2)变量安排
①因变量：中小企业绩效指标
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因变量来衡量中小企业的绩效能力。从财务管理角度看，净资产收益率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最主要指标，作为企业销售规模、成本控制、资产营运、筹资结构的综合体现，是企业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直接表明所有者拥有净资产的获利能力和收益水平，即企业盈利的真正绩效。采用净资产收益率绩效指标，试图更加准确地描述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中小企业业绩的相关性。
②自变量：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评价指标
本文使用现金周期作为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衡量指标。现金周期(CCD)是衡量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综合指标，可以分解为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三个组成部分。本文使用主营业务收入作为计算应收账款周转期的周转额，使用主营业务成本作为计算存货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的周转额。为深入分析现金周期对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本文进一步研究应收账款周转期(ARD)、存货周转期(INVD)和应付账款周转期(APD)对绩效的影响，也将它们作为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衡量指标。应收账款周转期=[(期初应收账款+期末应收账款)×365]／[2×主营业务收入]，存货周转期=[(期初存货+期末存货)×365]／[2×主营业务成本]，应付账款周转期=[(期初应付账款+期末应付账款)×365]／[2×主营业务成本]。
③控制变量
第一，中小企业规模(Size)。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可以影响组织结构和决策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绩效[15]，因此本文把中小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由于本文研究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中小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因此使用主营业务收入来控制企业规模和市场需求对绩效影响，但考虑到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规模较大，对其取自然对数以减小不同年度之间主营业务收入差距，使数据更接近正态分布中国学术期刊网。
第二企业管理论文，财务杠杆(Lev)。财务杠杆水平的高低反映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程度。由于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主要采用借款等债务融资方式，财务杠杆反映了债权人和所有者对企业的影响程度，对企业绩效具有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引入财务杠杆，以控制不同财务状况对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使用平均负债总额/平均资产总额作为财务杠杆。
第三，销售增长率(Sgrow)。销售增长率反映企业的成长能力和发展速度，从动态角度体现企业的盈利能力。一般而言，较高的销售增长率表明企业具有较强的发展势头和盈利能力。
表1 变量描述与研究假设[②]
变量
描述
相关性假设
净资产收益率(ROE)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期(ARD)
平均应收账款×365/主营业务收入
（-）
存货周转期(INVD)
平均存货×365/主营业务成本
（-）
应付账款周转期(APD)
平均应付账款×365/主营业务成本
（+）
现金周期(CCD)
ARD+ INVD- APD
（-）
企业规模(Size)
Ln(主营业务收入)
（+）
财务杠杆(Lev)
平均负债总额/平均资产总额
（+）
销售增长率(Sgrow)
（本年主营业务收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2007-2009年中小企业样本观测值利用SPSS13.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观测值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极小值
极大值
标准差
ROE
净资产收益率
597
13.47%
11.44%
-26.28%
300.36%
18.25%
ARD
应收账款周转期
597
69.18
62.76
1.62
356.03
47.93
INVD
存货周转期
597
119.80
96.93
5.37
722.83
97.27
APD
应付账款周转期
597
66.28
61.94
2.14
680.45
54.09
CCD
现金周期
597
122.70
105.39
-156.74
787.98
106.55
Size
企业规模
597
20.42
20.40
17.42
24.79
0.98
Lev
财务杠杆
597
41.34%
41.69%
4.26%
80.82%
15.72%
Sgrow
销售增长率
597
22.85%
16.23%
-49.50%
977.99%
57.03%
统计结果表明，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3.47%，反映出样本总体的平均绩效水平较低。现金周期均值为122.7天，中位数为105.39天；应收账款周转期均值为69.18天，中位数为62.76天；存货周转期均值为119.80天，中位数为96.93天；应付账款周转期均值为66.28天，中位数为61.94天。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小企业从供应商处获得的平均信用期66.28天小于给予客户的平均信用期69.18天，存货的平均周转期119.8天，周转速度较慢。财务杠杆均值为41.34％，中位数为41.69％，说明中小企业总体债务水平适中，经营安全企业管理论文，风险水平不高；销售增长率均值为22.85％，中位数为16.23％，说明中小企业的销售额整体上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
2．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所有变量利用SPSS13.0运行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
ROE
ARD
INVD
APD
CCD
Size
Lev
Sgrow
ROE
1
ARD
-0.117**
（0.000）
1
INVD
0.021*
（0.603）
0.229**
（0.000）
1
APD
0.173**
（0.000）
0.346**
（0.000）
0.349**
（0.000）
1
CCD
-0.76
（0.063）
0.483**
（0.000）
0.839**
（0.000）
-0.033
（0.419）
1
Size
0.194**
（0.000）
-0.380**
（0.000）
-0.339**
（0.000）
-0.158**
（0.000）
-0.400**
（0.000）
1
Lev
0.013*
（0.757）
-0.167**
（0.000）
-0.158**
（0.000）
0.177**（0.000）
-0.198**
（0.000）
0.484**
（0.000）
1
Sgrow
0.148**
（0.000）
-0.069
（0.092）
-0.045
（0.277）
-0.034
（0.408）
-0.055
（0.184）
0.090*
（0.027）
0.075
（0.066）
1
注：**表示0.0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性水平。
结果表明，绩效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与营运资本管理效率指标应收账款周转期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本文的预期相符，表明加速收款会提高中小企业绩效。净资产收益率与存货周转期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本文预期不相符，表明加速存货周转意味着存货占用水平过低和频繁发生存货缺货。净资产收益率与应付账款周转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本文预期相符，表明延期支付货款有助于绩效水平的提高。净资产收益率与现金周期高度负相关，也与预期相符，表明缩短现金周期可以提高盈利能力，从而证实了有效的营运资本管理对绩效的影响。净资产收益率与控制变量中小企业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规模较大的中小企业盈利能力较强。净资产收益率与财务杠杆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负债率越高，可以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中小企业绩效水平越好；净资产收益率与销售增长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销售增长越快中小企业的绩效越好中国学术期刊网。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总体较弱，只有现金周期与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和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较高，分别为0.483、0.839和-0.76企业管理论文，为避免潜在共线性问题，需要在随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对此加以关注。
3．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回归分析考察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使用时间权重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4列示了采用Eviews6.0运行后模型1-4的回归结果。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Model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Prob.
(1)
C
Lev
Sgrow
Size
ARD
-0.7041
0.1681
0.0476
0.0432
-0.1632
0.1207
0.0335
0.0100
0.0010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C
Lev
Sgrow
Size
INVD
-0.6788
0.1671
0.0462
0.0421
0.0001
0.1185
0.0337
0.0100
0.0060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628*
(3)
C
Lev
Sgrow
Size
APD
-0.6521
0.1662
0.0446
0.0405
0.1023
0.1153
0.0351
0.0100
0.0059
0.000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
C
Lev
Sgrow
Size
CCD
-0.6549
0.1658
0.0472
0.0412
-0.1605
0.1218
0.0336
0.0101
0.0061
0.001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表示0.0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性水平。
从运行结果上看，绩效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与应收账款周转期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本文的预期相符，表明应收账款回收的速度越快，资金被其他单位占用的时间越短，管理应收账款的效率越高。但是奉行过于严格的信用政策，采取过于苛刻的信用标准和付款条件会限制销售收入的扩大，造成存货的积压和流动资金周转的缓慢。延长客户付款期限可能带来销售收入的增加，进而增加利润水平，但同时会带来资金成本和坏账损失等费用的增加，对绩效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通过对客户的资信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估，严格控制应收账款的规模有助于提高绩效水平。净资产收益率与存货周转期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本文预期不符，表明延长存货周转期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盈利能力，也反映出存货周转率过快，存货储备水平不足企业管理论文，造成存货缺乏、生产中断或销售紧张，影响供货和销售水平。净资产收益率与应付账款周转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本文预期相符，表明延期支付货款可以提升绩效水平。然而，应付账款规模和期限的大小不仅与自身的信用有关，而且与销货方提供的信用条件有关。如果中小企业意欲展延付款期拖欠货款不还，就会导致因信誉恶化而丧失供应商乃至其他客户的信用，或招致日后更加苛刻的信用条件。净资产收益率与现金周期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也与预期相符，表明治理机构可以通过缩短现金周期提高盈利能力。现金周期是对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的综合分析。应收账款周转期与绩效能力负相关对现金周期与绩效能力的负相关关系具有正面影响，存货周转期与绩效能力正相关、应付账款周转期与绩效能力负相关对现金周期与绩效能力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负面影响。现金周期与绩效能力关系回归结果的显著负相关，表明应收账款周转期对现金周期的变动趋势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在时间权重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各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均为显著。中小企业绩效与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规模较大的中小企业有可能创造较高利润。绩效水平与财务杠杆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具有较高财务杠杆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好。绩效水平与销售增长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市场机会是企业得以提高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具有较高销售增长率的中小企业绩效能力更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截止2006年在我国深市上市的199家中小企业2007—2009报表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绩效能力之间的关系中国学术期刊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应收账款周转期、现金周期显著负相关；延长存货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有助于提升中小企业的绩效；采取高负债利用财务杠杆融资策略会提升绩效；扩大中小企业规模、提高销售增长率有助于增强中小企业实力，进而增加盈利水平。
尽管本文研究结论的得出是基于上市中小企业的数据，但对其它非上市中小企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1)中小企业管理者应将营运资本管理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部分，据以了解经营情况和管理水平。中小企业资本周转状况与供、产、销各环节密切相关企业管理论文，采取恰当的信用政策、加强存货的科学管理、选择最优债务支付时机和支付方式等措施，将现金周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控制在合理的最优水平，在保证充分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营运资本的高效运转。(2) 净资产收益率与应收账款周转期负相关表明，对管理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企业来说，缩短收款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和坏账成本，其变现能力直接影响到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3)净资产收益率与应付账款周转期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中小企业因难于在资本市场筹集长期资金，正规金融和商业信用成为其主要外源融资渠道，会导致中小企业过于依赖甚至长期拖欠上游客户账款，进而影响自身的信誉状况。因此，中小企业不宜片面追求延期付款带来的成本收益，而应权衡在供应链中所处位置，制定适合自身的付款政策。(4) 净资产收益率与现金周期的显著负相关表明，应收账款周转期对现金周期的变动趋势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应该通过加速应收账款周转和合理控制存货水平实现对现金周期的最佳控制。
本文研究的主要缺陷：一是在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评价指标中，选择现金周期及其组成部分作为衡量指标，可能会使研究结果存在一定测量偏差。二是研究资料仅涉及2007-2009三年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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