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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制主要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营业税3种。
（一）股票交易印花税
股票交易印花税是对股票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征税。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证券转移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股票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
我国最早于1990年7月在深圳开征股票交易印花税，当时是出于稳定股市及适度抑制投机氛围的需要，其税率规定为对卖方征千分之六，当年的11月23日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千分之六，此后不久又因市场的变化调整为千分之三。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于1991年开征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定为千分之三。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公开发行股票进行转让的交易双方各征千分之三的印花税，由交割单位代扣代缴。1997年，为抑制投机、适当调节市场供求，国务院作出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决定，自5月10日起，将印花税税率调整为千分之五。1998年6月12日，国务院又作出决定，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为千分之四。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也就是资本利得税，但从一开始就开征了证券投资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是对从事证券投资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的征税。按纳税人的不同，可分为对个人证券投资者征税和对企业证券投资者征税。
对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所得征税采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计税依据为每次所得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另外，对于投资国债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免征证券投资所得税。
企业投资获取的股息、利息及红利收入也采用比例税率，但其税率要高于个人投资所得税，为33％。对于外国企业，其取得的股息、利息及红利收入按30％（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税率纳税，并附征地方所得税。上述对外国企业的规定只限于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对于那些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利息、红利收入的外国企业，或虽设立机构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没有实际联系的外国企业，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同时，还对下列所得免征所得税：（1）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红利）；（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给中国政府及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3）外国银行按照优惠利率贷款给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
（三）征券营业税
证券营业税是指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营业收入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的营业税。按照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令第136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当时税率为5％，现已改为8％。我国证券营业税的征税对象是金融证券业的营业收入额，纳税义务人是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业务的法人。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有价证券或期货，不征收证券营业税。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印花税名不副实
从理论上讲，印花税的课税依据应是各类书立的文书，而证券交易的过程是一种有价证券的转让行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证券交易实现无纸化和电子化，每笔交易应缴纳的税收均由证券交易所的清算系统自动扣划，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又无印花税票，如果再适用这一税种有悖法理，名不正言不顺。
（二）税收负担过重
税收不仅是一国政府聚集财政收入的工具，同时也是政府行使其经济管理职能、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尤其是涉及到证券市场的税收，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其税负的高低与轻重，不同的国家在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时，可能会有不同的考虑。但就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而言，税负显然重了一些。目前，我国沪深两市交易佣金率为0.35％，加上证券交易印花税A股为0.4％，B股为0.3％，而且两者均是双向征收，因此投资者承担的双边证券交易税费率（A股）达到了1.5％。这个水平。不用说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即使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明显偏高。首先，以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与西方主要国家股票交易税作比较。荷兰的股票交易税税率为0.12％，日本的证券交易税税率最低为0.01％，最高为0.3％，均低于我国目前0.4％的水平。更有一些国家如美国等对证券交易实行免税。其次，再将西方主要国家股票交易所得税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进行比较。包括荷兰在内的许多国家只对出售股份超过公司股份较大比例者才予以征税，还有一些国家如瑞典等仅对出售持有时间少于固定年限的证券所取得的利得征税，更有一些国家如加拿大等允许将投资净损失在课税所得额中扣除，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如新西兰、南非、希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对证券投资所得实行免税政策。由此可见，从投资所得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国家（地区）或者免税，或者给予各种优惠待遇。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却没有任何优惠可言。金融证券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的经验证明，对证券交易课以高税，从总体效果来看是不理想的。尤其是对于我国证券市场而言，税率过高，会抑制投资者进入市场的热情，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行双向同率征收，造成调节不力
我国1990年在深圳开征此税时，只对卖方征收，后来改为对买卖双方实行双向同率征收。这种制度设计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不能有效利用税收杠杆抑制过度投机。因为只有在市场交易中买入成本较低，才可吸引大量资金进场；而卖出成本高，会使持仓的投资者产生惜售心理。二是没有考虑到交易额大小和证券持有期长短等因素，造成利润分配不公平现象。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对股票交易双方按交易金额0.4％的比例税率征收，且没有免税额规定。事实上，机构投资者、大户投资者往往因为具有资金雄厚、信息灵通等优势，其利润率一般都比中小投资者高。而实行比例税率就会导致两者税负水平不一样，中小投资者反而承担了更高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同时，由于设计税率时没有考虑持有期长短，中长期投资者与短线投资者均按相同税率纳税，不利于抑制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
（四）税负不公
1.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主要是对二级市场上的各种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而对其他金融商品的交易如国债等则不征收。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希望通过征税来抑制股票市场上的过度投机，鼓励广大投资者购买国债。其实，无论进行哪种证券投资，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的投机行为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证明，若为抑制过度投机，仅仅对证券市场中某些品种如股票的交易征收印花税是远远不够的。在同一个证券市场中，对某些金融商品征税而对另一些不征税，会造成各种金融商品交易成本的差异，从而导致市场条件的不一致，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2.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的所得税税率不一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均为33％。而现实情况是，仅有少数隶属中央部委的上市公司按33％的所得税税率计算缴税，大部分归属地方的上市公司实际执行的是15％的所得税税率，因为在这些上市公司向中央财政缴纳33％的所得税后，地方政府会给予它们17％的财政返还优惠。
3.上市公司之间及上市公司内部各股东之间税收权利不平等。无论从有利于公司平等竞争，还是从税法严肃性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统一税制。但各上市公司执行的所得税税率可谓五花八门，不仅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执行不同的税率，即使处于相同行业的公司，税率执行情况也不尽相同。同是汽车行业，北旅汽车执行的所得税税率为33％，而松辽汽车为10％；同是玻璃行业，洛阳玻璃为33％，福耀玻璃和耀皮玻璃却为10％。同时，股份制企业中的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待遇也不一致：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胜利所得不征税，只对个人股征税，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公平税负的原则，也不符合“同股同利”原则，不利于国有股权的实现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五）重复征税
股份公司派发给股东个人的红利股息是从其税后利润中支付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却规定，个人取得股息红利应按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扣除。这不仅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形成了对股息红利收入的税收歧视，而且妨碍股东将分得股息收入投资到更有效的公司中去，同时也诱使股份公司通过少分红而拉升股价的方式帮助股东避税。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建议
（一）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
鉴于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已名不副实，可考虑逐步取消。2000年以来，各国交易所纷纷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或降低税率。先是新加坡在2000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表示6月30日开始废除所有股票交易的印花税。最近，英国证券交易中心向英国财政部提交了一份报告，也要求政府取消现行0.5％（单边征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我国可考虑先降低印花税税率，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取消。
（二）开征证券交易税
取消印花税和开征证券交易税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证券交易税不是在印花税基础上增加税负，而是以证券交易税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这种替代只是使名称更为准确，规则更为明确而已，不会引起股市的剧烈波动。因为这是国家规范股市的一个举措，对股市是长期利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并未增加，不仅不会引起股市下跌，反而会对我国股市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降低税率，公平税负
证券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如果其税负水平没有顾及到这种风险的特性，对于投资者而言是欠公平的。如果说高风险是证券市场固有的特性，那么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险程度则更高。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投资队伍的不成熟决定了市场具有较大的风险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市场的大起大落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激发投资者的风险投资倾向，就需要有相应的补偿方式。对政府而言，减轻税负就是一种手段。应实行只对卖方课征制度，并适当降低证券交易税的整体负担。
同时，应调整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政策。针对目前上市公司所得税政策执行中不一致的问题，应明确规定所有公司，无论是国内上市公司还是海外上市公司，无论是内地公司还是特区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执行统一的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有利于公司公平竞争。
（四）开征资本利得税
大部分国家对证券交易所得都课税，多数国家将证券买卖的价差增益视同一般所得，或作为资本利得征税，或按普通所得征收所得税。我国也应考虑在时机成熟后，对买卖证券的差价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在具体的征收过程中，可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做法。比如，在税制设计上，视差价收益额的大小给予区别待遇。法国对个人出售股票所取得的利得课税仅限于超过233700法郎的部分，或出售股份占某一公司股份25％以上者，其税率为16％。荷兰规定只对出售股份占公司股份33.3％以上者所取得的利得征收资本利得税。考虑到证券投资的时间成本，各国一般根据投资者对某种证券持有期限的长短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法国对公司资本利得分短期（两年以内）和长期（两年以上）两种，前者按42％征税，后者按15％征税。澳大利亚则对居民持有不超过一年的股票收益，并入综合收入课征个人所得税；超过一年的，则允许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计税额。瑞典对出售持有时间少于两年的证券取得的利得按全额征税，并且每年给予3000克郎的扣除。这些做法我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以鼓励长期投资。基于证券投资的高风险性，各国在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同时，也允许资本损失在资本利得范围内冲抵与结转。在加拿大，资本净损失的50％可从课税所得额中扣除，但以2000元为限；不足抵扣者，可向前结转一年和无限期向后结转。我国在征收资本利得税时。这一点尤其需要借鉴，因为，对征收资本利得税，投资者最大的反应就是，“我赚钱了得缴税，那我赔钱怎么办？”若允许将损失扣除，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征收资本利得税对证券市场造成的冲击。
（五）避免重复征税
对于这一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扣除制、双率制、抵免制和免除制。随着股份公司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我国消除重复课税的条件已日趋成熟。笔者认为，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为这样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消除重复课税。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免税制虽然可以彻底消除重复课税问题，但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这在我国当前财力很困难的形势下不宜使用。
（六）加强对发行环节的征税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均设置了与证券发行环节相关的税种。如日本、荷兰对公司发行债券或股票都课征登记许可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在股票发行环节向发行公司课征资本税。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开征这方面的税种，依据如下：
1.在《证券法》颁布实施后，我国的发行制度已有所变化。因应市场的需要，已摒弃了原有的额度管理体制，实行成熟一家发行一家的新办法。在这种框架下，企业很容易产生发行股票、直接融资的冲动。而发行市场的高速扩张必然会影响到二级市场的稳定，影响到二级市场供需结构的均衡。在发行环节设置相应的税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发行证券的冲动，有助于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征收的是印花税，但问题较多，一是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是就交易行为课征，与印花税的名称不符，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讲不严谨，比较勉强；二是经济学上的“马太效应”所昭示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原理在股票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来说，机构、大户容易获利，这是小投资者所无可比拟的。但目前为股票交易行为设计的印花税是不论交易数额大小，持券期限长短一律按同一比例对双方征收的比例税率，它虽然对控制股票交易频率可发挥一定作用，但对于国家重点调控的资金大户对股票市场的操纵现象却无能为力，也不能采取免税额度方式给中小投资者以适当的优惠，难以实现相对公平，对调节收入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这显然是有悖于印花税的设计初衷。
对证券交易行为的征税方式改革已势在必然。为了鼓励投资、减少投机，应以证券交易税取代目前的印花税，但考虑到中国新旧税制衔接以及兼顾两家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利益，在目前情况下最适当的选择是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兼征。不过，印花税只对一级市场股票发行时订立的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课税以改变目前对一级市场不征流转税的状况，以调节一级市场股票发行价格，缩小一、二级市场的利益差距，也可以为国家获得一笔财政收入。证券交易税是对证券二级市场“零售”环节征收的流转税，而且规定只对卖方征收，借鉴国外对证券交易行为课税的具体经验，税率不宜太高，最好不要超过5‰，在具体的实施措施上要明确持股时间长短与税率差别的数量关系。另外，为了避免税源流失，纳税方式应以“源泉扣除课税”为主。考虑到国债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证券交易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对国债转让收入宜从轻课税。
二、证券交易过程中的税收问题
上市公司之间及上市公司内部各股东的平等税收权力问题
平等负税是税收的一个基本原则，对股份制企业也不例外，但我国的股份制在平等负税方面上还有许多问题亟待完善，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之间和上市公司各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尽公平合理。
无论是从公司平等竞争还是从税法的严肃性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求统一税制。但股份制企业实际执行中却存在很大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1）实行新税制后，已批准的在香港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继续执行15%的所得税率。（2）各省市的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数执行统一的33%的法定税率以外，许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虑，为增强地方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竞争力，经省市人民政府批准，所得税率有的按24%执行，既不统一，又不公平。（3）特区企业与内地企业在所得税上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内地股份制公司的竞争力。
这种不规范不公平的做法，其实质就是对上市公司实行税收优惠，这一做法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1）一般来讲，能够允许上市的公司都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良好的经营管理基础，而且在该公司股票发行、上市中，又可募集到一大笔资金，这样的企业理应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如果一上市就较大幅度地减免所得税收，势必造成大幅度地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这种以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为代价来换取企业内部转机建制，可能使得受惠企业缺乏加强经营管理和提高效率的内在压力，既不一定能真正促使企业实现转机建制，又使得我国本来就十分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扩大财政风险。（2）对上市公司大幅度地减免税，对于非上市企业是一个极不公平的因子，上市企业原有的良好经营基础和上市过程中吸收的大笔社会资金已为其提供了市场竞争中极大的优势，这已是其他非上市企业望尘莫及的，加之税收上的优惠，使非上市企业在竞争中的处境更加难堪。特别是在同一行业中，国家对企业上市有一个行业分布的选择，同行业中，效益良好的企业未必都能上市，那么不能上市的企业实际上很难得到平等竞争的外部条件。因此，我们要执行规范统一的法人所得税，改变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以及各上市公司之间的企业所得税不一致的局面，要求它们承担相同的税负，执行统一的33%的所得税率，中央政府应统一掌握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对省市级地方政府在企业所得税减免问题上严格控制，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进而促进股市的正常发展和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
税收权力不平等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股份企业的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负税要求不尽一致，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股利所得不征税。这种只对个人股征税的做法既违背了公平负税的准则，也不符合“同股同利”的原则并且不利于国有股权的实现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前，不少股份企业通过不公平的分配股利方案，侵占国有股，造成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同时还通过不规范的折股手段将国有资产增值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使之成为全体股东享有的权益，导致国有资产被蚕蚀，其原因之一就是国家股的股东“缺位”。如果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股利也征税，从而事实上把国家股作为国家所有的股权，这将有利于国有股权的实现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此，应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和股权平等的要求，所有因持有股份而获得收益的股东，不论其本身是国家、法人还是自然人，他们的股利所得课征相同的税收，并都由股份制企业代扣、代缴，实行源泉控制。也许有人会问，对国家股获得的股息征税不是国家自己征自己的税吗？就如把钱从自己的“左口袋”拿出又放进“右口袋”，这有必要吗？其实这样做在目前是非常有益的，有助于税务部门代表国家行使对股份公司的利息分配的监督权，防止股份制企业通过少分或不分国家股息而造成国有资产和税源的隐性流失，从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对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征收股息所得税，有助于通过利益来驱动国家尽快形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人代表，并把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摆在平等的法人地位上，在此基础上促进国有股上市流通。国有股上市流通有利于削弱政府对资源的直接行政控制，有利于企业借助市场打破部门、地方行政隶属关系，促使资源能够真正合理流动起来，改变国有股的凝固状况，并以此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证券投资收益分配过程中的税收问题
我国证券收益分配中的税收问题主要有二，一是缺乏避免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的重复课税的机制；二是对证券交易的净收益及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不明确。
股息红利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净所得，税后利润在股东之间分配就成为股息。而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将企业获得的股利作为企业所得一并征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则规定个人取得股利、红利所得应纳20%的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扣除。这样做虽然有利于加强控制税源、扩大税基，但毫无疑问形成了重复征税，增加了股份公司的额外税负。对股份公司的利润和分派股息分别课征是不合情理的，它实际上是对股息收入的一种歧视性待遇，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也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国现行的税法将股份公司获得的股利作为企业所得税一并征税，而股东在取得股息时还要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形成了重复征税，这在税收理论上是说不过去的。为此，我们要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引入避免对股利双重征税机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力争避免重复征税，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消除或缓解重复征税：（1）扣除制或双率税制。扣除制的做法是允许公司从税收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比如美国为了减轻重复征收所得税，就规定股东一年取得的第一个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征所得税。双率税制又称为分率制，即对公司分配股息按低税率征税，对留存收益按高税率征税。这样做也可以部分地减轻重复课税，但公司的额外负担并未触及，故很少使用。（2）抵免税和免税制。抵免制的核心是通过将公司缴纳的部分或全部税款归属给股东所得股息中去，以抵免股东的个人所得税。这一方法为西方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免征制是指股东个人所得的股息收入不作为个人一项所得，免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如希腊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都使用这一做法，它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课税。
随着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我国消除证券市场上股息重复课税的问题也理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笔者认为，在我国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为这种做法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课税，还与国家常规做法接轨，免税制虽然可以彻底消除股息重复课税问题，但是必然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这在我国当前财政容易拮据的情况下不宜使用。由于股息相对稳定，确定其避免重复征税的方法相对简单。比如我们也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对个人股东取得的第一个200元实行免税而对超过200元的股息按部分抵免制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做既照顾了小投资者的利益，又方便了税收征管，保证重点税源不流失、不遗漏。
【摘要】我国现行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抑制过度投机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建议:进一步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办法;建立一套系统、健全的证券税制;消除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红利的重复征税;统一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关键字】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证券交易印花税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税种设置现状
1.证券发行环节。对于一级市场证券发行如何征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没有明确规定。而实际上,对于股票发行并不是不征税,我国的《印花税暂行条例》中有关的税目对此已作出了征税规定。例如对溢价发行股票的税务处理,按照有关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在一级市场溢价发行有价证券,由此取得的溢价收入在企业财务上列入“资本公积”科目,不征收所得税。但该笔收入作为企业自有资金,应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万分之五的印花税。对国家发行的公债免征印花税,对溢价发行股票的购买者,则没有征税规定;针对各省的柜台交易市场,交易双方应按产权转移书据分别交纳万分之五的印花税。
2.证券交易环节。开征了股票交易印花税。对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包括A股和B股),按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分别按一定的税率缴纳印花税。自1999年6月1日起,B股印花税税率下调为0.3%,2001年11月16日起,A股印花税下调为0.2%,同时规定对债券买卖免征印花税。对于在上海、深圳证券公司集中托管的股票,在办理法人协议转让和个人继承、赠与等,作交易转让时,其证券交易印花税统一由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代扣代缴。
3.证券所得环节。国际上有关证券所得的税收设置,针对投资所得(利息、股息和红利)和资本所得(证券买卖的价差增益),分别开征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但开征了证券投资所得税,其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中。证券投资所得税是对从事证券投资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征收的税额,按纳税人的不同,可分为对个人证券投资者征税和对企业证券投资者征税。现行规定如下:一是对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所得征税,采取20%的比例税率,计税依据为每次所得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为合理税负,从1991年起,计税依据改为每年股息、利息和红利收入超过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部分,并由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另外,对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均免征证券投资所得税。二是对企业投资获取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收入采取33%的比例税率。对于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其取得的上述收入按30%的税率纳税,并附征3%的地方所得税。其他外国企业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上述收入,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4.征收其他税。我国对证券行业内的金融机构还征收其他税,如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教育费附加。证券营业税是指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营业收入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的营业税。按照1993年11月26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我国证券营业税的征税对象是金融证券业的营业收入,纳税义务人是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业务的法人,税率为5%,而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有价证券或期货,不征相关的证券营业税。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缺陷
1.政策缺陷。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做法及时推出我国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很有必要,但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政策实施后,在不同时期还根据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如《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办法》未能涉及股票之外的证券品种,因而对于1997年之后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批准成立的新基金交易是否征收印花税,就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为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了《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文)进行补救,规定对投资者、买卖基金单位在1999年底前暂不征收印花税。2000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以补充规定的形式对基金单位是否征收印花税作了说明。因此,我国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从总体而言,不具有完整性,尚处在探索阶段。
2.证券交易过程中存在的税收缺陷。我国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开征的是印花税,从当前实际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第一,税种缺乏独立性。证券交易印花税从收入归属、征收管理方面来看,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但是,从有关该税种的制度规定来看,由于当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行政法规或法律,而主要是分散在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通知等政策规定之中,存在政策代替法律规定的缺陷,因而证券交易税不具有独立性。第二,征税范围过窄。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个人交易的A股、B股课征,对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不征税,对国家股和法人股免税,对二级市场以外的股票转让和交易,税收的约束几乎处在空白状态。第三,对买卖双方课征,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第四,税率设置不合理。我国现行证券印花税对股票交易双方实行按交易额的0.2%的固定比例税率征收,既没有考虑交易额大小和证券持有期长短等因素,也没有适当的减免税规定,容易造成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原则。
3.证券投资收益分配过程中存在的税收问题。一是税收负担不均等。一方面是各上市公司之间的税收负担不平等,相比较而言,特区企业比内地企业在税率上更低些,既不统一,又不公平;另一方面,同一上市公司内部的各股东之间税负也不平等,我国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违背公平原则。二是缺乏避免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机制。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将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作为企业所得一并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则规定个人取得的上述收入按20%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费用扣除。这种做法实际形成了重复征税,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不仅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对股息、红利收入产生税收歧视,而且会妨碍股东将分得的股息收入投资到更有效的公司中去,不利于高效益企业的发展,进而从总体上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也诱使股份公司通过少分红而拉升股价的方式帮助股东避税。
4.对证券交易的净收益即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不明确。资本利得指股票、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资产的增值或出售而得到的净收益,证券市场中习惯上被看作是证券交易过程中因差价而取得的收益。目前,我国对资本利得征税不是很明确。《个人所得税实施细则》中规定“对股票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现行的办法是,对股票转让不征个人所得税。这种优惠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的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规范,它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它会促使股票投资者注重短期炒作,增加了股票的投机成分,不利于中长期投资,容易引发股市的震荡。同时,国家对企业的资本利得规定也不尽相同,对内资企业的资本利得纳入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中,其资本损失不冲减当期所得,而对外资企业转让不是其设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所持有的B股取得的资本利得却暂免征税,并且资本损失可以冲减当期所得,导致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相关建议
1.建立系统和健全的证券税收制度。尽管我国目前证券税收政策目标是多重的,但政策工具却是单一的,主要是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替其他税种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张,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证券税种和税制,实现政策工具的多元化。这是因为:一是为了实现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多重政策目标。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在调控市场及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不大。二是我国税制结构变迁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制结构将实现由现行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逐步转向以所得税为主。此时,所得税无论在收入总量,还是调控作用方面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相适应,证券市场的税收政策工具也将由现行的主要依靠证券交易印花税转变为同时依靠印花税和资本利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多税种,因此,我国税制结构的变迁也要求构建系统和健全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
2.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办法。一是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确立为独立的税种。虽然就实质而言,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但其法律依据不足,而只是作为印花税的特别税目得以确立其法律依据仅仅是国家税务总局和体改委联合的公文,这与我国制定税法的法律程序不符。因此,有必要通过授权,由国务院颁布一些补充规定,以此来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法律级次,将其真正确立为独立的税种。二是按证券品种和持有时间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结构政策。至于各应税品种税率的高低,应根据其预期收益率和流动性来确定。同时还应根据投资者持有证券品种时间的长短,分别设计不同的税率,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高,这样有利于提高证券品种的流动性,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三是实行单向征收,将纳税人确定为证券交易的卖方。当前的双向征收,提高了有价证券的交易成本,在我国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情况下,对组织财政收入、打击投机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来看,这种作用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从理论上分析,仅对卖方征税有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抑制投机,这也是实践中多数国家的一般做法。
3.消除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的重复征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力争避免重复征税,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借鉴。西方国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消除或缓解重复征税:一是实行扣除制或双税率制。扣除制的做法是允许公司从应税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比如美国为了减轻重复征税,规定股东每年取得的第一个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征所得税。双税率制又称分率制,即对公司分配的股息按低税率征税,对留存收益按高税率征税。这样做也部分减轻了重复征税,但公司的额外负担并未减轻,因此很少采用。二是实行抵免制和免征制。抵免制的核心是当股东个人获得股息或红利,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应扣除这笔收入在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已支付的税款,这一方法为西方大多数国家采用。免征制是指股东个人所得的股息或红利收入不作为个人的一项所得,免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如希腊和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都采用这一做法,它可以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征税。在我国,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既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征税,还能与国际常规接轨。免税制虽然可以做到彻底消除重复征税,但势必减少财政收入,在目前我国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不宜采用。
4.统一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政策。我国股份制企业间的税负不公平,其实质就是对上市公司实行税收优惠。一般来讲,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良好的经营管理基础,而且能通过发行股票募集到资金,因此,理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对其减免所得税的优惠,势必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这种以减少国家收入为代价来换取企业内部转机建制的政策,可能使这些企业缺乏加强管理和提高效益的内在压力,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对上市公司减免税,对非上市公司是极不公平的。上市公司原有的良好经营基础和上市融资已经为这些公司提供了市场竞争的优势,若再加上税收优惠,就会使非上市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处境更加艰难。从国家宏观政策角度考虑,优胜劣汰只能通过促使企业内部的优势得到真正发挥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杀富济贫”的政策来实现。因此,国家应该执行规范、统一的法人所得税,改变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及各上市公司之间税负不公的局面,这样才能促进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公司间的公平竞争。
[参考文献]
[1]周海东.我国证券税制评价及思考[J].福建税务,2000,(2).
[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外国税制概览[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8.
论文摘要：证券税制包含证券流转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利得税等税种。国外的证券流转税正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其作用日渐淡化；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率不断下调，计税方法不断优化以处理股息重复征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正逐步推广，税负普遍从轻。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负偏重，调控功能较弱，证券交易利得税也不完整。我国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应以宽税基低税率来改革证券流转税，运用一体化方法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并合理设计计税依据和税率以健全证券交易利得税。
一、导言
证券市场是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称为现代经济的“晴雨表”。税收作为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证券税制是由多税种、多征税对象、多税率组成的税制体系。它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理论上应归属于资本利得税范畴，许多国家未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就把证券交易利得归入普通所得税计征。总体而言，国外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目标经历了“效率优先——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调整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也体现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证券税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励投资的增长，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状况，做出适当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二、国外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
(一)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
理论上认为，证券流转税会降低证券价格水平，迟滞资本的流动，缩减市场成交量，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总体的消极效应较大。所以，证券流转税通常适用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征收证券流转税，现在仍旧征收该税的部分国家，也在积极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
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流转税改革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各国证券流转税征税范围也从传统的股票市场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涵盖整个资本市场。同时，证券流转税的税率呈现不断下调趋势，甚至许多国家已完全废止证券流转税。(2)证券流转税普遍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市场结构。通常，股票交易税率较高，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税率依次降低，基金税率更低甚至免税，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税率也各不相同。同时，不同的投资主体也实行不同税率，短期投机者适用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者适用税率。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3)证券流转税主要采用单向征收方式。因为双向征收无差别地对待买卖双方，抑制投机效果较差。如果仅对卖方征税，那么仅增加卖方成本，促使其延长证券持有期，这样可以鼓励投资抑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同时，单向征收税负远低于双向征收，也符合证券流转税率不断下调趋势。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流转税仅对卖方征收，只有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征收方式。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发展动态
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税，关于股息税的理论争辩很激烈。传统论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认为股息税对新股投资和留利投资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解决股息的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而新论代表Auerbach等认为，股息税会对新股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影响留利投资。经验论证中，支持股息税传统论和新论的实证证据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国分别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采纳不同的股息税理论，并积极调整股息税政策。
股息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投资所得税税率呈不断下调趋势。OECD国家在1980—2000年之间，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67％下调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税率在1996—2002年之间从37.6％下调到31.4％。这些持续的轻税政策强有力地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2)妥善处理股息税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问题。现实中，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古典制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收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的所得税。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现象。目前，这两种所得税制度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因此，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设计合理可行的所得税方案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任务。(3)税制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简化原则。发达国家为贯彻税收公平，常采用一体化所得税制度，并且税制往往设计得很复杂，这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流趋势。然而，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践中的税收遵从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发达国家也正在考虑简化股息税制，以更好地提高税收的效率。2000年，德国对实行了数十年的极其复杂的分劈税率和归集抵免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简便的古典制所得税，这充分体现了税制简化原则的回归。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
证券交易利得税会产生“资本紧锁”效应，妨碍资本流动，也会影响证券投资需求，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水平，经济效应较复杂。总体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不适用于初期的证券市场而更适用于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所得税代替证券流转税是证券税制发展的大趋势。
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长远来看，各国都逐步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以贯彻税收公平政策。由于证券交易利得税会改变证券市场的分配状况，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例如，英国税法就将证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围之外长达250年，澳大利亚也是在开征所得税后80年才对证券交易利得征税。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利得逐步成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能对这部分非勤劳所得做出适度合理的调节，是税收公平政策的重要体现，所以是证券税制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发达国家已大都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并适时调整各自的证券交易利得税政策。(2)各国都很谨慎地处理证券交易利得税，认真研究恰当的开征时机。证券交易利得税“双刃剑”效应很强烈，它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防止证券价格暴涨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却起到“震荡
器”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拟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的消息传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价指数就暴跌了25％。证券交易利得税的重要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国都会认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证券市场环境，做好各项评估预测，才会做出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与否的重大决策。证券交易利得税开征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3)证券交易利得税实行税负从轻原则。各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间。同时，还充分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以贯彻鼓励投资、抑制投机等政策意图。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证券投资利亏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相对于证券流转税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更容易实现公平目标。它根据能力负担原则，多得多税，少得少税，再辅之于起征点、免税额等方法，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功能，实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现状分析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起步，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坎坷，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证券税制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形成了以证券流转税为主体，证券所得税为辅助的证券税制模式。它对证券市场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成熟，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及时调整完善。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分析
1．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90年代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增长速度较快。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0.42％增长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随着2001年后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大幅萎缩，其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相应下降。
(2)税率偏高，税基偏窄。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90年代初起征时设为6‰，这是个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税率仍维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续走低，政府才调低税率至2‰，2005年1月后调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到3‰，而世界上征收证券流转税的国家的税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实行单向征收，实际税率远低于我国。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仅对股票交易征收，并没有将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纳入征税范围，税基相对较窄。
(3)调控功能不显著，股市投机很活跃。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曾多次进行调整，试图调节股市的运行。但事实证明它对股市的调节大多为短期影响，并不能使股市进入理性运行状态。例如1998年6月调低印花税率后，虽然当日成交量涨幅达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涨，印花税也未能抑制过度投机。2005年1月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图挽救过度颓废的股市，而结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数不升反降，跌幅达1.69％。而2007年5月3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至3‰后，当日股指重挫下跌6.5％，连续三日内股指累计暴跌近14％，市值蒸发12873亿元人民币。印花税的巨大震荡影响已远远超出决策层的预料。种种现象表明，印花税显然不是调控股市的优良税种。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征收，它对抑制我国股市过高的换手率作用甚微。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现状分析
(1)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不利于较好地贯彻公平原则。我国税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股息利息所得属于单独的一类，不论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税率单独征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将股息利息并入个人全部所得，再按适用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股份经济的蓬勃发展，股息收入已成为富裕群体的一项较重要的收入。如果继续给予富裕群体股息收入以单独课征的税收优惠，就无助于缩小社会正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2)我国的股息税名义税率较低，但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普遍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33％，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20％，因为古典制重复征税，100元企业税前所得，先要承担33元企业所得税，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还要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最终要缴纳合计46.4元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虽然2005年6月政府为刺激过度低迷的股市，暂时将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调低至10％，但股息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达到39.7％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因实行一体化所得税制度，联合的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率并不高，如发展中国家巴西为33％、阿根廷为33％、墨西哥为34％，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为40％、新加坡为28％。发达国家平均的联合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稍高，理论上能达到51.1％，但这是按各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的，实践中大多数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很多，其实际的股息联合税率要低于我国股息46.4％的名义税率，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却是我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可能对股份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3)我国的股息税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积极的调控功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独特的股权结构，这直接导致中小股东表决权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机制失效。广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发甚至不发股息，股东无从了解公司经营信息，且没有很大的投资选择余地，“以脚投票”治理机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非但不能惩罚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誉公司，还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税，加剧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调控证券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现状分析
证券交易利得税理论上应列入资本利得税范畴，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证券买卖所获得的差价收益列入企业所得范畴，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与多数国家相关税法规定一致。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从事证券买卖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应列入财产转让所得，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我国相关税收法规又规定，对个人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征收个人的证券交易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完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将是今后证券税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我国证券税制的政策调整
综合考虑国际上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和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状况，我们认为，我国证券税制调整的总体思路应为：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国的证券流转税
1．增设发行环节的证券印花税，运用税收调节证券初级市场的运行。初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是
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英国和日本等国也都在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相关的印花税或者注册税。我国应开征初级市场的证券印花税，根据产业政策设计既公平统一又兼顾特殊的税目税率，以更好地对进入股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税收收入，也可适度调节初级市场的投机活动。
2．根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调整证券交易税。建议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名为证券交易税，奠定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税而不是单纯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后，仍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继续调低证券交易税率，同时按照股票最高、债券居次、基金较低甚至免税的顺序制订差别税率，以合理调节证券结构。
3．实行单向征收方式，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调节功能。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票平均年换手率在30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年平均换手率60％的水平。因此，应改变现在向买卖双方征收的方式，实行仅向卖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对证券市场的投机活动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理性平稳运行。
(二)改革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
1．扩大证券投资所得税税基，设计合理的税制模式。首先，要将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收益均列入证券投资所得税征税范围，公平税收待遇，减少各种税收优惠待遇。其次，统一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待遇，取消给予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最后，待时机成熟时，将证券投资所得列入个人的综合所得，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
2．降低证券投资所得的实际税率，权衡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我们一方面要考虑适度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2008年开始实施的统一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税率确定为25％，这是个较理想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适度减轻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方案。这个改革过程的相关的测算和设计比较复杂，所以要做得谨慎详细。作为过渡措施，相关部门可以确定宣布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10％，取消“暂按10％”字样，增强投资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税优惠力度，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5％，以更强有力地促进股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3．所得税一体化方案中优先考虑分劈税率法，再结合归集抵免制度，以充分发挥税收对股市的调控作用，改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将公司的税前所得分为两部分，对未分配利润征收相对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则征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这样可以促使公司积极分配股息，以便股东掌握公司较多的经营信息，从而对公司经营者产生较好的约束。另外，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股息税的归集抵免制，这样可以减轻甚至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现象。这样，税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控作用就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三)健全我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
1．明确划分投资期限，抑制投机活动。证券持有期限划分为：1年以下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短期证券交易应缴纳法定全额的交易利得税，而中期证券交易可获得减半征税的优惠，长期证券交易则全部免税。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促使证券市场长期平稳运行。
2．合理设计计税依据，保证投资者税负适度。原则上，证券交易利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证券卖出价减去买入价以及相关合理费用后的差额。为减轻中小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应考虑设计免征额，例如每次交易允许1000元的免征额，每月最多允许运用一次交易免征额，这样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东的税收负担。另外，证券投资亏损实行特别抵扣，企业证券投资亏损只允许用投资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经营所得抵扣；个人证券投资亏损也只能用投资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速。随着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无论是从市场规范角度还是从增加税收的角度，证券税制都变得非常重要。在现行税制中，印花税等证券流转环节税种的税率已经大幅下降，所以完善证券税收制度更应该立足于证券所得环节的税种，这是由众多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总结得出的结论。英、美、德等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并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而对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有争议的股息所得税的改革，一直是发达国家投资所得税制度改革的重点。英、美、德等国的股息所得税改革过程中，体现了其在保证公平基础上突出效率的改革思路，综合了一些计税方法并结合成本较低的课税技术手段来解决股息经济性重复征税的问题。
2国际上股息所得税制度概况
股息征税通常分为法人征税和个人征税。公司收到的股息一般纳入公司所得，征收统一的公司所得税;股份公司相互之间可以采用扣除法、抵免法等方法来免除已缴纳的公司所得税，从而缓解重复征税。个人拿到的股息，主要用以下方法来处理：①古典制所得税。古典税制又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纯粹古典制，美国是最典型的代表;第二，修正的古典制，它对个人获得的股息不归入综合所得征收个税，而是划定单独的低税率。2003年美国税制改革后实施修正古典制，目前这种制度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②所得税一体化制。具体实施又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从公司层面入手，实行股息扣除法，即公司可以在纳税前扣除部分股息，捷克曾采用此制度;或实行分辟税率法，即对公司分配的未分配利润和股息实行不同的税率，通常股息更低，以此来减轻重复征税，德国曾长期采用此方法。其次，从股东层面入手，实行归集抵免法或股息免除法来缓减重复征税。归集抵免规定股息已经缴纳公司所得税的全部或部分可以抵免个人所得税，采用这种方法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采用免除法的卢森堡规定可以扣除50%股息再征收个人所得税，希腊允许个人所得税从股息中全部扣除。据此，本文从上述股息处理的方法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英国﹑美国和德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英美德股息所得税的理论基础及特点
论文摘要：证券税制包含证券流转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利得税等税种。国外的证券流转税正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其作用日渐淡化；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率不断下调，计税方法不断优化以处理股息重复征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正逐步推广，税负普遍从轻。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负偏重，调控功能较弱，证券交易利得税也不完整。我国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应以宽税基低税率来改革证券流转税，运用一体化方法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并合理设计计税依据和税率以健全证券交易利得税。
一、导言
证券市场是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称为现代经济的“晴雨表”。税收作为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证券税制是由多税种、多征税对象、多税率组成的税制体系。它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理论上应归属于资本利得税范畴，许多国家未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就把证券交易利得归入普通所得税计征。总体而言，国外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目标经历了“效率优先——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调整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也体现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证券税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励投资的增长，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状况，做出适当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二、国外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
(一)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
理论上认为，证券流转税会降低证券价格水平，迟滞资本的流动，缩减市场成交量，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总体的消极效应较大。所以，证券流转税通常适用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征收证券流转税，现在仍旧征收该税的部分国家，也在积极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
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流转税改革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各国证券流转税征税范围也从传统的股票市场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涵盖整个资本市场。同时，证券流转税的税率呈现不断下调趋势，甚至许多国家已完全废止证券流转税。(2)证券流转税普遍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市场结构。通常，股票交易税率较高，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税率依次降低，基金税率更低甚至免税，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税率也各不相同。同时，不同的投资主体也实行不同税率，短期投机者适用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者适用税率。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3)证券流转税主要采用单向征收方式。因为双向征收无差别地对待买卖双方，抑制投机效果较差。如果仅对卖方征税，那么仅增加卖方成本，促使其延长证券持有期，这样可以鼓励投资抑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同时，单向征收税负远低于双向征收，也符合证券流转税率不断下调趋势。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流转税仅对卖方征收，只有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征收方式。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发展动态
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税，关于股息税的理论争辩很激烈。传统论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认为股息税对新股投资和留利投资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解决股息的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而新论代表Auerbach等认为，股息税会对新股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影响留利投资。经验论证中，支持股息税传统论和新论的实证证据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国分别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采纳不同的股息税理论，并积极调整股息税政策。
股息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投资所得税税率呈不断下调趋势。OECD国家在1980—2000年之间，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67％下调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税率在1996—2002年之间从37.6％下调到31.4％。这些持续的轻税政策强有力地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2)妥善处理股息税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问题。现实中，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古典制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收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的所得税。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现象。目前，这两种所得税制度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因此，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设计合理可行的所得税方案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任务。(3)税制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简化原则。发达国家为贯彻税收公平，常采用一体化所得税制度，并且税制往往设计得很复杂，这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流趋势。然而，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践中的税收遵从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发达国家也正在考虑简化股息税制，以更好地提高税收的效率。2000年，德国对实行了数十年的极其复杂的分劈税率和归集抵免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简便的古典制所得税，这充分体现了税制简化原则的回归。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
证券交易利得税会产生“资本紧锁”效应，妨碍资本流动，也会影响证券投资需求，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水平，经济效应较复杂。总体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不适用于初期的证券市场而更适用于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所得税代替证券流转税是证券税制发展的大趋势。
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长远来看，各国都逐步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以贯彻税收公平政策。由于证券交易利得税会改变证券市场的分配状况，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例如，英国税法就将证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围之外长达250年，澳大利亚也是在开征所得税后80年才对证券交易利得征税。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利得逐步成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能对这部分非勤劳所得做出适度合理的调节，是税收公平政策的重要体现，所以是证券税制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发达国家已大都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并适时调整各自的证券交易利得税政策。(2)各国都很谨慎地处理证券交易利得税，认真研究恰当的开征时机。证券交易利得税“双刃剑”效应很强烈，它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防止证券价格暴涨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却起到“震荡器”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拟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的消息传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价指数就暴跌了25％。证券交易利得税的重要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国都会认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证券市场环境，做好各项评估预测，才会做出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与否的重大决策。证券交易利得税开征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3)证券交易利得税实行税负从轻原则。各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间。同时，还充分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以贯彻鼓励投资、抑制投机等政策意图。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证券投资利亏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相对于证券流转税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更容易实现公平目标。它根据能力负担原则，多得多税，少得少税，再辅之于起征点、免税额等方法，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功能，实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现状分析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起步，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坎坷，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证券税制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形成了以证券流转税为主体，证券所得税为辅助的证券税制模式。它对证券市场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成熟，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及时调整完善。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分析
1．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90年代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增长速度较快。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0.42％增长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随着2001年后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大幅萎缩，其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相应下降。
(2)税率偏高，税基偏窄。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90年代初起征时设为6‰，这是个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税率仍维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续走低，政府才调低税率至2‰，2005年1月后调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到3‰，而世界上征收证券流转税的国家的税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实行单向征收，实际税率远低于我国。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仅对股票交易征收，并没有将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纳入征税范围，税基相对较窄。
(3)调控功能不显著，股市投机很活跃。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曾多次进行调整，试图调节股市的运行。但事实证明它对股市的调节大多为短期影响，并不能使股市进入理性运行状态。例如1998年6月调低印花税率后，虽然当日成交量涨幅达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涨，印花税也未能抑制过度投机。2005年1月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图挽救过度颓废的股市，而结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数不升反降，跌幅达1.69％。而2007年5月3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至3‰后，当日股指重挫下跌6.5％，连续三日内股指累计暴跌近14％，市值蒸发12873亿元人民币。印花税的巨大震荡影响已远远超出决策层的预料。种种现象表明，印花税显然不是调控股市的优良税种。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征收，它对抑制我国股市过高的换手率作用甚微。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现状分析
(1)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不利于较好地贯彻公平原则。我国税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股息利息所得属于单独的一类，不论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税率单独征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将股息利息并入个人全部所得，再按适用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股份经济的蓬勃发展，股息收入已成为富裕群体的一项较重要的收入。如果继续给予富裕群体股息收入以单独课征的税收优惠，就无助于缩小社会正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2)我国的股息税名义税率较低，但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普遍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33％，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20％，因为古典制重复征税，100元企业税前所得，先要承担33元企业所得税，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还要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最终要缴纳合计46.4元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虽然2005年6月政府为刺激过度低迷的股市，暂时将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调低至10％，但股息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达到39.7％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因实行一体化所得税制度，联合的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率并不高，如发展中国家巴西为33％、阿根廷为33％、墨西哥为34％，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为40％、新加坡为28％。发达国家平均的联合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稍高，理论上能达到51.1％，但这是按各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的，实践中大多数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很多，其实际的股息联合税率要低于我国股息46.4％的名义税率，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却是我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可能对股份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3)我国的股息税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积极的调控功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独特的股权结构，这直接导致中小股东表决权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机制失效。广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发甚至不发股息，股东无从了解公司经营信息，且没有很大的投资选择余地，“以脚投票”治理机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非但不能惩罚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誉公司，还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税，加剧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调控证券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现状分析
证券交易利得税理论上应列入资本利得税范畴，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证券买卖所获得的差价收益列入企业所得范畴，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与多数国家相关税法规定一致。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从事证券买卖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应列入财产转让所得，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我国相关税收法规又规定，对个人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征收个人的证券交易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完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将是今后证券税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我国证券税制的政策调整
综合考虑国际上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和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状况，我们认为，我国证券税制调整的总体思路应为：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国的证券流转税
1．增设发行环节的证券印花税，运用税收调节证券初级市场的运行。初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是
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英国和日本等国也都在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相关的印花税或者注册税。我国应开征初级市场的证券印花税，根据产业政策设计既公平统一又兼顾特殊的税目税率，以更好地对进入股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税收收入，也可适度调节初级市场的投机活动。
2．根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调整证券交易税。建议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名为证券交易税，奠定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税而不是单纯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后，仍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继续调低证券交易税率，同时按照股票最高、债券居次、基金较低甚至免税的顺序制订差别税率，以合理调节证券结构。
3．实行单向征收方式，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调节功能。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票平均年换手率在30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年平均换手率60％的水平。因此，应改变现在向买卖双方征收的方式，实行仅向卖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对证券市场的投机活动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理性平稳运行。
(二)改革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
1．扩大证券投资所得税税基，设计合理的税制模式。首先，要将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收益均列入证券投资所得税征税范围，公平税收待遇，减少各种税收优惠待遇。其次，统一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待遇，取消给予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最后，待时机成熟时，将证券投资所得列入个人的综合所得，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
2．降低证券投资所得的实际税率，权衡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我们一方面要考虑适度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2008年开始实施的统一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税率确定为25％，这是个较理想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适度减轻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方案。这个改革过程的相关的测算和设计比较复杂，所以要做得谨慎详细。作为过渡措施，相关部门可以确定宣布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10％，取消“暂按10％”字样，增强投资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税优惠力度，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5％，以更强有力地促进股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3．所得税一体化方案中优先考虑分劈税率法，再结合归集抵免制度，以充分发挥税收对股市的调控作用，改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将公司的税前所得分为两部分，对未分配利润征收相对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则征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这样可以促使公司积极分配股息，以便股东掌握公司较多的经营信息，从而对公司经营者产生较好的约束。另外，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股息税的归集抵免制，这样可以减轻甚至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现象。这样，税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控作用就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三)健全我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
1．明确划分投资期限，抑制投机活动。证券持有期限划分为：1年以下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短期证券交易应缴纳法定全额的交易利得税，而中期证券交易可获得减半征税的优惠，长期证券交易则全部免税。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促使证券市场长期平稳运行。
2．合理设计计税依据，保证投资者税负适度。原则上，证券交易利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证券卖出价减去买入价以及相关合理费用后的差额。为减轻中小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应考虑设计免征额，例如每次交易允许1000元的免征额，每月最多允许运用一次交易免征额，这样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东的税收负担。另外，证券投资亏损实行特别抵扣，企业证券投资亏损只允许用投资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经营所得抵扣；个人证券投资亏损也只能用投资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是指与证券市场的行为主体或其行为相关的税收政策及制度规定。具体而言，它是指对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发行、转让、投资、赠与以及继承所课征的各种税收。从共性方面看，它们都具有聚集税收收入、调控证券市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作用。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日臻完善。由于证券税制所具有的独特的管理证券市场的政策功能和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作用，世界各国无一不通过税收政策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和调控，充分发挥税收在证券市场中的调节作用。大多数国家（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证券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在证券课税方面进行了多方面富有成效的探索，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了丰富的证券税制经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成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距离，但由于各国证券税制目标的一致性，通过证券税制的国际比较，对我国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一定启示，为完善我国证券税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
一、建立完整、科学、系统的证券课税体系
无论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国家，其证券交易都具备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相对集中的交易场所，建立起了中央结算交收系统和证券登记存管系统，使得交易大为简化。一国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其证券税制的体系也就越完善。而一个完善的税制体系表现在它的税收与税率设置是否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是否充分考虑到税收征管的方便性，是否充分平衡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经过不断地修改和补充，目前大多数国家（地区）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证券税制体系，主要表现在：
1.证券课税的覆盖面较广。证券课税基本上涵盖了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场内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第三市场和第四市场在内的几乎全部的证券市场以及包括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金融产品在内的几乎所有金融产品，证券课税的覆盖范围相当宽。
2.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为便于对不同环节课税，在不同的投资环节如发行、交易、所得、遗赠等方面设置不同的税种，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这方面有两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一是设立专门的证券税种；二是采取扩大一般税种课税范围的方式对证券课税。后者的优点是既可以简化税制，又可以减少立法程序。
3.建立了比较合理的证券税收征管制度。在证券市场中，税制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不同投资群体与投资种类之间的区别，针对不同的投资群体如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设置不同的税种，针对不同的投资品种如国债、股票、认股权证等在税率方面进行区别对待。并且在税率的设计、税负水平的确定、征收范围的界定、税收收入的划分和具体的征管方法等方面都做了比较完善和科学的规定。
4.证券税制的设计相对稳定。由于税制的调整直接反映出一国政府对于证券市场发展走向的把握，而证券市场又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信息敏感度极强的场所，因而税制的调整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与整个证券市场的波动。措施不得当会导致强烈的抑制股市上涨或促使股市下挫的紧缩效应。从实际情况看，有些国家（地区）曾因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消息而引起证券市场狂跌的事件。例如，1988年台湾股价暴涨，严重背离其价值，出现“泡沫经济”现象。台湾当局决意以税收政策使证券市场降温，该年9月24日股市休市后宣布次年1月开始恢复开征证券交易税，税率6‰。9月29日开市后，当日加权股价指数重挫175点，9月30日剧挫210点，成交量总值从平日新台币500亿元减缩至3.55亿万元，52种股票有行无市，无法成交。自9月29日起至10月21日止，台湾加权指数下跌幅度达36%，加权指数从6000多点暴跌至2000多点，股市几乎崩盘，引起企业连锁倒闭等系列后果。证券投资人一再向财政部及立法院示威抗议，要求继续免税。台湾当局原来期望通过该税征收百亿新台币，但由于该项税收举措的不当，造成了经济混乱的后果，股市也遭受深重打击，税收反而减少。1993年1月台湾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案》，将股票交易税的税率由6‰下调到3‰，修正案通过前后，台湾股市反应迅捷，股指连续几天上扬。税收对投资者心理的压力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也说明过火的、不切实际的税收手段会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从稳定发展证券市场这一前提出发，各国在进行税制方面的微小调整时，都本着相当慎重的态度，不以短期的调控策略影响到长期的发展基础。
二、发挥证券税制的宏观调控作用和资源配置功能
发达国家政府都对证券市场给予积极的支持与监督，保证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生成。政府或采取集中型管理体系或采取单一性职能监管方式，都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效管理市场及其参与者，并在法律框架内赋予参与者最大限度的自由。
政府除了可以用证券课税筹集到可观的财政收入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来发挥对证券市场的调控作用，这种调控作用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投资导向作用。通过对不同种类的证券课征不同税率和税收负担水平的税收，可以引导投资向税率低的证券转移。通常的做法是，对政府支持的或新兴市场的证券品种征收的税率较低（如风险投资），或采取免税政策（如国债），而对其它产品适用一般或相对较高的税率（如股票）。
2.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通过对不同投资期限所取得的投资所得课征不同税负的税收，引导投资合理化。从稳定市场、抑制过度投机、鼓励长期投资的要求来看，也可以对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资本利得实行差别税率。如德国规定对投机性资本利得扣除一定免征额后全部课税，对长期性资本利得免税。法国将短期证券交易利得并入公司所得按33%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而长期证券交易利得可以先弥补证券交易亏损，对其余额按19.9%的税率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
3.调控交易方式。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设计水平不等的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取得的所得或交易行为征收税率较低的税，而对不通过交易所而进行的柜台交易或其它交易方式所取得的所得或交易行为征收税率较高的税，以利于促进集中交易。
4.鼓励资本积累。对证券投资所得（主要针对股利）和资本利得规定高低不同的差别税率，如对股利征收的税率较高，对资本利得征收的税率较低，可以起到抑制现金股利分配，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
5.调节收入分配。为更好地调节证券投资的级差收益，更有效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各国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减轻中小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如美国对个人股东每一年度的200美元股利收入免税。
三、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最富效率的证券税制
各国（地区）在制定证券课税政策时，考虑实际情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证券市场发展的规模和阶段。比如新兴证券市场国家（地区）和成熟证券市场国家（地区）采取的证券税收政策往往不一样。一般而言，新兴证券市场的证券税制相对简单，设计的税率水平也较低，主要的原因是证券税收直接构成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如果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就征收税负较重、税种较多的税收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但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成熟，建立健全的证券税收体系既是取得稳定财政收入的必要条件，也是证券市场稳健运行的可靠保障。二是整体的税收制度和征管条件。作为一个国家（地区）税收体系组成部分的证券税制，在税制设计和征管模式的确立等方面必然受到整体税收政策的制约，尤其是很多证券课税是一般税种在证券方面的延伸，本身就是同一税种的不同课税对象，更加强化了这种制约关系。照顾到与整体税制和征管模式的一致性，各国（地区）对于相同类型的证券课税都选择最合适又最富效率的税收政策。同时，在设计税制时各国都充分考虑到纳税的便利性。或者由纳税人自行申报，或者由中介机构及其他机构代缴，并给纳税人一定的选择权，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税种与缴纳方式。下面表A对美、日证券市场税收制度进行横向比较，可以体现出各国（地区）往往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建立适合自己的最富效率的证券税收制度。
美国日本
流转税已废止交易税与印花税兼有制度
资本利得税与普通所得税合并对个人、法人、居民、非居民采用不同方式
投资所得税并入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法人分别计征
遗赠税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
总赠与税制分赠与税制
四、普遍采取从轻课税的政策，推动证券巾场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证券交易普遍奉行轻税政策，国际上多数国家股票买卖成本在10‰以下，美国、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甚至免予课税。主张对股票交易减税的依据主要有如下几点：①证券交易税降低股票流动性，从而造成股票价格失灵，这意味着股市信息失真和资源配置信号的紊乱，是市场效率的实质性损失。②防止资本外逃，维持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香港特别行政区1998年宣布其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3‰下调至2.5‰，就是面对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新加坡证券市场的强劲挑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③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弗曲线”表明，当税率高于一定水平时，税率变动与税收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因此，降低股票交易税率，有可能增加证券交易税收入。
证券课税的优惠政策还体现在对资本利得的课税上。对资本利得优惠课税的主要原因是，①减轻投资者的交易成本，鼓励风险投资。②资本利得实现的时间较长，其中往往含有通货膨胀的成分，如果税负过重，就加大了波及原有资本的危险，③资本利得往往在实现（即平仓）以后纳税，而是否平仓、什么时候平仓是由投资者掌握的，如果税负过重，投资者就不愿平仓，就有可能出现减少市场流动性的“投资锁定”效应。④资本利得是逐步实现的，如果用一般的所得税累进税率一次课征，显然比分期课征税负要重。
就各国证券税制的一般情况来看，涉及投资基金的税赋往往更为优惠。投资基金税收是指对运用信托资产投资于有价证券的投资收益所缴纳的税赋。从纳税程度来看，基金投资的税赋比其他投资一般要轻得多，大多数国家的税制在这一点上都有所体现。从税收项目上来看，一般包括所得税、交易税和印花税等，但各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从纳税主体来看，由于投资基金是由大众投资者分散投资，基金公司集中管理，因此基金公司作为创造收益的机构只是代为理财，纳税人应是不同的投资者，所以各国和地区根据基金投资主体的这种特点，一般都规定基金公司是免税的，纳税者为不同的单个投资者。在纳税的具体方式上，当投资者获得所分配的基金收益后，所应缴纳的所得税由基金公司代缴，当然也可由投资者直接交纳。
五、采取多种措施尽量避免重复课税
在交易行为环节，大部分国家（地区）采用印花税或交易行为税的方式课征，没有重复课税的问题，只有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少数亚洲国家实行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并行的方式，虽有重复课税的现象，但总体税负较轻。重复课税较普遍也比较难解决的在于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方面。在大多数国家（地区），证券所得税往往通过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等税种课征，这样对于同一笔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例如，作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得的利润在进入分配环节之前先纳了一道公司所得税，进行各项扣除以后的可分配利润有三种处理方式：①全部分配给股东。这时个人股东须交纳个人所得税，公司股东须交纳公司所得税。②全部不分配。结果往往是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扬，如果卖出股票，股东则须交纳更多的资本利得税。③分配一部分，留成一部分。对纳税的影响为前面两种情况的综合。几乎所有国家都将有价证券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并入到总所得中计征所得税。为了减少证券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力争避免出现双重征税问题。对此许多国家主要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