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7 17: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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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南手机游戏美术的概念
手机游戏美工是指手机游戏画面中的美术组成部分，我们在游戏中所能看到的一切画面都属于游戏美工的工作范畴，其中包括了建筑、地形、人物、动物、植物、动画、特效、界面等等的制作。由于游戏美术的工作量庞大和种类繁多，通常游戏公司会对游戏美术部分再进行细分为：原画设定、场景制作、角色制作、动作制作、特效制作、等不同的工作岗位[1]。游戏画面能否长时间吸引游戏玩家的眼球，让玩家爱不释手，手机游戏美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手机游戏美术是一款游戏在制作前期所要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过程将提供游戏项目所需要的全部美术设计方案，主要包括概念类原画设计，制作类原画设计两种，为后期的游戏美术制作提供标准和依据。随着现在游戏行业的发展，画面越来越接近电影级的画面表现效果。在众多的手机游戏玩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以貌取“戏”的，根据游戏的画面来选择是否进行体验，游戏美术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二、闽南手机游戏的构思
任何一款手机游戏在开发制作前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游戏主题，游戏主题的创新与表达在整个手机游戏设计中占重要的地位。游戏中的所有元素都是是围绕游戏的主题展开的，那么手机游戏的设计思路就应该按照所表达的主题来设计[2]。本论文的手机游戏主题思想和设计思路是通过数字绘图软件来绘制经过矢量化的游戏角色、场景、道具在数字无纸中的游戏动作表现，表现不同质量的物体在手绘游戏动作中的运动表现，同时展示用数字绘图软件制作手机游戏美术的优越性。
游戏主题：从小生活在泉州这个闽南文化古都中，受闽南文化的长时期熏陶，一直想为闽南文化宣传做一点贡献，所以利用自己工作职业之便构思了一款真正具有闽南特色的游戏。此次的闽南手机游戏创想的故事背景与情节刚好可以利用与地方特色文化的结合，达到对手机游戏创新的一大亮点，让所有的闽南人玩这一款游戏自豪感会由然而生。也可以借助这款手机游戏把闽南特殊的文化传统发杨光大，为闽南文化宣传上出点力。
三、闽南手机游戏创意设计
1.闽南手机游戏焦点：它是一款具有一定故事性、融合了角色扮演元素的类冒险类游戏。在游戏中，玩家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比较有个性的闽南特色人物（例：惠安女、拍胸舞者等）做为游戏的角色，在游戏中玩家必需不停的对两边出现的变种基因怪进行攻击，才能获得相应的金币，换不同的武器继续攻击。游戏只有一个关卡，怪物会从游戏界面两端源源不断的出现，怪物等级不同，需要用打怪获得的金币购买不同级别的武器才能消灭不同级别的怪物，直到把所有的怪物消灭了游戏就通关了。而该游戏不一样的探险环境以及里面特有的闽南风土人情，给玩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玩家可以在游戏中一边玩一边了解与欣赏泉州闽南风俗文化，这样也起到了宣传闽南文化的目的。
2.手机游戏手绘风格：根据本游戏的选材特点以及现有制作技术限制，确定了做单纯的二维动画，平面感强，色彩鲜明易于吸引人。在游戏风格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当然得先做一些准备功课那就是游戏素材收集，特别是对泉州闽南文化特色材料的收集，甚至还对拍胸舞的起源发展，舞蹈动作做专门的研究，绘制了不少关于拍胸舞的草图。
3.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定：在闽南手机游戏当中，游戏的故事背景与剧情对游戏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我们把角色的设计依赖于游戏的剧情，在设计角色形象之前，先考虑角色的背景故事，再根据故事的特点来确定角色的形象风格。剧情驱动的角色设计要求设计者真正地理解角色，然后将他们形象化[3]。这种角色设计方法能够使角色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参照闽南民俗舞蹈拍胸舞作为游戏角色造型的研究基础，可以把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计成简单的卡通造型，使玩家置身于一个充满闽南风土人情的游戏世界中，这样让玩家在边玩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熟识闽南文化，对于闽南文化的推广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手机游戏的故事情节跟风格已经确定下来，那就可以着手对手机游戏的角色进行设计。
4.游戏场景设定：游戏的场景是指运行在游戏中的主控角色可以到达的场地[4]。在游戏中，主角置身其中的场景、以及场景内一切除游戏元素之外的物品，构成了游戏的场景。游戏的场景制作，根据对游戏故事情节的定位，游戏场景设计应该也是具有闽南特色的。闽南有什么特色可以做场景，闽南地带文化历史悠久，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古建筑物，所以游戏的场景就先以闽南（泉州）古建筑特为背景绘制。
四、闽南手机游戏相关动画制作
在传统手绘动画中，角色的连贯动作需要使用大量的动画定位纸来进行手工绘制，在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纸张成本投入，绘画工作量巨大与图像的检查和修改的条件限制决定着这样的工作方式的逐渐淘汰。当然依然喜欢传统手绘制作动画方式的动画设计师，还是会使用动画定位纸来绘制动画。而对于接触过电脑的新生代大学生来说，大家更热衷于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如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动画制作软件有Flash，闽南手机游戏动画当然也是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
五、小结
如今手机游戏已经向有故事情节方向发展，游戏大都是来自一个童话故事或者电影电视改编过来的，很少有那种具体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色的游戏出现。都知道闽南很有特色，也知道一些有关闽南的游戏比如闽南人喜欢斗地主，例如斗地主也只是在游戏当中添加了闽南语进去。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泉州被评为东亚文化之都，很多媒体看好这点，都拿这个当点子对各自的产品进行包装宣传，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制作或宣传闽南文化的环节。把手机游戏制作的故事情节设定在闽南文化特色这个大背景下，再对手机游戏的制作与设计过程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具体的手绘案例直观的向读者初步了介绍了闽南手机游戏中文化元素的制作与创意方法，主要是通过游戏美术设定一方面来推广闽南手机游戏产业。当然这个手机游戏创意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在以后的实施与创作过程中能不断的对闽南手机游戏进行改善与提高。
参考文献
[1] 庞镇.论游戏美术岗位的技术特点――兼论游戏美术在教学中的重要性[J].青年文学家.2012年15期.
[2]豆丁网..游戏策划培训笔记之设定游戏故事[Z]
[3] 宋华燮.游戏角色设计[M].人民邮电出.2011-1-1.
一、麻阳苗族民俗文化的起源
麻阳民俗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那时,人们时时刻刻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在求生存的狩猎与征战需要下,在对生命的追求和渴望中,便产生了民俗文化的雏形。有历史见证,古代的图腾文化、盘瓠文化、是麻阳民俗文化的重要佐证,所谓“图腾”本意为“他的家族”,在辞海中批注为:原始部落以动物或植物作为种族血统的标志并将之绘成图案,当成祖先来崇拜,这种当成崇拜对象或符合者,即是“图腾”。它是人们用原始的图文形式开始对“福”、“禄”、“寿”的追求,史书记载,它主要是源于对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古麻阳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他们非凡的神性和独特的乡土习性。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便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习俗和传说。譬如,“搬土地”,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头戴面具,包长红布于颈,手执插“香”杖,伴着“土地婆”(男扮),双双挨户送财驱瘟。苗族人民酷爱“土地入门”,以粑粑相送。“车(chā)七姑娘”,在锦和、尧市、拖冲、文昌阁等上山区,流行一种“车七姑娘”的民俗。传说: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亲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与家里的亲人相伴半个月的时间,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通过“车七姑娘”的方式,让灵魂去西天看看死去亲人的情况。用农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脚垫上冥币,人坐在上面,头蒙头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闭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脚跟离地,如骑马状急行至天宫,这样就可以看到死去亲人的近况了。等等,这些传说与神话都说明了古麻阳人对吉祥富贵的向往和追求。到中古时期,以吉祥富贵为主题内容的节日和吉祥物等也开始以文字形式记载。譬如,在麻阳上山区称为“过时节”,在下山区称为“过月半”,就是每一个月都要过一个节,杀鸡宰鹅,烧纸敬奉先人,祈求五谷丰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满幸福。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艺人化装演唱,常常在夜间以村落氏族为单位进行,称灯班跳灯。演唱内容丰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扬礼教的,有贬剖社会丑习的,有歌唱爱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寿的等等,这个风俗现在依然盛行。到了现代,麻阳人过大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大门前贴上倒“福”字画,表示“福到了”。“小年敲锣”。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后,拖冲、大王、大酉、旋涡等地谓之“小年”,组织艺人在庙内或村庄较高之楼舍,有节奏地敲锣,朝夕不停,通宵达旦。村民挨户为敲锣者呈酒送饭。锣响时,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静听,喜笑颜开,庆五谷丰登,贺六畜兴旺。在麻阳苗乡的石门柱上,路边、河边的耀眼处都可以看见雕有“福”、“寿”等石刻,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吉祥富贵的祈盼、追求。近二十年来,麻阳民俗文化的形式,人民开始对其深入研究、整理和开发,其中,“傩文化”、“盘瓠文化”等一些乡土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媒体、在民间作为热点被推介和传播。
二、麻阳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麻阳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即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在秦朝时期就已属黔中郡地,汉为武陵郡地。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置麻阳戍,唐武德三年(620年)置麻阳县属辰州。其后虽几经变易,但麻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已有1386年历史。麻阳人民在几千年的劳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这种文化神奇独特、古朴神秘,它集对神的敬仰和对福的祈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于一身,是麻阳民俗文化的精髓。
在麻阳,“节”文化与民俗文化紧密相连。过节,在上三区称为“过时节”,在下三区称为“过月半”,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月都要过一个节,杀鸡宰鹅,烧纸敬奉先人,企求五谷丰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满幸福。概括起来有:三月初三的“上巳节”、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的“吃社”、五月十五的“盘瓠龙舟节”、七月十五的“鬼节”、六月第二个卯日的“吃新节”、十月初二的“过苗年”等等。
丰富的节日活动产生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虽然这些民俗文化活动有的含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站在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的角度来看,无不体现了麻阳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祈祷健康长寿、怀念先人的优良传统。
正月跳灯。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艺人化装演唱,常常在夜间以村落氏族为单位进行,称灯班跳灯。出行时,2人先行开路,1人举姓氏灯,灯上书写堂号:张姓“清河堂”、滕姓“南阳堂”、黄姓“江夏堂”、刘姓“彭城堂”、田姓“雁门堂”或“紫荆堂”、陈姓“颖川堂”、谭姓“弘农堂”,李姓“陇西堂”等。1人下贴,通知村寨,灯班即至。灯班进寨,神灯放下,谓之扎营。诸灯聚汇村寨院落或豪富人家,谓之打栾。打栾之初,演唱“二十八宿”,即比喻前朝古人为星宿,群星聚会,吉星高照。演唱内容丰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扬礼教的,有贬剖社会丑习的,有歌唱爱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寿的等等。正月十五日,路灯活动停止。即日,杀猪宰羊敬神灯,烧掉神灯和花灯,宣告一年一度新春跳灯活动结束。
搬土地。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头戴面具,包长红布于颈,手执插“香”杖,伴着“土地婆”(男扮),双双挨户送财驱瘟。苗族人民酷爱土地入门,以粑粑相送。
小年敲锣。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后,拖冲、大王、大酉、旋涡等地谓之“小年”,组织艺人在庙内或村庄较高之楼舍,有节奏地敲锣,朝夕不停,通宵达旦。村民挨户为敲锣者呈酒送饭。锣响时,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静听,喜笑颜开,庆五谷丰登,贺六畜兴旺。
车(chā)七姑娘。在锦和、尧市、拖冲、文昌阁等上三区,流行一种“车七姑娘”的民俗。传说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亲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与家里的亲人相伴半个月的时间,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通过“差七姑娘”的方式,让灵魂去西天看看死去亲人的情况。用农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脚垫上冥币,人坐在上面,头蒙头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闭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脚跟离地,如骑马状急行至天宫,这样就可以看到死去亲人的近况了。
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人文基础和特定的历史变迁。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民俗文化的熏陶,麻阳苗族人们形成了古朴厚道、勤劳善良、思想淳朴的性格,产生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全社会形成了追求幸福美满和富贵吉祥的好风尚、好传统、好家风。谁不按照追求幸福美满好风俗就会受到村民的鄙视和谴责,会被当作没有“家教”,不孝敬长辈的例子教育幼辈。这样的好风尚、好传统、好家风,使家庭更加和睦美满,其乐融融,形成了独特的“锦江民俗现象”。
三、麻阳民俗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华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大文化的分支,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俗文化可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和归宿。
在湘西南麻阳地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麻阳民俗文化,与其他民俗文化相比较,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麻阳民俗文化形成的追求幸福、美满的鲜明主题,是对中华民俗文化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瑰宝。
麻阳人民古朴简单。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中,麻阳人们依山傍水而居,伐木建房,以茅草盖之,采野菜而食,捕野畜以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花草相伴,与鸟兽为依,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尽情地享受着天地之间的灵气。他们过着古朴简单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欲望杂念牵挂,平平淡淡,宽宏温和,正应了“气之温和者寿”、“量之宽宏者寿”的真理。
麻阳人民思想淳朴。孔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麻阳人民淳朴的思想里贯穿着“和”的社会理念,“家和万事兴”、“和为贵”、“和气生财”,这些都是注重人际关系融洽的表现。淳朴的思想给社会带来了福音,家庭和睦,邻里和睦,亲朋和睦,产生了淳朴的社会环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麻阳人民勤劳善良。“质之善良者寿”。麻阳人民十分勤劳,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拥有了强健的体魄,拥有了健康的基础。他们懂得,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改变生产生活环境,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改变生活质量。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为幸福、健康、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四、麻阳民俗文化理念的提升与发扬光大
独树一帜的麻阳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有超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近年来,麻阳县委、县政府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弘扬民俗文化,发展县域经济为己任,提出了打造民俗文化品牌的战略决策,必将进一步丰富麻阳民俗文化的内涵,将麻阳民俗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麻阳苗乡37.3万苗族同胞之福。
追求幸福、健康、和谐、美满是湘西南麻阳苗族人们美好的夙愿。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麻阳人民追求生活富裕、社会和谐和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麻阳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路,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符合麻阳人们的根本利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将使民俗文化理念得到提升。
麻阳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生态资源,有很多潜力等待我们去利用与开发。这里有被誉为中国冰糖橙之乡、还有曾被列为贡品的小籽花生和苞茅酒,有益寿延年的松花养身酒和雄山长寿矿泉水等特产,经过近年来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步伐的加快,这些无公害农产品资源越来越丰富,不但满足了麻阳人们生活的需要,还有大量的储备等待外销。
关键词：闽南茶文化 航空服务 课程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9-0041-01
据调查，国内部分高职院校中航空服务专业开设茶艺课程作为职业延展课程。但无论是相关教师或者学生多功利地看待茶艺课程，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学习茶艺仅仅是为了弥补学生在应对航空公司面试时才艺不足的缺陷，有些人仅是因为某些航空公司有茶艺表演的活动而略做学习有备无患，他们往往认为只要学会花哨或者烦琐的泡茶动作和程序即可，纯粹将茶艺当成类似某种程序化舞蹈动作的简单行为。正因为许多人对在航空服务专业开设茶艺课程，并推进茶文化对人才培养过程的渗透并不理解或者理解得不够到位，本文将对闽南茶文化背景下开设茶艺课程的意义进行论述，并对该课程的建构提出意见。
1 航空服务专业在闽南茶文化背景下开设茶艺课程意义
1.1闽南茶文化中的茶艺展示程序性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服务技能的高标准相耦合
福建闽南地区盛产茶，闽南人对茶情有独钟，且闽南人饮茶，从茶具、水质、用茶种类到斟饮的各个程序均备极考究。以乌龙茶铁观音为例，其茶艺表演程序甚至有十八道工序：焚香静气、叶嘉酬宾、火煮山泉、孟臣淋漓、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出韵、玉液回壶、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三龙护鼎、喜闻幽香、鉴赏三色、初品奇茗、尽杯谢茶，环节一道接一道，每一道都体现出“纯、礼、雅、和”的文化精髓，每一个动作都讲究规范的操作和程序。而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服务正是航空服务人才的起码要求，同时在进行程序化的服务同时还要兼顾展示性和艺术性，这也是航空服务人才之所以成为服务行业内人才标杆的原因。通过对茶艺展示程序化的学习就能够使学生在校内有相应的载体体会服务流程的艺术性，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按程序有条不紊、准确到位艺术化地进行服务流程的展示。同时这也是航空公司、地勤公司等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
1.2闽南茶文化中的“五境之美”茶艺气质营造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学生美感培养的目标相耦合
闽南茶文化重在围绕着茶元素，通过茶叶、茶水、茶具、火候、环境等展示国人生活之美。以环境中的茶席之美为例，闽南茶文化讲究透过一席茶的布置有机平实、源远流长而生命力不减的方式来体现文化，把茶席当成以生命自身的哲学体现之场。茶席不仅是单纯的视觉美感，更要求符合泡茶逻辑，这个逻辑包含了对茶的解读。种种细节的妥帖安排，会幻化出天然的中澹闲洁。各个因素，如品茗的时令节气、身边的一景一物、水质水温、茶的性情，由此而砧拣择的用那把小壶还是这只盖杯，每一个选择都是那么的用心别具，但在决定前又不是只有唯一的选择，每一个用心就体现在选择的过程里，最后汇聚成一种特殊的气质。航空服务人才美感的塑造也不仅是外表的，训练有素的专业素养，对于美好形象和美好环境的创造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航空服务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给人带来毫无做作的舒适感，把女性的柔美优雅、男士的绅士帅气演绎得恰到好处，有一种增一分则过，少一分则不足的美感。因此在茶艺课中可以达到对航空服务专业学生进行气质的培养、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于“美境”的创新能力。
1.3闽南茶文化中的茶艺礼仪要求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礼仪的高要求相耦合
礼仪是茶艺的核心部分。闽南传统茶道表演其实就是待人迎客的过程，它每一个环节都寓意着一种东方待客礼节。而服务礼仪更是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服务过程中的礼貌和礼节。包括服务过程中的仪容仪表、迎来送往、互相交流与彼此沟通的要求与技巧等内容。这两者的耦合之处更是不言而喻。
2 关于航空服务专业中茶艺课程的相关建议
但在具体推进时，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要匹配劳动力流动空间布局，还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整体规模和承载能力，人往哪里走？成本有多高？钱从何处来？这三组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问题成为政策设计时必然面对的挑战。深入探讨和系统考量这三大难题，对于设计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农民工市民身份实现的可行路径，形成以城乡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为契机的户籍―土地―财政体制联动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农民工市民化政策设计的关键内容
如何理解“不完全的城镇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8%增至53.7%，城市人口从2.38亿增至7.31亿。按目前的统计口径，只要在城镇生活半年以上，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事实上，至少有约2.5亿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在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及其子女的就学、就业、就医等诸多方面，存在种种障碍。在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如果扣除这部分人，已公布的城镇化率按保守估计将降低 15个百分点左右。
在中国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着眼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完全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将“人”确立为城镇化的核心，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此基础上把促进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城镇化建设首要任务。考虑到城市众多的福利待遇都附着在城市的户籍身份上，因而以户籍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通过进城农民工落户来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公共资源的分享是实。要通过逐步增加和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公共资源，最终达到消除户口待遇差别的目标。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当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逐项落到实处后，传统户籍制度的消亡，就像上世纪80年代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因此“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可以一体化进行，但并代表一体化进行是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唯一选择和必要条件，在户籍政策已经基本放开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农民工可以通过转为城镇户口为主，同时享有户口所包含的系列公共服务项目；在众多现阶段还不能开发户籍的大中城市，可以根据公共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并视经济财政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与市民的差距，实现“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并行。在北京、上海等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的特大型都市区域，在优化整合现有城市格局基础上推进城市户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向农民工延伸和覆盖，以“逐步放开福利”的途径循序渐进的实现市民化进程。因而在不同特征的城市体系中多元化提供公共品成为促进城乡劳动力要素发展一体化中非常关键的内容。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公共品供给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重要性，如何通过公共品的资源配置来匹配满足农民工在空间和多元化的真实需求将成为政策设计中的关键内容。为使研究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设计更有针对性和更具操作性，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总体态势和战略取向上有三组问题需要更为深入认识和系统考量，即：人往哪里走？――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成本有多高？――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钱从何处来？――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二、难点问题一――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
尊重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和自主选择权基础上确定农民工的流动趋势是相关公共品供给政策制定的前提，只有把握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集聚流向才能针对性设计公共资源配置，形成合理城市体系结构。
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是跨地区人口流动的主体，也应当成为城市化形态选择的主要参与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城乡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性使得他们能更多根据自身预期或效用“用脚投票”选出自己愿意就业与居住的城市，无论是近几年东部沿海地区频繁出现的“用工荒”，还是生于19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展现的高流动性和短工化的群体特征，无不体现出新时期农村劳动者在择业自主性和流动选择权的增强。随着近年来制造业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的扩散转移，企业区位选择的重新布局可能会带来就业机会的转移，那么作为生产环节中最为重要的劳动者这一要素是否也会在同期逐渐向地区转移？他们在不同类型城市选择时更愿意向大城市集聚还是向中小城市蔓延？流动趋向不同带来的分布格局差异反映出人口流动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意愿，而相关政策理应在充分认识这一劳动力迁移实际下因势利导，相机抉择，而不仅仅是按照理论知识或者西方经验的盲目照搬。如果人口更多流向大城市而财政资源更多向中小城市倾斜，很可能造成中小城市财政资源的浪费和城市布局规划目标的落空；如果人口逐步向中小城市扩散而国家投入仍然向大城市倾斜，那么业已存在差距的继续拉大会形成对农民工逆向拉力，使农村人口再次向大城市集聚，而中小城市的发展受到财力和经济要素的双重制约而举步维艰。因此掌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趋势是保证政府规划和政策效果的基本前提。只有更好的把握农民工择业流动的现象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农村迁移人口的分布趋势，了解农民工区域选择的真实需求，确定城镇化改革最为迫切的目标区域，并针对性的制定对应城市形态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所以研究进城农民工区位选择和集聚趋势是统筹城镇发展中农村劳动力迁移制度探索的重要先决条件。
三、难点问题二――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那么为农民工提供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综合成本到底有多高？能否测算出全国范围内标准可比的市场成本？掌握支付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的财政支出规模是分析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的先决条件。
当我们能够更清晰判断出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态势时，我们就能够更有的放矢为中国未来城乡统筹的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建议，尤其是促进城乡人口流动的公共资源配置方面。户籍制度和共生的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对城乡统筹中权益分配和要素流动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它将城市居民和农村民众在分享经济发展和城市进步进程中分化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但是这些人口却没有同等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待遇（如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平等就学和廉租房）。与户籍相关的公共产品一方面维持了城乡社会福利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抬高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从而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和劳动力迁移重要的现实障碍，理应成为当前模式下政策突破的主要着力点（陶然，徐志刚，2011）。而作为当地公共品的供给主体，城市政府对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在农民工变成市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叶建亮，2006）。
然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考虑城市规模，财政负担等多种情况下创造条件，首先需要掌握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真实成本，显化进城落户配套公共品的真实价值，以往公共成本测算的研究已经有不少量化成果，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出以2010年货币价格计算，通过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医疗保险、民政部门社会保障支出、住房和城市管理费用为项目算出农民工的综合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但是通过对其测算过程分析，我们认为在全面性和精确性方面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首先，考虑到公共品是非市场交易的物品，其市场价值无法通过交易体现，如铺设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污水处理、图书馆和公园等文化休闲设施，这些项目理应构成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内容，但是并没有在财政支出加总中体现，如何保证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品项目计算中不遗漏不缺失？其次，各个地区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能力和产出水平都是不同的，如北京上海的中小学教学质量和西部偏远地区的教学质量存在着显著差异，简单的财政支出数据对比并无法准确反映城市间公共品的真实价值差异，如何能够将这些城市的公共品在标准参照体系中统一表达？最后，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政府可以根据公共服务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那就意味着不同的福利包和不同的成本水平，那么我们能否在上述基础上测算出每一个公共品项目的市场成本，从而灵活叠加给出对应户籍福利，基本公共服务等不同需求的多元公共品福利包成本水平？为了解决上述难题，随着而来的思考是：不同城市整体公共品供给和单一项目对农民工体现的隐含市场价值能否量化测出？城市间公共品能否测算全国范围内标准可比的市场成本？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显化城市公共品的市场价值，估测相关财政支出的规模水平，所以测算与户籍相关的城市公共品市场价值将成为探索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财政决策关注的重点。
四、难点问题三――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考虑到2.3亿农民工群体规模和相对有限财政转移，流入地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压力，除了理顺各级政府财政职责外，能否通过设计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为农民工市民化拓展新的市场途径？
定量分析与市民化改革匹配的公共品市场成本价值是系统性政策设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如何为实施改革拓展筹资融资渠道。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就在于地方政府缺乏财政激励去切实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外来劳动力吸纳主体，很多城市存在着常住与流动人口的结构失衡，考虑到在目前统计的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多人并没有城市户口（陈锡文，2010），完全由城市政府承担在农村人口转移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支出规模和财政压力都是巨大的，而在财政利益上，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外来人口创造的税收已通过增值税等方式被中央大部分拿走，如仅浙江省2011年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达3000多亿。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去为外来农民工公共服务进行大规模财政支出。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通过在城市中建立一个有效的融资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流动人口构建覆盖基本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安排的财政基础。拿什么来交换城市政府的公共品福利包？落实到农村，能应对城市资本的核心筹码就是拥有的土地资源，农村土地非农化过程中会产生可观的增值收益，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理应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享有较高的分配比例。如何结合各地市情，差异化的以农地调整中土地资源的增值收益权利交换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有可能为降低乡村人口向城市完全迁移障碍，引导城乡发展一体化重要提供财政保障。
实现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因而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都需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当前各地区各部门将农民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看，保护农民工分享城市公共资源的长效机制仍未形成，农民工被城市公共品覆盖体系排斥的问题仍很突出，因此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逐步定居为核心推进城镇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公共品供给以及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三方面问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陶然，徐志刚.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2005（12）：45―56
[2]叶建亮.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J].经济研究， 2006（11）：27―36
论文摘要：通过对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湖南省种粮农户生产情况的深入调查发现，当前农户经营中存在农田分散和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土地流转困难、租赁转包不规范，部分种粮大户经营目标不明确、相关农业部门涉农服务脱节等问题。改变这一现状，促进农业发展，应当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国家农业投资实行向种粮大户优先倾斜、索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保障机制、加强种粮大户的示范引导、完善政府服务体系。当前，农村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增多，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越来越老年化和妇女化，加上农户粮食生产的分散经营，农业发展受到约束。
为了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耕地，各地都在探索规模经营的生产方式，通过加快农村耕地的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保证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农户收入的提高。我们通过对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湖南省种粮农户生产情况的深入调查，分析种粮农户在发展规模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普遍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国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情况
根据湖南省农业厅组织对全省的调查，2010年湖南省租赁转包耕地面积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达到95049户，涉及耕地面积487.2万亩，产粮达396.5万吨，分别占全省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的8.6%和13.2%。其中，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比2008年增加了684户，1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增加了70户，1万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增加了2户。通过耕地的租赁转包实现规模经营，解决了当前农村出现有地无人耕种的现象，发展种粮农户规模生产经营已成为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发展的着力点。
在调查中发现，湖南省的规模经营大户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全部种植水稻，其中80%以上的为双季稻生产，60%以上的种植优质稻，并通过与农业企业联合，稻谷直接销售给大米加工企业，经济效果明显。根据对汨罗和攸县实地调查，15个种粮大户租赁转包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或者集体耕地的面积达到59692亩，其中双季稻的种植面积48734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82%。通过种粮大户的生产经营，其双季稻的平均产量达到1725斤，产值1625元，而其包括租金在内每亩的经营成本为1127元，每亩可实现利润498元，较一般的散户生产经营收益更高。
从实地调查的62个大种粮大户的年龄状况来看，种粮大户较大部分年龄在50岁左右，他们大都是农村生产能手、种粮能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肯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懂管理，相对而言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据对攸县其中10个种粮大户的调查，他们农机拥有量128台，户均13台，其中7户拥有大型的耕整机、插秧机、收割机。种粮大户的科技推广、辐射带动作用大，他们的生产实践成为粮食生产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展示点，成为农民学科学、用科技的带头人、引导户，成为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宣传窗口。
全省各地都在根据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和农户自身的情况，不断探索土地规模经营的经营方式，在调查中发现湖南省主要有五种规模经营的生产模式。
1、种植大户经营。一些熟悉农业种植技术并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大户，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获得较多的土地经营权，将农户闲散的耕地租赁过来集中耕种实现规模经营。如攸县新市镇山门村农民符和平，多年来一直以规模化水稻种植作为致富产业。在惠农政策鼓舞下，他不断扩大水稻种植规模，在大同桥、新市两个镇的21个村，租赁了125户农民的水田810亩，双季种植水稻1620亩，全年产粮食1600吨，纯收入达30万元，成为该县有名的“种粮大户”，荣获农业部“全国粮食生产大户”称号。
2、股份合作经营。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农民入股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土地收益按股分红。如攸县网岭镇北坪村以每亩400斤稻谷的保底收益，加上合作社年终分红的方式，将全村80%农户组织起来成立了专业合作社，目前参加入股进行集中经营的耕地面积达1560亩。这种模式能够使参股农户更好地享受到集中经营带来的经营性效益。
3、专业组织经营。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协会为主导，集体统一组织部分生产经营环节，发挥集体优势，形成规模经营的一种经营模式。这种组织模式正在蓬勃发展，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如汨罗市磊石融城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市绿色食品加工合作社等共计有6000多户参加了土地流转，流转面积2.4万亩。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作物品种改良，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水平，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
4、龙头企业经营。由龙头企业直接租赁土地雇请农工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规模效益的模式。如攸县万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每亩300斤稻谷和60元现金作补偿，直接租赁农户的田土5100多亩（期限为10年），以湖南农科院、农业大学为技术支撑，为参与合作经营的农户提供统一品种、农资、农技服务，并从综合服务收益中给予农户50%的返利。这种模式，发展思路、市场运作相对-成熟，发展潜力、综合效益可观，农民利益得到较好保障，能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达到了企业和农民双赢的目的。
5、产业带动经营。通过近年来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攸县形成了制种、蔬菜、苗木、席草等特色产业基地，这些基地建设带动了土地流转。如攸县石羊塘镇老虎岩村引进港商开发观赏鱼养殖项目（租赁鱼塘、水田70余亩建设繁育基地），农户通过出租耕地或自发养殖，每亩纯收入达到1500元以上。这种规模经营模式经济效益较好，农户受益明显。
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困难
近年来，湖南省的种粮农户规模经营发展较快，同时种粮大户在规模经营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制约着农户耕地的流转、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农村金融服务缺失，种粮大户融资难。在对种粮大户的调查中，普遍反映影响农户种粮经营规模的最大因素是融资难，融资困难成为制约种粮大户生产正常运转的最大瓶颈。由于种粮大户的经营规模较大，其资金的投入也比较大，如购买种子、化肥、农药，添置农机设备，农田整理投入、晒谷场地和粮仓的建设等。比如租赁转包200亩耕地，租金至少需要6万元，而且一般需要在生产前一次性付清，另外从播种开始，每季生产费用不能少于6万元。
农田分散和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由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自然条件较差，严重影响了种粮大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农田未整改。由于种粮大户经营的耕地都是从千家万户手中流转过来的，农田都未经过整改，小丘田、高岸田、低洼田较多，不便于机械化操作，主要依靠人工投入。在调查中发现，98%的种粮大户的农田没有经过平整改造，都是“插花田”没有集中连片。二是水利条件差。由于水渠年久失修，渠内淤塞，灌溉不畅，或水路较远，要水无水，造成误工误时。
土地流转困难，租赁转包不规范。由于有些农户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理解存在误解，以为自家承包的土地就是自家的私有财产，加上农民拥有的“耙头顿得稳，作田还是本”传统观念，担心把土地流转出去以后会丧失土地的承包权。有的承包户宁愿让土地荒废也不肯把土地转包给种粮大户经营，造成“有田的不想种，想种田的没田种”的怪现象。在发生了土地流转的农户之间，存在着租赁转包不规范的现象。根据调查发现，农户自发流转的占85%以上，农户委托乡村组织流转的土地不足15%，且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多发生在村组内邻近的农户之间。
部分种粮大户经营目标不明确。随着种粮大户数量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有些耕种面积较大的种粮农户，对其粮食生产经营没有长远的规划。调查中发现有些人承包很多耕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认真地搞粮食生产，而是希望以种粮大户的名义争取得到政府部门对其的项目资金支持或奖励资金，或是通过销售其经营的水稻种子、农药、化肥及农机服务上获取利润。在对耕种面积超过1000亩的24个种粮大户的调查发现，他们当中只有4人原来从事过水稻种植栽培，占总数的16.7%，其余的承包种植大户都是从其他产业转业而来，大多数是回乡创业的打工族或农资产品的工商业经营户，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经验。据当地农业部门反映，有些种植大户根本不知道怎样开展水稻生产，经常电话咨询农业部门技术人员。
相关农业部门涉农服务脱节。由于很大部分种粮大户缺乏农业生产的经验知识，致使他们在生产中经营管理不科学。调查发现，种粮大户对农业科技服务要求迫切，虽然各地已建立很多基层农业综合服务部门，由于其已从社会化服务向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有偿服务转变，大部分农业服务部门是在搞种子、化肥、农药的销售经营业务，真正对农户提供技术培训、病虫防治等农业技术的公益不多。种粮大户需要政府提供相关服务时，往往找不到相应的政府服务部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种粮大户的发展。
对策与政策建议
在粮食主产区发展规模化生产经营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方向，是各级政府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在农村的中心工作，事关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种粮大户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极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规模化生产经营环境，引导、扶持种粮大户的健康发展。针对粮食主产区湖南省种粮大户遇到的问题和普遍存在的困难，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种粮大户的农业生产投入比较大、风险高、利润低，加之农业自身的积累能力有限，靠农户自己的经济实力很难从事规模较大的粮食生产。而种粮大户本身又缺少符合金融部门抵押条件的资产，金融部门出于对贷款安全的考虑不愿对种粮大户发放贷款。针对种粮大户融资难的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种粮大户融资的新渠道。政府要鼓励引导种粮大户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或由政府出资控股成立村镇银行，合理引导社会闲散资金入股，增加新的民间融资渠道。需要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积极探索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户宅基地和房产作为抵押物的新途径，创新和完善涉农金融服务新机制，大胆探索切实可行的适应种粮大户需要的信贷方式。
国家农业投资实行向种粮大户优先倾斜。随着政府对农业投资的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今后在国家现代农业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整合农业、国土、财政、水利等部门的资源时，要尽可能与种粮大户土地流转相结合，优先安排有利于种粮大户改善生产条件的项目资金。建议省级政府出台粮食生产相关的激励政策，以调动广大种粮大户的种粮积极性，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和水利设施等项目的建设投入，加大农田的土地平整，使小田变大田，坡田变梯田，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使水利灌溉条件得到有效的改善，农业机耕路确保得到畅通，为种粮大户进行农业开发创造优越的基础条件。
关键词：认同危机；越南和中国民间画；异同
2016年1月17日一些文化活动家在越南美术博物馆举行了“一起来探究和创造年画”的项目，其中包括下列活动：了解年画并亲手印刷或绘制年画、猜关于年画的谜语。除了让年轻人意识到年画的价值与意义之外，在活动中，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答：越南年画是否起源于中国？越南年画是否与中国年画相同？从这些主观性的问题出发，本人会按照文化认同危机论将越南和中国民间画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从而了解两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以及越南民间画的特色――不能与其他民族混淆在一起的民族传统文化之美。
1 认同危机论
1.1 术语“认同”
认同（Identity）属于当代哲学的范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盛行。爱利克・埃里克森，一位犹太心理学家以创造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术语而著名。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自我心理学家（ego psychologist）爱利克・埃里克森发现了社会与自然中的普遍现象，就是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Identity的概念：今日英语中的identity源自idem，原意是多次重复。这也是哲学中的identity跟两种事物完全相同的现象有关系的原因。Identity属于外观的范畴，能通过直觉来识别的。
1.2 文化认同危机
一个出自《庄子・秋水》的故事，“战国时期，一个燕国人听说赵国邯郸人走姿很漂亮，便来到邯郸学习邯郸人走路。未得其能，又忘记自己的走姿，最后爬着回到了燕国”。这就是成语“邯郸学步”的典故。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其中的忧虑却是真实的。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中，也存在跟故事里燕国人一样的现象和人物。比如在2010年，越南也兴起了过年挂灯笼的潮流，连最纯朴的乡村也跟上了这个潮流。灯笼上写的都是汉字：恭喜发财、吉祥如意、大吉大利等等，而没见到任何一个越南字词。Indentity的首要问题就是：“人们如何把我认出来？我是什么样子的？”在原始社会，这问题似乎很简单。但在全球商业化背景的当下，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价值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 越南和中国民间画之间的异同
民间画源自西方的语folklore，指的是劳动人民贺年的年画。其主要主题是祭祀与祝福，同时也反映日常生活和流传于民间的文化作品。表达方式是用笔画和色彩在纸上构建形象。
2.1 题材
许多越南民间画研究者已就其分为不同的题材，但这里为了便于跟中国民间画对比，本人将其大概分成以下四方面：
（1）祀画。在东湖、鼓行街、金黄、生村等越南民间画之乡绘制出的画中，祀画占了很大比例。我们在许多祠堂、庙宇、寺院中都能看到印着驱魔符和祀画的木板。这也是越南与中国民间画在题材和功能方面的共同点。首先是守门将的画，画了两位穿着武服、携带武器，严肃站立的人，名为《武丁》和《天乙》（图1）。《武丁》与《天乙》也可以视为中国《门神》（图2）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在越南，这种画的表现更为概括和简约，没那么凶狠。画一般贴在家的正门上。走过了家的院子，进屋之前会看到贴在门上的画，名为“进财”和“进禄”。画上的神灵穿着文官服，是主人希望自家康泰昌盛的表示，这也可以说是门神的另一种。除此之外，人们还在门上贴着两幅公鸡画，画上写着“迎春大吉”四个大字，也是用来祈福和辟邪的。这画和其他公鸡画都与中国的“开市大吉”类似。进屋之后，墙上或重要位置上一般贴着《紫微镇宅-玄坛镇门》之画：一位骑狮子手拿八卦，一位骑老虎手拿剑，有时候两位都在一幅画中，中间是八卦图。此题材在中国民间画中较为普遍。每位神灵被画在单独一幅画，属于三教图的种类。灶神、土公、先师位之画也受到平民家庭的敬重，是主人希望得到诸位神灵保护的表示。中国人对这些神灵也极其尊敬并以绘画形式来表现。对于越南平民，这些神灵已经成了传说之神，有了相关的童话故事和典故。其中，灶神画中有两男神一女神；土公画中是一对老夫妇；先师画中却只有一位男神。主人的愿望也在画两边的对联上得以体现。如《先师降福-大道生财》或《日日享荣华-年年增富贵》。除了拟人化的神以外，还有一些动物形状的神灵，其中又以虎神最具特色。鼓行街民间画中的五虎与灰虎画在许多神殿出现，并受到神灵崇拜者的深厚信赖，就如他们辟邪驱鬼的神符一样。在中国民间画中，老虎没有麒麟出现的频率高，但也是一位重要的神灵，并在一些画作里出现，如《五虎》、《白虎》、镇宅神灵。
（2）祝福画。越南民间画通常把这种画俗称为“鸡猪画”，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鸡在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有多么重要。画中的公鸡是驱魔的标志，代表驱散黑暗的太阳。此外，这画还是人生五德文武勇仁信的表征，更是繁荣兴旺的迹象，因此能代表新年的祝福。中国民间画有《开市-大吉》的祝愿，越南最美好的就是《荣华》与《大吉》鸡画、还有雌雄鸡画及其“夫妻同心，子孙满堂，家业兴旺”的祝愿。《子孙满堂》确实是越南与中国古人的共同愿望，因此两国民间画中的小孩形象占较多的比例。在这题材里，虽然表达形式不同，但寄托在字词中的意义却是相同：《桃献千春》的小孩与桃子、《榴开百子》的小孩与石榴、《连生贵子》的小孩与莲花等皆为普遍的主题。《荣花》中抱着小鸡、《富贵》中抱着鸭子或乌龟、小鱼等的小孩都表示了人民的梦想。鼓行街的《七童》（图3）画也是中国民间画《五子夺莲》（图4）的另一种表现。《子孙万代》的题材也是画好者所寄托的希望。鼓行街艺人的《陆合同春》画与中国的《九九消寒图》虽然名称不同，但题材的意图和表现方式却是相似。即都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安排画中的人和物的位置，从而表明促进实物发展的阴阳规律。另一种祝贺的对象是老年人。鼓行街民间画也有福禄寿三星题材的大幅画。中国艺人对此题材也用画作来表达，主要仔细描写他们享受祖宗之福、君王之禄和上天之寿。两国艺人还利用汉字的方块性质来将福-禄-寿如画书写，画中布局紧密并以花草点缀。
（3）生活画。在日常生活中，中越两国的文化因素存在一些相同点，这也使得两国民间画有许多共同的题材。首先是有关春节的画作。春乃万物生之时，人们不管吃喝还是玩乐都要开开心心的。龙舞、狮舞等春节游戏也在两国的民间画中出现。东胡民间画有一对《迎龙-奉麟》之画，两幅画左右平行贴，而中国民间画将这两个情景融合在横向的一幅画中。两国农历都是干支历，以十二生肖为十二年的象征，顺序排列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越南的卯是猫）、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顺华生村民间画有特写每个生肖的小幅画，而中国民间画却把十二生肖合在一起，让赏画人能看日期和出行方向的吉凶。一年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在此基础上，越南与中国的民间画艺人创造了四季画，每个季节选出一种典型的花：春季的桃花、夏季的莲花、秋季的、冬季的玫瑰花。鼓行街画有许多不同的四季画，最为普遍的是每种花跟一种动物搭配在一起。如：桃花-孔雀、莲花-鸭子、-蝴蝶、玫瑰-鸡，每个季节画在竖向的长纸上。而中国画中，以《四季平安》画中的四季为例，每个季节有一个小孩手拿着一篮花（桃花或玫瑰）或是抱着一瓶花（莲花或）。小孩们穿着美美的衣服漂亮可爱，满脸堆笑，是对平安生活的希望。就连两国民间文学中如“老鼠荣归拜祖”的寓言故事也成为年画的题材。中国民间画的《老鼠娶亲》（图5）、《老鼠嫁女》、《狸猫山》跟越南民间画的《老鼠荣归拜祖》和《老鼠婚礼》（图6）有共同的题材。只不过在文学中故事中，体现了老鼠受到猫的欺骗并被猫吃掉的悲伤；而在民间画中，表现的是付出代价后的和睦相处，寓意是指社会中的行为处事。
2.2 关于技术方面
越南和中国民间画都有一些画社，每个画社在表达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形成不同的风格以便研究者能认出每个画社的作品。
中国著名的民间画社中最为突出的是苏州桃花坞和天津杨柳青。桃花坞的画大部分画线与颜色都是木版套印的，很少要手工彩绘。因此，画中的色块很简练、清楚、色度统一。而杨柳青的画却偏于纸上的黑色线纹，颜色主要是手工彩绘。以矿物制造的套印颜色很少褪色；而手绘颜色却是化学色料制造，颜色鲜艳但易淡化。印刷画作画线简练，围住各个色块，是划分色块的线条；而手绘画作线纹较粗，不连接，只是大概地划分色块以便艺人涂色。手绘时用的是毛笔，所以会有色度渐变，造成多层面的感觉。在尺寸方面，印刷画作要使用许多块套色版，每块是一种颜色，一般尺寸为25cm×40cm；而手绘画作主要用的是线版，颜色是手工填绘，所以画的尺寸可以扩大，较为普遍的是60厘米×110厘米。
在越南，东胡民间画的制作技术与桃花坞的相似，而鼓行街民间画的制作技术与杨柳青的类似。由此，在制作方法上，越南画派和中国画派也有一些共同点。
除印制画作与手绘画作以外，越南与中国都有剪纸画。但由于技术的特殊性，剪纸画既不丰富多样，也不大普遍。
2.3 关于造型方面
在纸上表达艺术思想时，越南与中国艺人在布局、光线、背景等方面上具有共同的想法。两国的画工都想让自己的人物在明亮却很阴凉的大自然中活动，让画中各种形象都很简练，毫无阴影，没有自然的反光。色块之间的联系都由着各个形象进行安排与配色。人物在纸上横向排列，有时又堆叠在一起，形成上层下层，但一般不会彼此遮挡，一切都摆在赏画人的眼前。
对于祀画来说，作为主要人物的神与佛往往都在画的中心并被放大。而次要人物，尤其是平民都被安排在画的两侧并被缩小。这种画风代表着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希望得到神佛的保佑。在祝福画之类，苹果、石榴、葫芦、莲花、硬币、蝙蝠、小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经常被放大，以强调和夸张的手法来吸引赏画人的注意，同时达到传达主题的意图。艺人不以远近的固定观察方式来塑造祝福画、生活画与文学――历史图示画中的人物形象，而往往用“骑马”或“飞鸟”的方式来描写人物。所以，虽然主要人物在画的中心，画中所有人的比例还是要跟真实生活的相同，大小的差别微不足道。不过为了使装饰性更突出，有时花果形象也被放大。而其他静物，尤其是房屋却被缩小。天与地几乎没有分别，也就是说画中没有地平线，若是有的话也被移到很高的地方。为了画面对称，各个形象一般在画的两半均匀分配。
两国民间画中的调色板中很少见灰色，一般都使用绿-红、黑-白、红-黄等成对互反色，在整个画面散开，看起来鲜艳夺目。虽然画的题材相似，作画技术类似，在艺术规律上的看法相同，但每个国家的民间画仍然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因此不难辨别。
至于作画用纸，中国民间画一般用的是用稻草制造的纸。这种纸柔软并有吸水性，表面平滑，颜色大多为象牙黄。越南民间画每个画派反而选择一种独特的纸。东胡民间画用的“Dó”纸，①纸上涂抹了贝壳粉，②以保证画的色彩光亮和持久性；鼓行街民间画从宣纸转用白色的楮纸或报纸；金黄画的纸却是红纸、红条；生村画用的纸与鼓行街画的相同。总之，越南民间画用纸较为丰富多样。
在颜料方面，中国民间画偏于使用化学色料，涂色时多用红色，另外还有同步的木版套印。越南鼓行街画也受了中国只用化学色料对主要色块手工彩绘的影响。顺华生村画也使用化学色料，但只是点缀的画线。较有特色的是东胡传统画，使用的都是竹叶炭、鹅卵石、蓝靛叶、贝壳、槐花、苏木、生锈的铜等源自大自然的色料，因此颜色深沉又耐用。
中国民间画中的画线大多细小、技艺精巧，许多色块带有粗画，偏于细节。越南民间画的鼓行街画派也多用细小和卷曲的画线，与中国民间画的类似，但还是较为粗大。其他画派画线也有些粗，最为典型的是东胡画派，画线宽大又清楚，适度卷曲，看起来自由大方。
中国民间画的造型已被总结为一套画法，所有民间画工都要遵守。最为典型的是杨柳青，几乎所有人都能作画，但都得严格遵守那些公式。从八种不同的画笔使用方法到九种对景色、事物、动物、衣服、静物，尤其是人（小孩、成人、文官、武将……）的描写方法。连建筑也有十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正是因为民间画规定了画法，所以民间画能代表着国家的智慧。然而，由于要严格遵守公式，所以不同画作中年龄、性别、地位相同的人物样貌仿佛相似。祀画的神灵、祝福画的小孩和少女、生活画的贵族、神话画的少女等总是有类似的相貌和身材。相反，越南民间画没有归纳过，每个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表达方式，并以自己的思路为艺术准则，所以能够自由地创造。因此每个画派在风格方面上具有相当的统一性，而在每一幅画中却有丰富多样的具体表现。
中国民间画的大画社都在沿海地区，因此华南地区民间画能够通过许多不同的渠道（尤其是水路）进入越南，与越南的各个画社交流。虽然两国的民间画互相有交换与发展，互相影响，但试着把两国民间画如《老鼠婚礼》《七童》《三星》《子孙万代》《榴开百子》《桃献千春》《门神》等同一题材的作品混在一起，仍然能够辨别并加以区分。
3 对民间画建设大概的认同
3.1 对文化价值的维护与发挥
民间画是具有长久价值的艺术语言，促进了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并成为国家的骄傲。可如今这些画派却在逐渐埋没与失去。其原因可能是这种画派难以满足现代大众的喜好，并且不能跟上社会、文化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在越南，金黄画已经失传，东胡村现在只剩下两家还在制作。鼓行街的画厂也都埋没了，只剩下一些画作收藏于各个博物馆。生村还有四家画厂，但制作出的画已没有以前的特征与本色。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交流是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民间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许多研究者认为越南目前不仅经济全球化，而且文化艺术也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民间画将何去何从？民间画如何才能在融入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能够维护与发挥文化价值与本色？
“世上所有贵重的东西若丢失了我们还能找回来，唯独文化价值是不可能。”[1]建造先进又有民族本色洋溢的越南文化并将其发展与维护，以及通过宣扬民间艺术画作流传下来的价值都不是在短暂的时间内能做到的。重视人力因素也是一种办法，以文化主体的资格把人的生活活动跟社会与文化的环境连接起来。换句话说，应该把民间艺人视为活着的珍宝，他们具有创造与流传民间艺术价值的潜在能力。
此外，我们也要注重对年轻人一代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深刻了解民族的文化历史及文化艺术所表现的巨大价值。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应该把艺术，这里更具体的是民间画当作货物。依我看来，为了能够发展并使这种画更接近大众，我们应该采取广泛营销的措施。如：参加展会、在便利且人口密集的地方出售、开画廊展出、在纪念品商店出售等等。
3.2 从细节来认同本色
在“一起来探究和创造年画”的项目中，年轻人除了参加印刷或绘制年画活动，还根据历代所流传的图案亲手画出充满创造性的作品。与此同时，年轻人还提出一些问题，如：在如今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为何要使用灯笼、剪纸等中国的物品？为何要把本色这一因素放在第一位？就如越南民间画也要在Dó纸上印刷，如此特殊的材料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见，因此只有Dó纸才能反映越南的灵魂。只有做到这些细节，我们才能维护具有越南民间特征的画派。
4 结语
纵观越南与中国民间画的起源以及两国民间画派之间在历史上的交流与发展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出：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每个民族的创新风格与特征，但它们之间也存在许多形式与内容上的共同点。今后的年轻一代需要探究、维护并且发挥历代人民流传的价值，更为需要的是有选择性地交流以便吸收人类文化的精髓，让民族的传统之美日益精致与稳固。
注释：①Dó纸是按照越南一些工艺村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由越南鼠皮树制成的一种纸。
②制造画纸时，人们把栉孔扇贝的外壳磨成粉并加入浆糊（糯米粉）然后涂抹在画纸上。
参考文献：
[1] 丁嘉庆.东南亚文化背景下的越南民间文化[M].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68.
[2] 陈厚烟世.从认同危机论研究河内文庙的灯笼症候群[J].美术研究杂志，2011（1）：3-9.
[3] 武玉庆.越南Folklore研究引论[M].越南清化省：清化出版社，1991：122-129.
[4] 杨力.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第四集）[M].梅纯海，译.越南河内：文化出版社，2002：159，210.
[5] 王树村.杨柳青年画秘诀[M].张光弟，译.越南河内：美术出版社，1959：89-95.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闽南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111-02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位高校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而实践教学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和吸引力的有效方式。本文就闽南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问题进行探讨。
一、闽南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资源
闽南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容闽越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形成的，多元的、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尽管其中尚存不足之处,但蕴含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源。具体如下：
1.开拓精神。敢于吃螃蟹，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闽南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之一。古有宋元时期，闽南人大规模出洋贸易；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敢于冒禁下海。今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闽南人率先与我国台湾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即使在“”时期，全国各地正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闽南的晋江人却敢于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做生意。如今，闽南商人勇于竞争的精神促使他们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形成一系列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仅以鞋业为例，晋江每年生产的运动鞋数量超过50亿双，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运动鞋生产基地。闽南人以其面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置生死于度外，向海洋发展，锤炼出勇于竞争、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
2.拼搏精神“爱拼敢赢”是闽南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闽南民间自古就有“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的说法，特别是闽南商人更是崇尚“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思想。而要做“鸡头”就不能随大流，必须独辟蹊径，拼搏进取。因而，“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成了闽南人拼搏进取精神的现实写照；“办企业就要当老板”就成了闽南人的价值取向。自古到今，闽南人怀着“爱拼才会赢”的坚定信念，把封闭的边海变为开放的窗口，把闽南文化中最值得弘扬的的拼搏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创业的福建人超过250万人，其中，仅闽南的泉州一地就达70多万人。
3.开放精神。闽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与漫长的移民历史和海外交流史结合在一起。闽南移民可以分为比较集中的两个阶段，一是自西晋开始，久经战乱的中原人“衣冠南渡”大举南迁；二是自明朝以后数百年间，闽南人“过番”南下东南亚。长年闯荡异域，艰难谋生和见多识广，塑造了闽南人胸襟广阔、自强不息的豪放性格。同时，闽南背靠大陆，面向大洋，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各国、各民族、各宗教文化在这一地区和谐共处。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下形成了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儒学为核心而带有浓厚海洋性和地域特征的文化系统，塑造了闽南文化兼容、开放的精神。
4.务实理念。闽南地区地瘠民稠，生存空间狭小，再加移民环境，致使闽南人更加崇尚务实的创业理念。这也就是明清以来相当部分闽南人冒险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以谋取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所在。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培育了闽南人无所畏惧的性格，历史上闽南人就以敢作敢为而著称，缔造了许多奇迹，以致巨贾辈出。若以世界华人富豪榜所列资产1亿美元以上者统计，闽南籍和来自闽南文化圈范围者（台湾、广东潮汕地区）约占2/3。改革开放以来，闽南人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再次得到充分激发，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仅以泉州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泉州地区是福建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泉州现在已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经济总量连续10年居福建省首位，约占全省1/4。2010年，泉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564.76亿元，人均GDP已达6000美元。同时2009―2010年泉州人均收入在全国城市人均收入排名第24位，达12699元。
5.“祖根”意识。闽南文化崇源重本、格守传统。不管是西晋开始的中原人大举南迁，还是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南下东南亚，闽南先民闯荡异域，艰难谋生，思乡念土，塑造出强烈的“祖根”意识。在共同的血缘、心理、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能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义的闽南人凝聚在一起，养成强烈的群体意识，这种强烈的“祖根”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维系闽台区域关系的“粘合剂”，是闽南文化向心力的大众心理基础，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基本形态
所谓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闽南文化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结合体，包括一定的行为规范、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理想目标、地域心态等。它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宝贵资源。这一资源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1.物质文化资源。所谓物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文化形象的外在表现,主要包括闽南地区的自然景观、人工环境和生产、生活用品中的文化因素等。例如，闽南大地分布着众多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即使是处于宏大历史背景之中，也与闽南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当地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地方意义，它们是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实践教学课程的重要资源。又如，闽南大地拥有大量富涵地域特色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资源，各风景区还伴有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或名人轶事趣闻，这些都是开展爱国爱乡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再如，闽南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积累非常深厚的地区,各种博物馆星罗棋布，而博物馆正是学校教育难得的宝贵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稳定基地。还有，闽南村落建筑是中原士民进人闽南后逐渐形成的，具有特定基质的社区基层组织基本形态，具有血缘性、聚居性、稳定性的特点，并代代相传至今，是“祖根”理念的物质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场所。
2.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所谓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的生活习惯，如婚葬嫁娶、节日庆典、饮食起居、社交往来等地方传统。这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的生活经验的凝结。例如，闽南人具有聚族而居的传统风俗。闽南人90%以上是北方移民，他们既受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又受国内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侵害。当他们到达新垦地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以应付新的环境，稳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生存空间，拓展本家族、乡族的社会势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风俗促进了早期闽南文明的开发和进步。到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身在异国他乡，他们又聚族而居，扎下根来，并将在海外的赢利回报故乡的同时，为故乡带来了南洋文化。所以，闽南人历来爱国爱乡，涌现出许多动人典范，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3.精神文化资源。所谓精神文化资源，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道德标准，它是闽南人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其表现形式为民众价值观经过提炼高度概括出来的口号、歌曲、象征性符号等。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拼才会赢》这首家喻户晓的闽南歌曲，正是闽南人“爱拼敢赢”文化精神的写照。纵观历史，闽南先民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开疆拓土，远渡重洋；横看当今，闽南人正是在这精神鼓舞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开创闽南经济发展的新纪元。
4.活动文化资源。所谓活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在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具体工作、生活、文娱、学习等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它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娱乐方式、生产方式和锻炼方式。闽南活动文化方式种类繁多，其中很多不仅具有娱乐价值和生产价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泉州为例，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享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著名侨乡”、“木偶之乡”、“南音之都”、“多元文化宝库”之美誉。不仅富有星罗棋布的静态文化，而且拥有丰富多彩的动态文化，二者完美地形成了泉州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海丝”文化、华侨文化、泉台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方言文化，以及茶文化、石文化、瓷文化等诸多元素。这些都是我们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丰厚素材。
三、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行为模式
1.完善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是以不同的形态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具有多重属性，正常情况下,它们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因此，对其进行开发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
首先，闽南地方政府应制定当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建设的指导性意见。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的需求分析为基础,对闽南文化资源开发力量进行整体部署。在充分调动高校、教师等在该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扩大社会各界特别是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教育参与力量，激励更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协同该课程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
其次，高校必须面向社会宣传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取得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广泛支持与合作。通过宣传和沟通，使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部门与学校形成共识，达成协议，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明确各自的职责，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正常开展奠定基础。
再次，高校必须充分挖掘开发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人才。所谓地域特色人才，是指闽南地区那些在知识、技能、社会资源、人脉等方面有教育影响力的人士。其构成主要有：党政机关相关人士、闽南文化专家、企业界人士、离退休干部和学生家长。他们身上聚集着各种不同的资源和潜力，是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素。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提升自身闽南文化素质。由于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最终是要落到课程执教者身上，所以，教师的闽南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资源开发的质量。针对高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非闽南地区，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其闽南文化积淀先天不足，这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闽南文化素质势在必行。
2.探索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新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一条充分发挥大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最大限度实现闽南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新路子。具体模式如下：
第一，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就是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观诸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华侨博物馆、郑成功陵园、施琅纪念馆、李贽纪念馆等闽南文化保护区的各种物质文化资源，让学生去亲身感知和体验闽南文化精神，以获得思想道德升华的模式。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深受学生欢迎，能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也就是引进来的教学模式。一是邀请闽南文化专家到校为学生作有关闽南文化的专题报告。二是将闽南物质文化资源、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活动文化资源引入课堂，引导学生探索所蕴涵的闽南精神文化。以此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这种实践教学模式，一方面有助于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闽南文化所含思想政治教学资源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培养学生学术探索能力，挖掘闽南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三，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特指引导音乐、美术、建筑、创意等相关专业学生，对闽南物质文化、传统风俗文化、精神文化、活动文化进行传承、创作和创意的模式。在创作过程中使学生深刻理解、领悟闽南文化精神的内涵，实现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种实践教学模式深受相关专业学生的欢迎，对学生的影响也具更直接的效果。但这模式通常只适用于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学业基础的大学生，而且还应得到专业教师的支持。
第四，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指结合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引导学生欣赏闽南传统风俗文化和活动文化，从中提升对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感悟，以达到寓教于乐目的的模式。如，引导学生观看高甲戏、梨园戏等。又如，利用节日活动组织学生开展课本剧演出和南音欣赏会等，这种实践模式的优点在于受众面广、参与性好、感染力强。但必须得到宣传、艺术、演出等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文为2010年福建省教育厅思政课教学研究专项课题《挖掘闽南文化宝贵资源，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和吸引力的研究》[JAI0393S]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黄国波.闽南文化的思想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5）
2.庄国土.闽南人文精神特点初探.东南学术，1999（6）
3.李燕.试论社区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2）
4.李康平.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的价值与路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
5.吴太胜.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开发模式探索. 继续教育研究，2008（2）
闽南童谣教材是富有闽南特色的适合幼儿特点的童谣教育素材。本文所阐述的闽南童谣教材是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实际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闽南传统文化中的闽南方言童谣，对其进行整理、改编、配曲、游戏设计（包括游戏情节、玩法、规则等的制定），有目的、有计划地在幼儿园开展闽南童谣音乐活动。同时根据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各环节内容、时间、具体情况需要开展不同类型的闽南童谣音乐活动，验证童谣内容、玩法的可行性，进一步完善童谣内容和玩法，丰富幼儿园音乐活动类型及活动内容，进而推进幼儿园课程发展，创造性地开发、使用童谣教材。
二、选择闽南童谣作为教材的依据和动机
（一）理论依据
福建省文化厅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中指出：“继续完善乡土教材编写，在学校进行普及型教育。在幼儿园推行闽南童谣和游艺教学；小学开设方言、传统艺术、传统技艺课程；初、高中开设闽南民俗、乡土文化等文化课。”闽南方言童谣是阐述乡土文化的象征性素材之一，是闽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过程中，我们更应充分挖掘和利用闽南方言童谣，通过闽南童谣教学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闽南童谣的艺术教育价值
1.闽南童谣是伴随儿童童年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民间流传下来的童谣更能激发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如《古古古，鲤鱼娶查某》：“古古古，鲤鱼娶查某，龟担灯，鳖拍鼓，水鸡扛桥目吐吐……”就将好几种动物串在一起，或具体，或虚构，形态各异，足以令孩子们浮想联翩。
2.闽南童谣素材来自生活，源于民间。许多闽南童谣里将山水、树木、房屋、动物、气候等融为一体，或描述幼儿游戏，或刻画年节喜庆活动，或表现田园风光、农家生活，充分体现了与大自然的互动、融洽、和谐，对于幼儿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细品闽南童谣，其内容均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方式诙谐幽默、生动活泼。如童谣《不识字文字真是惨》：“不识字文字真是惨，亲像青瞑欠人牵，有人写批来给咱，央人看批人嫌没闲。”这首童谣不但有其独特的韵律美，还蕴含着生活情景、做人道理、简单哲理等。
3.闽南童谣描绘了闽南地方风俗民情，是闽南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多数童谣句式整齐、韵律明显，在语言组织上及方言表达上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让幼儿领悟童谣的作品风格、艺术特征和闽南方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民间的文化。如描述闽南传统节日的童谣《正月点灯红》和《烧肉粽》就是让幼儿通过欣赏、表演、感受童谣的同时，了解家乡、祖国传统的文化以及民族的不同特色，感受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只要闽南人生活中涉及的内容，都有可能出现在闽南童谣中，它具有浓厚的民族情感与乡土气息。
4.闽南童谣虽然来源于生活，与幼儿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的闽南童谣都适合幼儿，关键在于童谣作品的艺术形象要鲜明、生动，所描写的内容应是幼儿生活中比较熟悉和兴趣的事物，这样更能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唤起他们欣赏的兴趣，充分发挥幼儿的联想和想象。因此，我们决定对《闽南童谣教材的选择和创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以闽南童谣为载体，以多种形式的音乐活动为背景，选择和创编适合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的童谣教材，进一步提高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现力，培养幼儿对闽南童谣活动的兴趣，有力地推进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三、选择和创编闽南童谣教材的原则
当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丰富多样的闽南童谣后，首先对闽南语童谣进行筛选和改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再对它们进行配曲。在教学中，我们主要为童谣配上流畅、朴实的旋律，将童谣与音乐有机结合，通过节奏、韵律、旋律的贯穿，提炼出童谣中的艺术教育契机，使它们更具音乐魅力，从而打动和熏陶幼儿的心灵，引导幼儿热爱童谣、热爱音乐。在选择和创编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科学性和教育性原则
科学性和教育性原则即所选童谣应该是健康向上的、具有教育作用的。如《请外婆》中 “外婆无嘴齿，猪肚炖莲子。莲子清又甜，豆腐煮豆生，豆生真幼嫩，外婆吃了笑纹纹……”短短几句惟妙惟肖的语言表现了孩子有趣的想法，培养了孩子尊敬长辈的情感。我们认为幼儿通过学习这些富有节奏、韵律的童谣，不但可以形成幼儿良好的思想品德，还能引发幼儿积极的情感，进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游戏性和趣味性原则
游戏性和趣味性原则即所选的童谣内容要生动，有角色、有情节，也就是说尽量考虑到童谣本身的趣味性和游戏性。游戏是最受幼儿欢迎的基本活动，它能满足幼儿好动、好玩、好模仿的心理特点。所以在很多童谣中，我们都尽可能设计成有游戏情节的活动，以更好地调动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如闽南童谣《孤鸡》：“孤鸡，伊密，白鸡子，去找贼，找若有，做新妇，找若无，做乞食婆”，我们配上《头发肩膀膝盖脚》的音乐，并设计了类同“熊和石头人”的游戏：边按童谣节奏边跟着“大熊”走，等到童谣念完后“石头人”马上不动，幼儿做各种造型……这些童谣采用了念、唱、逗的不同艺术形式，易学便记，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活泼韵律，具有浓厚的游戏性和趣味性，使幼儿在欢歌笑语中领略生活的真谛，产生对闽南童谣活动较为持久的兴趣和向往，并获得更多的体验审美愉悦的机会。
（三）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则
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则即所选童谣内容的艺术形象特点要鲜明，要富于歌唱和用动作来表现，让幼儿可以运用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与他人进行交流，享受和体验歌唱与表演的和谐与快乐。如《阿婆去买蚝》中幼儿边唱“阿婆阿婆去买蚝，寄人蚵，嫌臭鹾。掺蒜仔，好味素。吃依饱，去踢陀。”边自由结伴，两两相对愉快地进行表演，在情感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同伴友好相处的良好情绪体验。
（四）时代性和创新性原则
闽南童谣教材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它要不断反映时代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不断增加和创编反映时代内容的新的童谣教材，就是要把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童谣中表现出来。二是要求不断赋予传统的童谣教材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更适合现代孩子的需求和实际。创新需要想象，而想象又是创新的前提，在闽南童谣活动中，注重童谣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不仅能激起幼儿学习的兴趣，萌发幼儿热爱童谣、热爱家乡的情感，而且能培养幼儿的创造能力，让幼儿在闽南童谣活动中体验到快乐。如我们在创编闽南童谣《泉州小吃真正好》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童谣的特点，另一方面结合“闽台一家亲”的特殊关系，把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的心愿编到童谣中，继而运用角色扮演和打击乐的形式来表现童谣。这样赋予了童谣本身很强的生命力，受到了幼儿的喜爱。
总之，闽南语童谣教材中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是其他素材所不能比拟的。让我们用“心”体验，用“意”创造，用“情”耕耘，不断挖掘和创编出更多符合幼儿要求和时代特色的闽南童谣教材，使闽南童谣这一朵传统文化之花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让那些有益幼儿身心健康的闽南童谣教材更好地发挥它的独特作用。
参考文献：
[1] 《文化传承与幼儿教育》论文集
[2] 让本土民族文化走进幼儿园.学前教育研究，2005（1）.
[3] “文化、民族艺术与幼儿园课程”.学前教育研究，2004（1）.
作者简介：
对泉州民歌研究 文 章 来 源 w w w . 3 e d u . n e t
长期以来,闽台海峡两岸以及东南亚等世界各地闽南语系地区的闽南同胞都非常喜爱并传唱闽南语歌曲。谈到闽南语歌曲人们会立刻联想到台湾的闽南语歌曲,如《爱拼才会赢》、《车站》、《烧肉粽》、《金包银》等,但作为闽南语歌曲源头之一的泉州传统民歌却鲜为人知。
泉州是我国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着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祖籍地。勤劳善良的泉州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集体创作了《灯红歌》、《十步送哥》、《王大姐》(又名《四季歌》)、《病囝歌》等众多“原生态”的闽南民歌,但是这些原汁原味的闽南民歌在福建本土却很少有人演唱,年青一代知之甚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王耀华等学者搜集整理研究了泉州部分闽南语民歌,但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主要以记谱为主,较少对音乐区域色彩特点进行分析。本文以泉州民歌做为研究对象,从民歌分类和音乐特点等角度探讨其所具有的地方区域色彩。这些泉州民歌不仅脍炙人口,而且随着移民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是当代闽南语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的丰富素材。因此这一课题对于闽台文化的研究、加深海峡两岸骨肉之情以及保护民歌的“生态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歌种分类
泉州地区包括泉州市、惠安县、南安县、晋江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市、晋江市和石狮市等。泉州依山面海,境内山峦起伏,海域面积广阔。由于长期海上交通的发展,许多泉州人漂洋过海到异邦谋生或往台湾开拓定居,使泉州旅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达七百多万人;而目前在台湾的二千多万汉族同胞中,祖籍泉州的占44.8%,约有八百多万人①。泉州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孕育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闽南语歌种,有渔民号子、过番歌、茶歌、童谣、习俗歌、情歌等。
1.渔民号子:主要分布在晋江、惠安、石狮等地。这是伴随着泉州人民长期“以海为田、以海为生”的渔业生活产生的,这些带有闽南方言韵味的口语化旋律久而久之形成了具有闽南人特有开拓精神的渔民号子,如惠安的《划桨号子》,崇武的《摇橹号子》,晋江永宁的《渔民号子》、《车网》、《拔帆》、《拉舢舨》,石狮的《船渔号子》等。这些劳动号子反映渔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但是这些旋律音调在现今的渔民生活中已经不再传唱了,在上个世纪还能够听到的曲调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了。
2.茶歌(褒歌):主要分布在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茶区,在当地也称“褒歌”,是茶乡男女青年在对唱中表达互相爱慕、互相赞扬的一种口头歌谣形式。闽南是中国乌龙茶的主产区,号称“中国乌龙茶之乡”,闽南地区的茶歌是茶区人民在采茶、制茶的劳动生活中,触景生情,即兴编唱,创作出优美动听的闽南茶歌调。如安溪的《采茶歌》、《请茶歌》、《手提茶卡系身腰》、《日头出来红绸绸》,南安的《芹山采茶歌》、《手掼茶篮挽茶叶》、永春的《茶山闹葱葱》等。根据蓝雪霏老师的研究和洪惟仁先生的多媒体光盘《台北褒歌之美》中对台北茶区的调查资料,台湾褒歌的节奏及其旋律基本构架是由闽南安溪一带山地的挽茶相谑歌发展而来,还有台湾歌仔戏也吸收安溪褒歌的曲调使之成为歌仔或歌仔戏的曲牌,如台湾歌仔戏艺人“矮子宝”演唱的“卖药歌”采用的就是安溪褒歌典型的旋律。
3.习俗歌曲: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歌唱的,流传比较广泛的一种抒情小曲。泉州习俗歌曲内容丰富,主要有《王大姐》、《灯红歌》、《冬丝娘》、《采莲歌》(又名《唆啰嗹》)、《番客歌》、《打花鼓》、《长年歌》、《哭梧桐》、《病囝歌》等。《灯红歌》表现了闽南地区人民在除夕夜、初五夜及元宵夜通宵点烛台、顶炉烧香的习俗,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表现佳节的祥和与欢乐的气息。
4.过番歌:以反映出国背景、海外劳动生活以及侨眷生活为内容,如《雪梅思君》、《番客歌》、《父母主意嫁番客》等,这些闽南语民歌不仅在闽南侨乡广为传唱,而且在东南亚各国聚居地几乎家喻户晓。传播海内外的《番客歌》就是侨乡歌谣的代表作。
二、外来小调的变异性
泉州传统民歌除了本地特有的闽南旋律曲调以外,还有一些是外来的小调类民歌。这些民歌传入泉州地区后,往往融入了闽南人民所习惯的调式、旋法与音阶等音乐语汇,符合了闽南人民的文化地域特色和审美习惯。如江苏小调《孟姜女》、安徽的《凤阳花鼓》和北方的《苏武牧羊》等。“孟姜女调”,又称“春调”、“梳妆台”、“十杯酒”、“尼姑思凡”等,是我国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小调之一。“孟姜女调”传入泉州后,歌名由“孟姜女”改为“五更鼓”或“十步送哥”等。“五更鼓”在结构、调式以及音调等方面与“孟姜女”保持一致,但歌词内容则发生较大的改变。如下面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谱例,旋律骨干音与江苏《孟姜女》基本相同,各句落音均落在“商”、“徵”、“羽”、“徵”上,依旧采用起承转合的曲式结构,只在乐句进行中根据闽南唱词唱腔加入变化的因素:
1.歌词内容发生改变。“孟姜女调”一般采用“十二月体”或“四季体”,而流传在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调,则是以“更点”为顺序分节、分段,完整地咏唱出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歌词按闽南方言诵读押韵,唱词从“一更”唱到“五更”,表现了月下一对青年男女私定终生的情景。
2.音阶形式发生改变:从音乐结构、旋律进行动向、骨干音看,显然是由“孟姜女调”变化而来的。在其变化过程中,音阶结构和旋法是起主导作用的,音阶结构变为徵、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徵,旋律进行中常会出现闽南民歌特有的“变宫”、“变徵”旋律乐汇的润饰,从而具有了闽南语民歌细腻、柔美、委婉动人的气质和韵味。
三、地域色彩
泉州地区的闽南语民歌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大部分的情歌、生活习俗歌曲纯美质朴、感情真挚、明亮欢快,与台湾日据以来创作的沉郁幽怨的闽南语歌曲有着本质的区别。1.泉州方言的影响:泉州民歌,是在借鉴古代方言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均用具有地方韵味的闽南语唱念。从歌词而言,其口头性和方言性特别强,方言俚语特别多。这些闽南语民歌不用方言念唱很难念出韵脚,在普通话中也很难念出相对应的字眼。泉州民歌曲调与泉州方言声调相互关联,曲调跟着声调走,声调融于曲调中。如泉州童谣《天乌乌》,歌词“天乌乌,要落雨,海龙王,要娶某,龟吹箫,鳖打鼓,水鸡扛轿目吐吐”,其中方言俚语较多,如“某”,闽南语中指代“妻子”、“水鸡”指代“田鸡”,旋律基本与念唱的音韵、声调的平仄走向相稳合。用闽南方言吟诵的音调与语调为旋律发展的基础,用“唱”的方式来“读”闽南方言文学歌谣,其音调基于歌谣诵读,音乐节奏基于歌谣诵读的节奏。
2.音列特征:泉州民歌一般以宫、商、角、徵、羽五声音列为基础,在旋律进行中常出现变宫(7)或变徵(#4)两个音,偶有出现清角音(4),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上》的选曲谱例②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角出现的次数较少,属经过音或装饰音,变宫与变徵这两个变音在旋律中重复出现的次数较多,变声明显占着比较重要的位置。
3.变宫、变徵的旋律结构型态:由于变宫、变徵音加入的普遍性,泉州民歌形成一种在五正声基础上增加变宫、变徵音的旋律结构形态。如加入变宫音的泉州民歌《王大姐》:曲谱中由羽音上行到变宫再到羽音(lasila)是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这时的变宫扮演着装饰过渡的色彩,乐曲虽然是商调式,但却强调羽音的色彩,隐现羽调式,使旋律乐汇更加细腻,增添了抒情的性格。又如加入变徵音的泉州民歌《灯红歌》:曲谱中由商音或角音上行到变徵后再到角音(re或mi#fami)是另一种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音乐糅入泉州南音唱腔行腔的旋律色彩,风格上显得更加委婉柔美。
四、闽台戏曲对泉州民歌的吸收
闽台戏曲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吸收闽南民歌(泉州民歌),其是闽台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芗剧(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重要来源之一。闽台戏曲常用的一些曲牌来源于闽南民歌(泉州民歌)曲调,或原曲引用,或摘取片段,或吸取其音调加以发展创造,而且常根据“生”、“旦”等不同角色的唱腔与故事情节来选择民歌旋律,由此演唱、编曲技术得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从而使民歌的曲调更加规范和成熟。
1.吸收民歌曲调:闽台高甲戏、梨园戏、木偶戏、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唱腔中有相当一部分吸收了泉州民歌的曲调,特别是高甲戏中的丑旦戏中较多运用了民歌的曲调,如高甲戏《桃花搭渡》中采用了泉州民歌《大补缸》、《四季歌》、《灯红歌》、《花鼓调》、《乞食歌》(又名《七字调》)等,《管甫送》中采用了《十八步送歌》、《五更鼓调》,《唐二别妻》中的《病仔歌》、《跪某歌》等曲调。台湾歌仔戏中所运用的《七字子》、《送歌调》、《长工歌》、《五更鼓》、《苏武牧羊》、《跪某歌》等,与泉州民歌基本旋律框架相似。 这些民歌被闽台戏曲音乐吸收后,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民歌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流失”得最厉害。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它被改变得最严重。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更应该首先为恢复它的“生存权”而竭尽全力。④就像 对泉州民歌研究 对泉州民歌研究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