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7 17: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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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巨灵金融平台及国泰安（CSMAR）数据库，样本选用2002—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由于CSMAR数据库从2002年开始披露成本费用粘性计算中所需使用的收入及费用季度数据，另外，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需要，为了保证恰当的时间跨度，本文选用了2002—201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剔除了金融业上市公司及同一年度中四个季度销售额连续上升或连续下降的样本。最终，本文的样本包含了961家上市公司，共11351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及回归模型设定
(一)宏观经济波动的计量已有研究在考察宏观经济因素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时，通常选用的是GDP增长率（Lev&Thiagarajan,1993；ABJ,2003；Bankeretal.,2010；孙铮，2004等），没有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选用产出缺口对宏观经济的波动进行计量。
(二)成本费用粘性的计量借鉴DanWeiss(2010)的方法，本文利用企业收入、费用的季度数据，通过下列算式，对各企业每一年度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进行了计算。上式通过测量销售额每下降一个单位时的费用变动额和销售额每上涨一个单位时的费用变动额之间的差值，来衡量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若Sticky<0，说明企业存在成本费用粘性；反之，若Sticky>0，则说明企业存在成本费用反粘性。
(三)管理者未来预期的计量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表明，管理者会依据企业前期的业绩表现来推测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Barberisetal.，1998;LantandHurley，1999），当前期销售额增长时，管理者往往会更加的乐观；反之，会更加的悲观（曹歌，2012；Bankeretal.，2014）。因此，本文设置了一个关于管理者预期的虚拟变量，并将前期销售额变动方向作为管理者预期的判断标准：当第t-1期销售额大于第t-2期销售额时，我们认为管理者对第t期销售额将持有乐观预期；否则，将持悲观态度。
(四)回归方程的设定为了检验假设一，即观察宏观经济波动是否会对费用粘性产生影响影响，我们使用了如下方程。在这里，我们用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来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与管理者未来预期共同对费用粘性产生的影响，并以此考察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中，我们主要观察该交乘项的符号和显著性，以此检验假设二、三、四。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表1中，我们队全体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费用粘性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1393、-0.1171，均小于零，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费用粘性的现象；管理者预期的均值为0.7477，大于0.5，说明上市公司高管更容易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持有乐观预期，这与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现象相互对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均值约为38%，两职分离情况的均值约为0.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并没有很严重的问题。在表2中，我们将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对子样本进行了双重差分检验。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平均费用粘性为-0.0855，非国有企业的为-0.1783，非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程度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费用粘性程度，并且，就均值而言，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乐观程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高管的乐观程度，说明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更低，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于成本的调整也更加随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假设三和假设四。此外，无论是均值还是中值，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都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国有企业的问题，导致国企的治理效率低下。
(二)实证回归结果利用模型1和模型2对假设H1-H4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的回归中我们可以看到，产出缺口与费用粘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当产出缺口大于零，即宏观经济上行时，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会随之上升，印证了假设1。另外，资本密集度与成本粘性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当收入出现波动时的调整成本越高，企业的费用粘性就会越强，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相反，劳动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是由于在计量过程中，我们为了控制异方差对劳动密集度取了对数，导致劳动密集度的样本值小于零导致的，就本质而言，劳动密集度的系数说明当企业的劳动密集度高时，企业的费用粘性也会更强。为了验证假设2，即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影响机制中的作用，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管理者预期的变量及其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得到模型2。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未来预期的乐观程度与企业的费用粘性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管理者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持有一种乐观态度时，往往会更不愿意调整企业的现有资源，以防未来期间调整成本的发生，这与曹歌（2012）、Bankeretal（.2014）的结论是一致的；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也与企业费用粘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管理者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上行对费用粘性的促进作用就会加剧；反之，当管理者对未来持有悲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下行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也会加剧，假设二得到数据支持。模型3和模型4是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基础上，用子样本对模型2进行的重新回归，其中模型3是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模型4是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的回归。从回归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与费用粘性水平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当国有企业管理者持有乐观预期时，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水平并不存在着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低下，管理者并没有很强烈的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动机，并且国企的所发生的费用多少也不会对企业的生存产生实际的影响，在做出成本决策时，管理者并不会很认真的考虑调整成本的问题，更多的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反，在非国有企业赝本的回归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会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帝国建设主义思想”更强，在作出成本成本决策的过程中也就会更加细致的考虑宏观经济的波动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由此，假设3和假设4得到证明。
四、结论
(一)实证方法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往往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间的关系，然而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左端也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从而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向量自回归(VAR)较好的解决了以上问题。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及其影响的过程中，向量自回归模型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实证方法之一。因此本文也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二)变量选取本文基于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选择变量，选取中国的经济增速、物价、货币供应量增速、贸易余额增速、股价、汇率以及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进行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速，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为季度数据，数据量较少，而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存在非常相似的变化态势，因此采用工业增加值增速(cgdg)作为经济增速的变量。对于物价，因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市场敏感度非常高，通常可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因此将其作为指标。关于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2增速(cm2g)为研究对象。对于贸易余额增速(ceig)，选择出口当期值与进口当期值之差的同比增速来衡量。以上证收盘综合指数作为股价(csti)的衡量变量。对于汇率，基于目前中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将其确定为实际有效汇率(cexr)。对于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3可能更好的衡量流动性，然而IMF统计数据库的M3统计时期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此外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度相对较低，美国M3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因此以美国的M2增速(um2g)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IMF统计数据库和国际清算银行。
(三)数据说明及其统计特征在样本选择期方面，由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开始启动首轮量化宽松政策;此外2008年量化宽松政策开启至目前的季度数据跨度较短，实证结果难以说明问题;因此选取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为进一步对比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前后中国经济指标响应的变化，以量化宽松政策开启时点为界限，将样本选择期划分为两个子区间:第一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第二阶段为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对这两个子区间再分别进行研究。各序列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实际有效汇率(cexr)和美国M2增速(um2g)均为I(0)序列，而中国的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为I(1)序列。这样，如果要利用回归模型研究各序列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各序列之间存在协整性，为此本文利用Johanson协整性检验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七个序列中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量化宽松政策之前的估计结果根据AIC统计量可得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二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求取美国M2增速对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实际有效汇率(cexr)六个指标的冲击。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即以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的样本为研究对象。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长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国M2增速具有正向的冲击;对贸易余额增速、实际有效汇率具有反向的冲击;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基本不受影响。各经济指标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表3是中国经济指标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6.58%、4.17%、5.12%、4.93%、1.32%和1.76%，国内因素对各对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3.42%、95.83%、94.88%、95.07%、98.68%和98.24%。
(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估计结果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即以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为样本区间进行研究。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2增速、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呈现正向的变化;贸易余额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反向的变化。如表4所示，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8.14%、19.29%、14.22%、4.52%、9.51%和8.09%，国内因素对各相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1.86%、80.71%、85.78%、95.48%、90.49%和91.91%。总体而言，美国M2增速发生一个正向冲击，对于中国各经济指标，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之后，其变化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对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的结果显示基本不受影响，而之后的结果呈现正向的响应。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程度大于量化宽松政策之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2年至2013年这一新的样本选择期，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为进一步使得研究具有对比性，将样本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加以检验，研究结论总体如下。首先，无论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还是之后，美国M2增速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贡献度仅占很小的比例，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变化绝大部分由其自身解释。因为自2005年7月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在此基础上测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水平的变化;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呈现一定的独立性。其次，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响应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各宏观经济指标变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变化呈现明显的方向性。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的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经济指标变化的解释程度大于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最后，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2增速、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呈现正向的响应;这是因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其需求增加，基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同时由于中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从而引起中国M2增速、中国经济增速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升，中国的流动性增加会引起股价指数上涨。贸易余额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反向的响应，因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所以实际有效汇率表现为反向变化，这进一步会引起贸易余额增速呈现反向变动。
自20世纪末以来，系统耦合理论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系统耦合理论对交叉领域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人们构架了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关联和影响的桥梁。“耦合”一词系借用物理学的概念。《辞海》关于耦合的解释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例如，两个单摆中间连一根线或一根弹簧，它们的振动就是此起彼伏;原子内部电子的总角动量就是自旋角动量和轨道角动量的耦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组成一个网络时，其中一个电路中的电流或电压发生变化，能影响到其他电路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现象叫电路的耦合。电路之间的耦合方式包括电感耦合、电阻耦合、互感耦合、电容耦合、电阻电容耦合等。在化学反应领域有耦合反应，将两个化学反应联合后，其中一个化学势大于零的反应，可以带动另一个化学势小于零，单独存在不能进行的反应能够进行。生物系统中许多反应就是靠这一原理实现了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在生物、生态、农学、地理学等领域，都有人们引用耦合的思路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两个或两个以上性质相近的生态系统具有互相亲和的趋势。当条件成熟时，它们可以结合为一个新的、高一级的结构———功能体，这就是系统耦合，属于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任何系统，其非平衡态是绝对的，平衡态是相对的、偶存的。系统自由能的积累可使系统进入非平衡状态。通常人们说“能量是系统的驱动力”，无疑也适用于系统耦合。当条件和参量适当时，系统势能延伸，可以使不同系统实现结构功能的结合，产生新的且高一层的系统。它不是原系统量的增大，而是新功能体———具有新质的较高层次的系统。它联通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发生系统耦合，由此产生的新系统称之为耦合系统。系统耦合的相关因子主要包括:耦合的关联性、耦合的整体性、耦合的多样性以及耦合的协调性等等。系统耦合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纽带，其理论意义在于充分发挥生态系统所固有的开放性带来的外延特性(自由能的积累)，导致系统进化和生产潜力的解放。系统耦合的生产潜力源于其催化潜势、位差潜势、多稳定潜势和管理潜势。耦合的关键是要打破原有系统的界限，破除原有系统的束缚，以构成要素的自然关联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原则，将关联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形成具有自组织结构的、系统内各要素具有能动性的新主体联合系统。例如人们关注的环境保护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的耦合关系(如图2所示)，两者存在催化潜势、位差潜势、多稳定潜势和管理潜势等等，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联起来，建立畅通的信息通道，建立新的自组结构体系，使各要素之间充分发挥能动性，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从而构建新的动态平衡系统，找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
二、耦合经济概念的提出
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很多经济问题，例如个别的如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环境容量不相容的矛盾，有望在已经立法促进的循环经济阶段解决。其他的矛盾，通过实施循环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这是因为按照物理中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规定，能量是单向滑向退质劣化以至于彻底失去做功能力的。因此能量的消耗是持续的。再比如，现行的市场经济中的供求定律与生态系统的供求定律是相悖的，例如市场上海鲜鱼类的供给量减少，则价格上涨，从而刺激捕捞量增加，而海鲜鱼类的保有量则会下降。使这种相悖的规律通过耦合协同起来，扭转向耗竭方向恶性发展的局面，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必须靠机制创新才能做到。继循环经济之后，人类社会进一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经济形态是“耦合经济”。所谓的耦合经济，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充分发挥循环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当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生产活动相互耦合，人造财富生产能力、自然资源消耗能力与自然资产生产能力相和谐，经济活动中排放氧化物的规模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还原规模相和谐;人类社会所依赖的能源在依靠工程技术使能量得到梯级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工程科学突破了对物理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限制性的理解，以耦合作为创新的主要手段，在地球环境条件下，发展能够把赋存于地球环境中的能量聚集起来，使之成为新能源的可持续能源技术，最终实现由可持续能源支撑的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使经济形态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简而言之，耦合经济就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以及自然生产要素相耦合，经济(Economic)、环境(Environment)、可持续社会(Ecotopia)三者(3E)协调、和谐、共同发展，构筑“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友好复合型社会体系.
三、耦合经济的制度创新设计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国富论》中提出来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其含义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力图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费者追求满足程度(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一般说他们并不企图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们所增加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但是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引导他们去促进社会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们真心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产生的效果好。后来经过后世经济学家A•马歇尔等人的不断完善和演进，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可以有效率地实现稀缺资源合理配置的机制。现在我们尝试移植这一原理，把它应用到自然资产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中来。我们把这一原理中市场参与者的个人追求定义为明确目的，把在不经意中达到的目的定义为伴生目的。把这只新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描述为复合社会(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每个人都在力图追求个人满足。一般来说，他们并不企图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资产，也不知道他们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去达到伴生目的，并且其效果要比他们真心想的效果好。很显然，如果在实践中做到了这样，那就是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活动耦合起来，在人们追求个人幸福的努力过程中，同时达到了生态友好、环境友好、气候友好的伴生目的。这只新的看不见的手，将是有效果的。作者构思了一个关于“空气资产”生产消费等行为中新的看不见的手起引导作用的模型(如图4所示)，它初步显示，经过努力这条路是可行的.假如我们每时每刻呼吸的空气资产为某个拥有者所有，消费者不按市场价格付费，就无法取得呼吸用的空气，就像哺育婴儿需要牛奶，婴儿没有付费购买牛奶的能力，而是由其抚养人代付的。由此我们建立这样的市场关系:空气资源拥有者依靠出卖自己的空气取得收入而生存发展，他会按照市场竞争决定的价格向消费者收取费用。由于排污者对空气产生污染，降低了空气的效用，进而降低了拥有者出售空气的价格，并因此受到损失。在法律的保护下，拥有者向排污者收取赔偿金而加大了排污者的行为成本。空气拥有者为了永续经营下去，会将出售空气得到的资金和向排污者收取的赔偿金用于根据消费者需要、维持和扩大生产者的生产量的投资，如用于清除污染从而提高销售价格的投入。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排污者向大气环境排放污染物使空气受到污染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扩散过程，而拥有者要治理污染物的时候，首先是一个把污染物富集起来、分离出来的不能自发的过程，其后才是把污染物无毒、无害化转化的过程。较之排污者在排放之前污染物尚处于“浓相”时治理，至少是多出了把污染物富集起来、分离出来的成本。排污者终究会发现，赔偿损失比自己治理的花费要大，从自身利益考虑，他最终会选择自己治理而不是向空气排放污染物。这个很简单的模型告诉我们，通过导入一只新的看不见的手，使现行市场经济体系参与自然系统的运行耦合起来，最终实现建立在自然系统上的良性发展，自然资产保值增值基础上的经济繁荣、社会财富增长，是能够做到的。
四、耦合经济解决问题的思路
耦合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因为它符合创新的最本质特征，即把一切不可能变为一切皆有可能。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耦合是构造一个新系统的手段。由于新系统的新结构，决定了新系统的新功能。新系统能够涌现出新的特性或功能，包括把过去的不可能或把在其他存在形式下的不可能变成新系统下的可能。
(一)人类活动与自然活动的耦合如今作为地球村的村民，我们欣喜地看到经世界各国政治家、科学家以及社会名流的大声疾呼和国际组织的不懈努力，各国政治家在遏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并且列入国家议程。在有关制度驱动下的主要行动包括发展循环经济、深入的节能减排、清洁发展机制、低碳经济、可持续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植被恢复与荒漠化治理等。目前，全球人类活动排放的CO2数量远远多于全球自然生态系统还原的CO2数量，处于大气中CO2含量因为总量积累而上升的阶段，且CO2含量处于对气候不友好的、使全球气候变暖的水平。通过把人类活动与自然活动耦合起来，先期要达到遏制住大气中CO2浓度继续增长的势头。这要靠发展、繁荣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扩大其还原CO2的总规模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依靠发展低碳经济，使全球CO2排放总规模下降。两者相向运动至规模相当。其后一个阶段，是低碳、非碳可持续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主导，CO2排放总规模小于还原总规模，大气中CO2总水平因负积累而下降。最后一个阶段是使CO2排放总规模与还原总规模达到一个动态平衡阶段，此时的平衡使大气中CO2的浓度处于气候友好、生态友好的水平。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里要呼吁的是，我们要把大气层中的CO2看作全球共享的资源。谁把它更多地转化成碳质能源，谁就多了一份竞争优势、生存发展优势。为此，应该制定国家发展耦合经济战略。
(二)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耦合我们今天遇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原因是人类社会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属性上走的太远，因此，我们要跳出现今的社会属性回归自然属性，但这绝不是要解体社会，重新以个体的形式实现人的自然属性，而是要通过创新破除目前这种游离于自然界之外的社会，建立一个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复合社会。按照扩充后的复合社会去理解，认识论就要丰富和完善其内容。例如，除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资产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资产生产力与人造财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复合社会。建立这样的复合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于明确生态资产的产权归属，确立并实现生态资产的价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看到和想到远远不等于做到，而往往是稳定的利益结构、心智结构、群体的博弈结构在起决定作用。尤其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放弃无回报地索取自然资源的行为，拿出人类劳动成果的相当一部分回馈于自然，这将面临整个价值体系的改变，是极为不易的。构建复合社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完善问题。首先，构建复合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明晰生态资产的产权归属，使生态资产受到有效保护，避免历史上一再发生、被经济学家称为“公地悲剧”的事件;其次，承认自然资产的价值和生态服务的价值并实现它们的价值，最终要在复合社会的框架结构之下，形成价格机制。这将是极为复杂、深刻的问题，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为了不至于拖延时间，快捷而有效的办法是向自然资产的采掘、耗用和享受生态服务征收税金，提高现行市场经济成本和价格总水平。然后将征收的税金，以公共财政投入的方式，一方面用于支持耦合经济产业技术开发;另一方面用于扶持生态产业及生态资产所有者，矫正因为价值被忽视的参与市场竞争的先天畸形。因此，我们才能迎来一个生态逐步繁荣，环境容量相应增大，生态系统产出持续提高，生态服务逐步增强，自然资产充分保证的前提下、人造财富最大化得以实现，人与环境系统和谐共荣的未来世界。
(三)自然生产要素之间的耦合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使是在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个阶段，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的知识，都是有错误的，仔细推敲下来，对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对征服自然产生的狂热情绪的批评中，有一种声音是“出于人类的无知”。其实，人们对于征服自然产生的狂热情绪并不是完全没有知识的无知，而是基于一些错误的无知。但是，在汲取因为基于偏颇甚至错误的知识而发生不适当的征服自然的行为招致自然报复的教训时，我们也要切实防止消极看待人类对自然进行干预甚至是改造的作用，防止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事实上，就自然的生产力而言，完全自然的状态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但因为自然生产所需要素耦合不完善，而始终发挥不出来。其中的“玄机”一旦被人类看破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干预甚至是改造，往往能够快速而有效地把这种潜力释放出来。古往今来，此类成功的实践不胜枚举。尤其是在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又面临可持续发展难题的今天，运用人类知识作用下的劳动，把自然生产要素耦合起来，形成高的自然生产力，服务于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理应成为耦合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必将在耦合经济的实践中得到更加理智地看待和应用，并因为创造出难以估量的自然生产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2000多年前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成就了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国古代先人运用自然规律的正确知识，用劳动改造自然、使自然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杰作，它发挥作用的本质可以理解为:通过都江堰水利工程改变有限水资源(自然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的时空配置格局，使得整个成都平原都能及时得到水资源以与其他各项自然生产要素偶合起来，使自然的生产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材料提供的支持，人们通过干预和改造自然，形成了能够大幅度提高自然生产力的人工环境。例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北方农民发明并广泛应用的塑料大棚温室种植技术，改变了自然状态下整个漫长冬季因温度和热量水平不足以支持其他要素耦合并转化为生物质的状态，改善了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富裕了一方农民。总而言之，在很多丰富而又具有说服力的成功案例的启发下，我们确实该自觉地、能动地、清醒地认识“运用人类知识作用下的劳动，把自然生产要素耦合起来，形成高的自然生产力”这一命题了。
1.（1）后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是从投入角度考虑流通服务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关联影响，指该产业（作为下游产业部门）对那些向其供应产品作为其中间消耗的产业或部门（作为上游产业部门）的影响。后向关联指标包括直接后向关联指标（用直接消耗系数表示）和完全后向关联指标（用间接消耗系数表示）。①直接消耗系数：又叫投入系数，记为aij，其经济含义为生产单位j产品所直接消耗的i产品的数量，它反映了该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存在的相互提品的技术依赖关系。其中，xij指第j产业对第i产业的消耗量；Xj指第j产业的总投入。全部直接消耗系数aij所组成的矩阵，称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记为A。直接消耗系数反映了某产业对其他产业产品的依赖程度。流通业对其他产业的直接消耗是指其他产业为流通业服务的生产所提供的各种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各种服务等；其他产业对流通业的直接消耗是指流通业通过批发或零售服务活动，以支持这些产业的正常运行，这是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②完全消耗系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除了直接消耗方面外，同时还存在着由于产业之间的关联导致的间接消耗方面的联系。第j产品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第i产品部门货物或服务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称为完全消耗系数，记为bij。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计算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的公式为：其中，(I-A)-1称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它表示生产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除了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各部门的产品外，还包括本部门的一个单位最终产品在内，反映了生产一个单位最终产品的完全需求。完全消耗系数能更全面地反映产业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2）前向关联效应前向关联是从产出角度来说明流通服务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关联影响，是某产业对那些将本产业的产品或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部门的影响。前向关联指标也包括直接前向关联指标（用直接分配系数表示）和完全前向关联指标（用完全分配系数表示）。①直接分配系数：直接分配系数是第i部门产品分配给j部门作为中间产品使用的数量占该产品总产出量的比，记为hij。用公示表示为。其中，xij指第j产业对第i产业的消耗量；Xi指第i产业的总产出。全部直接分配系数hij所组成的矩阵，称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记为H。直接分配系数反映了流通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程度，直接分配系数越大，说明其他产业对流通业的直接需求越大，流通业的支撑作用越明显。②完全分配系数：完全分配系数是i部门单位总产出直接分配和全部间接分配给j部门的数量，是i部门对j部门的直接分配系数和全部间接分配系数之和，它反应i部门对j部门直接和通过别的部门间接的全部贡献程度。（3）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中间需求率Gi是指第i产业对某产业的中间需求量（中间产品或者中间使用）与该产品的总需求（中间需求量与最终需求量和）之比。中间投入率Fj是指第j产业的中间投入与总投入之比。中间需求率反映了各产业部门的产品有多少作为中间投入为其他产业所需求，由于任何产品不是作为中间产品（生产资料），就是作为最终产品（消费资料），故有中间需求率+最终需求率=1，一个产业的中间需求率越低，则最终需求率越高，从而这个产业就越具有提供最终产品的性质，反之，则该产业具有原料产业的性质。中间投入率反映该产业的总产值中外购的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即中间产品之和）所占的比重，由于中间投入率+附加值率=1，因此，中间投入率越高，则该产业的附加值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根据钱纳里、渡边等经济学家的产业划分方法，按照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的差异，以高于或低于50%为标准，把产业部门划分为4个不同的产业类型，见表1。（4）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某产业因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需要该产业部门为其他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它量化地表示了某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间的后向关联。当感应度系数大于l时，我们认为该部门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程度，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的提供作用就越大，后向关联就比较强。影响力系数是指当某产业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的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的波及程度，是衡量某产业与各后续生产部门的关联程度的指标，体现产业的前向关联。当影响力系数大于1时，表明该部门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与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的影响力水平，也就是说该部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出的拉动作用很大，对社会生产的辐射能力也就越大。
2.宏观经济效应分析投入产出模型不仅深刻揭示了产业之间的技术关联关系，而且通过投入产出表，还可以反映各个产业对整个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文章在揭示甘肃商贸流通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宏观经济效应。（1）就业效应就业效应衡量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也说明该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程度，以一个部门的总投入中劳动投入所占的比重来衡量，该比重越高说明该行业对于劳动力需求越大，就业效果也就越明显。测量就业效果具体指标包括直接劳动报酬系数和完全劳动报酬系数，直接劳动报酬系数的计算公式为.其中，avj为第j部门的直接劳动报酬系数，vj为第j部门的劳动者报酬，Xj为生产第j部门产品的各部门的总投入。完全劳动者报酬系数矩阵为：BV=AV(I-A)-1(10)其中AV为直接劳动报酬系数矩阵。（2）出口和消费效应消费和出口效应分别衡量产业对消费、出口的影响程度，用最终消费系数、出口系数来表示。最终消费系数的计算公式为：ei表示第i部门的出口系数，Ei表示第i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为国外消费者所消费的部分，Yi表示第i部门的总产品。该系数越大，表明总产品用于出口的部分越多。
二、实证分析
1.数据预处理为了有利于揭示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借鉴前人研究方法[15]，文章将商贸流通业从传统的第三产业中独立出来，将第一、二产业各细分产业进行归并，从而对原始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调整。调整遵循两个原则：重点突出原则和三次产业划分原则。根据流通经济学理论，判定一个行业（企业）是否属于流通产业，一是看其是否专门从事商品流通；二是看其是否专门为商品流通服务。根据这一划分，文章中计算的商贸流通业数据包括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第一产业为广义农业部门，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农林牧渔服务业5个部门；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各部门和建筑业；其他第三产业为除上述流通业所含部门以外的其余部门。基于上述划分，文章把2002年和2007年的甘肃省投入产出表分别归并为四部门投入产出表。调整后的投入产出表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商贸流通业、其他第三产业（简称其他三产），如表2、表3所示（数据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2.甘肃商贸流通业产业关联度测算及比较（1）后向关联效应表4为商贸流通业作为产出对其他各产业的直接和间接消耗情况。由表4可以看出，2002年甘肃省流通业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流通业本身和除流通业以外的第三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分别是0.04149、0.22453、0.13984、0.12809，表明流通业每产出1万元产品，需要直接消耗上述五大产业部门产品414.9元、2245.3元、1398.4元、1280.9元，流通业对第二产业的依赖程度最高，其次是流通业本身和其他第三产业，受农业的影响很小。2007年上述数据分别为457.2元、2150.3元、708.4元、904.9元，流通业对农业直接消耗有所上升，对第二产业、流通业本身和其他第三产业的直接消耗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尽管如此，制造业仍然是流通业的主要投入要素，其次是其他第三产业和流通业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甘肃流通业发展主要依靠制造业的产品和原材料投入，以及仓储运输、餐饮住宿和其他服务业的消费需求，这反映出甘肃流通业正处于资本与技术大量“数量扩张”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表明流通业发展与包括金融保险、社会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其它服务业密不可分。当考虑不同产业间的间接消耗时，2002年流通业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对第二产业带动作用最大，其次为流通业本身和其他第三产业，对农业的依赖最弱。2007年这一顺序依次为第二产业、其他第三产业、流通业、农业。流通业发展对第二产业的带动作用有上升趋势（2002年为0.77171，2007年增加到0.80392），而对流通业自身、其他第三产业和农业的带动作用有所下降，分别从2002年的0.26138、0.22532、0.69694，下降到2007年的0.10642、0.14514、0.07710。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流通业对上游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越明显。（2）前向关联效应表5为商贸流通业作为中间投入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支撑情况。结果显示200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流通业、其他第三产业每生产1万元产品需要直接消耗流通业产品（服务）375.5部门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2002年2007年2002年2007年第一产业0.636340.545550.86420.81906第二产业1.897962.286571.217521.34367商贸流通业0.767630.551250.984480.88637其他三产0.698070.616630.93380.8509表7各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部门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2002年2007年2002年2007年第一产业0.037550.005980.113770.03406第二产业0.068190.021120.219560.07760流通业0.139840.070840.261350.10642其他三产0.127380.073020.241820.10821表5甘肃各产业对商贸流通业的消耗系数元、681.9元、1398.4元、1273.8元，流通业作为中间投入，与流通业本身的关联最紧，其次是其他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与农业的关联最弱。2007年这一数据分别为59.4元、211.2元、708.4元、730.2元，与2002年相比，各产业对流通业的直接消耗均有所减少。这一现象表明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对流通业更多的消耗，其他三次产业对流通业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作为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媒介，流通服务投入量理应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当前出现的此种状况充分揭示出甘肃商贸流通业发展不足，流通力已日益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是流通业对农业发展支持不足，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考虑产业之间的间接消耗，则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2002年对流通业消耗最多的是流通业本身(0.26135)，接下来依次是其他第三产业(0.24182)、第二产业(0.21956)、农业(0.11378)；2007年这一排序分别为其他第三产业(0.10821)、流通业本身(0.10642)、第二产业(0.07760)和农业(0.03406)，均体现为不同程度的下降。（3）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比较表6为甘肃商贸流通业和其他产业的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基于此我们可以判定甘肃商贸流通业的产业属性。结果显示，甘肃流通业的中间需求率在2002年为57.50%，低于第二产业，高于农业和其他第三产业。2007年中间需求率下降为30.36%，仅次于第一产业，而高于第二产业和其他第三产业。这一变化表明甘肃商贸流通业从生产业性质在逐渐向最终消费功能转变。从产业的中间投入率指标来看，2002年甘肃流通业中间投入率为53.40%，2007下降为42.21%，表明经过几年的发展，甘肃流通产业的增加值率有所提高，流通产业的宏观绩效有所改善，商贸流通业的基础性产业特性凸显。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甘肃流通产业由中间产品型产业正逐步转变为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其功能由主要服务于生产者向服务于最终消费需求转变，产业增加值率提高，产业绩效获得改善。（4）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比较表7显示了甘肃商贸流通业和其他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可以看出，第二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在两个时点上都较大，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数值大于1），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来自第二产业的制约最大，这一结论再次证明了工业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商贸流通业的感应度系数在两个时点上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分别为2002年的0.76763，2007年的0.55125。这一结果表明商贸流通业对甘肃经济发展很敏感，或者说在经济发展中，流通产业通过后向关联作用对经济的贡献较大，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但远高于农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一影响水平在2007年有所降低，表明近几年甘肃商贸流通业发展不足，流通产业的战略性地位正受到挑战。影响力系数的分析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第二产业仍然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且主导地位有所增强，流通业对国民经济的波及影响程度弱于第二产业，但高于其他第三产业和农业。因此，可以看出甘肃省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流通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尚不及工业那么明显，但从发展趋势和发展潜力来看，随着流通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影响力也必然增强。因此，可以考虑作为先导产业来大力推进。
3.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宏观效应分析（1）就业效应表8为甘肃商贸流通业及其他各产业的就业效应测算结果。直接劳动报酬系数指标显示：2002年商贸流通业的劳动投入占总投入中比例为28.03%，2007年这一比重为14.5%，分别位于其他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之后，高于第二产业，表明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劳动密集型程度比较高，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强，但是劳动投入的占比有下降趋势，这说明当前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还有待增强。相比较而言，由于考虑到产业间的间接联系，完全劳动报酬系数比各产业相应年份的直接劳动报酬系数要高，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商贸流通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下降很快，相对位次也从2002年的第三位下降到2007年的第四位（甚至低于第二产业）。（2）出口和消费效应由表9可以看出，同其他部门相比，2002年商贸流通业最终消费系数为0.2926，即每10000元总产品中有2926元用于消费，这一比例高于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接近，但是远低于其他第三产业；2007年商贸流通业的最终消费系数为0.179，比2002年有所下降，仅高于第二产业，远远低于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是拉动消费的最重要部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要以第三产业为着力点，表明甘肃商贸流通业在促进消费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由于2002年投入产出表没有单独列出出口一栏，因此出口系数指标缺失。2007年的出口系数显示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出口值为零，表明甘肃服务业发展仍以国内市场为主，服务贸易极度匮乏。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第一，产业关联分析结果表明：首先，甘肃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其他经济部门具有较强的联系，其中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度最高，对农业的依赖度最低。从商贸流通业的支持服务对象来看，流通业主要为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对农业的支持很弱。其次，甘肃商贸流通业服务于生产的中间需求功能有弱化趋势，正逐渐向消费者服务转化；流通产业的增加值率有所提高，流通产业的宏观绩效有所改善。最后，流通产业的感应度和影响力系数表明，商贸流通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影响力系数）大于国民经济对流通业的推动作用（感应度系数），因此，应通过主动发展流通业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并考虑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把商业作为一个先导产业来发展。第二，产业的宏观经济效应表明：商贸流通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就业具有较强带动作用，但当前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不足，有待增强。商贸流通业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与其他第三产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加强；其出口效应不明显，表明甘肃商贸流通业开放度比较低，仍以内向型发展为主。
宏观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评析论文
[摘要]如今，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宏观经济学不仅对世界的经济理论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化改造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说，主要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分别为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以及通货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将其引入到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选择性借鉴的曲折过程。基于此，文章主要评价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以供参考。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国化改造；发展；理论建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112
1前言
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言，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领域，通常被分为两个分支學科，分别为研究经济资源最佳配置的微观经济学以及研究经济资源最佳利用的宏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其将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国民的收入作为核心决定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为整体化的经济运行，所以，其具体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就业问题、长期经济稳定与增长相关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以及汇率问题和国际收支问题等。同时，因为宏观经济学主要考察与国民的生产总值、总投资和收入、国民收入以及物价水平等在国民经济中的变动法则相关的内容，故也将其称作为总量分析，其主要解决资源有效利用方面的问题。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应该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运行规则、理论构成以及其影响进行分析，确保其可以在中国化改造中得到正确的借鉴，期望能够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含义
对于经济学来说，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更好地解决与研究人们自身的无限性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学说。在经济学中，其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人类无上限的需求和资源的稀缺。对于人们的无上限需求而言，及时不断地更替和变化，需求和欲望也分轻重缓急，稀缺资源也具有被选择的特点。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不是资源稀缺的原因，而是针对因资源稀缺所引发的对资源选择、利用与合理配置的相关问题[1]，换句话说，就是正确选择、配置与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从而更好地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所谓经济学，其主要是从资源稀缺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将经济学分为资源利用与资源配置两个独立的学科，分别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指的就是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微观经济学指的则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3西方宏观经济学下的中国化改造
如今，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被充分的引入到中国的经济市场中，在此过程中，其也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有选择借鉴的曲折历程。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后不难看出：首先，因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均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而西方宏观经济学作为“后来者”，其若想得到整个经济学界的接受，则必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次，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实行的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与西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发展，但是这种经济体制的成熟运行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后，西方经济学自身具有双重性质，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进行宣扬，又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客观性总结。总体来说，其本质就是对私有制的维护。另外，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比较大的相同点，根据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进行客观总结，也反映出了经济社会中所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值得我国借鉴与吸收的地方。因此，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态度应该是在吸纳的基础上，严格把握分寸，不能照搬照抄，应消化与学习其有用的部分，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当、合理的将西方宏观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化改造中。
对于政府行为，其往往表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功能往往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两者紧密关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因为政府行为不可能完美无缺，市场功能也不可能完全有效，两者都有弱点，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协调互补。这就需要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为核心，围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立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性质进行分析，无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都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总结，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采用有效、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方法和措施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能够保持平衡，从而优化经济结构，使国民经济可以得到平衡、持续、健康、快速以及稳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或者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其手段和措施也越来越趋向于一致化。那么有效的借鉴与引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成功经验，可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其进行建设与完善是首要任务。所以，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其需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相关经济制度进行有机融合，确保国家干预力度的一种现代化市场经济。一方面，政府应该在一些特殊领域内避免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过多干扰；另一方面，政府应正确的调控市场的自由度，避免市场经济发展失控。为了实现这一局面，必须将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手段进行融合，体现其优越性，只有确保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落实，才可以确保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均衡、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我国在经历了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后，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四个转变：一是由国家对企业进行直接调控和直接的资源配置转向为调控市场，从而直接调控对市场产生影响的主体，实现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二是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方面，从原先的供给调节，转变成为需求调节；三是在调节需求的方法和措施方面，从直接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利用经济杠杆对市场需求的规模进行调节；四是从原本借助国家计划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国家计划、财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三者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新机制。
4结论
总而言之，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与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中，同时也表明了中西方经济理论互补与交融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将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精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从而探索更加完善、健全的具有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宏观调控手段，积极参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树立我国经济强国的形象。
宏观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论文
摘要：宏观经济学关注经济的整体结构、行为和表现。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分析商品和服务的总生产（GDP）、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一般经济动向的基本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通过宏观经济分析GDP短期波动（经济周期）的原因和影响，并长期预测GDP趋势（经济增长）。宏观经济事件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福利，因此宏观经济问题非常重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必须有低失业率、低通胀、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等特性。现代宏观经济投资理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向投资理论。本文将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中三个投资理论的具体内容以及优缺点进行阐述和比较，并对其最新发展进行探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投资理论；理论发展
一、引言
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投资理论是现在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以产出和资本的使用成本为主要变量，揭示了理想资本水平在稳定状态下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Tobin提出的q理论是第二阶段的形成标志，q理论将对未来的预期作为投资依据，并且这一理论将对未来预期收益的评价与金融股市的估价联系了起来，所以相较于前一阶段的新古典理论，它更具有一般性。第三阶段的形成标志是不可逆投资理论。经济学中的投资主要指的是投资工厂的规划设置与设备安装成本，这些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即未来改变计划或决定时无法收回的投资，这就是投资不可逆性。这三大理论的具体内容将在下文进行详述。
二、新古典投资理论
新古典学派包括剑桥学派（马歇尔学派）、洛桑学派（巴拉学派、帕雷托学派）和奥地利学派（mengel学派）。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它用于解释各种经济问题，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在面对不同价格时，市场参与者的反应价格和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优化配置。新古典主义学派深化了古典主义学派的投资理论。其贡献是新古典主义学派把边际原理和数学方法引入投资分析，运用数学函数、机械平衡和原理，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和机会成本的概念量化。
是否投资、何时投资、投资多少是投资理论最基本的问题，此外，当市场情况恶化时，还要考虑何时停产。所以，产业均衡、总体均衡、均衡的动态性质、总体波动是经济学对个体优化行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马歇尔的长期与短期均衡分析回答了传统投资理论中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的问题。要回答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问题，就要对价格和长期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高于长期平均成本时，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就会开始投资；要回答何时停产退产问题，就要将价格和平均可变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企业就会暂停生产甚至退出这一产业。但是，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有的企业常常用折现值来估计一个项目的现期价值，企业为这项投资所投入的成本远远小于对这一项投资所预期的长期收益；还有的企业在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下仍继续营运。这些现实的问题使传统的投资理论陷入困境，下文的不可逆投资理论将解决这些难题。
三、q理论
新古典理论解释的是稳定状态下的一个特殊情况，为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研究投资问题，经济学家创立了q理论。q理论可以描述投资决策的可塑性过程。q理论引入了投资的调整成本函数，在理论模型上实现了逐步调整固定资本水平的思想，弥补了申报前理论中关于投资调整过程的简单假设所造成的理论缺陷。
根据数学模型的q理论的一般推导：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或收入函数为资本kt和劳动Lt，表示为yt=F（kt，Lt），F是连续可微分的凹函数。假设Pt为投资商品的实际价格，wt为实际工资水平，C（It，kt）是固定资产的调整成本，那么C（It，kt）是二次公式中对It可微的严格上升的凸函数，也就是说，投资额的上升会导致边际调整成本的上升。所以可以在短期内进行大额投资，随着投资量的增加，投资的调节成本也会剧增，所以分阶段调节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企业投资的最好办法是投资物品的价格加上投资的边际调整成本，等于资本的最低价格。
q理论的核心方程表明，固定资产净投资，即不含折旧，是资本的基本价格qt的严格递增函数。投资量与qt正相关，而且股票和债券市场将提供评估企业资本价值和未来潜在收益的直接依据，否则很难想出其他客观评价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价值的方法，尤其是潜在的未来收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Tobin定义的qt被称为“平均q”，因为他定义了qt=Vt/（Ptkt），即在t时刻，企业的价值Vt除以固定资产的价值，这是研究实证中常用的q。其中的q值显然可以从实际数据（如金融市场数据等）观察和测试中得到。但是，q理论的q是“边际q”，也就是一个边际投资单位在当前时间内能够产生的所有未来边际收益的现值，这个变量连金融市场也难以观察和推算出来。因此，在q理论和其他相关实证研究的测试中，经济学家常常使用平均q（或根据需要）替换边际q。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探究平均q和边际q相等的条件。已有研究给出了更一般性的条件：F（kt，Lt）和C（It，kt）都是齐次线性函数，Pt、wt和D（t，s）都是外生变量，企业值Vt和kt呈线性正相关。因此，dVt/dkt=Vt/kt，或一个单位的边际的价值qt=dVt/（Ptdkt）=Vt/（Ptkt），即邊际q等于平均q。
在经验统计调查中，使用平均q来替换或近似边际q是非常普遍的，但测试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平均q说明投资的能力非常有限。关于这个状况的理由有很多争论。更普遍的讨论是强调平均q和边际q的区别。也就是说，上文设想的条件实际上有可能得不到满足。因此，平均q不能代替边际q。更有力的论点是财政会受到健康的财政制约。例如，用内部资金投资要比筹集外部资金容易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上各企业的融资能力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平均q与警戒线q没有什么不同，即使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评价的平均q高，也可能得不到相应的投资。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q理论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关系。第一，新古典主义中不能调整成本。也就是说，C（I，k）=0。第二，如果生产函数为y=F（k，L）=kαL1-α），0<α<1，那对k的偏导数为F’k（k，L）=αkα-1L1-α=αy/k。因此，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是在稳定状态下确定理想资本水平的方程式，这也是q理论的一个特例。
四、不可逆投資理论
生产和投资的产业特性决定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形成特定生产的投资，难以转化为其他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如果不得不进行改变，原有的投资就会失去意义。不可逆投资理论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把不可逆和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出比传统的投资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投资理论。
在传统的投资理论中，马歇尔的理论回答了两个问题：是否投资、什么时候投资。但是，由于现实和理论的差别，马歇尔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解决投资问题。马歇尔认为，如果一个产品的价格高于其长期平均成本，或者投资预期总收益的贴现价值大于投资成本，则应立即进行投资。但实际上，企业不会马上进行投资，而是保持观望和等待。我们假定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一次性成本为k的投资来构建一个生产系统，假设一旦构建，该系统将永远维持下去。Rt表示单位当期投资收益，假定Rt为一个时间单位内从该项投资中得到的收益，计算未来预期收益时用1/（1+ρ）来表示折现率，那么在t时间内未来预期总收益的折现值为Rt/ρ。根据马歇尔的理论，一旦Rt/ρ>k，或者净利润Rt-ρk>0，就要立即开始投资，我们称ρk为马歇尔投资的触发值。因此，当Rt略高于ρk时，等待率高于0，仍然具有价值，它将大于预期纯利润的直接投资化为时间t，因此，马歇尔的投资原则Rt-k>0不是投资者的最好选择。
为了找出投资的最优原则，我们采用随机优化的方法进行研究讨论。以一次性投资为模型建立一个投资系统，假设投资过程有三个基本特征：需要沉淀性成本、未来收益不确定并且具有风险性、投资必须立即进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用成本k进行一次性投资，何时投资最优。用V0（R）来表示还没有投资的价值，用V1（R）来表示投资后这项投资的价值。从本期价值V0（R）出发，如果决策者继续等待，给定现期收益为R，下一期价值函数的预期折现值为E[V0（R′）|R]/（1+ρ）；如果决策者立即投入k，并得到价值V1（R）-k=R/ρ-k，决策者只需要将这两个值进行比较即可。我们在前文已猜测，最优解应是一个高于马歇尔投资触发值的另一个触发值，即T>ρk。现期收益R>T时，决策者将开始进行投资。在R=T时，投资与等待的价值是相等的，通过条件限制和函数计算可确定T值。假定R服从一种最简单、无趋势的几何布朗运动，可以求出V0（R）。当RT，决策者将进行投资。
关键词：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经济调节；政府干预
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采用的经济调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子。中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而是一个商品经济体系。西方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在其最小经济单元为领主庄园，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需或很少与外界发生商品交换。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最小经济单元是个体农户，所谓男耕女织，大量手工业产品及非自产消费品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从外界取得，因此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历来都具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还在于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由于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存在，它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国家以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管理和干预经济。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每当积累到达一个顶点，就以社会组织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予以暂时缓解，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矛盾因素重新开始积累。尽管封建社会进程中众多参与者最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历朝历代的当政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经济思想。历史不会以断裂的方式向前演进，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应该忽视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现代社会经济与封建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仔细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试图引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分析历代当政者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梳理出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大致脉络。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选取当政者的经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其对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有切实的经济运行结果或效果可以比较，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经济事物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2]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1．国家视角
历代当政者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其国家视角，即最终目标是要使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阶级或阶层过于贫穷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这与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一脉相承，理想社会的标准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统治者的任务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所言：“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政者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现实态度，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过贫或过富，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管子在国蓄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4]
在国富和民富的相对关系认识上，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前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管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人君对民众财富要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5]。商鞅从实施农战政策，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6]，表明当时的管理者只看到这个问题统治者强势的一面，片面地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管理者已认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7]。通过促进生产，增加全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这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简单论断有了很大进步。
此外，国家视角还有一重含义在君主对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现。桑弘羊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8]而到封建社会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9]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在提高，自身经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君主所有权观念在不断淡化和减弱。
2．国家占据经济管理优势地位
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当政者认识到自身必须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才有利于调节措施的进行，管子轻重论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10]“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原理，顺势而为，非常灵活地调节经济。当市场流通中有较多的谷物时，国家控制货币，则货币的相对价格高，当国家收购谷物后，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较多，则谷物相对价格高，这样在货币与谷物的相对价值运动过程中，因国家占据垄断地位而总能够保持经济调节的优势地位。在这一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大垄断商人的角色。在对外贸易交换中，这一原则相应演变为保持对外贸易优势地位。“天下轻，我重”[12]，“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说管子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出口相对价格高的商品，进口相对价格低的商品，借此达到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
3．经济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必须是在充分占有经济信息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下单个市场参与者所无法做到的。经济信息的迅速流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国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优势可以促进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管子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同时，“国轨布于未形，据于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14]“国轨”是管子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旦规划形成，宏观经济调节便依此展开，绝非随意而为。另外，《管子》中问篇、八观及入国等篇列明了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的详细问题，其设计非常细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为一国经济管理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国商业价格情报系统。《旧唐书·刘晏传》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15]。可见政府为获得即时信息不惜花费大量开支，在实践中价格信息在政府调控经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议：“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16]由此，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个商业信息报告体系，使得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信息，相机制定决策，调节供需，平抑物价。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必要性
国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分歧，直到现在仍是一个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经济实践表明单独实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家干预是主基调，封建社会管理者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这一国策。
在理论层面，管子最早以朴素的方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认为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17]然而，与西方同样是经济人的微观基础，但引出的结论却很不相同。亚当·斯密由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原则，管子得出的却是国家干预的结论，“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18]，故必须有政治权力（在管子看来，这是超阶级的）出而为之指导，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在抽象的经济人概念掩盖之下，中西方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其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明显的差异。
此外，管子还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出发说明国家宏观调节的必要性，“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籴釜十镪，而道有饥民”，“物适贱，则助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与年景差时粮食价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还有一些不同地区粮食价格差异的记载，如《轻重乙》所载：“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20]，表明粮食高产区和低产区粮价相差约二十倍。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产生活过分信赖自然条件，外界自然环境变化会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剧烈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服务变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组织调剂，本着安定百姓生活的社会公共性目标（而不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在谷物丰收时收购存贮，到谷物歉收时投放市场，或将谷物从高产地区运往低产地区，以调剂余缺，为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稳定经济和价格的作用，他们会在商品丰裕时故意压低市场价格而后收购，或在市场商品短缺时囤积居奇，使得短缺现象更加严重，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以期在抛售时获取更多利润，这样做无疑会使商品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议中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乏，民有所取，则往往闭塞其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商业领域，兼并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因，各朝经济管理者普遍持打击态度。汉代桑弘羊在主张国家经营盐铁时，指出专卖政策是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22]，“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侈、绝并兼之路也。”[23]王莽认为，对垄断性商品应该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从中牟取暴利，剥削普通劳动人民。他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垄断行业推广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指出：“有财而不理，则阡陌闾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放弃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产生兼并垄断，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会产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职能，其变法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摧抑兼并同时也与巩固封建统治直接相关联，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一是商业交易的核心原则在于交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经济实力过强，必定会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危及统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贾所经营事业一般规模较大，如盐铁业，必然聚众独处，时间一长难免产生脱离朝廷统治的倾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桑弘羊对此就曾提到：“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26]
在讨论兼并产生的原因时，经济管理者也认识到由经济个体自身素质的高低差异带来的经济后果，桑弘羊说：“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论及此点，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
三、封建社会宏观经济调节的措施和目标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经济管理方式的独特性在于政府作为经济经营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因为这样做可以将政府调节经济的公共性目标、维护政权稳定性目标和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当政者的最佳选择。而一般意义上的重农抑商国策，所要限制的是民营工商业，官营工商业则不在其列。随着朝代更迭，具体调节措施包括名称多有变化，但宏观经济调节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占据国家经济大部分比重，因此调节政策主要围绕农业领域展开。一般常见的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常平，对手工业产品实行专卖，在农业信贷方面实行政府专营。
管子提出由国家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贷或租与农民，同时运用价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户兼并压榨农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经济调节政策措施里，国家在市场丰裕、物价较低时购进，在市场短缺、物价高起时卖出，一则平抑物价，二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三则打击富豪大户，一举三得。
汉代桑弘羊推出的经济政策中平准政策与管子类似，明显有变化而且直接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盐铁酒的专卖。因为盐铁行业具有垄断性质，能够产生丰厚利润，以往富豪也多经营盐铁业。在桑弘羊实行专卖后，政府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30]，同时打击富商大贾，抑制兼并，巩固了封建统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业经济活动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盐铁酒专卖、货币统一铸造、工商业征税和五均赊贷，其中五均赊贷是王莽经济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据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评定物价，并以“市平”价格作为标准采取相应调节措施，如购买和抛售商品，来稳定市场价格。赊贷则是由政府组织资金进行贷放。在这里，“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是实现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扩大了财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则是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普通劳动人民利益，同样是一项政策同时实现了三项目标。
王安石在农业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资金贷放于农民，其政策目标在稳定粮价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摧抑兼并，他还要求三等以上人户担负四分利息，而这些富户实际上不需要贷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这一目标上走得更远。
明代丘浚非常重视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把“平物价”与省力役、薄赋敛并列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丘浚所提稳定价格与前朝历代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扩大政府收入两项目标，表明他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应当停留在保持经济体系和商品市场的稳定这一层面上，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个体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应当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谋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谓封建社会经济调节政策的集大成者，观察论述面广，对历朝历代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悉数进行了整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转变，提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只保留了“平物价”一项，同时在货币制度、财政预算、海外贸易、漕运、常平等方面提出诸多更加科学的政策主张，颇有新意，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88；362－364；303．
[2]管子·五辅篇
[3]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
[4]管子·国蓄篇
[5]管子·揆度篇
[6]商君书·说民篇
[7]大学衍义补卷二O，总论理财之道上
[8]盐铁论·复古
[9]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戒滥纵之失
[10]管子·国蓄篇
[11]管子·山权数篇
[12]管子·轻重乙篇
[13]管子·山至数篇
[14]管子·山国轨篇
[15]旧唐书·刘晏传
[16]大学衍义补卷二六，铜楮之币上
[17]管子·禁藏篇
[18]管子·禁藏篇
[19]管子·国蓄篇
[20]管子·轻重乙篇
[21]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一
[22]盐铁论·禁耕
[23]盐铁论·复古
[24]汉书·食货志
[25]王临川集卷八二
[26]盐铁论·复古
[27]盐铁论·刺权
[28]盐铁论·错币
我国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施行的是有形手和无形手相结合的形式，其中市场经济是主要的管理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予以配合，起到的是总领全局，引导方向的作用。宏观经济管理就是我国应用宏观调控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的具体体现。在社会经济运营的过程中应用宏观调控管理可以有效地避免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能够把握住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并且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经济环境。宏观经济管理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其针对的是社会整体，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整。
二、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一)注重信息搜集，规范信息应用
要想强化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关键是要搞好经济信息的搜集和管理工作，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在进行的过程中可以快速高效的接收到准确全面的经济信息。就现阶段而言经济信息的搜集工作存在着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的特点，因此搜集到的经济信息经常会在准确性上存在不足，而且由于搜集渠道受到限制，因此搜集的经济信息在全面性和时效性上也难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不仅不会提升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有时还会起到一定的反面效果。所以，我国政府应建立起完善的经济信息搜集系统，并且要注重信息搜集的科学合理，做好经济信息的筛选验证工作，避免虚假信息造成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络应成为经济信息搜集的主要途径，通过互联网络的应用可以提升经济信息搜集的速度。
(二)加强信息管理，完善应用系统
宏观经济管理与经济信息的结合应为宏观经济信息管理，为了有效地对宏观经济信息管理进行落实，相关部门应建立起完善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健全系统的运作，提升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具体来说在进行系统建设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首先应明确系统建设的意义，并对系统运作的工作目标进行设定，使得系统在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可以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其次，要保障系统可以快速高效的进行运作，满足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对时效性的需要。不仅如此，政府在将经济信息应用到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还应注重政策上的调整，为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的应用打好基础。具体来说政府应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三)发挥导向作用，实现科学管理
宏观经济管理无论应用何种手段，采取何种方法，其最终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家经济的建设。因此在应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其应一直坚持这一最终目标，避免管理方向出现偏差而造成目标实现的困难。在没有应用经济信息之前，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一些管理方法的制定有时会带有着一定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难以真正的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得宏观经济管理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因此在应用经济信息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经济信息的优势，将其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导向，通过分析经济信息加深对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了解，进而可以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的管理策略，使得宏观经济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更容易达成最终的管理目标。
三、总结
我国的现代旅游经济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走上了规模经营、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也成为了国家大力推动和发展的服务性支柱产业。从始至今，我国的现代旅游经济的管理，都是在积极地寻求、借鉴、吸取欧美日先进旅游经济管理学的科学经验、运作模式、市场操作和工商企业管理，并结合我国的旅游资源、人文文化和民族特色来提高旅游服务产业的品牌质量和旅游服务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旅游经济管理就是国家为发展旅游经济产业，有序地、引导性地、宏观地进行有计划、有系统、有法规、有调节和有监督的规范适法的管理活动。它具有多层级管理、多构成管理以及多方面管理的内容，始终贯穿于现代旅游经济活动的管理事业中。通过对旅游产业经济的过程管理，发展壮大国家第三产业的旅游经济规模、完善民生民计、提高民众幸福指数、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其中通过确立国家旅游产业发展目标，建立旅游经济产业管理体系，完善旅游经济事业发展战略，合理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制定旅游事业发展计划以及完备旅游事业发展的预测、决策和监督职能等方式，达到实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绿色环保的国家战略发展大计。
国家旅游管理机关和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我国经济产业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制定并规划现代旅游经济的总体目标,运用宏观旅游经济产业调控、组织发展旅游经济产业规划、协调并监督旅游经济产业运营、服务旅游经济产业社会职能等方式,统一规划、组织引导现代旅游经济发展中旅游消费群体、旅游企业、国家、地方旅游经济管理之间的关系,通过现代旅游经济的调控运营与协调发展,提高现代旅游经济的规模效益、服务社会和谐发展效益和生态环保的绿色效益,促进整个旅游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现代旅游经济管理的发展战略
1.现代旅游经济管理的专业化产业战略专业化产业战略是通过政策导向、法律规章、金融运作和组织扶植等方式，引导和培育从事符合自身资源条件的专业产业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创造出在旅游经济领域的专业化产业，利用其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使其不断地做大做强，蓬勃发展，形成整个现代旅游经济的规模，支持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稳定和提高。专业化产业经营的战略优势就是:整合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人文传承，集中各种专业资源致力于最优势的业务领域，从而开发和培育出优质的现代旅游经济实体和品牌。例如陕西旅游集团公司倾力打造的大型水上实景歌舞《长恨歌》，就是利用了华清池这个不可再生的文化历史资源，集中各种专业力量，成功开发的一个集文化与历史于一体的优质品牌项目，通过几年的不断打磨，实景歌舞《长恨歌》不仅是陕西旅游集团的一张耀眼名片，更成为国内乃至走向国际的一个金字招牌，这可以说是我们在不断探索中打造出的将历史与文化有机结合的一个优质旅游项目品牌。
2.现代旅游经济管理的集团化规模战略作为国家第三支柱产业的现代旅游经济管理的集团化,是通过产业规模的集聚形式，依靠产业资源、产业资本的合力,使得产业规模化经营,逐步建成集体化管理战略联盟,构建现代旅游经济的战略航母。通过产业集聚的集体化规模经营,调整、提高旅游经济的规模体量，更好地服务民生大计,使产业经济规模的特性与生产、消费高度一致,从而提升国家、地区旅游经济的规模和质量,促进现代旅游经济的长足发展。现代旅游经济管理的集团化规模发展,随着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旅游经济产业通过提升、整合和集聚必将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一体化态势,实现合纵连横的资源整合和跨区域旅游经济规模的战略发展。3.现代旅游经济管理的信息化经营战略随着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兴起，现代旅游经济与以互联网--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结合，发展现代旅游经济管理的信息化经营战略，是未来现代旅游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厉以宁，1930年生，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我国现阶段，在运用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中，利息率作用是不大的。这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与当前条件下利息率与投资，储蓄，与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特点紧密相连。本文不准备讨论体制方面的原因，而专就利息率投资、储蓄、消费的关系作一些分析。
一
在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有关宏观经济调节的理论中，假定投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而消费(连同储蓄)则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弹性。这些假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中央银行调整利息率对经济的调节，也往往以这些假定作为制定具体措施的出发点。然而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却很可能与此相反，即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弹性，而消费（连同储蓄)却有较大的利息弹性。如果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的利息弹性较低，那么银行提高对生产单位放款的利息率，就不大可能起到紧缩投资，从而使总需求减少的作用；或者，想要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调整投资额，就要使利息率有较大幅度的升降。利息率升降的幅度与投资调整的幅度是不相称的。如果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那么银行想要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刺激总需求或压缩总需求的话，就可以通过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来做到这一点。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只有低利息弹性)和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利息弹性的主要原因进行探讨。
投资之所以缺乏利息弹性，无疑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假定企业并未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那么利息率的调整和企业的利息费用的变动不可能成为调节企业投资额的重要因素。但我在这里不准备就体制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我想要探讨的是体制以外的原因。比如说，如果实行体制改革以后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投资是否不再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的利息弹性就会立即变得较大了呢?看来未必如此。这是因为，在一个可供信贷的资金总量有限，而企业又几乎普遍地迫切需要增加投资，以改造旧技术、旧设备，购买新技术、新设备的环境中，对企业来说，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取得银行的贷款。至于需要为这些贷款支付多少利息，以及由此而付出的利息费用是否会成为企业的过重的负担等等，则是次要的问题。假定企业认识到利息率的上升会使企业成本增大，从而会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的话，那么企业很可能主要采取这样的对策，即加速企业资金的周转，降低生产资源伪消耗，改进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等等；但企业是不愿放弃可以取得信贷的机会，而减少投资的。这种情形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工商业户、农村专业户等自负盈亏的单位对待银行贷款和利息率的态度上，则反映得比较明显。所以说，在我国现阶段，即使通过体制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仍然可能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没有理由认为投资的利息弹性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是把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并不排斥这一现象的存在，即少数全民所有制企业会把利息率的变动当作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首要，因素，或比较重视企业的利息费用的增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佯的看法：
第一，如果企业迫切需要增加投资，而投资资金的供给总量却是有限的，那么企业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资金的筹集，而不在于取得资金的代价。因此，投资将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利息弹性。
第二，如果企业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潜力，而只要增加投资就能够使这种潜力发挥出来，使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由可能变为现实，那么企业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投资以后的实际收益，而不在于取得资金的代价，因为前者将大大超过后者。这种情况也会使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
正由于上述情况在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而且短期内不会消失，所以即使我们想通过利息率调整来调整社会的投资总量，那么效果也不会如某些同志原来预料的那样显著。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情况可能稍好一些，但仍不宜寄以较大的希望。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必注意发挥利息率调节投资的作用呢?不是这样。对不同类别的工商贷款实行差别利息率政策是必要的，加收逾期贷款利息和对挤占挪用银行贷款实行罚息的做法也会起一定的作用。但它们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而不在于调节社会的投资总量。这就是说，在我国现阶段，对生产单位的贷款的利息率调整，主要的作用表现于微观经济领域内，然后通过生产经营单位经济效益的提高面间接地影响宏观经济，而不是直接表现于宏观经济领域内对投资总量的调节，并通过对投资总量的调节而影响总需求。我认为，这是我国在利息率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方面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对这一特点的认识是有政策意义的。
那么，我国的中央银行主要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来影响投资总量的变动以控制投资总量呢?我的看法是：就现阶段而言，在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者只有低利息弹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把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作为调节投资总量的主要金融手段。下一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上述有利于发挥利息率调整在影响投资总量变动方面的作用的条件的形成，也就是随着投资的利息弹性的逐渐增大，中央银行可以把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和调整利息率二者并重，使它们共同成为控制投资总量的有效手段。再下一个阶段，投资的利息弹性更大一些了，我们才有可能把利息率调整作为控制投资总量的主要手段。在讨论中央银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及其措施时，应当考虑上述的阶段性。这一点正是从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中央银行用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的方式来影响投资总量的变动，是现阶段可供选择的较好方式呢?这是因为，在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低利息弹性的情况下，对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直接控制与利息率调整方式相比，不仅在影响投资总量的变动方面有它的优点，而且在影响部门，地区、企业之间的投资分配比例方面，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部分的分配比例的直接规定也将会优于差别利息率的政策。再以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控制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比较，尽管前者涉及的是流量分析，后者涉及的是存量分析，后者可能是一个比前者更能广泛地反映国民经济状况的指标，但前者却明显地具有以下两个优点：
第一，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部分定义比较清晰，计算起来比较简便，而货币供应量及其增长部分在定义上还不是十分明确的，例如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的不同含义（M1，M2，M3……）还需要探讨；相应地，货币供应量的计算也比较复杂，因为这也涉及货币的不同含义问题，不宜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Ml，M2，M3……的解释和计算方法。
第二，由于这里所论述的是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也就是通过对投资总量的调节而对总需求进行调节，所以对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控制要比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更能收到这方面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场合下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控制都比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有效。关于这一点，下面在分析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时，将会加以阐释。
二
让我们接着考察我国现阶段利息率与储蓄、消费之间的关系。
消费(连同储蓄)之所以有较大的利息弹性，是与我国现阶段消费和储蓄的特点有关的。我们不妨先对储蓄进行分析。要知道，假定居民的储蓄存款是准备用于养老、生活保障、子女未来受教育等方面的，那么这一部分储蓄存款对于利息率变动的反应是不敏感的。因为储蓄者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由于利息率的上升或下降而立即相应地改变自己储蓄的目的和变更储蓄存款的数量。另一方面，假定居民的消费习惯已经形成，消费结构已经定型，或者居民对生活需要的一些耐用消费品的持有量已经接近于饱和状态，而把手头的货币作为消费后的真正余额而存入银行，并不因利息率的变动而在消费与储蓄之间重新作出选择，那么这一部分储蓄存款也是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的。此外，还应当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假定储蓄存款的持有人或现金的持有人对经济失去信心或对吸收储蓄存款的银行不再具有信任感，那么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利息率的变动也不可能使储蓄存款的持有人继续保持其储蓄存款，也不可能使现金持有人将手头的现金存入银行。尽管上述这些只是纯理论的考察，但对我国现阶段利息率与储蓄、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仍是有用的。
目前我国居民的储蓄，不论是来自劳动的收入，继承性的收入还是其他收入(利息、股息、房租收入等)，其中确有一部分是准备用于养老，生活保障，子女未来受教育等方面的。利息率变动对这一部分储蓄存款调整的作用不会很大，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所了解。但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部分以外的储蓄存款的预定用途，在于居民的消费现状。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作为消费后的真正余额的货币存入银行后可能不受利息率变动的影响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那么，并非作为消费后的真正余额，而只不过是作为消费的暂时替代形式的储蓄存款，对于利息率的变动又将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一部分储蓄存款显然会有较大的利息弹性。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突出。这是因为，随着近几年来经济的增长和居民平均收入的上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于变动的过程中，居民的旧的消费习惯正在逐渐让位于新的消费习惯，而居民所爱好的，愿意购买的耐用消费品仍然供应不足，居民对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持有量远没有接近饱和。因此，作为储蓄存款的货币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消费后的真正余额，而只是一种对未能及时满足的消费的暂时的替代。对储蓄存款者来说，这种性质的储蓄存款就是一种暂时被延期的消费支出。即使我们也可以把准备用于养老、生活保障、子女受教育费用等方面的储蓄存款看成是一种延期的消费，但它们是正常的延期消费，而上述性质的延期的消费则是暂时的，只要利息率有所变动，这种储蓄存款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动。
暂时延期的消费或者转化为储蓄存款，或者变为现期消费，或者以现金的形式保存在居民手中。它们究竟以哪一种形式出现，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居民对经济的信心和对吸收储蓄存款的银行的信任程度。这种信心或信任程度将使居民决定是否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或变为商品，是否把储蓄存款变为商品或现金。这里所说的对经济的信心实际上包括了对价格的预期，对市场上商品供给数量的预期，对个人持久性收入的预期等。这里所说的对银行的信任程度，除了也包括对价格的预期而外，还包括对银行储蓄和利率政策的预期等。如果居民缺乏信心或信任程度不足，那么他们必然减少储蓄存款，甚至减少手头的现金，而增加对商品(包括暂时不需要的或并非称心如意的商品)的购买。
第二，市场上受消费者欢迎并且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相称的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包括商品化的住宅)供给数量的增长率。如果这些消费品的供给迅速增长，那么居民将在手头保存较大数额的现金，准备随时购买；反之，如果其增长率较小，居民则倾向于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也就是把现期消费变为暂时延期的消费。但只要居民认为这些消费品供给数量是会持续增长的，而且认为它们的价格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那么居民手头的现金持有与储蓄存款二者之间的转化将依市场上消费品供给数量的增长情况而定。
第三，储蓄存款的利息率。储蓄存款利息率能否起到调节社会消费支出的作用，与上面提到的两个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居民对经济失去信心，对银行缺乏信任，或市场上受消费者欢迎的消费品供给数量迅速增长，那么储蓄存款利息率在现金持有与储蓄存款之间的转化，现金持有与消费支出之间的转化中所起的作用就会减弱；反之，居民对经济有信心，对银行有信任，而市场上受消费者欢迎的消费品的供给数量虽然在持续增长，但增长率较小，那么居民仍会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这时，储蓄存款利息率就能在这一转化中起到较明显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储蓄存款和取款需要现金持有者和储蓄者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所以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储蓄存款利息率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平，才能吸收居民的储蓄存款。如果储蓄存款利息率低于这一水平，它就起不到这方面的作用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调节社会的消费支出方面，储蓄存款利息率的调整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在储蓄存款方面实行差别利息率政策，那么这一作用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但即使没有利息率的差别，只要在居民手头的现金持有额较大时提高储蓄存款利息率，仍然可以促使居民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即把现期的消费转化为暂时延期的消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
三
关于利息率与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关系，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根据上面所谈到的，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调节现期的社会消费支出。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这就是：通过储蓄存款利息率的调整而对消费支出的调节，不等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增长过快，是宏观经济不协调的显著标志。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利息率的调整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要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可以分解为居民的消费支出、居民的储蓄存款和居民手头的现金持有额三大部分。上面所谈的通过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而进行的调节，是指对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内部三个组成部分(即消费、储蓄存款，现金持有额)之间的比例关系的调节。这种调节虽然是宏观经济调节的一个方面，但它不等于对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即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而对其总和的调节应当被认为更加重要，因为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基金失控，首先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失控。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为既定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必要去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所以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利息率能否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如果能起作用的话，那么它将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我的看法是：就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言，利息率调整可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确有一部分来自居民的储蓄存款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使居民的利息收入增减，从而可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量。但利息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远有一部分来自居民的经营收入，例如个体工商户、专业户等的经营收入。其中有一些经营者从银行得到贷款，如果银行调整对他们的放款的利息率，可以影响他们的经营收入，从而也可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量。不过，这方面的影响也有限。至于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相当大比重的工资和奖金收入、退休金和其它社会福利性的收入等，则很难认为与利息率的调整有直接的或明显的联系，因此也就难以运用调整利息率的方式来调节。
正如对社会的投资总量的调节既可采取财政手段，也可采取金融手段一样，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同样可以采取财政与金融两种手段。就金融手段而言，前面在分析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时已经提到，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应是现阶段的主要手段，利息率的调整是次要的。只有随着投资的利息弹性的逐渐增长，利息率的调整才会变得日益重要。我认为，在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时，除了运用财政手段以外，就金融手段而言，现阶段的有效手段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虽然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也可以影响投资总量，但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它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影响。
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以国民产品的净增长率为依据。把货币供应量增长与国民产品净增长直接联系在一起，并由后者来决定前者，可以使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有一个可靠的物质基础。尽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二者的增长并不十分一致，存在着货币供应量变动的滞后问题，但只要事前考虑到这种滞后性、并且不一定按照长期不变的固定比率来确定国民产品净增长基础上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是根据国民产品的不同构成情况来确定国民产品净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不同比率，那么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不是随意性的。
为了使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不至于过度，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除了需要运用财政手段而外，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将发挥其作用。这就是说，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必须以国民产品的净增长为先决条件，而且必须被严格限制在国民产品净增长水平以下。如果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超出了这一预定的范围，那就意味着超出了货币供应量增长所容许的限界，从而国民经济中就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的情况。即使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的不足并不直接影响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的生产单位关于增加工资和奖金的决策，但就整个经济来说，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受到了限制，经济趋于紧缩，这就有可能防止消费基金的继续增长及其继续给予市场以压力。反之，如果不实行以国民产品净增长为基础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那么一旦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超出了上述国民产品净增长的限界，消费基金的失控将会加剧，由此造成的需求膨胀也必将引起通货膨胀。这正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一调节方式的优点。
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到此为止。由于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是以国民产品净增长率为依据的，所以在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超出国民产品净增长所容许的限界之后，货币供应不足将不可避免。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应不足不仅会增加产品实现的困难，而且还会影响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促使生产单位对生产、销售和成本进行调整和重新安排，至少可以防止经济中继续发生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超出国民产品净增长所容许的限界的现象。换言之，只要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只要企业之间的竞争真正给予企业以压力，那么每一个使本单位职工工资和奖金过度增长的企业都会感受到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不足条件下自己的相对不利的处境。而在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的环境中，企业却不易察觉这一点，或者，即使能察觉，它们也很有可能利用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客观形势来摆脱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过度增长所带来的成本提高等等困难。
按照国民产品增长率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率，在居民叮支配收入总量的其他组成部分不变的前提下，工人工资和奖金收入的过度增长，就会因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的不足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种收入过度增长的现象逐渐消失后，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以国民产品净增长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将使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不足的状态不再存在。利息率的变动是起不到这种作用的。
四
可以把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调节中的有效的金融手段归结如下：
第一，鉴于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应当把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作为投资总量调节的主要金融手段。
第二，鉴于消费基金的失控主要来自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和奖金部分的增长超出了国民产品净增长所容许的限界，在金融方面应当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参照国民产品净增长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第三，鉴于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可以采取调整储蓄存款利息率的方式来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各个部分(消费支出，储蓄存款、现金持有)之间的比例。这表明存款利息率的调整是可以起到某种作用的。但应该注意到，这仅仅指影响消费支出，储蓄存款，现金持有之间的比例而言。它还不可能直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增长，从而也不可能直接影响消费基金总量的增长。这一点又表明了利息率在宏观调节方面的作用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