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8 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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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管理机制中新兴的主导形态是行政区行政，行政区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历史产物，也是社会演进的时代标志，在人类行政区划史的伴随下诞生并发展。由此可见，区域性公共管理是国家内部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也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导机制。传统的行政区域管理机制存在一定弊端，比如行政区域管理目标模糊、治理主体单一、“权力至上”等[2]。随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学技术的影响作用下，国家行政部门对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认识更加深刻，切实感受到区域性公共管理对构建有序社会的积极意义，使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进入全新阶段。在新形势下，区域性公共管理面临着多种因素的挑战，同时也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机遇，“无界性”和“外溢性”是当今世界格局下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突出特征，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事业的治理急需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规范，它要求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区别于传统的行政区划模式，同时发展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全新形态，进而推动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崛起。
2.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时代特征
区域性公共管理是社会公共管理现代观念的突出表现形式，其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都初具规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体系性。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挣脱了传统行政划区的硬性束缚，同时弥补了行政区行政的制度缺失，在全新的世界格局下构成了区域性公共管理机制的稳固框架。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崛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社会背景、价值导向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探析。
2.1从社会背景的角度谈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特点
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社会背景出发，区域性公共管理是国家社会开放和制度透明的时代产物，它满足了公民知情权的合法享有，是构建民主社会的机制保障。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下，权利变更、风险加大、难以估测是社会生态复杂的发展趋势，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科技信息的普及化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高度渗透巩固了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依存状态，进而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层面不断扩大，实现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广度”与“深度”的全方位管理。
2.2从价值导向的角度谈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特点
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价值导向出发，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业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价值导向关注的重点内容，弥补了传统区域性公共管理中以行政区划为一切工作重点的固有弊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秉承区域性行政和共同合作治理的科学观点，实现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事务分层和细化治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同时也是广泛的，既有国家部门，也有私域机构和第三组织，切实构建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新格局。
2.3从运行机制的角度谈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特点
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运行机制出发，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实现了多元、分散、上下互动的管理对象的有机整合，理顺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中合作网络和交互重合的复杂关系。协商、洽谈、调解、谈判等方式方法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主要手段，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对区域内部以及与该区域有横向或是纵向交错关系的区域进行联合治理，这种联合治理的模式遵循了经济市场的内部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点，实现了公共利益的多元认同，加强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
3.推动区域性公共管理发展与崛起的策略方法
3.1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理念创新
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理念创新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实践工作，继承并革新先前区域性公共管理理念的精华，打破传统区域性公共管理理念的束缚，与现代管理理念接轨。在满足时展需求的条件下，实现共同合作管理机制的创新与发展，与此同时，还需加快改变区域性公共管理“集权式”的传统模式，明确区域性公共管理多元主体与多层客体之间的关系，加强主体与客体的现实联系，促成新形势下多元化的区域性公共管理模式，体现出区域性公共管理理念创新的优势。
3.2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法制建设
法制建设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能够有效规范区域性公共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使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始终走科学化、理性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利用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明确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责任践行范围和权力使用范围，加强区域间公共管理的新型合作关系，同时能够有效保障国家间的国际化合作。纵观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法律制度化树立了区域性公共管理主体的权威形象，保证了区域性公共合作管理的持续性。
4.总结
本文将以在1986年成立的环渤海区域市长联席会为例来研究公共管理在区域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公共管理职能对区域合作组织的作用就是推动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从而促进区域合作组织中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主要考虑此次会议的宗旨及原则,并从中剖析公共管理职能是如何应运而生的。首先,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的宗旨:以国家对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总体规划为中心、以增强经济合作区域的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为目标,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而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扩大经济合作区域内的交流合作、促进环渤海地区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其次,联席会的组织原则是“在推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和社会全面合作中,坚持政府协调、市场运作、企业自主、社会参与的合作原则,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统筹协调、共同发展的工作原则”。从宗旨和原则中不难看出在章程的制订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公共政策理论在实践中所必然表现出来的利益倾向性、整体性、合法性与强制性等一系列特征,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区域合作组织要想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为了适应公共政策理论落实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也为了满足区域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区域合作组织通常都有《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宣言》等文件,可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协议、宣言落到实处,而不是束之高阁。这就需要通过公共管理职能作用的发挥推进经济合作的积极探索与创新。进一步发挥公共政策和共同决策的重要作用,围绕区域合作的主攻方向和突破重点,进行综合调研和比较分析,而这一过程正是公共管理职能在区域合作组织中的积极推动作用。
二、关于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职能的建议
在促进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仍面临着重大的问题,陈瑞莲曾经对合作组织进行过比较研究,他提出,虽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非凡,但是缺少实质性推进,其主要原因是区域城市政府间没能够形成统一、合理、公正的公共管理体制,导致区域合作组织的活动无法做到“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公共管理体制是否能够让人满意,是由公共管理的职能范围等因素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区域合作中存在的尚未解决的问题、难题,其最终的解决往往是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分不开的。在促进区域合作、地方政府合作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实现公共管理职能,曾有很多学者提出过自己的建议,本文归纳后得出主要应当采取的措施如下:
1.中央政府的支持与引导是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
职能不可缺少的支撑。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共同利益驱使,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国家的参与,要有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鼓励与引导。
2.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机制
这样的官员评价体系可以帮助区域合作中的政府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有效抑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扩大。
3.建立制度化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要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存在的冲突,并不是否认地方政府追求各自的利益,而是可以通过一种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发挥政治协调的积极作用,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同时实现政治协调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最终实现区域合作组织经济文化的一体化。
价值具有一定的哲学属性，也具有一定的人文性和社会性，价值这个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从语言的角度去分析，价值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偏好属性，主要是表达事物存在的重要性以及事物所具有的功能和特点。价值这个概念一般强调的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获得美好事物的本身。大到国家的发展，小到政策的制定，都需要有价值取向作为指引。小学教育管理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同样具有其价值取向，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要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从而促进学校管理的有效性。
二、小学教育管理工作的科学主义价值取向分析
小学教育管理工作的科学主义价值取向是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初，美国古典主义管理学家创立的科学管理学科；在20世纪，德国的管理学家创立了社会科学组织理论，他们都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首先要完善科学的组织体系，制定完善的计划，运用严谨的制度来约束管理，使管理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在管理过程中，要做到权责明确，进行科学的分工管理，这些管理理念为科学主义价值取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小学教育管理工作应该按照科学主义价值取向进行管理，实现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1.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要注重科学量化的实证资料。
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将管理工作量化能够及时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能够针对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制定量化的标准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教育管理工作的调查和统计，能够给管理者提供有效的管理数据，使管理者根据数据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在大量的数据面前，在对小学教育的管理中就可以实现科学化的管理。
2.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要在统计量化资料的基础上，实现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在小学教育的管理工作中，管理者要在获得准确的量化资料的基础上，完善教育管理政策，使管理人员可以发挥自身的长处，制定科学的分工制度，让管理工作更加有效。
3.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运用科学主义价值取向，就是要求在管理过程中要灵活地处理问题，避免管理的单一化，要辩证地运用科学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管理方法，在科学主义价值取向的管理方法中，根据自身的情况，对管理方法进行创新，不能机械地照搬，要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实现管理的全面化和灵活化。
三、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分析
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人本主义价值取向是教育管理的关键，所以，小学教育管理工作必须注入人本主义理念，实现管理的高效性。
1.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运用人本主义管理的必要性。
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并不是在近期形成的，而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西方，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形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用于对人的教育，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当时的思潮是相契合的，坚持以人为中心，与当时的“人文主义运动”结合，实现了人的价值。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理念，是人本主义的重要体现。“仁”的核心理念就是人本主义，主要讲的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要讲究道德准则，坚持以人为中心。在20世纪，“以人为本”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盛行，我国也将“以人文本”的观念列入科学发展观中，在管理工作中，坚持人本主义价值取向是有丰富的理论依据的。
2.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
学校是以人为组织的重要机构，在教学中要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对小学教育进行管理时，必须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克服单一、机械的管理模式。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可以全面地体现出来，教育管理者在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时，不能单一地进行考评，不能运用机械化的标准，而是要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根据教师自身的特点，在教学特点的基础上，评价其教学工作。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管理人员不能制定机械化的标准，运用标准去评价教师的教学情况，而应该在统一的原则基础上，运用人性化的眼光去评价教师的教学工作。在小学教育管理中，不能只看到短期的利益，要站在更加长远的角度上，分析哪种教学方式可以促进学生的长远发展，在管理的同时，还要支持教师运用人本主义价值取向来组织教学，在课堂实现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
3.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要坚持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价值取向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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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
【正文】
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并被誉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传统或称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层体制愈来愈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和经济生活，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科层管理论均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意味着利润，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3-612:22:00新公共管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字体大小:小大新公共管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
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如图所示：
市场状况／宪法职责模式
附图
1、此项服务活动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属政府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也没有其他竞争者，如国防，应由政府承担。
2、虽属宪法规定的政府职责，但同时有其他竞争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门也在从事此项活动，如医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非一定要亲自提供此项服务，而大可通过招标、合同出租等形式，将其出租给其他公营或私营部门，政府只要对其绩效目标进行测定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报酬，便不失为一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书的作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说的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
3、宪法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而又存在着市场竞争者，如影视业，这时政府就完全可以不从事此项活动，而完全由私营部门承担。
4、宪法既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同时又没有或缺乏从事此项活动的竞争者，如高等院校，这时政府就应积极培育市场，鼓励人们参与此项活动，以提高此项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有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种公共服务类型，在现实中，更多是介于这四种之间的混合型服务领域，因此，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围、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包括高级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一是任期优势，事务有的任期长，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二是专业知识优势，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现模优势，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美国联邦政府现有文官250万，而政务官仅4000人左右，这使得“两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务官基本上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门。如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七位政务官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他们的96850名文官。在这种情况下，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第六，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三、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国日趋流行的同时，也遭受到许多批评和指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新公共管理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以利润为最终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是不适当的，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实际上是把前者简单化。因为相对于政府来说，公众具有彼此冲突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又是作为政府税收来源的纳税人。一方面，他们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税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张公营部门私有化，实际上是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逃避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
5、新公共管理强调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
6、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以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控制，破坏了传统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治上的腐败和。
7、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所谓“顾客导向”、长期计划和预算总量控制很难付诸实施。
尽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种指责和批评，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8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开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从美国的“重塑政府”运动到英国的“运动”，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市场导向和顾客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新公共管理，体现出新公共管理的诸般特征。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
、几点启示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第一，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NextPage]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的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其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进程、速度、重点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均各有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时，更应立足国情，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简单地照抄照搬，无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主要参阅书目
①ChristopherHood:《TheNewPublic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Vol69Spring1991(3-9).
②OwenHghes;《TheNewPublicManagemen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
③OwenH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
④Metcalfe,LesRuhard,Sue:《ImprovingPublicManagement》,London:SegaPublication1987.
一、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
公共管理主要分为两种理论，一种为传统的公共管理，另一种为新公共管理。在传统的公共管理中，其理论的出发点是政治管理，重点内容则是将公共行政作为了一种职业，而管理者则是这个职业中的实践人。新公共管理转变了传统理论的基本思想，它追求的目标多以经济效益和效率为主，注重的是对市场价值的深入开发并利用，它既不是加强责任制又不主张以集权的方式来管理，它主张借鉴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将市场或者说是被管理者作为主要的导向，以提升行政管理的效率。
传统公共管理的工作中心在于高效地投入，它忽视了实际的工作效益；新的公共管理关注了项目的成果和效益，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也变得更加灵活，可完全适应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新的公共管理主张了严格而放松的行政制度，对制定的绩效目标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并实现了达成绩效全过程的评估，它注重了公众和私人、效益和公平的合理统一[2]。
二、当前公共管理视阈下高教行政管理的现状
（一）高教行政管理手段及管理体系的不健全
政府部门在下达行政管理政策的时候，并未考虑到实际的管理环境，例如高校当地的教育、经济、生活等现实条件对高校管理的制约。而在政策出台后，各高校为了尽早地达到政策的目标，忽视了自身实际的高教职责，这导致高教行政管理方向与实际的环境发生了偏差，这种过于遵从管理投入而不注重管理效果的行政行为存在极大弊端，使高校的管理很难真正发挥效力。除此之外，行政管理人员的整体能力也是影响管理效益的最大问题，在解决高校人事划分的工作中，分工不明、教师队伍不均衡的问题常见，如果行政管理人员在相关的工作上没有良好的决断力，就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质量，在一部分高校中，很多教师的职称划分和学历都参差不齐，高校应聘的标准并未有统一的明确规定，执教岗位人员整体素质及能力低下，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这激化了行政管理内部环境矛盾。
（二）行政管理职责划分不明确
就目前的形势来讲，我国在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工作上还有待完善，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为行政管理职责划分的问题，很多政府机关部门在指派行政管理人员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和配置，这导致部分高校中负责行政管理的人员众多，各个行政部门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不明确，针对某一件事情无法确定负责人，在发生行政管理问题时，无人处理无人管辖的情况时有发生，各个部门负责人都将责任推脱到他人身上，这既没解决到实质的问题，还增加了各部门的矛盾。另外，过多的行政管理人员增加了高校的管理成本，而在管理效果上并未有明显的提升，这造成了大量人力资源的浪费，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更受到了制约，管理效率迟迟不能提高，此问题是目前高教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最常见的问题[3]。
（三）市场作用效果比较低
伴随着人们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末，我国的高等院校以及其他教育规模都在迅速地扩大。新的时展促使了行政市场环境发生了转变：高等院校的办学主体变得更加丰富、毕业分配制度变为如今的双向选择机制、办学经费也有了多种来源渠道等。而高校行政管理并没有及时调整管理方法以适应这些转变。另外，高校的教育与人才市场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如今的高校教育质量与人才市场的人才需求间存在较大落差。一方面是逐年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方面是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严重缺乏。
三、公共管理视阈下的高教行政管理思路
在公共管理的视阈下，高校教育的行政管理应该从实际出发，它既要考虑到行政管理的外部环境，又要兼顾高校内部的管理环境，管理者应从高校、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出发，综合考虑所有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出现的问题，尽量从根本上找出影响行政管理的问题，然后利用新公共管理的标准完成高教的行政管理。
（一）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管理体系
完善高教行政管理制度的关键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受传统公共管理观念的影响，许多地方政府对自身的管理职能认识不足，政府并未认识到新公共管理的意义。新的公共管理需要政府在当前的环境中改变传统集权管理的状态，促使行政管理工作向灵活多变的方向转变。具体地说，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是实现宏观的行政管理，所谓宏观的行政管理即是在政府和高校间建立协调机构，招募社会管理精英负责高教的管理工作，这既能完成政策的下达，还能实现高教的社会化行政管理，它可以有效地削弱政府直接干预而存在的管理弊端。
政府还要协调好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各个部门的关系。行政人员的选拔应严格按照制定的标准进行，有效地控制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及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员工的培训工作。另外，高校内部的环境管理要从实际出发，对高校教师的资格和学历进行统一整合，建立高水平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的最大效益[4]。
（二）明确划分行政管理职责
在政府职能转型期间，学校管理层应该将现有的行政人员进行全面的整合，将多余的行政管理人员派遣到其他职位，摒弃传统的思想观念，尽可能地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行政管理价值。同时，学校管理层应对每个职位上的管理者或行政人员的工作内容做出统一的整改，从集中化集权管理转变成以社会、政府、学校统一结合的管理模式，避免因权力过于集中带来的弊端。
行政管理职责的划分应明确，学校管理层应将责任划分到每个部门，并明确到具体负责的人员身上，并制定管理者的行为准则，规定每个部门所负责的管理区域，加大高教行政管理的执行力，实现执政和管理的双项监督，确保在发生行政问题的时候能找到专门的负责人。只有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才能发挥出行政管理的作用[5]。
（三）通过市场环境的调节促使高教行政管理质量的提升
应用竞争机制做好政府的公共管理，鼓励社会中的私有企业参与到公共服务的行业中，以打破政府垄断管理的模式。多种服务主体能有效地降低政府公共管理的压力，在有效的时间中，集中化的管理可以创造出管理效率的最大化。从办学方面来讲，政府可采用融资的方式，进一步加大对民办学校的资金投入；在依法办学理念的基础上，保证其教学的质量以及师资团队的质量建设。另外，政府还要引导各个高等学校建设属于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使高校教育最大限度地运用创新理念，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使教育服务于学生、服务于教师、服务于社会，以实现高等院校的长久发展。高等院校的管理者要明确学校发展的方向和规划，使其向多元发展的方向迈进[6]。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公共管理视阈下，我国的高教行政管理论文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应该正确面对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积极主动地寻找不足，在认真贯彻政策方针的基础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高校应转变传统的集权管理模式，加快社会化管理机制的建立。高校教育的行政管理工作既关系到学校未来的建设，又关系到全校学生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相关部门在面对此问题时，要尽早做好准备，以便提升高教行政管理的质量。
参考文献：
一、“大问题”的提出与早期争论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
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
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
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
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
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
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
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
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
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五、价值与启示
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指各级各类图书馆根据用户对社会信息的需求，通过网络利用计算机、通信、电子、多媒体等先进的信息技术，高度理想化地对各馆藏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进行综合协作开发和利用的活动。
1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未来图书馆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信息时代的到来，决定了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是实行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关于这一点已经达成社会共识。这是由于：
1.1图书馆实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解决知识信息剧增与馆藏力不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已成功地加入了WTO，世界经济格局开始进行重新定位，同时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信息的与日激增，书刊数量的急剧增长对于信息容量相对较大的每一图书馆来说，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收藏力相对低下，对业已产生的知识信息根本不可能尽包尽容，各图书馆孤立地为各类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愈显力不从心。况且各图书馆各自为政，固定用户对现有馆藏的利用率不高，对信息资源的浪费极为痛心。例如我校图书馆自97年以来购置的数10万元的学术期刊光盘，极少有人问津，但是，相对迫切需要此类信息资源的其他用户，只能望而兴叹。还有就是用户普遍需求的同类信息资源，各图书馆竞相购置，以满足当地用户的需要，造成目前这种对文献信息资源的低水平重复购置的局面。因此，统一筹划、多方位、多渠道、立体化合理共建共享信息资源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
1.2实行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用户的迫切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用户对信息资源的需求方式及内容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用户不再满足于单一的馆藏信息服务，迫切需要的是内容新颖全面、类型完整、形式多样、来源广泛的信息。用户的这种全方位、综合化的信息需求，显然不是一个图书馆所能够满足的，多个信息单位协作进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已成为信息服务界急需解决的问题。用户对知识信息的需求还反映在要求所需信息的电子化、网络化，这就需要图书馆加强对文献信息资源的电子化组织和迅速实现网络化的工作，通过对知识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整序，以新的、序列化的知识单元提供给用户。如果每个图书馆单独进行这些工作，是远远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的。
2网络环境下影响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因素
2.1积极因素：
2.1.1网络为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Internet网、中国教育科研网以及中国信息网的开通与互联，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Internet网成功地采用了TCP/IP（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TCP/IP采用的互交换技术，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任何计算机只要采用TCP/IP协议与因特网中的任何一台主机通信，都有可能成为因特网的部分，进行大规模的网络互联，自由地选择利用各种网络服务，顺利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2.1.2部分国家或地区图书馆相继协议协作，不断推进着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提出的“开放”思想，在促进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由封闭向开放，由被动向主动，由浅层向深层，由粗放向效益密集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从20世纪50年代国务院批准公布《全国图书馆协调方案》起开始的，但那时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还处在萌芽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注入了虚拟图书馆和跨行业通过网络协作的特征。如1999年1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召集，全国各行业系统的图书情报机构在北京发出了《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倡议书》并共同签署了《全国图书馆馆际互借公约》。
2.2不利因素：
2.2.1管理体制的滞后制约着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一步发展。管理体制是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关键因素，起着统筹规划、全面协调的作用。图书馆的管理决定着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活动能力、规模、形式和效益，一个图书馆的性质任务、规章制度、馆藏特色、服务手段、服务方式等也极大地影响着其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的水准。网络环境孕育了崭新的管理观念，并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但是从我国目前图书情报系统的状况来看，仍处在无章可循的状态，传统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纵向管理体制极大地影响着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
2.2.2部分馆员的专业水平和思想理念的滞后也制约着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一步发展。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员应具备“专家型”素质，他们除担负传统的图书馆业务工作以外，还应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馆藏资源和网络资源进行深层次开发，去伪存真，有效地抵制信息垃圾，以健康有序的全方位信息资源满足用户。但在我国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图书馆，从事图书情报及信息技术的工作人员素质普遍存在着学历偏低、专业知识结构老化，新的信息技术人才严重缺乏，一些领导思想认识不足，对图书馆继续教育工作缺乏积极支持等，比较严重地阻碍着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进展。
2.2.3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应用的局限性也制约着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一步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有不断发展的过程，目前的一些技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计算机及其配件市场比较混杂，升级换代频繁，给信息技术工作者的选择带来困难；通信线路传输速率低，尤其是在传递多媒体信息时更显能力不足。集成管理系统缺乏标准化，如在多平台技术方面，多数未采用C/S技术，客户端的应用程序不支持字符终端；在网络功能上，多数未采用Z39.50协议、HyperLink技术。各级种类图书馆发展不平衡，有些图书馆还缺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除此之外，网络环境下制约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因素还有诸多网络信息的安全与否、正当的知识产权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部分信息霸权主义能否消除、紧缺的图书馆经费能否得以保障等。
3网络环境下如何对图书馆信息资源进行共建共享
3.1建立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法律保障体系
完备的法制建设是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行动指南。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一个需要多行业参与和协作的系统工作，为了协调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和职责，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规范各方面的行为，以确保各方的利益不受侵害。即将出台的我国《图书馆法》及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必需对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社会地位、经费保障、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总体布局等做出明确规定；必需对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如版权保护、文献复制、传递、编目、检索、互借等，要制定统一运作的标准规范；必需高起点、创造性地预测可能会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的解决途径及办法。保证广大用户能够充分利用公共信息，以能够承受的价格及时、平等、公平地分享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益处。
3.2规范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制上的保障措施
我国图书馆界分成公共、科研、高校及工会等几个系统，管理松散，不利于未来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发展。合理的体制应该是多元化的、立体的、综合的。最好建立统一协调、条块分割、布局合理，能确保进行宏观调控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全国性信息资源管理职能机构，负责全国信息资源建设、布局、共享及优势互补的总体规划和组织实施全国各系统、各地区图书馆合理配置信息资源，对其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统一协调管理，对自动化、网络化建设与发展等进行统一规划和指导。横向上，在省一级加强各省学会的功能，以便协调和统一各类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减少重复投资与建设。纵向上，各系统加强领导。如高校图书馆可以在教育部的领导下进行统一的协调与管理，目前实施的CALS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可以使高校图书馆按学科合理地配置信息资源，并达到共有、共建、共享的目的，由此带动整个高校图书馆事业健康良性地向前发展。
3.3普及使用新技术
21世纪，图书馆的体系结构将由传统和实体图书馆向实体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并存转移，用户要求的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包括跨地域）、任何时候自由地咨询、搜索、利用虚拟图书馆及传统图书馆中的信息资源，不受借阅时间、期限与区域的限制，是信息资源真正共享的“大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这就迫切需要各图书馆积极投入普及使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缩微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光盘技术、网络通讯技术、虚拟现实及计算机应用等新技术，引进适应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发展需求的现代技术设备及掌握该技术的人才，所有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及其他广大科技人员应结合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进行系统软件的开发、设计和制作，加强图书馆局域网、广域网及Internet网等系统工作人员高级技能的培训普及以及深层次继续教育，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3.4加强网络建设，确保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顺利实施
首先，应建立一个全国齐全、运转迅速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网络和资源布局保障系统，同时加强各级各类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建设，统一系统网络环境软、硬件和技术支持。其次，加强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数据库建设，尽快完成全国联合目录数据库的建设。第三，在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网络中心，建立公共查询系统，以集体契约方式购买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的MARC数据和国外的文摘索引类书目信息数据库，通过成员馆的分工协作，建立全国的馆藏联合目录和公共查询系统。第四，建立规范化的电子交换书目数据库，图书馆可以此来、登录、催缺、加工预订目录和新书报道。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协调的联合采购机构，从宏观上对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行调控。第五，建立统一的馆际互借系统，处理馆际互借的相互联络、借出馆的信息资源在库情况、预约借阅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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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家清.我国文献资源共享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1)
论文关键词：政府投资，公益项目，目标导向，组合监管
1 研究背景
公益项目，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发展的需要，而投入资金建设，且不以盈利为目的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这类项目具有非盈利性质，属于市场机制发生失灵的领域，通过政府来协调全社会的重大投资比例关系，进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和投资结构的优化。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步发育向比较完善阶段的发展，政府对公益项目的管理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该类项目的投资与建设，为社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公用基础设施，是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7月，《国务院关于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快对政府投资公益项目建设实行代建制。2008年底，面对当时全球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国务院出台了到2010年底主要面向公益基础设施建设的4万亿政府投资经济刺激计划，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发挥政府投资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2010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就《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是政府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它意味着政府投资监管体制的建设将步入实质性的法制化轨道，违规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第十一条第二款明确提到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出台《政府投资条例》，加快制定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制定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和代建制管理办法。至此，政府再一次表明了改革投资管理体制，研究和解决政府投资建设监管领域问题的决心。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是一种委托制度，政府作为委托方只能通过契约对建设进行监督和指导，不能直接参与到项目的建设过程中，直接干涉代建人的项目管理工作。课题组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监管领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套针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监管理论体系。体系强调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目标导向，强调代建人纵向自控体系的构建，并引入政府职能部门的横向监管体系，在寻找共同监控点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融合。文中将着重研究基于进度目标导向以及合同中心理念的公益项目代建管理监管机制问[①]。
2 代建项目的监管
2.1监管思想
代建需要监管。代建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建设管理体制下政府投资公益项目建设方面的诸多问题，然而若不建立良好的监管机制，就会导致代建管理水平低下，以及代建单位与承包商串通来蒙骗业主的行为。对于代建公益项目而言，政府职能的重点则应放在项目决策、资金运筹和监督管理方面[1]。因此，一个好的建设管理机制需要一个严格的监管机制来与之配套，才能保证该管理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确立合同中心地位。合同是工程建设市场领域法制治理的具体体现，是工程建设管理利益相关方所必须依据的准绳。在工程建设市场运作中，合同是贯穿整个项目的主线，项目全过程管理目标的实现，合同是基本依据，本质上是合同目标的实现。代建制其实质是一种建设制度，其核心在于业主与代建单位的委托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靠业主与代建单位之间的委托合同来维持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合同在整个项目代建过程中将是一个总的纲领，任何双方应具有的权责利都由这个纲领来确定[2]。因此，对于项目代建行为的监管就应该把重点放在对代建合同执行的监管上。
监管需以目标为导向。“目标导向管理”（MBO，ManagementBy Objective）是一种重要的项目管理方法论，其精髓是目标指导行动。目标具有未来属性，决定了目标管理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主动管理；同时目标管理重视成果和人的管理，是组织系统功能的集中体现。因此，目标导向是监督和评价管理效果的基础。
项目管理协会（PMI）编制的标准和指南性出版物，《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给出了一般项目管理的9大知识领域；我国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26-2006)也界定了我国建设工程目标管理的主要内容。作为一般性指南和规范，两者都全面列举和阐述了项目管理所涉及的基本管理结构，可以为所有管理者提供管理指导。费用、进度和质量被定位为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目标，这三大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在工程管理传统的三角形分析框架中；曹小琳，韩冰（2002）分析了工程项目目标系统的特征[3]；文艳芳，苏三庆（2009）提出采用六点分析法权衡项目目标系统[4]；任宏，晏永刚（2008）以新的思维视角诠释了工程管理三大基本目标的新内涵，进而提出了从“对立”到“共赢”的投资模式[5]；石碧娟，郭峰构建了建设项目全目标体系，明确了建设项目参与方的责、权、利[6]；赵晗萍，王立文（2000）曾提出项目管理六目标体系（界定、组织、质量、费用、时间和风险）[7]。关于目标管理的学术研究主旨都在于寻找更高效的目标管理理念和方法，以帮助管理者提高管理效率。
近年来，安全与环境管理从国家层面，已被提升到全局和战略的高度。《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规范及使用指南》、《GB/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等相关规范文件从规范导向角度，形成安全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本研究中将目标导向监管体系限定在进度、质量、费用、环境和安全五大目标范畴。其中的进度、质量和费用是工程管理最为核心以及传统的三大目标；政府投资公益建设项目，因其特别的社会公共属性，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环境是社会公共管理的重点关注问题，安全环保一票否决制在公共工程建设领域普遍推行，因此将环境和安全列入目标导向监管体系，由此界定了本研究的进度、质量、费用、环境和安全五大目标范畴。
2.2监管机制
本课题组提出的监管理论体系要求在整个监管过程都要维持合同管理的核心地位，即任何纵向或横向的监管工作都必须以合同为标准来开展，符合合同内容的给予通过，不符合合同内容的就给予整改，保证整个代建过程自控或者监管工作合法合理进行。五大目标是代建管理工作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代建监管工作所要求实现的主要目标，所以本体系强调代建人的管理工作以及政府部门的监管工作应该以五大目标为导向来进行，即在合同框架的基础上明确进度、质量、费用、环境和安全这五方面的达标要求，代建人在建设过程中以这五大目标为导向来组织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管理工作，政府职能监管部门也以这五大目标为导向来监督代建人的项目管理工作。该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将在后文中予以详细描述。
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五大目标为导向的监管指导思想为政府投资代建项目的监管工作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基础。强调代建人纵向自控和政府职能部门横向协同的监管手段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操作方案。该体系具有如下特征：
1）合同是主线，贯穿整个监管过程。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监管工作的设计是以合同文本为基础的，强调合同文本在监管工作中的先导地位。监管部门需在监管工作开始前就认真对合同结构进行分析，将合同目标和合同规定条款落实到项目建设实施的每个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上，依章办事，并不是等到纠纷发生后才去查找原始合同文件以寻求解决的办法。
2）监管工作是以项目管理目标为导向的。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好坏是根据费用、进度、质量、环境和安全这五大目标的完成情况来衡量和评价的，本监管体系提出以这五大目标为导向，意指监管目标的设置是以五大目标为蓝本的，监管体系的构架是以五大目标为基础的，监管体系的工作是以五大目标为指导来开展的，即本监管体系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五大目标的协同。实际上，五大目标主线与合同主线是相互交互的，合同主线可以协调和约束各个目标主线，反过来，目标主线也同样可以查询合同主线的相关内容。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监管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作为实现项目建设目标的一个手段和方式，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建设目标才是最终目的。
3）监管工作是代建人纵向自控和政府职能部门横向监控相结合的。本体系是立体的监管体系，纵向上，代建人按照项目建设阶段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常规的项目管理自我监控，以五大目标的实现为导向来评价和监控自身的项目管理工作，编制阶段工作报告。横向上，由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组成专项监管小组对代建人的代建行为进行外部监管。代建人的纵向自控和横向监管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即都为实现项目最初制定的建设目标，这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各自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上。纵向的自控和横向的监管在合同管理和目标导向的指导下形成有机的立体网络监管体系。
3 代建项目进度监管体系
3.1项目进度的纵向自控体系
代建人需要建立自控体系。自控体系指的是代建人项目部基于全过程目标导向划分若干关键节点，在关键节点之间建立起自我控制、持续改进的约束机制。
代建人作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具有相应项目管理资质，其对项目负有直接的建设责任，应全面掌握并控制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进度自控的宗旨就是尽量避免超进度或拖进度的行为出现，代建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实行进度管理的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纵向自控体系是针对代建人的建设行为进行控制，实质内容是对政府投资项目本身进行工程管理工作，因此本文对该体系的设计主要遵照项目管理阶段的划分来进行。
表1 代建人进度管理内容
编号
工作内容
1
编制项目进度管理计划、项目总控制进度计划
2
审核设计进度计划
3
审核建安施工总包单位的施工总进度计划
4
审核各专项、分包工程施工及供货单位的二级进度网络计划
5
审核监理单位的进度控制措施
6
制定设备材料采购工作计划
7
督促并审核各参建单位制定月/周工作计划
8
制定涵盖项目管理部及相关各方的月/周工作计划
9
督促各参建单位建立进度计划的管理体系
10
项目进度计划的前锋线检查（每月一次）
11
参加工程例会、检查和落实进度计划
12
工程进度计划执行情况及影响因素的检查、分析
13
督促赶工措施的制定、落实和综合协调
14
工期索赔与反索赔的审核与处理
15
阶段性工期目标的检查和奖励
16
制定竣工等专项工作计划
17
检查总工期目标实现情况，纳入项目管理工作总结
首先是合同订立前的管理，即对与项目相关的合同进行总体策划。此时代建人需弄清整个工程项目、合同签订和实施的重大影响因素，通过合同总体策划摆正工程过程中的各方面重大关系，以预防因不协调或矛盾而造成工作障碍和重大损失。而政府横向监管部门则要对总体策划要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合同的制定和签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重大问题要予以指导和协调解决。
图4 与自控体系对应的各阶段合同管理内容
确定代建人、设计、施工单位等参与建设的单位或组织的重要步骤为招投标，这个阶段，委托人需要按照代建项目的类型、规模、特点、技术的复杂程度，综合分析项目的总体要求，以法律为依据，在合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通过合同手段维护项目的整体利益的原则来确定相应的招投标合同体系；按照代建项目的资金状况、自身的管理能力、对项目目标的要求、项目进度款支付的方式，考虑确定发包方式；按照代建项目所在区域的法律环境、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物价的稳定性等来确定合同的分解层次；按照代建项目的特点选择合同定价方式。而政府横向监管部门要对招投标工作进行严格地监督，严格审查投标单位的资质以确保达到要求水平，保证招标、评标过程合法合理，避免招投标过程流于形式，确保招投标合同的签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合同分析是指从执行的角度分析、补充、解释合同，并进行合同结构分解，将合同目标和合同规定落实到合同实施的具体问题上和具体事件上，用以指导具体工作，以担保合同得以顺利履行。合同交底的宗旨是按需要明确合同内容，包括合同主体双方的合同交底和合同主体一方内部的合同交底两种。政府横向监管部门应要求代建人对合同文本进行充分的交底，特别是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要阐释清楚，然后在监管部门内容做好交底工作，确保各部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所负有的监管职责及相应的权利。
合同实施控制是代建项目合同体系的实现过程。该阶段合同管理的主要工作包括如下内容：①代建单位必须建立合同实施的保证体系，以保证合同实施过程中的一切日常事务性工作有序进行，使工程项目的全部合同事件处于控制之中，保证合同目标的实现；②合同实施的监督；③合同实施情况跟踪；④合同变更管理；⑤合同资料管理。政府横向监管部门要依据合同并依法对代建人的项目管理工作进行监管，不能滥用权利强加干涉，有理有节地对合同实施进行控制。
合同实施后要进行合同策划是否准确、风险分析是否全面、实施方案是否有效、判断策略是否运用得当等的总结评价，即合同实施后评价。政府横向监管部门要严格审查合同实施后的分析和评价报告，并对重大问题的处理情况进行备案。
合同管理是全过程动态的，即在签订合同时要减少合同隐患，中期要加强跟踪、诊断，后期要进行总结评价，并在项目建设的全过程中加强与各方的协调和沟通，保证合同的顺利实施及项目的顺利进行。
4 结论和展望
本文研究了关于政府投资公益项目的进度监管机制，在介绍了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趋势之后，讨论了政府投资代建项目的监管方式，并重点提出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进度目标为导向的代建人自控与政府职能部门横向协同监管的进度监管体系。
文中首先建立了代建人进度纵向自控体系，该体系是以项目建设阶段的划分为线索构建的，重点控制的是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及竣工验收阶段。接着构建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横向监管体系，该体系是以需要参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政府职能部门来组织构建的，为实现协同管理效应，本文应用组合管理的思想设计了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组合协同监管委员会的监管机构，并详细阐述了该机构对项目进度实施监管的流程。最后以合同管理为线索对上述纵向自控体系和横向监管体系进行整合，主要根据纵向自控的阶段划分来组织合同管理的内容，并在各阶段穿插了政府横向监管所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形成了政府投资代建项目进度监管体系。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监管的研究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本文只是从合同和建设目标的角度对监管方式进行了研究，并构建了理论体系。事实上，要将该监管理论体系付诸实施，方式之一就是构建一个基于上述模式的项目进度监管综合信息系统模型，以辅助代建人和政府监管方更直观地把握工程项目进展状况。
辅助监管的信息系统一方面必须是知识库，存储代建项目的总体和阶段性任务，并且允许代建单位有关责任人或者政府投资管理部门了解和查看这些任务知识，以作为建设过程中的进度监管工作的比对标准；一方面是信息资料库，要求系统自身或者相关责任人及时采集项目实施进度信息，以满足有关部门及时检查项目进展情况，而这些活动应该以进度信息的及时更新作为宗旨。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智能工具，信息系统最好能够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准确、合理的分析和处理进度数据，并按照具体管理者的需求和要求输出数据处理结果，最终以计算机的方式实现进度的辅助管理。总之，该管理信息系统，应该实现项目进度从第一手的现场数据收集到量化处理，运用评价方法对工程进度情况进行评定，再参照前期进度WBS的总控任务对评定结果进行预警处理的功能。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体系研究上述管理信息系统的模型，将是课题组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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