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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务文化 发展 特征
商务文化,指表现于设计、生产、经营和消费商品的实践活动中的文化,是在商务活动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种对商务文化的定义,建立于大商务、大市场、大文化基础上,把人类以交易为目的的一切活动叫作商务,把人类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视为文化。人类的文化传统、生存的文化环境、文化模式等,影响着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也对存在于商务领域中的文化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全球贸易自由化驱动下,商务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文化的竞争与文化的整合及商务文化化与文化商务化的两大特征。
商务竞争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与文化的整合
人与人之间社会系统内部的矛盾运动是商务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从宏观看,资本主义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土壤,脱胎于古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经过基督新教运动演变而来,并促使西方率先工业化、现代化。但自西方进入后现代化社会以来出现了诸多新的问题,诸如人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人际关系的紧张、世界发展愈益不平衡等等,而这些问题恰好阻碍了西方经济的发展。而20世纪中叶以来,东方的日本与东亚四小龙受儒家精神的影响,与新教国家相似,也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面对战后的一无所有,日本企业踏踏实实地将精力放在了发掘自己的潜力之上,他们也努力地学习西方,但是更多的只是着眼于对西方在技术层次的模仿,在管理上则明智地在接纳西方经验的同时着眼于自身文化的根基,独立构筑了一套适合自身文化的管理方式;新加坡成功的经验便是“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文化上固守东方,”倡导“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讲求实效”的新加坡精神;被认为继承中国儒家文化最彻底的韩国因崇尚节俭、精于投资、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强调组织性纪律性而迅速崛起;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市场机制所取得的成功,也尽显东方文化的魅力。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和对外贸易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良好的贸易自由化环境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两相比照,强调综合,注重和谐的东方文化,开始显示出新的生命力,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保护贸易自由化和谐、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发生了角色互换。
亚洲经济正在崛起的事实表明,依然沿用帝国主义扩张、殖民主义剥削来解释第三世界的落后;或者依然以工业国家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以及穷国底子簿、教育基础差、国民素质底、缺乏就业机会,资金、市场不健全和基本设施薄弱等因素来解说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显然已经不能令人信服。如果说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么文化则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对20世纪60至90年代韩国与加纳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后,发现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彼此接近,但三十年后,韩国经济发展水平名列世界第14位,而加纳到90年代初,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十四分之一。他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但“文化应是一个重要因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的价值观则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从历史或动态角度考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发现文化影响经济的程度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成正比的,即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忽视文化因素在商务发展中的影响,忽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作用,将导致在世界经济浪潮中偏离航线。
从微观讲,文化渗透到经营管理的各个细胞――结构、战略、人力资源等。文化差异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和制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一方面,全球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合作形成的规模经济及国际大市场,带来了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要求各国的企业打破国别经济界限,树立全球经营意识,在企业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制度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从一般的市场战略、资源战略向全球市场战略转变,使生产和资本进一步国际化。在经营管理方面,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在使企业成为“多文化”团队,“全球化”组织;企业经理成为“国际化”经理、员工成为“世界公民”。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文化学家们分析,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谁要想取得领先地位,都必须在文化上做文章。这是一种软实力――即文化的竞争。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需要互相学习,才能走向繁荣。西方若要继续维持其领先地位,必须克服自身文化的内在缺陷,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亚洲各国如果想要继续保持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则必须对自身文化作进一步的发掘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之,东西方在经济上的竞争,归根结底,乃是文化的竞争。
商务文化能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根本原因是在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消费、交换、分配诸要素、诸环节对文化含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商务的竞争,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竞争,更是文化品位、文化水准的竞争。这在商务活动中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与文化的整合。例如:2005年中国上汽在收购韩国双龙的过程中因文化整合不畅遭遇“内忧外患”半年亏损6530万美元,与上年同期赢利3910万美元形成巨大反差。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风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且各国人们对时间支配、空间利用和友谊、协议等抽象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形成了世界上形形的商务文化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要增强跨文化意识,缩小文化差异;了解交际双方的价值标准;充分注意文化差异对商务交往的影响;注重文化分析,掌握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在商务交往中的行为特点。21世纪是一个“整合的世纪”,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诸多企业间往往会出现大量整合互补的机会,这种整合互补中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商务文化化与文化商务化的发展趋势
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商务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商务文化源于人类对商品消费的需求,因此消费者的需求是推动商务文化最直接的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不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人们的消费需求将沿着阿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的金字塔” 规律向更高层次发展。现代消费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从对实用功能的消费正在过渡到对意义的消费。如“破牛仔裤”的穿着者的主要动机不是消费裤子的实用功能,而是在消费一种意义:个性的张扬和自我的呈现。这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另一方面,消费者的价值观常常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商务文化对消费者价值观的影响是直接而迅速的。优质商品的生产和优质商务服务往往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与人的精神享受需要的同时,又是对人的文化熏陶。
商务活动具有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性质,而这种文化的属性,是有价值的,它可以提高商品和劳务的附加值。物或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外,还有符号价值,这个附加值就是符号价值。后现代文化中的消费概念,就成为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工业社会的物的消费由此转化为关于社会的符号的消费,是对我们自身存在方式的一种言说。“消费是一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人们对空闲时间的支配和花钱主次的安排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文艺、娱乐、科技、教育、传媒将出现新的繁荣。商务文化化与文化商务化发展趋势正是以市场经济发达为物质基础,以人们的精神需求为推动形成的。
商务文化能创造效益。商务文化化就是指商务通过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结合,以增加商务的文化内涵,提高整个商务活动的文化附加值,从而最终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利用文化发展商业,依靠商务文化带来效益增值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西部商场,将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健身与商贸紧密结合;中国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鲜明地打出了两张文化牌:一张是三国文化,一张是川西民俗文化,进行公司化运作,获得了文化部授予的“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豫园、昆山的周庄,还有潍坊、哈尔滨、云南、乐山、丰都等地利用本地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振兴区域经济的成功尝试,都显示了商业与文化结合而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完成商务与文化的内在结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从商名的确定上下工夫,在当代经济环境中,决定商品是否畅销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名称。二是从树立商品品牌方面下工夫。可口可乐公司总经理曾断言,即使他所有的工厂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他完全可以凭可口可乐的牌子东山再起,可见品牌是企业形象的象征,是无形资产,是巨大的财富。中国名牌商标“红塔山”和“海尔”的价值都在400亿元以上,可口可乐商标价值达359.5亿美元。三是从商品包装上下工夫,既要漂亮悦目,又要体现内在的文化内涵。四是从商品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下工夫,美国牛仔系列产品就是典型例子。五是从把握现代人的文化心理需求上下功夫。六是从提高从业人员文化素养上下工夫,商务活动是以赢利为目的,为他人提供商品或劳务的社会活动。现代商业企业开展商务活动的具体目标主要是树立企业形象、建立信誉、联络感情、取得消费者及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使企业得到发展。而商务活动的主体是人,商务与文化的内在结合离不开人的作用,因而商务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尤显重要。
文化商务化是指文化(传统文化或指哲学意义和艺术意义上的文化)利用各种途径直接获取经济效益,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求得生存和发展。文艺、娱乐、教育、科技主动适应商品经济效益环境迎接经济挑战,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或基金会的资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意义的消费”需求不断提升,以创造“符号价值”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创意经济等商务活动蓬勃发展。文化与商务的相互渗透是全方位、多渠道、丰富多彩的。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社会都市化的产物,是日常的、愉悦性的商务文化形态。“创意经济”是“源自个人的创造性、技能及智慧,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包括出版、音乐、电影电视、软件、广告、建筑、设计、艺术创作在内的13种行业。文化创意是把过去我们没有的,以及分散的创意资源催生和激发出来,组合起来,形成生产力。例如:好莱坞的立体电影把电影、舞台现场表演和观众三者互动起来,综合应用多种技术,带给观众不同的感受,从而产生强烈和持久的消费。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资本的介入,借助富有创意的商业模式来融合“文化”与“科技”。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科技支撑+商业模式,有了这些要素的组合,便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据统计,2005年全球创意经济总产值达到2.9万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达到4.1万亿美元,成为当今最有活力的产业。2004年韩国民间调查机构现代经济研究院发表的《寒流现象与文化产业化战略》称,在韩国的影视产业,裴勇俊及其衍生产品创造了近30亿美元的经济效果,而这年韩对日出口总额217亿美元――“8个裴勇俊大于韩国对日出口总额。” 韩国利用世俗大众日渐趋同的商务娱乐文化消费口味,将影视、音乐、游戏、动画、演出等文化产业输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进入文化产业高峰状态,好莱坞、摇滚乐、花花公子是美国商务娱乐文化的标志符号。其文化产业年经营总额达几千亿美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18 %至25 %,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居第4 位。目前全美从事文化艺术及其相关产业的人员有1700 多万人,仅纽约市每年就有约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在文化产业中流通,而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仅次于华尔街。据统计, 美国400 家最富有的公司有72 家是文化企业。美国影视业是目前仅次于军工企业的第二大产业,早在1996年其产值已经达到600亿美元。如电影《泰坦尼克号》就创下十几亿美元的票房。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于出口贸易的第二位,占据了40 %的国际市场份额。美国的图书市场为世界之最,每年出书4万种,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
中国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自2004年推出以来,已经成功地运作了三年。观众是节目的主要参与者,观众决定比赛胜负的结果,观众使节目赢利、使频道品牌提升。据北京市地税部门统计,这一档节目观众4亿,单场手机短信收入超过1500 万元,随着“超级女声”品牌产业链的延伸,短信、广告、冠名、销售等产业将带动地方税收的高速增长,据估计实现税收额可达数千万元,而对湖南卫视这一频道的品牌塑造,价值更是不可估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7年2月27日文化蓝皮书 《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文化消费总量约为4685亿元,但对于一个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以上的13亿人口的大国,文化消费总量在4000亿元到5000亿元之间,不是一个合理的数字,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万亿元以上,这说明中国居民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到1/4。因此,2006年北京市市长王歧山提出,北京将重点发展六大文化创意产业,到2010年要把北京初步建设成“创新型城市”;上海则抢在北京之前成立了“创意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计划用十年时间建成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创意产业中心之一;深圳在2004年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园,主攻印刷、动漫、建筑、服装的设计。
全球大众文化及创意经济的发展成果及中国三大经济圈的重点城市不谋而合地要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向创意经济方向寻求发展,就是对商务文化发展趋势最好的证明。
(作者单位: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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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J・雷契:让・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文齐鹏译,《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一
一般认为,文化的生产和服务与其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差不多,套用一般市场规律即可。事实上,在许多领域里,文化的投入和产出并不那么直接。其一,它表现为近期投入、远期产出。许许多多的文化遗产至今仍然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道著名文化景观可能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人气指数的支点,但它们在建成之初,也许只被理解为宏大辉煌、可以传世的“一般性”财产;而其建设者倾其财力和智慧,雕琢磨砺,考虑的也并非在有生之年用它稳赚一把。古人的杰出创造惠泽当代,而今人关于文化的鸿篇巨制也自然应当跨越时代、着眼未来。其二,它表现为此地投入、彼地产出。文化具有引发、辐射的功能。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惨淡经营,入不敷出,但其周边的土地、楼盘却一路升值;办学校可能花了政府不少的财政收入,但名校名师却成为地区营销的最大“卖点”。其三,它表现为局部投入、整体回报。最经典的例子是美国克里夫兰市的复苏。20世纪60年代末,居住者、投资者竞相诅咒这座毫无生机的城市,甚至为它举行“葬礼”。但当新市长的“明天克里夫兰”计划实施后,世贸中心、摇滚乐名人堂、棒球场以及洛克菲勒文化带却迅速焕发了这座“工厂化”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有了上述分析,我们就不难认同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追求文化产品和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应注重从基础、底蕴等本质层面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回报的能力。一些文化建设尽管有时只是城市形象和市民精神状态的改善,但它最终仍将通过提升城市吸引力和创造力而实现经济社会价值。文化是城市的底色。一切急功近利的创作至多只能算是“文化快餐”,应景敷衍只能增加“文化垃圾”。有些以“文化”为包装、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行为甚至还蜕变为拙劣的骗术。真正的文化必然反映民族的智慧和心理特征,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文明品质。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地区文化建设的时候,那些传承不衰的文化经典,那些植根于群众的传统精神,无疑都能赋予我们再创造的灵感。
第二,文化作用力有自身的辐射半径,它可能跨区域也可能跨行业。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资源整合的角度注重对文化圈的研究,不仅追求单个产品、景观的收益,而且应当追求文化的带动作用和城市的整体升值。在文化建设中,文化圈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它是以某个有足够影响力的文化景观或其他载体为核心而形成的一个特殊发展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不但文化自身具有厚度和活力,而且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接受文化辐射而具有一定优势和整体特色。所以,在文化圈中,无论是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或文化设施,都不是唯一业态。它与其他服务业态、经济形式和社会组织一起构成“文化共同体”。我们应当在把握规律的前提下能动地构建新的文化共同体,更好地发挥文化的导引、激活功能。
第三,文化的产出常常是曲折的、间接的,在很多情况下,文化的产出与投入的价值很难用金钱来衡量。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有的受益者并不因受益而考虑拿出钱来向文化产权单位投入。因此,政府作为地区利益的代表就必须制定适当的公共政策,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来考虑文化投入与产出的平衡。例如,保护重点文物、古都风貌是全民受益的功德之举。但如果让文物单位和历史风貌保护区借助市场的力量自求平衡、就地平衡,其结果只能是文物不保、风貌不存、城市整体价值衰减。如果上一级政府能够本着“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跳出“文化”,从更大范围内考虑土地和资金的平衡,那么“文化”就有可能逐步走出朝不保夕的困境。
二
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拿文化来卖钱,搞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文化作为背景自然地作用于经济。特定的民族心理、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传统、社会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它们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精神状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这种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同时又是既定的、自发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曾描述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齐国“其俗宽缓阔达”,邹鲁“俗好儒,备于礼,地小人众,俭啬”,燕赵“丈夫相聚游戏,女子游媚富贵”,文化背景的差异总是通过经济活动的方式、规模、层次,曲折地反映出来,换言之,经济活动总是程度不同地渗透着来自“背景”的力量。
第二个阶段,文化作为手段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像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等。企业文化是一种出于直接经济目的的文化改造和移植。企业管理者在法人治理权限内进行企业建设,既吸收既定文化背景中的积极因素,又引入某些外部的优秀文化成果,以整合、生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局部文化环境,从而激励、凝聚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商业文化,就其狭义而言,是凝结在商品与劳务中的文化价值,并随着商品交换而传递给消费者。由于文化价值大大提升了商品满足需求的能力,因而商业文化成了唤起并满足新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
第三个阶段,文化经济相互交融。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时,文化在左右需求中的作用便越来越突出。人们不仅在文化活动中消费文化,而且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和品味文化。在文明状态下,一切行为都是文化行为,一切商品和服务都成为文化的载体。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所以,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文化作为经济活动的背景、素材、手段,又要将文化的繁荣作为最终目标;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单纯的经济利益,也要重视经济活动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
三
有的人一提文化资源,就是遗产;一提文化发展,就是保护遗产、开发旅游。如果这样理解文化的话,我们就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是文化的被动的守夜者。对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必须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重新认识。概而论之,约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完整地保留和保护。对于成为某个历史时期的智慧结晶的文物或街区,党和政府应创造一切条件倾力保护。如故宫,乃东方宫殿和建筑艺术的杰作,气象不凡,与日月同辉,谁也不能动。
(1)乡镇文化站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我们国家建设中的发展需求,将社会文化进行发展,但是在农村文化发展中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不仅文化资源缺乏,一些文体活动设备、文化活动也缺乏,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慢慢的进行退化,为了将我国传统的文化进行发展,将乡镇文化站作为文化发展的阵地,进行文化宣传,组织文体活动,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
(2)乡镇文化站为新农村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思想。
农村文化发展的目标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进行结合,农村文化的建设要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对农村文化的发展要将党的思想进行贯彻落实,乡镇文化站将党的思想、方针和文化发展政策进行宣传,让农民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科学认识、技术掌握等,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将其素质和道德素养进行提升,将农民正确的生活观和和谐社会的思想进行提高。
(3)乡镇文化站为农村群众进行服务。
乡镇文化站为农民群众进行服务,开展一些文化活动,将文化服务进行落实,对社会主义文明和文化的繁荣进行加强和促进。动员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文化教育,实现自我提高,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农民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并带着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行参与。
2乡镇文化站在农村群众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1)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国民经济在不断地增长,农村经济也在不断地发展中,农民对于文化的需求也是必然产生的,文化活动中心从基层进行文化建设,满足基层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根据乡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当地的文化特点和经济发展等条件,进行多样、丰富的文化活动满足农民对文化的需求。群众文化发展和农村经济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农民的生活富裕了,对知识文化的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就会更高,乡镇文化站结合群众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将群众的生活进行丰富,举办各种文体活动、节目演出等。
(2)为乡村文化建设奠定基础。
乡镇文化站是群众文化长期进行的产物,它为农村文化服务队伍的建设提供保障。文化活动中心的负责人要有一定的艺术认识,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应变能力。乡镇文化站的工作是将乡镇文化发展和农村特色进行结合,创建具有合作、团结性的文化活动,将农村不同方面的文化进行结合建设,为建设特色乡村文化奠定基础。
(3)体现对公共文化活动进行的多元化构建。
在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中,可以将群众文化活动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文化活动,一个是阵地文化活动。阵地文化活动主要是对老年休闲文化、儿童艺术文化、知识讲座等,而社会文化活动主要是针对一些风俗、节日庆典等进行文化活动的举办。乡镇文化站的作用是进行普遍性和地方特色的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现行的面貌进行改善,形成特色文化。
(4)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音符,为群众建设文化净土。
文化活动中心按照不同年龄的文化需求,举办文化活动,将文化活动中心作为群众文化学习的中心和场所,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础,将一些不良习性进行改善。农村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市场配合,将盗版的教材、读物等进行清除,对群众的文化生活环境进行净化。
3结语
【关键词】湿地文化内涵;特征;潜在价值
湿地被人们称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物种的基因库”和“文明的发源地”。湿地覆盖地球表面仅6%,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湿地在保护物种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湿地由于其存在的独特性,生活在湿地的人们创造了具有独特性质的湿地文化。
一、湿地文化的内涵
目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湿地概念是《湿地公约》提出的:“湿地系指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海域。”
到目前为止关于文化的概念已有两百多种。文化的概念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笔者认为湿地文化是文化的分支,因此也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定义。广义的湿地文化指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以湿地为中心活动场所,人类所创造的所有文明的总和。狭义的湿地文化则可以指人类所创造和传承的湿地精神文明。
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从文化结构角度的划分比较复杂。因为学者们关于文化结构本身的划分方法不一致。主要有二层次说,三层次说和四层次说,我个人比较赞同四层次说,即将湿地文化结构体系划分为:湿地物质文化、湿地制度文化、湿地行为文化、湿地精神文化这四个层面。这四个部分既相对独立亦相辅相成,构成了湿地文化的有机整体。湿地物质文化是湿地文化的物质基础,它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与湿地的物质关系,它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稳定的因素;湿地制度文化是在湿地物质文化的基础上,由人类创造的各种规章制度,例如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它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具权威的要素;湿地行为文化是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制约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例如习俗、习惯、民俗、礼仪等方面,它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具民族特性和地域性的要素;湿地精神文化是生活在湿地环境中的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认知模式,精神文化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深刻、最具创造性的要素。
二、湿地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湿地文化具有生态特征。湿地文化的生态特征是湿地文化最显著特征。湿地的生产功能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并且具有协调人地关系功能。湿地所提供的生产功能、净化水源、改善水质、调蓄洪峰、保护生物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等功能,以及维持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稳定的服务功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
(二)湿地文化具有人文特征。湿地文化的人文特征是指以湿地为生存载体所体现的人类精神文化。具有人文特征的湿地,已不是一般物质的概念,此时的湿地已经植入了人类精神文明。湿地的人文精神在从古至今的文化作品中均有体现,如我国古代的诗歌、绘画中,现代的学艺和影视作品中,均有体现。如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湿地已经深深的留下了人类的印记。
(三)湿地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湿地文化的民族特征,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湿地生存环境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印记,如宗教、风俗、习惯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使该地区的文化具有民族特征。
(四)湿地文化的地域性。湿地的类型多样,在不同的地域分布不同的湿地类型,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从而使不同地域产生了具有差异地域湿地文化。湿地文化的地域特征主要体现了这一地域的地理和气候的特征。
三、湿地文化的潜在价值
内涵丰富的湿地文化潜在价值不仅表现生态文化价值方面,还具有社会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方面。
(一)生态文化价值。湿地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节功能主要体现在调节水循环、大气循环、生物循环等方面。尤其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在水循环方面可以清除水生态系统中的有毒物质,被誉为“地球之肾”。在大气循环方面,湿地生态系统具有与森林生态系统一样调节大气组成成分的作用,不仅能够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还能起到净化空气改善空气质量的作用。在生物循环方面,湿地具有复杂植物群落和丛草的沼泽环境,因其最佳的生态处境吸引了大量鸟类等其他动物选择某一湿地作为栖息地或是繁衍后代的最佳场所。
(二)社会文化价值。种类繁多的旅游资源使得人们出门游玩的选择也变得多元化,可以选择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也可以选择清新舒畅的海滨度假区。当然,随着近些年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湿地文化也成为众多传统旅游资源中一个新兴元素,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走进湿地,感受湿地独具魅丽的湿地文化。
(三)科学文化研究价值。湿地文化遗产凝聚了古人类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生产、科技及自然历史演替,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结合高新技术对湿地环境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做到对环境机制的演化作出分析,同时还可以建立完备环境的监管体系,及时发现及时治理,对生态环境本身以及该系统下的生物都是一种保护。
总之,湿地文化的发展并非单纯的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只有建立在对湿地整体价值的宏观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以独特的视角分析问题,对文化起到实际的保护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刘青松.湿地与湿地保护[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2] 张义.湿地文化浅论[J].文教资料,2011(8).
浮华之后,细想今天的我们似乎又缺了点什么?有钱了,人与人之间却更加冷漠;有钱了,一些人的德行却越来越差;有钱了,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既不敢用、又不敢穿、更不敢吃。以至于跌倒的老人扶还是不扶,竟然也能成为铺天盖地,加以热议的话题,而类似情景,只要翻开报纸、打开电视、联通网络就数不胜数,让世人对国人愈发的沮丧。
我们怎么了?一些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却成了大问题,曾经的礼仪之邦,文化的发源地、影响地、输出地,人性、人伦、人心、人品在今天,竟然如此之不堪?现在中国缺钱吗?显然不完全是,可古语云:“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么吃饱穿暖的中国人道德滑坡何以至此呢?
看来问题在于,一则近代以来,弱、穷、愚、苦怕了,被人欺负惯了的国人,一直怀揣复兴之梦,在举国同心建设经济,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刻,暮然回首,却发现自己的精神建筑并未及时的跟进;再则从农耕社会向工业文明推进的过程中,原有的宗亲、血亲等以地域为纽带的族群关系在迅速瓦解,中国正由以信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向以法制为约束的生人社会转型;同时随着工业文明推进,对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原有的道德和价值体系被打破,而新的道德和价值体系却一直缺位,日积月累,直至陷入了如今文化荒漠化的窘境。
当然,这并非否认经济建设的成就、也绝不是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仅从改革开放前的国情而言,发展经济是国人最迫切的愿望,这显然比抓不到、摸不着的文化来得实在,所以历史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试想今天,若无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作保障、做铺垫,面对一群食不果腹的人,与之谈文化、谈理想、谈道德,是否过于残忍、过于荒唐?
然而,矛盾在发展中转化,尤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昨天事关发展存亡,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到了今天已经不再是问题,或者说已经不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现今国人所面临的文化的荒漠化,道德水准的大面积滑坡表明,文化的缺失已经危及到我们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并且阻碍了经济建设向更高层次的推进,我们欠下了太多的文化债,已到了非还不可之际。
作为文明的两条腿,物质和精神相互扶持,回顾历史,鲜有长短不一能长远的,但凡强国,在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的同时,无不是当时文化的策源地、引领者和传播者。就说眼下的发达国家,细想你我的“衣食住行”能脱离强者文化的影响吗?看看周围、或者直接看看自己吧,虽然全身上下的都是中国制造,但牌子总少不了洋人的吧,即使假冒也总以一身洋品牌为炫;至于食品,80后几乎清一色以吃洋快餐为荣、为尚;再看看周边的小区吧,名称无不以崇洋、媚洋为俗,什么“华府、创意X国、挪威X林、戛纳X镇”,举不胜举。说到交通工具那就更不用说了,只要条件稍许,几乎满街跑的都是洋车;而精神产品几乎被美欧大片、日本动漫、韩日影视所充斥。由此,基于经济基础的,文化强大的反作用力和润物细无声的软实力就不容小视, 它是一种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有如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没有它,经济之树就活不好、活不了。
关键词:农村;基础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发展
农村基础公共文化的发展是决定农村和谐稳固发展的关键,而想要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的全面发展,还要以提高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水平为主,不仅要创建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系,还要完善农村基础公共文化的管理制度,以实现农村基础公共文化的长远发展。
一、加大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促进农村基础公共文化发展
确保资金投入方面的稳固持续是促使农村基础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构建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系的关键。因此,在开展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工作时,还要建立以政府投入资金为主,社会投资为辅的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投资体系。
(一)创建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财政投入体系。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系的资金投入,以保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制度的完善。比如,政府在财政投入支出结构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加大对农村卫生、教育、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服务资金投入量。另外,国家也可以转变财政投入地域,可以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文化发展建设作为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地区,促进不同区域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协调发展。省级政府应该建立省属市县的财政体系,避免地级市政府直接控制县级政府的财政实施,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县和乡镇财政管理体系应规范县和乡镇之间的财政关系,对乡镇财政收支实施统一管理。
(二)扩展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渠道。在建设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政府作为资金投入支持方以外,还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团体或个人,给予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经济上的支撑。但是在扩大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投资渠道上,政府还要起引导作用,应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比如,对一些选择在农村开办公益文化活动的企业单位,政府要在各项政策上给予优惠,对捐赠农村文化事业的海外友人和华侨,政府可以给其一定的社会荣誉;对于一些为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个人和单位,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政府还应放宽一些条件,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投入到农村文化事业建设中。
二、革新农村基础文化服务主体和方式,提升农村基础公共文化管理水平
完善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机制,还要确保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管理,但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短缺的问题,为了改善这种局面,还要先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和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
(一)农村公共文化公益服务以政府为主体。政府要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资金支持,还要承担农村基础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责任。制定大型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公益文化活动规划,并制订活动实施方案,将具体的工作落到实处。
(二)农村公共文化市场服务以企业为主体。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可以采用集中购买、特许经营和委托生产、定向资助等方式,鼓励更多的社会企业单位加入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队伍中,为农村的基础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农村群众对不同层次文化产品的需求。
(三)农村公共文化志愿服务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以外的具有志愿性的公益社会组织,它们既具备企业单位的特征,又属于公益性的组织单位,又是和政府部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的合作者。非政府组织可以去承担政府无法完成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事项,而非政府组织如果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也可以避免政府组织部门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中的低效率,以及市场服务的趋利性现象发生。
三、加强对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培养
人才作为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键,在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建设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系,还需要组建一支能力素质较高的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人才队伍。
(一)改革人事制度,选拨优质人才。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从业人员的选拨,还要严格按照相关的管理制度规定,对从业人员实施规范化管理,对人才选拨制度进行改革,打破以往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资历等方面的限制,选择优秀的人才,合理配置人才资源,优化人才结构,真正实现人尽其才。而且,政府也可以从农民群众中选择一些文化骨干,充分发挥民间艺人的作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巩固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
(二)创建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深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环境的影响,农村的基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想要留住人才,首先还要创建优良的公共文化服务环境,需要政府的政策规定为基础,以此来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成长。比如,提高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人员的福利待遇,制定文化人才引进方案,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县或乡镇的文化事业单位担任文化工作者等等。
(三)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加强教育培训。为了实现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还要重视对人才的培养,通过制定人才培养计划,进行教育培训和文化交流等方式,扩大农村公共文化人才队伍。而培训内容的重点在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从业人员的实习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以便培养出高素质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人员。
四、结语
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是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重点,而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服务想要得到的长远发展,不仅要构建完善的基础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系,还要依靠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做保障。因此,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还要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以适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作者:刘晓兰 单位:翔凤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陈程耀.黑龙江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商业经济,2015,(03).
虽然戏剧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但是它是综合性的,它与整个国家的群众是密不可分的,并不是不接地气的。在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社会各界和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对戏曲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戏曲也就能在其群众化的道路上得到发展和运用。戏曲文化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基础,在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陶冶群众的情操、提升群众的道德水平还有促进群众综合素质的提高,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学习型社会有着很大的意义。
一、在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的发展中,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新的文化体制下,很多戏剧团体都会走下舞台,深入到普通的群众中去,但是,政府在对群众戏曲文化的支持是不可以撤销掉的,要在新的时期新的环境下找到新的方式去支撑民族的产业,保证它不会随着社会的复杂变得没落。
1、我觉得政府对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财力的支持,首先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去鼓励重点剧目的排练,并且确保能够满足戏曲人的需要,让他们能够走下舞台,深入到普通的群众中去演出,比如可以走到农村中去,打造出一个农村戏曲市场,并且能够紧紧围绕党的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政府的支持创造出许多高质量的戏曲剧目,赢得更多的群众,将群众戏曲文化发扬广大。
2、另外,政府要鼓励剧团进群众,在票价上要给予一定的补贴,这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种,除了将票价降低之外,还可以进行定场补贴免费进群众中演出,让广大的人民群众看到优秀的戏曲文化,将文化成果共享,并且能够让新时期的群众戏曲文化蓬勃发展。
3、政府也可以在各项政策上对群众戏曲文化进行支持。比如,鼓励各个戏曲文化场所完善各项政策,对剧团和排练人员提供一定的场地,并且对在演出中表现好的要给予一定的奖励。政府可组织业余的戏剧团和专业的戏剧团进行合作演出,尤其是在政府的演出中,要给业余戏剧团一些机会,让他们发挥群众戏曲文化的作用等等。
二、地方文化对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群众的戏曲文化大多是以具有地方特点的戏曲文化为主,在群众们过了戏瘾,极大的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地方政府对此地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更加容易,比如可以在群众广泛参与戏曲文化的过程中对群众进行健康、科普和技能知识的训练,提高了群众的精神文化水平和一个良好的审美情趣,并且使生活中的健康和科技知识得到广泛的普及。群众戏曲文化的发展不仅陶冶了群众的情操,还对社会的教育起到了广泛的带头作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并且对我国基层的教育和戏曲文化的发展还有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为良好的兴趣爱好——戏曲能够让他们少接触不良的事物,多发现身边的亲情和友情,并且群众的道德文化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等等。
三、良好的群众戏曲文化环境对戏曲文化的发展不容忽视
首先群众的戏曲文化的载体就是那些比较业余的戏剧团等,在整个戏曲文化的发展中要注意鼓励让这些比较业余的戏剧团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出去取经,既展示了自己的才艺又欣赏了别人节目,这样就更能激发他们创作出质量更高的节目,进而极大的发展了以群众为基础的戏曲文化。开展各种各样的戏曲文化普及活动,大力支持戏曲文化深入群众生活中,加强对群众戏曲文化活动的宣传和支持力度,并且要大力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群众的戏曲文化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文化霸权从其产生以来,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首先,文化霸权,或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其希腊文和拉丁文分别是egemon和egemonia。雷蒙德•威廉斯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了“文化霸权”这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威廉斯指出,文化霸权这个词最初来自希腊文,指来自于别的国家的统治者。到了十九世纪之后,它才被广泛用来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如西方的殖民文化、在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传播等都属于这阶段文化霸权的形式。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文化霸权从西方世界转移到了超级大国的美国,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与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世界格局又发生了微妙变化,文化霸权也逐渐由强势的外在形式转换成更为隐蔽的形式———文化霸权发展的第二阶段。文化霸权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安东尼•葛兰西手里开始的,葛兰西赋予“文化霸权”这个词新的含义,它被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但这种支配或统治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渗透进了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
从文化角度看,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hegemo-ny)系指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型态及文化,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目的。它的实施要跨越不同意识形态文化,通过采取种种措施和手段,把不同于它自身的意识形态文化同化为自身的意识形态文化,从中不难看出,文化霸权的实质是消除文化的差异性。西方近代以来,长期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实行他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强行把他的文化推行到世界各地,把世界的文化推到最高的文化同一性上,并以消除差异性为代价。我们不仅要问的是:如果当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实现了他的目的之后,也就是在他们消除了所有的差异性之后,剩下的绝对同一性还会存在吗?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化霸权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文化的衰弱,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只是让世界文化逐渐走向消亡。
从人的角度看,一方面,“文化霸权”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其意愿不能得逞,就不惜发动战争,给世界带来不幸。“这种霸权主义也不只是存在于西方超级大国;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者并未绝灭;甚至在中国有着深远传统的‘中国中心’也时有暴露。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在目前和将来都将给人类带来难以估计的灾难。”另一方面,当人们开始以微观视角来认识文化霸权问题时,把文化霸权问题绕回到人本身,并成为与每个个体息息相关的切身问题,文化霸权变成了塑造“从属”的微观权力。人作为“人”的问题再次突现出来。当科学把人从中世纪的神权下解放出来后,人成为了是“万物的灵长”“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而到了近代以来,就像胡塞尔看到了近代科学的不断扩展中所蕴含的危机。他认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因此,对于当代人来说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是,“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终究是关系到人,而人是自由决定其对人的环境和非人的环境的行为的,是自由决定其理智地塑造自己和它的环境的诸可能性的。”很显然,科学塑造的近现代文化是无关人的自由的,甚至还遮蔽着人对自由问题、对人生意义问题的追问,而现在的我们要靠什么把人类从这种“非真正人”的文化“从属”中解救出来呢?这正是困绕现代人类的问题,也是人类正在思考的问题,更是人类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回到文化本身。
二、阻碍文化发展的因素———文化割据
有些民族由于长期被压抑,他们的文化被歧视、被掠夺,甚至处于灭绝的边缘。他们出于对自身文化的保护,宁愿与外界隔绝,于是过分强调一成不变地保存自身的“固有文化”,形成“文化封闭主义”,或称“文化割据主义”。“文化割据”认为本文化绝对优越,禁止讨论其可能存在的缺点;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采取隔绝和孤立政策;畏惧新的发展,压制不同意见,特别是扼杀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以至顽固、僵化、趋向好战的极端。”文化割据的实质是:一方面,对外强调绝对的差异性,不承认任何最基本的人类共同准则,不承认任何可能存在的最低限度的普适性。文化割据认为自身的文化与其他文化有着绝对的不可通约性,并且认为任何与他文化的交流都是对本文化的一种侵略,因此拒绝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文化割据对内强调绝对的同一性,对自身文化的优劣情况没有一个自觉意识和自觉认识,只强调本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忽略其自身可能存在的缺陷,把本文化看成唯一正确的文化,不允许出现不同的文化自觉和其他文化。在形式上,对内,文化割据通过种种措施和手段实行封闭的政策,害怕其内部人民接触到其他文化;对外,采取固守一切现存自身文化的态度,拒绝向任何其他文化交流学习,其实现结果是本身文化发展的停滞和消亡。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