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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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翻译研究经历了漫长的以感悟经验为主的语文学时期之后，以专注语言层面机械对等的唯科学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从70年代至今，经过理性回归最终将视线转移到翻译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翻译研究从此得以“文化转向”进入了文化学时期，其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维尔认为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不能只停留在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对不对等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问题上去，如为什么翻译外国文本，为什么选择某个文本，谁选择的，译者自己、委托人，有没有别的因素，译文读者什么反应又怎么去根据读者反应去调整，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没有按当时社会、文学和意识形态去考量等等［1］242。而翻译的跨文化性决定了以语言文化为载体的翻译研究必然将学术的视角对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行为和现象，其中既有对翻译内部的微观研究，如语言技术层面以及文体翻译的总结，又有对外部因素的宏观关注，可以概括为三种:“目的语文化中的各种规范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翻译作品对目的语文化产生的影响;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地位上的差异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2］而外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常常是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所以这也是本文对两个译本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探讨内容。

二、《西游记》两个英译本的跨文化比较

截至目前，《西游记》有两个最全的译本。第一个将这项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美国神学院教授余国藩(An-thony)。全译本历时14年，共分四卷，译名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同时在英国伦敦推出。而紧随其后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第二个全译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着问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册，再版时又分为四册本和六册本。两个全译本的连续问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文化盛事，受到了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乃至宗教界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英语读者中也得到了积极反响。

(一)两个译本的成书背景

在两个全译本成书之前，《西游记》英语译介都是以节译本、缩译本或选译本的形式出现的。“假如要详细研究两种文化对翻译作品做成的引力，我们当然不能撇开其时代背景及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3］11全译本推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对外经济的开放也意味着文化的开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谢天振在回顾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史时总结说:“从1977—1979年，无论是重版旧译还是新译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现代作品。翻译出版社选题基本上还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译选择规范为标准。”［4］“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方面统一拟定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5］508这就是当时的规范标准。詹纳尔版的全译本是在1977年前后开始启动的，无疑为成书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脚。他于1962年从牛津大学中文学习结束以后就来到中国，连续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国专家的身份为国家外文局从事翻译服务。接受《西游记》翻译任务之前，他在本国内已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电影脚本翻译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来他在《西游记》翻译后记中说道:亚瑟·韦利的译本《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缩译本，激发了他对《西游记》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詹译本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诉求、政府的委托与个人兴趣的共同结果。再来看余国藩的全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英国本土人士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出版，而华人的翻译作品在海外出版，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全世界当时对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关注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来说，把住时代的脉搏是保障其商业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西游记》全译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余译本的成书过程来看，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并没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国藩的全译本的先决条件是他在香港长大的背景赋予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修养，在美国求学教书的经历成就了他在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诱因是他从小就爱读《西游记》，当看到亚瑟·韦利的缩译本“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满与痛心，并公开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另外，余国藩在译文的序言中说《西游记》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之一，而且东西方学者也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现诸多不同的译本，但是译者都是西方人没有一个中国人，“除了1959年的一个俄文全译本之外，还没有一个全译本适时地介绍给西方读者”［7］40。由此看来，余国藩的全译行为也是时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而这种个人行为是基于他作为海外炎黄子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二)译者翻译策略的比较

语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翻译的必要性。文化专有项是翻译中的主要问题，因此，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来有效传达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结果，“翻译已被越来越明确地视为一个决策的过程”［8］。《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说儒道释三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呈现，单是形形的各种制度文化、哲学神话、物质用具、风俗人情、习语方言、诗词歌赋等等，汇聚一处就足以显示该书翻译的难度与高度了。两位译者在译文中皆显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转换能力，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与倾向。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国藩在照顾到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基础上，翻译策略的选择总体是倾向于著名翻译学研究专家、美籍意大利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策略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交流的加深、知识的增加，许多不可译的内容会变得可译，那种只看重可读性而舍弃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简约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译文中对文化内容大多采取忠实直译加注释的具体措施来拆除文化障碍，“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6］18，就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来历也解释的清清楚楚。另外，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了解，他在译文的前言中叙写了篇幅达62页的导读内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书过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绍以及研究现状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录中都标出注释的参考出处，横跨经史子集和一些学者的相关著作，足见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这样一来，评、译、注的结合就为余的全译本添上了一层浓厚的学术色彩与人文关怀。詹纳尔的全译本是中国开放之初在政府部门委托下进行的，当时的初衷主要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推出一些有进步意义的名著作品，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作品的可读性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纳尔的母语文化背景对英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异化与归化并重、可读性与忠实性并存的特点，而不是过多地在学术性效果上下功夫。这可以从他的翻译后记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担心自己的翻译怎么样，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丰富无穷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在翻译中获得的这种乐趣如果我的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9］2341-2343所以为了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与愉悦性，詹纳尔也没有像余国藩那样做出那么多的注释，虽说他在附录中也提供了一些原书有关的研究著作书目，可这不过是出版作品的一种常规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再者也是为感兴趣的有心读者进一步延伸阅读提供帮助。

(三)译本读者接受的比较

“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22两个译本的先后问世，既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在余译本的第一二两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纽约书评》发文大力赞扬:“余用一种既忠实于原文又可使英语读者理解的方法将精妙深奥的原文翻译出来。他甚至将其中难以处理的诗词也全数译出，借助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那些熟悉亚瑟·韦利缩译版的读者终于能够领略到原小说的博大丰富，定会惊叹不已的。”［10］西游记研究专家、哥伦比业大学夏志清教授给予余本充分赞誉，认为是对英语世界文学的丰富和补充。普林斯顿大学普莱克斯·安德鲁教授(PlaksAndrew)认为詹的译本“没有学术机械感，非常具有可读性”［11］283。由于学术条件与区域范围的限制，笔者没有找到确切的西方读者对两译本的评价资料，但是借助互联网查到了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关于两译本当前的销售情况，并且看到了读者的评价。西方人的良好的学术习惯使得他们在网站上的评价往往不是三言两语而是以不少的篇幅严肃、客观地写下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这就是描述两译本在海外接受情况的最直接最鲜活的数据。从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看，余译本的销售排行第53399名，远远超出比詹的译本的第224822名，这里要说明的是后者的译本是亚马逊的引进版，所以上架时间不同这里不作为比较依据。从译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从写评价人数的活跃度看，余版27人远低于詹版的60人。购书的读者大多都给予两译本肯定的评价，其中一个叫Luke的读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长达732字的关于这两个译本的评价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两译本的出版与译者的情况，然后评价说詹本语言地道易懂，注释不多可读性强，高中水平就可以阅读;余译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实，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隶)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不过余本更严肃、更有学术性。他最后总结说，两个译本翻译水平不相上下，难分高低都值得推荐，如果读者倾向于忠实性，余本是首选;如果读者倾向于语言地道故事流畅性，詹本是首选。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读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已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闻不问”［6］17改变为热情而又理性的接受，当然这既要归功于《西游记》自身非凡的艺术魅力，也要归功于两位译者的呕心沥血的付出。若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两个译本在学者中的认同度与读者中的受欢迎度确实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三、全球化语境下经典翻译的跨文化视野

第2篇

〔摘要〕在异国形象的创造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同时,书写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建构异国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异国形象实际是在研究这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叙事中,文化是创造异国形象的一个结构性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跨文化的异国形象里,凸现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描述,显示了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形象“再现”,在这个“再现”里,实际体现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当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不再是对异国现实的简单复制式的描绘,而是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文化关系中的一个“想象性再现”,在这个想象性再现里,透视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较文学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异族、异国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异国形象的建构由此上升为一个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个文化的表征。

一、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异国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文化形象,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看法和态度。同时每一个被描绘的国家也都有许多侧面,选择其中的一个侧面来代表这个国家也不

仅仅是文学问题,其背后一定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论文。研究异国形象,文化问题总是作为形象形成的大背景以及形象形成的意义和原因出现的。事实上,异国形象研究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可能得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阐述。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创作者对一个不同文化的总体认识和态度,同时又代表着一个群体对另一国家、民族的文化观照,是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言说,它涉及人物、物质精神生活、观念思想等。形象不仅展现了与本文化相异的他者文化的某些特性,也传递着形象建构者的信息。1951年,卡雷明确提出形象学的研究原则,指出在研究事实时不应拘泥于考证,而应注重“研究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1〕。基亚进一步归结为:“不再追求总括性的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民族的神话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又是怎样生存的。”〔2〕显然,两位学者都意识到“他民族神话”或“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对异国文化的看法,折射出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诠释的情况。这就

给当时已趋呆滞的实证方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使传统的国际文学关系影响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20世纪60年代,形象学进一步发展。德国学者胡戈·迪塞林克开始提出扩大研究领域、注意视角转变的问题。他对“形象”和“幻象”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象”或“幻象”,亦可称“异国形象”,是一种“人为的形象”〔3〕,要求研究者对“人为的形象”深入探讨,发现和确定该形象的形成过程及根源;“正确提出有关影响的问题且力求寻出答案”〔4〕。这里强调的是对“形象”及“幻象”的研究要包括求证其影响方式,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罗列。这一探索和思考体现了异国形象研究背后哲学和文化的普遍性研究更为关注的问题,凸显了异国形象研究的文化构成。另外一位对比较文学或者说对比较文学形象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学者巴柔。1989年他发表的《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被认为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里程碑。他在文中真正明确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此定义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真实地描绘出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事实上,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显示或表达出形象塑造者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也可以说,形象是对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在场成分的描述(对异国的理解和想象),这些在场成分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型(异国),替代了它,也置换了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因此,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5〕

其二,形象是一种象征语言。形象是可以用来言说和思维的象征语言之一,其作用是说出跨人种、跨文化的关系。在言说者、注视者社会与被注视者社会间的这种关系主要具有反思性、理想性,而较少具有确实性。这种人类学实践意义上的形象在我们称之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所以它被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6〕

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注视者审视被注视者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建构了异国形象,此异国形象同样也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以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东西,即“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正如让-马克·莫哈所指出:“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7〕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已经转移到对文化给予高度关注。与此相应,形象学研究所处理的文本也从文学文本的范围扩展到文化文本的范围。文学文本与其他类型的文本的关系不仅构成互文相涉,而且是同一个文化想象的不同表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

二、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

形象是对作为文化他者的异域进行的描述,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立,确认自身的身份及其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和对立关系上,而这种差异对立关系,又被结构到整体性想象的世界秩序中。异域形象的意义体现在特定本土文化秩序中的功能上,其产生与交流,都必须分享与遵循该文化有的结构原则,这一结构原则是由差异系统构成的。

事实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既然他者形象是一种文化描述,那么形象的符指关系永远都会多少被习俗所限定。社会、文化规约解释、担保了形象的传播及其有效性。〔8〕形象创造者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本国文化,以本国文化作为参照系来审视异国文化。这种对本文化的依附现象正是观察和创造异国形象的出发点。就西方的中国形象而言,西方二元对立的原则,构成一个总体性的想象世界秩序的基础,而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则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的意义语境。西方不同语境下产生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他者。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关系。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种社会想象,是协调权利的话语或整合权利的意识形态,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批判的立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文化。西方对东方的再现“,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9〕。因为形象建构者一般都是以自我文化认同为基础来对异文化进行审视和改造的,其先在的文化视域决定了他如何建构叙写异国形象。通过他者形象的创造,其背后的文化动机得以凸现。法国学者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形象研究的重点:“事实上,所有具有学术价值的形象学研究一般都注重⋯⋯研究创造出了形象的文化。”〔10〕简而言之,我们研究异国形象实际上研究的是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参考文献〕

〔1〕卡雷.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1.

〔2〕基亚.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06.

〔3〕〔4〕胡戈·迪塞林克.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0,83.

〔5〕〔6〕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6,157,158.

〔7〕〔10〕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7-18,26.

第3篇

1．1缺乏展现丰富成果的平台

我校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展藏羌民族文化研究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积淀了丰富的藏羌民族文化研究学术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展示平台和技术标准。一是载体具有多样性，包括实体的和数字格式的，而数字格式又有文本的、图像的、音频的;二是保存地点分散，或是存于商业数据库，或是存于历史档案，或是存于学校主页，或是存于学校各部门和个人。零散的、分乱的成果没有整体的展现，学校科研实力和学术特色无依托的统一平台，就难以产生更强的综合效应和更深的学术影响［4］。

1．2缺乏长期、统一的保存机制

大多数历史的学术成果没有数字化，常因年代久远而难以找到，或因实物的损坏和老化而无法长期保存。而年代较近的成果大都存于个人手中，学校没有统一分类保存［4］。学校对于数字资源和科研成果的保存没有统一的规划。

1．3缺乏获取资源的有效途径

彰显民族特色的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成果形式多为版画、音乐、舞蹈。以藏族祥巴为例，它是木刻版画，是在藏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藏族版画，以其独立、独特、独创的艺术语言，实现了对藏族传统版画的超越式深化，推动着当代中国版画向着多元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5］。我校的藏族祥巴作品丰富，艺术成就较高，曾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多次远赴国外展出。由于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成果存在形式的特殊性，很难直接获取，而且传播的影响力受限，除做过简要的新闻报道外，很少以数字化格式介绍详细内容。以上问题阻碍了我校藏羌民族文化研究的全面展现和广泛交流，用户难以了解具体的学术产出和获取资源。因此，在网络信息环境下建设一个集中的学术交流平台———机构知识库非常有必要。通过对藏羌民族文化研究学术成果的有效整合、组织和管理、及时和长期保存，可以促进学术成果的传播和交流，全面展现学校的学术水平，提高学校的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

二、我校藏羌民族文化研究资源整合

把相对独立的数字资源，按照一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进行整合，形成具有高效能和高效率的新的知识资源体系［6］，提供统一的用户视窗和检索入口，有利于数据的及时更新和扩充。我校藏羌民族文化研究资源整合是对学校特色数字资源的融合、类聚和重组，不仅要统一数据格式，还要强调数据的优化，以达到更高的服务质量［7］。

2．1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知识库的内容架构

我校作为民族地区的高校，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和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服务的基本职能。因此组建了九寨神韵艺术团、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所、藏汉双语系等内设机构或系部。其中九寨神韵艺术团、音乐舞蹈系承办的重大演出，如大型羌族情景诗画乐舞《云朵•萨朗姐》、羌族组舞《羌人谷》等都展现了我校的艺术特点、阿坝州的民族文化。美术系藏族版画、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所、藏汉双语系课程建设都具有鲜明特色，为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知识库的构建提供了资源保障，也构成知识库的内容模块。以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所为主体，可构成“学术研究”模块，是成果展现的中心库，它反映了部分教师藏羌文化理论研究的成果独具特色的科研水平。以藏汉双语系为主体，反映学校专业特色、服务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课程建设构成的“课程建设”模块，主要是藏语方向优秀课程展示，内容包括教案、演示文稿、试卷、课程作业等。重要的学术成果、有重大影响的画展、专场歌舞演出应作为单列的“成果介绍”。设置“最新动态”模块，及时学术活动、画展、获奖、剧场演出等最新资讯。总的来说，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知识库在内容架构上，要充分体现科研和教学特色，集中展现重要成果，同时要反映学术动态，实时跟踪最新的信息，发挥学术影响力。［8－9］

2．2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知识库的实现

2．2．1DSpace(数字空间)平台

我校藏羌民族文化研究资源整合采用DSpace作为资源整合的工具。DSpace是一种开放源代码软件，技术成熟，功能非常强大。DSpace系统可处理图书、期刊、学位论文、数据集、视听资料、网页等资源，还可处理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数据格式的资源。其在数据的存储、检索等方面也很出色［10］。DSpace的数据结构将内容对象与媒体类型分离，可存储不同格式的文献资源，从而实现了信息组织的灵活性、可重构性和媒体类型的多样性。

2．2．2DSpace实现方法

采用WindowsServer2003作为操作系统，Dspace3．1作为机构仓库平台，PostgreSQL－8．4．14作为后端数据库，Apache－Tomcat－7．0．41为服务器。下载相关源代码后，并做相应的代码修改，以确保按预期目标运行。成立以图书馆为主的项目小组，并对用户进行必要的培训，制定上传指南和著作权授权等制度，同时为系统的正常运行、数据的完整和安全提供技术支持［11］。按照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知识库内容架构，创建Community(社区)———“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知识库”和四个Collection(集合)———“最新动态”、“成果介绍”、“学术研究”和“课程建设”，创建相应的用户并设置相应的权限，初步实现机构知识库的建设。

2．3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知识库的应用功能及现状

藏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知识库收集、组织、存储、管理机构内的研究成果和其他资料，具有对各类资源进行揭示、、服务的功能［12］。主要包括内容提交功能(提供作者或人以提交文件的方式来呈缴内容)、元数据描述功能(每篇文献信息都必须附有反映文献属性的基本描述功能，如题名、作者、文摘、关键词等元数据)、存取权限控制功能(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操作级别和权限，对收录内容的存取实行有效控制，实现增加、删改、编辑、等分级操作)、检索功能(提供作者、题名、关键词等多种途径供用户检索了解系统收集的内容、学科信息)、基于工作流的资源审核与功能(将提交者(submitters)。审核者(reviewers)、终审者(coordinator)等电子工作组(e－persongroup)派发给不同用户，对系统的检索、浏览和提交会触发不同的工作流，并通知涉及到的电子工作组，进入任务池(Taskpool)，经过审核、编辑和终审等工作流程最终到机构知识库存储。在知识库建设的回溯建库阶段，以科技处提供的年度科研统计，以及艺术团、音乐舞蹈系、美术系历年重要演出或获奖作品，藏汉双语系历年课程建设为基础，有步骤有计划地上传数据。后期则依靠学科馆员、科技处，畅通联系渠道，及时掌握教师的科研产出，并上传成果。在次年科技处收集科研成果时，要求有关藏羌民族文化研究的科研成果必须上传或交由人上传。经完成，但访问率比较低，无法获得用户的及时反馈，如数据库是否能满足相关用户需求、数据库检索界面是否符合用户习惯、检索结果查阅是否方便等。这也是大多特色数据库建设及利用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一方面可能与数据的专业性太强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与宣传力度不够有关。只侧重建设而忽视使用，不利于特色数据库的持续发展［10］。建议中药标本数据库在建设初期就尝试让学生使用该库，并要求他们提出使用建议，促进数据库的完善。

三、结语

第4篇

（一）茶炊

俄罗斯对于茶具的要求十分讲究，不仅要求茶具漂亮还需要茶碟别具一格。有一部分人喜欢陶瓷的茶具还有一部分人喜欢玻璃的茶具但是都不及茶炊受人们的喜爱。俄罗斯人也最习惯于用茶炊来煮茶，俄语中有只用茶炊饮茶才算是饮茶的说法，由此可见，茶炊在俄罗斯人们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所谓的茶炊就是一种带有把手和支脚的热水壶，可以用来喝茶的器具，而俄罗斯的茶炊出现在18世纪，是由于茶落户俄罗斯而盛行的，但是我们无法知道第一个茶炊是何时生产的，现在茶炊的工艺已经进一步的完善，茶炊的外形具有很多样式，形状也大有不同。提到茶炊就不得不说说它的产地，19世纪初期，莫斯科就有生产茶炊的工厂，年产量大约3000个，到了19世纪20年代，离莫斯科较近的图拉市成为了生产茶炊的基地，仅在图拉市就有几个生产茶炊茶壶的工厂，在1912和1913年俄罗斯的茶炊产业已经达到了巅峰的时期，年产量已经达到66万只，这足以证明了茶炊有着较大需求量。

（二）饮茶的味道

由于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导致俄罗斯的气候较为寒冷，俄罗斯人喜欢喝茶来取暖也是俄罗斯人喜欢喝茶的原因之一。俄罗斯人大多数都喜欢喝甜茶，伴着糖来喝。而有三种喝甜茶的方式：比较普遍的喝法是把糖放在茶水中融化在喝掉，还有一种是将糖含在嘴里然后喝茶，然而最后一种是在没有糖的情况下喝茶，需要喝茶的人在大脑中想着糖，然后品茶，似乎能够品出茶里的甜味，有一点望梅止喝的意味，俄罗斯与我国的品茶习惯不同，俄罗斯每次饮茶的时候都要有各种大碟小蝶的点心，作为饮茶的茶点。并且俄罗斯人更喜欢在喝茶的时候加入柠檬片和糖，有时候还会在茶里加入一些牛奶，因此，可以说俄罗斯的茶文化离不开糖，俄罗斯人喜欢用“Спасибозачай-сахар”对主人热情的款待表示感谢，也就是谢谢糖茶的意思，俄罗斯人常常在茶烧的滚烫的时候加上很多的糖和蜂蜜。

（三）沏茶的方式

俄罗斯较为传统沏茶方式是将干净的茶壶用滚动的开水涮一下使其快速的晾干，然后放入茶叶，并且倒入适量的开水并蒙上餐巾然后将其放在茶炊的壶托上，大概过个5分钟左右，加入一小块的砂糖，使茶叶能够完全的舒展开，释放出所含的物质。在茶叶泡好的时候，往杯中倒入半杯，在从茶炊加入适量的白开水。在饮茶的时候，始终保持茶炊的水处于沸腾的状态，俄罗斯人称这种加入沸水的喝法能够喝到最好喝的茶，因为这种方法可以使每一个人都喝到相同浓度的茶，因此，俄罗斯人泡茶都一般都是一遍，绝对不会超过两遍。

二、茶文化给俄罗斯人带来的影响

尽管俄罗斯人接触传统茶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在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中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茶文化渗透在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且在俄罗斯各种工艺、绘画以及雕塑中都体现了茶文化。大部分的艺术作品都是茶饮的静物画和以其日常生活相关题材的绘画和雕塑。在作品中，不管是早晨还是傍晚，田间还是集市，茶具都默默的陪在一旁，好像在陪伴着人们的喜怒哀乐。除了这些以外，明信片以及贺卡甚至是套娃的花纹也能使我们体会到茶文化。并且在最近几年当中，在莫斯科各大超市和商场里面，都设有茶叶专售的柜台。在这里顾客不仅可以买到产自中国的或者是日本的各种绿茶，并且还可以买到关于茶道类的相关书籍以及关于茶类的各种相关的工具等；在莫斯科，类似较为专业性的茶馆已经有了八家，如“铁凤凰茶道所”、“丝绸之路茶馆”以及“茶文化俱乐部”等饮茶场所，当您坐在餐桌前，看着眼前具有百年历史的茶文化，以及满目琳琅的茶点，您才会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俄罗斯式的幸福。

三、结束语

第5篇

“酒酒酒，好朋友，自古人人爱喝酒，喝完消遣又解愁。”青海青稞种植历史悠久，是青稞酒的故乡。在酿造青稞美酒的同时，农耕文化由来已久，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民间习俗，根深叶茂，也酿造出了许许多多酒的礼仪，鲜有流传。家里不管有什么重大事儿，如升学提干，女儿出嫁，儿子娶媳妇，给长辈贺寿，盖房子立大门打庄廓等都要喝酒，于是酒与礼仪同在，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礼仪，“桌上无酒不成席，桌上无酒没礼仪”，好像缺了酒，该行的规程没法进行。“酒是先行官，万事它为先”，“三杯通大道，话在杯里说”。笔者记忆犹新，每一样大的事情上，如果没有酒，似乎就缺了什么。如缺了就该说的话或者不该说的话儿没法说出来。于是有了这样一句话：“草里的兔儿只有狗才能赶出来，心里的话儿只有酒才能撵出来。”青海人的喝酒有两种情况平分秋色，一种是干喝（所谓干喝，只喝酒，没有什么下酒之菜），另一种是在重大的活动中，如婚丧嫁娶，盖房立门或家中来了尊贵的客人，炒菜煮肉，擀长面等为仪式助兴喝酒，酒在青海人生活中密不可缺，是精神文化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摩拳擦掌，莫此为甚。高兴了喝，忧愁了也喝，找个朋友边喝边聊，把中心的怨气晦气全部释放出来，一醉解千愁。家中来了客人，就要拿出酒猛喝一顿，使出浑身解数，不醉不罢休，直到将客人喝醉放翻为止。尽管在吃的方面欠缺一点，但只要把酒拿出来让客人喝个够，就是最好的“当人”（招待贵客之意）。人爱喝酒，有关酒上的规矩也很多。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家庭，男人大喝特喝，我行我素。媳妇一怒之下提出离婚，当然男人不同意，说以后少喝酒，没有事儿绝对不喝酒。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媳妇听了信以为真，回心转意，让男人写下保证书来。男人立下这样规矩：“以后阴天下雨喝一点，人来客去喝一点，单日双日喝一点，有事没事喝一点，以此为凭，让贤媳监督”。媳妇一看说：“什么保证书？你的保证把我气醉了！”趣味十足。酒是粮食之精华，是上苍赐于人类的琼浆玉液，喝的时候不得随心所欲，各行其是，须要有喝酒的礼仪和规矩。于是有了“酒令大过军令”的说法。酒场上规矩一经确定就得无条件执行，酒场就有了“监拳”“当关”和“应关”的称谓，各司其事。“监拳”的执壶监督；“当关”的以拳过关；“应关”的专心观拳，“当关”的划到那儿就得“应关”，来者不拒不得三心二意，东拉西扯，这叫“喝酒端喝酒，不提马明有”、“酒中不语真君子”…….和长辈划拳前，先要给长辈敬上两盅儿，而且要双手举盅，恭敬有加，要长辈“双双儿喝”，这叫“免罪酒”。只有长辈喝了免罪酒，才能伸手划拳。与长辈或老人划拳前一定要用左手托往右手的胳膊肘才行，划拳时拳心向上，手要平出平收，不得左右晃动。划拳还有一个规柜，就是出手指头时，最讲究拳拳不离大拇指，除了“宝拳”外，主动示好，决不允许捏掉大拇指出拳。意思有两种，一是酒是精食的精华，是好东西，出拳伸拇指表示声声赞扬；二是对对方的尊敬称赞，亲密无间。划拳如果不出大拇指，举措失当，对方认为你对他不尊敬，可有手不出拳，举目不爽之嫌。

2.喝酒的酒令

酒令包括划拳和酒曲儿。划拳的样式很多，也很复杂。但开宗明义，最传统、最规矩、最精美的要属“官样拳”。和盘托出，就是每拳四个字，不多不少，喊出来时抑扬顿挫，呼之欲出，字字珠玑：宝拳送你，一品当朝（或一心敬你），二朵梅开（或双喜临门），三级连升（或三元报喜，桃园结义）四季发财，五经魁首（或五子夺魁），六连顺喜（或“六六大顺”）七贤竹林，八仙庆寿（或八福长寿、八马分骏），九盏莲灯（或酒满仓库），十满大堂（或全家富贵）等等。全是文绉绉的吉祥如意之话。婚宴上这些吉祥拳语须要喊出口，这些拳语，开门见山，直呼直出，不是简单的数字表达，都是有意思和来历的。宝拳送你，意为送你宝贝，还有直呼宝疙瘩送你，一品当朝也叫当朝一品，意为对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品官员；二朵梅开是象征像梅花一样高洁；三级连升是希望对方连续升官三级；三元报喜来自于宋代科举考试中，那是考生参加考试需通过三试，即乡试，会试，殿试。三试的第一名分别称为解元、会元和状元，是表示有极大的喜事；三星高照有三星高照，新年来到的意思；桃园结义表示志同道和、意气相投；五经魁首有魁星点元，独占鳌头的意思；六连顺喜表示祝福的涵义；七贤竹林，历史典故，是一块喝酒、一块快乐的意思；八仙庆寿、八福长寿是尊重对方，意为大福大贵、健康长寿的意思；九盏莲灯象征对方的威望和地位；十满大堂即儿孙满堂之意。此外还有许多赋予文化内涵的拳语，无不瞻顾。光喝酒没意思，还要唱一唱酒曲儿。酒至半酣，热闹非凡，划拳的人就会边表演便唱起来，有的唱《十道儿黑》：“吃上一杯儿酒呀，心儿里醉，听我们来唱上个一道儿黑，白布的汗答青丝带（来吧）太平年，勒在（个么）腰里一道儿黑，年太平哪，太平年……”有的唱《数麻雀》“:一个（嘛就）麻雀一（呀嘛）一个头呀，两只眼睛明（呀嘛）明丢丢，两个爪爪站（呀嘛）站墙头呀，一个尾巴丢在个后呀头……”每唱完一段就要划一拳，非常热闹，扣人心弦。有个令儿叫《满堂喜》拳拳不离喜：“满堂喜，二梅喜！满堂喜，七巧喜！满堂喜，三元喜……”如有一方赢了，就得马上接一句“请酒喜！”输拳的一方就紧接一句“我的喜”，提盅干了酒。酒曲说来酣畅淋漓，脍炙人口。也有一问一答的“天上的安罗树什么人栽，地上的黄河什么人开？天上的安罗树西王母栽，地上的黄河禹王爷开。”这也应了这样几句话：青稞煮下的好烧酒大禹留给君子喝，好酒三杯过肚肠，不成神仙也寿长。

3.喝酒的酒话

第6篇

核心价值观--对客户讲信用

人本立正，承诺是金

客户观--创造被客户利用的价值

湘财证券，惠人不倦

服务观--让客户满意

站着做人，跪着服务

湘财证券以文化创业、以文化立业、以文化拓业，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

湘财文化，已经成为湘财证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第7篇

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来看，安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从2008年的526.7元增至2013年的956.03元，年均增长率为16.3%。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看，也有明显提升，从2008年的5.53%逐年增加到2013年的7.04%。安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数据分析显示：2007—2011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年均文化消费年长率为14.2%，仅落后于河南，处在中部地区第二。安徽城镇居民平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从2007年的259.91元逐年增至2012年的413.61元，在中部居于第三位，高于河南、湖北和江西。农村居民平均文教娱乐支出从2007年的283.17元逐年增至2013年的376.66元，2011年仅落后山西，处在中部地区第二。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国家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四）细分文化市场需求，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异

第8篇

（一）优势（Strength）

1、历史悠久，驰名中外。如果说曾经沟通东西方的商贾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丝绸之路”的话，那么福安茶叶的传播，则可以称得上是闽东近代的“茶叶之路”。福安市产茶历史可追溯至西晋温麻县治时期。清咸丰、同治年间，“坦洋工夫”红茶脱颖而出，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同时，闽东茶叶对外贸易也十分活跃，明末清初，福安茶叶融入“海上丝茶之路”和“陆上丝茶之路”大联通，可谓“四海共飘茶叶香，五洲同赏福安茶”，奠定了世界名茶的地位。然而因为长期缺乏一个知名品牌和拳头产品，导致在茶类中缺少竞争力而一度处于衰弱境况。从2006年起，福安市确定挖掘这一历史名茶作为该市茶叶公共品牌，于是经过几年的品牌打造，获得“中华名人特供茶”、“福建十大名茶”、“中国申奥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省著名商标等荣誉，加工工艺列入福建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理标志产品——坦洋工夫》也已通过国家标准协会组织的专家论证，这为坦洋工夫现今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内涵深厚的茶礼茶俗。茶与其他旅游资源不同之处在于，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嗜茶的人更是到了“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所以茶文化它更多地体现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福安，茶以一种文化的触角深入到人们生活中，它不仅是解渴的饮料，更是一种厚重的礼仪。大年初一喝“过年茶”，新娘过门喝“新娘茶”，亲人出门喝“出行茶”。福安广泛流行“茶哥米弟”之说，有客来先敬茶后吃饭，生活中称“喝茶”为“食茶”，表示茶似饭食，一日三餐不可无。福安茶与婚姻的关系密切而独特，男子在向女子求婚的聘礼中要插上一枝茶枝，聘礼中带茶枝表示今后家庭兴旺，茶树又是一种独特的植物，茶树开花的时候其茶子还在树上，叫做母子见面，寓意今后儿孙满堂；女子在出嫁的嫁妆中要放入几粒茶子，古有“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不可复生也。”用茶以寄寓，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妇女从一而终的儒家道德观念，也体现了中国青年男女祈求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美好祝愿。

3、旅游资源丰富。福安旅游资源丰富，省级风景名胜区白云山风光秀美，其南部的第四纪古冰川遗迹——冰臼群是我国低纬度地区保存最多、最好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保存完整的廉村宋代古城堡建筑群、神秘古老的瓜溪“活化石”刺桫椤、古朴奇特的柏柱洋明清古民居、别具风情的溪塔葡萄沟、绚丽多彩的仙岫畲族风情以及闽东苏维埃旧址构成了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是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

4、当地政府大力引导和支持。福安市重视坦洋工夫茶文化的传播与茶经济的发展，在加大对“中国茶叶之乡”、“坦洋工夫”红茶品牌的宣传力度的同时，致力推动坦洋工夫品牌与中外知名品牌的合作交流，推动东方文化的传播，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借茶文化办旅游、以旅游助茶业发展”已成为有关部门的共识，包括茶博物院、乌龙茶都、畲乡茶艺表演队等在内的一批与茶叶相关的景点和节目相继形成，为茶文化旅游创造了条件。近两年来，坦洋村已经投资1000多万元完成主题公园、横楼民宿文化茶博馆等工程的建设，“坦洋工夫”生产性非遗项目，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9月1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提升现代茶产业发展水平六条措施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和主管部门大力挖掘、弘扬茶文化，积极开展茶事、茶艺活动。支持茶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开发推广茶园生态观光游和茶文化体验游。加强对外交流，学习借鉴其他产区的先进经验，不断增强茶产业竞争力。

（二）劣势（Weakness）

1、高质量茶文化人才较为缺乏。茶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丰富茶知识，还得掌握旅游知识，做到在旅游服务中能将茶文化融入旅游景点中，茶景相融。当地政府虽然抓住茶文化旅游这个旅游热点来推进福安市旅游业发展，但与之相关的茶文化人才从业素质不够高，相对较为缺乏。福安茶文化旅游的大力推广和稳步发展，需要大量高层次专业人才的支撑，人才的缺乏导致福安茶文化旅游发展程度不高，个性化不强。

2、茶文化旅游的开发程度较浅。福安市茶文化旅游多集中于坦洋村，多是对环境资源进行观光式的浅层次开发，缺乏针对深层次内涵式产品的开发，未能在业内打造独树一帜的旅游品牌和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茶文化旅游是主题性旅游，但多数茶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没有融入到福安特定的地域文化中，难以展现历史文化发展的传承性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观光型的茶文化旅游使得游客走马观花，停留时间短，未能将茶文化传播出去，也未能最大程度地对当地旅游产业进行开发。

（三）机会（Opportunity）

1、借海峡西岸经济区之东风。中国政府批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有力政策支撑。自“十一五”规划以来，海峡西岸经济区获批，为福建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作为福建的产茶中心，福安借助此次政策东风，吸引外资注入，建立海峡两岸旅游合作机制，共推双向旅游线路，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增强各景区对两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茶文化、畲族文化、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突出“海峡旅游”主题。

2、借力福建自贸区，发展以对台为特色的茶文化旅游。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而福建自贸区则突出对中国台湾自由贸易将是其最大的特色所在。福建与台湾在交流上具有多种优势，主打两张特色“牌”即对台和生态。福建省内交通方便，温福铁路、福厦铁路等多条铁路对福安市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方便。而台湾茶文化发展迅速成熟，通过福建自贸区的建立，加强闽台茶文化旅游的交流与合作，发展以对台为特色的茶文化旅游。

（四）挑战（Threat）多数茶文化旅游资源单体差异不大，旅游资源类别少，造成茶文化旅游系列内各景区景点内容相似，这就决定了茶文化旅游区域间的可替代性，容易导致区域间同质旅游产品的竞争。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全国各地将出现大量同质性的茶文化旅游景点，进一步加剧了茶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福安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福建省内其他市而言较为落后，丰富的茶文化旅游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从业人员及旅游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等跟不上旅游业的发展。因此，与北部的浙江、南部的安溪、武夷山等拥有知名品牌的茶叶大省市相比竞争压力较大，茶文化旅游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二、福安茶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

（一）整合旅游资源，树立大牌意识

福安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资源，将茶文化和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属于福安自己的茶文化旅游。加强红茶的品牌建设，借鉴立顿红茶、大红袍、铁观音等国际品牌的经验，树立大牌意识，实施品牌战略，打造有影响力的福安茶叶品牌。

（二）加强区域联动合作，多元化品牌宣传

在区域合作上，一方面要加强省内各市茶文化旅游的合作，联动发展，打造茶文化旅游区，共创区域旅游品牌；另一方面要加强省与省之间茶文化旅游的合作，在福建茶文化旅游线路的基础上打造精品线路，实施客源共享。在旅游营销方面，可利用网络平台如新浪微博，淘宝以及其他茶叶专门网站等方式宣传茶叶产品和茶文化。同时，通过举办一系列茶文化赛事、活动等措施，加强茶文化旅游的宣传，努力打造茶文化旅游品牌。

（三）着力加强茶文化旅游人才队伍的建设

第9篇

    穿越历史时空回眸文化发展线索,一切都成了思维中由“过去——现在——未来”穿成的实践事件之珠。散落的、连带的、破碎的、暗淡的、熠熠生辉的、光彩照人的……雷动着悠悠岁月之心,激荡着物我来去。

    科学的严谨及求理求真流淌人文的血液,脉动人类的血脉,成为文化的风景,身心体悟可矣,何饶舌也。

    给你身心,教你说话,育以读写,口传身授,格物致知,代代相传,语言、血脉、情感胜过几度风吹怒号、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文化的时空在于人类心灵的律动,心相通,心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