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17 16: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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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州工业企业发展现状
近几年，我州工业企业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截止2002年底止，全州国有企业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企业（以下简称规模企业）246个，固定资产原值574249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358807万元，工业增加值1243159万元，基本形成了食品、矿产、化工、医药、轻纺五大产业和一批骨干工业产品。工业企业的发展壮大，为推动我州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保持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近两年来，我州工业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呈现了下面几个特点：
1、工业发展速度滑坡。2002年，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18.7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2%。全州国有工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增加值14.7亿元，下降9%。由于受一批重点企业改组改制以及产品市场价格下跌的影响，国有工业生产出现严重滑坡，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9.3亿元，下降了18.2%，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5.4亿元，下降了26.1%。尤其是今年以来，全州工业生产连续出现9个月负增长。1-9月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206652万元，同比下降4.38%，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100544万元，完成工业增加值不变价75180万元，增加值同比下降4.07%，据州经贸委预计全州规模工业总产值（不变价）全年只能完成31亿元。
2、工业企业效益下降。2002年全州规模工业共实现产品销售收入35.6亿元，下降了2.4%，亏损9963万元，其中，国有企业亏损13318万元。今年1-9月份，全州规模工业共实现利税1993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1%，实现利润为负67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亏221.8%，其中：盈利企业盈利额为738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3%，亏损企业亏损额为1409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亏69.3%，亏损企业82户，亏损面为33.88%，实现税收2665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3%。亏损在500万元以上企业有4户，龙山卷烟厂亏损4344万元、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亏损2950万元，湘泉集团亏损2316.1万元，三立集团亏损948.7万元。
3、产品结构不合理。一是我州高能耗初级产品比重大，电解锰、电解锌、电解铝、硅锰合金高能耗初级产品的总量已占了全州工业经济总量61.7%，其中，电解锰占35.7%，电解锌占18.3%，电解铝占3.8%，虽然今年锰、锌国际国内市场有所好转，但市场仍然非常脆弱；二是低档次饮料产品和白酒产品严重滞销，产量和销售收入大幅度下降，仅湘酒鬼公司今年1-9年月产品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29%；三是畅销名优产品少，数量少，目前我州畅销产品比重还不到10%，缺乏市场竞争力。
4、技改项目技术含量不高。1-8月全州共实施工业技改项目32个，累计投入26699万元，全部为矿产品加工项目，且多为初级加工项目，科技含量不高，其中：在建电解锰、电解锌、电解铝，铁合金，硫酸等上游产品项目就达22个，总投资达49750万元，占整个投资69.2%。属重复建设项目有：电解锰8个，电解锌1个，硫酸2个，微细铝粉5个，铝颜料3个，硫酸锰3个。重复建设项目多，后劲不足。
5、企业改制进展慢。当前企业改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部分改制企业资金紧张，难已整体推进，部分县市由于自身财政困难，无力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使改制工作受到影响；二是去年改制的少数
企业，遗留问题多，群众上访多，影响改革推进；三是改制企业普通债务官司多，败诉率大，影响改制工作正常进行。
6、工业经济运行艰难。一是我州多数工业企业处于资不抵债边缘，由于各种原因，企业缺乏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过来基本上靠银行贷款维持运转。今年以来，全州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比去年周期减少近5个亿，相当部分企业难以启动；二是能源、特别是电力供应不足。仅花垣县全县电力需求量就在7亿度以上，而实际供电能力仅3个亿，使花垣一些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加之，电价与周边贵州铜仁，重庆地区电价比，普遍偏高，企业负担加重。
二、当前扶持工业企业发展税收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州工业形势不容乐观，从调查情况来看影响工业企业发展的因素很多，就地税部门管理的有关税收政策来看，主要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1、工业企业能享受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窄。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看，税收政策对工业企业发展有重大影响，对工业企业税收支持是发达国家税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并无专门的扶持工业企业的税收政策，只有一些主要由工业企业受益的税收规定，并且散见于各种税法规定或文件规定中。这些政策文件对自治州来讲，针对性不强。自治州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开发地区，目前能够享受的区域性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新办企业"免三减二"税收优惠政策和西部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但要享受这些政策并不容易，落实到工业企业，真正能享受到的企业却很少：一是因为我州大部分企业由原企业改组改制而来，不属新办企业；二是可享受西部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主营业务必须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且该项目的业务收入必须占总收入的70%以上，范围虽然比较广泛，涉及农业、林业和生态环境、水利等28个领域，共计526种产品、技术及部分基础设施和服务，但当前我州工业的主导产品大都不属于国家规定的鼓励类产业项目，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没法享受。2002年，全州地税系统所管辖的纳税企业享受此项优惠政策的只有6户，减免企业所得税560.2万元，其中：水利、电力4户，83.57万元，化工1户，173.23万元，农副产品精加工1户，303.32万元。政策的覆盖面和影响面很小。还有西部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只执行到2010年，优惠期很短，而沿海地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税收优惠政策却没有时间限制，相比之下，受益期不如这些地区优惠。其次，我州不属于高新技术开发区，一些高科技产品不能享受高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一些农业开发项目，例如老爹公司、喜阳集团没有纳入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支持的名单，不能享受优惠政策。另外，对困难企业减免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的政策，也难以发挥政策引导鼓励作用，只能起到减少欠税作用。
2、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从自治州的工业企业正处于恢复和调整的关键时期，确实需要税收优惠扶持企业发展；但另一方面，国家所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大都是"中央点菜，地方买单"，主要由地方财力负担，直接影响所得税财政基数的完成。我州是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收入增量不足，表现得越明显。例如西部开发税收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投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由于中央没有相应的转移支付补偿措施，地方各级政府由于财力紧张，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在执行这些政策上压力很大。不执行政策政府不行，执行了保不住基数，中央要相应扣减，得不偿失。出于保基数和收入需要，只好每年加大征管力度，全力确保基数。
3、现行的固定资产投资改造税收处理政策直接影响到企业业主投资的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折旧，按照现行固定资产折旧税收政策规定，一般企业的机械设备折旧年限为10年，而我州工业企业采用得主要一些是高能耗，易腐蚀的生产设备，一般投入生产3-5年就需要进行改造或报废，造成受益期与折旧年限的矛盾，使一部分资产价值得不到及时回收，不利于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技改固定资产投入，按照政策规定技改项目国产设备投资可抵免企业所得税，但手续过严，门槛过高，表现在：（1）必须是国产设备投资改造。（2）必须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且符合环保政策。（3）要层层上报审批，企业怕麻烦，积极性不高。
4、现行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政策过严。特别是一些有控制指标性费用，存在指标过低，不利于企业发展。如业务费问题，按政策规定销售收入在1500以下按5‰提取，销售收入在150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3‰标准提取，超支就要纳税调整。受市场环境、消费水平、企业拓展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的实际开支往往远远超过这个标准；再有计税工资标准问题，按每月800元计算扣除明显偏低。此外，还有捐赠问题，我州是贫穷地区，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对农村、学校往往实行对口扶贫，直接捐赠的方式，以改善其基础设施，但直接捐赠税前不能扣除，即使通过非盈利性机构捐赠，税前允许列支的比例也非常低，仅为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3％。
5、企业改组改制、债务重组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支持。企业为消除债务，减轻包袱，在改组改制过程中，常对债务进行重组，即以低于帐面债务数额清偿债务，作为债权方在一定限度内也愿意清偿，死欠呆欠不如现收。但按现行税收政策规定差额部分债务方必须作收入缴税，给企业改制增添了难度。如花垣东锰集团欠建行贷款本息累计3100万元，通过债务重组以300万得到清偿，差额2800万就应补缴企业所得税924万，这就目前东锰集团的生产经营现状来看，无疑于雪上加霜。
6、现行企业所得税征管体制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做大做强。现行税收政策规定：少数民族新办企业可享受"免三减二"优惠政策，属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新办企业在享受"免二减三"优惠政策之后，在2010年以前还可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这对新办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一些成型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上新项目却缺乏政策支持，为了享受新办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现已出现一种倾向，一些企业往往从利益出发，采取新铺摊子、上新项目，重新设立公司，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执照等另起炉灶的办法，达到享受新办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目的。再有，2002年国家实行所得税分享体制改革中明确规定：从2002年元月一日起，新办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由国税部门负责征管。这一规定一是使企业变相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可能；二是使技改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名存实亡；三是给地税征管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也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做大做强。
7、税务部门服务和管理滞后。一是由于企业前几年不景气，一些税务机关疏于管理，存在重大轻小，重盈利企业轻亏损企业问题，对一些小企业，亏损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或亏损额没有进行及时结算，导致底子不清；二是执行政策宣传不够，优惠政策落实不够；三是执行政策存在偏差，特别是私营企业，按政策规定自2000年起私营独资和合伙企业改征个人所得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非独资和合伙私营企业视同个体户进行管理，按收入附征个人所得税，使一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得不到落实。
8、县市地方政府出台文件对企业税收进行减免，给地税部门征管带来困难。例如，一些县市政府规定：改组改制企业视为新办企业；执行企业所得税"免三减二"政策，其时间界定以投资生产后全年计算，中间开业即使超过半年也不作为优惠期；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自定为3-5年；企业用利润在县内从事扩大再生产、上其它项目允许在税前抵扣；固定资产投资的税费按比例实行"一票制"，直接降低了税率；对部分企业在税收上实行目标管理等等，这些政策出台违反了税收政策，既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困难，也不利于正常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
三、扶持我州工业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建议
我州的工业企业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州委、州政府为加快我州工业发展，已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实，随着传统产业改组改制的逐步到位，技改项目的完成并逐渐产生效益以及新项目引进速度的加快，我州的工业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作为税务部门如何扶持工业发展，从地税部门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1、规范工业税收优惠政策。当前各县市制定的税收政策对公平税负、加强征管影响很大。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进一步做好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后征管工作通知中明确指出：近年来，一些地区为发展地方经济，吸引投资，在统一政策之外越权制定了不少所得税优惠政策。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继续这样做不仅不能真正起到吸引投资的作用，而且也不符合依法治税的原则。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后，所得税收入中央、地方共享，地方越权自定所得税优惠政策，还将侵蚀中央收入，削弱所得税收入体制改革作用。要求立即停止执行；另外，国务院也一再强调，即使是地方收入部分，各地也无权减免。建议各县市人民政府对出台的优惠政策进行清理，进一步规范税收政策。从地税部门来讲，要正确处理收入任务与执行政策的关系，树立不执行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收过头税的理念，认真落实好所得税优惠政策，西部开发税收政策，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困难减免政策以及做好税前列支，弥补亏损审批工作，规范执法行为，保证政策执行到位。
2、用好用活用足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当前要注意用好用活用足西部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税收优惠政策等，通过用好用活用足这些政策，形成政策洼地，吸引外资，既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也有利于加快我州工业发展。特别是要注意帮助企业搞好发展筹划，大力发展国家鼓励类支持项目，加快产业及产品结构调整步伐，以达到用好用活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
3、向上争取优惠政策。（1）积极向中央和省里争取落实西部开发政策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基数以内的部分，在转移支付时应给予补偿。我州是湖南省唯一进入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地区，相对其它西部大开发省市来讲，我州缺乏省级配套措施，因此，势单力薄，难以支撑经济快速发展，中央、省必须相应采取措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弥补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地方财力减少；（2）争取对我州高技术产业实行与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同样优惠政策；（3）争取将果王素等优质农产品开发纳入国家龙头企业，享受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4）争取将省人民政府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内资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审批权下放给州政府。（5）争取延长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优惠期限，使西部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和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特区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具有相同吸引力和实用性。新晨
关键词： 企业年金；税收；公平；效率
随着多支柱体系取代单一制度成为国际养老保障改革的大趋势,企业年金的发展已越来越受到各国关注，而它对于我国政府、企业、个人乃至金融投资市更是有非比寻常的意义。2004年5月1日《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颁布实施前后，各界均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关注与期待。但预期的快速发展并未出现，企业表现出明显的观望态度。截至2008 年底，全国企业年金缴费职工人数为1038 万人，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比例仅为4.27%，而且仍然集中在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及电力、石油石化、铁路、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
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年金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与之相配合的税收制度，由于企业年金大多为企业自愿举办，因此可以说只有税收优惠政策的诱导才是推动企业年金蓬勃发展的“启动引擎”。所以，要突破当前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瓶颈，当务之急是先要建立合理的税收政策。而兼顾公平与效率，应成为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标。
一、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中公平与效率的内涵
企业年金制，在宏观上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微观上，是企业的薪酬福利计划、人力资源计划和延税计划，所以它既有社会性，也兼具经济性。税收政策不但是政府发展企业年金的经济激励措施，也是规范企业行为，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必要手段，必须兼顾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一）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中的公平
税收政策是国家对企业年金这一补充保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应把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作为一个内在要求。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中的公平应该体现在：
1．计划内公平享受税收优惠。所有举办企业年金的企业及其职工都应有公平的参与权，平等的享有同等的优惠政策，尤其在企业内部，年金计划的要一视同仁，不能偏向高收入者，不应以参加者年龄、工龄和工作业绩为借口将职工排除在外。因此企业年金税惠应当是有条件的税惠。
2．兼顾计划内外的利益。在税收诱导下，高收入者和大企业会成为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推广者，这必然使得税收优惠为高收入者和大企业避税提供了方便，而高收入和行业纳税减少，同时也意味着低收入者和小企业的相对税负增加，这将使得中小企业和低收入者在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企业年金税惠必须是有限的的税惠，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3．不同制度的税收优惠的协调统一。企业年金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制度，它是养老体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与基本养老保险、商业人寿保险等不但在制度内容上要相协调，相关税收安排也必须统筹考虑。
（二） 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中效率
企业自愿性举办企业年金必然是以合理延税、避税为出发点，给予雇员所得税惠也将使他们对年金制持积极态度。因此，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中的效率应该体现在：
1．促使企业从经济利益出发，积极举办企业年金。企业以经济利益为其活动的准则，决定了它不可能仅仅从提高职工福利的目的出发建立企业年金。税收政策必须给予企业确切的优惠待遇，使其有利可图，才能真正把年金制作为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2．促使职工自愿向企业年金缴费。在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累进税制，企业年金缴费免税或是延税，雇员就享受了当期应税收入和最高税率的双重优惠，可以通过企业年金制及其税惠政策使其终身收入最大化，并且实现了在职与退休后的合理分配。
3．保证投入较多者获得较高的退休所得。多提供资本者多回报，是不能违背的效率准则。企业年金的目的不是为了收入均等化，而应通过制度的健康发展，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退休保障，实现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增加。
二、美国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
美国是当前企业年金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它的企业年金制度在长期的实践中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和规则，其中税收政策又是制度的核心和动力所在。美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待遇鼓励雇主和雇员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以及灵活运用税收手段保证必要公平的措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享受优惠的条件
美国的企业年金计划种类繁多，只有符合《国家税收法》的相关规定，通过资质审查的适格年金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享受税惠应具备的主要条件有：（针对我国年金的性质，仅讨论缴费确定型计划）
1．对计划覆盖面的要求。根据美国税收法和保障法的要求，资助企业年金计划的雇主不能完全随意决定哪些雇员可以参加，哪些不能，只有覆盖一定数量员工的正规退休金计划才能从税收优惠政策中获利，雇主也不能随意在计划的参加者中提供不同的福利，对年龄和工作情况的要求有最低限度的规定，对员工工作业绩的考核也必须依据具体规定。
2．对雇员帐户资金增加和雇员税前缴费数量的限制。税法规定个人账户年度缴纳额不得超过40000美元（2002年，随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进行调整）或年金计划参加者年度报酬的100%，而税前缴费的年度限额定为计划参加者年薪的25%，并规定年薪以20万美元为上限（2002年，每年有5000美元增量）。
3．对既得受益权的规定。雇员在任何时候都对由自己缴费形成的退休金部分拥有完全既得权利。当雇员达到正常退休年龄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对雇主缴费形成的退休金部分拥有既得的权利。除此之外，他们可以按照两个标准实现对雇主缴费的既得受益权：一个是 5年后一次性获得100%的记得受益权；二是3年后获得20％的权利，然后每年增加20％，直到实现100％的权利。
（二）EET的征税模式
一般而言，在企业年金有三个征税环节：雇主和雇员缴费环节，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环节和退休雇员领取退休金环节。如果用T表示对其中的某一环节征税，E表示对其中的某一环节不征税，那么，美国以401(k)为代表的缴费确定型年金计划采用的就是EET的征税模式，即：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在规定的范围内可在税前扣除，年金计划资金的投资所获得任何投资收人全部免税，获得完全的既得受益权养老年金在该雇员参加计划过程中均不被包括在其当期应税收人之中，只有在该雇员提取养老金的时候才会有所得税。
（三）企业年金与工薪税制的结合
如果说雇员在年金税制中的优税好处，是通过所得税实现的，那么雇主在企业年金税惠中得到的好处则是通过工薪税（即社会保障税），由此第一支柱同第二支柱实现了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按照美国《国家税收法》规定，雇主以缴费形式为其雇员向税收优惠年金计划所存入的资金，以及雇员从计划中所提取的资金，一般都不按工薪对待，因此也就不产生联邦社会保险税和联邦失业保险税，这为雇主积极资助年金计划和雇员积极参加雇主资助的退休金计划，起到极大的推动和鼓励作用。比如，某雇主支付给一个雇员的年薪为5万美元，如果雇主在年底时另付给这位雇员1000美元奖金的话，雇主就必须要向政府为这1000美元纳76.5美元的工薪税，同时雇主还必须从雇员的1000美元中扣除同等金额的工薪税，雇员实际上只能拿到923.5美元的奖金；如果雇主将这1000美元奖金以缴费额的形式为这位雇员存入到其所资助的年金计划中，雇主和雇员都不用支付任何工薪税。这一税收政策鼓励雇主以向年金计划缴费的形式来支付雇员年终奖金，对雇主和雇员都有极大的吸引力，是美国年金税收效率性的又一体现。
三、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设计
（一）EET税收优惠模式
税收模式的选择是整个收制度的核心，不同的模式代表国家对年金优惠的不同态度。考察当前各发达国家对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惠模式可以看出，最为普遍采用的是EET的税惠模式。它有利于鼓励企业雇主和雇员进行缴费，容易推动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但是,EET征税模式也有缺陷，主要是它会使政府减少一部分眼前的税收收入，给政府带来即期的财政压力，因而这种征税模式在财政状况不佳的国家很难实行。权衡利弊，EET模式相对其他模式更能满足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财政有条件实现的税惠模式。
（二）税收优惠限额
2004年以来，我国已有多个部门对于企业年金缴费税惠额度有了多次调整，各地也依据不同规定制定各不相同的税惠额度， 4%到1/12不等，如此政出多门、反复无常加大了年金需求方对企业年金发展前景预期的不确定性。从深层意义上讲这是因为当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缺乏相关的配套政策，只能单纯依靠税惠比例高低来承担激励和约束两方面作用。
合理的税收优惠额度应该反应国家希望通过企业年金制度达到的保障程度，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享受税惠的条件限制来保障基本公平。根据我国养老体系设计，企业年金计划的目标替代率应达到20%，应以此测算能够享受税惠的缴费水平，其中还需要对工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和缴费的年限做出预测，采用不同参数对缴费水平测算结果均会有很大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以4%税惠额度是很难达到20%的替代率的。国外一般将税惠限额规定为15％左右，但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可以先将税惠额度定到12%左右，这样如果缴费满25年，工资增长率4%，预期投资收益率8%即基本可以实现20%的替代率，既避免在目前企业年金发展不平衡情况下过高税惠限额带来的公平性问题，也为将来进一步调整留下了一定空间。
（三）优惠待遇与享受条件相结合
成功的税收政策，光有各种优惠待遇是不够的，只有同适当的享受条件相结合才能达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目的。可以说，有了待遇优惠政策只是为年金制度的发展增加了动力，但是政府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往往是通过各项限制条件。
借鉴美国成功经验，我国税收政策中享受优惠的条件应包括：
1．计划基本审查要求。应包括：计划必须是专项资金，不得将缴费挪作他用；设立个人账户，计划必须是永久性的等。
2．参加计划的资格条件：年龄条件可参照《劳动法》中劳动年龄，工龄要求不应超过一年，而且应当充分考虑临时工参加计划的权利，可参照美国的做法为其设定一个年工作小时的标准，超过这一标准即可计算为工龄。同时还可引入美国最低参保率检测和非歧视性检测等指标体系，充分保证年金计划的覆盖面和公平性
3．缴费限额和缴费基数的限定。在确定了税惠限额百分比的条件下，为了保证税惠的公平性，还应对缴费做进一步条件限定。一是应规定年总缴费上限，防止企业年金成为逃税漏洞；二是应该规定缴费基数上下限，和社会保险类似的缴费安排可以实现向低收入者的适当倾斜。
4．规定既得受益权。对企业缴费部分的既得受益权可设定几种进度表供企业年级计划选择，避免因企业的过分要求损害员工的利益。
5.对提前提款的限制。企业年金是以满足老年需求为目的而建立的，提前提款都可看作是违背这一目标的行为，因此在制度中应有明确限制，否则将失去税惠资格，甚至可以施以税收惩罚，
（四）基本养老保险协调配合
企业年金的本质是一种补充养老保险，因此，我国在制定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时，不能与基本养老金的税收政策脱节。实际上，无论是基本养老金，还是企业年金，它们只是在举办的主体和方式上不同，都属于老年人的经济保障计划，所以，在税收待遇上二音不应有很大的区别。目前，在基本养老金和企业年金运行过程的三个环节中，多数国家对两者课税的税负是大体相同。因此，我国在企业年金计划的税制设计中应充分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既不宜过分强调给予企业年金优惠税收政策，使部分企业或个人利用企业年金计划来进行避税，导致企业职工收入分配的不公；也不宜过分依赖于基本养老金，忽视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刺激作用，阻碍我国企业年金正常、健康地发展。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应本着与基本养老金制度相协调的原则，减轻国家在老龄化问题上所承受的财政支出压力，促进收入公平分配。
除此之外，美国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如果说所得税惠是激励雇员参加企业年金制的最大动力，那么对雇主的激励就更多的来自企业年金的社会保障税惠。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在此接轨，如果能够吸收美国的作法，合理安排企业年金和基本保障的税制，就可以实现两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五）加强制度监管
税收优惠和税收漏洞就像一对孪生姊妹，它们往往相伴而来。在西方国家，人们把政府对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税收优惠形象地比喻为“避税所”（taxshelt），可以说正是这种“避税所”的功能才会刺激企业积极举办企业年金计划。但税收优惠在发挥激励作用的同时，还可能被人们滥用。从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优惠来看，如果政府对企业年金计划采取EET的征税模式，就可能给人们提供一些偷税的机会。为此我国也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在给予企业年金计划税收优惠的同时，也要加大监管的力度，制定一些反偷税的条款。同时还要改革监管的手段，使用恰当的指标体系，加强监督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使我国的企业年金制能够健康高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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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义，彭雪梅，胡秋明灯．企业年金的理论与政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58-128
关键词：跨省经营；施工企业；税收；政策
城市建设是我国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基础保障，施工企业是城市建设的首要主体，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拉动力，为国民税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建设更多的项目，施工行业的流动性较大，存在不少施工企业跨省经营，即登记注册的地域有别于实际经营地区，这为税收征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我国全面深化“营改增”后，新的对跨省经营施工企业的税收征管模式尚且还未发展成熟，因此也出现了不少由于跨省经营导致的税收问题。如在增值税缴纳方面，跨省经营的施工企业需要在项目建设地缴纳一部分增值税，但是由于增值税的预缴税款不能够跨地区互相抵扣，这会影响施工企业正常的现金流，甚至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为了完善跨省经营施工企业的税收征管模式，应当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况，采取更具可行性的措施。［1］
一、跨省经营施工企业现有税收政策
目前异地施工项目开票预缴税种及比例列表如下:说明:所有税种在异地预缴的各项税费在公司注册地填列申报表时都可以当作已交税金抵减当期应纳税额。按3%简易计税法计征增值税的项目，增值税在异地须按3%全额预缴，公司注册地填列申报表时据实填列，不再缴纳相关税费。下面就几个主要税种税收政策分别加以详细阐述。
（一）增值税
跨省经营施工企业的增值税计税有两种方式，即一般计税法和简易计税法。前者指的是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的纳税人可以根据现有税法选择9%的税率计征增值税销项税，预缴比例为2%；后者指的是小规模纳税人或者符合相应规定的一般纳税人选择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预缴比例为3%。这两种计征方法应用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就征税流程来看，增值税缴纳有两个环节：预缴环节和申报环节。预缴环节的增值税计算方法要根据施工企业采取的经营模式来决定，申报方法主要是抵扣和差额增值税申报方法。
（二）企业所得税
目前跨省经营的施工企业往往是集团型企业，其异地的经营组织模式一般是通过在异地开设分公司或者建立项目部进行的。如果施工企业在异地开设分公司，则需要办理相应的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分公司和项目部两种经营组织模式下，企业也需要按照不同的税收政策规定来缴纳税款，若是前者，施工企业总部需要按季度计算应缴纳的所得税税额，然后按照指标将税款分散到异地的分公司，再由分公司在当地预缴税款，最终总公司清缴税款；若是后者，项目部需要根据建设项目的所在地先预缴所得税税款，再由总部在企业注册地进行汇算清缴。［2］
（三）个人所得税
施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尤其是跨省经营的施工企业，往往会涉及诸多分包业务，因而处理好不同省份劳动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税款缴纳对于企业而言也非常重要。个人所得税的“所得”分类较多，涉及跨省施工企业的主要体现在生产经营中的经营所得和员工工资薪酬所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结合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公告，经营所得需纳税人自主申报，以年计算，按月或季进行预缴。跨省施工企业需要缴纳经营所得的主体主要为施工项目的包工头和建筑安装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员工薪酬所得中，跨省项目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采用全员全额的扣缴申报个税政策，农民工则采用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的政策。
二、跨省经营施工企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增值税政策问题
受到预缴政策的影响，跨省经营施工企业在增值税缴纳方面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预收账款预缴的增值税抵扣时效性不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施工企业收到预收账款后，需到项目施工所在地预缴一部分增值税，或者在企业所在地申报一部分增值税。但是在收到预收账款时，施工企业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因此也无法获得增值税销项税额，因而容易出现预缴的增值税无法及时申报抵扣的问题，会过多占用企业内的流动资金。其次，预收账款可能会重复缴税。施工企业完工后收到的结算款是工程进度款中扣除预缴账款的数额，但是在开具发票时，无法按此数额开票，因此会导致预收账款部分重复缴税的问题。最后，项目之间预缴的增值税无法相互抵扣。在现有的税收政策下，如果施工企业跨省设立多个项目部，不同的项目部预缴的增值税无法相互抵扣，这也会影响企业增值税抵扣的及时性，会增加企业跨省经营的资金成本。［3］
（二）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
结合现有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总部直接管理的异地项目部，需按实际经营收入的0.2%就地预缴所得税，而二级及二级以下的分支机构管理的项目部不能够就地预缴所得税。由此，施工企业采用不同的经营组织，预缴所得税税款也会存在巨大差异。若企业的跨省经营是在外省设置项目部，则按项目实际经营收入的0.2%预缴企业所得税，若是在外省设置分公司，则二级及以下分公司管理的项目部不能够向所在地预缴所得税。这样一来，可能会出现所在地税务机关与企业对项目部的认定不同，如企业认定某项目部属于分支机构管理，当地税务机关认定其由总部直接管理，最终导致统一税源重复征税等问题发生。
（三）个人所得税政策问题
2018年新个税法的修改将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调整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这促进了税收公平的同时也对税务机关的征税提出了新要求。在征税过程中，税务机关需要更好地判定纳税人所得来源及性质。但是，跨省经营施工企业普遍存在劳务分包情况，施工企业大量采用农民工，流动性大，这阻碍了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所得来源做出准确判断。除此之外，当下的个税政策对经营、劳务报酬、工资薪酬等不同来源的所得界定仍然存在条理不清晰、边界不明确的情况，这也不利于跨省经营的施工企业在实践中缴纳个人所得税。如常见的问题有由于一些农民工在1-2个月内短暂参与项目，企业并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而农民工从事的临时性工作所获得的薪资被认定为劳务报酬所得计征所得税。
三、跨省经营施工企业税收政策的改进策略
（一）完善跨省经营施工企业的增值税政策
为了避免过多占用企业流动资金和影响税款抵扣的及时性，建议在增值税推进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取消原有的当企业收到预收账款时需预缴税款的规定。同时，建议逐步放开项目之间预缴的增值税项目抵扣，允许异地项目预缴的增值税互相抵扣。如果施工企业在某省的某项目还没有完工，该地销项税额小于进项税额，而与此同时在另外省份的项目需要预缴税款，则可以用此项目预缴的没有得到抵扣的增值税来抵减一部分税款，如此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减少资金压力，保障内部充足的现金流，也能够帮助税务机关减少工作量。
（二）改进异地项目部预缴企业所得税政策
考虑到施工企业的特性，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相应的异地项目部企业所得税预缴政策。但是就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改政策所限制的预缴范围过于狭窄，会导致不同组织形式适用的预缴政策并不共通，预缴税款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建议在未来税收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适当改进异地项目部预缴所得税的政策，将所有的异地项目部都纳入预缴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之中，如此避免了不必要的项目部组织形式认定环节，也能够使得施工企业项目部所在地的税务机关都参与进税款分配，尽可能地保障公平。［4］
（三）进一步明确个人所得税相关概念界定
首先，要厘清个人所得税来源中经营所得、劳务报酬以及薪资所得的税法界定。一是区分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在这二者的认定方面，可以加入人数作为认定标准之一，如当劳务为一人完成，更倾向于将其界定为劳务报酬所得，当劳务由多人共同完成，则更可能属于经营所得。二是区分劳务报酬所得和薪资所得。在这二者的认定方面，要规范劳动关系对应为工资薪酬所得，劳务关系为劳务报酬所得。应当对临时工与企业的关系进行明确，规定其与企业属于劳动关系。具体到施工企业中，临时性的农民工与施工企业为劳动关系，因此在进行个税来源认定时，应认定为工资薪酬所得。其次，由于跨省经营的施工企业人员流动性大，农民工工资的个税申报准确性不高，且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施工企业在缴纳个税时容易出现漏征少征和重复征税的问题。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在未来的个税改革中也可以尝试对农民工的个税征收实施统一的征收方案，减轻施工企业税务工作的负担，提高征收效率。［5］
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162-01
1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企业年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同于基本养老保险的国家强制建立的性质，又有别于强调自愿、市场化运作的商业保险。而人们偏好即期效用最大化的倾向，使得职工和企业在没有税惠激励的条件下更乐意选择即期工资而不是年金这种预期员工福利，如果政府希望诱导市场主体建立企业年金,以分担政府可能承受的公共风险，就必须发挥外部性内部化的作用，通过权益的让渡来促成。
2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与基准税收相比(即没有税收优惠政策时的税收) ,税收优惠政策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的数量就是通常所说的税收支出,它就是是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体现。企业年金的推行带来的职工税收负担减轻与企业工资成本降低,正是以政府税收支出的增加为代价的。首先，我们做如下假设：在没有实行企业年金时，职工即期工资增长部分P直接发放，按照企业所得税率33%，个人所得税率按10%为平均税率，则对于该部分收入，政府税收包含：
企业所得税：P/（1- 33%）×33%=0.49P；个人所得税：P×10%=0.1P；税收总额：0.49P+0.1P=0.59P。
如果政府实施免征缴费阶段企业所得税，鼓励企业建立年金，则企业出于避税目的将会将P作为年金形式发放，则政府的税收收入变为：
企业所得税：［P/（1-33%）P］×33%=0.16P；保险公司营业税：P×8%=0.08P；教育费附加与城建税：0.08P×10%=0.008P；当期个人所得税：P×10%=0.1P；当期税收总额：0.16P+0.08P+0.008P+0.1P=0.348P；当期税收损失：0.59P-0.348P=0.242P。
由以上推算可知，当对企业实行税惠政策时可引起国家税收收入减少，减少的部分是作为企业年金发放的资金的24.2%。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免征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的减少额就为企业年金发放资金的34.2%。接下来P值的估算根据2001年至2005年13.4%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以2005年工资总额19980.8亿元为基础，假设企业缴费部分不超过工资总额的4%，且其增长率低于工资增长率，则无上限情况下，P的值即企业年金增长了2677.4万元，在上限为4%的时候则为799.2万元。因此，当期税收收入在仅企业缴费免税时的减少额为647.9万元（无免税上限）或193.4万元（免税额度为4%），在企业和个人所得都免税时减少额为760.4万元（无免税上限）或227万元（免税额度为4%）。这些损失的税收仅占当期财政收入的2.05%和2.4% ，而作为养老金P部分的数额要比损失的部分多，即税收优惠是以较小的税收损失换来了养老金的较大增长。需要注意的是，税收优惠的间接增税效应在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积累的同时，还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增加税收收入，有效减少了当期国家由于税惠所损失的税收。
3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解析
在企业年金制度中, 企业年金资金将经历三个交易环节: 企业年金供款征收环节、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环节、企业年金待遇给付环节。因此企业年金的征税领域也就是与这三个环节相对应的：企业年金供款征收环节的企业年金供款征税；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环节对投资收益和资本利征税；企业年金待遇给付环节对个人企业年金收益额征税。如果用T代表征税（tax）,E代表免税（exempt）,可以根据征税环节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征税模式。而在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推行过程中,税收政策不统一，既没有明确的税收模式，对税收优惠水平和享受条件也没有进行严格的考证和限定，导致税惠政策没有发挥其推动年金发展的作用。
4 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1）采用EET税制。EET模式是目前大多数国家所推行的政策，符合了次优税收理论，其特点是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是中立的， 同时确保不能重复征税，它反映的是
长期养老金储蓄、在生命期间收入再分配的真实性质，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所得税的不足，因而也更能激励职工参与企业年金。同时，企业也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建立企业年金，更利于实现我国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
（2）统一税基，制定合理的免税比率。税惠统一以工资为基数，而工资应由基础工资、岗位工资、技能和工龄工资及各种津贴构成，不包括奖金和福利，且对享受税惠的工资限定最高额度，避免高薪人员获得更多优惠，防止偷税和避税。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比率一般为15%左右，但是考虑到我国财政能力，该比率不能太大，以免增加国家的财政压力；但也不能过小，否则达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按照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目标，企业年金未来的替代率将达到20%，要实现这个目标，免税的幅度应该在9%以下，这个额度也要随着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变化而适当调整。
（3）注重税收公平。税收作为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的手段，发挥着重要的促进公平的作用。但目前的税惠政策凸显了很多不公平，如垄断行业、经济发达地区或者高收入者更有条件参与年金，获得更多的优惠，进一步加剧了贫富的差距，这也是很多人对税惠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因此国家应该完善税收政策，增加转移支付力度，将增加的养老金或者税收转移给养老金不足的人群，缩小收入差距。
（4）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安排。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不仅仅是单纯的财政政策问题，还要放在养老保险政策的总体框架下考虑。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以使得企业年金税惠的各项操作有法可依，明确税收优惠的相关环节和税种，以及在税惠政策的核定、监督、征缴等过程中加强政府各部门、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配合，对企业年金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管，杜绝一些违规操作和不合理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必须与基本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税收政策相协调，才能在合理的空间获得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中国企业年金发展的理性判断和政策选择［J］.中国金融，2007,(9).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日趋于精细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长期存在的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税并存”的局面已经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是我国税收改革的必然方向。“营改增”税收政策在2013年8月1日开始向全国予以推广，将会对社会各个行业的财务会计过早造成较大影响。本文以施工企业为例，就营改增税收政策对施工企业财务会计的影响进行探讨。
二、施工企业“营改增”税收政策的基本内容
营改增税收政策在施工企业全面实施之后，就将用税率为11%的增值税来代替过去税率为3%的营业税。主要区别在于：营改增税收政策改革之前，施工企业的营业税征税依据为施工企业提供劳务的全部收入；而营改增税收政策改革之后，施工企业的增值税征税依据为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是通过施工企业在市场上购买材料、设备等获得的增值税发票金额来予以确定，而销项税额则是由施工企业向业主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予以确认。
三、“营改增”带给施工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变化
1.两种税的含义不同
增值税和营业税虽然都属于流转税，但是对于施工企业的意义却各不相同，增值税属于国家所收取的款项，计税依据是增值额；而营业税则属于一种纳税单位的费用，计税依据为营业额。
2.纳税主体身份及计税方式的变化
(1)在过去的营业税体制下，无论纳税人的规模大小，应纳税额通过“税率3%”乘以“营业额”即可得出。
(2)在实行“营改增”税收政策之后，纳税人应该要首先予以纳税资格的认定。第一，资格认定标准。实行“营改增”税收政策之后，国家税务部门基于纳税人的规模大小来分为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低于5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人，以及高于500万元人民币的其他个人；一般纳税人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高于5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人；不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个体工商户、企业，以及非企业性单位均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纳税人不能转为小规模纳税人，而小规模纳税人若所提供的税务资料准确、会计核算健全，那么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第二，计税方式。小规模纳税人：计税方式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应纳税额不得对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应纳税额为增值税征收率和销售额一同计算出来的增值税额。一般纳税人：计税方式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应纳税额为当期进项税额被当期销项税额抵扣之后所剩余下来的余额。
3.税率的变化
在过去的营业税体制下，无论纳税人的规模大小，应纳税率均为“税率3%”。而在实行“营改增”税收政策之后，小规模纳税人的应纳税率为“税率3%”，而一般纳税人的应纳税率为“税率11%”。
4.收入和税负确认的变化
本文举例说明收入和税负确认的变化，合同总价款设定为9990万元人民币。在过去的营业税体制下，营业税=9990万元×3%=299.7万元。再加上3%教育费、7%城建税共计29.97万元，那么实际税负率为3.3%，本项税负为329.67万元。而在实行“营改增”税收政策之后，首先要进行价税分离，分两种情况：(1)若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人，那么9990万元除以(1+3%)，可得出确认收入为9699万元，那么增值税额=9699×3%=290.97万元，再加上3%教育费、7%城建税共计29.097万元，那么合计本项税负为320.067万元，实际税负率为3,204%。(2)若纳税人为一般纳税人，那么9990万元除以(1+11%)，可得出确认收入为9000万元，那么增值销项税额=9000×11%=990万元，而实际税负率则由纳税人所拥有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来决定。经过相应计算，营业税及附加税负=增值税及附加的实际税负，只有在“6.91%×合同额=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情况下才可成立；若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小于“6.91%×合同额”，那么营业税及附加税负>增值税及附加的实际税负；若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大于“6.91%×合同额”，那么营业税及附加税负<增值税及附加的实际税负。
5.涉税申报所需设备有重大变化
营业税申报是不会特殊要求软件设备及硬件设备，但是若申报增值税，那么一般纳税人在具有通用的扫描仪、打印机、计算机等设备之外，还需要有专用设备，包括报税盘、金税卡、读卡器金税盘、IC卡等。按国家财税机关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通过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使用专用发票。
四、结语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促进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有关营业税政策通知如下：
自2005年6月1日起，对公路经营企业收取的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入统一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关键词：工业企业；税务成本；税务筹划；筹划
税务筹划最早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因其在企业实践当中的有效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并且受到各国企业的青睐。税务筹划不同于偷税、逃税、欠税以及抗税，因为他从本质上来说是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所进行的节税行为，它是受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鼓励与保护。从根本上说，企业之所以要进行税务筹划，是由该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所决定的。但是企业是否能够实现税后的成本效益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企业经营纳税情况的制约。就目前现状来讲，纳税筹划是一种事前行为，它是组成工业企业管理的重要部分，而工业企业税务筹划的战略性管理主要是通过对相关涉税业务进行策划，并制作出一套完整有效的纳税操作方案，进而达到节税的目的。
一、工业企业税务筹划战略性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一）工业企业税务筹划的现状分析
随着工业行业的飞速发展，大部分工业企业都意识到了企业税务筹划的必要性，开始进行税务筹划，但整体而言，我国的工业企业税务筹划现在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具体的纳税实践中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第一就是工业企业对税务筹划的认识不够，进行税收筹划的意识不强。第二是工业企业税务筹划整体水平不高，且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税务筹划。第三是工业企业人员素质较低，缺乏税务筹划方面的专业性人才。第四则是工业企业缺乏税务筹划风险意识，忽视了税务筹划的风险管理。
（二）工业企业税务筹划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注意经济条件下，税收已经成为企业经营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纳税问题是每个企业都要面对而且为之头疼的问题。工业企业也不例外。然而，任何一个企业最终的目的都是盈利，所以税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进程。怎样得到最大的利润，如何在法律范围内使税务降到最低便成为了主要目标。偷税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可取。节税只能依靠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虽然安全有效，但是影响个人和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而税务筹划则可以弥补节税的不足，它能在不违反现行税制的前提下，对现有税法和自身企业进行研究，通过比较不同纳税方案，调节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进而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三）工业企业税务筹划的重要性
决定工业企业生产成本的因素很多，而税收是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我国现在实施多税种、多次征的税收政策，在这样的税收环境下，流转税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工业企业经营成本大小，所得税的大小直接影响工业企业投资成本的高低因此，税收是影响企业利润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企业利润而言，对其有着重要的经济平衡作用。税负的高低也直接关系企业经营成果的大小，而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则意味着企业资金的净流出，从这一方面看，企业通过税务筹划来减少税款支出是直接提高企业净收益的有效途径，所以，企业对税务筹划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并投入到实践。其二，工业企业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合理的进行税务筹划的战略性管理，可以较好地保证工业行业的稳定高效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应增加，使得国家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进而更好的进行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好的保持我国社会的稳定。
二、工业企业税务筹划的特点和可行性分析
（一）工业企业税务筹划的特点
1、超前性。企业的税务筹划不是发生在纳税义务之后，而是在纳税行为之前对充分了解我国现行的税法和财务知识，并且结合企业的全方位经济活动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规划和设计以寻求企业的最低赋税，并且选出相对最好的决策方案。这是一种事前行为，具有超前性特点。
2、时效性。每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伴随着国家整体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尤其是在工业行业，由于发展比较迅速，因此较大程度受到国家关注。所以，纳税人在进行企业税务筹划管理的时候，一定要随时关注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3、全面性。工业企业的税务筹划贯穿于整个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之中，每一各需要纳税的环节都要纳入筹划范围。
4、合法性。工业企业的税收筹划体现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而税法则体现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
（二）工业企业税务筹划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工业企业作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要想实现生存和发展并达到获利目标，能够自主地尝试税务筹划措施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使得税务筹划在工业企业具备了实施的主观可行性。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法律环境和我国现行税制等原因，都使得工业企业税务筹划的实施具备客观的可行性。
三、工业企业税务筹划战略性管理的具体操作
（一）进行税务筹划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营改增;工业企业;税收筹划;税收管理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1-0087-02
引言
2011年，中国税务部门和财政部门拟定了关于“营改增”试点方案，到2012年年初，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开展“营改增”的试点。经过中国财政部门以及税务不断的改革和尝试，直到2013年8月，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关于部分现代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营改增试点。随着营改增制度在中国部分行业的试点安排后发现，在营改增试点的部分企业出现了一定的税负的降低，但是，还是存在部分的企业出现了税负增加的情况。据统计数据可得，2012 年9 月至 2013 年 1 月，中国营改增试点期间内，中国的部分工业企业的小规模纳税人的赋税减少了将近4 000 万元，同比下降了将近 42%;而工业企业的一般纳税人的赋税减少了大概1 500 万元，同比下降了将近16%。据不完全统计，纳入“营改增”试点的682家交通运输行业的一般纳税人中，有将近450家企业税负有所上升。“营改增”的目的是通过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地降低企业的税负压力，由此促进中国各个企业的持续发展。所谓的税收筹划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有的一种管理方式，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合法的前提下，结合法律、财务、会计、税务等多方面的知识，通过对企业的组织架构、投资经营方式、营销方式、管理方式进行有效的整合，以达到降低企业税负、节约成本的目的。由于，中国“营改增”的时间较短，不少企业没有适应“营改增”政策下的税收规定，因此，企业单位应该根据自身企业所在的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特点出发，重视税务理念的创新，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的税收筹划的能力，并且必须要做好随手筹划的风险的防范工作，加强企业税务人员的专业技能的培养，才能有效地做到降低税负的目的。
一、“营改增”给工业企业带来的一些影响
（一）部分的工业企业对税收筹划重视不足
据调查可知，中国的不少的工业企业对企业自身的制造工作、销售工作等等非常的重视，将绝大多数的工作的重心放在了生产和销售上面，往往忽略了对企业的财务管理以及税收管理的工作。在某些工业企业中，这些企业的领导者缺乏必要的税收意识，不少的工业企业很少设置专业的办税员，这些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对工业企业的纳税方式以及税收核定情况了解非常的不足。不少的工业企业的管理者认为，税务工作只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交纳就可以，不需要另外进行筹划工作。甚至，某些工业企业的管理者误以为税收筹划就是偷税漏税，企业没有必要为了节约一定税务做违法的事情。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对税收筹划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从中国的工业企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绝大多数的工业企业对税收筹划的理解还处在初步阶段，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来支撑其必要的税收筹划工作，更是无法足够的规范、足够的细致地完成工业企业自身的税收筹划工作。
（二）工业企业的一般纳税人负税有所增加
随着部分的工业企业纳入“营改增”试点以来，工业企业的一般纳税人所需要交纳的税负有了一定的提高。首先，“营改增”之后，中国工业企业的成本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通常情况下，中国工业企业的成本主要是劳务成本、原材料成本、制造机械成本、机械维修成本、财务费用以及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等等。工业企业在进行“营改增”之后，“营改增”的政策规定工业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只可以根据当期缴纳的增值税为基数来计算的工业企业的税金，并不包括营业税的税金。对于某些工业企业来说，增值税抵扣的项目主要是工业企业的原材料等基础的成本以及企业的购买的器械等等，但是，对于不少的工业企业来说，原材料虽然是工业企业很大的一部分的支出成本，但是，原材料可抵扣增值税的部分非常的少，而工业企业的制造机械是企业购置成本非常高，并且需要长期摊销的费用之一，企业很少购买，因此，可以抵扣的机会也比较的少。按照“营改增”之后的税收政策，工业企业在进行新设备、新技术的投资活动，不能享受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导致工业企业的成本会偏高。再加上工业企业的人力成本，企业厂房租金等费用并不属于增值税抵扣的内容。因此，不少的工业企业“营改增”后税负反而增加了一些。
（三）中国不少的工业企业缺乏对税收筹划的风险管理
由于工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许多不可预计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多么专业，如何精密的税收筹划工作，都有可能面临一定的税收筹划的风险。对于工业企业来说，企业实施税收筹划很有可能受到企业内部或者说来自企业外部的各种税务因素的影响。由于受到来自企业内外的各种因素的干扰，很有可能导致这些工业企业在预先进行的税收筹划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或者说按照工业企业预算设置的税收筹划却难以达到预计的效果，甚至可能因为受到内外因素的干扰，导致税收筹划失败，造成企业难以承受的经营损失。现阶段，中国的工业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以及在实施税收筹划的过程中需要面临诸多的问题。首先，由于工业企业对税收筹划的目标以及税收筹划的处理方式上有一定的差异，导致了工业企业税收筹划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如果工业企业的税务人员对“营改增”之后的税收条款的了解存在一定差异，他们制定的税收筹划很有可能会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其次，如果工业企业的税务人员的税务相关知识存在一定的问题，容易导致工业企业的税收筹划方案缺乏可操作性，也容易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四）不少工业企业缺乏专业的税务人员
税收筹划和普通的会计处理不同，税收筹划属于较难的财务管理工作，一个专业的税务人员来说，不仅仅需要对现阶段的税收制度有足够的了解，更多的是需要对相关的税收政策以及税务动态有足够的了解。在“营改增”之后，工业企业的税务人员必须要转变原有的税收筹划的观念，重新去学习和了解全新的税收制度以及新的税收筹划理念。由于“营改增”的时间比较短，工业企业的财务人员对新的税收政策的了解不足，在缴税的过程中被动地接受税务局给出的税务计算，并没有形成全新的税收筹划意识，给工业企业的税务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给中国工业企业在“营改增”之后的税收筹划的建议
（一）提高工业企业管理者的税收筹划的意识
对于一个工业企业来说，生产和销售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工业企业来说，有效的财务管理是一项非常系统化的工作，无论是企业的财务预算、财务成本控制以及税收筹划等等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作。因此，对于工业企业来说，有效的税收筹划是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仅仅涉及到部分的税务成本的减少，更多的是对企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因此，工业企业的领导者需要提高对税收筹划的重视程度，将工业企业的税收筹划作为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中。将工业企业的税收筹划意识融合与工业企业的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并且要加强工业企业的领导层对税收筹划的重视程度，只有提高对工业企业的税务筹划以及管理意识，才能够将税收筹划与工业企业的管理的贯彻实施落实到位。
（二）应该充分了解部分工业企业“营改增”后负税反增的原因
在实施“营改增”政策之后，部分的工业企业的负税增加了不少，但是，从数据上看，并不是每一个工业企业的负税都有所增加。因此，工业企业在面对税负增加的情况，不应该盲目地排斥“营改增”的制度，而是应该从多个方面去了解“营改增”制度，对“增值税”的征收政策进行学习和分析。由于“营改增”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业企业的负税，降低工业企业的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营改增”政策是为了维护工业企业的利益而设立的。只要工业企业对“营改增”后的负税增加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且，针对分析得来的原因、工业企业自身经营情况、行业情况以及最新的负税制度和“营改增”后的各种征收政策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从工业企业内部管理的角度来降低企业的税负，最后就可以降低工业企业自身的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竞争力。
（三）加强工业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防范
首先，工业企业应该将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提上工作议程，建立专业的税收筹划小组，在进行企业税收筹划工作中增加风险评估以及执行监督等基本的环节。其次，税收筹划小组的纳税方案必须要结合工业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的税收筹划方案必须要有针对性，要兼顾企业的资源配置、成本核算、发展战略等多个方面。工业企业可以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并且通过小组的人员配备来做到安全的保障。再次，可以纳税方案制定的稍微有灵活性一点，或者设置一些备选的方案，方便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工业企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选择应对政策。
（四）加强对工业企业税务人员的培养
首先，应该提高对企业相关税务人员的培训工作，确保税务人员对“营改增”后的税收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其次，应该将工业企业的税负管理纳入税务人员的绩效考核中，提高税务人员的工作的积极性。再次，应该加强其税务小组与财务部门、采购部门以及销售部门等部门的沟通，保障纳税方案的实施。最后，财务人员应该做好会计核算工作，给税务人员税收筹划一个良好的基础。现阶段税负有所增加的工业企业应该从企业自身出发，加强税收筹划，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市工业 集约型增长 税收制度
“十一五”规划强调走自主创新之路，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现“十一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战略重点，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具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调控手段和方式，对实现城市工业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应该也必然要起到积极作用。
一、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城市工业发展必然选择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将经济增长方式可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现在经济学界结合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给予的解释是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即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等要素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等粗放型增长方式。二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等集约型增长方式[1]。就我国现实而言，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据资料显示，城市工业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内一些城市倾向于走工业发展道路，然而工业却基本依赖于外延型、粗放型的扩大再生产。各地政府往往偏好追求GDP产值和税收增长而忽视就业的增加，企业偏重于追求规模扩张而忽视质量与效益的提升。走工业强市成为国内许多城市追逐的目标，但是技术创新能力低，新兴工业发展缓慢，生产成本外部化明显，城市间存在工业结构趋同现象和特征。在“十一五”规划中，许多城市将钢铁和运输、汽车产业作为本市支柱产业，一方面导致各城市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较低，另一方面造成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制约现产业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的实现[2]。城市作为国民经济和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其工业必然要经历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城市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税收政策与城市工业增长的关系
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既是一个需要多方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又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其中，财税政策的选择、制定和调整，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工业发展具有积极引导和激励作用。一些税收支出手段的运用，可起到定向引导企业行为以及调整企业投资意愿及投资结构的作用[3]。企业所得税率的高低影响企业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对企业利润课税必然会影响其可支配利润，降低本行业投资能力，但是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通过所得税率的调整可以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和调整产业结构及投资规模等。此外，税收对工业企业资源配置有着明显影响。国家通过税收的开征和调整影响经济资源在城市产业、行业和产品间的分配，从资源配置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的行业转移，刺激企业实现集约化生产经营。考虑到税收对企业投资与资源配置影响，通过国家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必然会在转变城市工业集约型增长方式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效果[4]。
然而，现行税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当前，中国实行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各级税收更多地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挂钩，而增值税、营业税与生产规模直接关联。对GDP产值目标和税收目标更高的追求，客观上引导各级政府多上投资项目、多铺摊子。因为只有多上投资项目，扩大生产规模，增值税、营业税等才能随之增加。因此，企业也必须扩大投资规模，重复增加项目来“配合”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忽视本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竞相采取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导致一些城市工业结构趋同。这种与生产规模挂钩的税收制度刺激了粗放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
此外，资源税税率长期偏低，资源税无法有效发挥调节作用。进入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步入成熟阶段，表现为许多国家普遍征收较高的资源税。我国较低的资源税不能充分反映资源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导致许多资源的价格过低，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在城市环境保护方面，工业企业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污染成本往往由社会公众来承担，环保各项收费较低，远远不能补偿污染治理成本。同时，在税收和信贷上也缺少对资源节约型企业的鼓励和激励机制[5]。
三、改革税制引导城市工业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从本质上看，城市工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和问题，与全国工业增长方式转变是一致的。加速城市工业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对现行税制的进行适当改革。
改革现行税制，建立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有助于引导各级政府更加重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更加重视个人收入的提高，激励集约型、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可以引导和激励工业企业选择经济效益较高的行业，污染严重的企业就会注意产业转移和企业自身结构调整，优化内部管理，避免出现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同样，对于支持城市环保政策的工业企业要予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或者一定的财税补贴，建立起环保型企业的激励机制。
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目前我国资源税税负低，一方面表现在征税范围比较小，另一方面也与当前资源税“从量计征”的征税方式有关。在一些领域中，超强度开采、粗放式利用自然资源的现象屡见不鲜。为科学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税改革已势在必行。资源税税率的适当提高对城市工业企业形成较大成本压力，企业必须重建成本约束机制，合理和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减少不必要浪费，更加注重未来经济效益，进而刺激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税收政策自身的局限性，税收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所有的问题。因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与其他经济手段以及行政、法律手段相配合。因此，应充分协调各项政策以发挥税收政策的全方位整合作用。同时，转变城市工业增长方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不断完善各项税收政策，不断发挥税收政策与市场机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苏晓红，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J]，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2] [5]牛凤瑞 潘家华，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